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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兵分八路全面督查 落實穩增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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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兵分八路進行的全面督查目前已經結束,此次督查將有效評估中央政策措施在具體實施中遇到的問題或障礙,從而為破除政策落實“最後一公里”問題提供決策參考。 6月25日至7月5日,國務院派出8個督查組分赴中央27個部門單位和16個省(區、市),對政府工作報告部署的2014年重點工作和去年下半年以來國務院出臺的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各項政策措施落實情況,開展全面督查,以確保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這是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國務院對所作決策部署和出臺政策措施落實情況開展的第一次全面督查。 此次督查內容包括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等19個方面。督查組先聽取受督查省份、國務院部門和單位主要領導的自查報告,審閱提供給督查組的根據19個方面政策落實情況的報告,並召開座談會,聽取不同部門、基層政府和企業的意見。之後,督查組內部對督查情況進行評估,然後向受督查方反饋意見並形成最終報告上報國務院。 一些督查組成員認為,督查工作本身就是對各部門各地方執行中央政令的一種鞭策和推動,而在督查中發現的問題和線索,將有利於推動問題的解決。 陜西省政府督查室主任趙方認為: 與之前接受的許多次督查相比,這次全面督查有明顯的不同。這次督查的規格很高,每個督查組均由正部級官員擔任組長,並包含了來自不同部委的司局級官員。 此次督查也的確發現了一些問題。一些地方“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難、貸款貴的問題仍然突出,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推進簡政放權的政策措施力度仍有待加強,部分配套政策出臺不夠及時或還不夠完善,一些項目配套資金仍不到位,以及“最後一公里”問題仍然存在等。 7月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湖南調研期間主持召開部分省份和企業座談會。此番座談,李克強再度給中國經濟打氣。他提到了三個“巨大”:中國經濟的巨大韌性、巨大潛力和巨大回旋余地。 李克強說,二季度經濟發展狀況比一季度有所改善。他近期也在多個場合強調了完成7.5%左右增長目標的信心和決心。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一季度GDP增長7.4%。二季度經濟數據將於7月中旬公布。按照往年慣例,當前是高層密集調研和座談的節點。 中央中央政治局也有望於近期召開會議,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
國務院 國務 兵分 八路 全面 督查 落實 增長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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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活躍在戰場的“日本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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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手如此無常,連渡邊三郎自己都驚訝身份的轉變——紡織工、日本兵、八路。

1940年9月下旬,山西榆社戰鬥到了第三天,日軍中二十幾人棄陣而逃。其中就有渡邊三郎,他來華已有兩年零九個月,應征入伍前在日本是名紡織工。

趁著夜色突圍,渡邊三郎還是沒能逃出八路軍的伏擊圈。負了腳傷的他,使盡力氣投出最後一顆手榴彈之時,八路軍的手榴彈也在他前方爆炸了。

渡邊三郎眼前一黑,一頭栽進深谷。醒來時,看到月光下寒光閃閃的刺刀,他被八路軍俘虜了。

等待他的不是“苦刑”,只是態度友好的問訊,他有些意外。

他親眼見過日軍是怎麽折磨八路軍俘虜的,他接受的教育也是“寧死不當俘虜”“當俘虜是帝國軍人最大的恥辱”。

這樣想的不止渡邊三郎一人。

在抗日戰爭前期,八路軍很難抓到日本兵。平型關戰役是八路軍首次與日軍交鋒,盡管消滅了千余名日軍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虜。那時,日軍傷兵只要有一口氣在,就要抵抗到底。

後來,情況發生變化。八路軍俘虜的日軍越來越多。冀中軍區在1938年以後的3年時間里,俘獲日軍六十多名,其中有不少軍官。1940年百團大戰,八路軍俘獲日軍281人。隨著戰爭深入,這一數字越來越大。

對日本戰俘頗有研究的國防大學少將徐焰分析,一方面,日軍長時間作戰,許多人開始出現厭戰心理;另一方面,八路軍的對日宣傳起了作用。

而挑起八路軍對日宣傳大梁的,卻是這些日本戰俘以及戰俘組織,比如渡邊三郎後來加入的覺醒聯盟。覺醒聯盟成立於1939年,是日本在華的第一個反戰組織,後來與“反戰同盟”合並為“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據1944年4月的統計,同盟成員已發展到253人,支部16個。

同盟的成員一般並不直接參加戰鬥,他們的武器多是喊話筒、宣傳單、電話筒和信件等。

戰鬥間隙,炮火喧天的戰場沈寂下來,此時變成了宣傳喊話、瓦解敵軍的良機。但八路軍官兵不懂日語,所學的日語喊話口號數量有限,效果不明顯。“反戰同盟”成員參加戰場喊話後,局面很快就打開了。

平日里,同盟成員會向碉堡里的日軍發動宣傳攻勢。他們現身說法,本身就是絕好的宣傳材料。太行支部的松田君原所在部隊戰友收到他的信時,部隊里便傳開了:“松田在八路軍里還活著呢!”這令發布陣亡公報的中隊長慌了手腳。反戰同盟還會印刷“不準打耳光!”的傳單,在日軍碉堡附近散發。日本櫻花節到來時,聯盟成員會給碉堡里的日軍打電話,給他們講自己在八路軍中的生活、日軍生活中的矛盾、戰爭的性質等。第二天,還會按照約定想方設法給日軍送去日用品、甜食和傳單。

這些努力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作用。徐焰說,雖然有時達不到勸降效果,但日軍的戰鬥意誌沒有那麽瘋狂了。有些日本兵後來殺人放火,也有顧慮,開始想辦法消極對抗。戰後有日本兵回憶,部隊一提出掃蕩,他就裝肚子疼。開始時個別人這樣,日本軍官可以打耳光、踢打,但當一半以上都泡病號,軍官也沒了辦法。這也是抗戰後期日軍掃蕩減少的原因之一,反戰同盟的宣傳起了實效。

參加反戰同盟的這些日本戰俘,都很堅決。經過宣傳教育,日本戰俘多是誠心誠意反對戰爭,反對日本法西斯。因為他們已沒有後路。按照日本規定,戰場上一百個小時不歸隊,不管找不找得到屍體,他就被視為陣亡,他的家屬開始享受撫恤金待遇。這個士兵已經不存在,他再回去也活不成。這也是為什麽很多日本戰俘回憶說,“舊的我已經死亡,我開始新的生命”。

八路軍相信“日本士兵並非我軍之真正敵人。日本士兵大部分與我等相同,系日本統治階級壓榨下勞苦人民之子弟”,並允許他們發揮更大作用。1941年在陜甘寧邊區,日本人森健當選邊區參議員。1942年延安大生產運動中,日本戰俘主動參加勞動,並有多人成了勞動模範。戰爭結束後,反戰同盟里仍有很多人在為中日友好而奔走。

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有34人獻出生命。

紀念 抗戰 勝利 70 周年 專題 活躍 戰場 日本 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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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八路軍:我經歷了一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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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日本,因為那是我的祖國,我生長的地方,那里有我的親人和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但是我更愛中國,愛那些在艱苦戰爭歲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國人民。”——小林清

出征

我叫小林清,生於1918年,日本大阪府松原市三宅村人。家里做些小生意,父親小林熊太郎曾經是明治天皇時的皇宮衛士。

1938年被征召入伍時,我還在學校念書。放學回家時,妹妹向我鞠躬,說:“哥哥,祝賀你,征召令來了,你成為日本帝國的軍人了!”

參軍是日本家庭的榮耀,家里人為此宴請親友。母親縫了一條“武運長久”的紅布佩帶,拿到街上,遇到不認識的人,就請他縫上一針。這叫“千人縫”,來保佑出征的人平安。

當年11月,我來到中國膠東的煙臺福山縣,被分到獨立混成第5旅團19大隊2中隊。第二年夏,經過機槍射手訓練班考核合格,升為上等兵機槍射手。

1939年秋末,我隨隊參加掃蕩,一連數天都沒找到八路,還被當地農民帶入了八路的伏擊圈。隊員死傷過半,隊長野村下令撤退。我抱著機槍拼命掃射,掩護撤離。等子彈打完,彈藥手和小隊其他人早沒影兒了。我撒腿就跑,卻被一塊石頭砸中腦袋,昏倒在地。

醒來時,我發現自己躺在八路軍的擔架上。和所有皇軍士兵一樣,當時我的想法是,寧可被殺,也不能投降,不能做對不起天皇的事!我閉著眼睛大喊,“我不怕死,你們殺了我吧!”

被俘

開始我不吃飯,後來改變策略,伺機逃跑。

膠東軍區敵工科、八路軍五支隊政治部主任仲曦東,政委王文,先期被俘的日本士兵布谷等都曾找我談話,可我根本聽不進去。

每天早上,聽見八路的號聲心中就無比淒涼,看見敵工科的那幾個人就感覺非常討厭。時時刻刻想著逃跑,認為八路一身“破爛”:破鞋子、破襪子、破軍裝、騎破馬、拿破槍!

終於在一次夜行軍時,找到機會跑,都快跑到據點了,被老鄉發現,又被抓了回來。

從要跑到不想跑、從日本兵到八路軍的轉變著實不易,中間還經歷了一次“死亡”。

後來,八路軍五支隊抓回來一名日本軍曹。見到他,我大吃一驚:原來這俘虜正是我以前的班長瀨古。我的軍事技術和務實精神,都是瀨古訓練的。瀨古看見我,也跟見了鬼似的:“你……你還活著?”

從瀨古嘴里,我才知道,我已陣亡,骨灰盒和戰死通知書都已送到日本家里。我一聽就炸了,一股無名火躥到腦門子上:我們在戰場上拼死拼活地為了國家,為了天皇,結果卻把別人的骨灰給寄我家去了?!可見那些送回日本的骨灰盒里,裝的都不知道是誰的骨灰,死貓死狗的都有可能!

在那段時間里,我陷入了極大的苦惱之中。我不想逃跑了,只想這場戰爭到底是為什麽。1941年3月,我被送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在那里,我尋找到了答案,“日本發動的戰爭是非正義的,中國人民不是日本的敵人,相反日本軍國主義才是罪魁禍首”。為使中國和日本兩國的勞苦大眾從野蠻的軍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就非踏著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道路前進不可,我決心為此貢獻自己的一切。

抗戰

1942年9月,反戰同盟膠東支部剛一成立,即奔赴前線進行宣傳工作。在東海一帶,文登縣內部管理不嚴,士兵作風和紀律較松散,在八路軍的協助下,我和盟友們將大批日文宣傳品和慰問袋送進文登縣城。日軍收到後,將宣傳品收藏起來,躲到馬廄里、廁所里偷偷閱讀。

接著,我們又趁熱打鐵,開展對縣城里日軍據點的喊話。

開始,日軍長官極為惱怒,罵我是“賣國賊”、“沒骨氣”,並要開槍,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我意識到需要變更喊話內容,開始用聊家常的語氣,說起家鄉和日本兵熟悉的事。據點內慢慢平靜下來,後來我們聊到了時事和戰爭。

喊話結束時,同盟隊員對日軍唱了一首歌:“明月偏西掛樹梢,寒風淒淒樹葉兒響。年老父母種稻又插秧,依然忍饑受餓度時光。……”在帶著寒意的秋夜里,歌聲更顯淒涼憂傷,讓據點內的日軍想起了遙遠的故鄉,勾起了他們的孤寂和辛酸。

當我們離開據點時,日軍高呼:“謝謝你們!但一會兒我們得向你們開槍,跟上級匯報可以說擊退了一次攻擊!”果然,等我們走出據點好遠時,身後響起了機槍聲、步槍聲。此後,這個據點的日軍很少騷擾周圍村莊的百姓。

反戰同盟主要通過戰場喊話、電話、書信等方式來對抗日軍。我的工作不止於此。

戰爭打到後期,八路軍繳獲的日軍武器越來越多。為了能讓戰士們盡快掌握這些較先進的武器,我們舉辦了日本機槍射擊訓練班。因為我對日本各種武器和戰術較為熟悉,便擔任了八路軍的軍事教官,詳細解說日本機槍的構造、性能、零部件、射擊中目測距離的方法以及維修方法。

在保衛膠東抗日根據地時,我還拿起武器與日軍直接作戰。1942年11月,日軍開始對膠東根據地進行冬季“大掃蕩”,這是膠東抗戰史上日軍發動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掃蕩”。

情勢危急。在我的再三請求下,部隊領導同意了我參加掩護突圍的戰鬥。在爭奪陣地中,我聽到日軍指揮官隱隱約約地大喊開炮的聲音,立即叫八路快轉移陣地。剛撤離一會兒,日軍的炮彈落在突擊隊剛才的陣地上。突擊隊轉移到另一個地勢更高的陣地,我迅速架好機槍,猛烈射擊起來。就在這時,一發炮彈落在機槍旁邊,彈藥手頭部中彈犧牲,我只覺得胳膊上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拳,也負了傷。但顧不上包紮,抱著機槍橫掃,掩護其他人撤退。這時,司令部和老鄉已經突出包圍,走遠了。我邊打邊撤,突出重圍後,才被擡上擔架,送往後方醫院。

在和山東軍民共同對日作戰的3年中,我負過傷,也立過功,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有人誇獎我的貢獻,但我最想感謝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他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日本 八路軍 八路 經歷 了一 一次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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