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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商業 地下「蜃樓」——另類商業模式背後的秘密

　　2002年，一直經營著以防空工程名義興建的哈爾濱三個地下商城的戴永革家族，悄然獲得國家人防辦的支持，直接拿下全國幾十個城市的人防工程批文，並用於商業用途。從此，人和商業在全國四處「挖洞建鋪」，並發力商舖銷售，力圖從「商舖出租商」變身「商業地產開發商」，一切似乎都圍繞著「如何將批文資源迅速轉化成現金」這個核心目標。

　　以「中國最大的地下商城運營商及開發商」包裝的人和商業，不僅受到鄭裕彤家族、紅杉資本等財務投資者的追捧，也於2008年實現IPO。然而，由於地下空間運營難度大，加之人和商業對跨地域運作準備不足，其多地項目租售不暢，新增收入慘淡。不過，其財報仍是一片繁榮。2009年到2012年上半年，人和商業連續三年半或通過神秘的交易，或通過變更會計政策推高淨利潤。在此過程中，其主要股東大規模售股，完成了套現。

　　在人和商業的故事中，權力的影子似乎發揮著神秘的效果。這會是一個商業包裝下的權力套現把戲麼？

　　本刊主筆　 蘇龍飛/文

　　人和商業（01387.HK）終於難掩頹勢。

　　根據最新披露的財報，其2012年上半年商舖轉讓收入首次為「0」，而在最高峰的2009年,這個數字是40億元；同期商舖出租收入也僅為2億元。這樣的營收，甚至不夠其每年超過7億元的債券利息支出。

　　上市4年之後，這間起家於黑龍江哈爾濱市、利用防空工程從事商業地產運營的神秘公司，逐漸褪去光環，顯現出了「真面目」。曾經，它一度以獨特的商業模式及超高的毛利率吸引著外界的目光。

　　2008年10月，人和商業完成IPO的驚險一跳。雖說當時在金融海嘯背景下以遠低於區間價下限的招股價在香港「流血上市」，但也為其募集了33.9億港元的巨資。上市以後，人和商業淨利潤連年高歌猛進，最高的時候年度淨利潤甚至超過54億元，似乎與其獨特的商業模式相當匹配。但是剝開其華麗的財報外衣，看到的卻是涉嫌業績操縱的「虛假繁榮」。

　　隱秘：無法複製的防空工程商業運營

　　人和商業最早吸引人注意的，是其「地下商城」的發展模式。

　　人和商業先在城市的鬧市區興建地下商城，然後通過出租或者出讓地下商舖的經營權獲得收益。不過特殊的是，其地下商城是以「防空工程」的名義興建的，產權歸政府所有，戰爭時期用於防空，和平時期就由人和商業用作商業用途，並加以維護。由於人和商業的「防空工程物業」不被視作房地產，因而可以得到土地出讓金、土地增值稅等諸多減免。

　　1992年6月，人和商業旗下首個地下商城—哈爾濱人和地下購物中心一期開業。該項目位於哈爾濱市繁華的南崗區商圈東大直街地下，佔用地下兩層，建築面積約1.59萬平方米。2001年和2004年，該中心二期、三期陸續開業。

　　自2005年起，人和商業開始了跨地域擴張，先後在廣州、鄭州、瀋陽等城市的鬧市區新建地下商城，並統一命名為「地一大道」。截至2012年上半年，人和商業在20餘個城市開建及收購了超過30個地下商城。

　　由於沒有土地出讓金等成本的支出，人和商業的毛利率常年保持在70%以上，遠勝同行（圖1）。

　　與其光鮮的商業模式形成反差的，是這家企業的神秘性。說其神秘，概因人和商業的當家人除涉及其投資的貴州人和足球俱樂部事務外，從未就公司運營接受過媒體的採訪，甚至究竟誰是企業的實際控制人，外界都不容易確認。

　　人和商業公開披露的最終控股股東叫秀麗·好肯，乍一看還以為是洋人，而實際其本名為戴秀麗，因嫁到英國從丈夫姓氏而改名為秀麗·好肯。身為控股股東的秀麗·好肯並不參與公司經營，僅僅掛名「非執行董事」。其弟戴永革，表面在公司並無持股，卻是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正因為其實際控制人的模糊性，無論本刊的「新財富500富人榜」，還是胡潤的富豪榜進行統計時，都曾先將戴永革編入榜單，而後改為秀麗·好肯家族。

　　戴氏家族之外，人和商業的董事會中也不乏神秘人士。其中，一位名為「王勝利」的獨立董事頗為引人注目。人和商業並未披露聘請王勝利出任獨立董事的起始時間，但披露了王為「退伍軍人」，並且，「於1985年至2005年，彼為中國國家人民防空辦公室員工」。人和商業說王勝利是國家人防辦的「員工」似乎過於輕描淡寫了，其真實身份是國家人防辦原副主任、國家人防局原局長。

　　人和商業的非執行董事中，還有一位叫「蔣梅」的女士。人和商業公開披露的簡歷顯示，蔣梅出生於1972年，1991年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2002年加入該公司。非執行董事，顧名思義，不參與具體經營管理，其通常是由投資人向被投資企業派出的代表，獲得企業重大事項的知情權，並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投票。而蔣梅身為非執行董事，並非由人和商業公開披露的某一投資人派出，更為奇怪的是，蔣梅幾乎從不參加公司的董事會。根據人和商業2008-2011年四年的年報披露，蔣梅除了2011年參加過一次董事會，其他時候概未現身。

　　外界對蔣梅在人和商業的角色分外疑惑。從時間上來看，人和商業的對外擴張與蔣梅有一個重大的「交匯點」。人和商業獲得第一張哈爾濱之外的地下商城開工批文是在2003年，地點在廣州，頒發機構為「國家人民防空辦公室」。此後，人和商業在哈爾濱之外所有城市的批文，無一例外皆為國家人防辦所頒發。而此前人和商業在哈爾濱本地的一二三期工程，批文出具單位皆為黑龍江省人防辦。而蔣梅加盟的時間點恰恰是此前一年的2002年，這不得不讓人產生聯想：蔣梅加盟之前，人和商業只能從黑龍江省人防辦拿到批文，是否蔣梅加盟之後，人和商業則能在國家人防辦順利拿到批文，從而為其實施全國性擴張奠定基礎？

　　人和商業的模式有其天生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卻不是他人可以輕易模仿得了的。

　　與成本優勢相伴的也有不足，由於沒有繳納土地出讓金，人和商業無法獲得土地產權證，進而也就無法獲得商業開發的銀行貸款，但這似乎並沒有對其構成障礙。就在人和商業從國家人防辦拿到大量批文，可以在全國各地大勢擴張之時，投資人適時地「捧上」了巨量資金。

　　在2007年底至2008年初1個多月的時間內，人和商業前後三次引進了6家財務投資人。此6家PE合計向戴氏家族支付了35.8億元，從其手中受讓了人和商業部分股權。投資人中，最大的領投者當屬香港赫赫有名的鄭裕彤家族，他通過旗下的新世界等公司出資16億元；此外還包括沈南鵬主持的紅杉資本，這也是紅杉所投資的第一個房地產項目。

　　戴氏家族拿到這35.8億元資金以後，並未如數投入公司，而僅僅將其中的14.3億元注資到人和商業，換句話說，戴氏家族在此次募資中套現了21.5億元。交易完成之後，6家投資人合計擁有人和商業18.87%股權，戴氏家族持有剩餘81.13%股權（圖2）。

　　人和商業此次私募融資讓外界倍感意外的是，通常財務投資人向企業入股時，是不允許創始人套現的，因為財務投資人的資金投入企業是希望帶來更多增值，即使同意也只會允許創始人做小額的套現；而戴氏家族卻藉著此次私募融資進行了巨額的套現，投資人的投資款中超過60%被用於套現了。

　　投資人為什麼會同意戴氏家族在私募融資中做如此巨額的套現，外界不得而知，但可以確認的是此種行為相當反常。在戴氏家族套現的背後，是否還有不為人知的幕後交易？

　　操縱：上市後匪夷所思的財報

　　作為謀劃上市的準備工作，人和商業於2006年悄然改變了自己延續十幾年的經營模式—從以商舖出租為主，轉向以商舖銷售為主。在「根據地」哈爾濱市，人和商業一直都是自己做「地主」，將商舖出租給個體戶。也許是這種細水長流的收款模式在資本市場缺乏想像力，同時也不利於根據手中持有的大量防空洞批文展開滾動式開發，於是，通過賣商舖加速資金回籠，成為其自然而然的選擇（其所賣的商舖並非產權物業，而僅有「40年經營權」）。

　　2008年10月，人和商業以「中國最大的地下商城運營商及開發商」之概念，在香港交易所完成IPO。雖說當時在金融海嘯背景下，其招股價遠低於區間價下限，但募資額也高達33.9億港元。

　　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地下空間幾近壟斷的份額優勢，似乎可以給資本市場投資人相當的想像空間。上市以後，人和商業也確實呈現出高歌猛進的姿態，淨利潤連年高漲，最高的時候年度淨利潤甚至超過54億元，似乎與其獨特的商業模式相當匹配，但是剝開其華麗的財報外衣，看到的卻是匪夷所思的「虛假繁榮」。

　　上市後，人和商業業績的一個典型的特徵便是，主營收入與淨利潤的巨大背離（圖3）。

　　2008年上市當年，人和商業主營收入在2007年3.66億元的基礎上，迅猛增加至30.5億元（主要是銷售商舖的收入增加了14倍），錄得淨利潤19.03億元，按照人和商業70%以上的毛利率，這個淨利潤數據也算正常。

　　2009年，人和商業錄得41.63億元主營收入，而淨利潤居然高達40.38億元。其淨利潤之所以幾乎等同於主營收入，因為2009年12月18日人和商業以24.35億元的價格，整體出售了一家子公司—鄭州服飾批發及零售地下購物中心項目一期權益，因而獲得19.07億元淨收益。

　　2010年，人和商業的主營收入與淨利潤背離得更加離譜，其主營收入大幅下滑至11.42億元，但淨利潤卻是數倍於主營收入的38.43億元。其維持業績的手法與2009年類似，人和商業於2010年11月出售了5家項目子公司—遼寧鞍山、黑龍江大慶、四川成都、山東濰坊、遼寧大連5個項目，獲得淨收益40.53億元。

　　2011年，人和商業的淨利潤再創新高達到54.39億元，但其主營業務收入卻僅有22.45億元。不過，這一次淨利潤大幅超過主營業務收入，不再是通過出售子公司來實現了，而是通過會計政策的調整來實現。其2011年年報披露，「本集團將投資物業的會計政策由以成本模式改為以公允價值模式入賬」。所謂公允價值入賬，打個通俗的比喻，雖然物業的建設成本是100萬元，但預估該物業的市場售價是500萬元，因而便以500萬元入賬，於是憑空多出了400萬元的賬面利潤。由於會計政策的調整，使得人和商業該年度錄得68.67億元的資產增值，但這僅僅是紙上財富，並不能帶來任何實際現金流的增加，更多是粉飾報表之作用。

　　人和商業這樣陳述其調整會計政策的理由：「使用公允價值模式可提供更多關於投資物業財務表現的相關信息，有助使用者更易理解這些資產的相關風險，這種做法與業內處理這類資產的慣例一致。」而業內人士則質疑，人和商業的地下商城是以防空工程的名義開建，只擁有經營權，產權歸政府所有，因而不能以公允價值進行調整。

　　2012年上半年，因物業公允價值的調整而繼續給人和商業帶來了17.5億元的資產增值，使得其淨利潤4.5倍於2億元的主營業務收入。因為公允價值的調整，給人和商業帶來巨額賬面利潤的同時，卻也導致其累計要補交高達43.86億元的稅款（計入「遞延稅項負債」科目）。這無疑成為一個沉重的財務負擔，畢竟公允價值調整形成的賬面利潤是虛的，而應交稅金則是實實在在的。

　　謎題：出售項目公司背後的四大疑問

　　相較於2011年進行的會計政策調整引發的質疑，人和商業2009及2010年轉讓項目子公司的行為及動機，更加令外界感到迷霧重重（表1）。

　　疑問一：買家為何願意如此高溢價接盤？無論是2009年出售的1個項目，還是2010年出售的5個項目，皆可稱得上是高溢價出手。其中，2009年出售的鄭州項目，其淨資產僅為5.28億元，卻錄得折合人民幣24.35億元（27.65億港元）的售價。2010年出售的5個項目公司，其合計淨資產更是只有-0.82億元，卻錄得折合人民幣39.71億元（46.67億港元）的售價。

　　當然，也許買家並不是按照淨資產評估來購買，買家認為按照市場公允價值，相關項目值這個價。但2010年出售的項目公司中，大連項目及大慶項目是2009年收購而來，當初人和商業支付的收購代價分別為3200萬元及7715萬元，一年之後轉手的價格分別高達2.38億元（2.79億港元）及7.42億元（8.72億港元），溢價分別高達6.4倍及8.6倍。買家願意如此高溢價接盤，著實令人匪夷所思。

　　疑問二：項目公司的買方究竟是誰？當我們想追問那些「冤大頭」買家到底是何方神聖時，人和商業卻羞羞答答不願透露。通過人和商業公開披露的信息，我們只能看到項目公司的買方，都是一些英屬維京群島（BVI）的神秘離岸公司，而這些離岸公司的幕後控制人則變成了謎團。人和商業僅僅告知：「據董事做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信，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這種解釋更加顯得幕後買家之神秘。

　　似乎是為了刻意隱藏買家的身份，人和商業所出售的各地項目，皆不是將境內的項目公司的股權直接出售，而是間接地將BVI離岸控股公司出售，這樣無需直接變更國內項目公司的工商資料，外界也就無法通過查詢工商變更資料來獲悉買家的詳細信息。

　　2012年2月，一家名為Ripley Capital的研究機構發佈做空報告稱，人和商業山東濰坊項目的幕後買家系中渝置地（01224.HK）主席張松橋，此人在香港與鄭裕彤家族有著緊密聯繫。該研究機構出具的證據是，人和商業山東濰坊項目的法人代表在2010年12月（即緊接人和商業出售該項目之後）變更為一名為「林孝文」的人，而林孝文正是中渝置地的副主席兼總經理，而且林孝文留下的地址也正是中渝置地在香港的辦公地點。

　　但人和商業隨即發佈澄清公告稱，濰坊項目的買家並非中渝置地，也非張松橋，「而是一位與本公司沒有任何關聯的獨立第三方」，但人和商業依然沒有公佈買家究竟是誰。中渝置地也同時發佈澄清公告，稱該公司並未購買人和商業的濰坊項目。

　　之後，林孝文對外承認，濰坊項目繫個人投資行為，與其任職的公司無關。但令人不解的是，其作為一個職業經理人，何來10.88億港元的巨額收購資金？

　　疑問三：為何交易都在接近年末時進行？回顧6個項目公司的交易時間，2009年出售鄭州項目公司於該年12月18日完成，2010年出售的5間項目公司則同時於該年11月完成。而且，兩次交易買家首期皆只支付了總價30%的收購款，剩餘的則變成了人和商業的應收賬款，但是溢利則是全額計入了當年損益。考慮到該等交易額度之大，對淨利潤的促進幅度之大，這樣的安排難免讓人懷疑，是否人和商業刻意連續兩年在年末通過神秘的特殊交易來推高當年淨利潤，以營造業績高增之虛假繁榮？

　　疑問四：重大交易為何沒有及時披露？更加令人驚詫的是，2010年11月涉資46.67億港元的5個項目公司轉讓交易，人和商業竟然沒有即時發佈交易公告，而是直到翌年4月28日發佈年報之時，才在年報中提及。

　　根據港交所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規則，對於一項交易是否需要即時披露有一個「5%原則」，即：交易的資產佔總資產的5%、交易資產的盈利能力佔企業總利潤的5%、交易資產的創收能力佔企業總收入的5%、交易資產的對價佔企業總市值的5%、交易資產所涉及的股份數佔總股份數的5%，只要滿足任何一條即為必須強制披露的交易。

　　仔細核對的話，人和商業2010年11月出售5個項目至少達到其中兩個條件：交易的總資產21.17億元（雖然淨資產為負數）遠高於當時人和商業212億元總資產的5%，交易總對價46.67億港元也遠高於其當時總市值330億港元的5%。所以，人和商業理應對此重大交易及時披露，但為什麼沒有進行公告披露呢？

　　盛富資本董事總經理黃立沖就此分析認為：「合理推測，有可能是將出售5家子公司的行為，分拆成5筆交易來處理了，這樣可以確保每一筆交易都不觸及5%原則。」所出售的5家項目公司中，最大的一筆為成都項目，交易對價15.11億港元，恰好略低於人和商業當時市值的5%（16.5億港元），5個項目的21.17億元合計資產分拆一下也低於人和商業總資產5%的額度（10.61億元）。

　　通過這種分拆的方式，人和商業巧妙迴避了港交所的信息披露規定。黃立衝進一步分析認為：「第一，從這個交易發生在年末的時間點來看，存在粉飾報表的可能性；第二，分拆成5個交易恰好規避了信息披露的要求，這樣就可以將買家真實身份隱藏起來。如果交易達到強制披露要求的話，通常是要同時將買家的股東信息進一步披露的。現在我們看到的買家都是一些BVI公司，幕後是誰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是同一個幕後人呢？如果是不同的買家，談判進展各不相同，怎麼恰恰就湊到了幾乎同一個時間點達成交易呢？」

　　無論如何，這些神秘而疑問諸多的項目交易，只會加重外界對人和商業連續數年操縱業績的懷疑：2009年及2010年通過非經常性的溢利來推高淨利潤，2011年及2012年上半年則通過公允價值的調整來推高賬面利潤。

　　敗局：掩飾不住的運營短板

　　與人和商業通過各種方式維持著淨利潤持續高漲不同的是，其主營業務收入在2009年之後呈現出震盪下行之趨勢。主營業務收入之軌跡，折射出人和商業在經營上的短板，以及跨地域運作的準備不足。

　　人和商業將其主營收入細分成「租金收入」與「轉讓經營權收入」（即賣商舖收入），其商舖租金收入一直在低位徘徊，而轉讓經營權收入則經歷了急速上升又迅速跌落的過程（圖4），這也是導致其主營業務收入急跌的主要原因。

　　2006年人和商業開始有了轉讓商舖的收入，金額為6200萬元，並一路猛漲至2009年最高峰的超過40億元，但之後卻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直線下跌，乃至於到2012年上半年，商舖銷售收入居然為「0」。為什麼人和商業的商舖銷售會呈現出這種詭異的走勢？

　　其實，自1992年開始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人和商業只能說是一個地處哈爾濱的地下賣場的運營商。那時候其主要考慮的事項在於，如何將賣場的人氣做旺並且維持住，從而將商舖租出去。在本地十餘年的經營中，人和商業成功做到了這一點，雖然營收不高，僅有幾千萬元，但也處於一種「小富即安」的狀態。

　　而2006年之後，人和商業為了醞釀IPO上市，開始重點發力商舖銷售，從而逐漸從「商舖出租商」變身成「商業地產開發商」。在激進擴張政策之下，人和商業在全國各地四處「挖洞建鋪」。

　　從人和商業近幾年的項目開工及竣工情況來看，其每年無論是開工項目數量還是開工面積，都在急速飆升，而每年竣工的項目及面積卻遠不及開工項目（表2）。為了應對龐大的工程支出，人和商業繼IPO融資33.9億港元之後又數度融資：2009年7月增發20億股新股，融資37.2億港元；2010年4-11月又連續三次發債，融資9億美元。

　　隨著從出租商舖向出售商舖這個經營重心的轉移，人和商業在激進開發的同時，只想著盡快將商舖銷售出去，在運營層面卻鮮有發力營造人氣、維繫人流量。其在瀋陽、武漢、成都、邯鄲、莆田、贛州等地的項目，先後有經營不善或與承租商戶發生衝突等問題見諸報端，顯示出人和商業新開發的項目場地冷清、管理混亂。

　　以位居武漢黃金商區漢正街的項目為例，據媒體報導，該項目初期開業時基本滿租，租金價格也一度高達每月每平方米300元，但由於其招商時操作混亂，經歷開業初期的短暫旺盛之後，許多商戶進駐後都出現虧損，一年期滿後，大部分商戶退租。開業兩年，商戶們輪番退租，而項目管理層更是幾經「換血」。

　　相較於地面空間，要將地下空間的人氣做旺，難度要大大增加。人和商業這種大規模的新增項目擴建，伴隨而來的必定是商場運營人才儲備的斷檔。多年來，人和商業運營團隊的人才儲備僅限於滿足哈爾濱三個地下商城所需，猛然間在全國增加幾十個項目，足夠經驗的運營團隊之缺乏可以想見，各地項目與商戶矛盾重重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未能成功營造出人氣的地下空間，要將本無產權的商舖物業銷售出去談何容易。於是，人和商業轉讓經營權的銷售收入，在IPO的光環效應下出現一波「脈衝」之後，立刻出現「高台跳水」的情況，2009年之後每況愈下，直到2012年上半年，轉讓經營權的收入重歸於「0」。這也宣告了人和商業「防空洞商業地產」模式的破裂。

　　此外，從人和商業的租金收入數據來看，其全國的擴張也是失敗的。數據顯示，人和商業的租金收入基本停留在1億-2億元之間（2009-2010年租金收入還呈下降趨勢），而其於全國擴張之前的2006年在「根據地」哈爾濱的租金收入即突破1億元。這說明增量的項目所貢獻的租金收入相當有限，2006年之後年份中的租金收入依然是哈爾濱老賣場貢獻了大頭。

　　無疑，人和商業四處開花新開發的項目陷入了「既不好賣也不好租」的窘境。2011年，人和商業租金收入雖然大幅上漲至3.57億元，但這個增量並非由其新開發的項目所貢獻，而是2011年初收購了一個成熟的賣場物業—無錫招商城（耗資26.39億元），帶來了1.92億元的租金收入。

　　另一個相當反常的現象是，人和商業所收取的租賃押金近年大幅增長，甚至大大超越每年的租金收入（圖5）。轉折發生在2009年，該年的租賃押金首次超越全年租金收入，並且數倍於租金收入。按照一般的商舖租賃規則，租戶交納的押金通常相當於1-2個月的租金，再高也不會超過3個月的租金，所以在通常情況下，物業擁有者所收取的押金為年度收入的25%左右。對於這種反常情況，一種可能的解釋便是，商場人氣不旺，租戶退租、轉租頻繁，商場方面因此可以租戶違約為由拒絕歸還押金，並將原鋪重新租給新進場者，再次收取押金。此外，還有一種可能的情形是，對於合同期滿不再續租者，商場也以各種藉口拖延歸還押金。於是，沉澱下來的押金金額不斷高企。

　　這一頭不斷大規模開工新項目，那一頭商舖銷售及租賃的回款不順，人和商業的現金流日趨緊張。2012年中報數據顯示，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僅有14.14億元，而流動負債則高達39億元；同期2億元的主營業務收入，甚至不夠支付其每年超過7億元的債券利息。

　　正是在這種資金緊張的背景下，2011年年中，人和商業醞釀了一個令人咋舌的計劃。當時，人和商業才剛剛完成對無錫招商城的全面收購，便要求該商城的所有租戶一次性交納20年的租金。如果此計劃得以實現，則人和商業能夠一次性收取到大約38億元現金，不僅能將26億元的收購款覆蓋，還能盈餘超過10億元。

　　自然，這種做法遭到了商戶的強烈抵制。在數千商戶的罷市抗議下，無錫市政府出面調解，該計劃最終胎死腹中。

　　追問：猛撲IPO背後的急功近利

　　人和商業，這個一度被譽為擁有傳奇商業模式的另類地產公司，似乎最終躲不過隕落的命運。其股價也跟隨其營收狀況上演著高台跳水的慘狀（圖6），截至2012年11月19日，其收盤價僅為0.4港元/股。按其220億股總股本計算，總市值為88億港元，折合人民幣71.28億元，而其2012年中報顯示的淨資產為220億元，市淨率0.32倍。換句話說，人和商業1塊錢的淨資產，資本市場只認可其價值0.32元，說明市場認為其資產存在「虛胖」成分。而追根溯源，其中主要原因在於其2011年變更會計政策，由歷史成本法改為公允價值法，導致資產虛增。

　　在股價下行過程中，人和商業的主要股東們卻完成了大規模的套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鄭裕彤家族，以及控股股東戴氏家族。

　　鄭裕彤家族在人和商業上市前對其合計投資約合人民幣16億元，上市後持有21.7億股股票（佔比10.85%）。2009年6月4日，鄭裕彤家族首次以1.4港元/股的價格套現6億股，2010年7-9月又連續三次集中套現。及至2012年2月28日，鄭裕彤家族基本套現完畢，其派駐在人和商業的非執行董事何智恆也辭任而去。根據港交所披露的套現記錄及價格估算，鄭裕彤家族套現的總金額約為28億港元，較其初始投資額淨賺約10億港元（這個金額還不包括人和商業上市以來數次分紅所得）。

　　控股股東戴氏家族則於2009年7月21日一次性以1.86港元/股的價格套現10億股，收得現金18.6億港元。此外，戴氏家族持續以股權激勵的方式向管理層轉讓股票，眾高管按1.34港元/股的行權價累計行權5.08億股，戴氏家族借此套現6.8億港元。如果再加上上市前財務投資人入股時戴氏家族獲得的21.5億元，其套現總金額將超過40億元。其持股比例也從上市時的68.96%，降至目前的46.62%。

　　主要股東實現了大規模套現，留下的卻是每況愈下的企業經營。現在回過頭來再梳理，導致其今日局面之軌跡愈發清晰。

　　自1991年起，戴氏家族從黑龍江省人防辦拿到批文，以防空工程的名義經營著哈爾濱三個地下商城，收入不高但也過著小富即安的日子。

　　重大轉折發生在2002年，人和商業悄然獲得國家人防辦的支持，得以跳過各地人防辦，直接拿下全國幾十個城市的人防工程批文，並用於商業用途。這個時間點與蔣梅出任人和商業董事的時間點恰好重疊。

　　手握大量批文資源的人和商業，接下來需要考慮的便是，如何迅速將其變現轉化成收入，於是便有了2006年從「商舖出租商」向「地產開發商」的商業模式轉型。而當大規模開發需要巨額資金支持之時，鄭裕彤家族領銜的資本在2007年恰到好處地把資金奉上，對人和商業「扶上馬，送一程」。

　　業績的跳躍式增長，以及大量批文所勾畫出來的美好前景，顯然給資本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想像空間，於是人和商業以「中國最大的地下商城運營商及開發商」之概念於2008年成功實現IPO，並募得進一步開發的巨款。

　　全國各地的數十個項目就此轟轟烈烈開工了，但一味想著盡快開發、盡快變現的人和商業，並未考慮到商業運營團隊銜接及商場人氣培育的問題，以為只要建好就一定有人掏錢買鋪子。由於地下空間做旺人氣本身就比地上空間要難得多，再加上運營管理的斷檔，導致各地項目銷售不暢，企業上市不到兩年，其主營收入便像斷線風箏般直線下墜。

　　於是，在主營收入下降的背景之下，我們看到了2009-2012年上半年連續三年半，人和商業或者通過神秘的交易，或者通過變更會計政策來推高淨利潤，給外界留下「操縱業績、粉飾報表」之質疑。與此相伴的，是主要股東的大規模售股套現。

　　在這條軌跡中，我們看到的是「急功近利」四個字，一切似乎都圍繞著「如何將批文資源迅速轉化成現金」這個核心目標。人和商業的身後似乎隱現著權力的影子，這會是一個把權力包裝成商業概念，並在境外資本市場完成套現的案例麼？

$131億洗黑錢 揭潮州幫地下錢莊

批踢踢大解讀　最敢說真話的地下社會

地下炒金騙局揭秘：必輸的外盤黃金對賭交易

2012年注定是黃金歷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全年上漲110.13美元或7.04%。這也意味著，黃金連漲12年，成為商品期貨的最長升勢。

在不少投資者看來，黃金還要再漲十年，須把握住機會，利用黃金的高槓桿將手中的錢輕鬆翻幾倍。許多不法之徒正是利用這種投資心態，通過開設非法黃金交易黑平台等方式，將投資者的血汗錢一吸而光，隨即逃之夭夭。

蒸發掉的血汗錢

康女士今年1月就遭遇了此種騙局。「幾天的時間，10萬塊錢就沒了，電話也打不通，人也找不到，我是不是被騙了？」

40歲的康女士2012年底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加上家裡親人去世遭遇變故，她急於通過投資來改善自己的生活。這時，她連續接到一家來自上海、自稱是佑榮貴金屬內地分公司的電話，希望她能到其公司開戶炒黃金外盤(倫敦金)。多次電話誘導之下，2012年12月26日，在該公司一位自稱是黃金專家朱信的勸說下，從無投資經驗的康女士在網上開了戶，往賬戶裡存了3萬元。

朱信向康女士介紹，佑榮貴金屬公司是香港的公司，是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的會員單位。「黃金是最穩妥的投資，設置止損即便虧損不過是幾百元而已。而且他親自操作，可以穩賺不賠。」

「開戶的當天晚上，朱信就幫我掙了5000元。第二天，又變成了一萬元。」如此，嘗到甜頭的康女士更加信賴朱信。這時，朱信打電話給她說，公司年底整頓，他帶的客戶賬戶至少得有10萬元資金。康女士得趕緊湊齊十萬元，否則就不能幫她操作賬戶了。

「他要我放心，正好趕上星期五(1月4日)非行情時間，等到我星期一(1月7日)，最遲不過星期二(1月8日)就可以把錢取出，而且還不會影響我後期賬戶操作。我想既然開戶，他又那麼有把握，所以就湊了10萬元放進去(賬戶)了，由他們來操作。包括我的本金8.3萬元和他們幫我操作的收益1.7萬元。」康女士說：「我連生活費都放進去了。」

然而，出乎康女士意料的是，從1月4日開始的卻是格外漫長的等待。「1月7日，我打不開賬戶，聯繫業務員及朱信的助理，都說朱老師出差了，我的賬戶和別的投資者的賬戶綁定在一起看不到信息，要等朱老師回來。一週以後，我終於聯繫上了朱信，但發現我的賬戶只剩下397美元了。朱信解釋說，他不在公司期間，他們的學徒操作賬戶導致了我的虧損。為了彌補我的損失，如果我再入金(打錢)進去，可以提供給我20%的補償金，比如我打進去10萬塊錢，賬戶裡就是12萬元。」康女士說：「我拒絕了。更氣人的是，問題還沒有解決，當天晚上僅剩的397美元又被炒沒了。」

康女士所不知道的是，內地正規渠道炒黃金採取的是第三方託管方式，客戶資金實質上存在客戶名下的銀行賬戶中，而地下炒金黑平台表面上幫客戶把錢匯到了其在香港的交易賬戶，給客戶造成一種錢還在其名下的假象，實際上已受經紀公司的控制，是地下炒金公司的個人賬戶，流進了個人的口袋。客戶賬戶上顯示的資金，說白了只是一組「數字」而已。

典型的黃金外盤交易騙局

在此之後，康女士再也沒能聯繫到這個所謂的黃金專家朱信。事後，她才瞭解到，有著類似遭遇的人很多，損失都在10多萬元。他們都想找朱信和佑榮貴金屬討個說法，但以前聯繫的辦公電話和手機都處於停機狀態，辦公地點也已由上海浦東搬至上海金山區的某寫字樓內。

本報記者也多次聯繫朱信，但通過公開信息找到的手機及座機號均已停機。截至本報發稿前亦未能聯繫上佑榮貴金屬。

記者在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的網站上發現，佑榮貴金屬的確屬於其會員單位，但交易資質屬於B類，即其只能交易99金、港元公斤條，並沒有交易倫敦金的資質。

漢路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曾智紅表示，康女士這種遭遇並不鮮見，而且這種行騙手段已經有多年歷史。他們自稱是佑榮貴金屬在內地的分支機構，可能只是借佑榮貴金屬的一個名頭，屬於「三無」公司。

另據記者瞭解，這些地下炒金公司的藏身之地，最典型的是分佈在各寫字樓裡。之所以選擇這些場所，一是因為租用寫字樓的成本相對比較低廉，二是考慮公司「蒸發」時撤離更為方便。

實際上，這些公司基本都是「皮包公司」，一般來說，公司老闆以及從業多年所謂有經驗的工作人員，用的都是假名，很多老闆用的都是假身份證。如果出現問題，對他們來說大不了換個地點更換個公司名稱再做罷了。

地下炒金公司的銷售方式，以網絡營銷和電話營銷為主。公司對招聘的大量剛畢業的大學生並沒有什麼專業培訓，根本不對他們進行職業規劃，不考慮其未來以及應有的權利，只知道盤剝他們的剩餘價值，對他們進行錯誤引導，不擇手段地把他們當做賺錢的工具使用。

至於如何牟利，一位多年從事期貨交易的人士表示，行情軟件和下單軟件是期貨投資者最依賴的兩大「法寶」，因此一些非法的地下炒金公司往往會在這兩個重要的工具上做文章。

一家接觸過地下炒金公司的人士向記者透露，90%的地下炒金公司做的是「黑平台」，以做香港平台和國外平台為主。以香港炒金平台為例，大多打的是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的旗號，低價租個服務器就可以拉客戶「交易」了。

某銀行黃金業務部人士表示，這些地下炒金公司有很多貓膩，甚至與客戶做對手盤，客戶做多他做空，客戶做空他做多，穩賺不賠；還有的一遇到行情不好，就拿著客戶的保證金跑路了。

曾智紅說，境外炒金都是非法的，因此投資者炒黃金外盤存在著極大的風險。一般而言，公安機關會以非法經營罪或者詐騙罪懲處。如果是正規公司在內地的分支機構，會處以非法經營罪；如果根本就是三無公司，則以詐騙罪處罰。康女士表示，已到北京某派出所報案，但由於證據不足，尚未立案。

天一金行高級研究員肖磊建議，投資者在進行黃金投資時應選擇受法律保護、有明確政策規範的合法投資渠道，以避免不必要的投資損失。目前我國比較安全的黃金投資渠道有四：一是商業銀行或黃金公司提供的實物黃金業務；二是商業銀行提供的紙黃金業務；三是上海期貨交易所提供的黃金期貨買賣業務；四是上海黃金交易所的T+D延期交收業務。其中，黃金期貨在國內指的是上海期貨交易所提供的黃金期貨買賣合約，而由其他法人主體提供的所謂黃金期貨交易都不受國家法律保護。

歐洲地下經濟規模堪比德國經濟規模

一份Tax Research的研究報告顯示，基於未加權平均值的基礎上，歐洲地下經濟規模為歐洲整體經濟規模的22.1%，約為3.55萬億美元，這已經與德國經濟規模相當。

報告顯示，奧地利和盧森堡地下經濟規模在歐元區最小，為GDP的9.7%；保加利亞為35.3%，羅馬尼亞為32.6%，位居榜首。

主要經濟體中，德國地下經濟規模為GDP的16%，法國15%，意大利27%，西班牙22.5%。

ZH認為，從稅收損失角度看，這些數據令人震驚：地下經濟約造成8640億歐元稅收損失，相當於歐元區GDP的7%。

表面來看，由於稅收上升，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別無選擇，轉向了地下經濟。這對歐元區經濟是最大的威脅。這還有可能是「緊縮」一直不太成功的原因，因為通過傳統渠道徵繳的稅收少了很多。

各國地下經濟規模佔總經濟的比例圖表（佔%）：

各國地下經濟規模數值圖表：

各國稅收損失數值圖表：

16個歐盟成員國中，地下經濟造成的稅收損失，已經超過年度財政赤字的100%——這暗示在理論上，解決逃稅問題就可以解決年度赤字問題。

其實，歐洲各政府一直在就避稅問題進行各種努力，華爾街見聞在4月8日曾報導，盧森堡財長Luc Frieden宣稱，盧森堡將與歐洲國家加強在防止偷稅漏稅上的合作，這可能會結束盧森堡避稅天堂的地位。

當然，有關逃稅問題的焦點之戰還是在瑞士，相關深度報導見華爾街見聞的瑞士精神之戰。

ZH認為，政客們可能不會預見到，解決避稅問題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即更多人轉向地下經濟。

聯發科「地下爆破」 掀平板低價戰

SENSE隨筆131204地下經濟與山寨文化 掌門天地

SENSE隨筆131204
地下經濟與山寨文化
執筆人：Kan

〈地下經濟〉
有人類的地方就有交易活動。 社會的演進從漁獵採集型態到農業，再到工商業；交易貫穿各時期而無處不在。 不管是以物易物， 或是用金錢做媒介，無論是否合法，交易都令雙方得到了好處。 只要有需求，人們就會創造供給來滿足它。 反之，只要有供給，商人都會想盡辦法創造需求來促進營銷。 這是古今恆常的道理。***

香港大多數人或創業開店，依法規營商及繳稅；或在辦公室上班，擁有一份穩定的收入，每年繳入息稅。 這種我們視為正常的經濟制度其實反而是異常的。 全世界有一大半人口投身於非正規的經濟體系，從事「地下經濟」的營生。
《地下經濟》作者Neuwirth美其名為debrouillards，這個法語的意思是 “充滿創造力的經濟模式”，簡稱「D體系」。「D體系」是流傳於非洲法語系國家與中南美地區的俚語，指的是地區盛行的：未向政府登記、沒被納入管理、以現金支付，且不繳稅的生產與交易活動，以及其所形成的經濟體系。***
經濟學文獻上與此相近的用詞，包括了非正式Informal、未納入管理Unregulated或無組織Unorganized之體系，或簡稱其為 黑市Black Market、地下經濟Underground Economy或 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並將同時兼有地下經濟及正式體系的經濟，稱為雙元經濟體Dual Economy。

根據書中引用的估計數據，全世界地下經濟約有十萬億美元的規模，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地下經濟普遍存在於未開發國家、發展中地區、先進國家的發展初期，甚至先進國家的落後地區。 由於體系具有不繳稅及不受政府規範的特質，故多予人以落後髒亂、破壞市容與公共秩序之不良印象，且易讓人將之與黃、賭、毒或走私軍火等犯罪活動聯想起來。

但是此體系亦發揮許多正面的功能：它為不計其數的社會底層人士提供了就業機會，因而活絡了整體經濟。 人們在「地下體系」中鮮少接受政府協助，他們努力奮鬥，展現旺盛的生命力。 其中某些人終至事業有成，升級轉型進入「正式體系」。 由D體系演化為雙元經濟，再進化為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全球所有已開發國家皆曾經歷的發展路程。***

〈山寨文化〉
1979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 同時亦成為聞名遐邇的世界山寨。 山寨産品防不勝防地混雜在各種衣物、皮革、手機的貴價品牌當中。
在山寨手機大本營的廣州大沙頭二手貿易中心， 人們可以隨便買到幾十款不同型號、幾可亂真的最新款手機，有些甚至附上產品防偽標誌。 這些手機外表非常漂亮，螢幕顯示與正品一樣清晰，所有功能都能運作，看起來就像原廠的完美複製品，但價格只是正品的五分之一，如果大量購買還能再打折扣。
成千上萬帶著滿袋人民幣現金的非洲顧客穿梭在這個雜亂無章的市埸中， 運著一箱箱被膠袋層層包裹的手機回國，進貨成本加上機票運費， 也最少能賺取一至兩倍的利潤。
除了偶爾應西方政府或品牌公司的要求施加取締， 中國政府基本上對盜版製造商採取不干涉的態度。 工廠和展示廳通常會在假日營業，因為執法公務員大多不用上班。 盜版商亦總是「剛巧」在員警突襲臨檢前關店。即使店鋪掉以輕心被突襲，老闆亦從不會在當局抵逹時出現被抓，最多只是仿冒品被沒收而矣，幾天後盜版商改頭換臉用個新店名在新地點再次開張。

如果想生意做長久，仿冒品的公司會繳一丁點稅， 向政府申報合法部分的收入以掩飾其盜版生意。 這些公司都有僱用員工，參予提振經濟及促進消費，因此政府也不想進行嚴厲打擊。 硬要所有店舖都賣正貨或根據實際經營數據交稅，許多商店根本不能賺錢或者存活。
有些合法商店賣的也可能是假貨， 很多高質仿冒品好到就連原本設計或生產的人都無法分辨。 其實這些超A級仿冒品通常由那些與品牌廠商簽約的工廠製造：他們白天生產品牌商品，晚上和周末則製造仿冒品。***

事實上，盜版活動未必一定損害版權持有人的利益。
「商業軟體聯盟」是一個監控非法軟件的工業團體，該聯盟估計2008年全球盜版軟件導致軟件公司損失了530億美元， 當年全球有百分之四十一的電腦上安裝的軟件是非法的。 聯盟的統計數字其實過度誇大了軟件公司的損失，他們假設每一個盜版的使用都代表軟件公司損失了一個正版銷售， 亦即是假設沒有盜版出現，所有使用者都會出錢購買正品。 但事實上大部分受歡迎的軟件都非常昂貴，大多數盜版使用者（尤其是學生，即未來社會和IT界的棟樑）根本無法負擔，這意味著該損失估計並不可靠。***

不少有能力負擔正版的人亦會使用盜版，這的確造成了軟件公司的銷售損失，但盜版對軟件公司的影響未必全是負面的。 對軟件公司來說，建立市場和使用者基礎是件有價值的事，正如 蓋茲 說的：「只要他們能偷走，我倒是希望他們能偷我們的。」 因為盜版有市場即意味著有更多人使用微軟的產品，某程度上幫助了微軟宣傳及擴大市場佔有率， 即使暫時在銷售環節沒有收入，但建立了強大的使用者基礎，能加強市場對產品的信任和依賴， 對未來的銷售肯定有莫大好處。 正如很多人在學生時期會使用盜版軟件，但畢業後能負擔正版時，都會盡量轉用正版，而他們的公司當然亦會為僱員購買正版。

歷史顯示，仿冒行為是驅動藝術和文化成長的重要力量。*** 歐洲在中世紀前，書籍與文學只是貴族的奢侈品，十六世紀初，盜版小販將流行文學帶入鄉村。 十八世紀時賣盜版書籍的小販生意比合法書店更好，以致書商一方面振臂疾呼要求政府加以取締，另一方面卻在幕後供應貨源。 這使教會得到靈感，僱用流動攤販售賣聖經和分發傳單，成為當時傳播福音最有效的方式。

此外，盜版亦幫助不少文學家如Elizabethan和 Shakespeare的作品死而復生。這些作品初時只在少數貴族間流傳， 原著甚至因為刪減內容或改編成圓滿結局而被嚴重破壞。 在十八世紀前，大多數的莎士比亞作品不但不曾以單行本發表，也不曾在舞臺上演出過。 1734年，在合法發行人對抗盜版商的一場出版戰爭中，莎士比亞的作品一夕之間在倫敦各地都能以極便宜的價格買到， 這使瀕臨停版的名劇突然流行了起來。

除文學外，一些亟需創新的高度競爭行業也從盜版活動中得益。 例如時裝是個淘汰速度極高的行業，今天人們爭相購買的新設計作品，明天一定會被剽竊。 仿冒加快了淘汰過程，因為物以罕為貴，任何東西一旦變得普遍，就注定無法停留在時尚的尖端。 如形隨形的仿冒品迫使設計師持續創新，激發了新風格，這點正是服裝行業成功的必備要素。****

在《罪惡之城娥摩拉Gomorrah》片中，Roberto Saviano指出：「如果伸展臺上的模特兒是唯一穿得起高級時裝的人，流行業就無法賺錢。」 盜版就是將原本只會於上層社會流行的品牌， 注入下層社會民眾的潛意識中；它是免費的品牌廣告，使奢侈品成為大眾夢想的主流。
根據一份中國的消費者行為研究報告，人在市場里會考慮仿冒品，只因有了多項選擇；當他們有足夠的金錢時，還是會購買正版商品的。***

以上資料出自
《地下經濟：透析全球網路拍賣、攤販文化、山寨仿冒、水貨走私、盜版猖獗的金錢帝國 The Stealth of Nations: The global Ris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作者：Robert Neuwirth 譯者：林豐智/張維書/王淑儀

南方週末記者臥底地下炒金公司 CBD裡的黃金秘境

在缺乏投資渠道和資產貶值壓力極大的背景下，地下炒金公司正在中國各個城市的高檔寫字樓中悄悄蔓延。

南方週末記者在位於廣州CBD的一家地下炒金公司臥底三週，發現這家不斷更換辦公地點、法定代表人甚至公司名稱的公司，正在大規模招聘那些陷入求職困境的應屆大學畢業生並在隨後將他們變成客戶，而投資者的資金所進入的平台並未受到任何監管與保護。

「人民幣一個億有沒有概念？就是從1數到1億，要用一年半的時間！」

在位於廣州CBD的辦公室裡，廣東順為投資有限公司的入職培訓正在進行。台下是二十多位新員工，帶著筆記本和一些自己借來的金融入門知識書。他們大多是專、本科應屆畢業生，均無金融學背景。南方週末記者從投出簡歷到成為準員工，只用了兩天。

這間標註產品為外匯、貴金屬、國際原油和指數期貨的公司，實際就是通常所說的地下炒外匯、炒黃金公司。它們常以「投資諮詢」的公司名稱示人，藏身於高檔CBD片區。

新員工流水線的秘密

當新員工們嘗到了找陌生客戶的困難後，總監會說服他們自己投錢或者找親友投錢試試。這時，新員工們——大多是陷在求職困境裡的應屆大學生——就從銷售員變成了客戶。

每一天，順為都有大量的招聘信息放出來。隨機測試，11月15日截至早上十點，就有85個職位在智聯招聘「刷屏」，職位名稱鮮有重複。

走進公司大門，會客廳、培訓室和工作間每天都是滿的，從面試、培訓到上崗的流水線始終不斷。據前台介紹，為期兩天的培訓，每週有兩次。每次大約二十餘人，月均百人以上。

「全球沒有一家基金公司是賺錢的」、「保險其實根本就沒用」、「買房投資就是死路一條」……6小時的培訓基本以否定其他投資方式為主要內容。簡單的筆試之後，受培訓者幾乎零淘汰率地上崗了。

辦公間兩端是三間教室大小的操作間，一排排桌椅，無格擋，每桌配一電腦，約280台，員工們形容這裡是「網吧」。新人上手，從練習操作模擬賬戶到開始拉客戶，平均只要3天。

新員工源源不斷地走進「網吧」，南方週末記者所在的小組QQ群兩週之內從5人擴增到了29人。

模擬練手之後，找客戶才是他們真正的任務。

「要用大量法則。」一位姓黃的總監說，三年前他入行的時候，用QQ找陌生人聊天，第一筆單子拉了三個月。走進「網吧」，一排排屏幕上除了K線圖，就是彈動的QQ聊天窗口。

看到新人的手足無措，「黃總」奪過鼠標，「QQ你都不會玩哦？」嫻熟地點開「找人」，限定為廣州、23-30歲、在線客戶，逐一添加。或者依據興趣找群，加入後先混個臉熟，再找裡面的號碼「私聊」。

「也要試著用微博、微信、陌陌之類的新工具。有個銷售在陌陌上認識了一個師奶，後來這客戶不僅投了10萬塊錢，還給他介紹了個女人。」他說。

比較傳統的方式是電話。「黃總」拿來了一沓荔灣區的名單，有姓名、地址、郵編和電話號碼，9頁，四百餘人。這樣的名單不難買到。

打電話並不只是銷售黃金產品，更多的是通知應聘者面試。新員工們被要求自稱是人力資源部門的，如果被問到任何問題就讓對方來問面試官。如果真的來面試了，當問及薪資待遇時，面試官會說：「你知道一手平倉單是什麼意思嗎？我們根據這個拿工資。不知道就沒法聊，所以先培訓吧。」每週數十位參加培訓的人，都是這樣被「卷」進來的。

培訓後，新員工們終於可以和公司簽合同，但只是一份「居間人申請表」和公司免責證書。申請表中標粗說明，「居間人與本公司之間並非勞動僱傭關係」，只是合作關係。而後，交10塊錢工本費，做一張員工掛牌。如果想要樓下的門禁卡，再交100塊押金自行辦理。

擠在電梯裡，一個新來的男生問，「如果找不到客戶是不是就沒工資啦？」

事實上，他的擔心並不多餘。在招聘簡章上寫的「底薪+提成+獎金」、月均4000-15000元不等的誘人數字，只有在找到5萬元以上的客戶時才生效，否則都是零。

在新員工們依據「大量法則」尋找陌生客戶碰壁後，總監開始說服新人及其親友投錢試試看。「不僅能拿到底薪，自己操作又可以賺錢。我們工資都是領現金的，發到手感覺很爽的。」「黃總」說。

這個時候，新員工們才發現，順為大量招人的目的，不僅是招聘銷售、人力資源，更是尋找客戶本身。他們針對應屆生的求職困境，大方地提供多種崗位，而後把他們和他們的親友變為客戶。

兩週後，看著模擬賬戶的盈利，管理學大專畢業的李歡就動了心，「要不讓家裡拿幾萬塊來試一下？賠一點也沒什麼，而且又不見得會虧。」目前，她已經投入6500元，試水操作「迷你盤」了。

黃金美夢

這樣的操作被稱為「對賭」，交易軟件和平台實質上都操控在公司手中，並未真正與國際市場對接。在業內，對賭的普遍規則是「你虧我賺，你賺我跑」。客戶的虧損，就是公司的贏利，而當客戶贏利或者希望提走的本金達到一定程度時，公司關門跑路。

呈現在新員工以及客戶們面前的，是一個誘人的黃金美夢。

打開順為資金平台的網頁，三個標著「1︰100」的彩色氣球漂浮在界面上。這個槓桿比例是公司宣傳的重點，即投入1萬美元就能玩轉100萬美元，典型的「以小博大」。

順為主推的國際現貨黃金交易，也叫倫敦金，除了「以小博大」，還有操作簡便，可雙向操作（做多、賣空均可獲利），交易時間靈活等諸多優點。與客戶合作的方式則是兩種：

一種是「保本保利」型產品，分為半年期和一年期，投資金額從30萬-200萬不等，最低回報率5%，預期收益率50%。獲利五五分成，虧損或獲利不足5%由公司補償，但約定時限內不得抽取本利。

另一種是操作者與客戶的私下合作。總監交代，這種合作投資金額靈活，「收益率可以保證每季度15%。」這種方式一般可以隨時計提，但客戶通常會被說服參與一項開戶贈金活動，贈金的要求被紅字標出：三月內不得提取本金。

這個黃金美夢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

在央行網站上，將黃金交易分為實物黃金、紙黃金和黃金現貨三種。除了實物黃金外，都是賬面交易。其中黃金現貨交易分為國內期貨黃金和國外現貨黃金。

順為這類投資公司瞄準的就是國際現貨黃金，也稱倫敦金。倫敦金在中國內地並沒有經過官方認證的合法交易商。

以目前國際黃金市場的交易結構看，實物黃金交易量僅佔交易總量的不足2%。絕大部分人所從事的，都是風險更高的投機交易。從實物黃金到黃金衍生品，隨著標的的虛化，黃金交易的投機程度逐層提高。北京黃金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秘書長劉山恩說這是一個「二元市場結構」，既可以買賣保值的黃金，也可以買賣投機的風險。

多年來，種類繁多的黃金交易極為混亂。為此，2011年，央行、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銀監會和證監會等五部委聯合發佈通知，規定國內除上海黃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貨交易所外，其他任何黃金交易平台不得開辦新的黃金交易代理業務。

這些正規平台給出的交易槓桿一般為1︰8或1︰10，也就是以1元撬動8元或10元。然而像倫敦金這樣的交易方式，往往是「以1博100」，槓桿更高，風險也更高，自然有人願意冒險。

「這些人向客戶只說高收益，隱瞞了高風險。高槓桿也等於你做了1塊錢的買賣，惹了100塊錢的禍。」劉山恩說。

國際平台，是炒金公司讓客戶放心的擔保。對於順為來說，它所依託的湖景資本平台（Lakeview Capital Market）就是「國際范兒」的重要表現。

投資和交易，均在這個所謂湖景資本平台上完成，客戶的資金將直接打入這個平台，順為收取佣金和手續費。根據順為的介紹，湖景資本平台2007年成立於英國，2013年在澳大利亞註冊，順為是它在中國市場的總代理商。

投資者簽署合同的甲方也是湖景資本，協議為中英雙語，一式兩份，寄回澳大利亞蓋章後兩週內返還。其間不經過任何境內外銀行平台。

在這份合同中並沒有出現順為的名字，也無須順為蓋章。也就是說，當出現法律糾紛時，客戶需要找到國外這家公司打官司，與順為無關。

湖景資本是否權威可信？

打開湖景的澳洲官網，全英文界面，然而在點擊賬戶註冊和登陸的鏈接後，彈出的卻是中文。查詢網站資料，IP地址在美國，服務器在中國廣東，註冊人也同樣來自中國。

這個平台所使用的MT4交易軟件由一家俄羅斯公司開發，是目前通行的國際軟件，但軟件本身對使用者不進行審查，繳納租金即可使用。針對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其官網郵箱回覆：「我們是一家軟件開發公司，在經紀商提供相關文件後，與我們合作。其餘問題，我無法回答。」

在順為使用的這款交易軟件上，黃金兌美元的價格與國際黃金價始終有細微差距。而且，即使是新員工們在模擬操盤時，交易平台也曾出現壞死，價格停滯、無法交易的情況。

事實上，這正是國內許多地下炒金騙局的秘密所在——根據公安部2012年偵破的炒金平台「維財金」案警方調查顯示，投資者們都是在維財公司的交易平台軟件系統上進行交易，但交易資金其實並沒有進入真正的黃金交易市場，而是流入了公司自設的電子盤。維財公司不僅每一筆交易都要收手續費，而且實際上自己作為「交易的另一方」與投資者們進行交易，導致數萬名投資者虧損。

這樣的操作被稱為「對賭」，交易軟件和平台實質上都操控在公司手中，客戶的資金並未流入國際市場，而是流入了公司管理者的腰包。

在業內，對賭的普遍規則是「你虧我賺，你賺我跑」。客戶的虧損，就是公司的贏利；客戶盈利時，操控賬號和平台使其爆倉，賬戶歸零；客戶需要計提本息累計到一定程度時（往往是「保本保利」合同到期日），公司跑路。

換殼，換殼，再換殼

順為和與之有關的多家公司，都呈現出不斷變換辦公地址、公司名稱、法定代表人的情況，時間節點通常為半年或一年。而每一次變更時，公司的註冊資本都會蹊蹺地大幅增加。

如果公司跑路，怎麼找到它？在順為神秘的辦公室裡，找不到線索。

順為目前的辦公室，在廣州市中心地價最貴的珠江新城高德置地廣場，1300平米的面積，月租金16萬。鄰座辦公樓內是寶潔、普華永道這樣的知名跨國公司。從窗口望去，可以看到林立的高樓和城市地標廣州塔。

在公司裡，普通員工和管理人員像是工作在兩個世界。

普通員工的辦公間完全敞開，管理人員所在的，是一片不能邁入的「禁區」——公司規定：「除副總以上及行政人員外，其他員工禁止進入行政區域」，有文件報批須經前台。

連接兩個世界之間的橋樑是經理和總監。他們普遍不足三十歲，西裝襯衫，皮鞋鋥亮，常在一起抱怨樓下每天65元的停車費。他們分別帶一組新人，每一兩小時踱到「網吧」來指導工作。

雖然接觸頻繁，新人們卻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只知道姓——這也不一定是真的，南方週末記者就發現，「黃總」門禁卡上的名字姓古。

在順為的培訓資料、招聘簡章和總監的介紹中，影影綽綽潛伏著其他公司的影子：龍庭商務、賽勵、森文、昊匯……它們構成順為的歷史和參照物。

工商資料顯示，廣東順為投資有限公司成立於2013年6月，法定代表人與股東均為張金山、張言彬二人，三十歲不到，籍貫山東。公司註冊資金200萬，辦公地點在廣州維多利廣場A座（經南方週末記者瞭解，110平米月租金1.3萬元）。不久，追加投資至1000萬。半年後，工商資料變更，更換法定代表人，辦公地點遷至珠江新城高德置地廣場——與半年前相比，公司面積與租金均翻了10倍。

順為此前在維多利廣場48樓的辦公地址現已搬空，從玻璃門看去，屋內佈置與目前的順為完全一樣，有電視牆、小單間和兩個大廳。門縫裡塞著三份無人撿拾的報紙，日期是2013年10月29日。大廈保安說這裡早已不再有人出入。

據一位培訓者介紹，順為的山東老闆把生意從山東、上海遷至廣東，此前的公司叫做賽勵。

廣州賽勵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註冊於2012年6月，法定代表人張建平，山東人。註冊資本10萬，後追加至300萬，位於廣州石牌橋豐興大廈B座1105室，現已更名為「勵禾」。

此前一年，張建平注資10萬元，成立廣州龍庭商務信息諮詢有限公司。這間公司的地址，位於賽勵隔壁。龍庭商務目前已經進入破產清算程序。

縱覽順為的歷史，短短幾年中，數次換址和更名，與之伴隨的是註冊資本從10萬漲至1000萬，辦公地點租金翻了10倍。

不僅是順為如此，在其培訓資料中出現過的另外兩家公司也與它路徑相似。

廣州昊匯投資有限公司，是順為一個總監的前「東家」。這間註冊於2008年的公司，幾年間屢次被爆詐騙，於2013年9月註銷。

廣州德萬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介紹曾出現在順為的招聘簡章中。該公司成立於2011年7月，原名為創萬，註冊資本50萬；一年後更換法定代表人，註冊資本上升至1000萬；半年後再次更換法定代表人，並變更公司名稱為德萬。在註冊與變更的三個節點，辦公地址也不斷更換，由46平米每月4000元租金變為600平米每月租金8萬元，租金翻了20倍。

每半年或一年更換一次法定代表人、公司名稱、辦公地點，同時資本金不斷增加、辦公地點愈加奢華，成了順為及其有關公司的共同特徵。

沒有監管，沒有保護

像順為這樣的地下炒金公司，並不在正常監管範圍之內，投資者的資金自然也不受保護。

像順為這樣的公司，究竟受到誰的監管？

順為在說服投資者時，往往會聲明其採用的湖景資本平台受到英國、澳大利亞官方的雙重監管。

但情況並非如此。

英國的FCA（the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是全球權威的兩家金融監管機構之一。在FCA的資料中可以查詢到，湖景資本公司「員工為1-10人」，且明確標明「不得持有客戶資金」。在回覆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郵件中，FCA指出，「根據本國相關法規，外匯不被視為投資方式，因此不受FCA授權及監管。」也就是說，以投機為目的的炒匯、炒金交易不受英國官方的監督機構認可。

在澳洲，金融服務商只有持有監管者ASIC（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頒發的金融交易牌照AFSL（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s licence），才有做金融衍生品的資格，而湖景資本提供的只是公司註冊號ACN（Australian Company Number）編號——這個編號只能證明它是一家在澳大利亞註冊的公司。南方週末記者試圖聯絡ASIC進行採訪，但截至發稿時，未能收到回覆。

順為公司所依託的國際交易平台，在國外並不是像其自稱的那樣受到監管。

在國內，這樣的公司同樣處於監管的空白地帶。在2011年發佈通知指定了上海黃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貨交易所為唯一交易平台後，投資者在其他公司中的交易行為不被央行及銀監會認可。

至於工商部門的監管，則以該公司的營業範圍為準。德萬、賽勵等公司標註的經營範圍為投資管理、投資諮詢、以自有資金投資等。順為的經營範圍則更加廣泛，包括「投資管理、文化交流、環保設備、物業管理、園林綠化、貨物進出口」等十三種。而工商部門只能針對超越經營範圍的行為進行懲處。

「這些公司不跑路還好，等年審的時候也許能見到它們。」廣州市工商局上訪辦的負責人說，「一旦跑路我們就沒辦法了，只能是找公安報案。」

南方週末記者也曾找到公安部門諮詢，對方的說法是如果公司是正規工商註冊的，且雙方簽了合同，就屬於自願行為，有問題可以去法院起訴。

然而在此類交易中，與客戶簽署合同的是國際平台公司，像順為這樣的投資公司本身並不出現，因此形成了一個「死循環」。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2010年曾有投資者在昊匯公司虧光18萬元後，分別到廣州市天河區公安部門、工商部門、央行分支機構及外匯管理部門投訴，都未獲得結論。

「這種公司其實在沒有監管的狀態，出了事兒以後，公司一關門，手機號扔掉，換個名字，到哪找去？」上金所一家會員單位的負責人說，「在廣州這樣的事情很多，交易員早上醒來發現不用去上班了，因為老闆跑了。」

不過，有公司關門，也有公司開張。

鄰近賽勵的豐興大廈A座27樓，一家新公司正在裝修。嶄新的辦公桌椅已經排好，暖黃燈光打著「森文」兩字。

廣東森文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是另一個出現在順為招聘簡介中的公司名字，總監說是另一個「分公司」。工商資料顯示，目前這家公司註冊資本1000萬，已通過名稱審核，順利的話將在2014年5月完成註冊。

2013年12月13日晚六點。一男一女走出「森文」新辦公室，討論著當天黃金的大盤點位。「我們這樣的公司多嗎？」「很多啊！高德置地就有，我有朋友在那裡……」說著，他們的身影消失在石牌橋地鐵站洶湧的人潮中。

（應採訪者要求，李歡為化名）

國創能源12億地下轉賬曝光

針對國創能源的公告和證監局的行政監管決定，有國創能源定增基金投資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優道投資募集資金的最終去向在公告中並未得到真實反映，而貴州證監局責令整改的決定也明顯力度不夠。

紙包不住火

2013年11月1日，《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報導了上海閔行區一對老夫婦因購買「上海市閔行區動遷安置房項目二期D款」產品到期無法兌付一事。經本報調查，發現這款產品披露的用款方、募投項目為前民生銀行、寧波銀行業務人員劉永盛私自偽造，但劉永盛是代上海優道投資募資。

經過對上海優道投資的追訪，《第一財經日報》又於2013年11月11日刊發《虛假理財資金去向初現：億元款項流入國創能源》，揭示劉永盛所募資金並未投向閔行動遷安置房，而是流向了國創能源。除劉永盛非法募資的部分，優道投資也在2012年10月和2013年5月通過其管理的上海富義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為國創能源募集了兩期定增基金。

但國創能源對劉永盛案和優道募資事件均進行了否認。其中國創能源在2013年11月17日發佈公告稱，劉永盛案與國創能源沒有關係，所涉資金不為公司所用。該公司董事長周劍云和董秘王強在接受本報採訪時都堅稱，優道投資所募的資金都沒有流入國創能源的賬戶，上市公司沒有收到錢。對此，本報又於2013年11月18日刊發《7億理財資金「失蹤」記》，質疑國創能源在說謊。

隨著事態的演進和本報調查的深入，2014年3月11日，《第一財經日報》發表《優道前員工爆料：國創高管為「中技系」倒錢13億》。報導稱，據優道投資離職員工在今年3月向本報爆料，優道投資實際是由國創能源董事長周劍云控制的、專門為成清波「中技系」融資的平台。優道投資和劉永盛通過優道投資管理的乾灝、富義等有限合夥企業募集的資金在流向國創能源的賬上之後，由周劍云通過上海慧福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等進行「倒賬」，運作給深圳中技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成清波和其他用款方。

上述報導引起監管層的強烈關注，國創能源也開始陸續承認和優道投資的關係以及與優道的資金往來狀況。3月13日晚，國創能源公告，否認周劍云為優道投資和慧福投資的實際控制人，但承認上海優道投資募集資金進入國創能源的監管賬戶，國創能源根據陳世達、貴州陽洋礦業投資有限公司委託又對資金進行了劃轉。

國創監管賬戶7.7億元「消失」

昨日晚間，國創能源再次公告稱，經公司財務部門根據有關陳世達、貴州陽洋礦業投資有限公司委託劃款情況的清理，公司監管賬戶根據委託共流入資金11.922億元，根據委託劃出11.921億元。

其中，從優道投資管理的有關合夥企業共轉入監管賬戶9.36億元，從監管賬戶轉出到優道投資管理的合夥企業1.66億元，優道投資轉入公司監管賬戶淨額7.7億元。

國創能源監管賬戶先後進出資金超過11.92億元，但根據劃出、流入金額比對，目前監管賬戶的餘額僅為5180元，基本為零。對於優道投資而言，優道轉入監管賬戶淨額高達7.7億元，而這筆資金卻已經從監管賬戶「不翼而飛」了。

按照國創能源此前的公告，陳世達委託陽洋礦業代理融資事宜，陽洋礦業委託上海優道投資進行融資，國創能源為本次融資提供監管賬戶。如此，這7.7億資金看起來是轉給了陳世達。

但據《第一財經日報》此前報導，在對優道投資人的兌付和安撫過程中，深圳中技實業集團及其實際控制人成清波頻頻出面。同時，優道離職員工的爆料也稱，上述資金主要是運作給中技實業實際控制人成清波和其他用款方。有投資者稱，據此推測，國創能源的公告仍有不實成分。

黔證監責令國創能源整改

昨晚，國創能源還公告了收到貴州證監局責令改正的決定。

公告稱，3月17日，公司收到中國證監會貴州監管局《關於對貴州國創能源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採取責令改正措施的決定》。責令改正決定的主要內容為：經查，發現公司在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營業部賬號為437761907172的賬戶、天津銀行上海分行賬號為236101201090079562的賬戶和農行上海趙家巷支行賬號為03-779700040089598的賬戶存在大額資金往來未納入賬務核算的情況。以及2012年年度報告、2013年半年報和2013年第三季度未披露上述賬戶現金流的情況。上述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第10條、《證券法》第63條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第2條、第3條、第19條的規定，現責令公司在2014年4月15日前完成整改，且達到如下要求：完善會計核算體系、建立健全內控制度，對現金流情況進行補充披露。公司應當在2014年4月15日前，向貴州證監局提交書面報告，貴州證監局將組織檢查驗收。

今年1月24日，《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報導《國創能源定增基金兌付再失約：證監局介入調查》。報導稱，有優道投資人在去年11月向證監會遞交了關於國創能源涉嫌私下融資、信披違規以及現金流造假等問題的舉報信，舉報信列舉了優道投資募集資金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分批流向了國創能源，但國創能源財報卻對此沒有任何體現的情況。舉報信還質疑國創能源對定增事項的公開披露與實際進展存在互相矛盾之處。

今年1月16日，貴州證監局針對舉報信回覆稱，關於國創能源涉嫌信息披露違規及現金流造假問題，該局正在就舉報的情況進行緊張的調查核實工作，並將根據調查核實情況，依法對國創能源進行相應的處理。

此外，有業內人士認為，出現上述情形，國創能源的審計機構也存在不可推卸的責任。國創能源2012年年報顯示，公司2012年年報的審計機構為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國創能源的兌付前景

據《第一財經日報》此前報導，優道投資通過富義基金募集的兩期資金目前均未兌付，投資人正通過向上海經偵部門報案、向證監會投訴以及向產品擔保方質問等尋求解決。除了富義基金的兩期，還有劉永盛偽造項目募集的資金約1億元沒有兌付。而根據國創能源昨日的公告，國創能源對優道投資的債權為7.7億元。

國創能源在昨晚又進一步闡述了通過發行新基金來裝優道所持債權的細節。根據公告，國創能源全資子公司重慶四維創投設立了一隻產業併購基金，優道投資與這只併購基金及TPI公司實際控制人陳世達協商，三方同意將優道投資所持有對TPI公司實際控制人（陳世達）的債權作為出資轉入併購基金，TPI實際控制人並同意將其持有的公司股權的51%轉讓給併購基金。同時，併購基金及重慶創投正在與擁有相關金融牌照的基金公司及金融機構討論合作計劃，通過擬定資產管理計劃，發行15億元規模的併購基金優先級投資產品。

但目前大多數投資人表示不願接受上述方案。因為接受這一方案就意味著接受繼續延期，同時接受其持有的對國創能源的債權轉為對併購基金的債權，儘管國創能源對併購基金未來的回購行為出具了履約擔保，但這種擔保仍具有較大的風險。

「重慶創投是國創能源的全資子公司，目前尚沒開展其他業務，不具備對相關交易進行擔保與回購的能力。國創能源目前淨資產值不高，對相關交易的擔保與回購計劃有不能履約風險。」國創能源在公告中稱。

深圳首創「地陷辦」，24億修補地下空洞 「我們正在做一件人命關天的大事」

2014年5月5日，對於突然到訪的南方週末記者，劉永根沒再迴避了。此前他和同事反覆婉拒了採訪要求。這個剛設立半年的臨時機構顯然更願意低調，甚至連114查號台也問不到電話和地址。

這是一個約30平方米的辦公室，劉永根和幾名從不同單位借調來的同事擠在一起辦公。會客用的沙發還是深圳市應急辦騰讓出來的，而一旁的檔案櫃上也只有寥寥幾摞文件報表。

不過，這是一個臨危受命的機構，負責協調全市約2000平方公里內的地面坍塌突發事件處置，掌管每年8億元的專項治理資金。雖然專職人員不到10人，但「兼職人員」卻遍佈28個政府職能部門及燃氣、電力、軌道等相關企業。

深圳市地面坍塌防治工作領導小組，61歲的劉永根是其辦公室主任。在媒體的日常報導中，它有個通俗易懂的簡稱：「地陷辦」。不過，劉永根反覆強調，規範的簡稱應為「地防辦」。

「這是全國各大城市中，唯一協調組織治理地陷的專門機構，深圳也是唯一一次性批覆24個億用來做這件事的城市。」劉永根如此評價說。

6條人命換來「地陷辦」

2014年5月11日，深圳遭遇6年來最大暴雨。而暴雨過後，城市次生災害之一便是地面坍塌。

地防辦早已進入警備狀態。當日下午5時，劉永根和同事正在冒雨趕路。在電話中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市領導都在值班，我們全部到了現場，一天沒有歇腳。」

劉永根說，本輪強降雨期間，全市已發生31起地陷，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面對地陷，深圳這座城市早已心有餘悸。在一年前的5月20日，一起導致5人遇難的地面坍塌，成了深圳治陷的分水嶺，也促成了地防辦的臨危受命。

也就是這起被定性為「較大」級別的突發事故，徹底驚醒了屢受地面坍塌困擾的深圳。據市地防辦工作簡報記載：「2013年深圳市共發生地面坍塌事故兩百餘起，造成6人死亡，防治形勢極為嚴峻。」

在深圳悲劇之外，全國情況同樣令人揪心。據南方週末早前報導，2009年-2013年直接因城市地下管線事故而產生死傷的事故案例共27起，死亡人數達117人。單就致死傷的地下管線事故而論，呈逐年增多趨勢。

然而，目前尚有逾60%的城市未進行地下管線普查。「中國地下管線事故正從潛伏期進入爆發期。」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地下管線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劉會忠說。

「5·20」事故之後，深圳市規劃國土委牽頭進行全市初步調研。三個月後，一份多達62頁的專題調查報告上呈市政府。

該報告認為：「地面坍塌主要由非自然因素導致。」因自身建設質量和維護問題導致的管渠破裂，及受其它地下工程建設影響導致的管渠破裂，是形成地下空洞和造成地面坍塌的兩大原因。而深圳降雨多、城市發展快更是加速了這類事故爆發。

2013年8月22日，在市政府研究全市地面坍塌事故防治工作會上，常務副市長呂銳鋒點名請已退休的劉永根出任辦公室主任一職，劉永根原是深圳市規劃國土委巡視員，早前任副局長。

「雖然地防辦還只是臨時機構，但辦公室牽頭人角色重要，沒有熟悉的人脈和一定行政級別，是干不好這活的。」地防辦工作人員龔淑云博士說。

不少城市治陷機構是設在某個職能部門之下。「比如北京，專門負責處置地面坍塌的部門設在市政市容委，雖然也很重視，但不是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機構來協調工作的。」劉會忠說。

2013年8月30日，深圳市地面坍塌防治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成立，副市長呂銳鋒任組長，各區與相關職能部門也成立了相應的領導小組與辦公室。隨後，深圳市地質環境監測中心作為技術支撐單位掛牌成立，同時，還組建了一個由三十多位專家組成的隊伍。自此，深圳市地面坍塌防治體系基本形成。「從開始提出專題調研，到成立領導小組前後不過三個月。」劉永根說，「地面坍塌防治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如果再不重視防治塌陷工作，我們的今天就是兄弟城市的明天。」在劉永根看來，深圳遇到的地陷困境，其他城市以後也會或正在遇到，「我們正在做一件人命關天的大事」。

第一次「下馬威」

頻發的地陷，似乎正在警示這座城市引以為豪的「深圳速度」。「坍塌說到底是質量問題，每個時期的規劃、設計、施工、驗收標準是受當時的歷史條件制約的。」劉永根說。

這是全國城市的共性，但北方還有一個特性。「北方城市地面塌陷還有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戰時遺留下來的大量防空洞，比如哈爾濱，因維護本身就不及時，加上地鐵快速建設，原本地下結構平衡被打破，最終釀成塌陷事故。」劉會忠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城市地下的脆弱，已超乎想像。劉永根一上任，地陷事故就來了。

2013年8月30日上午，福田區梅華路與新洲路交界轉彎處發生路面坍塌，一輛公交車後左輪陷入深坑中。「難道梅華路塌陷是給我們下馬威嗎？」劉永根說。

而這一天，深圳市政府辦公廳正式印發地面坍塌事故防治專項治理工作方案，對推諉扯皮、推進不力的單位進行問責。到2014年5月，地防辦代表市政府已與各成員單位陸續簽訂責任狀。

梅華路坍塌成了對地防辦的首度考驗。這次考驗的制度性成果是，地防辦制定了以屬地管理為主的《深圳市地面坍塌事故防治工作應急程序》，對如何應急處置、信息報告、指揮協調等環節作了具體規定。也就是說，處置日後發生的地面坍塌事故有了工作指引。

2014年3、4月間，深圳又發生多起路面坍塌，龔淑云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處置過程均走坍塌應急程序，應急搶險工作秩序井然。」

按照工作方案，各區和街道均設立了相應的地防辦，以對接市地防辦工作。呂奇是南山區住建局工作人員，現被抽調到區地防辦工作。「今年以來，南山區共發生地面坍塌事故6起，區地防辦按程序組織有關單位進行應急搶險處置。」呂奇說。

沒有突發事故時，市地防辦會派專家到各區地防辦授課，主題包括地面坍塌的成因、主要技術排查手段、應急處置手段等。通過專業的技能培訓、技術指引，讓基層掌握地防知識。

正是有了這些基礎知識，龍華新區借助保安員、城管信息採集員、綠化養護人員、清掃保潔人員、出租屋綜合管理員、物業管理員的眼睛發現坍塌隱患，實施了報料獎勵措施，對第一有效報料人予以1000-5000元獎勵，目前已有7位市民因有效報料獲得獎勵。

排查家底有多難

「深圳速度」改變了昔日小漁村。然而，當時為了追求速度，大量河道被改建成暗渠，填土建設成道路、廠房或住宅，由於建設標準低、年久老化，一旦發生破裂，上部土層形成空洞，便造成了地面坍塌隱患。劉永根說，深圳市有大小河流330餘條，其中不少埋藏地下，而這些都是隱患。

摸清家底，排查隱患，正是市地防辦的重點任務。依據上述專項方案，全市要求在2013年第三季度前完成全面「體檢」。

近幾年，摸清家底已成為不少城市治陷的「標配」。哈爾濱在兩年前就成立了領導小組，對全市地下進行排查。而天津、昆明、南京、上海等地已分別摸底，建立地質資料統一檔案。

但更多的中西部城市還未真正動起來。「再不重視起來，可能會出大事的。」劉會忠說。

不過，要在2013年第三季度全面完成「體檢」，對深圳市地防辦來說，這顯然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

地防辦在2013年工作總結中這樣寫道，「全面體檢」未按期完成，「重點診斷」進展緩慢，地面坍塌隱患尚未全面掌握和治理，地面坍塌事故仍然時有發生，甚至影響人員財產安全。

2014年5月6日，深圳市地防辦專家組成員、市建築工程質檢中心副部長孟照輝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全面「體檢」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短期難以完成。而且這些隱患也會隨城市建設而變化。深圳市地質局總工劉都義也表示，深圳臨海，地質條件複雜，要短期查清楚家底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儘管未全面「體檢」，但重點區域的攻防戰已然打響。

深圳市現有道路長度超過6000公里，如果全部進行地下空洞探測，其費用將非常龐大。為此，地防辦只能重點突破。

2013年，龍崗區完成了全區48條被覆蓋河道的「全面體檢」，發現嚴重隱患31處，其餘的正在檢測和招標，該區已先行投入5000萬元。寶安區初步排查出86處道路地面坍塌隱患，發現隱患路段52處，並處理了100多宗路面設施沉降損壞問題。而南山區對地下坍塌隱患也全面體檢過一次，「地下空洞仍在發育過程中，雖然已做過一次體檢，但我們仍不敢掉以輕心。」呂奇說。

因工作量大，有成員單位直接把「體檢」工作交給了第三方公司。受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委託，中國電波傳播研究所（又名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22研究所，是國家授權的電離層通信基本數據觀測單位）於2013年底排查了3條道路。該項目負責人崔海濤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三條試點路段共15公里，發現有上百處管線周圍脫空、結構層脫空等隱患。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類似這種借助探地雷達排查坍塌隱患的專業公司在全國並不少，只不過，要查清家底需支付不小的探測費用，正常的排查費用在3萬-16萬元/公里。

而該市交通運輸委在2013年工作總結中稱，經過排查道路共6000多公里，發現隱患621處，已組織整改591處。

全面摸清家底已調整為長期工作。據瞭解，深圳市打算用3到5年時間，繪製一張地下空間三維圖。與此相關的，是6月1日就要正式實施的《深圳市地下管線管理辦法》，深圳試圖通過該辦法首先完成地下管線數據採集工作。

在地下管線信息管理上，深圳只是一個後進生。不少城市已部署相關工作。天津、昆明等地規劃部門都已成立專門機構，負責全市地下空間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山寨地陷辦」的困境

「我們是正宗而又山寨的『地防辦』。」2014年5月5日，該機構內部工作人員自嘲道。

與其他部門不同，地防辦並非深圳市政府常設機構。因此，沒有正式的人員編制安排，沒有辦公經費，沒有應急車輛，甚至沒有機構代碼。更重要的是，地面坍塌防治工作和地下空間信息管理需要建立長效機制，這些尤其需要得到制度的保障。

即便如此，在受訪的專家看來，深圳模式仍是具有開創性的。由一個有兩位副市長、兩位副秘書長參與的專門領導小組來組織協調，頂層設計在國內絕無僅有。其次有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項目和資金管理辦法、問責制等。「如果深圳這種治理模式有效，是值得在全國推廣的。」劉會忠說。

「我們希望政府能將臨時機構轉為常設機構。」當了半年多地防辦領頭人的劉永根頗感困惑，「急需解決應急搶險用車，現在很多災情處置辦公室同事都是私車公用。」

除此之外，地面坍塌隱患具有涉及範圍廣、隱蔽性強，必須通過專業檢測手段才能發現的特點，在檢測技術與經費上有更高的要求，也決定了相關的管理與整治方式與以往的地質災害防治不同，再加上臨時機構的性質，這些因素，使得地防辦在資金規劃、報批和使用上也會遇到制度障礙。

而在各區、街道地防辦，還會遭遇人手不足的難題。龔淑云說，區和街道一級的地面坍塌防治工作更多壓在應急辦或三防辦，他們本身已有工作任務，再額外加上地陷防治，個個早已滿負荷運轉。「據我所知，今年3月30日深圳遭遇暴雨時，僅龍華區地防辦工作人員就三天兩夜沒有闔眼。」

讓劉永根他們欣慰的是，在地陷防治方面，深圳可謂是大手筆，政府專項投入可能是全國之首。據介紹，深圳市已明確近3年共安排24億元，用於地面坍塌應急防治項目和隱患治理工程。劉永根說，24億資金到底該怎麼用，他們正在組織力量編制三年及年度的項目規劃。

不過，在尚未查清家底的背景之下，要科學編制規劃同樣不容易。龔淑云說，「現在各區街道對項目規劃早日出台頗為期待，但還是擔心報少、報漏、報錯了項目，比如，一個實際投入上千萬元的項目最後只有幾百萬資金，或者只需幾百萬的項目卻申報了上千萬等問題，所以，各區街道和我們一樣都很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