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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資集體協商: 政府推著工人跟老闆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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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政府正在全力推著工人跟企業進行集體工資談判。當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行業談判出統一工價,頻繁跳槽的工人們漸漸安定,從而獲得安全感與穩定增長的收入。

但這一制度能否適應勞動力日益供不應求的市場變化,它在新的現實下究竟保護了工人還是老闆,還充滿爭議。

2013年1月14日下午,浙江省總工會法律工作部辦公室裡,幾個人正忙得不亦樂乎,法工部部長吳海瑜只能一邊打電話、遞送材料和佈置開會,一邊接受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

眼下是法工部正忙的時候。2012年開始,每年1月初至3月底,浙江省各地市進入工資集體協商「百日要約行動」,要求勞資雙方相互發出工資集體協商要約,相關材料要報送各級工會法工部。

工資集體協商在發達國家被稱為工資集體談判,是指職工代表與僱主方代表就工資分配製度、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支付辦法、工資標準等事項進行平等協商,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籤訂統一的工資協議。

提高勞動者報酬佔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是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決心在全國力推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民營經濟佔主導地位的浙江省,因為政府介入並主導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使其獲得了超高的普及率。不過,這一模式利弊如何,也存在明顯爭議。

自上而下的集體協商

中國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不得不依靠政府力量。

作為一種工資形成機制,工資集體談判始於一些發達國家。一般由工人自發組織發起,勞資雙方展開談判和博弈,政府只是在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破裂時,發揮調解、仲裁等第三方作用。

但由於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我國工會組織本身具有很強的官方色彩。而在工資集體協商過程中,政府部門一般也全程深度介入,呈現出明顯的政府主導的特徵。

2010年,全國總工會向全國各級工會組織提出了普遍建立工會組織、普遍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的「兩個普遍」工作要求。浙江省則提出,已建立工會的企業,2012年年底前要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一些地方政府將工資集體協商納入行政考核,對其企業覆蓋面提出明確目標。「除了浙江人素有契約精神的傳統之外,政府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姚先國教授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浙江的工資集體協商分為企業內部協商、區域性協商和行業性協商三類,其側重點各不相同。企業內的工資集體協商主要談工資增長,區域性協商主要談最低工資標準,行業性協商則主要談工價。

浙江省的做法是,先出台一系列強制性法規,再依靠各級工會層層突破,各政府部門則全力參與工資集體協商工作。

政策法規方面,上述浙江工資集體協商「要約行動」通知要求,規模以上企業可以單獨開展要約;企業工會組織提出要約有困難的,上一級工會可依法代替企業工會提出,企業方要積極應約;縣級以下行業集聚或者小企業相對集中的區域,可以開展區域性、行業性要約。「若企業主收到要約書20日之內不給予書面回覆、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或拒不履行工資協議的,上級工會要向用人單位發出整改意見書;逾期拒不改正的,由市、縣(市、區)總工會提請同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責令其限期改正。」

當上述法規的推行受阻時,工會便發揮「掃雷」的作用。比如按政府要求,所有在華企業必須在3年內全部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但一些世界500強在浙企業認為,其人力資源薪酬制度是全球統一的,在浙江省單獨建制必須要總部批准。另一些民營企業老闆一開始拒絕建工會,工會建起來後又不理解為什麼要簽工資集體協商合同。吳海瑜把這些企業稱為「硬骨頭」,「它們以各種理由推脫,工會只好一次兩次三次地去做工作,一遍遍交涉,說服他們遵守法律。」

在浙江,工資集體協商的主體是「三方四家」,即代表政府方的人力資源與社保局,代表職工方的各級工會,以及代表僱主方的企業家協會和工商聯合會。早期在一些企業家協會和工商聯合會未建立的地區,代表僱主方參與協商談判的,則是政府部門中的經濟和信息化工作委員會(簡稱經信委)。

帶有濃厚官方色彩的工資集體協商,是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設之一。北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認為,理論上工資增長是企業本身的事情,政府能做的比較少,但問題在於工資增長機制是與工人自發組織相聯繫的,而我國企業的工會組織缺乏獨立性,也沒有形成談判機制。

這使得我國的工資集體協商的建立,不得不依靠政府力量和半官方性質的外部工會組織。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種協商可能會脫離其勞資雙方利益博弈的初始涵義。

「國外的集體談判是自發的,我們是自上而下、強勢推行,協商的主體不是企業,而是政府。政府在跟企業談判,行業協會由政府代表,行業工資標準是政府的意思。實際上是政府的意志以集體協商的形式表現出來,政府的著眼點是為了協調收入差距過大和勞資矛盾。」一位長期研究國內工資集體協商的學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跳蚤場」安穩了

區域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的一大成效是穩定了「無序」的勞動力市場,一個地方一個行業統一工價,工人就不再跳來跳去。

行政力量的強力推動,使工資集體協商在浙江省的發展「勢如破竹」。省總工會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浙江共簽訂工資集體合同11萬份,覆蓋企業26萬家,涉及職工1337萬多人,幾乎佔到浙江省就業人口的40%,已建工會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建制率達到90%以上——這是個驚人的超高覆蓋率。

浙江的獨門利器,是政府主導下的區域性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機制。

這一機制肇始於溫嶺市。

2003年,為解決溫嶺市新河鎮羊毛衫行業的無序競爭、企業剋扣、拖欠工人工資以及工人頻繁跳槽等問題,溫嶺在這一行業試行簽訂行業性集體合同,開展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隨後,溫嶺市又繼續在全市的泵業、注塑、鞋帽、軸承等行業組建行業工會和行業協會,推行工資集體協商。

2007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浙江溫嶺巿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的主要做法》上批示「溫嶺的做法可以總結推廣」,浙江省開始全面推進。

吳海瑜參與了浙江省第一份餐飲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合同的擬定過程,它誕生於嘉興市。

2008年新版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後,按要求,全國各地應在區縣以下試行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當時嘉興餐飲業工資協商的兩方主體——行業工會和企業家協會均已成立,行業中工人流動性較大,員工工資收入也比較低。於是嘉興財貿工會在嘉興市總工會的指導下,嘗試推行了工資集體協商。至今嘉興的餐飲業工資集體協商已進行了三輪。

吳海瑜記得,當時的第一份集體協商合同把餐飲業工種分為主廚、洗菜工、服務員等級別,分別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第二份餐飲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合同產生於臨安市,比第一份要詳細得多。它把餐飲業劃分為8類工種,其中7類都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但對於「一般服務員」,則只規定了最低收入為1500元,這是考慮到服務員有時會有開瓶費等小費收入。當時協商這一條時,很多老闆不同意,因為如果服務員得不到小費收入,老闆就得支付1500元的工資,而這一水平高於當時浙江省1310元的最低月工資標準。「但最後工會說就這麼定下來了,有意見也得執行。」吳海瑜回憶說。

與餐飲行業類似,浙江的許多地市都建立起了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比如臨安的精密元器件行業和節能燈行業、溫嶺市的羊毛衫行業、諸暨市的襪業、蕭山義橋鎮的裝飾布行業、嘉善縣的膠合板行業、寧波的刀片行業、桐廬縣的制筆行業和富陽市的羽毛球拍行業等。

在官方的宣傳口徑中,區域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的一大成效是穩定了「無序」的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流通更加有序。

比如裝飾布產量佔全國95%的蕭山義橋鎮,以前因工人頻繁跳槽而被稱作「跳蚤場」。2011年行業工會和企業簽署了首份行業工資集體協議書,全鎮實行統一的工時、工價和最低工資標準(1760元/月)。由於待遇一樣,工人們不再在鎮裡跳來跳去,2012年1-9月份,義橋鎮勞資糾紛下降了18.2%。桐廬縣分水鎮2010年實行工資協商以後,全鎮208家制筆企業因為工價和跳槽引起的勞資糾紛幾乎降為零。

充滿爭議的難題

集體談判到底是保護了工人還是僱主,在世界上始終存在爭議。而在中國,在變化了的市場供求關係下,工資集體協商談判的價格是否充分反映了市場變化,也存在爭議。

不過,對這一現象,也有不同的看法。

在發達國家,對於工資集體談判的研究和爭論可謂汗牛充棟,集體談判對工人福利水平、就業量以及對企業利潤率等的影響,是各界爭論不休未有定論的課題。比如,集體談判到底是保護了工人利益還是變相保護了僱主利益?它是否更有助於工資增長?它是否有利於勞動力市場實現「帕累托最優」?

在現實操作層面,這一制度也有著極大的難度。比如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最低工資標準都形同虛設,「它定高了,執行起來很難,企業會通過裁員、增加勞動強度等各種辦法抵制它;定得低了,又不起作用。」李實說。

有意思的是,這些問題在現階段剛剛實行集體工資協商的中國大地上,同樣顯露出其固有的微妙和複雜。

比如一些觀點認為,浙江勞動力市場趨於穩定,是由於工資集體協商保障了企業職工工資每年與CPI和企業利潤的同步增長,給予了他們安全感,使得其不需要通過跳槽就實現收入增長。

但上述研究國內工資集體協商的學者對此卻持保留意見,他認為區域性行業性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降低,是因為集體協商制度統一了工資標準,形成了壟斷價格,從而人為干擾、壓抑了企業間對勞動力的競爭。

而這並不符合不同勞動者之間不同的工資決定機制,「過去,高端勞動者傾向於在一家企業長期積累,通過升職來獲取工資增長。但升職無望的低端勞動者一般就是依靠流動和跳槽來實現工資增長。」他認為,壟斷工價限制了這部分勞動者漲工資的機會。這種情況下,低端勞動者如果對收入不滿,其選擇就只剩下辭職離開這個地區。

對於工資集體協商是否真的提高了工人的工資水平,也存在爭論。

「最低工資標準和集體協商的確提高了低收入職工的工資水平,這是毋庸置疑的。」浙江省總工會的一位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但另一位受訪研究者則認為,「工資增長分絕對增長和相對增長,相對來看,我認為工資集體協商反而壓制了工資增長水平。」他的理由是,杭州市工資集體協商合同規定的年工資增長率一般在7%-10%之間,而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度杭州市全社會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比上年增長13.1%。

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浙江開始出現較為嚴重的「用工荒」,導致工人流動率一度高達20%,這說明其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發生了轉變。

在變化了的市場供求關係下,工資集體協商談判的價格是否充分反映了市場變化?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生黃超撰寫了一篇名為《工資集體協商的經濟效應研究》的論文,文中提到,2011年11月,杭州市勞保局與浙江大學勞動保障和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對杭州巿14個地區504家企業和5040名員工開展了「勞動關係指數」問卷調查,調查數據顯示,在剔除自然變化效應後,與未開展企業相比,杭州市開展工資集體協商企業的員工工資增長率相對較低,同時勞動強度反而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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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換天然氣?德國與俄羅斯秘密協商達成烏克蘭和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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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獨立報》報道,德國和俄羅斯正在制定一項秘密計劃,以達成一項和平解決方案,結束烏克蘭緊張局勢。(更多全球財經資訊,請加微信號:wallstreetcn) 該報道認為,此項和平方案基於兩大雄心:穩定烏克蘭邊境局勢、為陷入財務困境的國家提供強勁的經濟增長動力,尤其是通過一項新的能源協議以確保俄羅斯天然氣供應。 假若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提議被俄羅斯接受,國際機構可能需要承認克里米亞的獨立以及該地區並入俄羅斯。目前,部分聯合國成員對此並不表示認同。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介紹,英國是歐盟成員國中對俄制裁表態最為積極、最為強硬的。英國官員此前稱,卡梅倫將敦促其他歐盟領導人支持對俄全面經濟制裁。 英國《獨立報》報道還稱, 一位接近秘密協商的知情人表示,和平計劃的第一部分要求俄羅斯停止對烏克蘭東部地區親俄分裂分子的資金和軍事支持。作為協議的一部分,該地區將被允許一部分權力移交。 同時,烏克蘭總統可能同意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作為回報,俄羅斯總統普京將不會尋求封鎖或者介入烏克蘭與歐盟新的貿易關系。北約組織是美國與西歐主要發達國家為實現防衛協作而建立的一個國際軍事組織,以美國為主導,成員國包括德國和英國,不含俄羅斯和烏克蘭。今年4月1日,北約組織宣布暫時中斷與俄羅斯的正常合作關系。 與歐盟加強聯系是烏克蘭新總統波羅申科的願望之一。盡管他並不從屬於任何政黨,但他本人正是該國親歐運動的堅定支持者。 烏克蘭還將與俄羅斯天然氣寡頭企業Gazprom簽署新的長期供氣協議。目前,烏克蘭天然氣供應低位運行,預計將在冬季來臨前耗盡。 俄羅斯也將對烏克蘭提供一百萬美元的資金,用以補償過去幾個月在該國境內造成的各項損失。 然而,該報道還援引另一位參與協商的知情人消息稱:“德國作調停人的和平計劃仍在談判之中。該談判已經因為MH17的災難事件而陷入僵局。但調查結果出來之後,他們預計將重啟談判。”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發言人稱,他們對該協商並不知悉。不過,他們還表示,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不會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地區的管控地位。 《獨立報》分析稱,對於德國來說,達成解決協議是合適且有利的,因為俄羅斯是他們最大的貿易夥伴。在默克爾領導之下,俄德軸心明顯增強。直到MH17被擊落事件發生前,德國政府還一直堅決反對對俄開展商業領域的懲罰性制裁措施。 如此強勁的兩國貿易關系也加強了默克爾的統治地位。俄羅斯也積極倡導與歐盟加強聯系。一位接近協商的知情人表示: 這是默克爾的交易。她開始直接與普京打交道。她需要解決爭端,因為烏克蘭局勢緊張或者與俄羅斯關系降溫都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沒有人希望發生另一場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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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協商未果 十三年來第二次主權違約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2123

截至5.39億美元債息的最後償付期昨日,阿根廷仍未能同對沖基金債權人達成和解。這是阿根廷十三年來第二次主權債違約。阿根廷經濟部長Axel Kicillof說,對沖基金債權人拒絕了阿政府新的提議,不可能再給他們付息。 有鑒於此,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標普)昨日將阿根廷的長期與短期外幣信用評級調降至“選擇性違約”。標普在昨日的聲明中寫道: 如果阿根廷解決了償付貼現債券違約的問題,解決後,我們可能根據當時阿方剩余的責任風險、進入國際債市的渠道及其整體信用狀況,調整對阿評級。 標普的董事總經理Roberto Sifon-Arevalo說,還債不是自動發生的過程,需要時間。但就像調解人Daniel Pollack昨晚所說的: “沒有達成任何協議,阿根廷共和國違約迫在眉睫。” “無法預計違約的所有後果,但它們肯定不是正面的結果。違約不僅僅是‘技術性’的環境,而是真正痛苦的事件,會傷害現實生活中的人。” 早在2001年,阿根廷就宣布950億美元的主權債務違約。這導致該國被迫進行債務重組。此後,該國深陷大蕭條時代之後最糟糕的經濟衰退。 今年6月中旬,阿根廷與債權人的官司打到美國最高法院,並被裁決維持還債原判。阿根廷總負債達5.39億美元。 6月末,阿根廷已將5.39億美元存於紐約梅隆銀行,用作截至6月30日當期的利息。而美國法官的裁定阻止了阿根廷進行付息,法官還要求阿根廷在7月30日之前與“釘子戶”債權人達成和解。 所謂“釘子戶”債權人是指NML Capital、Aurelius Capital等被稱為“禿鷲”基金的美國對沖基金。2001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後,90%以上的投資者都接受了阿根廷政府在2005年和2010年提出的重組方案,但這些“釘子戶”債權人並不接受。 華爾街見聞此前文章提到,即使阿根廷違約,也不會對其他新興市場有多大“傳染”。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若阿根廷本周違約,則最小的違約規模可能在300億—800億美元。 在宣布違約以前,高盛發布的報告認為,如果就15億美元利息支付達成一致,阿根廷可能未來幾天內解除違約危機。 高盛的高級拉美經濟學家Mauro Roca就說: 這種時候,預計阿根廷違約會是短暫的,不應該對這個國家產生任何重大影響。預計會很快打破僵局,拿出協議。 阿根廷國內通脹高企,面臨進一步陷入經濟衰退的危險,還可能再次發生本幣大貶值。 如下圖所示,今年阿根廷比索兌美元匯率直線下跌。華爾街見聞本周文章提到,7月中旬黑市匯率已達12.65比索兌換1美元,遠遠超出官方設定的8.17的匯率。
阿根廷 阿根 協商 未果 十三 年來 第二 二次 主權 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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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俄羅斯和委內瑞拉協商應對油價下跌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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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會議尚未召開,委內瑞拉和俄羅斯就先行討論了支撐油價的方案。

委內瑞拉外交部網站的一份聲明顯示,委內瑞拉外長Rafael Ramirez 和俄羅斯能源部長Alexander Novak討論了采取“聯合行動”共同應對市場的事宜。

由於美國原油產量大增和全球需求增長放緩,原油價格自6月的高點下跌超過了30%。

上周,伊拉克總統 Fouad Masoum和利比亞總理Abdullah al-Thinni 前往利雅得與沙特官員談論了石油市場應對之策。Ramirez與阿爾及利亞和卡塔爾官員也討論過,而沙特石油部長Ali al-Naimi則飛往了拉美。隸屬於伊朗石油部的Shana通訊社上周日稱,伊朗石油部長Bijan Namdar Zanganeh本周準備出訪阿聯酋。

本月27日,OPEC會議將在維也納召開,討論原油市場的應對之策。

法興銀行(紐約)原油市場研究部主管Mike Wittner在電話中告訴彭博社:

毫無疑問,差不多從上周開始,這類OPEC會議前的會面變得頻繁起來。

現在,會議越來越臨近,油價卻在持續下跌,這種會面的熱度將持續不減。

上周五,世界原油價格主要基準的布倫特油價盤中最低跌至76.76美元,刷新四年新低。

油價驟跌令高度依賴石油收入的國家陷入困境。

陷入困境

華爾街見聞網站介紹過國際油價跌入熊市之時,嚴重依賴石油收入的委內瑞拉政府卻發出無意讓貨幣貶值的信號,投資者越發擔憂委內瑞拉的償債能力,紛紛拋售該國債券,該國股市本月跌幅逾14%。

委內瑞拉國內通脹率已高達64%,名列全球第一。上周委內瑞拉政府重申不會讓貨幣貶值,其財政部長Rodolfo Marco Torres說,沒有任何貨幣貶值的打算。

此外,油價下跌還使得委內瑞拉上月對中國債券構成了實質性違約

俄羅斯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被迫在實際上讓盧布自由浮動。

在油價大跌和遭受西方制裁的雙重打擊下,俄羅斯國內通脹高企,盧布匯率大跌。據彭博統計,僅今年7-9月,盧布對美元重挫逾16%,盧布成為全球跌幅最大的貨幣。

進入10月以來,盧布匯率進一步下挫。為了打擊盧布投機和抑制通脹,俄羅斯央行10月末意外加息150個基點至9.5%,可盧布的反彈僅持續了兩分鐘,當日全天跌幅仍創三年新高。

11月初,俄央行宣布,每日至多拋售3.5億美元支撐盧布匯率,盧布聞訊暴跌近3%。美銀美林俄羅斯首席經濟學家Vladimir Osakovsky告訴路透

此舉實際上意味著盧布從現在開始自由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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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 兄難 難弟 俄羅斯 和委 委內 瑞拉 協商 應對 油價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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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錢好貴 協商降價這樣說

2015-12-14  TCW

年終到了,Gloria接洽外國合作夥伴續訂合約,一看到對方寄來的合約價年漲20%,不禁直呼「貴森森」。她開玩笑說 it costs us an arm and a leg,果然就得到善意回應。和客戶過招,幽默感有時候比嚴肅斟酌容易得多,以下試舉3例。

情境1 向客户介紹新品,向強調眾人皆愛時……[嚴肅說法]Everyone loves its innovation.(每個人都愛它的創新。)[幽默說法]ALL the world and his wife Love its innovation.(任誰都愛死它的創新。)解析:all the world and his wife是指「全世界的人、各色人種」,而且,連常常被蒙在鼓裡的太太都扯進來,不僅有畫龍點睛之妙,也比單講everyone有力。

例句:ALL the world and his wife know you got increased pay today!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今天加薪了!) 情境2 向客戶暗示,競爭對手售價太超過時……[嚴肅說法]Don’t you think it is very expensive?(你不覺得它很貴嗎?)[幽默說法]Don’t you think it wiLcost you an arm and a leg!(你不覺得它貴得要命嗎?)解析:cost somebody an arm and a leg的字面意思是要花掉「某人的一隻手加一條腿」,生動說明代價有多高。

例句:The apartment costs me an arm and a leg.soIhave no money to travel.

(我花了一大筆錢買這棟公寓,現在沒錢去玩了。)情境3 向客戶強調,我方說到做到時……[嚴肅說法]We wilI do what we promise.(我們會實踐承諾。)[幽默說法]We wilI put our money where our mouth is.(我們會言行一致、心口如一。)解析:to put one’s money where one’s mouth is字面上是「把錢放進嘴裡」的明確動作,延伸為「實踐承諾」之意,不僅傳神,更帶點趣味感。

例句:I’ve been promjsing to offer you a job.Now I am putting my money where my mouth is.

(我曾答應要給你一份工作,現在我要說到做到。)世界公民文化中心獨家授權

撰文者湯名潔


價錢 好貴 協商 降價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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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兩會特別報道】協商民主或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 全國政協重啟“雙周座談”這三年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603

2016年3月1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抵京。當日是政協委員報到的第一天。(視覺中國/圖)

又到兩會時間。今天,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本組專題帶你透過兩會細節,讀懂中國特色民主制度。

“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座談會上,分成“挺核派”和“反核派”兩派。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政協的職能是協商,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禮堂,面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順豐速運董事長王衛直言不諱地道出他對快遞業的擔憂:對快件實行“100%管控”,會讓快遞企業變成“一種類型的病人”,所有企業都要“吃藥”,勢必會影響行業發展。

當天,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了一場“雙周協商座談會”,主題是為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除了二十多名全國政協委員,王衛作為行業代表,也應邀參加。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十二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自2013年10月22日起,已舉行46次,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舉行。

“雙周協商座談會”,其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 “文革”開始後被迫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

此番重啟有繼承,也有創新。就發起主體來看,當時由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現在則由中共領導的全國政協發起。

傳承但不照搬“神仙會”

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會議一般都是在隔周四的下午三點召開,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2015年7月2日,第34次座談會的主題是“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何丕潔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那次座談會。

“俞正聲主席在開場中說了當天要重點討論哪些問題之後,大家就開始討論了。”何丕潔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大家發言結束後還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像有的大會發言,與會者把話講一遍就散會了。”他也發現現場氣氛比較活躍,大家著裝也多是便裝,比較隨意。

另一位曾參加過雙周協商座談的委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座談會發言大家都很踴躍,快結束時,還出現了搶話筒的現象。看到委員們爭搶發言,話筒都顧不上用,俞正聲讓大家“再說一個”,他還笑著說,“大家說發言機會難得,是在批評我,因為我與大家見得少。”

關於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定位,俞正聲在2013年10月22日召開的首次座談會上解釋:“通過定期邀請各界別委員主要是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座談交流,聽取意見和建議,使雙周協商座談會成為溝通思想、增進共識、協調關系、凝心聚力的協商平臺。”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雙周協商座談會傳統,可追溯至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政協的“雙周座談會”。1950年3月,一批認同中共政治綱領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了“時事政治座談會”,舉行頻次是每兩周一次,被稱之為“雙周座談會”,也叫“神仙會”。參加會議的有當時全國政協組織的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派、無黨派推選的代表,以及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當時不僅是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內部也流行“雙周座談”。

但不久,雙周座談參會代表、內容、舉行頻次就發生了變化。1955年,全國政協常委會決定,雙周座談會改為不定期舉行,由秘書長根據情況召集。座談會內容為:聽取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報告;座談時事政治;協商有關單位提出的問題和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舉行了114次的“雙周座談會”中斷。“文革”結束後,雖然有些民主黨派的地方組織恢複了“雙周座談”,但全國政協層面一直沒有恢複。

2013年,新一屆全國政協產生後,作為落實中共十八大精神、推進“協商民主”的一項制度建設和創新,中斷了近半個世紀的“雙周座談”得以恢複。

重啟後的“雙周座談會”,在名稱中加了“協商”二字,體現了“延續但不照搬”,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同時,也契合了中共中央強調的“協商民主”。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第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不談

從已召開的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來看,議題領域較廣,精準扶貧、媒體融合、政府職能轉變、“絲綢之路”經濟帶都有涉及。而且無一例外,俞正聲主席都親自參加,聽取意見建議並和與會者交流探討。

“議題通過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以服務大局為目的展開,也考慮社會民生和百姓關註的重要問題。”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另外,議題也會根據政協委員們的調研結果,以及在提案中提到較多的問題來確定。

南方周末記者從全國政協相關人士處獲悉,協商題目的確定程序是,先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推薦,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

據何丕潔介紹,每年年底,全國政協的各個專委會、局委辦以及政協領導,就會提出下一年重點調研關註的問題,這時就要確定哪些議題適合雙周座談,哪些適合放到政協常委會討論。

“那種‘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我們不討論。”全國政協專職副秘書長劉佳義接受媒體采訪時進一步闡述了對議題的要求。他說,座談會註意選擇現實生活中存在而又解決得不好、切口較小的問題來協商。

2014年11月13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的議題是“建築工人工傷維權”這個話題,如果籠統地談農民工問題講幾天也講不完,但從“工傷維權”這個小切口來說,卻能談得比較深入。

確定議題之後,接下去的工作就是選擇參會人員。

由於每次參會的只有20人左右,不僅要涵蓋全國政協相關委員會的委員,還要考慮交過相關提案或在大會發過言的政協委員,以及相關的專家學者。考慮到政協委員的廣泛性,在人員選擇上還要突出統戰色彩和界別色彩,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更多的參加機會。正是從這個角度考慮,將參會的中共政協委員限制在30%左右。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之所以參加了“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的座談會,就在於民革向來比較註重“三農”問題。其實在2014年4月3日,召開落實全民健身條例雙周協商座談會時,也邀請了何丕潔,“但我沒有參加。”何丕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推薦民革黨員中一位在直轄市任副區長的委員參會,該委員在政府工作中主抓教育、體育,談起來就有的放矢。

按照慣例,每次座談會召開前,相關部門還要進行調研。據何丕潔介紹,討論農村土地確權這個議題前,民革中央和全國政協提案委員開展了專題調研,很多政協委員都通過提案等方式提出了建議。

崔永元:“我違反了一點紀律”

座談會每次開會,除了邀請全國政協委員,還會邀請幾位相關的專家學者。2015年6月18日,全國政協就建築工程消防審核驗收召開了座談會,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淩雲就應邀出席。

“參加座談會還是蠻有意義的。”余淩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學者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總希望能把研究心得和看法向決策機關反饋,影響決策。

會議前,余淩雲按要求寫了份發言稿傳到全國政協,之後又根據政協的反饋意見修改了發言稿。發言不超過8分鐘,他回憶,每個人發言時,俞正聲或是插話,或是提問,或是做個簡短評價。

原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是無黨派界別的政協委員,因其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關註,被邀請參加了2015年10月8日召開的“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與風險”座談會。

崔永元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回憶,他大概是半個月前接到通知的,座談會召開當天,他和其他與會者各自前往政協禮堂。會議開始後,先是重點發言,每個重點發言者有8分鐘發言時間,這是事先有準備的。之後是自由發言,實際就是舉手發言,每人有5分鐘發言機會。快到5分鐘時會有工作人員遞去紙條,提醒時間快到了。

崔永元註意到,俞正聲有時也會插話。當時有個研究轉基因的專家在發言時說,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已經研究成功了,應該在國內推廣。俞正聲就問了一句:“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和人吃的轉基因玉米怎麽區分?”專家沒有回答上來,沈默片刻之後,低頭接著念稿子。

“座談會的會風很好,沒有啰里啰唆。”崔永元說。

崔永元參加過兩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第一次是2014年12月12日,議題是“城市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這個議題比較容易形成共識,都覺得需要保護,只是在保護和發展的關系上有分歧。

第二次就是“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和風險”,這一次各方有觀點對立。會議前的通知中明確要求每個人說自己的觀點,相互之間不要爭論,因為一爭論起來就沒完沒了。

“但我還是違反了一點紀律。”崔永元說,他聽到某部委一位人士的觀點時,就直接表示了抗議,大概有兩三個回合的爭論。

實際上,在雙周協商座談會上,類似的交鋒經常出現,因為選擇出席者時,就已註意到邀請一些觀點對立、有代表性的委員或專家參加。

2014年1月9日,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議題是“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會上就分成了兩派,“挺核派”認為,核電是清潔能源,在霧霾日益嚴重、能源結構調整迫在眉睫的情況,中國應該更多使用清潔能源。

但“反核派”認為,核電站在技術上並不成熟,應該實行總量控制。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雙周協商從一開始定下的工作原則中,有一條是“堅持廣開言路、求同存異、民主協商、集思廣益”,鼓勵各界別委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充分發表意見和見解。

2014年5月27日,在“化解產能過剩”座談上,全國政協常委李毅中就直言不諱:“化解產能過剩雖然經過了很多努力,坦率地講,成效並不顯著。”“對於產能過剩的行業,再好的項目也不能上了。”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雙周協商座談會。曾經參會的委員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解決了工傷保險“老大難”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兩年多下來,經濟、民生等相關部委負責人,幾乎都受邀參加過雙周協商,其中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受邀的頻次最高,成了常客。

2013年11月21日的座談會主題是“為維護職工群眾切身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言獻策”。會上,政協委員顏輝提出建議,應從立法源頭上確保職工“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在場的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就回應:2020年前,人社部將在全國推行全民參保登記計劃,努力推動95%的養老保險參保率。

當天派員去現場的還有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廣電總局等部委,如果委員的意見與在場某個部門有關,俞正聲都會點相應的部委領導作回應,並強調:“政協的職能是協商,不是給你們作指示,而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社會組織是社會協商的重要載體。2014年7月25日,全國政協對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進行了協商座談,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到會介紹了相關情況,並與委員們互動交流。次日,他就召集民政部相關司局負責人,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改革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

從結果來看,到目前不少雙周協商的意見已經影響了政府決策。

2013年12月24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了汽車尾氣問題後,形成了報告給中央。該報告提出,僅占汽車保有量13.4%的黃標車,卻排放了81.9%的細顆粒物,後來,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

2013年11月7日,有關建築產業化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之後,中央領導同誌在報送的信息上批示:“推進建築產業化勢在必行”,要求住建部會同有關部門深入研究。

據全國政協相關人士介紹,雙周協商座談會推行之初,不是所有中央領導都能看到協商的成果,初期座談會結束後,是將協商成果以信息專報的形式,報送相關的中央領導,一般不會報送有關部委。

2014年3月開始,全國政協將協商成果報送到中央領導和相關部委,推進了協商成果的落實轉化。

建築業工傷保險,在過去視為“老大難”問題,社會上呼籲了十幾年但一直沒有解決。2014年11月13日,全國政協以“建築工人工傷維權”為議題進行了協商座談,這實際也是全國政協社會法制工委從2013年就開始跟蹤調研的專題,並與人社部、住建部、總工會、安監總局等部門進行調研。那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又圍繞資金來源、體制機制障礙、部門利益等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然後形成了供國務院決策的參考建議。

2014年12月,國務院四部委終於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解決了多部門十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

改變“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推行,不僅推動了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是發揮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主體作用的一個探索,讓更多的政協委員有了“存在感”。

過去全國政協委員一年只開一次會,委員主體作用難以得到充分釋放和發揮,這個現象被稱為“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政協常委每季度開次會,政協主席副主席每月開次會)。但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20名左右的政協委員,一年能邀請400人。一屆5年,就有2000人可以通過雙周協商座談會參政議政,改變了“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啟動,也使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這一定位更加清晰。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主任劉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協商民主作為十八大之後的高頻政治詞匯,呈現出越來越被肯定的走勢。盡管在延安時期的“三三制”(延安時期的一種政府組成機制,共產黨員、工農、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政治協商”已經有“協商”的意思,但那時還是一種“民主協商”,而不是“協商民主”。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鄭萬通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早在1991年中央領導同誌就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有兩種形式,其中就包括“協商”:“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2006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論證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形式”。但到那時,還只有“協商”,尚未明確提出“協商民主”這一概念。

在“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全國政協做過不少推動工作。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提出了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加強協商民主工作,成為當年兩會熱點。2007年11月15日,國新辦發表了《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確認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概念。

十八大報告不僅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了“協商民主”,並提出了“協商民主制度”概念,從而將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上升為制度形式。

有媒體報道認為,協商民主或許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政協作為專門的協商機構,在2013年3月產生新一屆全國委員會之後,便把對加快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進行部署,並對增加協商的頻度和提高協商層次進行了探索。

2013年5到6月間,全國政協赴全國各地,對協商民主的推進情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研,調研共分八個組,經過多次討論後,全國政協決定重啟“雙周座談”。

現在,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兩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再加上專題協商、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可見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政協的參政議政格局。

2016 兩會 特別 報道 協商 民主 成為 深化 政治 體制 改革 的一 一條 重要 路徑 全國 政協 重啟 雙周 座談 這三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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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英核電還建不建?中廣核首次回應正同法方協商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5630.html

針對媒體最近對中國所參與的在英國一個金額高達1800億元人民幣的核電項目的質疑,中國廣核集團(下稱“中廣核”)終於作出官方回應。

5月18日晚間,中廣核通過官方微信“中國廣核集團”發布的一則題為“香港記者走進大亞灣反向路演”的消息顯示,該公司新聞發言人黃曉飛對來訪的記者表示,盡管近期媒體對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HPC)項目有一些擔憂,但英法兩國政府對HPC項目的支持始終未變。

黃曉飛稱,在法國政府的全力支持下,EDF目前正致力於完成“最終投資決策”所有必要的工作。作為英國三大新建核電項目的重要參與方,中廣核正在積極與EDF開展協商與談判,盡快促成HPC項目最終投資決策具備條件。

2015年10月21日,中廣核和法國電力集團(EDF)在倫敦正式簽訂了英國新建核電項目的投資協議,前者牽頭的中方聯合體將與法電共同投資興建英國HPC項目,並共同推進塞茲韋爾C(SZC項目)和布拉德韋爾B(BRB項目)兩大後續核電項目,其中布拉德韋爾B項目擬采用中國自主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

根據協議,在造價高達180億英鎊(約相當於1800億元人民幣)的HPC項目中,法國電力將占據66.5%的股份,中廣核牽頭的中方企業將在欣克利角C項目中占據33.5%的股份。而與HPC項目和SZC項目不同的是,BRB項目將由中廣核主導、法國電力參與,雙方在項目投資中將分別占據66.5%、33.5%的股份,並采用華龍一號核電技術。

黃曉飛稱,2016年3月3日,英法兩國政府首腦在巴黎會晤後發表聯合公報,明確指出兩國政府支持在民用核能領域的合作,並強調HPC為重大戰略性項目,是英法雙邊關系的支柱,是英國能源政策重要一環,關系到在2025年之前確保英國能源供應安全並提供有競爭力和非碳的能源。5月17日,法國總統奧朗德再度表示,支持EDF建造HPC核電站的計劃。

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HPC)廠址圖

最近,有法國當地媒體報道稱,為了回應來自EDF內部工會以及管理人員的強力反對,EDF企業委員會上周決定將請企業外部專家審議英國核電計劃的可行性。EDF工會呼籲將投資計劃延期兩至三年,擔心修建英國核電廠所必須巨額投資將使早已面臨財政危機的EDF陷入癱瘓。

作為英國上述戰略的首個新建核電項目,HPC項目也是英國自1994年以來第一個新建的核電項目。該項目一共有兩臺由法國電力提供的EPR核電機組組成。EPR核電機組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第三代核電技術之一。HPC項目的造價中國臺山兩臺同樣使用EPR核電機組的2倍還多。來自2014年11月中廣核電力(01816.HK)披露的信息顯示,臺山這兩臺機組的工程總造價約為731億元人民幣。

“我相信,中國投資方在做出投資決策之前,應該已經開展了大量審慎的調查和計算”,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在2015年年底在廣州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對於中廣核來說,通過參與投資HPC項目的一個關鍵目的是,為日後華龍一號在BRB項目上得到使用提供基礎。因為,一旦華龍一號能夠“落地”英國,將迅速提升國內核電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在進行大型投資的同時,投資方並不只是著眼於短期內的投資收益,我相信他們在英國的投資,能作為他們進入歐盟巨大市場的跳板。除了短期的投資回報之外,在英國的投資還有很多其他附帶的利益。”吳百納當時對本報記者說。

英國曾經擁有輝煌的核能歷史,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核能的國家之一,擁有非常完善的核能工業體系,對核能的監管更是擁有一系列嚴格的要求。即便英國自1994年之後再也沒有建設新的核電站,英國對核能的技術審查也並未曾因此而有絲毫的松懈。

中國國家核安全局原局長趙成昆此前向本報記者分析,“英國對核電的要求,特別是安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華龍一號能夠進入英國,標誌著我們(的核電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已經非常接近。”

中廣核此前向本報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華龍一號是中廣核與中核集團共同研發的三代核電技術,其安全水平與美國、法國、俄羅斯等世界主流三代核電技術相當。與這些國家的核電技術相比,華龍一號的經濟性更具優勢,是中國核電出口的重要選擇。

目前,包括中廣核在內的中國核電企業已經與阿根廷、埃及、沙特、南非、約旦、亞美尼亞、肯尼亞等多個國家簽署核能合作協議。如果華龍一號成功在英國立足,那麽將大大地提高中國企業日後與俄羅斯、美國、法國、日本、韓國等核電強國參與發展中國家核電市場的競爭能力。

發展中國家將成為核能的主要市場。這些國家正在和打算利用核能來滿足當地的能源需求,為經濟的發展提供“核動力”。 據世界核能協會估算,2015~2030年間海外新建核電站在160座左右,新增投資達15000億美元。而這些巨大的市場空間則主要存在於發展中國家。

中國 在英 核電 還建 建不 不建 中廣 核首 首次 回應 正同 法方 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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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不接受不承認所謂“裁決” 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有關爭議

據央視網消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7月12日在人民大會堂同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十八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

在談到南海問題時,李克強表示,中國政府不接受、不承認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所謂“裁決”,這是維護國際法的舉措。作為直接當事國,中方最關心並致力於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將繼續根據《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規定,依據國際法,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有關爭議。希望歐方在這一問題上堅持客觀和中立

圖斯克和容克對日前中國在南蘇丹維和人員遇難表示哀悼和慰問。他們表示,歐盟願同中方加強對話磋商,深化各領域合作,推動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取得進展。歐盟願為履行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中所承諾的義務作出努力。

李克強 李克 接受 承認 所謂 裁決 通過 談判 協商 和平 解決 有關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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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分家”方案 德法意聚首協商”後脫歐時代“

羅馬與那不勒斯之間的小島文托泰內(Ventotene)是歐盟夢開始的地方:意大利總理倫齊用心良苦地選擇了這座島嶼作為德法意領導人會晤場所。在二戰期間,文托泰內島上的監獄關押著歐盟創建者之一——意大利反法西斯主義者阿爾蒂羅·斯皮內利(Altiero Spinelli),他在香煙紙上寫出了呼籲建立聯邦歐洲的《文托泰內宣言》。

8月22日,在參觀斯皮內利的陵墓之後,倫齊同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法國總統奧朗德首次討論英退歐後的諸多“分家”事宜,並在此地提出歐盟重新出發的必要性。

有法國外交人士指出,此次會議旨在體現“歐洲三巨頭的團結一致,但並不是要創立特殊俱樂部,最大的目標是為在9月斯洛伐克舉行的布拉迪斯拉發歐盟峰會準備英國脫歐後的藍圖,並試圖為刺激歐盟經濟增長達成共識。”

德國總理府發表聲明,在此次會議之後,默克爾在24~27日間將對包括捷克、波蘭以及北歐多國展開旋風式訪問,共會見13個歐洲國家領導人,盡可能同參與的國家達成廣泛的交流。

如何應對後脫歐時代

夏休結束之後,英國脫歐成為擺在歐盟領導人面前的首要議題。此次倫齊邀請德法領導人赴意大利提前商談共同立場,為2016年最後一個季度密集的國際外交調節拉開序幕。

在歐洲大陸進入夏休之時,英國外交部正在夜以繼日地趕工,希望在近期可以為首相府提供一份全面的立場說明書,解釋英國-歐盟關系變化後將對共同市場產生何種影響,以及將如何進一步影響到英國的貿易和經濟。

由於上述立場說明尚未出臺,英國並不急於啟動脫歐談判。一種看法認為,英國應在2017年4月之前,即在法國和德國大選之前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也歐盟認為,2017年3月的歐盟峰會正是英國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款的合適時機。

然而另一種看法認為,由於英國嚴重準備不足,人員無法到位,加之希望最大化利用法德的大選,有可能拖到2017年法國6月大選之後,甚至到秋季才會開啟脫歐談判,這也將英國退歐時間從2019年年初推遲到2019年年底。

不過對於第二種看法,目前歐洲官員警告英國,歐盟對於英國推遲談判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盡管德法意領導人急於在應對英國方面達成同一立場,但德國同法國與意大利之間的看法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英國退歐之後,德國多次表示,希望要一個“更好的歐洲”而非“更多的歐洲”。默克爾則明確表示,對於英國脫歐後,歐洲加速整合、產生“量子級別的飛躍”並不感興趣。她指出,“任何已經令歐洲感到困擾,並加強離心力的措施都將產生不可預料的後果。”

相對於法國,德國對於英國脫歐表現得相對寬容。在英國新首相特蕾莎·梅訪問德國並指出2016年底無法啟動退歐談判時,默克爾表示理解英國從公投脫歐到組建新政府的不易,並“相信英國會在權衡利弊後制定符合各方利益的談判方案”。默克爾還稱,給英國點兒時間準備是很有必要的。

默克爾出訪安撫中東歐

在此次三國領導人會見之後,默克爾將密集出訪歐洲13國,並重點安撫中東歐國家。此前中東歐國家抱怨,有關英國脫歐的談判被西歐國家主導,它們完全被排斥在外。

預計,此次默克爾將先會見捷克、波蘭等中東歐國家的領導人,隨後奔赴荷蘭、芬蘭以及其他北歐國家,最後在德國接見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和克羅地亞等國的領導人。

德國總理府發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表示,“她想要盡可能多地同參與談判的領導人進行廣泛商談。”

討論 分家 方案 法意 聚首 協商 後脫 脫歐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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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科A:就深圳地鐵交易事項仍在與相關各方進行協商

萬科A10月17日晚間發布公告稱,本公司於2016年6月17日召開了第十七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了以發行股份的方式向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購買其持有的深圳地鐵前海國際發展有限公司100%股權(以下簡稱“本次交易”)等有關事項,以及公司於2016年7月2日披露的《關於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暨關聯交易預案的修訂說明公告》等文件。公司A股股票於2016年7月4日開市起複牌。

公告顯示,目前,公司正在與相關各方就本次交易方案作進一步的協商、論證與完善。公司將在相關工作完成後,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履行後續程序。

 

萬科 深圳 地鐵 交易 事項 仍在 在與 相關 各方 進行 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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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長江經濟帶省際協商合作機制全面建立

12月1日從國家發改委網站獲悉,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會議暨省際協商合作機制第一次會議今日在北京召開。會議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精神、李克強總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出席會議並講話,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何立峰主持會議並作總結講話,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交通運輸部副部長戴東昌出席會議。

會上,長江上遊重慶、四川、雲南、貴州四省市簽署《關於建立長江上遊地區省際協商合作機制的協議》,中遊湖北、江西、湖南三省簽署《關於建立長江中遊地區省際協商合作機制的協議》,並簽署《長江中遊湖泊保護與生態修複聯合宣言》,標誌著長江經濟帶省際協商合作機制全面建立

實施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主動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科學謀劃中國經濟新棋局,做出的既利當前又惠長遠的重大決策部署。創新區域協調發展機制,打破行政區劃界限和壁壘,有利於協同保護長江生態環境,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今年1月,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批準同意,領導小組辦公室會同沿江11省市建立了覆蓋全流域的長江經濟帶省際協商合作機制。同時,長江下遊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四省市已建立“三級運作、統分結合、務實高效”的合作協調機制。本次上遊、中遊區域性協商合作機制的正式建立,使長江經濟帶形成了多層次的協商合作機制架構。

今天,重慶、四川、雲南、貴州四省市簽署的《協議》明確,建立上遊地區省際協商合作聯席會機制,加強長江上遊地區統籌協調,協同破解發展難題,推進生態聯防聯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創新協同發展、市場一體化發展、公共服務共建共享,推動上遊地區一體化發展,合力打造重要經濟增長極。湖北、江西、湖南三省簽署的《協議》明確,構建決策、協調、執行三級架構,實行會商決策、協調推動、執行落實三級運作,協同優化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推動生態環境聯防聯控,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深化市場一體化體系建設,推動產業和科技創新協調發展,強化公共服務共建共享。

湖北、江西、湖南三省在簽署的《宣言》中明確,共同凝聚對長江中遊湖泊保護與生態修複重要性的共識,制定總體規劃、建立制度體系、推動工程實施,率先、務實、持久地實施湖泊保護與生態修複,呵護湖泊濕地之綠,留住長江生態之美,為生態長江建設貢獻“中遊樣本”,共同將長江中遊建成長江經濟帶生態文明先行區。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及有關部門負責同誌參加了會議。

發改 改委 長江 經濟帶 經濟 省際 協商 合作 機制 全面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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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視網:擬重新評估樂視影業資產 協商交易價格

樂視網12日晚間披露重組公告,樂視網表示,收購樂視影視重大資產重組涉及的審計、評估及相關材料編制工作尚在進行中。

自披露的重組預案公告至今,各方正就收購樂視影業的估值定價進行探討, 同時,公司將在新的資產評估結果的基礎上與交易對方重新協商本次重組的交易價格,重新召開董事會審議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以該次董事會決議公告日作為發行股份的定價基準日。

此前,樂視網曾於11月9日公告稱,公司擬以98億元收購樂視影業(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樂視影業”)的交易,由於當前市場環境較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方案籌劃及第一次董事會審議時點已經發生較大變化,存在對業績承諾及估值的基礎產生較大影響的可能,按照現有進度情況,預計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無法在2016年完成。

樂視網表示,公司控股股東將確保繼續履行2015年12月5日做出的將樂視影業控股權轉讓給公司的承諾。公司與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對方將繼續推進本次重大資產重組項目,並選擇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作為樂視影業業績承諾期。同時,當前各方正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估值定價進行探討,公司將在新的資產評估結果的基礎上與交易對方重新協商本次重組的交易價格,並不排除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交易價格存在下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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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海證券:與債券事件事涉機構達成共識 正溝通協商具體方案

國海證券12月21日晚間發布公告稱,因偽造公司印章私簽債券交易協議事件,國海證券股票及相關債券自2016年12月15日開市起停牌。

公告顯示,2016年12月20日,為維護債券市場穩定,國海證券本著解決問題、化解風險的原則,與偽造我司印章私簽債券交易協議事件相關事涉機構召開協調會議並達成了共識。目前公司正與事涉機構溝通協商有關具體方案,相關事項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為保證公平信息披露,維護投資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價異常波動,經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自2016年12月22日開市起繼續停牌,待公司披露相關事項後複牌。

為避免造成公司債券交易價格異常波動,公司“15國海債,代碼112244”、“15國海01,代碼118917”、“15國海02,代碼118923”同時繼續停牌,債券停牌時間與股票停牌時間一致。

國海 證券 債券 事件 事涉 機構 達成 共識 溝通 協商 具體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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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視網:重新協商重組交易價格 將積極推進加快進程

樂視網發布公告稱,自重組預案公告至今,公司與重組相關方及獨立財務顧問、審計、評估、法律顧問等中介機構積極推進本次重組的工作,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涉及的審計、評估及相關材料編制工作尚在進行中。

同時,各方正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估值定價進行探討,公司將在新的資產評估結果的基礎上與交易對方重新協商本次重組的交易價格,重新召開董事會審議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以該次董事會決議公告日作為發行股份的定價基準日。公司將積極推進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工作,加快重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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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視網:繼續推進重組 將重新協商交易價格

樂視網9日晚間公告稱,自重組預案公告至今,公司與重組相關方及獨立財務顧問、審計、評估、法律顧問等中介機構積極推進本次重組的工作,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涉及的審計、評估及相關材料編制工作尚在進行中。

同時,各方正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估值定價進行探討,公司將在新的資產評估結果的基礎上與交易對方重新協商本次重組的交易價格,重新召開董事會審議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以該次董事會決議公告日作為發行股份的定價基準日。公司將積極推進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工作,加快重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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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周協商、“搶麥”提問…… 這屆委員特別忙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267

 

2017年3月1日,北京,大風中武警官兵在天安門廣場值守,迎接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全國政協這四年:雙周協商、“搶麥”提問……這屆委員特別忙》)

李克強、王岐山、汪洋、孟建柱……多位領導人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會。每到自由問答的互動環節,政協委員們都搶著按下按鈕,尖銳的提問不會被回避。

在過去四年里,本屆政協共進行了62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各部委當場回應。俞正聲中途也會提問,尤其是對一些數字的出處,“所以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

“過去十幾個委員去走一圈,回來調研組寫一個調研報告。現在大部分委員要在座談會上發言,每個委員都得寫出建議。有些發言一結束,當場就協商問題是否可以解決。”

“過去(給我)打電話的比較少,包括文字的溝通,遞五個提案,可能就回複一個。現在是每一個都有回複。”

“協商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我有不同意見。它的意義在於容納意見,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我們提出的是該怎麽做,領導考慮的是什麽時候做,怎麽做得到。”

2017年2月21日,教育部一位司長帶著一位處長,來到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上海的住所,想要進一步和他交流關於教育方面的提案。作為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經常與政府部門的官員討論提案,“最近兩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當重視”。

提交提案是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主要形式。全國“兩會”召開在即,政協委員們的提案也進入到最後準備階段:有的還在外地調研,有的提前進京參加各種會議,有的與團隊在為提案做最後的完善。在本屆全國政協中,委員們的提案得到極高回複,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田傑近期對外披露,截至目前,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提案辦複率達到了99.84%。

即將在2017年3月3日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將是本屆兩千多名政協委員最後一次集體亮相。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並系統論述了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而對“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行規劃和部署。

全國政協這四年來有哪些具體變化,協商民主落實的成效如何?南方周末記者在2017年全國“兩會”召開前,采訪了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請他們回顧幾年來履職過程中的心得體會和所見所聞。

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經常與政府部門官員討論提案。“最近兩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當重視。”(視覺中國/圖)

“政協委員主要代表不同界別的意見”

四年前,俞正聲就任全國政協主席後,曾多次向政協委員們強調人大和政協的區別。

2015年,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開幕會上,俞正聲說:“(人民政協)不是權力機關,也不是決策機構,而是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發揚民主、參與國是、團結合作的重要平臺。”

葛劍雄也翻看了政協所有的文件,他確實找不到“權力”兩個字。政協只是提供一個參政議政的平臺,但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往往對政協的責任和作用給予過高的期望。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分析,這是因為每年政協會議與全國人大會議幾乎同時召開。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能從代議制的角度衡量政協這個平臺。政協委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代表制,不是通過基層選舉產生,而是通過推薦提名產生。”

葛劍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政協委員主要代表的是不同界別的意見。”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跟過去相比,本屆政協的作用、定位、功能都更加明確了。特別是“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本屆政協嘗試了多種舉措。

2014年8月25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就“反腐”、“中央八項規定”等熱點話題脫稿做了超過一小時的演講,並隨後回答了八名政協常委的提問。

在此之前,政協常委會上從未出現過一小時發言加半小時自由提問的模式。葛劍雄自上一屆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以來,6年里開過二十多次會議,“旁邊話筒的按鈕這次是第一次按”。

他還記得,王岐山沒有回避一位委員尖銳的問題:“反腐敗怎麽保持不出現燈下黑的情況呢?”王岐山以中紀委拍攝的一部電視專題片名稱回答——“打鐵還需自身硬”,表示會以身作則,嚴防“燈下黑”。單從政協內部而言,此言不虛。南方周末記者從一位全國政協委員處獲悉,這幾年,政協內部黨員在頻繁地開會,系統地學習。

自王岐山之後,全國政協常委會上出現了多位領導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介紹過“十三五”規劃,副總理汪洋談過精準扶貧,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講過依法治國。

“每次中央有重大決策或者重要會議,都會請有關領導做報告、互動。這樣對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央的大政方針,並且及時反映我們的意見有非常大的作用。”葛劍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領導人參會時,每到自由問答的互動環節,政協委員們都搶著提問,時間到了還意猶未盡。葛劍雄曾經四次搶到了第一個提問的機會。

政協委員往往是各界別的代表人物,“明星”眾多。這是2013年3月,第一次參會的全國政協委員姚明。現在,他多了中國籃協主席的身份。(視覺中國/圖)

“你得有成果,都得寫出建議”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在過去四年里,本屆政協共進行了8次專題協商會議,62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介紹,一般是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三點舉行,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

多位參加過雙周座談會的政協委員形容,俞正聲在主持會議時平易近人。

2014年5月6日,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劉紅宇在“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雙周座談會上,談到“合議庭合而不議、審而不判”現象時,俞正聲馬上插話:“那這種情況加強司法監督就更有必要了。”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後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參加過三次雙周座談會,主題分別是“重視特殊教育”“建築工人工傷維權”和“推進安寧療護工作”。每個人發言限定在5-8分鐘,為了保證時間,大部分委員都是準備好稿子念,各部委當場回應。

俞正聲主席中途也會提問,尤其是對一些數字的出處。“所以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吳明說。

吳明坦言,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十幾名政協委員,一年能有近400人次。還有不少委員雖然沒有參加雙周協商座談會,但參加了調研和相關準備工作。 現在,委員們已經收到2017年雙周座談會的題目,每人可以根據自己感興趣或者專長的題目報名參加。葛劍雄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協商題目是反複征求過常委、委員的意見,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確定的。

全國政協委員、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萬捷也感受到,政協變得更制度化了,“現在有雙周座談會,感覺議題多了,而且比較具體,調研更有目的性了。”

總體來看,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2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還有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

根據吳明的介紹,專題協商會涉及面更廣,各部委參加的人數更多,會議時間更長,一般都是一天,還有國務院主管領導蒞臨。去年她參加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專題協商會議。在會議召開之前,全國政協三個副主席帶著委員們跑了六七個省,每次都近一個星期。除了到各省調研,還組織了六七次專題座談會,包括醫生、院長、政府部門、藥企、醫改專家、委員等多個層面的人都參與了討論。

“過去的調研就是十幾個委員去走一圈,回來調研組寫一個調研報告。現在大部分委員要在座談會上發言,所以你得有成果,每個委員都得寫出建議。有些發言一結束,政協領導當場就跟相關政府部門領導協商說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解決。”吳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感覺當這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非常忙,全國政協的工作做得很實在。”

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看來,這就是政協制度最大的優點——協商,“中國人愛說什麽事兒都有商有量。如果說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協商就是妥協的一個必需或比較好的程序,體現的是民主政治中尊重的價值。”

2017年3月1日,北京,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內地記者情況通報會召開,記者們進入全國政協禮堂。(視覺中國/圖)

“重要的是堅持”

金安平註意到一個現象,從去年“兩會”開始,“委員們學會了輕重緩急,特別雷人的提案也少了”。

擔任過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萬捷總結,一般兩種提案的成功率比較高:一種是政府想做但不容易做的事;另一種是政府沒有太重視,但可能會對未來產生較大影響的事。

萬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不論是哪種提案,政協委員都要經過科學調研、系統策劃,將它變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提案。要弄清楚什麽事、要不要做、誰來做、怎麽做。”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在十年間,從公眾到政府官員,訪談了兩千多人,才對醫改所面臨的真實處境有了深入了解,在她看來,“一個委員在那看了三兩天,就提出一個方案來是不行的,目前一些委員的提案質量有待提高”。

這也呼應了一位全國政協領導經常對委員們講的一句話:“不要老是講該怎麽做,要講怎麽才做得到。”

去年“兩會”前夕,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劉紅宇曾想進入中小學校園做關於安裝新風系統的調研,“其實那時候學校很謹慎,校長剛開始說歡迎,後來卻用各種借口推脫不讓我去”。

後來劉紅宇就在幾所學校門口,向學生家長發問卷,探討是安裝新風系統還是空氣凈化器更合適,家長覺得誰來出錢比較好。當時有的家長甚至坦言,“自己集資都願意”。但最終在劉紅宇的提案中,認為應該將這筆費用強制納入國家專項預算。

時隔一年,2017年1月5日,北京市教委在深夜回應,已部署中小學、幼兒園安裝空氣凈化設備試點工作,由市級財政給予補貼。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嚴慧英的感覺是,自己的提案更受重視了,“過去(給我)打電話的比較少,包括文字的溝通,遞五個提案,可能就回複一個。現在是每一個都有回複。”

去年她曾提交提案,建議“中央電視臺公益廣告中應該投放塵肺病的相關內容”。會後,中央電視臺廣告部門負責人很快邀請她到臺里座談,向嚴慧英介紹中央電視臺公益廣告的招標流程。對方告訴嚴慧英,“廣告段都是年初安排好的。2017年,塵肺病這個題目應該可以去參與投標了,具體怎麽組織還要繼續溝通。”

政協委員們履職四年來的另一個感受是,“重要的是堅持”。“一個提案要跟到它實施為止。”萬捷長期關註環境問題,在兩屆政協中一直圍繞垃圾分類、重點汙染源實時公布等方面的問題提出環保提案。

這種“十年如一日”的委員並不在少數。曾經多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呼籲“陽光財政”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一直積極推動政府財政信息公開。他所在的經濟研究機構一直在堅持對政府進行財政透明度觀測評估,分數在持續提升。

葛劍雄此前多次接受媒體采訪時都表示過,在全國“兩會”特別能解決“不大不小的事”,“比如今年雙周座談會中將要討論的問題包括,新建築材料推廣、醫院臨終關懷、西北農牧地區病蟲害防治等議題”。

“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

這些年,葛劍雄也總結過兩種情形的提案很難實現。

一種是政府部門也想解決,但是超出職責範圍。葛劍雄曾提出,“十三五”規劃應該進一步大幅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教育部也說很支持,但這個提案應該是國務院或者是全國人大來通過才行”。

另一種是相關部門了解的情況、意見與委員差別很大。葛劍雄曾提出,近年來高鐵的車站設置有問題,要麽完全新建,要麽選址遠離中心城區,增加出行成本。

“當時這個提案轉到有關部門後,他們回複不存在這樣的情況,現在這種選擇是經過多重因素考慮的。”葛劍雄對此也很無奈。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的共同感受是,許多提案交上去,相關部門有時的答複比較“程式化”,比如“認同提案的建設性”,“表示會認真研究”,“列舉自己開展的各項工作”,“表示會在以後的工作中借鑒”等等。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吳明連續多年提出在煙盒上印制醒目、畫面較大的黑肺、病容等警示圖案的建議。“這種方式可以產生視覺沖擊,使人有心理畏懼,比其它控煙方法效果更為明顯,成本也最低,尤其是對於婦女和青少年,可以阻止產生新的煙民。”2011年,她聯合了9個界別281名委員簽字;2012年聯合了7個界別,212名委員簽字;2014年獲得了168名委員簽名。得到相關部委的回複是:“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里沒有說必須要印警示圖案。”

“我很生氣,應該對國民健康負責,而不是只做給WHO看。”吳明因此給相關部委答複的評價是不滿意。“他們找我來溝通,但一開始出面的是一個借調人員,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後來一位處長出面,本來都定好時間了,最後因為對方忙就不了了之了。還是說明一些部門對這件事不重視。”

蔣洪曾多次在政協中發言:“協商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我有不同意見。它的意義在於容納意見,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

有些時候,葛劍雄會選擇內部反映的方式。當他對自己的意見、建議沒有把握時,他都選擇內部提出。

“我提的時候他們並不采納,並不一定代表我提的就不對,可能時機還沒成熟。”葛劍雄是這麽理解的,“我們提出的是該怎麽做,領導考慮的是什麽時候做,怎麽做得到。”

雙周 協商 搶麥 提問 這屆 委員 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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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擬拋出“橄欖枝”:與交易所協商解決方案

據MSCI網站演示文件證實,MSCI提出的有關將中國A股納入全球指數的縮小化方案,將股票數量從448只減少到169只。方案建議只納入可以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買賣的大盤股,計劃將A股在MSCI中國指數的建議權重從3.7%降至1.7%,在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的權重從1%降至0.5%。

2016年6月15日,MSCI公布年度市場分類審議結果,將延遲把包括中國A股在內的諸多市場納入新興市場指數,但仍將中國A股繼續保留在2017年評估系列之中。實際上,自2013年首次入選MSCI的“潛在升級市場觀察名單”以來,這已經是A股第三次闖關MSCI。A股向MSCI闖關數次未果,隨著一次次的希望落空,本次MSCI疑似拋出的橄欖枝,最終真的能送到A股手中嗎?

民生證券副總裁管清友稱,MSCI正式客戶問詢從4月便已開始,目前來看,MSCI利用新框架繞開了舊問題,一定程度向A股拋出繡球,但最終A股是否可以納入取決於客戶對於新框架的接受程度。

據MSCI,去年A股納入MSCI的主要障礙是:QFII每月資本贖回不超上年凈資產20%的額度限制尚存;中國交易所對涉及A股的金融產品預先審批的限制未解決;QFII額度分配、資本流動限制進展、交易所停牌新規仍需時間觀察。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今日發表觀點稱,此次MSCI提出新的方案是為了跟進過去一年的新進展以有效減輕投資者之前的顧慮,今年A股納入MSCI的可能性較去年有所提高。在高挺看來,這主要是因為新方案有助於緩解投資者對於流動性和資本流動限制的擔憂。“目前主要的障礙是對與A股掛鉤的金融產品的預先審批限制,而MSCI現在正在和中國的交易所共同協商解決方案。”

管清友認為,A股納入迎來了新希望,但仍面臨困難。一方面,內部決策層心態比較平和,為了納入MSCI突然調轉資本管制態度的概率比較低;另一方面,外部投資者關註的核心問題還沒都解決,本次問詢提出了用互聯互通機制取代QFII/RQFII機制的新框架,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資本跨境流動性問題,但金融產品的預先審批制、停牌問題等同樣也是境外投資者關心的要點,目前這兩方面尚沒有滿意的解決。

倘若此番順利“入摩”,又將對A股帶來什麽影響?對此,市場觀點各執一詞。

據瑞銀證券估算,A股納入MSCI引發約15億美元跟蹤MSCI指數的被動資金流入。假設主動資金按照指數權重的變化來調整持倉,將另有約81億美元的資金流入A股。資金流入或利好可能被納入MSCI的A股,而對整體市場的短期影響較小,而A股納入MSCI應不會對H股產生負面影響。鑒於中國市場目前仍被全球投資者所低配,高挺預計即使有資金流出也將非常有限。

華泰證券首席策略師戴康對此持不同觀點,其認為市場低估了A股納入MSCI的積極作用,A股“入摩”帶來增量資金(按照新興市場指數的0.5%測算,首次新增資金流入約500億)改善存量博弈困局,長期來看外圍資金入市加速A股機構化進程。加入MSCI對A股的影響深遠,正面作用不可小覷。

據民生證券梳理,A股預計初始納入的參數在新舊框架下略有變化。舊框架下,原本有448只股票將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占權重1%左右,新框架剔除小市值(減少178個)、剔除AH股中H股已經在MSCI中國指數的A股公司(減少61個)及停牌超過50天(減少40個)後剩169個,占MSCI新興市場指數下滑至0.5%。

而在169只股票樣本中,市值排名前三的是金融(22.5%)、工業(18.1%)和日常消費(15.5%),與去年相比,行業占比降低的行業有:金融從27.5%降至22.5%;醫療保健從6.5%降至3.8%;能源從2.9%降至1.2%;原材料從8.9%降至7.9%;IT從7.9%降至7.5%;工業從18.2%降至18.1%。

 

MSCI 擬拋 拋出 橄欖枝 橄欖 交易所 交易 協商 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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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對話協商是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的唯一有效途徑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4月13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主持例行記者會。陸慷就中俄兩國元首今年保持密切交往、敘利亞化武問題、朝鮮半島局勢等熱點作出回應。

根據雙方商定,國務委員楊潔篪將於4月19日在北京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莫蓋里尼舉行第七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

以下為記者會實錄:

問:4月12日,安理會表決敘利亞化武問題決議草案。中方投了棄權票,為什麽要投棄權票?

答:我們在這里已經多次強調,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任何組織、任何個人在任何情況下、出於任何目的使用化學武器,這是中方一貫明確立場。中方譴責日前在敘利亞境內發生的疑似化武襲擊事件,認為應當由禁化武組織、聯合國有關機構展開獨立、全面調查,基於確鑿證據查明事實真相,從而得出經得起事實和歷史檢驗的結論。

我們也多次說過,聯合國安理會保持團結對解決敘利亞問題至關重要。在安理會磋商敘利亞化武問題決議草案過程中,中方同有關各方保持密切溝通,為推動安理會達成共識、發出一致聲音作出了我們的不懈努力。我們對安理會最終未能形成一個共識深感遺憾。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大使在聯合國安理會表決敘利亞化學武器問題決議草案後也作了發言,表明了中方立場。我們認為,安理會表決的草案包含了譴責敘利亞境內發生的疑似使用化武行為,同時也要求對有關事件進行調查等中方支持的內容。但部分其他內容完全可以為達成一致而作出必要的修改。鑒此,中方對這個草案投了棄權票。

政治解決是化解敘利亞危機的唯一正確出路。我們還是希望國際社會維護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進程來之不易的積極勢頭,繼續支持聯合國發揮斡旋主渠道作用,推動敘利亞各方通過日內瓦和談盡快達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政治解決方案。

問:敘利亞常駐聯合國代表賈法里在安理會討論涉及敘利亞化武問題時表示,敘利亞呼籲禁化武組織前往敘利亞就化武襲擊事件展開調查,敘方也希望找到襲擊真兇。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答:我們註意到敘利亞常駐聯合國代表賈法里大使的有關表態。

我願意再次重申,中方對日前在敘利亞境內發生的疑似化武事件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予以強烈譴責。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任何組織、任何個人在任何情況下、出於任何目的使用化學武器,支持由禁化武組織和聯合國有關機構對此次事件展開獨立、全面調查,從而得出一個能夠經得起事實和歷史檢驗的結論,並據此把肇事者懲之以法。

我們還是認為,當前有關各方應該優先考慮的,是如何為相關調查提供建設性的支持,如何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如何盡力維護來之不易的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進程,這才是真正對敘利亞人民負責,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安全負責。

問:中方一直呼籲朝鮮半島局勢相關各方保持克制。美國或者朝鮮是否已經向中方保證他們將保持克制,例如不進行軍事打擊或者停止核試驗?

答:你說的沒錯,中方在就朝鮮半島核問題和當前半島局勢與所有有關各方接觸的過程中,一直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克制,多做有利於降低緊張狀態、有利於把各方拉回談判桌的事情,而不是相互刺激、火上澆油。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所有有關各方對中方這個立場是非常清楚的。中方與有關各方也一直保持著溝通。

問:第一,昨天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已經開始著手采取一些具體措施應對朝核問題,近日來有運載朝鮮煤炭的貨輪被要求返朝,這是中國邁出的一大步。他知道中國還會采取許多其他舉措。中方能否證實上述言論?這些信息是中方在兩國元首通話時透露的嗎?第二,海關總署發言人今日表示,中國從今年2月18日起暫停從朝進口煤炭,但一季度中朝雙邊貿易額仍有較大幅度增長,這表明中國通過經濟施壓解決朝核問題仍有很大空間。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答:關於你的第一個問題,實際上中美雙方一直圍繞朝鮮半島局勢、半島核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各方應該采取的措施保持著密切溝通。當然,昨天我已經介紹過,中美兩國元首在海湖莊園會晤時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入溝通,對彼此的立場和看法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關於你提到的中方采取的措施,事實上,從朝鮮半島核問題出現以來,中方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我們始終在為實現半島無核化、實現維護半島和平與穩定、實現半島核問題通過對話協商方式得到妥善解決做出不懈努力,這些努力不光是現在在做。二是我們一直嚴格履行自己的國際責任,也就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作為聯合國成員國,中國一直嚴格履行安理會通過的決議的所有要求,這是我們履行國際責任的一部分。這也並不是這兩天才發生,而是中國的一貫政策。

關於你提到的第二個問題,昨天海關總署相關負責人已經作了明確答複,他非常肯定地告訴記者朋友們,自今年2月18日之後,中方再也沒有進口過朝鮮煤炭,這是中方為履行安理會決議,通過商務部和海關總署聯合頒布通知所采取的一個堅決措施。關於中朝貿易額在一定時期內出現增減的情況,你知道,中朝是鄰國,兩國之間本來就有著正常的傳統友好往來,包括正常的經貿往來。在遵循安理會決議要求的前提下,中朝維持正常關系包括經貿關系,本身無可非議。

問:據俄羅斯媒體報道,俄羅斯副總理德沃爾科維奇12日表示,習近平主席將於7月初訪俄。你能否證實?此外,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昨天接受采訪時表示,俄中關系的發展水平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你對此有何回應?中方對當前中俄關系有何評價?

答:中俄之間一直有元首年度互訪機制等一系列高層互訪機制,兩國元首今年將繼續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領和規劃雙邊關系發展和兩國各領域的務實合作。

我們也註意到傑尼索夫大使昨天的表態。我可以告訴你,中方完全贊同傑尼索夫大使對中俄關系的積極評價。今年以來,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系在高水平上呈現積極的發展勢頭。兩國高層交往密切,在貿易、投資、能源、地方、人文等領域的務實合作取得一批新成果。同時,大家也知道,作為安理會兩個常任理事國,中俄在一系列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也保持著密切溝通協調,共同為國際和地區和平安全發揮積極的穩定器作用。不管外部環境如何變化,中方致力於發展和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系的決心絲毫不會改變。

問:據報道,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昨天收回了此前有關登上南沙島礁升旗的言論,他說中國向他表示,如果有關國家都在“西菲律賓海”升旗會產生麻煩。杜特爾特也說因為重視與中國的友誼,他決定不去南沙島礁上升旗。中方對此有何回應或評論?

答:大家都能看到,當前南海形勢持續向好,中菲關系也健康快速發展。我們當然樂見菲方同中方進一步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進合作,使雙方合作更好地造福兩國人民。中菲關系這樣的一個向好發展,對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肯定是有積極意義的。

問:特朗普總統在昨天電視采訪中表示,如果習近平主席解決了朝鮮問題,美方肯定會回報以豐厚的貿易協議,中方如何解讀這句話?中方具體期待怎樣的貿易協議?

答: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昨天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已經對這個問題作出澄清。至於中方在中美經貿關系和朝鮮半島核問題這兩個問題上的立場,我相信美方是非常清楚的。

問:據韓國媒體報道,中國政府六方會談特別代表武大偉打算明天訪問朝鮮。中方能否確認這個消息?如確有此訪,請介紹訪問目的。

答:中朝之間一直保持著正常的往來。關於你提到的問題,我現在沒有可以向你提供的信息。

問:特朗普總統在昨天的電視采訪中表示,他在同習近平主席共進晚餐時向中方通報了要軍事打擊敘利亞的消息,習近平主席表示並不介意。你能否提供更多細節?

答:中國代表團發言人當時已經向大家介紹過有關情況。中美兩國元首在海湖莊園會晤時的確談到了敘利亞問題,習近平主席非常明確地介紹了中方有關立場,概括起來有三點:第一,中方一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組織或個人在任何情況下出於任何目的使用化學武器。第二,我們認為敘利亞問題的當務之急是要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第三,我們還是主張各方應該致力於維護和推進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進程。這就是當時我們已經向大家介紹的、兩國元首會晤時習近平主席表明的中方立場。

至於在國際事務中反對動輒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武力,這是中方一貫的明確立場,美方對此也是非常清楚的。

問:特朗普總統表示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美國不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答:中國本來就不是一個匯率操縱國,這是客觀事實。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方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我們將在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我們已經多次講過,中方無意通過貨幣競爭性貶值刺激出口,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我們願與美方繼續本著平等互利原則,擴大各領域務實合作,推動兩國經貿關系更加平衡發展。

中美兩國元首在海湖莊園會晤時也圍繞兩國經貿關系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入討論,雙方達成的一個重要共識就是要共同作出努力,擴大兩國廣泛領域務實合作,同時妥善管控好分歧。

問: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與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會晤後向記者表示,雙方在朝鮮問題上有一些分歧,但都同意解決該問題的唯一方案是政治解決。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答:我們註意到拉夫羅夫外長昨天表示,俄美雙方都主張半島核問題應該尋求政治解決。事實上,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實現半島無核化、維護半島和平穩定也是中方的一貫立場和主張。我們希望有關各方能圍繞這一大方向、大原則形成共識,作出努力。

問:近日有美國官員稱美國可能對朝鮮進行新一輪經濟制裁,其中包括一些中國公司和銀行。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答:這兩天在記者會上我們已經多次說過,朝鮮半島局勢已經非常複雜敏感。我們希望所有有關各方能夠采取負責任的態度,避免任何相互刺激、火上澆油的言行。

至於單邊制裁的問題,我相信你非常清楚,中方一向原則上不贊成在國際事務中動輒使用單邊制裁的做法。當然我們尤其反對這些單邊制裁損害中方的利益。

問: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特朗普總統在海湖莊園對習近平主席說過“你想做一筆好的交易嗎?”。先不談中方接受不接受、認可不認可“中美合作是交易”的這種表述,中方在朝鮮問題上願意做什麽樣的交易?

答:我們沒法對媒體報道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作出評論,但是在朝鮮半島核問題和朝鮮半島局勢問題上,第一,中美兩國元首確實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入討論。第二,你也非常清楚,中方在所有這些重大的國際問題上,一向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中方自己的立場和政策。

問:中方投棄權票後,美國白宮發言人稱這是美國總統的重大勝利。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答:我剛才在回答全國公共廣播電臺記者提問時說過,中方在所有這些重大國際問題上,一向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中方自己的立場和政策。

問:據報道,石油制裁是中方對朝鮮制裁措施的可能選項之一,如果聯合國進行新一輪對朝制裁,中方是否會考慮將石油制裁作為一項正式的制裁手段?

答:大家都能夠看到,朝鮮半島核問題發展到今天的歷史已經證明,僅僅依靠制裁並不是有效的辦法。如果回顧半島核問題的發展歷程,大家可以看到,朝鮮真正地作出放棄核計劃、真正采取實際措施去核武化,都是在六方會談進行的時候。而朝鮮一步一步走向擁核的時候,恰恰就是在對話中斷的時候,恰恰就是在一味地僅僅依靠制裁施壓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有沒有更好的途徑,但是實踐證明,往往對話還是一個解決半島核問題的出路。所以我們強烈地希望,所有有關各方不要僅僅把解決半島核問題的出路寄望在單純依靠制裁上。

外交部 外交 對話 協商 解決 朝鮮 半島 問題 唯一 有效 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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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防部:“薩德”部署費用無法再協商

5月1日消息,據韓聯社報道,韓國國防部發言人文尚均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韓國青瓦臺國家安全室室長金寬鎮4月30日與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通電話再次確認“薩德”費用協議內容一事表示,“薩德”部署費用無法再協商。

就“薩德”部署費用是否會成為美方提高韓方防衛經費分攤額的籌碼,文尚均表示,防衛經費分攤比例是對駐韓美軍對半島安全的貢獻、韓方財政承擔能力、半島安全情況、駐韓美軍維持穩定駐紮的基本條件等綜合因素進行考慮後確定的,兩國將協商後保證分攤比例合理。

一位熟悉韓美國安問題的政府官員表示,將部署在星州的“薩德”反導系統屬於美方資產。根據《駐韓美軍地位協定》,韓國政府提供地皮及基礎設施等,“薩德”的建立、運營及維護費用則由美方承擔。因此,“薩德”費用問題不是重談的對象。就麥克馬斯提及再協商一事,他表示是指“薩德”還是防衛經費分攤一事暫不確定。 

當天早些時候,青瓦臺方面稱,青瓦臺認為麥克馬斯特在接受美媒采訪時重新確認韓美曾就“薩德”反導系統達成的協議內容仍有效。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提出讓韓國承擔10億美元的“薩德”部署費用引發巨大爭議。韓國青瓦臺國家安全室室長金寬鎮4月30日就此與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通電話,雙方再次確認“薩德”費用協議內容。但由於雙方公布的通話內容不一,導致爭議進一步發酵。

國防部 國防 薩德 部署 費用 無法 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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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林、陳雨露、肖鋼……金融大佬在全國政協專題協商會上說了啥

編者按:全國政協昨天在北京召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體系”專題協商會,多位委員在會上發言。在全國努力“打好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背景下,本次會議傳遞出來的信息受到高度關註。來看看眾位委員都說了些啥?

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體系

全國政協常委 尚福林

目前我國金融形勢總體穩定、金融風險總體可控,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但從調研情況看,未來一段時間金融風險仍然易發多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壓力較大。建議:

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能力。結合金融業發展規律和特點,探索匹配高質量發展的績效考評體系,優化“政府引導+市場運作”支持基礎性、戰略性創新等金融服務機制,推廣政府主導建設擔保體系等做法。

創新方式方法穩妥降杠桿。狠抓結構性去杠桿這個關鍵,扭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盡快完善司法處置、稅收優惠、工商註銷等配套政策措施;建議積極探索推動國有企業母子公司聯動債轉股、債轉優先股、“償債+債轉股”等市場化債轉股實現方式。

把防控房地產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探索“慢撒氣”方式化解房地產泡沫。建議嚴格落實需求側管理政策,為深化房地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時間窗口”。進一步加快健全推動房屋長租市場發展的配套政策機制,完善扭轉土地財政依賴的制度辦法,暢通房地產多主體供應渠道。

引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穩步下降

全國政協常委 胡曉煉

無論從杠桿率的當前水平還是歷史變化看,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貢獻均在一半以上,且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問題在國際比較中也十分突出,這既有周期性因素的影響,也有結構性因素的原因。為穩步降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要對杠桿率的分子端和分母端同時采取有效措施,遵循穩中求進的原則,積極穩妥地推動企業“去杠桿”。

一方面,壓縮存量債務和減少新增債務,在分子端做減法。一是在清除占用大量無效信貸資源“僵屍企業”的同時,防止過剩產能“一面清,一面出”,循環往複出現。二是重視企業境內負債、境外運營問題。三是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四是推動社會融資結構向股權融資格局轉變。

另一方面,創造適宜的宏觀環境和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分母端做加法。一是宏觀政策要中性適度。既不能搞強刺激,也要避免“去杠桿”進程過於激烈。二是提高新增負債對應的資產質量。在降杠桿的過程中,除了解決數量問題,更要重視質量問題。同樣的負債由於產出的質量和效益不同,風險也不同,債權人和債務人都應著力提高新增負債對應資產和項目的效益,把好風險關,從追求規模、速度等短期行為,轉到質量第一,效益優先。

有效防範房地產市場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 王一鳴

我國房地產市場已從總量供不應求轉向供求總體平衡、結構性區域性矛盾更趨突出的新階段,供需形勢和面臨矛盾的新變化,使潛在風險進一步積累。當前,要加快健全與長效機制對接的基礎性制度,逐步調整退出與長效機制不適應的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完善住房租賃制度。以人口凈流入多的大中城市為重點,加快培育住房租賃市場特別是長期租賃市場,發展一批專業化的住房租賃企業。研究租房支出抵扣個人所得稅和租賃企業稅收減免政策,以及建設租賃住房的土地出讓金由一次性收取改為按年收取,促進租賃市場發展。

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加快研究設立國家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為居民合理住房消費提供長期穩定的低利率資金支持。

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堅持購房首付的底線,堅持差別化購房信貸政策,建議采取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反向調整的辦法,有效防範房地產市場風險。完善住房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嚴格限制資金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拓寬居住用地供應渠道。積極研究在權屬不變、符合規劃條件下,非房地產企業依法取得的土地作為住宅用地的實施辦法。

統籌監管金融基礎設施

全國政協委員 陳雨露

我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已取得顯著成績,逐步形成了涵蓋全國性、行業性、區域性市場和互聯網金融新業態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與此同時,在跨市場交易日益活躍、外部網絡安全挑戰加劇的新形勢下,我國金融基礎設施領域在建設與監管方面缺乏統籌的問題日漸突出。為此建議:

加快制定統一的監管標準。針對清算機構、金融資產登記托管機構、交易所或交易平臺、交易報告庫等各類金融基礎設施的不同特點,制定分類統一的監管標準。同時,進一步完善支付、征信等領域金融基礎設施的監管標準,提高監管效能。

完善分層分類的監管安排。根據金融基礎設施的系統重要性程度和業務種類實施分層分類監管。當前的重點工作是強化互聯網屬性金融基礎設施監管。要根據互聯網金融整治及長效機制建設的分工,適時進行監管並調整優化。

統一實施準入管理。對現有金融基礎設施,應進行重新評估認定,合格的予以發放業務牌照,不合格的則限期整改或停業退出。

防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 肖鋼

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是指沒有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但又需要由地方政府承擔最終償還責任的債務。這部分債務形式多樣,透明度差,已經成為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點。建議:

明確界限,盤清底數。制定統一口徑,甄別核實隱性債務。及時回應地方疑惑,消除地方顧慮,協調解決債務甄別中存在的細節問題,加強督促檢查,確保數據完整、準確、可比。

控制增量,化解存量。制定防範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行動計劃,分類施策,多措並舉,穩妥實施,對新增項目,要有保有壓,及時調整。對歷史存量資產,研究如何變成產權,成為今天的資本。把已建成項目的未來收益變成今天的投資,把經常性國有資產運營收入變為地方長期的綜合財力。

堵塞後門,開啟前門。深化地方投融資體制改革,地方舉債必須由地方人大審議批準,增強透明度和約束力。強化預算內外約束,嚴禁違規融資、變相舉債,嚴肅紀律問責。要加大對財力薄弱的欠發達地縣基礎設施的支持力度,結合扶貧攻堅、鄉村振興、江河治理、公共事業發展,增加省級財政專項補助和轉移支付,采取傾斜、捆綁方式,有些項目由省里承擔還本付息責任,切實避免馬太效應,促進地區協調發展。

加強金融監管能力建設迫在眉睫

全國政協委員 周延禮

互聯網金融業態的推陳出新對於金融服務方式創新、滿足社會多元化投融資需求、提升金融普惠性水平、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等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帶來一些不規範經營和金融違規行為。隨著我國金融科技應用的快速發展,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能力建設迫在眉睫。建議:

加強對互聯網金融交易的監管。當前,金融監管要把市場行為監管放在突出的位置,嚴厲查處違法違規行為,重罰損害消費者的行為,關停金融詐騙機構並繩之以法,真正讓監管者“長牙齒”,讓違法者聞風喪膽。

加大對互聯網金融市場監管力度。要把監管資源向發現風險、防範風險、處置風險傾斜。重點解決監管部門的“數據、算法和計算能力”不足的問題,建議加大對監管部門的大數據監管平臺建設的投入,提供從大數據存儲、清洗、脫敏、計算到呈現監管一體化大數據監管平臺工程。

發揮監管科技作用精準監管。要提高監管人員的技術和能力水平,嫻熟地運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改進監管方式。金融監管部門要加快金融監管科技建設的步伐,在大數據金融安全監管平臺的基礎上,構建數字金融、數字社會頂層設計。

夯實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基礎

全國政協委員 楊德才

為防範化解證券市場重大風險,夯實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基礎,必須做到有法必依,用具體措施強化“公開、公正、公平”原則的底線。

要對任何時期的虛假上市重組行為公開追溯信息披露、追溯處罰,鼓勵有效融資;修改懲罰條款,提高虛假陳述、造假者及相關機構的違法成本;規範新三板市場實際上運行的註冊制上市制度,提升其管理效率與能力。

加大擬上市公司和已上市公司的信用建設及其監管力度,嚴肅信息披露,嚴懲失信行為,盡快構建有針對性的足額賠償機制和對失信者的信用懲戒機制。

厘清監管部門職能、“國家隊”基金職能與調控行為的邊界,運用大數據追查內幕操縱行為,依法加大打擊力度,提高犯罪成本。

進一步完善退市標準流程,嚴格依法執行退市制度,去除“僵屍公司”,有進有出,逐步把我國上市公司數量維持在合理的動態水平。

應重視控制金融風險源頭

全國政協委員 楊成長

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各級政府將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當前重要任務,積極開展自查自糾和系統防控工作,但我們在調研中也發現存在著一些問題,值得高度關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重視管控金融風險的市場表現,不重視控制金融風險的源頭。一些地方政府很重視當地的房價穩不穩、市場利率高不高、政府債務率高不高、是否存在互聯網金融機構跑路情況以及銀行壞賬率是否下降等問題,認為只要這些方面穩定住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但是對於什麽是系統性金融風險源認識不到位,基本上圍繞著當前金融市場上已經存在的不正常現象采取措施,沒有做到徹底根治、刮骨療傷。

重視金融市場的風險,不重視實體經濟領域的風險源。許多地方政府簡單認為,系統性金融風險主要是金融市場問題,防控工作也主要由金融監管部門來承擔,不太重視實體經濟領域內蘊藏的金融風險源。

重視對金融風險的靜態測算,不重視金融風險的動態演變;重視單領域金融風險,不重視金融風險的傳導性。由於各種短期靜態測算和情景模擬都存在明顯缺陷,無法預測金融市場出現異常變化對社會預期的巨大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防風險要立足長效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 劉世錦

當前,地方債務面對的既有短期問題,需要救火補窟窿,更重要的是長期問題,在治標的同時還要治本,按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高質量發展要求,加快這一領域的長效制度建設。建議:

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調整政績觀,不再搞GDP掛帥。擴大地方債務規模,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支撐比較高的GDP增長速度。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在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的情況下,人為擡高增長速度,必然以超出償還能力的規模籌集資金,加大財政金融風險。

建立地方債務全面審計、信用評級和向地方人大報告的制度。要健全相應的會計準則、風險控制、信息披露等制度,由第三方機構定期審計,進行信用評級。

把地方公益性國有資本與地方債務一並管理。我國地方政府有一塊國有資本,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上可以有更大的作為空間。這是我們的特點和優勢,但也可能成為風險的來源。下一步可以考慮把公益性國有資本債務管理納入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體系。

切實解決地方政府和國資國企的預算軟約束問題。除了法律、政策規定外,一定要下決心拿出一批案例,打破剛性兌付,相關人員承擔責任,即使付出較大代價、面臨困難局面,也要有戰略定力。

避免國有企業過度負債

全國政協委員 盧春房

今年2月末,全國國有企業負債總額已經超過106萬億元。過高的負債率會導致財務費用快速上升、企業信用評級下降、融資困難。建議企業和政府雙管齊下,綜合施策,化風險於未發。

對企業而言,就是要提高效益。一是加快改革。國企改革關鍵是要“瘦身健體”。要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和法人治理結構,重大投資、經營決策按程序辦理,避免個人說了算,造成重大決策特別是投資決策失誤。二是大力實施管理創新。實施全面預算管理,完善以收入、盈虧為核心的預算目標管理制度,提升預算編制水平,推進財務預算和業務預算有效融合。三是積極推進技術創新。四是加快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

對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保資金不斷鏈。一是政府出臺新的政策時,要評估對一些行業或國有企業的影響。目前房地產、煤炭、鋼鐵、建築行業負債率高,對政策的敏感度高,更應慎重。二是對國有企業分類施策。對於“僵屍企業”,采取其它企業收購或兼並重組措施為宜,盡量少破產。對於負債率很高且發展前景不好的企業,可比照“僵屍企業”的方法處理;而發展前景好的企業可采取債轉股、發行企業債券、上市直接融資等方法減輕債務負擔。

打贏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

全國政協委員 王冬勝

我國金融形勢總體是好的,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面臨不少風險和挑戰。面對金融風險的累積和金融創新的快速發展,近年來國家在監管金融創新、彌補監管疏漏和空白,消除監管套利空間,化解防範風險等方面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此基礎上,我對國家防範金融風險提出如下建議:

加強跨部門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建設。這樣既凸顯保障金融安全、防範金融風險的重要性,又有助於通過強有力的領導推進跨部門協調,彌補跨市場、跨行業、跨區域監管漏洞所帶來的風險,從而盡快形成一個統一、協調、高效的金融監管體系。

大力提高政策透明度,有效引導市場預期。目前各部委均有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政策、信息披露及引導市場預期方面已有明顯提升,但仍有必要進一步提高政策、信息披露的及時性、有效性和權威性。建議由權威人士通過舉行定期、不定期新聞發布會,與市場參與機構及投資者進行直接溝通,及時、有效說明一項監管政策的出臺背景、實施步驟等情況,以顯著提升引導市場預期的實際效果。

引導資金流向核心高科技產業

全國政協委員 金李

隨著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推進,資金從炒作房地產等虛擬投資退出。這些資金如果不加以妥善引導,可能會沖擊金融市場,帶來其它資產價格的暴漲暴跌。如果能夠把強大的民意支持轉化成對核心高科技的長期投資,可以兼顧化解金融和實體風險,也使得千家萬戶的長期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更加高度一致。為此,建議:

發行支持高科技的長期特別債券,補充國家投入。其中一部分通過可轉換優先股形式實施,即允許投資者在一定條件下轉換成對成功投資項目的股權。這樣既可以共享成功的回報,也可以提升社會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例,降低杠桿。

政府投資於市場化運作的引導基金,由它們轉投於核心高科技企業。一旦某項研發取得成功,政府以較低收益平價退出。政府的讓利可以提升基金收益,提升其投資意願。另外,建立合理的風險補償機制,增加國企承擔投資風險的能力。

鼓勵核心技術和應用開發企業相互持股,打造榮辱與共的生態體系。對符合條件的核心技術,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支持其它開發機構進行配套的應用性開發。通過政府采購和對企業用戶采購進行補貼等方法,提升早期用戶對國產技術的使用積極性。

防風險宜宏觀微觀雙管齊下

全國政協委員 李曉鵬

結合金融控股集團管理實踐,我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談一談對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認識。

從宏觀上看,頂層設計要處理好四個關系。一是處理好中央和地方金融事權的關系,中央加強對金融業的統一管理十分必要,須嚴格限制地方金融事權,金融、準金融機構的準入和監管規則制定等事權由中央統一負責;二是處理好混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關系,應重點彌補分業監管導致的監管碎片化缺陷,以綜合監管適應綜合經營,加強監管的統籌協調,讓金融監管跟上金融實踐的步伐;三是處理好產融結合的關系;四是處理好防範風險和深化改革的關系。

從微觀上看,金融機構需要築牢四堵防火墻。一是築牢戰略防火墻,始終以國家政策和市場價值為導向,制定清晰的戰略目標,明確戰略方向、功能定位。二是築牢體制防火墻,建立總部適度多元、子公司專業化經營、事業部相對獨立的管理體制。三是築牢制度防火墻,通過健全完善風險限額、客戶集中度、資本充足率等管理制度,對財務杠桿比率、行業與客戶授信比例進行控制,有效規避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四是築牢信息防火墻,加強關聯交易信息披露管理,嚴格履行關聯交易額度審批要求,加強品牌信息的資源整合,嚴格客戶信息管理。

化解地方隱性債務風險避免急剎車

全國政協委員 劉尚希

當前地方政府性債務就如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顯性債務,而水面下的就是隱性債務。

地方隱性債務主要是或有債務。產生大量或有債務是“風險大鍋飯”體制造成的。按照“開前門、堵後門”的思路對地方政府性債務實行整改之後,仍產生大量或有債務,這表明“風險大鍋飯”體制依舊。原因一是事權過於下沈,財政責任不清晰;二是財政風險評估機制缺失;三是難以預期,面對上級政府政策、標準等諸多的不確定性,下級政府無法形成穩定預期,就會以機會主義方式行事,隱性債務就是其產物。

債務不等於風險,風險在於債務資金使用低效。防控隱性債務風險,短期看,要控制增量,保持好債務規模與償還能力之間的平衡。而從中長期看,關鍵是用好債務資金。具體而言,應關註以下幾點:一是債務控制不能搞“急剎車”;二是盤點資產負債,分類分層編制可變現資產負債表;三是編制地方投融資項目規劃,努力做到精準融資、精準建設、精準控制風險;四是防範隱性債務風險應與經濟形勢、國際環境的變化關聯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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