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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把股市邏輯搞顛倒了 xuyk的博客

    昨天，朋友L來電，急促地說：“聽說複星集團老總郭廣昌出事失聯了！媽的，我一只複星系股票豫園商城占比較大，恐怕要遭殃了，是否要拋掉？”

    我哈地笑起來：“這是好事呀！你看，豫園商城今天不是逆勢大漲的嗎？市場有時是非常有效滴！你所知道的都已反映在股價上了。豫園商城決不是郭廣昌成就的，而是郭廣昌占盡了它的便宜。你看，金融反腐風暴刮倒了不少大佬，但他們的股票還不是好好的？我們別把股市的邏輯搞顛倒了，不是這些牛鬼蛇神成就了股市，而是股市肥了他們。你想，這次股災，如果沒有這些敗類，會有這麽嚴重嗎？最後，還不是一副手銬把股市給穩住的？如果再不嚴刑峻法，任憑這些牛鬼蛇神繼續肆意妄為，那麽你斷斷續續做股票快20年了，至今沒賺到什麽錢，恐怕以後還會賺不到錢呢！”

    在這當前重要歷史時期，股市承擔著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首席重任，所以，必須嚴刑峻法，掃除障礙，完善制度與機制，加強監管及懲罰力度，凈化投資環境，引導與推動經濟發展，同時也能讓我們這些既悲傷又悲壯的小散們有所回報，可以繼續義無反顧地再做貢獻。這難道不好嗎？

    “對！”朋友L大叫，“如果它（豫園商城股票）真要是跌了，我就再買！媽的，到底誰怕誰？我拼了！”

中國展望》一位三十年投資老手 犀利剖析後市 資金活水充沛 別把中國股市看太衰

別把因果搞反了 xuyk的博客

    有位青年朋友輕倉觀望股市兩個來月，正想增倉，聽得美元就要加息，於是暫緩行動，還作減倉。他打算加息之後，再一舉殺入！因為他聽專家們說，美元加息必將引發A股大跌。豈料，今天，美元加息落定，不但美國股市高漲，而且A股更是放量暴漲！“媽的！失算！”朋友罵道，“這些狗屁專家都是吃屎的！”

    他罵罵咧咧，引得我笑起來。於是，我簡單地講了一點自己的看法。

    要是加息必然引發股市下跌的話，那麽反過來，降息股市就該上漲了？但實際上，我們看到，無論是降息還是加息，股市漲跌都有，這實在是因為《股市不由貨幣政策決定》（本人2015-01-11小文）。不然的話，A股和其它股市非給美國佬玩死不可了呢！我操！

    竊以為，加息或降息是對通脹或通縮的反應與反映，而通脹與通縮看似是貨幣現象，其實質上是生產力之故。通脹，是因生產力水平低下，產出效率低，造成供不應求。通脹意味著整個經濟體效率低下，導致價值下降，而股市是對經濟體效率的反映，於是乎，通脹也就成了壓制股市的力量，所以說，通脹無牛市。而通縮呢，正好相反，其有利於淘汰落後產能，有利於轉型升級，從而提高整個經濟體效率及價值，於是乎，只要通縮預期見底，《通縮有利於催生牛市》（本人2014-05-14小文）。據上所述之理，貨幣供應及其利率都是生產力的結果，而非原因，而股市的本質是直接反映生產力預期水平的。別把事情的因果關系搞反了！

    難怪巴菲特曾說，即便美聯儲主席偷偷告訴我未來兩年的貨幣政策，我也不會改變我的任何一個作為。

    “原來貨幣利率與股市漲跌並無必然的直接聯系的啊！”朋友說，“媽的，被那些磚家搞糊塗了！”

    “是的！”我說，“股市規律堅不可摧，即使戰爭，也未必能夠改變它根本性運行！”

別把經濟復甦緩慢 怪罪於笨政府 金融海嘯是金融業自行崩盤的結果

汪建：健康第一，別把積蓄都花在最後的28天上

提交招股說明書之後，華大基因一直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對於這家最早進入基因產業的民營機構來說，上市已經是毫無懸念的事情。

上月，華大基因旗下的藍色彩虹孵化及創投平臺總部落戶深圳，在簽約典禮上，華大董事長汪建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闡述其一直提倡的生命經濟的理念。

穿著黑色快幹褲，腳上蹬著登山鞋，說起話來中氣十足，偶爾咧嘴大笑，眉眼里也全是笑意的汪建，精力充沛得讓人很難將他跟老人、長者這些詞聯系起來。面對鏡頭，汪建笑侃自己已經不可能逆生長，但是要再幸福地跑60年。

汪建身上有著不少沖突點：其土匪般張揚的個性與大眾對科學家的刻板印象相差甚遠，但卻實在地推動國內基因測序技術應用，促進前沿醫療產業的發展；他不認為市場經濟能夠推動科技進步，但華大卻一直沒有停止走進資本市場的步伐。

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建

健康第一

近年來，其出現在公眾面前的次數有所增多，敢說直言的作風常常引發輿論關註。對於他個人也出現了一些負面評價，對此，汪建毫不在意：“你把我說得跟妖魔一樣我也不在乎，說我是網紅也不反對。”

不在意別人評價，恣意妄為、隨性而活，比起功名利祿，如今汪建更註重生活的質量。

“我現在上班基本靠走路，如果華大有車就坐華大的車，我自己是不會買車的。”汪建和王石是多年好友，常常約在一起登山，兩人在六年前曾登上珠穆朗瑪峰。

讓更多人意識到重視生活質量，是汪建如今說得最多的話。在現場采訪時，他得意地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深圳綠色低碳論壇上，其曾勸說一個主持人每天步行到地鐵站。

兩年前，汪建提出生命經濟，認為在中國經濟發展困境下，這是最具潛力的未來經濟模式，而人與健康是社會保持活力最為重要的因素。

“如果大家都同意健康和生命第一重要，那現在健康和生命為什麽不能變成第一重要的經濟發展模式呢?”在采訪過程中，汪建用反問語氣問出一個心中早有答案的問題。

生命第一是汪建早年經歷帶來的領悟。長期高強度工作以及不健康飲食讓汪建患上冠心病。曾經一段時間，汪建血液中脂肪含量比正常水平高出許多，這也讓他意識到健康的重要性：“自由誠寶貴，愛情價更高。要是沒健康，全都泡了湯。”在藍色彩虹典禮上，汪建隨口改編了一首打油詩。

而面臨著緊湊的生活節奏，生活質量往往被大眾忽視。汪建也承認，目前其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如何喚醒人們在認知上對於健康理念的重視。“只有把我們的思想觀念上升到生命經濟，上升到健康第一的觀念上，這個經濟模式才能出來。”

2003年，SARS在國內暴發。當時，汪建跟隨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主任赴廣東采集樣本，卻並無任何收獲而返。彼時的華大，只是由汪建等8名海外留學人員創辦的民間性質的研究機構，並非“國家隊”，沒有相應防護等級的研究室，按照規定不能進行SARS研究。這件事情對其觸動很大，也為其後被國家隊收編埋下伏筆。

後來華大基因研究中心輾轉獲得軍事醫學科學院無償提供的4株從SARS患者組織樣本提取的冠狀病毒，並開展了SARS的研究。經過近100個小時的努力，華大在全國率先研制成功了樣本冠狀病毒抗體檢測酶免診斷試劑盒。

“大家都不把小概率當回事了，都去追逐大概率，SARS、禽流感這些疾病一開始都是小概率，沒有防治住，一旦發生到你身上那就是100%，而且是終身的。”汪建說道。

目前，大眾對健康理解往往是以對疾病的治療代替身體保養，“中國人大部分積蓄花在最後的28天上，而不是健康上。”在汪建看來，健康產業的花費應該逐漸前移，從治療移向更早階段的保養。他認為將前沿的生物科技變成規範的商業行為，社會共同宣傳才能有利於整個生態發展，這不僅僅是華大一家商業機構能夠達成的目標。“最大的問題是相關部門還沒有這樣的意識，很多疾病會花費巨大的經濟代價。”'

掌握主動權

2003年5月，研制出SARS疫苗後，中國科學院正式組建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將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收編”進國家隊。

作為半機構半民營“混血兒”，華大開始得到政府撥款填補部分研發支出。然而，這些撥款為完成人類基因組計劃1%項目和水稻基因組項目，華大投入2.8億元經費，國家撥款仍然無法讓華大擺脫負債狀況。

“混血兒”華大長期以來保持先產出科研成果，再獲得政府資金的研發模式，汪建將這形容為“吃完飯政府買單”，但生物科學的研發常常耗費大量成本。

根據華大公布的招股說明書，華大基因歸屬母公司的凈利潤在2014年下滑嚴重，幅度達到79.3%。其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上遊測序合作商Illumina在2014年下半年突然提高了測序試劑的價格，漲幅為55.81%，這嚴重擠壓了華大的利潤。

因為Illumina在業界擁有絕對優勢的市場份額，華大過去測序儀主要采購自Illumina，自身的發展嚴重受制於與上遊廠商的議價能力。在年收入增加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利潤下滑。被動接受上遊產業壓制並不是汪建的做法，經此一役，華大做出進入上遊決定。

2013年，華大基因收購了美國測序技術公司Complete Genomics之後，共同研發了新一款高通量二代測序儀，提高了基因測序的效率，降低單次檢測成本。

目前，這樣一臺儀器可以將華大宮頸癌的基因篩查成本控制在100元以內。

獲批的無創產前基因檢測每例的價格控制在2000元以內,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與傳統的羊水穿刺診斷唐氏綜合征的價格相差無幾，但是傳統方式對胎兒與孕婦都帶來不同程度的傷害，甚至面臨流產的風險，而無創的方式只需要孕婦的五毫升血。

從依賴進口測序設備到自主研發，華大完成了從產業下遊到上遊轉移，汪建重新掌握了主動權。

收購之後，華大與Complete Genomics在原有測序原理上對測序儀進行改進，華大基因執行副院長劉心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對比過去使用的進口測序儀，因為原理不同，這款測序儀準確率更高。“兩款測序儀使用前都要對一個DNA模板拷貝，再用拷貝件去複制下一個模板，由於拷貝的過程很可能出錯，如果用出錯的模板再去複制，錯誤率就會放大，但是我們這家測序原理不一樣，它始終用原始模板進行拷貝，這樣即使有錯誤，也只有一個錯誤，它的錯誤不會累積放大。”

野心與胸懷

旗下華大醫學的基因測序服務是華大最為投資人看好的最具增長空間的消費級內容，其基因檢測中心所提供的無創產前服務，每天接收全國超千例樣本，然而汪建並不滿足於此。

2015年愚人節，汪建找到投資方和華大領導層，提出共同建造藍色彩虹孵化器。經過一年時間，藍色彩虹孵化了八個項目，首期項目都是從華大基因孵化而出，進行產業化運營，其中包括華大精準營養的項目。

華大基因也將自身的基因測序技術以及其下在農業、醫學等方面大數據資源與初創團隊有序共享。孵化平臺引入松禾資本、同創偉業本地創投為孵化項目提供啟動資金。同時，藍色彩虹集結資本、技術等資源建立了基因應用聯盟。

這一連串的布局背後，是華大也是汪建的野心：建立更為開放的平臺，培養出生命科學的獨角獸公司。

作為華大基因目前下設的經營性項目之一，無創產前基因檢測(NIPT)為華大醫學業務帶來部分收入。華大基因在今年3月份宣布完成了100萬例無創產前基因檢測。然而這僅僅是生物基因技術小部分應用領域，藍色彩虹CEO、基因應用聯盟執行秘書長劉靚認為未來生命經濟領域會有更大體量的項目產生。“我們預計未來十到十五年行業可以出現類似BAT這樣市值過萬億的企業，藍色彩虹希望培育出殺手級的應用。”劉靚說道。

目前，健康產業市場空間正在不斷擴大，生命科學產業呈現爆發式的增長，預計未來消費市場將達到上百億級別。一時間，行業內湧入更多的競爭者，而汪建應對之策是將資源開放出來。“我害怕競爭，我不喜歡競爭。”其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坦言，“我不是一個社會競爭者，我是一個社會的引領者。華大很願意把我們過剩的產能介紹給社會。”

2015年底，華大基因原CEO王俊出走創辦“碳雲智能”，定位人工智能的精準醫療。

在外界紛紛猜測王俊出走內幕之時，華大CEO楊爽出席“碳雲科技”成立儀式，汪建向媒體表示支持，並稱“孩子大了，愛幹什麽幹什麽”。汪建希望在華大的氛圍中，員工可以來去自由，“華大本身已經到了一個良性發展的狀態了，我們就是中國的基因產業界的孵化器，基因教育，基因科技的一個加速器，從這里經過的人，在社會上更有能耐，對社會貢獻更大，我們都很高興。”

而對於華大，汪建顯然有著更高的期許。“我認為生命科學和生物產業發展需要一個全新的創新的城市，我叫做生命科技創新未來城市。我現在的夢想就是建設這樣的城市，我們是這個城市的主導者，我們是這個城市的平民，我們是這個城市的管理者、引領者。”

上市熱情

作為基因帝國的掌舵人，對於將生命科學過分市場化的行為汪建並不推崇，他認為，精準醫療關乎人身安全，過分市場化會帶來不規範操作隱患，國家在這方面應該多做引導宣傳。

然而，這並不妨礙華大基因走向資本市場的步伐。在此次公開招股書之前，華大曾經做出多種上市計劃，其中包括將華大醫學分拆出來上市港股，但這些計劃最終都未能實現。

華大要上市，在業內已經普遍認為這是必然的趨勢。“以華大現在的體量和它的基因檢測行業引領者的身份看，上市只是早晚的事情。”一位曾經接觸過華大的投資人這樣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此次公開招股說明書，是華大首次公開公司運營情況以及歷年收入利潤，過去神奇的面紗揭開，也迎來了大眾對其整體的盈利模式以及給予投資者回報的質疑。對於這些聲音，早已過了耳順之年的汪建仍然言辭激烈地進行了反擊，認為公眾過於關註資本的投入而忽視了華大真正的價值。

“如果我從經濟角度出發，賣高價，你們說的壟斷的話，必然會造成很大的利潤空間，這個利潤空間見不得人的商業行為就會發生，”而汪建認為這阻礙了生命科學的快速普及。“我們寧可不要高額的利潤，也要把它(生命科學)變成一個全民的民生項目，而這樣的民生項目是帶領中國走到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我不要這一百個億的收益，我要快速的普及全世界。”

即將走入資本市場，汪建也一改過去對於投資者的強硬態度，而變得有所緩和，“對於華大來說，第一重要的是華大的員工，第二是我們的服務對象，投資人就是華大員工，員工虧不虧我是第一負責的。”在藍色彩虹典禮的群訪環節上，汪建對媒體說道。

汪建很清楚資本能給華大帶來足夠的研發資金，能夠更好地投入研發升級技術以普及推廣更為低廉的檢測應用。但是，同時，他也必須控制華大完全為資本操控淪為純商業化運作的公司，在專訪中，汪建反複強調即便未來上市，技術的研發也要堅持創新驅動而非資本驅動。

別把科學家逼成會計，科研經費管理難倒白發老教授

科研經費管理的制度性缺陷一直備受社會關註。趨於嚴格有助於防止學術腐敗，但過猶不及。

近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幹意見》(下稱《意見》)，從經費比重、開支範圍、科目設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松綁+激勵”的措施，激發科研人員創新創造活力。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全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4萬億元，再創新高，同時科技成果轉化卻不盡如人意。《第一財經日報》在采訪中了解到，科研人員認為，若用行政辦法來管理橫向課題(相對於“縱向課題”即國家項目，橫向課題通常指一般法人自然人的委托項目)的科研經費，就會產生諸多不適應科研工作要求的條條框框，或將成為打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後一公里”的“障礙”。

然而，科研經費的管理制度改革必然牽涉到科研人員和所在單位的利益關系。受訪科研人員認為，要想立即消除這些障礙，眼下仍困難重重。

不要用行政經費思維管理科研經費

今年1月8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提出，“要加快改革科研項目管理機制，砍掉繁文縟節，讓科技人員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上”。今年，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提“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縟節”，而“十三五”規劃也提到要“改革科研經費管理制度”。

此後的5月30日，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透露的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研發支出已達1.3萬億元，占全球研發支出總額的20%，位列全球第二，但世界級投入所帶來的科技成果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在受訪科研人員看來，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和縮短“差距”，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對科研經費管理制度進行改革。

科研經費管理的制度性缺陷一直備受社會關註。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俞金堯認為，經費及其管理的現狀已經把科學家都逼成了會計。

此前，科研經費管理曾多次被曝在使用方面出現違紀違法，以及國有權益損失的問題。不僅存在浪費、挪用，還有科研人員用虛假發票、虛列開支等不法手段套取或轉移科研經費，而科研人員變相套取科研經費變成工薪的例子也不時會發生。

俞金堯認為，科研經費管理趨於嚴格，總體上看是好的轉變，有助於防止學術腐敗。但是，“管理過於死板，用管理行政經費的辦法管理科研經費，管理體制不適應科研工作的實際，財務人員的過細盤問，對學者的人格不尊重。”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任中央第十巡視組組長的令狐安曾就此類報銷問題表示，如果屬於“辦法規定及制度不合理造成的‘逼良為娼’的現象”，原則上應不予追究。

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葉克林則認為，雖然一再強調企業是創新主體，但我國科技創新的主力和富礦仍在高校院所。但這些機構的科研成果大多註重學術價值和“科學前沿”，而要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尚需時日。

“然而，企業和市場乃至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遇到很多科技難題，一旦科研人員不願意接手研究，難道不是在削弱自身的創新能力嗎?”他說。

“不少科研人員已放棄申報科研課題，也不主動接下研究任務”，在全國兩會等場合，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的賈康曾多次公開批評目前的科研經費管理體制。他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也作了上述表示。

自己加錢升艙也不行

賈康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也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的首任院長。

包括賈康在內的多名受訪科研人員表示，眼下的科研經費無論是“退還”，還是“報銷”，都涉及如何認知科研工作的“特定規律”。

賈康曾講述一個老教授的故事，作為國內某個學科的著名帶頭人，已滿頭白發的老教授不能乘坐飛機的公務艙，經濟艙成為唯一選擇。

“這位老教授申請自己加錢，或者使用自己的航空里程積分升艙，而管理部門回應說機票是走政府采購程序的，無法辦理這種調改，老教授的要求統統遭拒。”他補充說。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告訴記者另外一個故事：對數年間已報銷完畢的科研經費開始重新審查，並衡量“超標”的部分，要求退還款項，並不許再作他用。

他說，還有規定，所有報銷的單據要成為“證據鏈”，往返和住宿都要一一銜接齊全，卻忽略了科研活動在路線上既有可能重疊，也有可能交叉，而絕非單向線性的規律和事實。

“相比自然科學領域，社科還算好的，因為一般課題總體金額百來萬。前者的金額在數千萬元上下都很正常，往往退起來壓力也大得多。”這位學者表示。

由於上述這些情況也大量發生於橫向課題研究領域，該學者對此認為，沒有必要如此刻板。

刁難：被要求和省長簽合同

在科研工作者與科研經費的關系上，葉克林認為，科研經費主要是科研人員通過競爭申報各類研究項目或課題獲取的，如果科研經費管理特別是費用報銷附帶許多難題，科研人員就會漸生抵觸心理，繼而放棄申報研究項目或課題。

葉克林是“文革”後恢複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自上世紀80年代跟隨費孝通先生進行江蘇小城鎮研究和城鄉關系研究以來，一直沒有離開過科研一線。

就其35年的科研生涯而言，葉克林在江蘇省、中央級的高校院所從事過研究，還曾到國外高校訪學。他自嘲在應對科研經費管理上“經驗老到”，但遭遇有關“奇葩”要求時，仍無所適從。

葉克林回憶，2013年，在時任江蘇省省長李學勇的指示下，省政府設立了6個蘇北全面小康建設重要課題，他與江蘇省發改委(蘇北辦)有關負責人聯合主持了其中第一項綜合性課題《推進“四化”聯動 加快蘇北發展》。在完成課題之後，相關政府部門出具了《江蘇省政府重點課題研究結項證明》並擬撥款，但財務部門表示：要有一份研究課題合同。

“雖然持有省政府正式下達的專門文件編號的‘專題會議紀要’”，但院財務部門非要我去找省長李學勇簽份合同。”葉克林說，問題在於，省政府交辦的重點課題，又不是省長個人出資，我怎麽能和省長個人簽合同呢?於是，折騰數月，他最終放棄了這筆款項入賬。

2006~2007年，葉克林曾在韓國有關大學擔任特聘教授，並與韓國一些高校院所專家學者達成長期國際合作研究計劃。回國後，韓方有關教授攜帶韓國國家研究基金項目，來華在他的指導下進行國際合作研究，並發表了反響較好的科研成果。其間，因中方科研經費管理要求與國際學界科研經費使用慣例相抵觸，雙方也發生了一些齟齬。由於擔心科研經費管理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匪夷所思”，並因此損害自己的國際學術信譽和信用，他婉言謝絕了後續韓方其他專家學者來華進行國際合作研究的要求。

1997年訪學美國返回後，葉克林先後競爭申報獲批了國家社科基金和江蘇省社科基金2個項目，最後自行出資墊付了一部分費用。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科研人員在經費報銷問題上遭遇的“刁難”大致為3種：搭便車、勒索和訓斥。

第一種是所在單位管理部門的個別人員將自己的發票塞入科研經費的項目中，比如飛機票。更嚴重的情況是，少數管理人員憑借掌控科研管理和財務核銷大權，主動刁難，並有“卡拿吃要”的嫌疑。

“如果我們派課題組年輕的研究生前往報銷，90%的概率會遭到財務人員的斥責，這個不符合要求，那里發生錯誤，為此跑來跑去，反複修改。”葉克林說。

賈康也提到，此前，我國“事業單位”定位的高校、研究機構中，單位管理方對於橫向課題經費實行了繁文縟節式的管理與核查、追溯。

於是，一些科研人員要麽出於自身尊嚴，要麽寧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不再主動申請任何課題。

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員劉長秋說，多數功成名就的專家可以不再申請，但是年輕的科研工作者是繞不過去的。

橫向課題能否去行政化？

如果以“課題視角”來審視研究機構的課題及其經費來源，即產生了“縱向”和“橫向”的區別。葉克林指出，兩者的區分不是一個科學定義，屬於科研人員約定俗成的說法。

葉克林說，對於“縱向課題”，其經費的使用、報銷、預算及其流程都有明文規定，非常嚴格;而“橫向課題”相當於“委托合同”，比如企業、社團組織委托社科院、農科院作相應的研究，多產生於“現實需要”。

多名受訪專家指出，科技成果轉化率的高低與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直接相關，科技成果要想快速轉化，多集中在“橫向課題”領域。

然而，2014年我國公開的授權發明專利中，來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件數僅占31.7%。

在受訪專家看來，這一科技和產業“脫節”的事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橫向課題”在經費管理上仍采用行政化手段，即與“縱向課題”類似，由此捆綁了快速、靈活、多樣的反應手段，也就無法立即轉化成現實生產力，反而損傷科研人員的積極性。

在中央提出解決科研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里”問題後，關於“橫向課題去行政化”的呼聲在學界日漸高漲。

在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包括賈康在內的多名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橫向課題經費管理去行政化”的提案。

賈康就在提案中稱，高校、科研事業單位或社團組織財務上代管(承包性質的)橫向課題經費，其使用規則應是以相關法律和發包方設立、承包方接受的具體規定為依據，代管單位機構越俎代庖設立和施加上述的限制，難以符合法治要求。

適度放權避免“管得過死”

受訪專家認為，要打通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最後一公里”的障礙，必須以利益分配為導向，充分調動科研單位和科研人員的積極性，而非“一統就死、一放就亂”。

但專家還指出，改革科研經費管理制度，將觸動科研人員與所在機構的利益而困難重重。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員指出，科研經費在管理和流程中一般由科研人員所在單位代為管理，而這筆經費在花光之前，事實上存入銀行，由此產生了利息。

他說，通常情況下，單位都會對科研經費收取一定的管理費用，“縱向課題”一般是5%，而“橫向課題”也收取類似的管理費，而且至少5%。

該科研人員指出，財務部門收取了利息和管理費，但科研人員並不清楚這兩筆費用的去向。

“在不涉及挪用公款的前提下，假如這筆錢使用的速度越慢，誰收益最大?”該科研人員感到很困惑，對科研人員的課題費用的報銷作出種種所謂的限制，事實上拉長了費用的使用周期。”

無論是“頭等艙”還是“查老賬”，甚至財務人員的“起勁”，其邏輯在於，如果科研人員用錢方便、出差方便，規格較高，花錢速度自然就快。此消彼長，單位的收益會降低。

他回憶說，單位的財務人員曾這樣直言不諱地告訴他，“科研經費屬於單位‘預算外收入’，這就叫作‘數馬分肥’。”

在我國多數高校中，學院一級並沒有財務權，單列的計劃財務統一設在校方，因此高校里的科研人員對此毫無辦法。

該科研人員稱，利益問題可以解釋為何在經費管理體制上頻頻出現怪事。不過，也有科研人員看到了好轉的信號。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前，賈康曾在電話中應相關部門工作人員要求，作了一次長談交流。賈康解釋了如何理解橫向課題與縱向課題應有的不同管理方式，從而在經費設計上加以優化。

“我們希望今後會出現來自政府部門的指導文件等權威依據，以解決目前在經費管理上的弊端。”賈康認為，對於改革的方向和內容，不僅是科研經費的財務管理制度框架和思路需要改善，具體實施細則也要具備合理的可行性。

近日下發的《意見》，對科研經費“管得過死”作出了調整：如簡化預算編制科目，下放調劑權限，對一些科目合並“同類項”。

一般情況下，科研項目資金分為直接費用和間接費用，直接費用一般包括設備費、差旅費、會議費、國際合作與交流費、勞務費等10類左右的支出科目;間接費用主要用於項目承擔單位的成本耗費和對科研人員的績效激勵。

《意見》指出，在項目總預算不變的情況下，將直接費用中會議費、差旅費、國際合作與交流費合並為一個科目。

在“科研項目預算”上，《意見》下放了相應的調劑權，在項目總預算不變的情況下，直接費用中的多數科目預算都可以由項目承擔單位自主調劑。

對於“勞務費開支範圍和標準”，《意見》明確重申勞務費不設比例限制，而且下放差旅會議管理權限，給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大的自主權。

加強經費的科學管理

諸多學者認為，一項科研經費管理的合理制度，在於既能激發科研人員的熱情，也能對其使用作出科學規劃和約束。為此，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等都對科研資金管理提出要求，並對科研經費的管理日益科學化、人性化。

“如2015年12月，科技部、財政部印發了《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監督工作暫行規定》，中央出臺的《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都對科研資金管理提出要求。”賈康說，《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的正式頒布實施，也提到“改革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和資金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這些制度對科研費用的規範使用提出了要求，任何使用假發票來套取科研經費到私人口袋的行為都是不被允許的，甚至涉嫌犯罪。”葉克林說。

此外，高校和科研院所所集中的區域也加大了對具體單位使用科研經費的管理力度，如規範審計程序和行為，以及進一步簡化程序，為科研人員提供專業的審計服務等。

線性資本王淮：一拍腦袋就投誰不會，別把創業者搞浮躁了

石慧 2016-10-27 18:58

王淮，Facebook第二位中國籍工程師，第一位華籍研發經理。現在，他是線性資本合夥人，主要關註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從技術男到投資人，王淮給自己當前定下的小目標，就是投出兩家“10億美金公司”。而他的投資，也自成體系，對於數據智能，他最關註的，就是如何解決實際的商業問題。人工智能專題新的一篇文章，請聽王淮總結自己的投資理念，以及他對當下人工智能創投熱潮的看法與建議。（PS：文尾有彩蛋喲~~）

文丨石慧

王淮是典型的技術男出身。他是Facebook早期員工——2007年加入，是其中第一位華籍研發經理。但隨著Facebook的擴張，“老員工”王淮找不到初創公司的感覺了。他決定換一種生活方式。

如今，他與前京東、天貓高管張川一同創立了線性資本，關註大數據、人工智能，投資Applied Data Intelligence——業務性的數據智能。“以技術為核心，並將技術應用到我們認同的問題上，我們才會投。”王淮說，“大數據應用一定要解決實際的商業問題。”

顯然，技術出身的王淮並不僅僅關註技術本身。來自溫州的他，身上還帶著溫州商人的精明。

數據智能要強應用、商業化，是他的投資邏輯，這從線性投資的項目可見一斑。目前，線性資本投資了33個項目，包括中科視拓、神策數據、地平線機器人、Rokid、艾拉物聯、ThinkingGame數數科技、杭州同盾科技、Ping++等。

在王淮看來，人工智能的熱潮已經來了。不管他並不是很喜歡“風口”這個詞，他暫時也只能用這個詞形容現在的人工智能領域。

他給自己定了一個小目標：投出兩家10億美金的公司。“然後再說別的。”

王淮希望，大數據、人工智能創業者能第一時間想到線性資本。“所以我們必須聚焦。明白自己擅長什麽，不擅長什麽。”他說。

以下為王淮口述，經創業家&i黑馬編輯：

先定一個小目標：投出兩家10億美金公司

我是技術出身，2007年年初進入Facebook做工程師，2012年離開。我是Facebook的早期員工，加入的時候公司只有100多人，到我離開時，已經到了4000多人。

在那時，我就有後來創業的想法，我在雅虎待過一年半，對大公司的運作有了一定的認識，我想去嘗試一下不同的生活，於是就去了Facebook。當時會加入Facebook，我覺得它是家有趣的小公司。那時沒想到它後來會做那麽大，但是那些人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後來離開也是，我覺得最好玩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接下去的也許就是按部就班的生活，想有一個更大的改變。但我覺得打工我不可能再去第二家公司，公司對我們實在是太好了。

我回國以後，看了一圈，2012年底打算做投資，和張川、薛蠻子三個人開了公司，拿自己的錢做投資。兩年後，我們想做得更專業，就創立了線性資本。

我們現在做投資，也是用當初創業的感覺去做。我們做了線性資本之後，逐漸機構化，我們自己有一系列方法論，怎麽看一個項目，形成了相對成熟的一套模式。整個過程，更像一個創業公司，從無到有，慢慢成熟。現在圈子里提起投大數據、人工智能，我們的影響力都在那里，我們努力得到了回報。我真的覺得這個過程挺好的，就像一個小公司慢慢做起來的典型的過程。

我們一直是以創業的心態去做這件事，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我們要先定一個小目標：投的公司里出兩家10億美金的公司，1億人民幣投進去，10億美金的估值出來。

我們很重視投後管理。對我們在董事會上的公司，會有季度性風控，月度性通電話、見面。我們有一套框架來診斷一家公司，主要了解五大問題：團隊、市場、產品、技術、資本；五大問題下有三大緯度：過去一個月發生了什麽大事；處在哪個狀態的問題解決了；沒有將來你的重心是什麽，我們怎麽幫到你。

投後管理主要做三件事。第一，在一些核心問題上，我們自己以及請來的牛人會做他們的顧問。第二，幫助他們進行核心崗位的招聘。第三，幫他們完成接下來的一到兩輪融資。

我們把身邊的投資機構分成三類，對接融資時就從這三類里找。一類是family VC，是和我們有共同LP的基金。二是old friends，是我們合作很多的基金，比如GGV、IDG、紅杉。三是new friends，是跟我們關系很好、想一起合作的基金。

我們投的項目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商業模式還有待驗證，但當初我們覺得它有機會才會投，基本上幫他們融到下一輪問題不大，線性投資的33家公司，現在至少有10家融到了下一輪。

我們做投資，這麽些年下來有一個巨大的體會，就是說你如果只去搶“風口”，這些機會你看得到的機會，別人也看得到，但你不但要看到，你還要看得懂，“懂”帶來的結果就是“快”。一拍腦袋就投誰不會，但是我覺得現在投資已經過了“搶”這個階段。搶就是倉促，你也反過來讓創業者也倉促了，本來可以紮實做事的創業者，被你這樣一搞心里也浮躁，這對任何人沒有任何好處。所以只能是聚焦，看懂，在保證決策質量的情況下，比別人時間花得更短，才能夠投得更快，而這種快就是有意義的，不是單純去“賭”。

投資還有一點，就是要“投得進”。如果你足夠專業，做到標桿，能讓大數據、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業者第一個想到你，那就很不一樣了，我們想要的是這種效果。今天在業內，做大數據、人工智能的人應該都知道我們了。我們要明白自己擅長的和不擅長的，做強聚焦。

從最近6個月開始，大數據、人工智能這些領域逐漸風口化。但是“風口”這個詞，我們其實不大喜歡去用，只是說這個時代，在各種因素下，給了這樣一個機會。原來我們有60%-70%是看這塊，現在，我們是100%投入在做這塊。

5大因素帶來“數據智能”商業機會

現在，人工智能因為幾大因素，出現了很大機會。

核心因素是移動智能設備的流行，觸屏把人們原來花在PC互聯網上的時間，大幅度地拉長了。原來在PC上，大家大部分時間是用來工作，而現在，手機成為我們kill time的主要工具。這種設備創造出了一個巨大的市場，這個市場就是每個人的時間。如果把它用人和時間等單位來衡量規模的話，我覺得現在這個市場的規模至少是原來Web時代的5到10倍。時間需要產品去填補，填補過程中大量積累了數據，數據就產生了變現的需求。

因此，第二就是數據的積累。這些年，很多互聯網公司各自積累了幾百萬、上千萬的用戶數據，都非常有價值。但這些數據間，存在孤島效應，這些數據是沒有辦法交叉的。比如，一個互聯網金融公司，和一家電商，它們獲得的數據體系、性質都不一樣。但如果它們能夠放在一起，形成數據集，帶來的價值會大很多，會產生一加一遠大於二的效果。

第三，算法的發展，在過去幾年有了很大突破，比如說深度學習。傳統的數據挖掘方法對強特征問題很有效，比如反欺詐；但是對於從圖像、聲音當中去學習特征，就很難了。而深度學習在這些領域帶來了很多新的應用。近幾年聲音識別、圖像識別、人臉識別等新的應用出現，和技術突破是息息相關的。

與之相應的，是計算能力的提高。AI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比如說深度學習的計算量對雲計算也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三四年前基礎架構和計算能力沒有發展到這種程度時，要做人工智能也是做不起來的。

還有人才因素。有人覺得美國人才比中國多，我不這麽看。過去幾年，BAT以及二線互聯網公司積攢了大量數據，數據需要人來處理，因此訓練出一大批有實踐經驗的人才。而美國，主要是Facebook、谷歌、亞馬遜、微軟等公司，培養的人才偏理論型，在實踐上不如中國。

最後一點，市場已經準備好了。人工智能公司的目標客戶，原先比較傳統，現在它們的思維開始變了。我們要感謝馬雲對DT時代的傳播，但是，AlphaGo帶來的影響更為巨大。AlphaGo雖然下的是圍棋，但讓很多中國人以為深度學習已經來了，它會搶走所有的工作，你要是不趕緊改變，就等著被幹掉吧。這讓人工智能公司發展客戶變容易了。當然，這種想法還有很大誤區，被人工智能完全顛覆的那天真正到來，還有很長時間，但是，這卻讓人工智能推廣的難度大大降低了。

這幾個因素造就了人工智能的熱潮。這是一個數據依賴技術進行變現的時代。這5個因素，給了人工智能，或者我更願意稱它為“數據智能”，帶來了極大的商業機會。很多投資人也開始關註並進入這個領域。

但是我認為，不能走偏。現在也有很多項目，並不是很“智能”，而是努力向這個概念上來“靠”。所以，要同時具備三個要點：大數據、應用性、智能性的項目，我們才會投。

數據智能只有技術是“然並卵”

我們聚焦的領域，概括起來其實是Applied Data Intelligence——業務性的數據智能。立足於大數據的應用，去解決實際商業的問題。我們投的項目，是以技術為核心，但我們的關註點在應用上。我不會單純因為這個項目的技術牛而去投資，它要將自己很牛的技術應用到我們認同的問題上。

大數據應用一定要解決實際的商業問題。很多SaaS只是數據和數據應用，把傳統的、低效的東西在線化，但沒有思考如何處理數據，從中做些文章。比如稅收類應用，如果只解決數據問題，那是很普通的SaaS。而我們在意的是，它能不能進一步提供增值服務，比如能夠準確反映出企業健康狀態來。

從我們投的公司就能看出我們的邏輯。我們的投的神策數據是數據服務公司，可以通過用戶畫像，從而分析公司的發展趨勢；智能機器人Rokid，它是基於數據的智能實體化，但它的核心仍然是AI的軟件，並非單純強調硬件；地平線機器人提供的AI解決方案應用點也非常廣，比如它目前在輔助駕駛ADAS這方面的應用，就體現了這一點。它們能提供應用，解決一些有用的問題，而不是只有技術但“然並卵”的東西。

在Applied Data Intelligence這個大的架構下，我們主要投三大類的項目：泛智能、基於數據的Fintech（金融科技）和VR/AR的核心技術。前兩類我們投了不少。

我們所謂的泛智能，就是與大數據、雲計算、雲存儲、人工智能、機器人、IoT（註：Internet of Things，物聯網）等相關的項目。我們之所以這樣劃分，是因為我們有自己的一套邏輯鏈：有雲技術才能實現大數據的存儲和處理；在數據基礎上才能做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的開發；而開發出來的模型需要落地，它們要麽讓數據流通得更快，要麽讓決策做得更好，也就是說，這些終要變成服務，我們把它稱為DAAS（註：Data-as-a-service，數據即服務）。

*線性資本合夥人王淮（受訪者供圖）

在泛智能的硬件領域里，我們認為，機器人有很大的機會。機器人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家庭型、娛樂消費型，也就是2C的，另外一類是B端的。而我們目前關註的中心在前者。

我們非常看重IoT。但我們不太關如何心聯網的問題，我們關心的是Ineternet of  Intelligence，真正讓不同的智能設備為一個場景服務。不然我回到家，空調打開一個App，電視打開一個App，窗簾再打開一個，我就累得半死了，這哪是物聯網智能家居，變成我為家居服務了。這是目前IoT的最大問題，每家都要自己搞一套，體驗就很差。

但這樣的狀態持續不了太久，大家一定會尋求聯盟，形成交叉協議，這是必然趨勢。但是，這並不是會非常順利的過程，中間肯定會有博弈。在國外，已經出現了一些聯盟，國內雖然現在還看不出來，但肯定將來是一定會出現的。

人工智能會在哪些領域爆發？

人工智能會先在一些具體領域爆發。

金融是一個強數據的領域，智能化能夠加強數據的作用，所以在互聯網金融里面應該有很強的應用。另外，數據性很強的消費領域，從消費品、安全等相關角度，例如用戶畫像、智能推薦，以及智能導購，都是基於數據可以用AI機器人來幫助實現的。

ADAS輔助駕駛也是一個典型的場景。其實，我們發現，很多行業，最大的市場都在“吃喝玩樂行”，對於人工智能而言，“行”現在是最容易被影響的，因為它是強技術性的。“吃喝玩樂”，雖然技術會給它們帶來一定幫助，但是內容和渠道方面，它是有很強的反向控制性的，人工智能要切入是一個巨大的問題。而“行”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因為原來像地面交通、空中交通這些都是傳統公司來做的，滴滴這些新的公司的進入，為它們帶來一個巨大的顛覆。

在數據層面，我認為，滴滴肯定是傾向於自己去做的。但是不要忽略了傳統渠道的威力。像OPPO、VIVO、小米、華為它們的“戰爭”形態，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互聯網讓世界成為平的，但是人口數量和層次的差異、城市之間和城鄉的差異，給中間過程帶來了很多的機會，只要你抓住了，能夠做不少事情。所以不要小瞧傳統廠商，它們中有很多其實非常技術化，只不過它們的傳統技術是跟車相關，互聯網不一定擅長。百度做無人車，它擅長的還是數據的收集和導航、服務，以車為核心的部分，我估計還是要跟傳統廠商合作，所以最後大家會是一個混合體。

智能生活這塊，我認為也是有很大的機會的。如果把出行加進去，就是一整套了。如果撇開它看，就是智能家庭生活，我們覺得這一塊很有機會。

還有一些我們零星的思考。比如說，健康相關的，不僅限於監測，而是回歸健康的本質，比如對人的健康產生預警作用的。只是監測，比如你一天跑了多少步，意義不大；但如果你能對我的健康預警，告訴我現在過勞了，要趕快休息，這種情況下猝死的概率是多少，才是有價值的。但現在技術還達不到。

我們投了一個做女性體溫計的項目，通過體溫曲線，可以測出受孕、避孕幾率。這個項目市場很大，但目前有一半用戶在海外，因為國內要通過醫院渠道去推。這個領域我們不太了解，所以選擇跟投。對於不太懂的領域，我們會先跟投一兩個項目熟悉一下。這也體現了我們對於AI商業應用的態度：能實實在在產生作用的，才值得投，太遠的東西，除非相信它的未來，否則我們大多持懷疑態度。

像Seeta中科視拓做的是人臉識別。它能切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人臉識別的核心是身份問題，什麽時候你需要證明“你是你”，都可以用得上人臉識別。但現在技術還不成熟，還沒有真正爆發。另外，人口數量太大了，即使人臉識別的出錯概率低到千萬分之一，那出錯的人數也很多。所以它現在只能在一些限定條件下輔助人力。未來，在銀行、公共安全監控等領域，人臉識別都會有大量應用。而且，人臉比起其他的識別方式，能夠做到自然的、無監督的、安靜這種模式下的一種識別，所以還有很大商機去挖掘。

在國內，人工智能領域創業面臨著兩個最大的問題，一個是數據，另一個是應用。很多創業者，他擁有的是算法、是技術，但是數據不在他這里，應用也不在他這里，這兩塊還要去說服別人，是典型的兩座大山。這些數據源人家為什麽要給你？這有一個信任成本的問題，要麽是我相信你一定個比我強，要麽是我沒有辦法了，不得不試一試。這是個難點。另外一個就是應用，你得解決一個實在的商業問題，但商業問題並不在人工智能行業的人手中。比如自動駕駛，車廠是控制方，它是有話語權的。你要找到商業場景，並說服它們應用你的技術，這又是一個難點。

i黑馬與今日頭條-科技聯合出品，合作多家業界頂級媒體、投資機構，邀請人工智能領域專家、大咖一起來評選的《人工智能創新公司TOP50》榜單已經啟動，我們收到了來自不同投資機構、第三方的推薦以及公司自薦報名。接下來，評委評選之外，候選公司的投票也即將開始，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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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觀察】別把劉士余對舉牌表態的初衷理解偏了   

在12月3日召開的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上，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談到資本市場上舉牌問題時指出：“最近一段時間，資本市場發生了一系列不太正常的現象，舉牌、杠桿收購，是對治理結構不合理的公司的一種挑戰，這現象都有。但是你從來路不正的錢，從門口的野蠻人變成了行業的強盜，這是不可以的。”

要知道，這是劉士余接任證監會主席以來首次公開講話，本身向市場傳遞的信號就備受關註。而其所提及“不當奢淫無度的土豪，不做興風作浪的妖精，不做謀財害命的害人精” 、“杠桿收購”、“來路不正當的錢”、“從門口的野蠻人變成了行業的強盜”等嚴厲措辭，隨即在市場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並直接將其與當前各路險資資金關聯，恐怕存在過度解讀之嫌。

正視保險資金 切莫妖魔化

“我還是希望或者說要求不當奢淫無度的土豪，不做興風作浪的妖精，不做謀財害命的害人精。” 劉士余言辭批評的對象，究竟是誰?

他並未在講話中直接點名所謂“土豪”、“妖精”、“害人精”的主體，何況他講話的場合是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臺下的聽眾是資產管理行業人士。

仔細研讀劉士余在關於資本市場舉牌這個問題上表態，其實不過三點：一、資產管理人不要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二、資本市場的舉牌行為有助於推動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結構;三、使用來路不正的錢從事杠桿收購，是不可以的。

不過，這一表態隨即引發市場的廣泛解讀。險資無意“中槍”，其背後的邏輯也可以理解。近年來，以安邦系、恒大系、寶能系、生命人壽系、陽光系、國華保險系和華夏人壽系的保險資資金在二級市場活躍，你方唱罷我登場，不斷上演舉牌上市公司的行情，也不乏涉及到公司控制權之爭，而其動用的源源不斷的“子彈”源自何方，杠桿資金成為市場最大的一個懸念。

對於杠桿收購問題，劉士余在講話中特別強調風險：“杠桿是物理上的概念，用杠桿的強度、杠桿的長度、杠桿的支點，杠桿收購用的錢，出資人必須有風險消化能力，現在在金融市場，直接發展一些產品，實際上最終風險承受的不是發產品的機構，而是我們廣大投資者。”

不過，目前市場呼聲來看，很可能存在對險資的誤解，以至於對劉士余的講話解讀偏離了本意。針對市場的誤讀，一位保險資管人士直接作為對劉士余的表態回應稱：“保險資金絕不是奢淫無度的土豪，興風作浪的妖精和坑民害民的害人精。”

撇開講話，業內必須看到保險資金運用在經濟發展和市場投資的重要作用。

一位保險資管公司高層對第一財經重申了有關險資投資的常識：第一，保險資金是中國資本市場穩定繁榮的穩定器;第二保險資金舉牌藍籌股是市場的選擇;第三，保險資金是合法資金，並非來路不正。

首先，保險業作為中國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領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中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截止9月末，保險資金運用余額約為12.8萬億元，其中投資股票的資金約為1.82萬億。可以說，保險資金為中國的資本市場穩定、繁榮的穩定器，為中國資本做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二級市場的投資主體之一，保險資金舉牌藍籌股是市場的選擇。保險資金在運用上首先追求安全性，在“資產荒”持續的市場情況下，保險資金投資藍籌股是必然的選擇，有人測算，如果將上證50中PE大於零，但低於20倍的公司挑選出來(不包含中石化和四大行)，剩余的公司為21家，流通股市值僅2.34萬億，其中第二大股東持股市值僅為5794億元，這些資產對於保險資金來講都是優質資產。

對於險資在二級市場中的作用，保監會主席項俊波指出，保險資金都是長線資金，包括舉牌在內的投資行為，對股票市場的穩定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在今年3月份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項俊波談到舉牌的問題時說，其實舉牌是二級市場普通的股票投資行為，國際上保險資金是重要的機構投資者，舉牌越多我們劉主席是比較高興的。

但凡有保險資管行業有所了解的業內人士應該知道，在國外的資本市場上75%都是機構投資者，75%的機構投資者里面有70%是保險機構，因為是長線資金，需要找很好的出口，所以險資投資大藍籌，既是保險資金安全性的需要，也是上市公司亟需的長期投資資金。

作為長期投資者，險資在二級市場違反常態的投資行為也會受到監管。就在此前不久，針對恒大人壽股票投資中的“快進快出”行為，保監會約談了恒大人壽主要負責人，明確表態不支持保險資金短期大量頻繁炒作股票，指出恒大人壽應深刻反省短期炒作股票對保險行業及保險資金運用帶來的負面影響，要求恒大人壽應秉承價值投資、長期投資和穩健投資原則。

保險資金並非來路不正

還要強調的是，保險資金是合法資金，並非來路不正。劉士余主席在會上強調，來路不正的資金舉牌上市公司是不允許的，涉及違法的，監牢的大門對這些人是敞開的。

對於劉主席所言的違法問題，上述險資高管的解讀認為：“其實從證監會監管的歷史來看，受到刑罰制裁的違法違規人員很多，劉主席要強調的是，任何資金都必須依法依規舉牌，相信後續證監會會更加嚴格監管市場。”

“保險資金有保監會專職監管，各保險公司所有市場上銷售的保險產品，均需經保監會審批之後方可上市銷售，因此保險資金不存在所謂來路不正的問題。”上述保險資管公司高管表示，相反，保險業使用保險責任準備金、自有資金在監管範圍內入市，並推動資本市場健康發展，這也正是證監會所鼓勵和期望的。

作為呼應，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直指險資繞過監管套利。他在當日下午的財新年會發言中指出：保險公司如果通過各種金融產品繞開監管，償付能力監管、資本監管就變成了“馬奇諾防線”，修得再好也沒有用。繞開監管套利行為，嚴格意義上就是犯罪，關鍵是能不能發現的了。

至於劉主席講話中所提及的“有的人集土豪、妖精及害人精於一身，拿著持牌的金融牌照，進入金融市場，用大眾的資金從事所謂的杠桿收購。”

事實上，劉主席在發言中提到的某些持牌金融機構根本沒有專指也不可能專指保險資金。市場直接將“將來路不正的資金”指向保險資金，甚至直接指向個別舉牌保險機構，這樣的後果是很可能造成市場誤解，誤導市場，甚至會給二級市場造成動蕩。

在業內人士看來，劉士余主席作為證券市場監管部門的負責人，對資產管理人提出必須服務國家重點戰略的要求，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要求資產管理人不要做“強盜”、“妖精”、“害人精”，完全是有格局有前瞻的積極講話。

當前市場上對藍籌股舉牌影響較大的恒大、前海等機構並沒有資產管理人資格，將劉士余主席講話直接誤導到對萬科等舉牌，缺乏證據支撐。

一言以蔽之，直接將劉士余主席在資管行業的講話“硬搬”至保險資管領域，很有可能引發不必要的誤讀，進而會擾亂資本市場，這將牽動市場的敏感神經乃至造成A股市場的動蕩，這顯然是違背監管部門的初衷，想必也不是劉主席願意看到的局面。

杜曉山：別把普惠金融掛嘴上 僅1%貧困農民會微信支付

（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杜曉山在新金融峰會）

12月7日，在第一財經新金融峰會上，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杜曉山表示，銀行和正規金融機構的普惠金融工作流於表面，難以落實服務的廣度和深度，根本原因在於缺乏追求。

杜曉山在圓桌討論時稱：“大家看普惠金融不要太樂觀，現在太多的銀行、各種各樣的正規金融機構都在說我在做普惠金融，老實說，假的、做做樣子比較多，離真心實意推動普惠金融還差的很遠。”他認為，背後的原因不在於成本、信息不對稱或者風險，而是金融機構缺乏追求。

杜曉山認為，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能夠推動降低金融服務門檻，提高金融服務效率，推動實現普惠金融。但是，不少以技術驅動的互聯網金融公司還是主要關註發達地區，而未必能夠解決貧困地區、偏遠地區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可持續金融服務問題。

根據杜曉山在廣西、四川、貴州三省6個貧困縣的調查結果，農民中能夠使用微信的僅占10%，能夠使用微信支付的只占1%。金融機構要捫心自問有沒有真正覆蓋到弱勢群體，即使有技術，如果沒有決心，普惠金融可能淪為作秀和形象工程。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張曉艷在圓桌討論時表示，數字技術有助於金融機構通過降低成本，更好地分析客戶的風險狀況，從而擴大金融服務的人群，突破地緣限制為貧困人群提供服務。

不過，她也認為，目前互聯網金融發展存在金融產品消費者的教育和保護問題。“普惠金融涉及的主要是偏遠山區的村民、城市農民工，或者一些老年人等，他們一方面接觸金融的機會較少，風險防範意識和風險承擔能力相對較弱。在這種情況下，要加強對他們金融相關知識的普及和教育。”

螞蟻金服集團首席戰略官陳龍在峰會主題演講時稱，在過去兩年中，已經有很多偽劣的互聯網金融和偽劣的普惠金融，它們對行業造成了一定的沖擊，但是P2P跑路不能抹煞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潛力和巨大的前景，而數字化金融的發展仍需要市場化的土壤。

交通部喊話網約車企業：別把約談當耳旁風

據交通部網站消息，今年以來，互聯網交通運輸企業被約談的消息頻頻見諸報端。目前已有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的省級或市級交通運輸部門，就網約車企業非法營運、擾亂市場秩序、運營安全、信息安全等突出問題約談了有關企業，通報發現的問題，提出整改要求。

然而，部分網約車平臺公司在被約談時，態度很誠懇，承諾很到位，但約談後，就將承諾拋之耳後，繼續我行我素，視約談為“耳旁風”。甚至有的企業被多次約談，卻仍置若罔聞，違規變本加厲，毫無誠信可言。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做法，折射的是公司對依法經營的漠視和僥幸心態，損傷的是公司的信譽和投資人的信賴，損害的是人民群眾的利益。

約談是管理部門指導企業規範經營、改善服務、守住底線的重要舉措。約談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溝通提醒，督促企業自覺承擔起企業主體責任和必要的社會責任，規範自身發展，維護市場秩序，提升服務質量。被約談的企業要正視約談、重視約談，不要把約談當“耳旁風”，不要把法規規定當成“稻草人”。要從自身問題著眼，積極配合政府部門工作，守住乘客安全和合法權益的底線，共同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管理部門要繼續堅持約談制度，探索由交通運輸部門單獨約談向多部門聯合約談、由一地單獨約談向多個城市聯合約談轉變，提升約談的威懾力和執行力。針對“屢談不改”的網約車平臺公司，嚴格依法加大加重處罰力度，公開曝光企業違法違規事實、企業承諾及處罰情況，引入社會力量共同監督，確保約談成果落地，保證行業的健康穩定發展，保障人民群眾的滿意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