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法國在經濟和政治上陷入嚴重危機,奧朗德支持跌至歷史新低。四面楚歌的法國政府正面臨關鍵的信任投票,
周二法國總理Manuel Valls宣布,最晚將在巴黎當地時間下午3點(北京時間23:00)進行信任投票,目的是為了讓政府重新獲得支持。這是法國政府不到半年時間里第二次面對信任投票。
法國二季度經濟增長停滯,失業率創歷史新高,總統奧朗德支持率降至13%,近七成選民呼籲他立刻下臺。
法國總理Manuel Valls接受《世界報》(Le Monde)采訪時說:“如果再過3-6個月,情況依然不好轉,那麽我們真的要遭殃了。”
在有557個席位的下議院,奧朗德的社會黨僅以一票占據多數。目前已有30-40名社會黨成員威脅將投棄權票,以抗議奧朗德將按計劃在未來三年內削減500億歐元公開開支,對企業減稅400億歐元的政策。
不過法國政府仍然獲得其他左翼黨派支持。法國總理Manuel Valls預計不會輸掉此次信任投票,否則解散政府重新大選的話,按照目前的民調社會黨肯定無法執政。
但即便順利通過信任投票,法國政府的危機依然沒有結束。下個月奧朗德政府將公布關鍵的2015年預算案,經濟學家擔心由於政治鬥爭議會將推遲批準預算。
上周法國正式宣布放棄在明年達到歐盟3%赤字率目標,此舉可能會引發德國為首歐盟的制裁。
法國預期2014年經濟增長率僅為0.4%,遠低於降低目前高達10.2%失業率所需的1.4%增長目標。
最新名義調查顯示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面臨嚴重政治危機,62%受訪者希望奧朗德在2017年年底任期屆滿之前下臺。(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新華網周二發表重磅評論,稱目前盛行的中國經濟悲觀論調是對改革的不信任。並對這些唱衰的聲音進行了一番批評。
8月多項經濟數據不及預期,海內外金融機構、經濟學家都開始染上了一絲悲觀情緒,進而對今年中國經濟增長能否達標產生了懷疑。彭博、花旗、瑞銀等機構紛紛下調中國GDP增長預期,更有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央行需要用降息等手段來拯救經濟。
然而,新華社的評論似乎澆滅了降息的前景,新華社稱:
認為中國經濟再次來到“十字路口”,預測年終經濟增長目標不達標,期望政府采取降息等強刺激政策的悲觀論調,伴隨著8月份若幹經濟數據的公布再次擡頭。
回望過去幾個月,幾乎每個月度和季度的經濟數據公布後,海內外總有這樣的聲音。這種聲音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一方面是他們並未看清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一方面也是對中國正在大力推進改革的不信任。
國家統計局13日公布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9%,創近6年來的新低。此外,1-8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16.5%,比1-7月回落0.5個百分點,延續下行趨勢。一些外媒據此認為,三季度中國GDP增速可能降至接近7%的水平。
如果從歷史經驗判斷,外界的猜測似乎有點道理,中國工業增速上一次跌破7%是在2008年12月,當時金融危機讓這項數值連續兩月不足6%,4萬億刺激計劃隨即出臺。但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如今的中國經濟,正在邁向“新常態”的過程中,中國有足夠的容忍度和政策儲備應對經濟放緩,而且在“強改革+巧調控”的雙重作用下,從長遠看,中國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還會得到顯著提升。
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國經濟正處於“三期疊加”的特殊階段,經濟增速也在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中低速增長轉型,一些原來因高速增長掩蓋的問題將會在這個周期集中暴露。
在這種新常態之下,中國一方面需要接受經濟數據的波動,一方面需要盡快完成結構的優化升級。那種經濟下行壓力一增大,就寄望政府出臺刺激政策“燙平”周期的論點和做法是一種短視,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並無裨益。
正如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4夏季達沃斯論壇所說,“看中國經濟,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單科’,更要看趨勢、看全局、看‘總分’。”其著名的“改革就是強刺激”的論述,言下之意就是要強力推改革,大力調結構,著力惠民生,通過改革激發活力,通過優化結構增加內生動力,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新一屆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紅利正在逐步顯現。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今年1至8月,31個大中城市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970多萬人,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0多萬人。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等“強改革”帶來的準入門檻的降低也極大調動了全社會創業興業的熱情。1至8月,新登記註冊市場主體800多萬戶,其中3至8月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後新登記註冊企業同比增長61%,出現井噴式增長,顯著地帶動就業。
與之相伴的是中國的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上半年,電子商務、流通快遞等新產業、新商業模式迅速增長;新登記註冊服務業企業增幅達70%以上,第三產業增速和比重超過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處於領先地位;民間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同比提高1.4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和先進裝備制造業增長均快於工業整體增長。
當然,中國經濟也存在著一些內在矛盾需要解決,比如部分產業增長方式粗放、中小企業貸款難、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等等。專家表示,不出臺強刺激並不等於完全不需要刺激,這些內在矛盾需要中國政府實施以“區間調控”和“定向調控”為特點的“巧調控”手段。
區間調控是指確保經濟增長不突破保就業的“下限”,CPI不突破防通脹的“上限”;定向調控則意謂要在“下限”和“上限”中向有需要的地方發力。
譬如在“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難這兩大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上,央行在今年的4月和6月先後進行了兩次“定向降準”,被外界認為是行之有效的“巧調控”。專家建議,未來在“定向調控”上,還應在加大棚戶區改造、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等能夠孕育中國經濟新增長點的方面著力。
“強改革+巧調控”的政策模式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保持發展的“穩定器”,成為中國完成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五大任務的支柱。
在這一“穩定器”的支撐下,盡管經濟數據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支撐經濟穩定運行仍具備較多有利條件,結構調整穩步推進、消費增長總體穩健。因此,中國有足夠的信心和政策儲備應對經濟下行,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宏觀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同時繼續有所作為,完成今年經濟主要預期目標。
當地時間2014年8月31日,日本京都,印度總理莫迪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陪同下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東寺。 (CFP/圖)
當下中印兩國都有意把雙邊關系再推進一步,但雙方存在由於交流不暢而產生的相互認知不足乃至互信不足。這里的關鍵是:印度是否對華“包圍外交”中的一環?而靠“不結盟”外交起家的印度人自己聲稱:不是。
談到印度在中國的形象問題,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印度學者比諾德·辛格(Binod Singh)總是有一肚子話要說,特別是對於在網絡上流傳的各種印度人扒火車的照片,他更是很有看法。“那些照片都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照片。現在印度火車已經基本上實現了電氣化。沒有人能夠爬在上面。爬在上面就沒命了。”辛格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認為這些“扒火車”圖片在網上流行的原因是中印之間的交流出現了問題,存在著誤差。“實際上在20年前就已經不這樣了。印度火車有寬軌,車廂里的座位和臥鋪都比中國的要寬。除了速度慢,別的方面在世界上都可以排進前幾名。”辛格稱。
根據印度鐵道部下屬的“印度鐵路”官網公布的消息,目前印度所擁有的6.5萬公里鐵路當中,實現電氣化運營的鐵路有2萬公里。大約91%的鐵道使用寬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印度鐵路既不完全像辛格所說的那樣非常先進,也不像網絡圖片所反映的那麽不堪。沒有疑問的卻是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關系因為信息交流出現誤差,而影響了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認知。
而這種相互認知上的誤差,隨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印度及其周邊國家的訪問,以及上海合作組織不久前在杜尚別峰會上對於印度是否應該加入該組織的猶豫充分表現出來,凸顯了彼此之間交流的不暢。鐵路也是其中之一,由於日本的加入,中國向印度推銷高鐵技術更是成為一個新的問題。
作為國家基礎設施的重要一部分,中國不可能在印度高鐵市場當中一家獨大。莫迪選的喜歡模式是:跟法國、中國和日本一起幹。
在習近平主席對印度訪問期間,可望簽署兩國高鐵之間的合作備忘錄——這恰恰跟兩個星期前印度總理莫迪訪問日本時所做的事情一樣,日本也打算向印度出口新幹線技術,而印度的選擇將會制造中國與日本在高鐵出口上的競爭。此前,中國的“高鐵外交”向外推行的過程當中還尚未遇到日本官方的正式挑戰。
“高鐵市場是十分有限的。”中國南車集團企業文化部的徐厚廣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認為,高鐵是一個國家經濟和科技實力的“名片”,但市場需求不足,因為高鐵路網的建設和運營需要滿足兩個條件。條件之一是經濟足夠發達;條件之二則是有足夠的人口密度支撐高鐵的運營。如果兩個條件不能滿足,那麽所謂高鐵的出口,將很難啟動。因此,就高鐵外交而言,並不專門指出口時速250公里以上的裝備和技術,“其真正的目的是瞄準一個國家龐大的軌道交通市場。”徐厚廣稱。如果可以用數字來定義的話,這個市場是時速在160到200公里左右的軌道交通。
有趣的是,比諾德·辛格認為印度正好需要這個時速段的鐵路。“我們不需要太快的鐵路。”他說。這意味著,雖然中日兩國都高調亮出“高鐵外交”,實際上都心照不宣地瞄準了印度龐大的軌道交通市場。這個市場正打算全面開啟。
納倫德拉·莫迪在2014年5月26日宣誓就任印度總理。在他當選總理之後,尼赫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狄伯傑(B.R. Deepak)在和南方周末記者的一次交流中便預測,莫迪將在交通和能源方面與中國開展合作,高鐵是其中之一。狄伯傑認為:“印度在開展高鐵合作上將會優先考慮中國。”雖然被認為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莫迪的外交政策在狄伯傑的眼中卻是“極端實用主義的”。
不過,作為國家基礎設施的重要一部分,中國不可能在印度高鐵市場當中一家獨大。最有可能的結果,恰如辛格所說的那樣,莫迪選擇的模式是跟法國、中國和日本合作。因此,日本向印度出口鐵路技術(哪怕不是高鐵技術)並非不是不可能。
徐厚廣對南方周末記者稱,中國鐵路技術和歐洲以及日本的鐵路技術處在同一檔次,在性價比上有優勢。按照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日本資深新聞界人士的說法,日本高鐵將主要強調其安全和管理優勢。最終印度會做出什麽選擇,應該是一個商業競爭的問題。至於日本新幹線的出口,徐厚廣舉例說,從1964年建成以來,唯一成功的案例是2007年出口臺灣。
印度加入上合組織的困擾來自巴基斯坦。沒有人能夠預測到兩國是否能夠同時加入上合組織,特別是,能夠在上合組織內部達成一致。
“印度準備加入中國-俄羅斯俱樂部。”2014年8月,印度《每日電訊報》用這樣一條標題來報道即將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元首峰會。但是,杜尚別峰會僅僅宣布了《上海合作組織至2025年發展戰略》,啟動了擴員進程,真正接納新成員還有一段路要走。從2010年起上合組織宣布準備擴員至今,它一直在擴員問題上猶豫不決,這是因為巴基斯坦和印度是有可能成為正式成員的觀察員國家。而巴基斯坦與印度的關系之敵對,從印巴分治時期便已經開始。這兩個國家如果不解決彼此的爭端,加入上合組織之後的合作無從談起。
與上合組織為是否接納印巴兩國而煩惱不同,印度對於上合組織的興趣更多地來源於它的定位。上合組織的成立宣言自稱其宗旨是“加強相互信任和睦鄰友好,鼓勵在各個領域有效合作和共同致力於維護保障地區和平安全和穩定”。這個定義實際上賦予了它的多種角色解讀,既有反恐安全合作,也包括經濟上的密切來往以及文化上的充分交流。
“上合組織口號里說是反恐聯盟。但是我們印度人看它是一個能源聯盟。”比諾德·辛格對記者說。他認為上合組織在反恐問題上對印度沒有實質性幫助,因為在反恐前線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區,上合組織幾乎沒有存在感,也沒有派遣任何維和部隊或者相關軍事觀察員。尼赫魯大學的狄伯傑教授則認為,上合組織在反恐方面對於印度的意義是一個“論壇”。印度可以通過這個論壇討論反恐問題。不過,“(上合組織)不但可以建立雙邊之間的聯系,也是一個進一步擴大地區和多邊合作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它能夠參與討論例如能源安全這些大家所關心的問題。”狄伯傑說。
上合組織成員國所擁有的豐富的能源儲備、完善的交通設施以及相對全面先進的能源開采技術是吸引印度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資金、技術和經驗都十分豐富的中國公司,對於印度有很大的吸引力。印度的能源安全一直是該國最核心的戰略設計中心話題。根據國際能源機構(IEA)在2010年的統計,印度75%-80%的原油需要從國外進口。原油提供了印度年均能源使用總量的30%左右。而印度石油公司在非洲、敘利亞以及伊朗的石油項目,已經引發了它和美國的一些外交爭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上合組織成員國可能提供的能源儲備,能夠解決印度的能源變數。
困擾來自巴基斯坦。沒有人能夠預測到兩國是否能夠同時加入上合組織,並且能夠在上合組織內部達成一致。辛格本人並不看好兩國同時加入上合組織之後的合作關系。“巴基斯坦很多建議不是建設性的……除非它改變做事的方法。”辛格稱。雖然俄羅斯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組織,中國也聲稱在類似問題上“在上合組織成員國內部尋求廣泛共識”,但是印巴兩國加入之後所帶來的影響卻無法評估。
至少在印度人自己看來,本國並不是對華“包圍外交”的一環,也不是大國用來彼此牽制的棋子。
印度目前第一大貿易夥伴國是中國。但是在外交上,雙邊的互信程度並不高。狄伯傑用“信任赤字”來形容彼此之間的互信程度。在印度看來,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了大量先進武器。而印度則因為和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進一步加強政治、軍事合作而引發了中國的警惕,尤其是最近日本和印度的外交往來頻繁的情況之下。
不過,印度和日本的熱情也許並不如中國人想象中那麽容易迅速高漲。比諾德·辛格認為,印度跟日本的關系並不算接近。“他們在印度甚至一個記者都沒有。”他用這樣一個難以證實的情況向南方周末記者形容印度和日本關系。但是最近兩個月,日本和印度在外交關系上的升溫,加上日本意欲向印度出口鐵路技術,這引發了各路觀察家們對日本試圖利用印度牽制中國的揣測。
上述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日本資深新聞工作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日本媒體形容這是安倍政府所謂的‘包圍外交’,雖然安倍政府沒有公開提出‘包圍外交’策略……安倍政府希望通過‘包圍外交’和印度搞好關系。”
事實上,印度和美國、日本、歐洲甚至澳大利亞的一些互動,也或多或少地被一些中國國內媒體視為大國的“包圍戰略”。尤其是美國對印度發展核武器實施雙重標準,印度和美國不斷加深的軍事合作無疑加深了這種猜測。
假如日本和美國持有這樣的“牽制”和“包圍”思維的話,至少在印度官方來說,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包圍外交”的一環。印度前駐華大使蘇傑生曾經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種A和B聯手針對C,或者B和C聯手針對A的觀點,都是一些老套的思路。”
自從獨立以來,印度一度奉行“不結盟政策”。這是印度外交的起點。利用自己的大國優勢和影響力,印度順理成章地成為“不結盟運動”的領導者。“印度現在在鼓吹使用‘戰略性自治’來代替不結盟政策。事實上這個概念當中包含了不結盟運動的成分。”尼赫魯大學的狄伯傑教授表示。
來自日本的資深新聞工作者稱:“印度外交總體上來說是一種‘平衡外交’。印度不會完全靠近中國,也不會完全靠近日本。它正在中日之間找一個均衡點,同時也希望在俄羅斯和美國之間尋找平衡的外交關系。”
蘇傑生為“平衡”一詞加上了外交色彩。“‘大國均衡’的觀點,必須放置在國與國‘相互依存’的語境當中。”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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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學上,計算企業價值的方法,都會考慮盈利、增長和風險。增長不可能長做長有,風險亦因此而生。衡量風險的高低和企業價值,可能也包括信任,彷彿是企業與投資者一個無形的契約!十年溢利增長告終 新奧能源(2688)的業務主要是在中國內地,經營和管理燃氣管道設施,銷售管道和燃氣,故此新奧年報也指出信貸風險主要位於中國。過去十年,新奧股價長升長有,營業額增長除2009年是2%外,其他年份都保持雙位數增長,2008年前有43%至69%;近年增長有放緩趨勢,也有20%至34%。更明顯的趨勢,是新奧溢利率持續收縮,由2004年的21%,下跌至去年的8%。去年,新奧營業額雖有27%增長,但溢利卻倒退10%,十年營業額增長是持續,不過十年溢利增長卻正式告終。雖然新奧今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和溢利保持增長,溢利率仍只有11%,與去年同期的10%,差異不大。尋找增長動力是否在新奧管理層的日程中? 增加還是分散風險? 上週二收市,新奧公布以總代價2億美元,收購其大股東兼主席夫婦兩人全資擁有公司,所持有的加拿大及美國燃氣加氣站項目。新奧解釋收購有助提供一個平台,進入加拿大及美國市場,把握新機遇及增長潛力,拓展業務之地域覆蓋,及有助分散經營風險。可惜,收購項目令人不解的地方不少!首先,加拿大和美國兩個項目都仍在虧損,去年虧損是人民幣2.5億元,今年首九個月虧損是人民幣1.8億元,兩個項目淨資產也只有人民幣8億元。加拿大項目更是在今年一月才投入營運,首九個月的營運虧損已接近去年全年的虧損。美國項目去年有毛損,收入比銷售成本低;今年有毛利,但毛利率只有15%,收入是人民幣0.6億元,而虧損卻是人民幣1.5億元。新奧解釋收購是增長潛力及分散風險。可是,收購持續虧損的項目可以達到溢利增長?還是溢利倒退?此外,新奧的營運和經驗一直在中國內地,並沒有在其他地方營運的經驗,涉足沒有經驗的地域,是增加風險?還是分散風險? 信任可在一瞬一念間破壞 收購是否對新奧有利,市場像給了一個答案!收購公布前,新奧股價收報54.3港元;公布後翌日,新奧股份成交激增,股價下跌,收報49.25港元,下跌9%。同日,恒生指數下跌1%。從上市條例角度來看,新奧此項目收購只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要求,不用獨立股東批准。然而,根據新奧的收購價折合約人民幣12億元,收購大股東淨資產人民幣8億元而持續虧損的項目,卻引發不少評論,有些媒體甚至將此收購項目與「企業管治違規」相提並論。新奧大股東不知是否察覺市場對收購項目的負面反應,或是借股價下跌買貨,上週四在市場購買107.2萬股新奧股份,每股平均價格46.107港元,涉資約5,000萬港元,並以自願性公告形式,即日作出公布。翌日,新奧股價回升,但公布收購項目後仍累積下跌7%。同期,恒生指數下跌2%。建立信任的無形契約需要漫長的時間,動搖或破壞它卻可在一瞬間,或是一念之間! 林智遠執業資深會計師,會計專業發展基金主席,最愛與太太旅行,出名講 talk及撰寫大學會計書,其著作已被翻譯成不同語言。目標以淺易簡單的方法,使牛頭角順嫂也能看懂會計數字和陷阱。 |
網絡美食勃興的背後,美味誘惑與監管困惑並存。 (何籽/圖)
社交網絡勃興,網購美食也開始湧向餐桌。這種充滿腔調的新業態在滿足需求的同時,存在天生的“隱蔽性”,一旦食品安全出現問題,賣家們只需要關閉虛擬世界中的店鋪,就能徹底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滋……”天剛泛白,白象就把蛋液、甘藍、番茄和新鮮雞肉一道放進熱騰騰的油鍋。這份杭州傳統早餐蛋餅出鍋後,紅綠搭配,煞是好看。
此時,遠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小熊也準時走進廚房。“今天的蝦怎樣?”這是她和搭檔的每日經典對白。她盤起長發,戴上塑膠手套,開始打理成箱的小龍蝦。
白象手創的早餐配送“晨之美”和小熊主打龍蝦外賣的“麻小熊”,都是剛創立的品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他們辭職創業,擁抱國家倡導的“草根創業的新浪潮”。自此世界上少了兩個辦公室中的白領,卻多了一對能一手做菜一手用微信接單的“網絡私家廚子”。
然而,面對正在興起的自制美食網售浪潮,相應的監管幾乎是空白。網絡美食家們銷售的食物大多缺乏資質和衛生許可,一旦食品安全出現問題,那些沒有執照的賣家們,只需要關閉虛擬世界中的店鋪或者註銷微信號,就能徹底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於是,難免有人會煮鶴焚琴地問一聲:“這些網絡美食坊,在食品安全方面,靠譜嗎?”
互聯網賣美食,更多的是在銷售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腔調”。
小熊曾在京城一家雜誌任職,如今她習慣每天化好妝,戴上嫩黃色的印著卡通小熊的頭盔,騎著電動車在京城送貨。
“麻小熊”的銷售主要基於微信朋友圈。劉欣靈是中國大陸第一批用上iPhone的人,也是最早訂購“麻小熊”的食客。像大多拿到“麻小熊”的顧客一樣,她會拍張照在微信“曬單”,因為“包裝漂亮得讓人驚嘆”: 印有“麻小熊”LOGO的腰封、一次性手套、桌布、牛皮紙說明書,有時甚至還附贈一本新出版的新聞特稿選。
用劉欣靈的話說,小龍蝦這種市井小吃與精美包裝和美女送貨員放在一起,充滿了違和感,卻又讓人感到“一種文藝女青年的氣息”。
浙江農林大學大四學生郁培清第一次訂購白象的“晨之美”早餐,也是被它散發出的“文藝範”傾倒。
白象制作的早餐非常時髦:招牌手工雞肉卷、牛油果吞拿魚三明治、菠菜意面……收到後將一個個精致的小盒碼在辦公桌上,不像是早餐,倒像是米其林餐廳精心準備的宴席。
腔調還體現在附贈的方巾上。在食客劉璐家中,至今仍然保存著數十張“晨之美”早餐套盒配送的方巾。她曾把一張印有小鳥圖案的方巾曬到朋友圈。一個法國朋友在下面點贊,說方巾上用法文寫著“好胃口”。那以後,收集“晨之美”的方巾成了她的愛好。
除了腔調之外,網絡自制美食的風靡也和消費者對傳統餐飲業的不信任直接相關。
此前,小熊習慣去北京簋街吃小龍蝦,後來她選擇自己烹制龍蝦乃至創業,就是因為擔心小飯館做的“不幹凈”。
麻小熊宣稱每只蝦都要經過至少10秒才能處理完畢——在她看來,是每天消耗幾噸蝦的店家做不到的。
於是,當“麻小熊”將選料、烹飪過程拍成圖片,發到朋友圈,劉欣靈很快就分享了。這契合選擇網絡購買美食的顧客心理:了解原料來源,看得見加工過程,所以我願意花高價購買。
對劉欣靈來說,麻小熊不是商家,倒更像是一個素未謀面的朋友。劉璐訂購白象的早餐,也是因為朋友圈中“一個很靠譜朋友”的分享。這種憑感覺而來的信賴感,是社交網絡提供的附加值。
在中山大學公共管理學系教授劉亞平看來,這種信任恰恰是中國當下食品安全亂象中最稀缺的。
“盡管官方和企業一再告訴大家,國產奶粉很安全,但不少人還是選擇海外代購。這反映了消費信心的崩塌。”劉亞平說,網售食品提供給消費者的信任,不是來自政府認證,而是來自對商家的認可,對朋友評價的信賴以及自己到加工地點親自考察而產生的信心。
“人與人之間,能夠只靠信任嗎?”曾在衛計委任職的馬立新是網售食品堅定的反對者。在他看來,網購食品的行為“很扯”:“一邊怪食品安全不好,一邊自己瞎買瞎吃。”
馬立新認為,這些食品來源沒有資質,物流不專業,也沒有追溯體系,這些都是監管盲區,一旦出問題就會是很嚴重的食品安全事件。
事實上,新興的微店只占網絡自制食品銷售的很小份額,其主力軍仍在淘寶等網購平臺上。在淘寶中敲入“自制食品”,結果超過一萬條。
比如一家農家臘肉店就在淘寶滾動播出視頻:在遵義赤水市寶源鄉回龍村村委會的牌匾前,一位穿著白襯衣黑西裝的人,正操著濃重的方言說:“我是回龍村村長,我為農家臘肉代言。”
然而,政府對網絡食品的監管,仍停留在“即將起步”的階段。
2014年6月,《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公開,其中規定“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臺提供者應當取得食品生產經營許可,並承擔食品安全管理責任;未履行法定義務,應當承擔連帶責任,並先行賠付。”
但像“麻小熊”這樣的自制美食賣家應該如何監管,法律沒有具體規定。
中國對食品的生產和經營實行許可制度。食品安全法規定,從事食品生產、食品流通、餐飲服務都應該取得相應的許可。小熊也只是在申請淘寶店時才發現,一旦選擇販賣類別為“食品”,必須先輸入食品流通許可證編號。
只用了兩周時間,小熊就委托朋友辦好了淘寶要求的“食品流通許可證”。
“在網上賣自制食品,辦餐飲許可證就行。”北京億達晨光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一位李姓經理向南方周末記者保證,只要6000元人民幣,就在兩周內拿到一張餐飲許可證。
“這種情況在美國不會發生。無論在網上販賣什麽食物,美國的商家都必須獲得FDA或者州政府的營業執照。”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高級食品安全研究員馬丁·波克納威(Martin Bucknavage)為州政府農業部工作,負責培訓來自中國的食品企業,他曾花了很長時間了解中國泛濫的網絡自制食品。
不過,波克納威也意識到文化差異:美國各個地區的食物差異性不大,而中國食品地域性強,口味相差也“太大了”。特別是對中國人來說,“食物所象征的情懷和生活方式,和它實際意義一樣不可缺少”。
和線下銷售不同,網絡把美食體驗和人與人之間微妙的信任鏈接起來,但這種信任又因為彼此之間現實的空間距離而顯得脆弱,甚至完全依靠賣家自律。
“麻小熊”宣稱幾乎不用蔥油、蒜味鹽和各種添加劑,只用真正的辣椒、花椒和大蒜榨油調味。但這樣產生的開銷遠比使用添加劑大,生意越來越好之後,節約成本和擴大產量同時擺上臺面。看到支出明細後,小熊默默將炒蝦用的冰糖換成白砂糖。
在杭州華測瑞歐科技公司法規處負責人白利強看來,隨著消費群體的擴大,與“冰糖換白糖”這種無傷大雅的問題相比,更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隨時可能發生,其中最主要的是微生物汙染和細菌超標等食源性疾病風險。“我不相信光憑信任就可以做好,一旦想要提高利潤率時,就難說了。”
無論對於賣家還是買家,監管空白帶來的不安全感都一直存在。
小熊辦了許多證,但她至今也搞不清楚,手上的幾個證分別管著什麽。“領證”近一年,還真沒有一個監管部門查到“麻小熊”的店面。對比其他實體店鋪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小熊感覺網絡自制美食確實處於監管的“盲區”。
在淘寶論壇上,對於“辦證有什麽用”的疑慮同樣存在。
“北京、西安、長春曾通過地方立法提出網絡售賣食品必須獲得工商部門的相關許可,但網絡售賣自制食品的許可和監管執法部門,仍未明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劉鵬說。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江蘇、安徽、海南等地食藥監督局官員,得到的反饋都是:目前只能管到實體店,網上交易根本沒法管。
這也正是許多賣家網上入行的主要原因。“如果要辦證這麽麻煩,我直接到城里開一間超市,何必還搞什麽網店呢?”一位網絡賣家說。
在中國,食品小作坊一直被視為食品安全的重災區,也是監管難點。面對成千上萬的網絡賣家,利用發證這種傳統監管方法監管並不現實。
“有些公眾可能不在乎網售食品是否有許可,他們明知會有風險。”在劉亞平看來,某個領域,政府沒有監管,這並不意味著是監管盲區,可能只是表明現有監管力量(如來自市場、社會的力量)尚且不能有效地約束經營行為。那麽政府在介入時,要充分利用和發揮現有的約束力量的作用,否則可能是越管越糟。比如監管者要做的是信息披露,通過宣傳告知公眾風險。
此外,國外正流行一種“參與式監管”的做法,賣家邀請消費者隨時去到種植地或加工地參觀,通過增加透明度來保證產品的安全。賣家和消費者之間是認識的,甚至是有感情的。這樣,他們在種植和生產食品的時候,往往會更用心。劉亞平認為“這是一種值得鼓勵的共治模式”。
“也可以考慮依靠類似於大眾點評這樣網絡評價機制,鼓勵網民消費者對相關的網售食品的安全性加以評估和公開,以此來幫助消費者辨明信息,增強識別能力。”劉鵬建議。
盡管監管難題還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摸索當中,現實中的網絡美食卻不可抑制地端上了越來越多的餐桌。2014年11月,兩個新人加入了“麻小熊”團隊,小小的廚房里更加熱鬧了,蝦子源源不斷地送出,而各種許可證,則被堆在廚房的一角。
(應受訪者要求,馬立新為化名)
受河南焦作非法集資案牽連的投資者遍布河南、安徽、山東、山西、陜西、北京、上海等地。 (東方IC/圖)
廉金枝一度是地方政府的座上賓,是投資者眼中的好老板。她用7年時間織起一張高息攬儲、高息放貸的大網。7年來,她的頭上有著諸多光環——孟州市人大代表、“投資焦作十大風雲人物”、河南焦作市“十佳農業合作社女理事長”。案發前,她極守誠信,沒有欠過老百姓一分錢。但有一天,廉金枝突然被警方帶走。
2014年9月26日,事情水落石出,中宏昌盛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廉金枝因“涉嫌非法集資罪”被批捕。偵查此案小組共151名辦案人員,初步估計涉案資金達12.3億左右,涉及省份包括山西、山東、安徽、陜西、北京等。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帶你跟隨南周記者尋找廉金枝與12.3億非法集資款的故事。
國人有了點錢,大多選擇放在銀行里,覺得有國家做後盾——安全。但若能保證安全,人們也會把錢放在利息更高的地方,這其中就包括許多的“資產管理”公司。不過,這種公司一旦出問題,對普通人而言其打擊也往往是毀滅性的。(相關報道:《“好人”廉金枝的灰色金融路》)
2014年10月中旬,我到河南焦作調查的便是這樣一個“資產公司”崩盤的案例。
這次的主角叫廉金枝,河南孟州廉橋村人,現年34歲。身高一米六左右,很胖。廉金枝旗下有不少的資產管理公司,公司的客戶多是因為當地拆遷、征地或外出打工等各種因素攢到一筆錢的人。在采訪過程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會提到,廉金枝頭上的那些由政府加持的光環——孟州市人大代表、“投資焦作十大風雲人物”、焦作市“十佳農業合作社女理事長”等。顯然,這些光環正是投資者對自己的錢有保障的信心之源。
回憶起最初投資的經歷,人們也會提到廉金枝是一個守信用的好人,他的公司從不拖欠投資者一分錢,甚至還經常性地提前給投資者打利息……
廉金枝在當地開公司七年,普通人能看到的除了他很少拖欠錢,最讓他們安心的就是,不斷有榮譽由政府的手戴在廉金枝頭上。
直到2014年8月16日,被突然帶走;一個多月後,警方通告:廉金枝因“涉嫌非法集資罪”被批捕。然後,所有的光環在一瞬間黯然無光。
從那時起,恐慌開始緊緊抓住了眾多的投資者。他們找媒體,在網上發布各種消息,建QQ群,上訪……試圖用各種辦法引起更多人的關註,當然最重要的是引起政府的關註,然後給自己的投資、給自己討一個說法。
他們的恐慌是可以想象的。一個受訪的四五十歲老大姐說,“那個老婆(當地對婦女的稱呼)一聽說錢打水漂之後,沒幾天就上吊自殺了!”
“她家存了2萬進去,老頭是給自行車補胎的,老婆腿腳不好,坐在輪椅上,她老頭就在旁邊補車胎。”聽著這些話,說不出心里是個什麽滋味,我從農村里出來,知道補胎能賺幾個錢。
普通人心疼的錢。很多時候,他們急於知道處理的結果,他們沒有耐心等待官家查明案情,然後開會討論,綜合各方面情況然後拿出一個意見。更何況,在內地,很少會有人定時向受害者公布事情進展。
在等待與各種謬種流傳的小道消息的煎熬中,最容易積聚的是憤懣。這種憤懣往往不指向於吸他們資金的老板廉金枝,而是曾授予其各種光環的政府。
事實證明,這樣的憤懣是很容易被激化的。
一天夜里,我的QQ閃了一下,平時跟我聯系的一個網友發來幾條消息:“出事了”,“XX被抓了”,“怎麽辦?”“我們該怎麽救她?”……我能讀出來她的焦慮和不安。安慰她的情緒後,我立馬撥通了被抓那人家人的電話。
“你咋知道的?昨天被抓去派出所了,說是拘留五天。”透過電波傳過來的聲音低沈而失落。
“為什麽?”我問。
“因為她在網上經常發言,說話太多唄,之前就被警告過一次了!”
此時我不知道該說什麽,該如何安慰這個三十多歲的壯漢。 大概是聽出來我的沈默,他繼續說,“現在我也沒辦法了,抓進去呆幾天也好,最後把我們的錢退回來的時候,我看他們怎麽說!”他略帶憤恨。“我現在要每天送孩子上學,接他放學,做飯,照顧老人。家里也沒錢了,花完也就這樣了!”接著,他催促我掛了電話。
掛斷電話的時候,眼眶里的淚湧出。突然想到,前幾日,跟我交談的幾個山東老鄉,聽說他們去了北京上訪,此時他們已經到了吧!真希望他們一切順利,但這似乎不太可能。
報道發出後,當地政府繼續保持著沈默,不知道,他們對這類事情是否已經見怪不怪了?
不過,受害者還在苦苦等待一個結果。他們現在最關心的是錢,不會在乎一個合情合理的說法。比如,為什麽非法集資可以在七年里沒人過問,為什麽政府會把一個一個的光環拋給一個非法集資者……
智利總統米歇爾·巴奇萊特(Michelle Bachelet)8日被爆因兒子、兒媳卷入一樁財務醜聞而面臨支持率危機,外界揣測巴奇萊特可能會通過辭職來平息風波,但遭到其本人否認。
“為了消除大家的疑慮,我在此表示我並未辭職。我也沒考慮辭職的事情,我甚至不知道根據憲法我該怎麽辭職,” 巴奇萊特向媒體表示,並未計劃在其第二任期的頭一年就以辭職謝幕。
智利女總統巴切萊特
兒媳倒賣地皮
智利檢方近日提審了巴奇萊特的媳婦娜塔莉亞(Natalia Compagnon),指控其通過家族影響力獲得了一份巨額銀行貸款。
據報道,巴奇萊特之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Davalos)於2013年11月攜妻子娜塔莉亞與智利銀行副總裁盧克希奇(Andronico Luksic)進行過一次會面。
會面之後,娜塔莉亞隨即得到了一筆1000萬美元的貸款,蹊蹺的是,娜塔莉亞此前向其他三家銀行提出的貸款申請都以被拒絕告終。
據法新社報道,娜塔莉亞名下的公司利用這筆貸款購買了智利中部的一些土地,並重新規劃用於房地產開發,光靠這筆買賣,娜塔莉亞的公司凈賺500萬美元。
東窗事發之後,塞巴斯蒂安辭掉了一份政府慈善機構負責人的無薪工作並退出智利社會黨,但是拒不承認犯下任何過失。
就在那次“三人會面”舉行時,巴奇萊特正處於競選的最後沖刺階段,把矛頭全力對準智利精英階層特權和不平等現狀,獲得了極高的支持率並最終連任,而如今面對公眾的質疑,巴奇萊特顯然需要力挽狂瀾。
“目前存在非常嚴重的信任危機。但是我相信危機的出現正是促進我們修補漏洞,鞏固制度的大好時機,防止類似情況再度出現,” 這位南美歷史上第一位民選女總統盡力地維護自己的公眾形象。
總統支持率暴跌
醜聞被曝光之後,巴奇萊特支持率猛跌至30%,為執政以來的最低值。
在被媒體問及醜聞事件時,巴奇萊特往往極不情願地回應,稱將更妥善地處理好自己的公共形象,但是堅決否認與貸款醜聞有任何關聯。
“之前選擇沈默的做法是我的錯,造成了公眾對我的不好或者錯誤的印象,”巴奇萊特說,“事實是,我並未和此事有任何的聯系,和那次會面以及交易都沒關系。”
巴奇萊特表示,自己不知曉那次會面的任何事情,並“對此無能為力”,也“從未跟盧克希奇交談過”。
2006年1月,巴切萊特以智利執政聯盟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參加大選並勝出。2010任期結束時民眾支持率依然高達84%,2013年12月再次當選智利總統 。
“我並不在意我的支持率,我更在意的是智利的未來,”巴切萊特稱。
如今,巴切萊特最初試圖整改教育體系,修憲,出臺新勞動法和稅法的努力漸漸成為強弩之末。很多智利人開始擔心,原本被認為拉丁美洲最清廉透明的國家正在淪為腐敗的溫床。
“智利或許存在腐敗,但是並不普遍,不是每個智利人都貪腐,”巴切萊特稱。
目前,巴切萊特的兒子和兒媳已被公檢部門以以權謀私和非法使用秘密信息為由展開調查。
除了貸款醜聞以外,智利政壇也因為另外兩起政治獻金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智利稅務局目前以及對大型企業Penta集團涉及偷稅漏稅和賄賂案件展開調查,右翼民主聯盟主席也因涉案而退出黨籍。此外,全球最大的碘、鋰、硝酸鈉及化肥生產商智利化學礦業公司也因為涉嫌非法資助政黨候選人競選而受到調查。
在一個國家的內閣里,撤換一位財政部長通常會被認為是正常調動,撤換兩位就或被視為內閣“不穩定”的信號,而近來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Jacob Zuma)竟在4天內2次任命新財長,此舉被外界視為總統不該犯的巨大錯誤。
有分析認為,兩易財長不但令祖馬陷入信任危機的泥淖,也令其在執政黨內遭遇巨大壓力。反對派,民眾,甚至一些執政黨內的資深“大佬”紛紛呼籲其下臺。
祖馬陷信任危機
本月9日,祖馬突然宣布撤銷財長內內(Nhlanhla Nene)職務,由知名度並不高的國會議員範魯延(David van Rooyen)接替。但由於後者缺乏財政管理經驗,該任命決定在南非引發巨大非議,甚至導致金融市場動蕩,本就岌岌可危的南非貨幣蘭特匯率應聲創下1美元兌15蘭特的歷史低點。
此後,範魯延出任財長還不到一周,13日晚,祖馬又宣布撤換範魯延,由前財長戈爾丹(Pravin Gordhan)接替。
“2015年12月9日,我宣布任命範魯延先生為新財長……我收到許多請求,希望我重新考慮該決定。”南非總統府在一份聲明中稱,“作為一個民主政府,我們看中傾聽和回應民眾看法的重要性。”
戈爾丹曾於2009年至2014年任南非財長並帶領該國度過金融危機,在國內擁有良好的聲譽。
事實上,此次是戈爾丹和範魯延互換職務,前者被任命財長後,後者將接任戈爾丹此前所擔任的南非政府聯合執政與傳統事務部部長一職。
經濟失衡 下臺呼聲漸高
祖馬兩易財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南非經濟低迷。《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世界銀行數據發現,2014年,南非GDP增長僅1.5%,與所在區域(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長率的差距越來越大,非洲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也已被尼日利亞取而代之。
今年第三季度,南非經濟雖然擺脫了負增長,但環比增幅也只有0.7%。統計數據顯示,三季度南非一級部門(農業和礦業)對GDP的貢獻減少10.4%,二級部門(電力和建築)增長6.2%,三級部門(運輸、金融和貿易)增長1.9%。
南非統計局稱,石油等行業的高產量拉動了制造業增長,煤炭、鉑金產量的減少以及鉆石需求量減少影響了礦業表現。
此外,失業率高企是目前拖累南非經濟的主要因素之一,南非統計部門數據顯示,南非三季度整體失業率攀升至25.5%。
面對如此善變的總統,社交媒體上開始充斥著要求其辭職的聲音,推特上甚至出現“祖馬必須辭職”的關鍵詞標簽。
不過,就是否應該迫使祖馬放棄對南非這個非洲工業化程度最高國家的領導權,南非國內尚存分歧。
有政治觀察人士認為,明年地方市政選舉之際將是祖馬政治前途的關鍵時刻,屆時祖馬領導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NC)在約翰內斯堡在內的城市將面臨來自反對派——民主聯盟和左翼“經濟自由戰士”的激烈圍攻。
兩位潛在候選人
在祖馬的財長任免風波下,公眾已經將註意力聚焦在2017年的南非大選之上。2009年5月,祖馬就任南非總統,2014年5月得到連任,而兩年後的春天,南非人民還會支持他梅開三度嗎?
一些ANC的主要支持者已經在呼籲祖馬考慮離職。“祖馬必須非常認真地考慮自己的位置。”ANC前資深議員和反種族隔離活動家圖洛克(Ben Turok)說,“這可能不是他的喪鐘,但肯定是一股扭轉形勢的潮流。”
目前看來,決定2017年南非大選的一大因素是誰來代表執政黨參加競選。從現有的政治力量來看,有能力競選下一任南非總統的潛在候選人都和祖馬有比較深入的交集。
首先是祖馬的前妻恩科薩紮娜,她也曾是南非內政部長,現在是非盟委員會主席。而另一個則是政治強人,南非副總統拉馬福薩。
在南非政壇,這二位的履歷和影響力都足以挑戰祖馬,今年66歲的恩科薩紮娜擁有豐富的從政經歷,早在1994年南非首次舉辦不分種族的大選之後就出任曼德拉政府的衛生部部長,此後還在姆貝基總統內閣擔任過10年的外交部長。
盡管恩科薩紮娜1998年和祖馬結束了長達16年的婚姻,但恩科薩紮娜在祖馬贏得南非大選後還曾出任內政部長。
另外,作為祖馬的副手,拉馬福薩早年從事黑人學生運動,並創立南非全國礦工大會,2012年當選非國大副主席,2014年5月出任南非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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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眾對媒體的使用情況如何?他們對媒體的看法是什麽樣的?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於近期進行了對此進行了專項訪問調查。調查顯示,民眾更愛使用新媒體,卻更信任傳統媒體。
本調查內容包括民眾對媒體使用的客觀情況及對媒體的主觀看法兩大方面。其中,對媒體使用情況方面,包括靜態和動態兩個維度,即當前使用情況,及與兩年前相比的動態變化;對媒體的看法方面,包括了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和偏好度。
在本調查中,媒體分為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兩大類,傳統媒體指報紙、電視和廣播,新媒體指各類門戶網站和社交媒體;門戶網站包括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網站和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社交媒體主要以微博、微信為代表。
85%受訪者每天看微博微信
調查顯示,看報紙、看電視的受訪者仍占多數。其中,最多受訪者看電視,比例高達88%,看報紙的人也多達61%;而聽廣播的人則相對較少,為39%。
在使用人群中,社交新媒體的使用頻率更高,“每天”看微博、微信的人高達85%,比“每天”看電視的73%還要高;“每天”瀏覽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的人亦多達63%,而“每天”瀏覽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網站的人也有43%。
從動態來看,民眾減少使用傳統媒體成主流趨勢。其中,看報紙“少了”的受訪者最多,為35%,其次是看電視,“少了”的人為33%,即對傳統媒體中受眾面最廣的兩大媒體,三個人中就有一人減少了使用。
與傳統媒體相反,民眾使用新媒體增多的趨勢明顯。尤其是看微博、微信“多了”的受訪者達59%;其次是瀏覽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多了”的人有37%,而瀏覽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網站“多了”的人亦有24%。
調查顯示,對新聞信息的傳播渠道,民眾以信任傳統媒體為主。具體來看,信任電視的受訪者最多,比例達57%;其次是報紙,信任的人為29%。而信任各類新媒體的受訪者不超過兩成,均明顯低於電視、報紙。其中,受訪者對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和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網站的人均為18%,信任微博、微信等社交新媒體的人更少,為13%。
相比於一般新聞信息,民眾對重大事件、突發事故的新聞信息傳播渠道的信任度,更能彰顯媒體的影響力、公信力。
更喜歡從新媒體獲取新聞
對新聞信息,喜歡從傳統媒體中獲取的人合計比例達59%,而喜歡新媒體的人則更多,達64%。數據表明,民眾對新媒體的信任度雖不高,但其偏好度卻高,這一分化說明民眾的偏好不僅僅由媒體傳播的真實、可信所決定,還會受到更多因素影響。
具體來看,傳統媒體中,喜歡從電視中獲取新聞信息的受訪者最多,比例達49%;而選擇報紙、廣播的人較少,分別為19%和6%。新媒體中,喜歡從微博、微信獲取新聞信息的人較多,為36%,選擇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的人亦有35%,而選擇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網站的人只有12%。
從受訪者對媒體偏好的主要原因來看,“方便、快捷獲取信息”是最多受訪者選擇的,比例達59%;其次是“信息量大”,比例為31%;再次是“可信度高”,比例為25%。
交互分析可見,偏好新媒體,尤其是偏好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和微博、微信的受訪者,對“方便、快捷獲取信息”和“信息量大”更為看重,選擇“方便、快捷獲取信息”作為偏好原因的人多達70%以上,選擇“信息量大”的亦在35%左右;而選擇“可信度高”的均不超20%,遠低於前兩項。
數據說明民眾對媒體的偏好更多受到“方便、快捷”、“信息量大”等因素的影響,這兩大因素比“可信度高”更能影響民眾的偏好選擇,這也是新媒體得以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
偏好報紙的90後人群僅有8%
年齡越大的人群,對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使用的越多。61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群體中,看報紙的人多達75%,高居各年齡人群之首;然而,90後、80後和70後人群“基本沒有”看報紙的均超過四成。老年人看電視“多了”的人接近四成,截然不同的是90後、80後人群看電視“少了”的超過四成。
須指出的是,從使用傳統媒體的情況來看,高學歷者看報紙的仍有65%,比低學歷者的54%要高;在看電視上,不同學歷的受眾人數比例相近,高學歷者“每天”看電視的比例仍有55%。
不同年齡、學歷的人對媒體的信任度和偏好度也不一樣。
對重大事件的新聞信息,年輕人、高學歷者信任傳統媒體的人仍居多,但與老年人、低學歷者相比有較大差異。如90後人群和高學歷者信任電視的有43%和45%,而老年人和低學歷者則高達71%和60%。對新媒體,90後和高學歷者信任的人也不少,有40%和37%;相反老年人和低學歷者信任新媒體的不超過10%。
對獲取新聞信息的媒體偏好,不同年齡、學歷的人群分化明顯。年輕人、高學歷者以偏好新媒體為主,其中90後年輕人偏好於微博、微信等社交新媒體的最多,比例高達56%,高學歷者偏好於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的最多,比例為48%,偏好於微博、微信的也有43%;而年輕人、高學歷者偏好於各類傳統媒體的人則均不超過35%。
相反,老年人、低學歷者對新媒體偏好度顯低,對傳統媒體偏好度則高,偏好於電視的人高達75%和72%。而且老年人偏好於報紙的亦多達42%,相反90後人群偏好於報紙的僅為8%,數據差異十分突出。
不同年齡、學歷人群對媒體偏好的分化,在於他們對新聞信息需求的巨大差異。年齡越小、學歷越高的人群就越看重“方便、快捷獲取信息”。在高學歷人群中,“信息量大”比“可信度高”更能影響他們的偏好選擇。80後、70後人群亦同樣如此,看重“信息量大”的明顯多於看重“可信度高”。與此不同的是,老年人和低學歷者看重“可信度高”的多於“信息量大”的。
本次調查覆蓋全國(港澳臺除外)23個省的省會城市和4個直轄市,轄下縣、縣級市不納入本項調查抽樣。因語言原因,調查未包含新疆、西藏、內蒙古、寧夏自治區。調查以分層抽樣方式,電話訪問了1000位不同性別、年齡、職業、受教育程度的城鎮居民,其中性別、年齡特征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對比基本一致,符合全國城鎮人口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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