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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藏身邊的一位blog友

一位讓人睡不著覺的總統？企業忐忑目送特朗普“進宮”

面對波瀾驟起的美國市場，各大企業從未如此忐忑。

特朗普去年11月8日勝選美國總統時，美國運動品牌紐巴倫(New Balance)公司興奮地表示，特朗普獲勝意味著“向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一步”，但自由派人士在網上發起燒掉該品牌運動鞋的活動作為回應。百事公司(Pepsi)首席執行官盧英德(Indra Nooyi)表示，聽到特朗普當選的消息她的員工們哭了，百事公司隨即遭到了保守人士呼籲的聯合抵制。

從勝選至今，特朗普對商界始終釋放出模棱兩可的態度：一方面表態熱衷於釋放私有資本在市場上的活力;另一方面，卻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要截流離開美國本土的就業崗位，讓它們都回歸美國。

因此，商界在期待於特朗普時代賺得盆滿缽滿之余，也少不了些許隱憂。甚至，一款名為Trigger的APP推出了一個叫做“特朗普警報”(Trump Trigger)的功能，每次特朗普在推特（Twitter）上提到一家上市公司，這個APP就會為用戶發出一條推送信息，以示提醒。

對於企業而言，在權衡特朗普貿易、經濟政策背後的真正用意之外，那種既擔憂又興奮的矛盾心情還將延續一段時間。

不滿與不安的情緒也表現在民調上——特朗普支持率下滑之快，超過了近期的所有前任。根據最近的蓋洛普民調，他的支持率僅為44%，奧巴馬就任後1年半支持率才跌到這個點，而小布什則是在擔任總統4年半後才如此。

而特朗普，要到明天才入主白宮。

最怕被點名

酷愛通過社交媒體推特發聲的特朗普，自然少不了與商界在推特上的互動。最近，特朗普與商界的互動集中在向這些企業喊話，呼籲後者不要凈想著裁員、把工廠搬到國外、在美國市場銷售非美國制造的產品。為此，特朗普不惜威脅道，這樣做的代價便是35%的高額邊境稅。

有數據庫針對特朗普的3.4萬條推文進行文本分析後得出一個結論，特朗普至少通過推特點了61家企業的名。除了集中火力“炮轟”車企外，還有亞馬遜、蘋果公司等矽谷巨頭，軍工企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波音公司，食品業巨頭億滋，BBC、時代華納等大牌媒體，就連三星等海外企業也曾上了特朗普的黑名單。

這些企業的共同點便是，為了降低各種成本，甚至出於避稅考慮，都選擇在海外或大肆擴張，或兼並重組，或擡高要價，這些顯然與特朗普一直渲染的“美國優先論”(America First)背道而馳。再加上特朗普推特上有龐大的近190萬粉絲群體，無論他在推特上針對某家企業說些什麽，往往能被無限放大，甚至動搖該公司的股價。

因此，對於這些企業而言，除了擔心在海外經營的各種風險外，如今還要新增一項風險：被特朗普貼上“反美”或者“不愛國”的標簽。這也導致企業的公關每天會時不時地刷下特朗普的推特，避免成為下一個被點名的對象。

除了倡導“美國優先論”，特朗普在競選時還時不時拿華爾街開刀，痛斥隱匿在華爾街深處的裙帶資本主義關系。其實，其提高競爭、整治裙帶關系的初衷並非不合理，但特朗普治下的風險在於，這些政策很有可能演變為與大企業民粹式的對抗。比如，特朗普曾主張撤銷為避免金融危機再度爆發、加大對銀行業監管而出臺的《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為此，他還建議將投資銀行與商業和零售銀行區分開來。這對於綜合性銀行而言，顯然是一個夢魘，畢竟摩根大通等綜合性銀行這些年來一直在費心盡力地適應當前法規。

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和市場調研機構ORC當地時間17日的聯合民調顯示，只有40%的美國人認可特朗普的表現；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和《華爾街日報》的民調顯示，當前大約48%的美國人稱他們對特朗普持負面看法，38%的人持正面看法。而奧巴馬在就職後不久的蓋洛普支持率仍高達68%，小布什則為57%。

也有利好消息

當然，並不是所有企業都對特朗普的上臺憂心忡忡。特朗普政綱中的減稅措施、精簡審批程序的倡議，以及加大力度投資基建的設想，其實也得到了不少企業擁躉。難怪，在特朗普競選期間，有100名商界人士曾堅定地站在他身後，認為他有能力領導美國走出衰退。

特朗普力主實施自里根時期以來幅度最大的減稅計劃，令不少傳統經濟學家不屑，甚至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稱為“巫術經濟學”。斯蒂格利茨日前還在達沃斯論壇上稱，特朗普的經濟政策註定失敗。他可以通過對企業施壓，帶來成千上萬的工作機會，但是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他不會成功。

不過，特朗普主張將企業所得稅率從當前的30%下調至15%，同時新工廠和新購設備的成本可以抵稅等優惠措施，還是將為不少企業松綁資金流，因此受到企業的普遍叫好。

此外，精簡審批程序，減少繁文縟節，也大受企業歡迎。比如，特朗普即將推行的醫療與生物制藥新政中，將要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進行改革，聚焦患者對創新醫療產品的需求。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於葛底斯堡的演說中提到，要精簡FDA的新藥批準流程，“美國目前有4000種藥物正在等待批準，(我)特別希望能加速這一過程。”他力主撤銷“奧巴馬醫改”，將醫療保險調整的角色重新掌握在國家手中。雖然目前在美國社會這一舉措仍存爭議，但至少對中小企業來說，可以減輕為員工支付醫療保險的重擔。同時，他還可能為美國的油氣行業提供一個相對於奧巴馬時代更為寬松的發展環境。

至於美國落後的基建，一直是被美國商界甚至是外資詬病的對象。為此，特朗普還考慮設立一家“基礎設施銀行”，對美國的基建進行投資。這一消息，顯然對於商界又是一大利好。

有人聽話有人對著幹

在2017年第一個月還沒過完之際，特朗普已經把汽車業、航空業、食品業、軍火界的代表企業都批評了一通，更別提他在競選伊始就對準矛頭的蘋果公司等矽谷高科技企業。那麽，特朗普對這些企業的喊話效果如何?

最先“服軟”的是汽車業的代表福特。

雖然，從特朗普參選到當選的近一年半時間里，福特一直是據理力爭狀，堅持墨西哥投產計劃不松口，甚至公開反對特朗普的關稅和相關汽車產業政綱。

但在特朗普勝選後，福特的態度出現了180度的大轉彎。除了向特朗普發出大選勝利的祝賀函，還主動送上兩份“賀禮”：暫停了將林肯MKC生產線遷出美國肯塔基州的計劃;又宣布取消16億美元的墨西哥建廠計劃，轉而將7億美元投資到密歇根州的工廠。

在福特的表率作用下，克萊斯勒、通用等美國車企紛紛跟進——前者宣布考慮從墨西哥遷回工廠;後者在當地時間17日宣布將在美國增加1500個工作崗位，這些還只是其在美國投資10億美元的一部分。就連豐田等日本車企，也宣布了未來在美國的投資計劃。

此外，美國冷氣設備制造商開利公司、第四大電信運營商Sprint以及衛星通信企業OneWeb都已積極表示，要為美國本土預留更多就業崗位。後兩家公司表示，這些崗位是日本軟銀集團承諾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增加5萬個工作機會的一部分。

當然，與特朗普“對著幹”的企業也不少。比如，以大眾、寶馬為代表的德國車企，更願意留在人力成本更低的墨西哥造車。而蘋果公司作為美國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被特朗普頻繁喊話“回到美國造iPhone”，也讓公司CEO庫克頗為頭疼。在庫克看來，美國具有合格資質的制造和組裝技術的工人數量遠不及中國，這也是iPhone遲遲無法搬到美國生產的根本原因。如果要硬生生地把生產線遷回美國，那麽iPhone的價格自然水漲船高，公司業績鐵定受到影響。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黑巖(BlackRock，又稱“貝萊德”)的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則直接跳出來批評了特朗普，認為他吸引美國公司把其大量海外現金帶回美國的政策沒有用。芬克表示，讓那些跨國公司回流的資金去建設工廠和促進經濟增長是不可能的。

可以肯定的是，在即將到來的美企財報季，結合特朗普屆時的“百日新政”，企業高管必須在關稅、醫改、減稅及基礎設施支出將如何影響營收和利潤方面給予股東一個交代。

央行兩度“加息”！一位債基經理的邏輯：收益率上行並非壞事

今年春節前後，中國央行分別意外進行了兩次“加息”，釋放了強烈的信號——抑制信貸泡沫、去杠桿。

2月3日(春節後的第一個交易日)，中國央行上調常備借貸便利(SLF)利率，隔夜品種上調35個基點至3.1%，7天和1個月品種均上調10個基點，分別至3.35%和3.7%。同時，央行進行200億7天、100億14天和200億28天期逆回購，中標利率分別為2.35%、2.5%和2.65%，均較上期上調10個基點;也就在1月24日，央行對22家金融機構開展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共2455億元，其中6個月和1年期的中標利率分別為2.95%、3.1%，較上期上升10個基點。

這一系列變相“加息”舉動震動了市場，對利率變化最為敏感的債市反應尤為強烈——2月3日國債期貨大跌，10年期債T1703一度大跌1.3%，10年國債活躍券160023收益率上行6.67個基點報3.41%。對此，富國基金固定收益部總經理葉盛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預計全年利率將緩步上行，因此2017年利率債的交易型機會較少，信用債的配置型機遇仍然存在。”

相較於行業的悲觀情緒，葉盛反而認為沒必要“一刀切”地悲觀看待“加息”，“公募基金債券杠桿倍數不能超過1.4倍(其當前為1-1.2倍)，專戶則可能超過2倍。畢竟債市已經舒服了三年(低利率)，眼下需要警惕收益率上行，但這也並非壞事，例如再配置收益開始上升，因此機構完成委托人業績要求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且利率也不會無限制上行;同時，適度加息有助於金融穩定。”

二度“加息”強化去杠桿信號

一般而言，提到傳統意義的中國加息，加的往往是存貸款基準利率;而美國加息，加的則是聯邦基金利率，即銀行向美聯儲拆借時的利率(美國存貸款利率已市場化)。去年四季度以來，中國央行也開始通過擡升公開市場利率來變相達到“加息”和去杠桿的效果。

德意誌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對第一財經表示，央行此次全面上調SLF和逆回購利率，尤其是後者釋放了一個更為強烈的政策收緊信號，因為逆回購利率是作為利率走廊的下限，意味著央行正在引導短期利率上行。

他表示，這一系列的利率上行主要反映了央行的以下意圖：1)抑制信貸過快增長;2)緩解資本外流壓力。當前對於前者的側重更大。“1月信貸增速可能會有大幅上行風險，因此央行有必要向銀行釋放較為強烈的信號。”

“央行用逆回購、SLF、MLF提高負債端成本，削弱負債端穩定的預期，起到加速去杠桿的進程。相比之下，上調存貸款基準基準利率可能對於實體經濟的傳導更直接，因此央行對此會較為謹慎，但對於公開市場則可能小幅‘加息’。”葉盛表示，“過去中小銀行同業業務大幅擴張，債市也已經舒服了三年了，未來可能要更加謹慎。”

所謂的“舒服”並非指各界真的享受這種低收益率，而是指寬松環境下加杠桿的便利性，加杠桿也起到了以低成本來迅速放大收益率的作用。

對此，德國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師周浩分析稱，2014年至今債券市場的回購交易量在短短兩年內上升了2.5倍，最高峰時，每個星期有將近20萬億元的債券回購成交量。這背後事實上指向的是一個簡單但危險的交易模式——大量債券交易將手中的債券抵押出去，融入資金(這就形成一個回購交易)，然後再買債券，再抵押，如此往複，就形成了債券市場典型的杠桿交易，也導致了債券收益率越來越低，而要想獲得更高的收益，就必須提供更高的杠桿。

同時，回購也十分依賴銀行間市場的資金，尤其是隔夜資金，當隔夜資金利率保持在2%左右的水平時，那麽任何券種只要其收益率超過2%，理論上來說，都可以通過無數倍杠桿的模式來獲得無限的收益率，這導致了十年國債利率一路下行至2.6%，“而昨天央行提高隔夜SLF利率至3.1%之後，理論上來說意味著任何低於3.1%收益率的券種，都沒有任何的投資價值。”周浩表示。

“我們維持原來的判斷，政策收緊周期將在一季度持續，但可能在二季度結束。預計2017年通脹將會適度上升至2.5%的水平，而如果增長保持穩定、通脹上行快於預期，那麽政策收緊的時間可能會長於預期。”張智威稱。

收益率上行並非壞事

就目前而言，似乎各界都聞“加息”而色變。債券交易員的神經在央行連續的超預期行動下愈發脆弱，市場也對資金面“回歸寬松”的信仰逐漸瓦解。不過，就整個金融體系安全和債券收益而言，收益率上行並非壞事。

葉盛對記者稱，其實不用對於債市過度悲觀，隨著整體債券收益率曲線擡升，再配置的收益無疑在提升，且基金等完成委托人業績要求的可能性反而在增加。“此外，也可以運用多元化策略尋找機會，包括通過衍生品、權益市場的機會來增厚收益。總體而言，今年市場的總基調就是‘穩’，利率也不會無限制上行。”

隨著美聯儲步入加息通道，中國利率穩步回歸常態對於抑制金融風險和資本外流是必要之舉。近兩年來金融加杠桿的態勢已是不爭的事實，並組成了“欣欣向榮”的“同業存單+同業理財+委外”的串聯電路。

“同業理財等於把表內的錢轉到表外，銀行自營的錢買同業理財，中小銀行沒錢則通過發同業存單借錢來買同業理財，把資金轉到表外，然後再對接委外，委外再加杠桿，這就是金融加杠桿的過程，金融脆弱性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持續累積了差不多兩年時間。”天風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表示。

去年以來，債市持續處於“蜜月期”。上半年A股波動劇烈，但基金公司非公募資產管理規模又創新高。數據顯示，不少公司的專戶規模已經遠遠超過公募產品規模，為公司貢獻了不少利潤，而這又要歸功於銀行天量委外資金的洶湧而至。

截至去年6月底，基金公司非公募業務規模為54123.12億元，較一季度增長20.27%。“隨著利率的下行、資產荒的持續，銀行委外資金(銀行理財或自營)，資產配置的難度越來越大，不少銀行紛紛轉向委外。”

葉盛對記者表示，未來委外總量並不一定會出現收縮，但結構性的變化還是會有的。“尤其是此前委外業務擴張過度的中小銀行。收縮來自兩方面，一是規模的收縮，二是指標方面的壓力——委外收益不達標，銀行想要撤回資金。但有時因為價格大幅下跌導致浮虧過大，因此銀行也會等待市場回暖。”他稱。

也有業內人士指出，央行現在只是抓住了其中一個點，即提高資金供給成本，但目前債市調整本身並不能有效去杠桿，因為資金成本雖然升高，債券收益率也在提高，只要同業存單還在大量發行，就還有套利的空間，就還會在適當的時候按照既有的模式會卷土重來，去杠桿的政策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因此上述人士預計，央行會通過監管政策，限制同業存單的增速，實現有效去杠桿。數據顯示，同業存單15、16兩年爆發式增長，作為同業存單的發行銀行鮮有用募集資金進行信貸投放的，絕大部分是用於開展同業業務，包括投資同業理財，這些資金最後大部分由券商和基金投資到了債券市場，包括投資了同業存單產品。比如銀行發行同業存單3.5%，投資理財4.5%，中間就有100個基點點差，銀行就有發行同業存單的沖動。

2017利率債交易機會下降

就債市交易而言，記者采訪多方機構人士後發現，各界看平全年債市，認為在利率上行周期，利率債的交易機會不大。

“券商去年上半年獲利豐厚，主要因為做高債券杠桿。相比之下，公募基金不能超過1.4倍，專戶可能超過2倍，”葉盛對記者稱，其管理的基金哪怕是債市調整之前杠桿也很低，在1-1.2倍左右，此前在近2400億的資金總規模下，90%以上配置於信用債。

他認為，“今年如果通過交易利率債的波動來賺錢的可能性比較小，因為目前利率尚未達到均衡位置，央行存在進一步擡高利率的可能。不過信用債可能存在結構性行情。”

當前令市場較為擔心的是，上一輪債市調整導致利率債出現踩踏，接下來信用債的風險是否也會逐步暴露?

在葉盛看來，各界對於信用債的擔憂主要在於其違約風險，但在經濟企穩、通脹預期上行、商品價格走升的背景下，信用債主體(企業)的基本面其實好於去年。

“在2016年看2015年的企業財務狀況，煤炭鋼鐵企業虧損嚴重，機構在2016年上半年對這類信用債避而遠之;而如今再看這些企業2016年財務狀況，無論是損益表還是資產負債表，實則都出現了很大修複，因此銀行放貸的壓力就相對減輕，相關企業的資金流動性便會好轉，信用風險相對下降。”

不過他也指出了配置信用債所可能面臨的挑戰——融資環境差於去年。

“在降杠桿、負債端成本走升的環境下，配置債券的動力下降。去年在煤炭鋼鐵企業財務情況惡化的背景下，仍有人願意買其債券的原因在於，其所發行的信用債收益率高達約6%，而當時一般債券收益率僅僅3%左右，正是因為絕對利差足夠大，機構還是有動力博一下的。”

然而，如今整體利率水平走升，他稱：“很多機構對於4-5%的安全收益率已經感到滿意，自然沒動力再去買風險偏高的煤炭鋼鐵債券了，因此去年出現的情況是，公開市場類似債券到期的規模大於融資余額，只有一個月出現公開融資凈流入。”

新希望六和董事長劉暢：一位優雅、知性的“修煉者”

i黑馬 2017-02-10 10:52

今年是新希望六和董事長劉暢第一次參加亞布力論壇，作為青年企業家的代表之一，現場與其他幾位創業者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呢？

劉暢被外界視作是80後企業家的代表，尤其是那些接班的二代群體中，她的名氣是十分響亮的。去年剛剛獨挑大梁執掌上市公司的劉暢，獨自承擔起企業從傳統飼料商轉型的重任，新希望六和努力地向著消費升級的方向前進，而與其它傳統企業一樣，這是一個必經的爬坡的過程。

劉暢一向是很直爽的，當被問到，獨自執掌新希望六和至今一年多的時間有什麽感受時，劉暢表示，“以前覺得特別得心應手的，後來發現沒有那麽得心應手了，我覺得自己不停地在成長，通過新的事情、新的狀況經常會反問自己，通過遇到問題然後去往自己內心去挖、去思考，這些確實是讓自己有很大的變化。”

以下為現場問答： 

以前得心應手的事變得沒那麽得心應手了

Q1這是你第一次參加亞布力論壇，對哪些話題感興趣？有沒有給自己布置什麽任務？

劉暢：這次受邀過來我覺得蠻榮幸的，我看了一下名單，好像多數是創新的企業、資深投資人，經濟環節各個維度上的牛人，我覺得這個信息量應該會很大。主要關註的還是轉型和創新方面吧，因為我們國家目前這幾年，這個是主旋律，我們公司同樣也是，想聽一聽別人有什麽樣的方法，別人遇到什麽樣的困難，來比對一下自己。

Q2從你獨自執掌新希望六和至今，過去了將近一年時間。這段時間有什麽感受？

劉暢：以前我覺得特別得心應手的，後來發現沒有那麽得心應手了，我覺得自己不停地在成長，通過新的事情、新的狀況經常會反問自己，我覺得自己和自己對話的這種情況越來越多了，我覺得自我提升也是一種通路吧，通過遇到問題然後去往自己內心去挖、去思考，我覺得確實是讓自己有很大的變化。

Q3原先得心應手的，後來發現沒那麽得心應手了，能給我們舉個例子嗎？

劉暢：比如說，我以前認為我是一個很擅長溝通的人，但現在我負責的版塊是農牧和食品，其實在這塊我的理解與很多經理人相比，沒有他們那麽深，因此在溝通的時候存在專業上的差距，當我越是努力想去彌補這個差距的時候，人就會越著急，並且你和與自己特別不一樣的背景成長起來的人，大家溝通的方式，還有習慣說話的語言體系都不太一樣，所以我覺得這方面花了不少的時間。

我想這可能就是一個傳統的產業型公司想去轉型升級，最核心的問題，因為我覺得根子還是在人。你需要去創新，去做新的業務，有的時候就跟你原來的完全不一樣，那是不一樣的人，站在他們的角度他也需要去開放、去溝通、去理解，然後才能信任，反過來我也是這樣的一個問題，其實這是一把鑰匙。

以前拿不定主意時習慣向父親請教，現在變了

Q4在管理過程中，類似這種拿不定主意的時候，你一般會向誰征求意見？

劉暢：我以前會特別習慣向我的父親請教，但後來我發現，其實很多問題需要多方面的人來給你信息。我覺得我的好處在於，我並不是一開始就做農牧的，因此我在這個問題上反而沒有太多的思想包袱，我知道我未來要去到哪里，這個過程當中，如何因地制宜地去安置我的資源，我會去尋求很多人的意見，其實我就是一個信息的整合者。

在我們這種戰略轉型期間，我覺得更重要的，不是說特別武斷地由我來去定一些細節的問題，而是多方面去搜集信息，再來決定。我每天可能花最多的時間就是跟不同層級的經理人去做溝通，有些是管理層的，有些是做業務的，有些是做技術的。

我這顆釘子做的是稱職的

Q5如果你與職業經理人或者員工的意見發生沖突，你屬於那種容易被說服的人嗎？

劉暢：我是渴望別人說服我的人，我是特別渴望的，得不到答案的話我會持續地去尋找這個答案，甚至我會不恥下問、不停地問，讓人家會覺得你好像跟個小孩一樣的董事長，但是我真的希望被說服，這樣的話我就搞明白了嘛。

Q6爭執不下的時候怎麽辦？

劉暢：那就今天回去睡覺，明天再接著爭論。有時候解決不了是因為可能上來情緒了，你回去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你就知道到底是情緒堵住了還是說思考得不夠深。

劉暢：我自己還沒有到管理如魚得水，四兩撥千斤的時候，我覺得還沒有到那個份上。不過，雖然我是公司的董事長，但是我這顆釘子做的是稱職的，我是在為周圍的人去多擔當、去分憂，不為別人添麻煩，所以這樣的話我覺得其實獲得了一種職業上面的尊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有些爭吵意見、這些都是蠻自然的了。

今年壓力真的很大

Q72017年，你的工作重點是什麽？

劉暢：今年壓力很大，我真的覺得壓力很大，2017年的重點還是組織變革，互聯網化之下重資產信息化的進程，消費端跟互聯網電商合作，探討互聯網+的方式；另外，國際化還在做結構性的調整。過去的國際化一般會去別的國家開設工廠，獲得發展的同時也有一些經驗教訓，未來我們還需要去思考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策略、貨幣走向等，要考慮得更全面一點。

Q8你所說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哪些方面？

劉暢：外部有壓力，競爭格局變了，大環境變了，所以很多生意它的價值網就變了。以前很多傳統企業有兩個核心的問題，第一是，銷售更多的是to經銷商，而不是說直接to客戶；第二個是，經理人的工作，多是to考核，為考核負責，而不是直接為客戶負責。這兩點可能是很多傳統的制造企業的通病。

其實為了迎合互聯網時代，以客戶為中心，客戶需求為中心，加強客戶之間的黏性，這是核心。以前你是靠效率低廉的成本，拿到這部分空間，現在這樣不行了，你還要靠服務，你要靠別人喜歡你、離不開你，認為你是最能夠服務他們的，認為你是最可靠的，要靠這個來賺錢了。因此這個變革，對於我們這樣傳統的公司來說，本身就是個挑戰，你的人力結構和組織結構需要相應調整，而這種調整與其說是創新，不如說是變革，因為一定是要革掉很多原有的利益。我覺得這個事情只有心系基業常青的企業家，才會頂著這麽多壓力來做。

Q92017年給公司訂了什麽目標嗎？怎麽看投資人包括股東給你在業績上創造的壓力？

劉暢：消費升級是我們特別好的機會，我們有前端供應鏈和深加工品的經驗，有匹配的人力資源，有條件有能力去提供安全的食品。公司轉型的過程中，可能不能考慮太多因素，還是要把內部一些轉型和內功堅持做下去。其實我給自己定的目標並沒有那麽高，反而會放到2、3年的維度來看。我們已經有這麽大的規模，我們是世界級的飼料公司和世界級的屠宰公司，量已經很大了，我要的更多的是內在的質，這些維度跟我過去單純地追求量和利又不一樣了。

希望投資一些具消費潛力的項目包括美食等

劉暢：我喜歡投資有消費升級潛力的，最重要的就是食品安全和健康，更多的像是泛生活類的東西，我們現在在投資的時候，也會去關註一些美食類的網紅或者跟美食相關的一些東西，我們也願意去投這樣方面的一些領域的項目。

（並購）我覺得不光是買一個產業的問題，而是要看你買不買得起。這個買得起不簡單說是錢，而是說你跟別人的文化能不能融合，你是不是能夠去hold住這個產業，是不是能hold住人家這麽大的格局，你的人力儲備匹不匹配、企業理念與我們是否相似、有什麽樣的挑戰，這些克服了我覺得才叫真正的買得起。所以我認為，不能單純的講說是買，還是要尋找合適的。

80後企業家代表的角色激勵我去成為榜樣

劉暢：我以前倒沒覺得，現在我越來越多地覺得80後已經登上舞臺了，還是很中流砥柱的一波人，而且很多也頗有成就，我覺得互相影響、正向的影響是很好的，因為我覺得人都需要圈子嘛，同齡的人互相去比較、去競爭，我覺得這本身是一個正向的事情。

創業或者說是傳承這個事情，本身是一件非常非常需要投入，並且全身心去修身養性的事情，所以我非常高興自己能變成企業家中80後的一個代表，我覺得這個角色反過來也在要求我自己，以前我沒有想那麽多，但是現在由於有了這樣一個認知，我反而覺得這個角色在要求我，企業家本身是值得尊重的一個稱呼，這個稱呼需要不停地修煉，在工作中修煉、生活中修煉，成為更好的一個群體的榜樣。

女性企業家的優勢在於細膩

劉暢：我欣賞的是，優雅、知性、有魄力的類型，哈哈，有沒有這樣的類型？希望我自己能夠創出一個好類型吧，我們都會有一些來往，我覺得有一些是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前輩，也有同齡人，做到一定的位置各有千秋，應該去細細體會。

Q10女性企業家與男性企業家的差異在哪里？優勢主要體現在什麽地方？

劉暢：對啊，我覺得會有一定優勢啊，你也不用搬桌子，出門吃飯總是有男同誌買單哈哈。我覺得現在優秀的女生真的很不錯，而且非常有奉獻精神，我覺得女生特別有奉獻精神，有的時候不只是創業者，她在一個職位上也非常有奉獻精神。因為女性的這種柔軟，我覺得可能比剛硬更強大，但這需要有智慧，我覺得我自己還欠缺，還在慢慢去挖掘女性真正的寶地。

那種大開大合的那種格局觀吧，我覺得可能女性跟男性有一些差別，但我覺得這個可以靠鍛煉，你知道了自己的一些短處的話，去找跟你互補的人去搭班子嘛。女性企業家的感受更細微一點、更細節一點，這是我們的長處，但相對很多女性知識沒有那麽的全面，可能相對比較有取向性一點，我覺得這是一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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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扶貧“第一書記”的一天

2016年11月29日一早，陜西省定邊縣交通局副局長康文軍便駕車前往該縣楊井鎮南莊村。這個位於定邊縣南部的村子是白於山區內的一個普通村莊。康文軍除了在交通局任職，還擔任了該村黨支部第一書記，承擔起南莊村的精準扶貧任務。

定邊縣是陜北革命老區，抗日戰爭時期，曾經用豐富的湖鹽資源供養了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屬於陜北經濟重鎮。但受地理條件所限，定邊依然有大量貧困人口。1986年，該縣被確立為國家級貧困縣。

其實，這個縣有著豐富的石油資源，超過300億的年GDP使它入圍陜西省經濟十強縣。但當地政府公布的貧困人口數字仍占全縣人口的10%。全國類似定邊的情況不止一例，這不禁讓人產生“富裕縣為何還不能脫掉貧困帽子”的質疑。

精準扶貧工作的新政策已定，不實現脫貧，地方主要官員職務不能調整。在這一背景下，不想“摘帽”已經成為過去。

第一財經1℃記者跟隨康文軍來到南莊村，記錄了他一天的扶貧工作，也借此管窺定邊這一經濟強縣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的模式及經驗。

經濟十強縣依然是貧困縣

定邊縣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郭宏俊等當地幹部向1℃記者表示，定邊縣的整體經濟確實發達，但這並不代表本地就沒有扶貧任務。定邊縣的北部為灘區，接近荒漠地帶，農業完全靠天吃飯，農業種植的收益很低。該縣南部則為白於山區，地處偏遠，山高谷深，交通也極為不便，當地農民的收入同樣不高。在開展精準扶貧過程中，通過精準識別建檔立卡，全縣共確定貧困村87個，貧困戶9410戶，貧困人口3.426萬人。這樣的貧困人口比例，對定邊這一整體經濟實力強的陜北縣城來講，扶貧所面臨的壓力和承擔的任務也並不輕松。

定邊縣制定的任務目標為，用兩年時間實現脫貧摘帽。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15年該縣已脫貧4080戶、1.58萬人，2016年精準脫貧目標是實現5330戶、1.84萬人脫貧，實現全縣整體脫貧“摘帽”。

康文軍是定邊縣工作在扶貧一線的87位第一書記之一。這87名第一書記來自全縣各個部門，有的是單位領導，有的是科室領導。他們下村扶貧期間，不再承擔原單位的工作，全年駐村工作200天以上，由縣委組織部和駐村所在鄉鎮黨委共同管理、共同考核。

康文軍在2016年2月來到南莊村，定邊縣城到南莊村70多公里的303省道，對他來說已經再熟悉不過。

根據定邊縣扶貧部門統計，南莊村共有貧困人口44戶、191人。南莊村所在的白於山區，可供種植的土地面積稀少，農民的生活、生產用水只能依靠打井，定邊的年降雨量在300毫米左右。農民收入微薄，南莊村被確定為重點扶貧村之一。

康文軍的車剛一進村，幾個貧困戶就向他招手。“康書記，苜蓿種子那200押金什麽時候能退?”幾人最為關心這一問題。村民們所說的200元押金，是指在推廣紫花苜蓿種植時，由村里向願意搞這一種植的貧困戶發放20斤種子。為了防止有人將種子賣錢後揮霍，特意向他們收取200元押金。

一年下來，加入到項目中的貧困戶都順利地種植、收割，沒有人把苜蓿種子賣錢揮霍。“這幾天你們就來村部，找會計退錢。”康文軍說，對於這幾個貧困戶來說，他們把這200元看得並不輕。

陜西省制定的貧困線為年人均收入3015元，只要超過了這個數字，就已經實現脫貧。定邊縣根據本縣實際，制定的貧困線為年人均收入3050元，高於了省里的標準。

紫花苜蓿種植，是康文軍在村里開展工作後，與村幹部一起調研確立的脫貧項目之一。康文軍說，之所以種植苜蓿，是因為這種植物既可以保持水土，成熟收割後又可以作為畜牧飼料。

扶貧移民搬遷改善居住生存

走進南莊村，馬路平坦、村民的房屋都建在路邊，雖然並不高大，但一幢幢新房錯落有致。因此很難將這個村與重點扶貧村聯系在一起。南莊村現任村支書王德誌告訴1℃記者，該村由4個自然村組成，村民原先都居住在山區的窯洞里，生活環境和條件惡劣，“連喝水都困難，更別說開展農業生產，到了雨季還存在窯洞坍塌的危險”。

2014年，定邊縣在開展扶貧工作中，專門啟動了移民搬遷工作。將居住在窯洞、荒灘等環境惡劣地區的村民，特別是貧困村民，選擇沿公路幹線等條件好的位置，相對集中就近搬遷安置。南莊村村民正是在這一集中搬遷中，走出居住了幾十年的窯洞。

定邊縣扶貧辦的數據顯示，在搬遷中，優先搬遷特困戶、貧困戶、受災戶，移民搬遷貧困戶每戶補助6萬元，非貧困戶每戶補助4萬元。目標是到2019年，全縣將完成1萬戶、3.84萬人搬遷任務。在移民搬遷扶助下，南莊村的貧困戶又通過自籌資金建起了新房。在康文軍看來，這只是扶貧工作的第一步，他剛到村里時，發現雖然居住條件改善了，但貧困戶們依然脫貧乏術。

康文軍沿著公路向前走，貧困戶白學軍、蘭海保正蹲在路邊閑談。白學軍一邊說話一邊喝著一瓶紅牛飲料。看到康文軍走過來，他們起身招呼，“康書記，到我家看看吧。”“剛剛把收了的麻子賣了，賣了4000多塊錢。”白學軍對這筆收入頗為自豪。

白學軍的家是一處4間的磚瓦房。進入屋中，既是廚房也是門廳的大開間內，僅有做飯的鍋竈、兩個櫥櫃和一些生活雜物。臥室內除了炕上的鋪蓋和一臺18寸電視以外，再看不到其他家當。由於上半身扭曲，白學軍身材矮小，沒能成家，平時和母親住在一起。康文軍說，白學軍是南莊村44個貧困戶中最困難的一戶，身體殘疾使他的勞動能力有限，帶領他脫貧是一項難度不小的工作。

白學軍不住口地告訴康文軍，他2017年準備養羊。因為他的弟弟養羊已經取得了成功，“羊圈快蓋好了，我想先養二三十只試試”。康文軍則不斷追問白學軍，剛才喝的紅牛是哪來的，白學軍頓時臉紅，解釋稱是別人給的。“剛剛掙了點錢，不敢亂花。”康文軍說，一瓶紅牛雖然也就5塊錢，但這5塊錢對於白學軍這樣的貧困戶來說，掙來也並不容易。

信貸資金保障扶貧畜牧養殖

離開白學軍家，康文軍又跟隨蘭海保查看其家中的羊圈和豬舍。蘭海保養了幾十只羊和5頭豬。購買種豬、種羊的9萬多元資金，全部來自縣里用於扶貧工作的信貸資金。

定邊縣在扶貧中也引入了信貸資金。為了保證資金安全，實行“戶申請、村授信、聯戶和幹部擔保、銀行放貸”的模式。貧困戶根據脫貧項目，自己提出貸款申請。鄉鎮幹部、貧困村的“第一書記”、村幹部及村民代表聯合組成評級授信小組，對貧困戶的信用等級進行民主評議。評議、審核通過後，貧困戶可以拿到貸款。

定邊農商行是提供此類信貸的重要金融機構之一，信貸扶貧資金采用貸款基準利率，貸款期限不超過一年。貧困戶申請的額度在1萬-10萬元之間，用於發展家庭養殖業、簡單加工業、家庭零售業及購置小型農機具等項目。

蘭海保脫貧選擇養羊和養豬，正是受益於信貸資金支持。康文軍說，蘭海保肯吃苦，之所以成為貧困戶，緣於為兒子結婚給彩禮、辦婚事花費了幾十萬元，才從一般農戶變為貧困戶。

1℃記者在南莊村走訪時發現， 蘭海保的幾個鄰居與他的境遇有著根本不同。他們同樣住著政府補貼建起的移民新居，但屋內各種家電、家具齊全，門口還停放著價值幾萬元的轎車或面包車。這樣的農家雖談不上有錢，但幾乎是達到了小康標準。

同在一個村，貧困戶與普通農戶之間有著很大差距。對此，康文軍表示，除了劃定為貧困戶的44戶，還有一些農戶其實也僅僅勉強過了貧困線，其他農戶則在不斷尋找增收途徑。基於這些情況，定邊縣確立的扶貧工作的內容涵蓋了帶領貧困戶脫貧、做好村內各項建設以及帶領農民增收致富等。

康文軍為南莊村貧困戶提出的脫貧路徑，主要是發展養羊業和種植蕎麥等粗糧。他調研發現，定邊本地的羊肉消費量很大，村民養羊的銷路不用發愁，有客商可以上門收購。

在路過一戶貧困戶時，男主人正忙著殺羊。原來是附近的一個采油隊食堂向該戶采購了一只羊，每斤肉28元，最終賣出了近600元的羊肉。

作為養羊的配套設施，康文軍爭取資金，為每個養羊戶建設了專業化羊圈。每個羊圈所需資金在2萬元左右，全部由扶貧資金扶持。只要貧困戶提出了申請，專項資金撥付後，鄉鎮、村兩級就會為貧困戶將羊圈建好。

在村內走訪時，一名非貧困戶找到康文軍，抱怨自己家的羊圈蓋小了。“康書記，我家就批下來100平方米，能不能幫忙弄大點”。康文軍說，一開始提出養羊時，不管貧困戶還是非貧困戶，更多的是觀望，看到有人嘗到了甜頭，大家也都信服，搶著要搞，“農村工作，特別是扶貧工作，示範帶頭很重要”。

定邊縣的經濟、財政狀況遠遠好於陜西省的其他貧困縣。定邊縣官方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僅投入到農村建設中的資金，就已經超過8億元，既有本縣的資金，也有上級撥付的扶貧資金。擔任第一書記，康文軍除了在村內工作，還要根據本村的脫貧路徑，到縣里的發改、農業、教育、電力、金融等部門奔波協調，以保證資金、政策的及時落實和到位。像康文軍一樣，87位第一書記的身影，不斷出現在縣里的各個部門。

康文軍提出的養羊業，在定邊縣的縣域經濟發展策略中有對應依據。2016年1月，定邊縣就已經向國家質檢總局提出了定邊羊肉這一國家地理標誌產品申請。此前，定邊的馬鈴薯已經獲得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成為定邊縣發展農業經濟的一個重要來源。

簡單吃過午飯，康文軍回到楊井鎮政府，與同事一起整理本年度的扶貧工作驗收材料。材料的主要內容就是44戶貧困戶的脫貧情況。經過初步統計，南莊村44戶貧困戶的年人均收入超過7000元，已經實現了脫貧目標。

康文軍說，這個數字讓他感到了欣慰，但是否實現了脫貧，還將接受縣、市、省和國家的四級驗收。

下午5點30分，即將天黑後，康文軍結束一天的工作，返回南莊村。他當晚要找一些貧困戶核實脫貧數據。

去年12月9日，定邊縣政府在官網發布消息，已基本實現預定的脫貧目標。87個貧困村經過縣工作組全面核查，貧困村推出的各項指標均已達標。如果再通過了市、省和國家三級驗收，這個陜北經濟強縣將率先摘去貧困帽子。

從“兩會委員”到“全年委員” ：一位政協委員的履職路

去年正月初七剛一上班，全國政協委員吳明就接到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的電話，請她參加全國政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專題協商會的調研工作。

吳明是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系主任、教授，九三學社中央醫藥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在擔任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這十年間，吳明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央反映醫改中出現的問題並提出建議。

2016 年5 月10 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專題協商會在全國政協召開。吳明作為8名特邀發言代表之一，向在座的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和相關部委的負責人做了“規範社會資本與公立醫院合作辦醫”的發言。

專題協商會開過半年之後的11 月8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意見”，這被認為是我國醫改進入新階段的標誌性事件。

沈到基層“解剖麻雀”

在2016 年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俞正聲表示，“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是當年全國政協的3 個專題協商會之一。

為了準備這場專題協商會，全國政協三位副主席韓啟德、陳曉光和劉曉峰分別主持了6場座談會、3 場研討會，並分別帶隊到8 個省、市、自治區深入基層調研。吳明隨同調研組去了安徽、福建調研。吳明在3 月1 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全國政協要求調研要落在實處，要求參與調研的委員實實在在地去了解實情，深入研究，提出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建議。

在今年3月4日的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俞正聲說，全國政協堅持把改進調查研究作為提升整體履職水平的切入點，註重沈到基層，“解剖麻雀”，用事實和數據說話，對具體問題一地一策、一事一策，對共性問題從制度機制上找辦法，把脈、診斷、開方環環相扣，調研、協商、監督相互貫通，努力增強建言深度和實效。

吳明表示：“政協對於委員的要求越來越高了，不是到基層轉一圈就完事了，常常是白天去調研，回到駐地大家要在一起開會商討建議，還要求每位參加調研的委員都要提交建議文字稿”。

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調研中，參與座談、調研的委員和專家近百人次。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社部、衛計委、食藥監總局等也都參與了調研。

調研成果以“全國政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調研組”的名義形成了《關於進一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調研報告》報送國務院領導和相關部委，還形成6份《座談會綜合情況》和5份分省調研報告送委員們參考。

吳明認為，通過這次大調研，地方醫改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經驗再一次進入了決策層的視線並得到了認同，提出的多措並舉推進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發揮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杠桿作用、強化基層醫療服務推動建立分級診療和家庭醫生簽約制度、加強醫改領導形成改革合力等建議被不同程度地采納。

沈到基層“解剖麻雀”的做法已經成為政協調研工作的常態。俞正聲在常委會報告中還舉了“東北三省工業轉型升級問題”調研的例子。這次調研采取有分有合的模式，3位副主席帶隊，分16個子課題深入22 個市地、87家企業，召開57場座談會，形成總報告和22個分報告，提出重要意見建議。

“雙周協商會”挑旺委員積極性

經過近68 年發展，人民政協在實踐協商民主制度方面，逐漸形成了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為主的政治協商方式。其中，在專題協商方面的主要形式是專題議政性常委會議、專題協商會和雙周協商座談會。

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王國慶3 月2日表示，雙周協商座談會是十二屆政協工作的一個大亮點。雙周協商座談會一次大約3 個小時，要“ 小切口”，“ 大視野”，從關系全局的小問題入手，以點帶面，通過深入的調研協商，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對策。

從2013 年10 月22 日召開的圍繞宏觀經濟形勢第一次，到2017 年2 月16 日召開圍繞“辦好學前教育”的最新一次——在不到3 年半的時間內，全國政協一共召開了62 次雙周協商座談會。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

吳明參加過三次雙周座談會，分別圍繞“重視特殊教育”“建築工人工傷維權”和“推進安寧療護工作”建言獻策。

吳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雙周協商座談會極大地調動了政協委員們的積極性，改變了過去相當比例的政協委員只是“兩會委員”、兩會過去了就不怎麽履職了的情況。“這一屆很多政協委員覺得當政協委員確實挺忙的。”吳明說。

由於雙周協商座談會召開的頻率快，涉及面比較寬，覆蓋委員的範圍也很大，每次會議都是俞正聲主持，參加座談會的委員就更需要在認真調研的基礎上準備發言材料。

王國慶說，每次會前，委員們帶著問題進行大量的調研，會上委員們和有關專家學者、相關部門的負責人發表各自的觀點意見。會後，把協商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書面形式報送黨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門。

為了準備“重視特殊教育”座談會上的建言獻策內容，吳明參加了全國政協組織的調研活動，專程去天津的特殊教育學校了解情況，並在雙周協商會上做了“早發現、早幹預，推進自閉癥兒童社會融合教育”的發言。

關於雙周協商座談會怎麽影響國家政策、政府部門決策，王國慶正好談到了吳明曾參加過的“建築工人工傷維權”這場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效果。這是涉及很多部門、十多年都沒解決的問題，結果在雙周協商會上得以推動解決。座談後開過不久，人社部和住建部聯合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

多渠道參政議政上傳民聲

吳明表示，目前有三種參政議政的渠道，一是作為九三學社中央醫衛委主任，每年組織醫衛委開展調研、撰寫提案，11月上報社中央，若被選中在兩會中可以作為九三學社中央提案提交全國政協，這種提案雖然不署個人名字，但影響力比較大。

第二種渠道是受政府委托，黨派中央對某些問題進行調研。比如九三學社和農工民主黨醫藥衛生領域的委員比較多，在醫改方面的調研比較多。調研報告可以直接上報中央。

第三種渠道是通過政協、統戰部。除了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每年提交數份提案外，吳明同時還是中央統戰部信息員，如果有特別緊急或是重要的事情，還可以通過統戰部的途徑上報。

由於平時參政議政的通道非常暢通，作為老本行的醫改，反而並不是吳明兩會期間提交提案的重點。

“醫改方面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平時的這些渠道，直接向衛計委或更高層的政府領導反映，或者上報給九三學社中央，有些建議已經得到了中央領導和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視，因此沒有必要再作為委員個人提案在兩會期間提交了。”吳明說。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吳明今年的提案還是要重點關註公益領域，如自閉癥兒童的社會融合教育和加強塵肺病源頭治理等。最近這兩年吳明一直關註這些問題，了解他們的困難和訴求。

3月1日中午，第一財經記者采訪吳明時，她手里正拿著一大摞自閉癥兒童家長聯盟發過來的材料，為參加3 月2 日這些家長在北京舉行的研討會做準備。

“作為民主黨派成員，作為政協委員，我們有責任為這些人去呼籲，讓政府和社會給他們更多的關愛，推動相關問題的解決。”吳明說。

【房地產】一線城市無地可供？一位資深研究員關於土地供給的思考

“金掃帚”第一位領獎人自述：電影行業現在騙子太多

海苔娛樂 2017-03-27 09:58

編劇宋方金揭露影視行業亂象的文章余波未散。這也讓我們想起海苔娛樂二月份和制片人李明陽的一次聊天。他也是第一位現身領取青年電影手冊“金掃帚獎”的獲獎者。目前，已從商業片轉做藝術片的他，深感行業亂象太多，泡沫未散，發出很多感慨。以下便是這次談話的部分摘錄。經得他同意，發布如下。 

口述/李明陽《瘋狂的蠢賊》、《照見》、《在碼頭》等片制片人

整理/海苔娛樂（ID：haitaiyule）    

中國現在為什麽沒有好電影？我個人認為，大家沒有在拍電影。大家在幹嘛呢？拿它賺錢、洗錢、黑錢，滿足自己的各種欲望。

2013年，我做制片人的《瘋狂的蠢賊》獲得了金掃帚獎。我去現場領獎，當時頒獎人是喬任梁。這次“領獎”也改變了我做電影的一些態度。

有人問我，去年市場那麽差，錢是不是沒有那麽好騙了？其實不然，上面差是不會影響到底下人的，投資方賠了，底下人還是賺到投資方的錢。也有一些投資方懂電影，但他一年投的項目太多，不可能每個都去看，只要1000萬把這個事搞定，他能賣到3000萬，就沒關系。底下的人也不會在乎票房，拍完走人，下部戲合不合作也無所謂，包括演員，片酬也拿到了。只有導演會註重片子的口碑。做商業片就無所謂了，都推卸責任嘛，沒有賣好，就說發行不行，宣傳不行。宣傳就會說，這拍的什麽玩意兒。各執一詞。

很多時候我想跟業內人討論目前的電影環境，但討論不起來。大家不是這個狀態。混到今天，我們個人所謂的層次，可能比入行時高很多了，但我們還真心愛電影嗎？沒有了。你也把它做成了一個賺錢糊口的工具。這個本質不同之後，行為就不同了。

不做商業片的原因之一也是“黑錢”太厲害。一個投資1000萬的商業片，制片人想拿200萬，太簡單了。我某個制片人朋友，做了兩個網大，一個小電影，都在北京買了一套房。他們談大演員，片酬可能是1000萬，說我幫你談到1500萬，你給我200萬，可不可以？然後去後期公司吃回扣，租設備的也吃回扣，幹什麽事都可以吃回扣。拍攝的過程中，也可以說是有各種突發。比如導演突然說我要加些特效，投資人陷在泥潭里沒法退出。你退出，我就找別人接盤。所以可能再花100萬，這個事就過去了。拍戲如果抓“反腐”，抓10個人9.9個人不會被冤枉。有一部我做制片人的電影，制片主任也騙我，但我還得配合他，為什麽？他會想辦法讓你的戲黃掉，讓你一無所有。你讓他騙一點，還有戲。

制片人騙子也很多。我有很多做制片人的朋友，做5、6年了一部戲也沒有，但天天頂著制片人的名頭出去騙，去廣電拿到批文就開始四處找錢。還有朋友在做制片統籌，大家就很赤裸裸地在談，我給你做個後期統籌，片酬是80萬。我感覺他這個事就值10萬塊吧，工作量也沒有這麽大，但他就要80萬，你說這是不是騙呢？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價格和價值不對等，就是一種泡沫。

我跟一位攝影師一起喝茶聊天，他也很痛苦，當年我那麽愛電影，去法國留學，回來之後不是在拍電影，而是在幫別人黑錢。去別的戲，片酬本來是30萬，跟制片人簽合同要簽50萬，甚至80萬，那我簽還是不簽？簽了，中間的錢就是他的了，不簽，連工作都沒有。幾乎每個組的情況都差不多，不能說100%，可能95%都是這樣的。所以有時候我跟我愛人開玩笑，自己混得最慘，做這麽多年電影了，居然都沒房沒車。

大家都是把賺錢這個事放在第一位，第二位可能是宣傳，怎麽炒作，怎麽賣錢。第三才可能考慮觀眾喜不喜歡這個電影。

大家都在騙，誰來買這個單呢？可能是我們自己。觀眾買了票但看完之後覺得被騙了，罵罵就算了。又會有新片子出來，再接著罵。現在的票房占比，都是二三線，甚至四五線觀眾居多，一線觀眾已經很乏味了。我個人認為可能還需要有個3、5年，大家會逐漸往內容方向走。人肯定有美好追求的，不可能永遠那麽傻。

拍完《瘋狂的蠢賊》後我就去做藝術片了。藝術片黑錢的情況少點。拍藝術片的都是窮人，見過的錢少，黑錢的心小。包括我跟《路邊野餐》他們聊，最慘的時候就剩下畢贛、陳驥和楊瀟，兩個副導演，再加上錄音師。但大家在那個時候，還只想著拍電影。最近跟賈樟柯導演接觸比較多，我覺得賈導非常有智慧，電影對他既是藝術，又是謀生的手段，平衡得非常好。很多做文藝片的人老哭窮，不賺錢，其實也不是。文藝片在海外還是有比較成熟的商業路徑，國外對版權很尊重的。

另外，對於IP熱這件事，我個人覺得挺扯的。我一個朋友的公司花了不少錢，買了十幾個科幻小說的IP，可有什麽意義呢。放在那兒，幾年不拍，版權又回去了。如果是一個真心想做電影的公司，怎麽會無緣無故一次買十幾個科幻小說的IP？

我的一位法國朋友，也是國際很著名的發行人，在中國做電影小20年了，她說中國的霧霾沒有讓我想離開，還想在這兒做電影，但看完《惡棍天使》後，我對中國失去了信心。她說這樣的電影能賣7個億，我無比之痛心。一個法國人，為中國的電影而焦慮，我都感覺好丟臉。

老說內容為王，大數據、IP，這些其實都沒用。你聊多少東西，都只是起到一個輔助作用，不是決定性作用。底下的人不好好做電影，上流社會的人再聊電影市場，都沒有用。如果大家把黑錢的小心思用在拍電影上，那絕對會拍出很棒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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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當我們談遊戲產業時在談什麽？一位資深研究員關於遊戲產業的七大猜想

周航的失去：一位理想主義企業家的最後一搏

財經雜誌 2017-05-03 11:41

*本文系《財經》雜誌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張珺。

正在逐步退隱江湖的周航，在2017年4月17日突然殺了一個回馬槍。他積攢的情緒在當晚爆發，這也打破了他自2016年下半年以來，精心為自己塑造的平靜。

這一晚，在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周航發布聲明，矛頭直指樂視。聲明表示，易到確實存在資金問題，直接原因是樂視對易到的資金挪用13億元。

當日，樂視發布了一封措辭強硬的回應，稱周航此舉堪稱“農夫與蛇的現代版，令人憤慨”。之後雙方各執一詞，關系破裂。最終，周航帶領創始團隊集體離職。

周航想要最後一搏，以挽回他一手創立的公司。周航於2010年5月創立易到，這是國內最早的共享出行平臺。公司在2015年運營狀況出現危機時，周航接受樂視7億美元入股。後者占易到股份70％，是易到的控股股東。2016年初，樂視派新的管理團隊進駐易到，何毅任董事長、彭鋼任總裁，並於同年易到法定代表人由周航變更為彭鋼。

在這一年，外界一度傳出周航已經出走易到的消息，周航雖然任職CEO，但是已經越來越少在易到的公開活動上露面。2017年4月9日，媒體報道周航以合夥人身份加盟順為資本，但並未從易到離職，依然是易到CEO，同時仍對易到持有股份。

《財經》記者了解到，13億之爭只是雙方交鋒的表面說辭，而實質引爆戰爭的是，雙方就誰來接盤易到產生分歧。一位接近樂視的知情人士告訴《財經》記者，樂視正在賣一部分老股引進二股東。就在周航公然叫板樂視的前一天，4月16日周航和樂視已經在內部經歷一輪交鋒——周航力主引進的投資者，遭到樂視拒絕。

2016年最後一天，他發表的文章《一場關於120歲的湖畔夜話》中，流露出對人生放松、從容狀態的向往。周航寫道：在一系列旋轉、上升與更叠之後，現在的我，想獲得有舒適度的空間去自由調整一段時間。“這個想法，是我當下發自內心，最想做的事。”

而在他最近一次發表的演說中，站在湖畔大學演講臺上、面對比自己小兩屆的學弟學妹，周航又說：“失敗就是創業的一種宿命，是不可避免的東西。”

一直以來，周航給外界傳遞的信息是，他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一位尊重商業規律勝過想打贏戰役的創業者；一位已經正確認識了成功與失敗，並且找到了一種平和的方式和自己相處的中年男人。但多數人都沒有料到，僅僅距離他發表“人生感悟”演講過去了20天，周航便以一種如此激烈的方式殺了回來。

“外面人看起來是財富，當事人行動的時候是為了利益，內心卻都是感情。”網約車品牌快的創始人，陳偉星頗為動情地對《財經》記者感嘆。“沒有創始人甘願被邊緣化。”一位接近易到FA(財務咨詢)的人士對《財經》記者說。

在某種意義上，從2015年接受樂視的控制開始，周航就“失去”了自己曾經一手創立的公司。過去兩年多時間里，他始終在走與不走中糾結，在與自己、與樂視做鬥爭，他曾表示厭倦殘酷戰爭，也曾表示希望可以“輕松和自己相處”，卻最終以一種曾經自己都厭惡的方式再次跳進了漩渦中央。

周航的潔癖

周航的人和不喜歡周航的人各有各的理由。喜歡他的人認為他簡單直白，有理想、有遠見、有情懷，是一個難得的有真性情的人。一位易到離職高層將他形容為“一個導師”、“一名紳士”。資深媒體人駱軼航則說他有“少年氣”。

不喜歡他的人認為他做作、愛顯擺。一位行業競爭企業的高層人士將他評價為“書生”。而一位早年接觸過但最終沒有投錢給易到的投資人說：“周航是一個‘夢想家’，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他話峰一轉又說：“實施的時候太理想化，容易瞻前顧後。”

周航的老朋友谷懿對上述說法表示憤慨，在她看來，周航是一個“有理想的企業家”，兼具人文關懷、社會責任和商業底線。“但是商業理想和商業底線不一定能在中國成為最後的商業贏家。”谷懿認為這受制於中國不理想的創業環境。谷懿曾擔任過四年印象筆記中國區CEO，現在是矽谷知名風險投資基金和米資本的創始人，她和周航相識已經有六七年時間。

周航19歲就開始創業，為此他還在大學輟學一年。大學畢業後，由家人提供啟動資金，周航開始了賣音響的生意。早在2003年周航就實現了財務自由，一家人定居加拿大，生活富足、幸福。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樣的生活已經完美，但是對於周航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人來說，財務自由之後的無所事事讓他感到痛苦。2003年到2010年，這七年糟糕到了極點。

他曾對媒體回憶，自己坐在自家院子里，盯著一片樹葉，從脫落到飄下來好幾十秒，他就一直盯著它，直到樹葉落在地上。最難受的時候，他還在母親的陪同下去看了心理醫生。2010年周航從加拿大回國創立易到，為的是“要過一種富有創造力的生活”。

周航對價值感的追求高於對資本的向往。創辦易到之初，他的目標是做一個價格和服務均高於出租車的高端出行品牌，“讓所有的司機能夠體面生活，讓所有用戶能夠美好出行。”

周航對於用戶體驗的追求極其苛刻，甚至可以說是“潔癖”。他最早用的就是“選車邏輯”，用戶可以自由選擇車型。此外，他要求易到的司機戴白手套接送乘客——這種體驗在行業逐漸規範的當下，都還不能被滿足，更不要說在行業處在野蠻生長的初級階段。

重來一次，我們依然堅持雙向選擇、高品質服務。”2016年8月在經歷滴滴、Uber中國合並後，周航對《財經》記者進行書面回複時說。

谷懿用“仗義”來形容周航，而這種仗義不光是對朋友、用戶，還包括對平臺上的司機。谷懿對《財經》記者回憶，一次她坐易到的車，中途司機被抓了，她隨手發消息告訴了周航，周航說：“把司機電話給我，我來處理。”之後他親自安排去“撈人”。

“周航想做的是創造價值，而不是貶低對手。”谷懿說，這種價值不僅是商業價值，更是對於每一個個體的價值，這也是為什麽他會在乎平臺上作為個體的司機的感受。

從公司創立的第一天起，周航就一直希望可以“在正確的商業規則之下贏”。他非常看重合理的商業模式和盈利空間——這也確實是大多數生意的必備要素，只是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卻不這樣想。“從第一天開始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個補貼的生意，不是短期能賺錢的模式。”快的天使投資人、阿米巴資本創始管理合夥人王東暉告訴《財經》記者。

在此思路之下，滴滴、快的開始依靠資本彈藥迅速擴張。在2012年先後成立的滴滴和快的，起初兩年資本尚未大規模進入，轉折點發生在2014年1月1日，騰訊等公司以1億美元入股滴滴，這是資本首次以億美元為規模進入網約車行業，徹底打破了雙方的融資節奏。

2014年滴滴拿到共計8億美元的融資，截至2015年1月快的在該年度拿到7億多美元。與此相對的是，2014年易到僅接受了由GIC（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領投的一輪投資，規模在億美元及以上美元。

“滴滴、快的拿的錢里面，至少有3億美元應該是易到該拿的錢，但我們並沒有要，當時收支比較平均。”上述易到的離職高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說，“他們拿了錢，補貼，完全就像不要錢一樣，坐專車比坐蹦子還便宜，這個市場就完全混亂掉了。”

易到聯合創始人、高級副總裁楊蕓近期接受《第一財經周刊》采訪時說，易到在C輪融資的時候是可以一次拿到7億美元的，但周航沒要。“他覺得，只要把產品做得足夠好就行，靠撒錢去獲取用戶，留存率是不高的。”

周航也曾對媒體回憶，大家都打價格戰的時候，易到的做法是絕不參戰，結果很慘。2014年紅杉資本的周逵找到周航，和周航談了三個小時，但還是被周航拒絕了。“後來這個行業融的錢越來越多，不斷加碼，我們沒跟上，也就錯失了機會。”

支撐滴滴、快的融資速度的，是騰訊和阿里支付戰爭的野心。而易到唯一的戰略投資人是攜程，其在2013年12月和2014年8月兩次入股易到共計5300萬美元。

Uber中國創始團隊成員談婧撰文說，當年網約車戰爭中，易到相當保守，原因之一是其獲得了獨家的優質流量導入——攜程的機場單子，這讓易到活得非常舒服。

市場上甚至一度傳出攜程要收購易到的消息。前述接近樂視的知情人士表示，攜程也曾出現在易到的接盤者備選名單中，但出價實在太低。不過一位接近攜程投融資部的投資人告訴《財經》記者，攜程目前對易到已經沒有興趣。

王東暉認為易到的“金主”不如滴滴和快的，是導致其落敗的核心原因之一。事實上，易到差點獲得了百度的投資，但因政策突然搖擺使融資告吹。百度轉頭投資了Uber中國。

周航的“潔癖”還體現在對公司的控制權上——這也直接導致了易到一而再再而三與資本擦肩而過。“周航不喜歡把公司的主宰權交給投資人，所以他沒有拿太多的錢。”一位易到離職員工對《財經》記者說。周航也曾反思：“我融錢其實一直都不困難，在C輪的時候有機會拿很多錢，但是我們沒要。一方面考慮股權會稀釋，另一方面我是奔著盈利去做的，目光全在客戶身上。”

面對政策，易到表現出了比競爭對手更多的合規，這背後是更多的畏懼和妥協。2014年8月，北京市交通委運管局下發《關於嚴禁汽車租賃企業為非法營運提供便利的通知》，叫停私家車租賃，易到依據規則進行整改，這事後成為周航最懊悔的事件之一。

“2014年是我們最順利的一年，當時我們是80％的市場份額，面對政府壓力的時候，我真的就把所有的私家車停了，現在看起來是犯了巨大錯誤的。”周航對《財經》記者說。

一個致命的打擊是，在瘋狂補貼一年後，2015年2月14日滴滴、快的宣布合並，這意味著合並後的滴滴快的以超過80％的市場份額形成行業壟斷。

當周航清醒認識到形勢的時候，易到已經很難找到錢了。

無奈之下，易到於2015年10月接受樂視7億美元投資，樂視以此獲得了易到70％股權，成為易到的控股股東。樂視入股之後，樂視網監事吳孟為易到第一大股東，占股66.67％；周航為第二大股東，占股25.33％；此後依次是易到聯合創始人、高級副總裁楊蕓的2.29％，以及聯合創始人、CTO湯鵬的1.91％。

上述易到離職高層人士告訴《財經》記者，當時除了樂視之外，還有一些投行想進軍出行行業，投滴滴投不起，就想投易到。

易到最終選擇樂視是看中後者的生態布局——不僅為易到帶來資金，還能帶來生態資源，比如樂視手機就能幫易到觸達用戶。

“周航是那種寧願優雅地輸，也不想狼狽地贏的人。”一位易到離職高管說，“打流氓不用打流氓的方法，用打紳士的方法，這個事情會吃虧。”

2016年底樂視資金鏈斷裂，危及易到，剛剛起死回生的易到再一次被推倒了懸崖邊上。圖/CFP2016年底樂視資金鏈斷裂，危及易到，剛剛起死回生的易到再一次被推倒了懸崖邊上。圖/CFP

公司失控

周航沒有想到，在他接受樂視入股的一刻，這家公司就已經失控了。

樂視接盤易到之初，周航和樂視度過了一段相對和平的時期，持續時間大概在半年左右。上述離職高層人士回憶，在2016年一季度、二季度易到的發聲比較頻繁，單量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增長。

在這段時間里，樂視相繼派出何毅出任董事長、彭鋼出任易到總裁，並在2016年6月27日完成工商註冊信息變更，易到法定代表人由周航變更為彭鋼。彭鋼此前在樂視控股任CMO一職，深受賈躍亭器重，被認為是在樂視體系下培養的典型的生態型人才。他加入易到的任務是——一年內日單超過100萬，趕超Uber。

周航認為彭鋼是一個可以彌補自己短板的人。他告訴《財經》記者，創業像一面鏡子，更多的是認識自我，認識自我並不是說要改變自己，而是要通過團隊的協作。“我知道自己有缺陷，就要有意識地找到這方面特別強的一個人來做搭檔，比如彭鋼。我們應該是互相要靠在一起的，過去我們沒有靠在一起的感覺，現在開始有了。”

微妙的轉折點就是發生在易到數據增長還不錯的時候，2016年4月周航發布內部信，宣布要在二季度正式推出“生態專車”。官方對“生態專車”這個帶有樂視色彩概念的解釋是，在滿足用戶高品質專車出行的需求之外，還可以給用戶提供影視劇、體育賽事、電商、遊戲、音視頻通話等樂視生態服務。

周航在2016年易到年會上說，要忘記潔癖式的創新，心態歸零，重新出發，像一個全新的創業公司。“我們需要一場戰鬥證明自己，我們不僅可以做一個創新者，更要做一個勝利者。”

上述離職高層人士表示，樂視投易到是希望易到作為樂視生態的一個出行火箭，易到的數據那時候很漂亮，顧及到整個大生態的戰略，易到的角色需要發生改變。但是對於這種角色的改變，“老易到人”有一些不能接受，同事們開始陸續離職。

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易到離職員工說，在樂視團隊進駐之後，易到經歷了一場“大換血”。受災最嚴重的區域之一是市場部門，因為市場部門對於品牌形象、宣傳策略最為敏感，而營銷正是這位新任總裁的老本行。“你可以看，樂視進入之前和樂視進入之後，他們公眾號的畫風完全不一樣。”一位行業競爭者的總監級別人士對《財經》說。

上述離職高層人士則說，樂視的文化是雞血、激進，這本身不是壞事，但是想要融入原有企業的基因，單靠一味地要求、脅迫文化融入，會比較難。不過這名高層人士也承認樂視的到來實際上延長了易到的戰鬥力，即使從現在來看，樂視對於當時的易到來說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2016年8月1日，滴滴收購Uber中國區業務，滴滴進一步壟斷中國網約車市場。根據艾瑞數據，2016年一季度，在互聯網專車市場滴滴以85.3％的訂單居行業之首，Uber、易到用車和神州專車的市場份額分別是7.8％、3.3％和2.9％。這意味著滴滴和Uber中國合並後，市場份額超過九成。

9月，周航和一行人去了美國矽谷，一位和他同行去考察的人士告訴《財經》記者，那時周航就已經在四處尋找新的項目和機會。

事實上，自2016年6月周航就開始逐步隱退。周航在此次聲明中表示，2016年6月之後，樂視強勢派駐了以彭鋼為首的管理團隊，包括自己在內的三位聯合創始人，均陸續淡出管理層，但是應樂視要求，避免引發外界過度猜測，影響融資，他們就以名留實走的方式（對外保留職務，保留人事關系並領取象征性薪酬），並未高調對外公布。

2016年底樂視資金鏈危機爆發，危及易到，剛剛起死回生的易到再一次被推到了懸崖邊上。“易到有今天的局面，歸功於他們（樂視）吧。”一位易到員工憤憤地說。

最後一搏

周航沒有放棄，他試圖通過最後一搏，挽回自己已經失去的公司。只是這一次，一個理想主義者選擇了一個曾經自己都厭惡的方式。

2017年4月17日周航突然發布聲明，矛頭直指樂視。聲明表示，由於樂視眾所周知的原因，不可避免殃及易到，易到確實存在資金問題，直接原因是樂視對易到的資金挪用13億元。

在周航發布聲明後，樂視也發布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回應。這封回應揭露了另一個事實——2016年11月樂視控股以樂視大廈作為抵押物，以易到為主體獲得14億元聯合貸款，雙方約定1億元用於易到，13億元用於樂視汽車生態。

據接近樂視的投資人向《財經》記者透露，樂視從去年樂視危機爆發以來，一直在通過各個渠道“找錢”，但是進展非常不順，這14億元是樂視找到最多的一筆。最終樂視是以易到的名義向中植系借高利貸，說明通過其他業務板塊在其他地方已經借不到錢，相比之下易到還有現金流。位於北京的樂視總部大廈是樂視最好的樓宇，也是唯一沒有二次抵押的大樓。樂視除了房產抵押外，利率也很高，在15％上下，並協議抵押了一部分樂視旗下業務的股權。

不過，13億之爭只是雙方交鋒的利器，而實質上引爆戰爭的是，雙方就誰來接盤易到產生分歧。上述知情人士稱，樂視要在不放棄控股權的情況下出售一部分老股，引進二股東。就在周航公然叫板樂視的前一天，4月16日周航和樂視已經在內部經歷一輪交鋒——周航力主引進的投資者，遭到樂視拒絕。

周航力圖引入的是“某想進入互聯網的大型投資控股型企業”，有業內人士猜測是複星集團，但是樂視以出價太低、生態協同性弱予以拒絕。上述接近樂視的投資人說，樂視的開價很高，他們想以樂視2015年10月入股易到的價格賣出——7億美元獲得易到70％的股份。“據我了解複星是不會投的，易到還有一大堆窟窿，這麽多的應付款，可能就是一個無底洞。”該人士說。

《財經》此前報道，易到每個月需要燒1億－2億元人民幣以和滴滴競爭，並且看不到燒錢結束的那天。

樂視有自己的備選方案，其中意的接盤者就是在樂視公告中所提及的“戰略合作夥伴”。據《財經》記者統計，樂視汽車在中國的戰略合作夥伴有博世集團、北汽、比亞迪和東風。“夥伴不僅能提供資金，還能有協同效應。老賈還是因為有選擇的籌碼，所以才拒絕了。”上述知情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

這位知情者認為，周航的激烈舉動是為了給樂視方面施壓，同意他的方案。

一位接近易到FA（財務顧問）的人士說，周航希望攜投資人回歸易到——特別是在網約車新政過渡期屆滿之後，政策層讓易到與滴滴回歸一個起跑線，甚至易到在高端出行市場更有積累，這讓周航看到了機會。

新的投資者、網約車新政，這些關鍵字眼在周航的聲明中都不動聲色地出現。他在聲明中說，基於對出行行業前景的判斷，以及易到在市場多年的積累和良好的用戶口碑，“一直有機構有信心、有意願、有誠意投資易到”，另外他還說，網約車新政之後，市場經歷過瘋狂補貼大戰，又重新回歸到理性和以服務為核心的新階段。

“外面人看起來是財富，當事人行動的時候是為了利益，內心卻都是感情。”陳偉星對《財經》記者感嘆，“我和身邊很多人都不希望看到這樣，創業不容易，有的時候老大是弱者。”陳偉星的另一個身份是周航在湖畔大學的同班同學。

周航既沒有選擇像當年大眾點評的創始人張濤、快的打車的CEO呂傳偉一樣輕松地全身而退，也沒有甘於在公司成為一位稱職的職業經理人。他和去哪兒的創始人莊辰超選擇了同一條道路——在其自我意誌和戰略資本的沖突達到頂峰後，選擇離開。

在莊辰超不知情的情況下，去哪兒的控股股東百度和攜程簽訂合並協議。三個月後，他用一句“去哪兒的故事結束了，托付與我的信任悉數交付了”，結束了他與去哪兒11年的創業征途。

同樣的，在和樂視大戰了幾個回合後，2017年4月20日周航帶領兩名聯合創始人集體辭職。一天後，易到官方任命新的管理團隊。就這樣，周航離開了他“相生相依余6年”的創始公司。據《財經》了解，易到已啟動香港上市計劃。一位知情人士稱，周航幾無可能再回易到。

“這真是一個鬧劇”一名業內人士如此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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