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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美國提高關稅商品清單，但洗碗機等白電產品並非出口主流

4月4日，美國公布了提高中國出口商品關稅的建議產品清單，其中在白電領域包括空調和冰箱壓縮機、洗碗機、凈水設備、空氣凈化器、燃氣熱水器、太陽能熱水器等產品。行業分析人士認為，這些並不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主力家電產品，因此預計此事對中國白色家電行業影響不大，但也不能盲目樂觀，需及時應對。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向第一財經提供的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白色家電產品整體出口額為685.1億美元，同比增長10%。美國是中國白色家電產品出口的第一大國，2017年中國向美國出口白色家電產品金額達153.6億美元，占中國白色家電整體出口額的22.4%，同比增長10.7%，延續了2013年以來的增長狀態。

從美國家電產品進口的國家來看，2015-2017年從中國進口最多，規模維持在165億美元左右，占美國家電總體進口額的40%以上。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家電169.7億美元，占總進口額的40.3%。第二大進口國為墨西哥，2015-2017年的進口額維持在115億美元左右，占比約30%；第三大進口國為韓國，2015-2017年規模在25億美元左右，占比約6%。

從產品出口規模看，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規模超過10億美元的白色家電產品主要包括空調器、電冰箱、電風扇、微波爐、吸塵器、電烘烤器具，其中吸塵器和電烘烤器具出口額增幅均高達兩位數。

奧維雲網（AVC）副總裁郭梅德認為，中國家電產業的發展已經從過去的代工制造轉型升級為研發、企劃、制造和銷售一體化模式，這次美國擬對華出口家電加稅，影響從兩方面看：一是對空調、廚電、小家電、健康電器等產品的制造企業影響不大，目前內需仍有大量空間，出口占比較低；二是部分以出口為主的企業會受到一些影響。

4月4日，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關於美國公布301調查擬征稅產品建議清單發表聲明稱，此次公布的建議清單包含約1300個獨立關稅項目，價值總計約500億美元，涉及航天航空、信息和通信技術、機器人和機械等機電行業。美國將就征稅產品建議清單公開征求意見，相關聽證會將於2018年5月15日在華盛頓舉行，聽證會前評論意見截止日期為美國時間2018年5月11 日，聽證會後評論意見截止日期為美國時間2018年5月22日。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及會員企業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堅決反對美國這一單邊貿易保護主義行為，這將對中美兩國企業造成巨大損失，並嚴重危害中美經貿合作。希望美國從維護中美產業利益、加強雙邊經貿往來、維護全球經濟利益的角度出發，慎重決策。

奧維雲網（AVC）董事長文建平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認為，要從全球格局的演變趨勢來看中美這次稅收之爭，美國的用心顯然不在稅收本身，而是希望通過稅收手段達到打擊中國的目的，所以此事對中國家電及消費電子行業一定會有影響，但現在還不到下結論的時候。

文建平提醒說，要謹防的幾件事情，一是美國鼓動歐洲和日本等價值共同體聯合制約和抵制中國；二是進一步擴大打擊面，把限制家電出口作為重要的制裁對象；三是盲目樂觀，不及時做應對。

9價HPV疫苗8天火速過審，但專家稱這並非抗癌疫苗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4月28日有條件批準用於預防宮頸癌的九價人乳頭狀瘤病毒疫苗(下稱HPV疫苗)上市。距離默沙東提交申請日4月20日只過去了8天。然而，這個火速上市的疫苗並非抗癌疫苗。

“此次獲批的9價疫苗為國外已經上市的產品，藥審中心接受了境外臨床實驗數據，但也明確要求企業制定風險管控計劃，按要求開展上市後研究工作。”國家藥審中心一位專家表示。

與在臨床上做了10年的實驗的2價HPV疫苗相比，到底是什麽樣的市場需求讓9價疫苗用8天的時間神速上市？

利用國外臨床數據有條件上市

“收到九價HPV疫苗進口註冊申請後，國家藥監局將其納入優先審評程序，多次就產品在境外臨床數據及上市後安全監測情況與企業溝通交流，並基於之前四價HPV疫苗獲批數據的基礎，有條件接受境外臨床試驗數據，與境外臨床數據相橋接，在最短時間內，有條件批準了產品的進口註冊。同時，國家藥監局要求企業制定風險管控計劃，按要求開展上市後研究工作。”國家藥審中心專家表示。

2017年12月，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布《臨床急需藥品有條件批準上市的技術指南（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給予了有條件上市的定義：臨床急需藥品有條件批準上市是指對用於治療嚴重危及生命且尚無有效治療手段的疾病的創新藥，在規定申請人必須履行特定獲得正規批準的條件下，基於以下情況而批準上市：應用替代終點指標或中間臨床終點指標的臨床研究結果可以預測該產品很可能具有療效和臨床獲益而給予有條件批準上市；根據早期或中期臨床試驗數據，可合理預測或判斷其臨床獲益且較現有治療手段具有明顯優勢，允許在完成確證性臨床試驗前有條件批準上市；境外已批準上市的罕見病治療藥品。

按照這個《征求意見稿》，九價宮頸癌疫苗的審批坐上了火箭，從提出申請到批準，只有8天。

與10年磨一劍的2價宮頸癌疫苗來講，在國內不斷反複進行臨床實驗，9價宮頸癌疫苗確實幸運了很多，可以利用國外臨床數據，而不用追求國內的臨床數據，火速通過申請。

上述專家表示，“原來法律沒有說可以使用境外數據來審批。在《關於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見》文件中，實際上把中國研發開放，面向全球的研發，采用全球標準，利用全球資源，采用全球數據，這樣的一種審評正在一個轉換期。對我們來講，HPV9價疫苗境外數據使用作為探索。既然是探索，在使用中一定會有爭議和不足，任何制度方法都是逐步完善的。”

事實上，作為有條件上市的9價宮頸癌疫苗，也將面臨隨時被撤市的危機。

上述《征求意見稿》已明確表明，在以下情況下，藥品監管機構可撤銷已經獲得的有條件上市許可：要求證實產品預測臨床獲益的試驗未能證實該獲益；其他證據證明產品在使用條件下未顯示安全或有效；申請人未能盡職開展所需的批準後藥物試驗；申請人傳播與產品有關的虛假或誤導性宣傳資料。

在日本，已經有過相關案例。資料顯示，2016年7月27日，包括田園繪里菜在內，63名宮頸癌（HPV）疫苗的日本不良反應者分別在東京、名古屋、大阪和福岡同時集體起訴日本政府、葛蘭素史克和默沙東這兩家相關制藥企業。這63名原告的平均年齡為18歲。她們都是在打過1～3次疫苗後出現了不良反應。包括頭疼、記憶障礙、四肢不受控制、月經異常等多種癥狀。

“日本一開始全體埋單，2010年出現不良反應之後變為自願接種。”國家藥審中心的專家表示。

無論是藥品還是疫苗，依然存在種族差異，這也是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藥品審批中心存在的理由，而利用國外臨床數據、有條件上市的9價HPV疫苗，存在隨時被撤市的風險。

杜絕虛假宣傳 HPV疫苗不是抗癌疫苗

在國人極為追棒的HPV疫苗，到底是不是抗癌疫苗？4月29 日，國家藥監局在其官網上表示：HPV疫苗是預防由高危型HPV病毒感染引起的宮頸癌，不是針對已經患癌的患者，所以稱它為抗癌疫苗是不確切的。

宮頸癌是全球婦女中僅次於乳腺癌的第二位常見惡性腫瘤，在發展中國家則是婦女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中國每年新發病例達 13.15萬，宮頸癌死亡人數每年約5.3萬，約占全部 女性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的18.4%。醫療研究證明，宮頸癌與HPV病毒感染有明確因果關系。

但是HPV家族極為龐大，擁有一百多種亞型的家族成員。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家族成員都能導致宮頸癌，只有HPV16和HPV18這兩個成員最為高危，70%以上的宮頸癌、80%的肛門癌、60%的陰道癌、40%外陰癌都與其關系密切。

國家食藥監局明確了各種病毒的致癌幾率：二價疫苗，可以預防由HPV16和HPV18型病毒感染。國際研究數據顯示，超過70%的宮頸癌都是由這兩種病毒引起的。四價疫苗可以預防6、11、16、18型HPV感染。盡管HPV6和HPV11不屬於宮頸癌高危型HPV病毒，但它們可以引起外陰尖銳濕疣，這兩種疫苗已經在國內外上市。二價適用於9至25歲的女性，四價適用於20至45歲女性。疫苗通常分3次註射給藥，共6個月，才能有效。二價疫苗是第0、1、6月給藥；四價疫苗是第0、2、6個月給藥。九價疫苗是針對HPV6、11、16、18、31、33、45、52、58九種亞型，國際研究數據顯示，九價疫苗能預防90%的宮頸癌。

“現有疫苗經過臨床驗證，可以產生抗病毒抗體，可以顯示降低HSIL的發病率，疫苗能不能預防宮頸癌，這個結果到2020年才能揭曉。所以現在這個疫苗不能叫宮頸癌疫苗，也不能稱之為抗癌疫苗，只能叫HPV疫苗，所以打完疫苗仍需要定期篩查。” 北京大學一醫院宮頸病變診療中心副主任趙健對第一財經表示。

此外趙健認為，“大家會不會這樣認為：疫苗的價位每增加一價，保護效果也增加一個數量級？事實上不是這樣的。HPV疫苗保護效果並不是疊加的，HPV疫苗二價/四價的保護率在鱗癌達到84.5%，疊加另外五種31-33-45-52-58型，在鱗癌只能上升7.7%的保護，腺癌在62.6%的基礎上也只有7.6%的保護。9價HPV疫苗不是疊加，是小小的累計作用，是錦上添花，要正確對待。”

而事實上，即便感染了HPV，與宮頸癌的發生，仍然距離很遠。

原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癌癥早診早治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喬友林表示，事實上，感染HPV的女性不一定最終會患上宮頸癌， 超過90%的病毒隱性感染後會被抗體清除掉，不會引發宮頸癌，只有長期持續感染HPV病毒，才會發生癌前病變，再發展到宮頸癌，這個過程通常需要10多年時間。而持續感染的比例不到10%，發展成宮頸癌的不到1%。

“婦女免疫功能是好的，絕大多數HPV在感染後一定時間內就會被清除。就算HPV到婦女身上真的成了宮頸癌了，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起碼5年，甚至更長8-10年，才會變成宮頸癌。持續感染引起了宮頸上皮內病變，成為宮頸細胞的癌前病變。HPV病毒陽性不是一個病。” 原衛生部副部長、婦科腫瘤專家曹澤毅教授在國家藥監局舉行的媒體座談會上表示。

“早期發現很重要，所以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一生只需要對宮頸進行7次篩查，就可以防止宮頸癌的發生。事實上，更為重要的是要宣傳性衛生教育。”曹澤毅表示。

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婦產科教授劉萍發表在2018年1月《中國實用婦科與產科雜誌》上的“中國大陸13年宮頸癌臨床流行病學大數據評價 ”論文稱，數據顯示，我國宮頸癌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農村高於城市、山區高於平原。從大數據來看，宮頸癌患者以農村人口居多。25547例宮頸癌患者中，農村患者占16483例（64.5%），城市患者占 9064例（35.5%）。

劉萍認為，農村之所以發病率高，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城市和農村婦女參加宮頸癌篩查的不均衡性。

預防宮頸癌絕非一蹴而就，目前HPV疫苗的預防不能一勞永逸，特別是在中國，無論是衛生觀、還是定期篩查，都是宮頸癌預防的重要措施，畢竟HPV疫苗並不能覆蓋HPV的全家族病毒。

所以喬友林建議，“HPV疫苗只預防其中幾種病毒，不是說打了疫苗就沒事了，中年婦女仍然需要定期進行篩查，當前最好的宮頸癌初篩查技術是高危型HPV基因檢測。”

地方債借新還舊並非新開通道 避免債務期限錯配風險

近日財政部發布的《關於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工作的意見》稱，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下稱地方債）用於償還2018年到期地方政府債券的規模上限，按照申請發債數與到期還本數孰低的原則確定。

這被一些媒體解讀為財政部首度明確地方政府可以發新債券來還舊債（下稱“借新還舊”），為地方融資開了一道大門。

不過一位財政部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實際上地方債一直被允許“借新還舊”，以前也有，只是2018年地方債到期規模較大。

根據wind數據，2018年地方政府到期債務約8389億元，而前兩年到期債務規模不到3000億元。此後幾年到期債務規模均超過1萬億元。

東方金誠首席分析師蘇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發43號文以來，中央政策是允許地方政府債券“借新還舊”的，是否“借新債、還舊債”由各發債區域根據自身財力及債務情況而定。

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即國發43號文）明確，地方政府舉借的債務，只能用於公益性資本支出和適度歸還存量債務，不得用於經常性支出。

2016年11月，財政部印發的《地方政府一般債務預算管理辦法》也明確，地方政府一般債務本金通過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發行一般債券等償還。同月印發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務預算管理辦法》也明確，專項債務本金通過對應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專項收入、發行專項債券等償還。

而且財政部明確，省、自治區、直轄市發行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償還到期的一般債務和專項債務本金計劃，由省級財政部門統籌考慮本級和各市縣實際需求提出，報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批準後按規定組織實施。

因此，地方債早就被允許“借新還舊”，不存在突然給地方融資開一道大門。

地方債“借新還舊”是否會帶來債務風險？

蘇莉表示，“借新還舊”是資本市場主體降低資金成本、拓展多元化融資渠道、優化債務結構、擴大經營和實現流動性管理的正常手段，其本身並不必然帶來風險。

“與完全沒有實體支撐的金融體系空轉的‘旁氏騙局’不同，‘借新還舊’只是一種融資管理手段，是否帶來風險主要取決於主體的償債能力。資本市場上恰恰是信用資質比較優質的主體，能獲得投資人的認可，才能實現穩定持續地‘借新還舊’。這就是高速公路企業、基礎設施融資建設企業多次被曝‘借新還舊’，但仍得到資本市場青睞的原因。” 蘇莉說。

蘇莉告訴第一財經，“借新還舊”是地方政府以時間換空間、平滑債務期限結構，實現漸進式去杠桿的有力舉措。以政府低利率的債務替換融資平臺高利率的債務，有助於有效降低融資平臺的資金成本，緩解融資平臺大量隱形債務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2015年中國發行了地方政府債券來置換非債券形式的地方政府存量債務，以降低地方政府利息負擔。國務院數據顯示，2015年至2017年置換債券降低地方政府利息負擔1.2萬億元。這避免了地方政府資金鏈斷裂，化解了許多長期積壓的“三角債”，降低了金融系統呆壞賬損失。

我國實行的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也為地方債“借新還舊”設置了天花板。比如前述《意見》明確，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用於償還2018年到期地方政府債券的規模上限，按照申請發債數與到期還本數孰低的原則確定。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借新還舊的規模上限被控制在申請發債數，而這一數字被中央實施限額管理。

蘇莉認為，隨著政府舉債融資機制的完善，預計未來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將明顯擡升。

2018年是國務院確定的地方政府置換債券發行的最後一年，規模約1.7萬億元，目前各省市正按照要求加快發行置換債券，完成既定任務。此外，2018年地方政府發行的新增債券規模上限為2.18萬億元。

美元走強並非趨勢性拐點

全球金融市場在價格上反映出的，從來不是過去的事實，而是對未來的預期。價格突變的根源，總是在於預期的偏差。我們認為，2018年4月以來美元的驟然走強，主要歸因於三大預期差的疊加共振：一是美國經濟複蘇前景邊際提振，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期從三次轉向四次；二是歐洲複蘇步伐趨緩，市場對歐洲經濟增長的預期由過熱轉向過冷；三是在貿易戰的陰雲下，市場的憂慮偏離了全球化穩步推進的客觀現實。

預期差之一：美聯儲加息“從三到四”

正如我們2017年11月的報告所預判的，由於大規模稅改和鷹派加息共同構建了美國供給側改革的“雙足模式”，2018年美國真實複蘇的前景得到邊際提振。

從增長預期來看，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2018年美國經濟增速預期的累積上調幅度高達0.4個百分點，較全球總體水平高出0.1個百分點。從增長動能來看，得益於鷹派加息對微觀經濟的修複作用，2018年一季度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速進一步攀升（圖1），為長周期複蘇夯實了基礎。從通脹走勢來看，在擠破貨幣幻覺之後，一季度美國通脹保持穩步上行，並伴隨著工人薪酬、企業福利支出和居民收入的加速增長，通脹與消費後勁充沛。

有鑒於此，美聯儲的加息步伐有望進一步加快。雖然美聯儲尚未改變今年“加息三次”的前瞻指引，但全球市場對“加息四次”的預期已顯著增強。根據美國利率期貨推算，5月市場所預期的加息四次概率的日均值已升至29%，峰值一度高達42%，而在4月這一概率的日均值僅為2%，峰值僅為26%（圖2）。

我們認為，加息預期“從三到四”的重大轉變，以及隨之高漲的利差擴大和對資本回流的期待，正是4月以來美元走強的主要動力。近期來看，加息四次預期的變化，將引起美元走勢短期內在高位震蕩。而放眼長遠，比較加息三次和四次的不同進程，多出來的一次加息如果落地，大概率將發生在9月。因此，“三四之爭”將在9月美聯儲議息會議後塵埃落定，加息預期差也將徹底消除。到時美元將漸次失去本輪上行的主要動力，並有可能因為高估後的反向回調，更快地回歸弱勢狀態。

預期差之二：歐洲複蘇步伐趨緩

在美聯儲加息迎來正向預期差的同時，歐洲複蘇進程則遭遇了負向預期差。

2017年，得益於地緣政治風險的緩和，歐洲經濟增長強勁。但2018年年初以來，歐洲複蘇步伐呈階段性放緩。

一方面，一季度宏觀數據表現不佳。2018年一季度歐元區經濟同比增速僅為2.5%，結束了2016年四季度以來逐季遞增的趨勢。5月歐元區制造業PMI指數僅為55.5，降至2017年2月以來最低水平。這與此前歐委會在《2018年春季經濟預測》中的樂觀估計形成鮮明對比，產生了很大的預期落差。

另一方面，地緣政治風險再度升溫。在3月的報告中，我們就曾指出，意大利選舉將成為今年歐洲政策不確定性再度上升的起點，並對歐元產生下行壓力。而意大利此後的政治走向部分印證了我們的預測。

在上述兩大因素的沖擊下，全球市場對歐洲複蘇的預期由過度樂觀轉向了過度悲觀，疊加歐央行貨幣政策正常化的不確定性增加，進而引致歐元走弱，為美元指數的上漲註入了動力。

我們認為，2018年歐洲經濟進入了增長換擋狀態，短期表現的起伏雖然會引起市場情緒的擾動，但不會阻礙其長期複蘇的延續。因此，歐洲經濟的表現有望在今年二、三季度逐步企穩，引導市場預期走出情緒超調的短期低谷，支撐歐元幣值回升至理性水平。

預期差之三：全球化進程似弱實強

我們此前的研究指出，從過去40年的歷史數據來看，美元作為唯一的霸權貨幣，其強弱與全球化進程密切相關。當全球化進展緩慢、美元霸權模式獲益有限時，美元會階段性升值；當全球化進展迅猛時，美元則會回到長期貶值的通道。

2018年4月初以來，中美貿易戰升級，爆發激烈博弈，使全球市場對2018年全球化進程的展望由強轉弱。這一預期差助長了美元的短期反彈。但是，主觀感受未必符合客觀趨勢。事實上，雖然貿易戰陰霾籠罩，但全球化進程卻依然在快步推進。

從長期趨勢來看，貿易戰爆發後，IMF維持2018年、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不變，並將2018年、2019年全球貿易增速分別上調0.5個和0.3個百分點，表明在全球經濟真實普遍複蘇的驅動之下，全球貿易回暖的大勢不改。

從短期前景來看，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預測顯示，2018年二季度全球貿易指數為101.8，雖然較一季度微弱下滑，但仍處於擴張區間，全球貿易增長動力保持穩健。從微觀動向來看，2018年4月末以來，DHL公司擴大以上海為起終點的環球航空運輸業務，以滿足亞洲和跨太平洋的貿易需求，波音宣布將加速遠程貨運機型生產，全球大型貨運飛機租賃需求持續旺盛。這些跡象均顯示了跨國航空運輸市場在強勁反彈，驗證了當前全球貿易複蘇的穩健趨勢。

此外，中美之間也就貿易摩擦達成了共識，雙方走向和解的大方向愈加明晰，全球貿易回暖很可能將在二、三季度得到進一步確證。因此，全球化進程的預期與現實的偏離將日漸收窄，進而削弱美元的反彈動能。

根據上述分析，2018年4月以來美元指數的驟然走強，是三重預期差共振刺激下的階段性躁動，並非長周期的趨勢性拐點。展望未來，以上三大預期差雖然在短期內仍有起伏，但中長期內將漸次消解，進而削弱美元反彈的動能。特別是在9月份，無論美聯儲加息與否，加息次數的“三四之爭”都將塵埃落定。作為美元走強主動力的加息預期差將因此消散。有鑒於此，我們判斷，2018年美元將先經歷躁動之夏，再轉入沈靜之秋。美元指數可能在階段性高位震蕩後轉向，重回下行通道。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錢智俊系工銀國際高級經濟學家）

貨幣政策轉向結構性寬松，並非“大水漫灌”

央行本周一（7月23日）再次大手筆超預期投放5020億元中長期流動性，從6月至今已通過MLF（中期借貸便利）累計凈投放超過9000億元。市場認為，在“緊信貸”的背景下，需要配合寬貨幣來支持實體經濟保持合理增長水平。而2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所釋放的信息，對這一操作再次給以支撐。

此次國常會定調下一階段“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適度的社會融資規模和流動性合理充裕，疏通貨幣信貸政策傳導機制，落實好已出臺的各項措施。

分析人士稱，這意味著寬貨幣的基調進一步得到確認，接下來央行會繼續通過降準和MLF等方式，呵護市場流動性。

不過，這並非意味著央行會重走“大水漫灌”的強刺激，而是註重根據形勢變化相機預調微調、定向調控。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兼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任澤平認為，概括來講，就是貨幣、金融、財稅政策應從全面收緊向結構性寬松轉變，兼顧穩增長和調結構。

方向進一步確認

7月24日（周二）央行發布公告，目前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處於較高水平，可吸收央行逆回購到期等因素的影響，不開展公開市場操作。當日凈回籠700億元，而前一日央行超預期開展5020億元1年期MLF操作，維持利率3.3%，公開市場凈投放3320億元。

本周二，shibor利率全期限下降，隔夜shibor報2.353%，下降0.9個基點，7天shibor報2.655%，下降0.3個基點。3個月shibor報3.47505&，下降2.8個基點。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上周央行開展的MLF是為了對沖月中時點繳稅繳準等季節性因素對流動性的潛在影響，那麽此次在流動性已經偏寬松的情況下，央行再次大手筆投放中長期流動性，稍顯意外。

中信證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師明明指出，年初以來，貨幣政策邊際放松在流動性緊張局面的逐步紓解過程中不斷確認，本次央行大額超預期新作MLF再次確認貨幣政策寬松。

23日的國常會指出，要求保持宏觀政策穩定，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根據形勢變化相機預調微調、定向調控，應對好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財政金融政策要協同發力，更有效服務實體經濟，更有力服務宏觀大局。

值得註意的是，下一階段的貨幣政策定調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適度的社會融資規模和流動性合理充裕，疏通貨幣信貸政策傳導機制，落實好已出臺的各項措施。

而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今年的貨幣政策要求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回顧年初至今，央行一改去年的風格，通過多種手段，處處呵護流動性，兌現“合理充裕”。

年初至今共有三次定向降準，並配合MLF實現流動性投放。今年6月以來，央行繼續增加中長期流動性投放的力度。6月6日超額續作2035億元MLF，19日新作2000億元1年期MLF，7月13日完全對沖MLF操作，23日再次超預期大額新作5020億元MLF。6月截至目前，通過MLF累計凈投放9055億元。MLF存量達到歷史峰值4.92萬億。

瑞銀亞洲經濟聯席主管、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近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是緊信貸，那麽應該配合寬貨幣。央行數據亦顯示，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已經從過去的12%左右，截至6月末下降至9.8%。“我們把地方政府債券計入社融調整，去年的信貸增速是13.6%，現在是11%，下行幅度較大，信貸收緊，這種情況下，貨幣應該略微寬松做一個補充，流動性上可以繼續給予更多。”汪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汪濤預計，今年年底之前央行還將再降準150個基點。此外，央行還會通過MLF和其他流動性管理工具增加對市場的流動性投放，從而保持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充裕、市場利率平穩。

明明認為，此次央行在銀行資金面整體偏松的環境下開展大額投放，對長期流動性環境的呵護意圖料高於短期資金面的維穩考慮，後續流動性環境寬松可期。“本次MLF放量操作進一步提升MLF存量，為下一次降準置換打開空間。預計三季度有可能再次降準。”他說。

穩杠桿繼續，貨幣財政政策協同發力

繼續寬貨幣，是否意味著政策又重新回到了放水的老路？分析人士認為，並非如此。

招商宏觀分析師張一平認為，此次貨幣政策尤為值得關註的兩點提法。一是保持適度的社會融資規模，二是疏通貨幣信貸政策傳導機制。

他表示，根據上周五“一行兩會”先後下發了資管新規的執行細則和理財新規所透露出的政策取向，下半年表外融資對社融增速的拖累將有所減緩。劇烈去杠桿的風險下降，結構性去杠桿依然是當前去杠桿工作的指導方針。

另一方面，張一平表示，下半年貨幣政策的主要矛盾焦點不是還有幾次定向降準，而是如何提高政策傳導機制。“改變當前寬貨幣緊信用的割裂局面需要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措施的配合，貨幣政策孤軍奮戰難以解決此種困境。這正是本次國常會提出‘更好發揮財政金融政策作用’的意義所在。”張一平分析稱。

更進一步而言，貨幣和財政政策均向更積極的方向調整，並不意味著去杠桿步伐停滯。明明表示，從政策信號來看，去杠桿向穩杠桿過渡。

通過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內容看，更側重的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同發力。“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具體體現在，進一步提高對企業的減稅的力度，加快發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和使用進度，督促地方盤活財政存量資金，引導金融機構按照市場化原則保障融資平臺公司合理融資需求等。

汪濤認為，對經濟而言，更重要的政策支持將來自放松準財政約束和偏緊的信貸政策，包括加快基建項目的審批和建設，並增加對其他的資金支持。此外，強化金融監管和去杠桿的政策執行步伐應會更為循序漸進，再加上保持流動性穩定，相關企業的融資壓力可能會有所緩解。

任澤平建議，貨幣、金融、財稅三大政策應做好協調配合：貨幣政策應從收緊轉向實質穩健中性，金融監管政策應從“一刀切”式收緊轉向結構性有松有緊，財政政策應從全面收緊轉向在減稅和基建上更加積極。

責編：楊小剛

交通運輸部回應第一財經：嚴打並非要遏制網約車發展

“嚴打並非要遏制網約車發展，同時，打車難不能用非法經營來緩解。”26日下午，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吳春耕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說。

在今天（26日）下午交通運輸部召開的7月份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最近，北京、青島、鄭州等地出現一些打車難的情況，除了頻繁降雨的因素外，也有觀點認為這和地方開展的針對無資質運營網約車的治理行動有關。對此，交通運輸部如何評價？

吳春耕表示，這一問題涉及出租車改革。“大家也知道，在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領導下，兩年前中央層面出臺了改革文件。目前各個地方正在有序地推進以網約車為代表的深化出租車改革，加緊制定各項措施，逐步規範市場。”

吳春耕說，總的來看，改革這兩年，網約車的發展得到了鼓勵和規範，服務化水平不斷提高，為大家出行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

“然而在改革當中，確實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大家有時感覺‘打車難’的問題，特別近期由於不斷出現降雨天氣，打車需求增加，大家對這個問題更加關註。”吳春耕說，“有兩個觀點我特別贊同。”

他說，一個觀點是嚴打並非要遏制網約車發展，其主要目的是將非法營運的車輛清除市場；另一個觀點是打車難不能用非法經營來緩解，也就是說不能通過放縱非法營運來緩解打車難，而是要多措並舉，通過優化發展公共交通發展，以及出租車分時租賃等等多種措施來解決。

吳春耕說，對於“打車難”問題不能夠孤立地來看，也無法靠單一方式來解決，應該將其放在城市綜合交通、立體交通體系和生態宜居城市建設系統中綜合考慮，統籌安排。“打車難”並不等於“出行難”，人們還可以通過公共交通等其他方式達到出行的目的，“希望大家理性來看待這個問題”。

此前，部分網約車經營者和乘車人員未獲得經營許可從事非法營運，擾亂市場秩序，存在很大隱患，也出現了一些極端的案例。

吳春耕說，近期，各地按照改革總體部署，在鼓勵網約車發展的同時，也在逐步采取措施，加強管理，加快網約車合規化、合法化的進程，加大了對各類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防止不合規的企業車輛和人員進入出租車行業。“守住底線，也是為了保證乘客出行的合法權益。”

吳春耕表示，對於網約車市場，交通運輸部門一再呼籲依法合規經營是前提，任何企業都不能觸及擾亂市場秩序、維護城市安全和乘客合法權益的底線。網約車經營者都要取得合法許可，確保合法資質，確保註冊和實際運行的信息一致。

“深化出租車改革，不斷提高服務質量是發展的方向。”吳春耕表示，下一步，交通運輸部將會同有關部門繼續強化用綜合措施，堅定不移地推進網約車規範化進程，明確網約車聯網和駕駛員合規化進度表，加強網約車的合規發展，持續推進巡遊車的轉型升級，提高巡遊車服務水平。同時要建立完善新業態協同監管部際聯席會議機制，加強協調配合，形成監管合力，共同促進交通運輸新業態規範發展。

責編：楊誌

零關稅並非主要訴求，美歐WTO改革同盟初現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多少有些誇大其詞的言辭引導下，美歐貿易休戰的消息迅速被演繹成了一起陰謀論式事件：在這種敘事方式中，美歐“珠胎暗結”建立零關稅貿易區並力拉日本入夥，而世界貿易組織（WTO）將從此形如虛設。

而當籠罩在這份美歐協議上的迷霧散去，其顯露出的文本事實，卻幾乎與上述猜測截然相反：此次美歐協議的四項核心合作原則包括了“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增加美對歐盟能源貿易出口”、“降低美歐雙方貿易障礙（就標準進行對話）”以及“對WTO進行改革”，在建立零關稅貿易區方面，美歐之間僅僅是達成了有限共識；而雙方表述和立場最為接近的恰恰是在“對WTO進行改革”這一訴求上，且其指向性非常明顯，即談判聚焦於WTO規則的更新，種種跡象表明在此方面日美歐已達成共識。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崔凡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亦指出，在貿易戰之中，可以說這可能是最為核心的事情，即貿易戰的最終目標即為規則鎖定。

值得註意的是，就WTO規則更新進行談判的內容，僅是歐盟團隊拿到華盛頓的三項建議中的一項，很明顯，此次在歐方希望力推的WTO爭端解決機制（DSB）改革和推進開放的諸邊（Plurilateral）主義談判方面，美歐並未達成共識，但歐盟已經成功鎖定了未來的討論空間：就WTO改革，歐盟分別同中美建立了高級別工作組。

當地時間7月25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右）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共同會見記者時表示，雙方將致力於消除關稅和貿易壁壘，避免當前一觸即發的貿易戰。視覺中國圖

歐盟推動WTO改革向美表誠心

在事後複盤中可以看到，這並不是一次組織有序的談判。到目前為止，美歐談判已過去近一周，而雙方甚至都沒有發布統一的會後文件。

除去特朗普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7月25日發布會上的講話實錄，美方也僅在白宮網站上發布了一份名為《特朗普總統開啟了同歐盟的新互惠貿易關系》的事實清單，歐盟則在其網站上發布了一份美歐共同聲明（註：為統一出處，以下引用的聲明語句均來自於歐盟發布的聲明）。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采訪求證和文本對比後發現，上述三份材料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相較於特朗普的發言，美國和歐盟各自在其網站發布的兩份文件，在大豆與天然氣的采買、取消汽車關稅及鋼鋁關稅等方面的言辭均更為謹慎，立場也更為保守，承諾少、願望多；然而，雙方在“WTO規則改革”方面的用詞卻達成了高度統一，且歐盟對推動WTO改革表現得十分積極主動。

不過，就如前文所述，在此次美歐磋商中，歐盟實際上拿出了三項建議，第一，改革WTO爭端解決機制；第二，更新WTO規則以面對21世紀的挑戰；第三，改善組織的日常工作（在談判中推動開放的諸邊主義談判方式）。

此次，美歐雙方率先鞏固了在第二條建議方面的共識。歐盟貿易委員馬姆斯特羅姆在赴華盛頓之前，曾詳細闡述了歐盟對於目前WTO體系不滿的原因及歐盟中意的改革方向，在更新規則方面，她表示，歐盟加強了與日本、美國之間的三方合作，這種合作方式除了可以給三方一個增強WTO規則的機會之外，還可以向美國表明“他們的貿易夥伴對於改革是認真的”這一態度。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在推動WTO規則改革方面，歐美日在WTO層面及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等場合均維持著統一戰線，歐美日三方並在今年5月底達成了“美國、日本和歐盟貿易部長三方會議聯合聲明”，然而，由於彼時全球貿易沖突危機重重，這份指明歐美日在WTO規則改革方面聯合立場的聲明，在喧囂聲中被大部分人所忽略。

這並不是歐美日第一次發表就WTO問題的聯合聲明，實際上歐美日三國貿易部長此前曾兩次進行會談，討論補貼和國企同競爭環境之間的關系，並曾同意聯合采取多項初步行動，作為制定更嚴格產業補貼規則的基礎。

彼時三方均認為，應當明確並改進WTO現行的產業補貼規則，以確保新加入的發展中國家成員無法規避這些規則的使用。

比如，在2017年12月WTO部長級會議後，日美歐就曾發表三方聲明，稱將增強協作，以消除其他國家產能過剩等問題帶來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上述5月底的這份最新三方聲明，則表明美日歐在共同立場方面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即三方在規制技術轉讓、產業補貼等方面達成一致。三方表示計劃在2018年底之前開展各自的內部行動，以便在此後不久展開談判，且必須確保主要的貿易夥伴們參與這些未來的談判。

在此次美歐的聯合聲明中，雙方確認了上述立場並形成兩項共識。首先，在WTO規則改革的內容方面，美歐雙方表示：“將推動在知識產權盜竊、強迫技術轉移、產業補貼、國企制造的（經濟）扭曲以及過剩產能方面的改革。”

其次，為了落實這一立場，美歐雙方宣布，“立即建立一個執行工作組”，成員將包括“最緊密的顧問”。值得註意的是，與美歐聲明中其他言語不詳的“希望”、“想要”等用詞相比，這個“立即（immediately）”一詞在短短的聲明中十分顯眼。

崔凡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WTO規則改革的問題上，美國在推進，歐盟提供了方案，此次雙方成立了聯合工作組，算是進了一步。

WTO規則改革內容方面，則可以參考今年5月31日發布的“美國、日本和歐盟貿易部長三方會議聯合聲明”。崔凡認為其重點在於，三方很可能在明年就要發起產業補貼與國企競爭規則的談判，且保證關鍵貿易夥伴參加。

在WTO中貿易量最大是美中歐日，而在上述議題方面，美歐日三方態度一致。崔凡表示，美歐目前達成的共識是停戰，美日之間雖然存在著嚴重分歧，但也有可能遲早會達成一致。

崔凡解釋說，考慮到今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面臨黨內選舉，此外，日本接下來包括國會在內還將進行一系列的選舉，因此，目前日本對美國進行讓步的難度很大，不過，美日遲早會在今明兩年中達成某種意義上的停戰。

WTO總部大樓 視覺中國圖

美國需停止阻撓WTO法官的任命

美歐之間既有統一立場和“表決心”，亦存在著嚴重分歧。在此次歐盟團隊帶到華盛頓的三條建議中，有關WTO爭端解決機制改革方面，目前還看不到雙方拿出破局方案的前景。

近日，同WTO關系密切的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Stiftung)發布了一份題為《重振WTO的多邊管理》的報告（下稱《報告》），報告回溯了爭端解決機制的緣由和目前沖突焦點所在。

《報告》指出，許多國家加入WTO的一個關鍵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和“激進的美國單邊主義”之間的沖突。自1995年以來，這些國家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美國一直借助WTO的法律框架來挑戰其他國家的貿易行為。此外，在WTO框架下，（貿易）小國也可以成功挑戰（貿易）大國的政策，這證明該機構的制度是有效的，但這這一成就並非意味著所有國家都對此制度感到滿意。

《報告》指出，美國對上訴機構的職能就表現出了十分的不滿：在美國奧巴馬政府2016年的決定中，該政府就曾經反對重新任命上訴機構成員，而特朗普政府則延續並發展了這種做法，目前已經阻止了所有的新成員任命。

WTO爭端解決機制下設的上訴機構常設7位法官，因美方阻撓開啟新法官甄選程序，目前上訴機構的正式法官僅剩4人。按照規定，上訴機構處理每個案件至少需要3名法官。即使有4~5名正式法官，在實際工作中也會因為合法性問題，難以處理案件。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上訴機構的一位法官斯旺森（Shree Baboo Chekitan Servansing）的任期即將在今年9月30日結束，如果斯旺森不能連任，從今年10月開始，上訴機構將僅剩下3位正式法官。屆時如果上訴大法官不夠用，那麽各方也就無法實現上訴。WTO最重要的仲裁體系也將陷入名存實亡的癱瘓狀態中。

馬姆斯特羅姆在此前也對此表達了強烈不滿，她表示，為使各方可以遵守WTO規則，必須確保WTO的有效性。

換言之，基於歐美日可以推動規則改革，若不存在執法能力，那麽規則又有何意義？

她指出，在此背景下，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解決上訴機構目前的危機，而美國需要中止其對法官任命的任意阻撓行為。

馬姆斯特羅姆還表示，歐盟也意識到上訴機構並不完善的現狀，並願對其工作進行改革。她認為，該上訴機構應當更加透明、更加可靠。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最近一次在7月20日的WTO爭端解決機制例會上，美國再次拒絕了開啟新法官甄選程序的建議。

一位日內瓦貿易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南非、歐盟等國家均在會議上對美方此舉表達了反對意見。洪都拉斯則拿出了一份有關爭端解決機制下上訴機構功能的建議，這其中重點討論了美方關心的法官任期合法性問題。

目前的麻煩也就出在上訴機構上。按照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工作流程，通常在爭端解決機制下建立專家小組，專家小組將在限期內於爭端解決機制的會議上通過“反向一致”原則提出裁決報告。隨後，如某一當事方向爭端解決機制正式通知表示將進行上訴，則進入上訴程序。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程大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造成上訴機構癱瘓是美方有意為之。

WTO具有三大功能，即談判功能、政策審議和爭端解決。目前，WTO的談判功能實際上是處於停滯狀態，多哈談判並沒有進展；政策審議就是撰寫報告，還在運行；而WTO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爭端解決機制。

程大為認為，若因美方通過阻撓人事任命的方式，造成了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實質性癱瘓，此舉是很惡意的。一方面，這阻礙了中國使用爭端解決機制的可能性，因為若上訴機構癱瘓，就算走到上訴這一步，也沒有法官進行審理；另一方面，這已經對世界貿易體系造成了實質性損害。

改造WTO談判：開放式的諸邊主義未來

誠如程大為所說，目前WTO極其重要的功能之一——談判功能實際上也停滯了。

自經歷了西雅圖會議（1999年）的失敗後，美國感覺到在一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組織中想要投票，其決策過程太困難。程大為表示，為此，美方開始選擇更多轉向雙邊和區域自貿協定。

在此方面，歐盟也有自己的看法：正如歐盟內部存在雙速歐洲一般，WTO成員在談判方面也不一定非要做到步伐一致。

馬姆斯特羅姆也指出，WTO需要適應世界變化。首先目前WTO談判的方式存有局限性，歐盟渴望改革。

“一次又一次，因為少數國家追求狹隘而自私的利益，（談判）進程受挫。”而由於WTO協商一致的規則，又無法對此現狀作出改變。”她指出，在歐盟看來，成員應自由地以不同的速度發展，從而在不同的時間完成談判並符合標準，且在去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部長級會議之後就應用了這一方法，並在電子商務、國內服務規則和投資便利化方面得到了很大進展，“希望將這種方式能被納入世貿組織系統中”。

前述《報告》亦在此方面表示：“考慮到協商一致將繼續是WTO的工作原則，（那麽就）不應阻止WTO成員方的一些集團，通過開放的諸邊倡議在具體問題上尋求合作。”

《報告》認為，在諸邊倡議方面，各WTO成員方可以利用兩套機制來進行合作：關鍵群體協議 (CMA) 以及WTO第二章第3條下的諸邊協議(Plurilateral Agreements)。近年來通過CMA，WTO成員方成功地在信息技術協議 (ITA)和達成一項基本電信協議方面有所斬獲，且後者還是有關服務領域的。而CMA的一個主要特點是，WTO相關成員方可以就貿易規則進行談判，且該貿易規則只適用於簽署這些規則的國家，但其福利必須在最惠國待遇基礎上擴大到所有WTO成員之上，包括那些不參與談判的WTO成員方。

不過，考慮到CMA這樣的特性，該談判方式也就限於那些不怎麽會出現“搭便車”現象的貿易領域。

諸邊協議則不同。《報告》指出，簡而言之，諸邊協議並不會將談判成功擴大到所有WTO成員之上，為此是否要將諸邊協議納入WTO也需要WTO各成員方的共識，為此對於諸邊合作而言，在那些需要降低貿易成本的領域則更有空間。

無論如何，通過美歐對話，目前的WTO僵局有可能被打破。崔凡表示，若積極應對，世紀性貿易戰有可能轉化為世紀性的貿易規則談判。

開放的諸邊主義的確是推動WTO的改革的較好方式，特別是關鍵群體協議如果能定得比較合適的情況下。崔凡表示，需要觀察的是，美歐是否會在其中放入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條款和較低的關鍵多數標準，為此我們也要有所考慮。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7月26日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美國、歐盟是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和貿易夥伴。如果美歐能夠通過對話協商解決貿易上的分歧，能夠順應全球化潮流，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這不僅符合他們雙方的利益，對世界來說也是好事。“當然，我們也希望美歐有關努力和舉措符合多邊貿易規則，比如非歧視原則等。”

責編：應民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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