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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盛「投連險」的「收費逆轉」機制(2016/11/17) 林本利

2016-11-17  NM

前文談到安盛收取本人「投連險」2007年3月份的月費,是以4月24日的基金價格(241.68美元)作準。由於當時基金價格較3月29日的基金價格(251.75美元)下跌4%,故此安盛可以多扣4%。筆者發覺經過安盛整理的資料,2007年4月2日賬戶的基金單位數目出現異常情況,便向安盛索取未經整理的原始數據,終於有重大發現。

根據安盛提供的電腦原始數據,原來公司早於4月2日已完成扣減3月份月費的交易,以3月29日的基金價格(251.75美元),計算戶口價值和扣減0.21756個MEMB基金單位。月費是54.77美元,與筆者計算結果一致。電腦資料又顯示,安盛同日以3月29日的基金價格,退回同等數目的基金單位,一減一加,故此筆者戶口的基金單位數目理應維持在3月底時的水平,即59.34593個MEMB單位。但經過安盛整理的資料,4月2日的單位數目只得59.12837個。

電腦資料顯示,安盛在4月26日(完成交易日期),以4月24日的基金價格,扣減0.11672個MEMB單位,以及扣減0.20944個於4月份才認購的MUTE單位,兩者合共54.7美元。月費看似收少了0.07美元,但由於MEMB的基金價格在4月24日較3月29日下跌了4%,故此安盛實際上多扣4%單位。此外,3月時筆者根本還未認購MUTE基金,安盛4月26日從MUTE扣減基金單位當作3月份月費,令戶口結存的MUTE單位減少。這種「未認購、先扣減」的收取月費方式,自然令人摸不着頭腦。

安盛解釋是因為4月23日收到本人提交的更改投資表格,故此在4月24日才收取月費,之前從沒有提到公司設定了所謂「收費逆轉」(Charge Reversal)機制。當收到客戶更改下一個月的投資表格後,便會取消之前的收費交易,改為以最新的基金價格收取上一個月的月費。

可是,筆者後來發現安盛並沒有在4月2日完成「收費逆轉」,因為若果真的完成「收費逆轉」,本人戶口MEMB的單位數目理應回復至未收費前的水平,即59.34593個單位。安盛後來提供的資料顯示,4月2日MEMB的單位數目是59.12837個,即是已經扣減了0.21756個單位作為3月份月費。安盛等到4月23日,收到本人的更改4月份投資計劃,才退回已經扣減的0.21756個MEMB。之後以4月2日戶口內59.12837個MEMB單位數目,乘以3月30日的基金價格(即252.37美元,較3月29日251.75美元為高)計算出戶口價值,再乘以0.3666%,得出54.7美元的3月份月費。再以4月24日MEMB 241.68美元的價格,以及MUTE 126.48美元的價格去收取月費。既然安盛在4月23日才真正完成所謂「收費逆轉」,為何仍以4月2日的基金單位數目及3月30日的價格去計算戶口價值,用作收取3月份月費,而不以4月23日最新和較低的基金價格去計算戶口價值和收費?安盛一時用3月底,一時用4月2日去計算戶口價值,辯稱合約沒說明哪天計算戶口價值。電腦資料顯示4月2日已完成「收費逆轉」,但安盛之後提供的資料則顯示4月23日才完成,到底哪一個日子才正確。筆者曾經要求安盛提供戶口基金單位數目和價值的原始數據,但安盛說沒有保留相關資料,只願意以人手整理這方面的資料。筆者已要求私隱專員公署跟進,要求安盛提供這方面的原始數據。若然安盛可以透過「收費逆轉」方式去取消之前的月費交易,先以較高的基金價格計算戶口價值,再以較低的基金價格扣減多些單位,客戶便會因此而蒙受損失。安盛的客戶可以怎樣避免受損?下期會教精大家。

林本利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www.livingword.edu.hk)作者網誌 - lampunlee.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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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長江經濟帶省際協商合作機制全面建立

12月1日從國家發改委網站獲悉,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會議暨省際協商合作機制第一次會議今日在北京召開。會議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精神、李克強總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出席會議並講話,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何立峰主持會議並作總結講話,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交通運輸部副部長戴東昌出席會議。

會上,長江上遊重慶、四川、雲南、貴州四省市簽署《關於建立長江上遊地區省際協商合作機制的協議》,中遊湖北、江西、湖南三省簽署《關於建立長江中遊地區省際協商合作機制的協議》,並簽署《長江中遊湖泊保護與生態修複聯合宣言》,標誌著長江經濟帶省際協商合作機制全面建立

實施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主動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科學謀劃中國經濟新棋局,做出的既利當前又惠長遠的重大決策部署。創新區域協調發展機制,打破行政區劃界限和壁壘,有利於協同保護長江生態環境,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今年1月,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批準同意,領導小組辦公室會同沿江11省市建立了覆蓋全流域的長江經濟帶省際協商合作機制。同時,長江下遊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四省市已建立“三級運作、統分結合、務實高效”的合作協調機制。本次上遊、中遊區域性協商合作機制的正式建立,使長江經濟帶形成了多層次的協商合作機制架構。

今天,重慶、四川、雲南、貴州四省市簽署的《協議》明確,建立上遊地區省際協商合作聯席會機制,加強長江上遊地區統籌協調,協同破解發展難題,推進生態聯防聯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創新協同發展、市場一體化發展、公共服務共建共享,推動上遊地區一體化發展,合力打造重要經濟增長極。湖北、江西、湖南三省簽署的《協議》明確,構建決策、協調、執行三級架構,實行會商決策、協調推動、執行落實三級運作,協同優化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推動生態環境聯防聯控,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深化市場一體化體系建設,推動產業和科技創新協調發展,強化公共服務共建共享。

湖北、江西、湖南三省在簽署的《宣言》中明確,共同凝聚對長江中遊湖泊保護與生態修複重要性的共識,制定總體規劃、建立制度體系、推動工程實施,率先、務實、持久地實施湖泊保護與生態修複,呵護湖泊濕地之綠,留住長江生態之美,為生態長江建設貢獻“中遊樣本”,共同將長江中遊建成長江經濟帶生態文明先行區。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及有關部門負責同誌參加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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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監督機制翻新篇:國資委監督二局、三局正式運行

據國資委網站12月2日消息,11月29日,國資委監督二、三局召開成立大會,國資委人事局宣布了監督二、三局有關人事任命決定,這標誌著國資委監督二、三局正式組建運行,國有資產監督機制開啟新的一頁。

據介紹,國資委監督二、三局主要負責有關監督成果在委內廳局和所監管企業的利用工作,分類處置、督辦和深入核查監督檢查發現移交的問題,對共性問題組織開展專項核查,組織開展國有資產重大損失調查、提出有關責任追究的意見建議。

11月29日,國資委監督二、三局召開成立大會

國資委監督二、三局按照行業劃分聯系中央企業,其中:監督二局負責聯系52家企業,涉及石油石化、機械、礦業、電子、電力、化學、建材、交通運輸、科研設計和投資等10個行業;監督三局負責聯系50家企業,涉及冶金、軍工、建築、地勘、倉儲、通信、商貿、房地產、服務、農林牧漁和港澳等11個行業。

國資委副主任、黨委委員王文斌指出,國資委整合委內資源,改組組建監督一、二、三局,建立“三個平臺”,是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系列決策部署,落實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精神,改革監督體制機制充分發揮監事會作用的重要舉措之一。目前,兩局組建工作基本完成,下一步要切實加強黨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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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誠信毛振華:建立債務蓄水池機制對沖貨幣供給

“穆迪—中誠信國際2017年中國市場信用風險年會”日前在北京舉行。中誠信集團董事長、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在年會上指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調控思維應當轉換,防風險是穩增長的前提。他認為,我國應建立債務蓄水池機制來對沖巨大的貨幣總量。“我們能不能尋找到沒有貨幣化的領域來對沖貨幣供給,而不讓巨大的貨幣量去制造泡沫,或者提高消費物價,這還是有一定的空間。”具體而言,有兩個領域可以加以利用,一個是農村改革,特別是農村土地的交易,另一個是國有企業產權的流轉。

毛振華指出,通過對過去十年宏觀調控政策主要目標的梳理和分析,我們發現過去中央都把穩增長、調結構作為主要目標,今年才將防風險納入其中。在穩增長和防風險兩條底線之間,我們一直是把穩增長作為防風險的前提。“決策層認為,必須保持經濟適當的增速才能有效防控金融風險。”毛振華說,穩增長措施已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效,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進入築底企穩階段,而債務違約風險在不斷累積,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應當把著力點放到防風險上,防風險應當作為穩增長的前提。

2012年以來,穩增長一直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目標,中國版的量化寬松政策主要借助於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通道實施,很多地方政府設立了一系列融資平臺類公司,“中國版量化寬松的核心就是擴大政府的融資”。

在評述穩增長政策時,毛振華認為,盡管政府出臺的措施被認為“用力過猛”,但值得肯定的是,在危機中使得經濟保持了適度增長,也為經濟結構調整帶來了緩沖機會。他認為,2008年後中國經濟的幾個重要指標發生了變化。

第一,危機之後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同時,毛振華指出,隨著人民幣匯率走低,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可能要延後。“人民幣貶值到差不多7了。如果這樣貶值幅度延續,中國和美國的差距會拉大,而不是會縮小。”

第二,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綜合型貿易國。但是,毛振華表示,當前中國正面臨全球貿易萎縮和國際化退潮的新趨勢。

第三,中國由商品輸出國轉向資本和商品雙輸出國。與此相適應的是,中國今年將成為全球跨境並購的最大收購國。

第四,我國國內經濟結構也正在變化之中,第三產業比重已經超過50%,成為絕對主導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

第五,經濟增長轉向以消費需求為主要拉動力。

毛振華認為,刺激政策使得全球金融危機後呈現中國一枝獨秀的局面,沒有刺激政策中國不會有那麽多錢用於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結構也難以改善,“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認識”。

毛振華還表示,中國經濟增長經過持續多個季度的調整,當前已出現探底企穩的跡象。“我們認為現在已經到了‘L’型拐點的區域,也許還會往下一點,也許已經到了拐點。”做出這個判斷的依據包括中國CPI重回2時代,PPI由負轉正,兩個經濟先行指數都有所改善。

與此同時,毛振華業表示,穩增長政策所積累的風險正在逐步顯現,這首先體現在債務比這個指標上。

總債務與GDP之比在2016年一季度已達到254%,預測全年達到266%,這一數據需要引起高度關註。毛振華認為,在中國人們對企業這個部門的債務認識上有很大的誤區。我們通過對企業債務的梳理發現,很大一部分企業債務都來自於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換句話說,這些企業債務應當歸並到政府債務內。如果這樣計算,“中國政府的負債率就達到了109.5%。這個數據在全世界不低了。”如果再把政府信用支持的國有企業的債務囊括進來,該數字將攀升到163%。據此,毛振華表示,“中國的債務問題核心不是企業債務,而是政府債務。”

此外,毛振華認為,我國總體債務率水平在254%左右,而且利息水平高、融資成本大,給企業付息造成了很大壓力。“在極端年份,我們要用GDP的17%來償付利息。”據中誠信國際的研究團隊測算,2015年中國存量債務付息金額達8.66萬億元,占去年GDP的13%。“我們是一個被各種利息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經濟體。”毛振華表示,“大家都在為利息忙活著,最後發現只有銀行最掙錢,銀行把很大一部分利息都給吸走了。”而銀行的背後則是各種理財產品和存款,中國正成為追逐無風險利息回報欲望最強烈的國家。

毛振華還認為,我國貨幣總量不斷攀升的背後是貨幣利用效率的降低。“我們已經達到了100元的GDP需要213元的貨幣供給來完成,反映出貨幣利用的效率或者刺激政策的效用在不斷下降。”

毛振華表示,國有企業效率較低,卻吸引了大量債務資源,必須引起關註。

第一,國有企業通過債務進行擴張,大大提高了自身對社會的滲透能力,這不是一個好現象。第二,國有企業效率較低,激勵和約束機制較差,大量債務的背後是沈重的負擔。“國有企業是一個四面透風的墻,債務杠桿率如此高地集中在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特色,也是一個問題。”毛振華表示,“通過國有企業可以快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但由於不是市場通道,缺乏債務退出和去杠桿機制,造成了國有企業非常大的困難,現在國有企業的困難局面一點不比上世紀90年代小。”

此外,在毛振華看來,當下中國正在遭遇雙重風險。一個是經濟增長的周期性壓力,一個是債務工具無限被放大的局面。他還認為,中國出現一次小型金融危機可以促進經濟的重組,“一味防止小型危機可能會累積更大的風險。”

毛振華分析,中國已經具備了發生債務危機的部分條件。他強調,“如果中國爆發危機,很可能由債券市場引發。”

他建議,要在政府、國有企業、私人企業和個人部門之間進行債務騰挪,防止某個部門引致系統性危機的爆發。國家應建立一個中長期的償債責任監督機制。同時,毛振華強調,改革在債務風險的化解中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國債務的風險來自於巨量的貨幣投放,這麽大的貨幣量通過債務工具放出來,這可能會沖擊所有市場,直到找到一條通道釋放出去,現在國有企業的債務形成了一條大河,它還沒有到海洋去,沒有消化掉,還在大地上尋找最終的出路。”毛振華認為,我國應建立債務蓄水池機制來對沖巨大的貨幣總量。有兩個領域可以加以利用,一個是農村改革,特別是農村土地的交易,另一個是國有企業產權的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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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建房地產長效機制建議首先改進土地拍賣制度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12月18日,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的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表示,長效機制需要聚焦土地供應、土地拍賣制度等。這些調控更加側重於中長期,有助於穩定公眾預期。

控需求也要控供給

盛松成表示,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增長,土地供應緊張、人口遷移等各方面因素,我國一、二線城市房價上漲是正常的,但是一些地方出現一定時期內快速上漲,與之前的調控多集中在需求端的短期調控有關。

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一系列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舉措,盛松成表示,已經體現了供給和需求相結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同時,要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另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

目前,我國的房地產調控主要的策略包括限購、差別化信貸政策等。在今年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調控政策作用下,國家統計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15個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迅速降溫,房價走勢明顯趨穩。

盛松成表示,這些舉措往往會立竿見影,但仍需形成長效機制,否則難以有效穩定公眾預期。

土地有效供給仍需有機制配合

對於作為房價基礎的土地價格,盛松成稱,高地價與目前地方政府面臨的GDP考核指標有直接的聯系。因為工業每年都可以有GDP產出,所以地方政府更傾向於把土地用來發展工業而非住宅。

他表述,如果從全球城市對比來看就可以更明顯地發現,我國一線城市用於工業用地的面積要遠遠大於一些國際城市。

盛松成引用數據稱,以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比重這一指標來看,紐約是44%,東京是73%,遠高於北京(28%)、廣州(29%)、深圳(26%);而工業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比重這一指標,則呈現一個相反的格局。北京(22%)、廣州(32%)、深圳(36%)的比重,遠高於紐約(3.9%)、東京(5.1%)。與此同時,一線城市住宅用地價格的同比、環比增速都顯著高於其他用途地價。2016年三季度,我國一線城市住宅地價同比增長19.02%,環比增長4.70%,高於綜合、商業、和工業用地價格。

盛松成認為,不同用途的地價以及一線城市土地用途的構成,可以看出GDP考核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線城市的高地價。

而此前房價上漲過快的16個熱點城市,盛松成認為,其住宅用地和新建住宅供應是不足的。

他表示,16個熱點城市中有8個城市住宅用地供應量少於去年同期。其中廈門減少50.2%,上海減少47.5%,廣州減少41.9%,北京減少30.8%。同時,16個熱點城市中有6個城市商品房住宅批準預售面積同比下降。其中北京下降32%,無錫下降27.2%,廈門下降23.6%,深圳下降21.4%。

構建長效機制首先要改革土地拍賣制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如何構建長效機制?盛松成建議說,首先要改進我國目前的土地拍賣制度。

“我國的土地拍賣是價高者得,建議參考上海車牌拍賣的方法,可以去掉最高價,去掉最低價,取中間價格。”盛松成說。

二是他也建議,改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機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住宅用地供給。

盛松成說,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土地財政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少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土地出讓金所占比重都接近50%, 有的城市甚至占到了60%以上。在房價構成中,政府所得占房價的六成左右。

盛松成向第一財經提供了一個數據,據初步測算,2016年三季度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8%左右,已接近2007年8.1%的高點,為歷史次高水平。

不過,城市發展的增量空間往往有限。盛松成建議,要盤活存量土地。比如城鄉建設用地範圍內的閑置未利用土地和利用不充分、不合理的土地,具有開發利用潛力的土地,應該被充分挖掘利用。

如果以上海為例,據中信建投此前測算,上海中心城區成片工業用地轉型空間為9000萬平方米,舊住區改造產生的住宅體量約為6000萬平方米。全上海市範圍內住宅的建面空間可達1.6億平方米。如果按照2015年全年上海市住宅銷售面積約2000萬平方米來計算,相當於可供應8年的成交量。

盛松成還建議,我國優質教育、醫療衛生資源較為集中,政府也需要發揮作用,改善資源配置。

“總的來說,就是供給調控與需求調控相結合、長期調控與短期調控相結合,處理好房地產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對於明年的房地產投資,盛松成表示謹慎樂觀。

他認為,由於今年去庫存效果明顯,所以會催生房地產企業補庫存需求。而樓市調控並未大幅扭轉購房者的買入預期,也因此,明年房地產供給增加的可能性較大,房地產企業資金狀況趨好。

在經過了一系列調控後,我國房地產的去庫存效果明顯。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增速大幅下降。

數據顯示,2016年10月我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僅增1.3%,較去年同期低16.5個百分點;其中住宅待售面積自2016年8月以來負增長。

但這其中也存在不同狀況。盛松成說,一線城市庫存去化程度大,短期內供應難以有效緩解;二線城市房地產銷售火爆引起庫存下降,部分城市新開工面積增速回升,後期庫存緊張態勢有望緩和;三線城市前期庫存較高,目前銷售平穩,去庫存效果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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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聯通董事長:以混改試點為契機 建立真正市場化的機制

據中國聯通官方微博透露,昨日(12月21日)中國聯通2017年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陳肇雄出席會議並講話,工信部總工程師張峰出席會議,中國聯通黨組書記、董事長王曉初講話,中國聯通總經理陸益民做工作報告。

陳肇雄介紹了2016年信息通信業發展情況和工信部信息通信工作進展情況,傳達了工信部2017年信息通信工作基本考慮,充分肯定了中國聯通2016年的工作成績。面向2017年的工作,他希望中國聯通結合自身發展實際,積極落實國家戰略部署和工信部、國資委等部門相關工作要求,持續加大網絡建設力度,夯實發展基礎;大力促進融合創新,增強核心競爭力;切實保障網絡信息安全,履行社會責任;不斷提升用戶服務水平,普惠社會民生;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新要求,加強黨建工作,努力開創中國聯通發展新局面。

王曉初在講話中指出,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認真落實“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控成本,提升投資投入產出率,推動移動網、寬帶網、創新網、營銷網、IT網、人力網等“六張網”提質增效,加快提升企業效益水平。要認真落實國務院、國資委關於中央企業“瘦身健體”的工作要求,合理控制管理層級、壓減法人戶數,打造精幹高效的管理機構,以爭取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為契機,建立真正市場化的機制,進一步簡政放權,增強企業發展活力。

陸益民做了工作報告,全面總結了中國聯通2016年各領域工作,指出2016年公司上下以全面實施聚焦戰略為牽引,經營發展初步止跌企穩;加快彌補4G網絡短板,網絡能力明顯改善;立足企業實際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資源共建共享、客戶服務提質”為主題,全面推進運營企業間的深度合作,積極探索與互聯網企業合作,打造客戶消費新體驗。

陸益民對2017年工作進行了安排部署,指出2017年是我國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也是中國聯通加快落實聚焦戰略的關鍵一年。中國聯通未來一是要轉變經營模式,加快業務發展。聚焦經營模式轉型,全力以赴加快4G業務發展;聚焦服務能力提升,實現寬帶業務有效發展;聚焦平臺類產業互聯網,增強創新業務服務支撐能力,形成新的收入增長極。二是要強化成本控制,夯實基礎管理。在投資建設領域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強化支撐,提升運營效率和服務能力;加快推進各領域改革,激發企業內生動力;落實提質增效,大力提升基礎管理水平;加強企業黨風廉潔建設和企業文化建設,保障企業健康發展。

此前,發改委已明確東航集團、聯通集團、南方電網、哈電集團、中國核建、中國船舶等中央企業列入第一批混改試點。在電信領域打響混改試點第一槍的,正是中國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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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呼喚長效機制,房地產稅有望加快落地

冷清—火爆—冷卻,僅僅兩年多時間,樓市就經歷了如此“打擺子”周期,擺脫這樣的反複,建立房地產發展的長效機制再度提上議程。

告別“打擺子”,呼喚長效機制

2016年12月16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表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分析,過去的房地產調控更多是短期政策,所以經常因為經濟走勢不同而出現波動,長效機制意味著房地產市場發展不能只靠一時的應急調控政策,關鍵是需要完善長期制度建設,房地產稅等長效政策有望加快落地。

“‘剎車’不能踩太久,光靠需求側調控也遠遠不夠。”萬科總裁郁亮近期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說,房地產業要實現長期健康發展,關鍵在於利用踩“剎車”後的寶貴時機,建立長效機制、增加有效供給。

房地產調控關鍵還是要治本,也就是要建立起制度框架,包括土地、投融資、住房以及稅收制度等 第一財經記者高育文攝

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也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就是“打擺子”式的,“之前大家還擔心冰火兩重天,冰這邊的壓力太大,好多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去庫存壓力那麽大,沒想到才幾個月迅速火熱起來,一線城市和二線熱點城市房價快速上漲,各地政府迫不得已,不斷推出各種限購限貸措施,這種‘打擺子’式的表現,再次說明我們前幾年說的多輪調控主要是治標,而非有效治本。”

他認為,過去的調控都是簡單的調節,光講政策的話,放寬就是取消限購限貸,收緊就是恢複限購限貸。“這種治標的方式根本不夠用,關鍵還是要治本,也就是要建立起制度框架,包括土地、投融資、住房以及稅收制度等。”

這其中,房地產稅討論多年,關註度一直很高。雖然早在上海和重慶展開局部試點,但房地產稅推進過程一直“雷聲大雨點小”。有專家認為,房地產稅推廣在技術方面不存在問題,主要障礙在於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

“放眼看去,世界上稍微現代的經濟體,都建立起了住房保有環節的稅收制度,中國這個坎遲早要過的,那麽早一點考慮,爭取不那麽滯後,這也是一個應有的選擇。”賈康說,房地產稅不是“定海神針”,一招決定全局,但它是制度建設中的一個必選項。

不過,房地產的長效機制並不僅僅只有房地產稅,尤其是如果沒有其他相應的制度改革做配套,那麽房地產稅所起到的作用將十分有限。

張大偉說,房地產稅如果稅率過低,很可能難以覆蓋征稅成本。稅率過高,將影響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房地產稅未來是用來取代地方土地出讓金減少後的地方稅源,在房地產依然是經濟重要支撐的情況下,如何推進更需綜合考量。

他認為,房地產稅是新增實際收稅的稅種,在實際交易中並不能促進增加新供應。雖然短期可能影響部分投資者拋出房源,但如果不解決投資只能依賴房產、新建住宅供應少於需求的話,房地產稅依然會被轉嫁給買房者支付。此外,征收房地產稅帶來的持有環節的成本提高,也極有可能通過轉嫁給租房者、或者其他途徑規避掉。

賈康也認為,加快房地產稅立法推進改革,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房地產稅應該把房地產有關所有的稅費放在一起做一個系統的優化。而且必須得到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投融資制度改革的呼應。

增加有效供給

這其中,土地供應制度改革亦十分關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

當前,由於土地在地區之間的供需錯配,導致部分一二線城市土地供應不足,房價高速上漲。而大部分三四線城市土地供應過剩,庫存高企,即使現在不再增加土地供應,多年都不能消化完,存在土地浪費、效率低下等問題。

全國房地產商會主席顧雲昌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目前我國房地產存在的問題是供給側的問題,也就是供給側方面的土地供需錯位。2008年以來,在我國的城鎮化建設中,土地的城鎮化和人口的城鎮化出現了扭曲,土地城鎮化使大量中小城市周圍的農田變成了城市建設用地,而人口城鎮化使大量的人口從農村來到中小城市,走向現代化大城市,也就是土地的供應和人口的流向是相反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沒有更多的土地供應甚至是無地供應,但人還在流入。

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建立起人地掛鉤的制度。廈門市房地產中介行業協會副會長王崎對第一財經表示,未來在土地供應方面,一二線熱點城市的土地紅線應當適當放寬,把周圍的三四線城市的土地指標轉移到一二線熱點城市。這樣在滿足一二線城市發展需要的同時,也能促進三四線城市的集約化發展。

王崎說,像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和廈門、南京這些二線熱點城市,他們發展農業的附加值本來就不高,還不如在城市之間進行合理分工,讓這些地方努力發展好城市經濟,讓以農業為主的地方努力發展好農業。

“現在大中城市蓋樓,最大問題是土地供應量不足。表面上看,這些城市能用於開發建設的土地確實很少了,但往深里分析,也與土地供應制度有關。”郁亮說。

現行《土地管理法》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因此,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在出讓、租賃時是受到限制的,不能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於是,就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土地制度。改革這種土地制度的呼聲早已有之。

郁亮分析,過去城市發展起步階段,土地強制收儲、政府“一個口子”供地的方式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在目前,存量土地漸成主流,征收拆遷成本大幅提高,“地拆不動,就供不出來”。他建議,我國可以探索建立土地市場多元化供應制度,允許讓有土地一方根據規則跟買地的人談、讓市場主體自行談判交易,從而提高存量土地流轉效率、快速增加有效供給。

據新華社報道,土地管理法修改已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全國人大環資委指出,現行土地管理制度特別是農村土地管理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問題日益顯現,表現為土地征收制度不完善,宅基地用益物權難落實,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不健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不能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同價同權等。為此,多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議案,建議修改土地管理法。目前,國土資源部已形成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初稿。

此外,房地產的長效機制還應包括城市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未來必須促進房地產投資盈利模式轉變,由短線投機的方向引導到長線投資的合理方向,使經營模式由單一的“只售不租”變為“租售並舉”,這也是長效機制的一個重要方向。

郁亮認為,在商品房市場外,應大力發展租賃市場,為新市民提供更多可承受的住房;借助軌道交通,加快建設既有產業功能又有居住功能、既宜居又宜業的衛星城和城市群,從而疏散核心城區人口,並為大量新市民家庭提供符合其收入水平的購房定居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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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國企激勵難 海康威視力推核心員工跟投機制

“霧霾天里,即使闖紅燈或其他交通違規也無所謂,因為道路監控視頻拍不清楚。”這個段子,你是不是輕易地相信了呢?實際上,並非如此。

在杭州海康威視數字技術股份有限公司(002415)的智慧安防展廳,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海康威視結合安防監控領域的視頻圖像透霧的特殊要求,開發了實時視頻透霧技術,基於大氣光學原理,區分圖像不同區域景深與霧濃度進行濾波處理,獲得準確、自然的透霧圖像,稱之為“SSD算法透霧”。

海康威視董事長陳宗年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隸屬於中國電科集團的海康威視,也是國企改革的先鋒隊。海康威視試行的核心員工跟投創新業務機制,突破了原有國有企業員工激勵的限制,成為市場化競爭國企改革創新的重要試點,也為公司未來持續發展註入新的動力。

海康威視作為安防設備研發型制造商,面向全球提供安防產品解決方案,是國內最大的綜合安防上市公司,位列全球視頻監控行業第一位、安防行業第一位。2015年年報顯示,海康威視實現營業收入252.71億元,同比增長46.64%;實現利潤總額67.50億元,同比增長29.65%。

人才激勵長效機制

去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浙江期間,走訪了海康威視。在海康威視研究院,當得知技術團隊平均年齡只有28歲,正著眼前沿開展未來技術研究,總書記十分高興。他對圍攏過來的科技人員說,“看到這麽多年輕的面孔,我很欣慰。”

對高新公司來說,人才無疑是持續創新的巨大動力。海康威視董事長陳宗年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公司在快速發展過程中,構建了行業領域最大的研發團隊,包含了核心技術人才、關鍵發展人才、創新戰略人才和國際高端人才。尤其是隨著公司國際化戰略的實施,不斷引進和培養國際化人才,現在海外分支機構中,本土員工的比例達到90%,在整個海康威視目前的員工結構中,從海外頂尖高科技企業引進的國際人才比例也越來越高,不斷“攬天下人才而用之”。

2015年9月,海康威視《核心員工跟投創新業務管理辦法(草案)》獲得國資委批複,成為促進海康威視新業務創新發展的重要長效激勵作方式。跟投創新機制把一批批核心員工的事業夢想與公司創新業務發展融為一體,擺脫核心員工創新激情生命周期的宿命和產業生命周期的宿命。

海康威視副總裁鄭一波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該激勵方案突破了原有國有企業員工激勵的限制,成為市場化競爭國企改革創新的重要試點,將為進一步激勵企業創業創新,激發企業持續創新活力。

除此之外,還采用了多樣化的激勵機制鼓勵創新。目前,設有股權激勵、特別貢獻獎、技術創新獎、專利獎、項目開發獎、質量改進金獎、關鍵崗位人才培養機會等各類激勵措施20余項,基本覆蓋公司所有部門。

在人才培養和人才隊伍建設方面,海康威視建立起涵蓋培訓需求識別、培訓計劃制定與執行、效果評價與改進等環節的完整培養體系。目前已自建內部標準課程超過700門,內部認證講師200余人,開設網絡學院,推廣自主學習,打造“管理、專家”職業發展雙通道,為員工職業發展提供幫助,形成了完整的後備幹部培養和儲備機制,持續滿足公司快速發展對核心人才的需求。以杭州為中心,打造了網絡協同研發平臺,使公司成為視頻監控領域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的聚集地和擴散源,為人才提供廣闊的創新平臺。

持續的創新投入

海康威視作為一家以技術見長的公司,在視頻監控產業向數字化、網絡化、高清化、智能化方向發展的過程中,始終保持高額的研發投入來保障持續技術創新,公司2011-2015年的研發投入近50億元,其中僅2015年度就超過17億元。

持續的創新投入有效地支撐了海康威視的健康快速發展,連續5年保持全球視頻監控市場占有率第一位(數據來源: IHS Research全球視頻監控設備市場研究報告),成為公司謀求更高國際地位的核心基礎。根據A&S《安全與自動化》發布的2015年度全球安防50強榜單,海康威視位列全球第一,超越霍尼韋爾,全球安防品牌第一方陣的地位進一步鞏固。

在自主核心技術方面,已獲得授權專利1150項、其中國際專利110項。參與制定國家標準20項,行業標準62項,地方標準46項。

在長期專註的創新投入下,海康威視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探索實踐取得了一些成績,例如,2015年海康威視關於車輛檢測和車頭方向評估技術在KITTI測評中結果排名世界第一;關於多目標跟蹤技術在MOT Challenge測評中結果排名世界第一;2016年,在PASCAL VOC視覺識別競賽中目標檢測任務排名第一,刷新世界紀錄;在ImageNet2016場景分類任務中斬獲世界第一。

海康威視副總裁賈永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些國際頂級競賽的領先成績,代表著海康威視研發團隊在人工智能計算機視覺算法等前瞻性技術領域已躋身於世界頂級技術團隊之列。而這些前瞻性技術的研究成果,不斷為進一步的應用技術研發、應用產品研制奠定良好的基礎。

海康威視也一直積極將創新的前瞻性技術研究轉化為應用技術和產品。 2015年,公司基於對深度學習技術的積累,推出後端產品“獵鷹”、“刀鋒”智能服務器,已陸續在一些平安城市、智慧交通項目中發揮重要作用。2016年重磅發布基於深度學習技術的全系列智能安防產品家族:涵蓋“深眸”系列智能攝像機、“超腦”系列智能NVR、“臉譜”系列人臉分析服務器、智能交通產品系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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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持續完善監管機制體系 研究完善創業板改革方案

深交所理事長吳利軍新年致辭稱,2017年將持續完善監管機制體系,著力提升一線監管能力。優化市場監管模式和規則,規範市場參與主體行為,加強風險監測和管控,完善跨市場、跨產品聯合監管體制,研究完善創業板改革方案。

下附原文:

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深圳證券交易所堅決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戰略部署,在中國證監會領導下,紮實推進中央巡視整改,積極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著力構建全面從嚴治黨從嚴治所長效機制;堅持依法從嚴全面監管,堅守風險防控底線,各項業務安全平穩運行;夯實市場組織服務基礎職能,支持企業並購重組與轉型升級;成功上線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國際領先的新一代交易系統,夯實國家金融科技基礎設施;順利啟動深港通,提升內地與香港市場國際競爭力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

過去一年,深圳證券交易所多層次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功能作用持續發揮。截至12月30日,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達到1870家,市值22.31萬億元,股票籌資額10618.33億元。上市基金511只,掛牌債券2744只,資產證券化產品125只。年內推出首單創新創業公司債券,推出滬港深基金、定增基金,推出標普500、標普生物科技等跟蹤美國市場主流指數的LOF產品。

深圳證券交易所過去一年取得的成績,離不開市場參與者、有關單位和各界人士長期以來的大力支持,在此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總的特點是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經濟結構繼續優化,創新對發展的支撐作用增強,質量和效益逐步提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特征更加明顯。作為現代經濟體系最核心的組成部分,資本市場是優化資源配置、引導要素有序流動的重要渠道,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重要作用。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緊緊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好服務,是資本市場的使命和職責之所在。

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深圳證券交易所將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按照中國證監會黨委統一部署,有力有序推進各方面工作,積極服務於國家“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一是堅決貫徹六中全會精神,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強化黨委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發揮好政治引領作用;把全會精神貫穿於管黨治黨的各個環節,切實提高思想認識,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續鞏固管黨治黨“嚴”的效果,不斷開創黨建工作新局面。

二是持續完善監管機制體系,著力提升一線監管能力。

持續完善中小市值股票差異化監管體系,提升一線監管有效性;優化市場監管模式和規則,規範市場參與主體行為;加強風險監測和管控,完善跨市場、跨產品聯合監管機制;繼續構建陽光監管機制,提高監管透明度。

三是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全力推進改革發展重點工作。

認真落實證監會統一部署,研究制定創業板改革方案,推動創業板更好地支持服務創業創新;繼續增強主板服務國企改革功能,持續擴大中小企業板市場規模;積極推動深市ETF期權交易試點平穩啟動。

四是豐富深圳場內產品序列,推動產品創新發展。

拓展債券產品體系結構,提升資產證券化定向支持實體經濟能力;研究推動ETF納入深港通標的,持續研究各類創新產品;開發深市各類新指數產品。

五是繼續推進對外開放,提升國際影響力。

優化互聯互通機制,保障深港通平穩運行;加強國際投資者關系服務,推動上市公司優化境外投資者關系管理和“一路一帶”相關合作;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事務,提升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

六是持續優化交易所治理,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

組織召開會員大會,推進會員大會常態化,完善交易所治理機制;強化人才隊伍建設和幹部隊伍管理,落實人才強所戰略,著力推進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

七是全面提升風險防控水平,切實維護市場安全穩定。

牢固樹立底線思維,築牢風險管理工作防線,不斷增強風險防控水平;加強監測數據分析,強化重點風險防控;做好產品業務創新風險管理,切實保障交易安全穩定運行。

2017年是充滿希望的一年。希望市場參與各方、有關單位和各界人士繼續關心和支持深圳證券交易所各項事業發展,讓我們攜手共進,為多層次資本市場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繼續努力,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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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部門:建立“一帶一路”PPP工作機制,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

據發改委網站6日消息,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外交部、環境保護部、交通運輸部、水利部、農業部、人民銀行、國資委、林業局、銀監會、能源局、外匯局以及全國工商聯、中國鐵路總公司等13個部門和單位,共同建立“一帶一路”PPP工作機制,與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等領域加強合作,積極推廣PPP模式,鼓勵和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推動相關基礎設施項目盡快落地。

發改委指出,自2013年以來,“一帶一路”建設從無到有、由點及面,進度和成果超出預期。包括於2015年3月28日對外公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做出我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總體安排;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了專門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的絲路基金,擴大了外經貿發展專項資金和優惠性質貸款規模,積極做好面向企業的政策指導、信息服務工作等。

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表達了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支持和參與意願。我國同沿線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4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或協議,與其中部分國家積極推進編制雙邊合作規劃綱要。

據介紹,目前已經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早期收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成效初顯,合作簽約金額近460億美元。互聯互通全面加速,印尼雅萬高鐵啟動了先導段建設,中老鐵路開工建設,中泰鐵路、匈塞鐵路舉行啟動儀式。國際產能合作進展明顯,中哈產能合作協議投資超230億美元,中白工業園全面動工。

除建立“一帶一路”PPP工作機制外,發改委還通過多種方式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推廣PPP模式。

2016年12月12日,國家發展改革委投資司會同西部司、外資司等有關司局,與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PPP中心在北京召開“一帶一路”PPP工作機制洽談會。雙方一致表示,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的歷史性倡議,與聯合國推動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不謀而合,“一帶一路”所確定的五大重點合作領域,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將會有力推動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雙方一致認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推進PPP模式,可以更好地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助推沿線各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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