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節(每年11月第四個周四)前一個陽光明媚的周六,40名服裝工人在一家洛杉磯羅斯服飾廠直銷店前遊行示威。
46歲的基洛斯(Maribelia Quiroz)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在市中心為羅斯服飾廠的一個承包商制作女士襯衫,每周工作長達60小時,收入僅為300美元,沒有加班費,遠不及加利福尼亞州法定最低工資的一半。“老板可以隨時解雇任何要求加薪的人。”基洛斯說。
盡管羅斯服飾廠的發言人表示,該公司的零售商遵守勞動法,但聯邦官員認為,基洛斯的工資反映了南加州地下服裝行業的典型現狀。廠商往往大量雇用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非法移民;采取計件工資制,比如,裝個袖子8美分,貼個標簽14美分;工人的工作車間往往充滿灰塵並且不通風。
如果說南加州服裝業是美國服裝制造業的一個縮影,那麽,背後則是美國服裝制造業崗位流失的現實。即便如此低廉的工資仍舊不能讓廠商滿意,所以,近年來,美國服裝制造商將大部分崗位轉移到勞動成本更低的國家,比如墨西哥、越南、孟加拉國。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在美國最大的服裝制造中心南加州,工作崗位已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0萬多人下降到去年的4.6萬人。即使留在美國本土的服裝廠商,成本也必須向海外制作商靠攏,以獲得在美國市場上更大的競爭力。這也是基洛斯們收入如此之低的原因。
當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以“讓美國再次強大”的口號成功地在多個民主黨票倉州險勝之時,“鐵銹地帶”(Rust Belt)又重新回到了公眾視線。“鐵銹地帶”喻指美國東北、中西和五大湖地區的傳統工業州,包括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伊利諾伊州、威斯康星州等。這些地區代表美國制造業的心臟地帶,比如,俄亥俄州的鋼鐵煉油業、密歇根州的汽車工業、賓夕法尼亞州的冶金焦炭業都是美國20世紀80年代的驕傲。
但是隨著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制造業的全球競爭興起,尤其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這些傳統工業和制造業州不僅在產業上急劇下行“生出鐵銹”,還在人口上迅速萎縮。工作崗位的丟失和10年不漲的工資給人們帶來極大的焦慮感。
那麽,特朗普的勝選在多大程度上能兌現“讓制造業回歸”、“讓美國再次強大”的承諾?
約1/3制造業工人失業
今年70多歲的哈里·摩賽(Harry Moser)見證了美國制造業的變遷。他的祖父曾在勝家(Singer)縫紉廠設在新澤西州的港口城市伊麗莎白的工廠里當工人。這家工廠從1863年就在該市運營。作為勝家縫紉機公司的第一家量產工廠,其生產的勝家縫紉機曾經利用伊麗莎白市的地理優勢行銷全世界。
摩賽的父親在同一家勝家縫紉機工廠里當經理。摩賽曾經以為自己也會像祖父和父親那樣在這家工廠里工作一生,但是1982年2月,勝家縫紉機決定關閉這家曾擁有無數第一的工廠,把縫紉機生產線轉往成本更低的海外。而且公司總部也從紐約搬到了生活成本更低的田納西州。
雖然沒有如願進入勝家,但並不妨礙摩賽進入制造業工作。與許多老一代制造業工作者往往在一家公司工作一輩子一樣,摩賽2010年退休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名為GF機械方案的公司。他在那里工作了25年,最後以公司主席身份退休。
親歷了美國制造業由繁榮走向蕭條的過程,現在,摩賽成了主張美國制造業回流的非營利組織Reshoring Initiative的創始人兼主席。
“到今年10月31日,美國制造業從業人口僅剩1225.8萬人。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數字稍好點,因為有些制造業公司把自己的信息技術部門、運輸部門以及財務部門算作其他產業。”摩賽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美國制造業在1979年達到頂峰,當時有1900萬從業人口。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的從業人口從1979年後就逐步下降,在2000年之前,約為1700萬~1800萬。但在2000~2010年的10年間,美國制造業崗位數從1730萬急速下跌到1150萬。雖然隨後的經濟複蘇使得美國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出現恢複,增加了近80萬個崗位,但是自2000年至今的16年中,美國制造業還是損失了超過500萬個工作崗位。
與此同步的是制造業崗位數量占美國就業總數的比例也在逐步下降。在20世紀60年代,制造業創造了美國24%的就業崗位,隨著美國人口的上升,到了80年代這一比例下降到19%。到2000年,這一數字進一步下降至13%。今年全美只有8%的就業者還在從事制造業行業。
自由貿易的沖擊
美國制造業崗位之所以急劇流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摩賽認為,是國際貿易導致美國工人丟了飯碗,進口的制成品多了,對“美國制造”的需求也就少了。“美國進口貨物的貿易赤字居高不下,從2008年以來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赤字就幾乎沒有下降,而美國GDP從2008年以來已經增長不少了。”摩賽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的歷史數據,1990年以來,除了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美國進口減少,從而導致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赤字下降外,在其他年份,這一貿易赤字幾乎逐年上升,赤字占GDP比重也不斷上升。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赤字成為了美國整體貿易赤字上升的主要貢獻者。1990年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赤字為649億美元,占當年美國GDP的1.1%。到了2000年,該貿易赤字已經飆升到3172億美元,占當年GDP的比重也上升到3.1%。2006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這一數值達到頂峰,為5585億美元,占GDP的4%。
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會(EPI)的報告認為,美國工業制成品貿易赤字的擴大與制造業崗位的流失在時間上近乎同步,國際貿易應該是美國制造業崗位流失的主因。
更巧合的是,北美貿易自由協定(NAFTA)於1994年生效,與美國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赤字開始上升的時間極度吻合,也為國際自由貿易導致美國制造業工人失業的現狀增添了註腳。
科技提高勞動生產率
盡管國際自由貿易對美國制造業的沖擊顯而易見,美媒也曾大肆渲染美國工廠遷往海外,造成工人失業、當地服務業蕭條,使得整個小鎮陷入困頓的故事,但也有專家認為,即使工廠沒有遷往海外,制造業的產業工人也會失業。
“目前,阻礙制造業創造工作崗位的最大障礙不是外包,而是工業自動化。工業自動化不僅僅發生在美國,在德國和中國等工業化國家也正在進行中。我們僅僅處在機器人革命的早期,恐怕無論誰當總統都無法扭轉制造業崗位下降的歷史趨勢。”曼哈頓智庫經濟和政策分析師吉萊納斯(Nicole Gelinas)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對於摩賽而言,即便勝家不關閉位於伊麗莎白市的工廠,恐怕也不需要雇用那麽多像他爺爺那樣的工匠,通過手工加工縫紉機的零件。如今,自動機床可以高速制造零件,而且只需要很少像他那樣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對機器進行維護。
就制造業的生產效率而言,以使用自動機床為代表的自動化,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可以大幅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而且信息科技革命蔓延至制造業後,業務流程更加優化,庫存管理日趨合理,這些應用雖然沒有直接使機器代替工人的生產,但是也可以大幅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
但是,特朗普在競選時告訴選民:“整個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欣欣向榮的關鍵就是欣欣向榮的制造業。但是在數十年的錯誤領導下,美國從被人嫉妒的世界制造業火車頭變成了迅速去工業化的國家。”美國媒體也不時造勢渲染:美國的產業工人在16年中減少了超過1/3。
但實際上,美國制造業的產出並沒有下降。美國國會研究室(CRS)今年4月發布的《國際視角下的美國制造業》報告顯示,在2015年,美國制造業創造了6.2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36%,比起其他行業,比重大得多。自從1980年以來,盡管制造業就業工人數下降1/3,美國工業制成品貿易赤字不斷攀升,但除了那些經濟危機的年份,美國制造業的產出還是基本向上增長。減員增產的實現都是依賴科技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收入領先,但失落感依舊
無論是認為國際自由貿易,還是科技發展導致制造業崗位流失的專家都贊成,美國制造業工人的收入相當不錯。
“制造業工人的工資要比全美平均水平高15%~20%”,摩賽說,“制造業工人還是能得到比服務業更高的工資,但是這個差距在縮小。因為工會明白,如果工資和福利的開支不下來,這些工作崗位就會消失。”吉萊納斯說。
美國勞工部勞動統計局(BLS)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工人平均工資為20.5美元/時,與整體平均工資差不多,但是制造業工人的福利明顯好過其他行業。如果把福利也算上,制造業工人平均每小時的收入為35.1美元,而全美的平均水平是29.6美元。
事實上,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從20世紀60年代起就遠遠高於美國的最低工資水平。即使不納入福利考量,美國制造業工人目前平均20.5美元/時的工資水平,也是美國最低工資7.25美元/時的近3倍。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定義,在美國,家庭收入維持在收入中位數67%~200%間的就是中產階級。以美國2014年的收入為例,家庭年收入在4.2萬~12.5萬美元的為中產階級。美國經濟分析局和勞動部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年收入(包括工資和福利)為6.3萬美元,在美國中產階級中屬於一般水平。
“但是以前制造業工資領先的幅度更高,現在很多有工會保障的高收入制造業工作已經消失了。很多工作從高薪的北方州移到了南方州。”摩賽說。
《國際視角下的美國制造業》報告顯示,美國制造業產值目前依舊占全世界制造業的17.2%,遠遠超過日本、德國,只是同2002年相比,美國的相對主導地位迅速下滑。那時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比重28%。更重要的是在2010年,美國制造業的總產值被中國超過,結束了一個世紀的霸主地位。
這次在選舉中大爆冷門的“鐵銹地帶”也是因為相對重要性下降產生的失落感,撬動了政治版圖。其實,除去不能獨領風騷的失落,“鐵銹地帶”各州的經濟並不差。雖然底特律的人口出現斷崖式下降,但其所在整個密歇根州的人口不僅沒有下降,同比還略有上升,尤其是底特律郊外的縣人口更是大量增長。整個“鐵銹地帶”各州的人口也是不斷上升,只是增幅不如美國整體水平。
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這次特朗普意外險勝的賓夕法尼亞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就業率處於全美中上遊水平。只是當這些地區的選民回憶起祖輩曾經的輝煌,對比今天雖然不至於民不聊生但倍感碌碌無為的現狀,止不住的是深深的失落。他們寄希望於特朗普政府能采取措施,使昔日的榮耀重歸。
特朗普政府有何對策?
特朗普似乎已經在采取行動了。11月17日,特朗普與福特汽車公司CEO比爾·福特通話。福特表示,公司“已意識到稅務和監管政策在新政府接管後可能會改變”,決定取消原本將林肯MKC車輛生產線轉移到墨西哥的計劃。此前,特朗普與蘋果公司CEO庫克等人就生產線外遷一事進行溝通。
“特朗普曾說過要提高進口關稅,重新展開貿易談判。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加強高技術工人的培訓,通過美元貶值促進出口,開征增值稅等,增加高端制造業工人的供給,調整美國企業的成本結構。這樣最終能在未來數十年中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帶回400萬個工作崗位。”摩賽急著要為特朗普政府支招。
根據摩賽的調查,低端制造業很難再回流美國了。即便中國、越南等地工人的工資今後出現快速增長,但是將勞動密集型工業遷回美國依舊在成本上不可想象。而擁有高技術工人的高端制造業,中美兩國的工資差距並沒有那麽大。如果美國政府能對就業崗位回流的公司減稅,對工作崗位外包的公司通過征收增值稅等辦法加稅,再加上美國的土地、能源、電力價格相對低廉的優勢,還是有希望把一部分制造業拉回美國。
“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工人工資也不斷提高,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會逐步減少。但是需要擔心的是,往後美國可能會對印度及非洲等地出現新的貿易逆差,從而影響制造業崗位回歸美國。”摩賽說。
而吉萊納斯則對美國新政府可能出臺的刺激政策有所保留。“特朗普要擴大基礎建設的投資,這必然會增加建築相關的機械、材料等領域的工作機會,增加對技術工人的需求。美國目前有很多基建項目急需進行,這些項目將持續10年以上。但是鑒於工業自動化的大潮,尤其是有些州推動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最終很難斷言從長遠來看制造業崗位是否能增加。” 吉萊納斯說,“而且,政府大力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效果也不見得好。”
“世界工廠”東莞的轉型正在加快。目前東莞的先進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占規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48.9%和37.3%,呈現出新舊動能加快轉換的良好態勢。
12月9日,2016中國(東莞)國際科技合作周在東莞開幕,東莞市市長梁維東當天做了上述表示。
小美集科技有限公司作為橋頭鎮的代表企業前來參展。作為全國第一個“環保包裝名鎮”,東莞市橋頭鎮已成為包裝行業的重點聚集區,環保包裝產業也引領著橋頭鎮的轉型升級。
去年底,小美集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全球首創的一種接近零甲醛的新型環保材料——“零度板”和“1度板”,采用這種材料制作的家具可實現與傳統實木家具一樣的承重能力,且防火、防水、完全無油漆、100%回收,其甲醛含量遠遠低於國內的家具檢測標準。
“我們前後用了7年的時間研發,產品一推出市場就獲得好評,尤其是一些中高端民營或合資的幼兒園以及房地產行業。到現在不到一年,廣州、深圳已經有幾百家幼兒園在用我們的產品,上周每天都有經銷商加盟。”小美集公司副總經理朱仙蘇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除了小美集,還有匯林包裝有限公司、嘉頤實業有限公司、駿興機械科技有限公司、漢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聚集在橋頭鎮,橋頭鎮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和扶持措施,促進企業的發展。
從2013年開始,橋頭鎮計劃用5年的時間著力打造“環保包裝產業協同創新中心”,下設環保包裝材料應用研發、裝備制造創新、產品展示與交易中心等10個子中心,逐步建設覆蓋環保包裝全產業鏈的平臺體系,為企業創新提供多方面的服務和技術支撐,同時推動一批重大創新成果的規模示範和產業化基地。
同樣選擇以科技創新帶動產業升級的還有東莞市常平鎮。今年8月份才把公司從天津遷到常平的栗晉升是羅數基礎工業科技有限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CEO,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從遷到常平鎮,公司業績“令人驚喜”。
一直以來,常平鎮都以物流名鎮以及制造強鎮聞名,而在國家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時代背景下,常平於今年3月份啟動建設“互聯網+創新創業示範鎮”,力求打造成東莞東部創新中心,並為其加快產業轉型升級註入強大動力。
為此,常平鎮開始有意識的引入科創企業,並制定了一系列的獎勵、資助、補助政策。
為工業生產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的羅數基礎專註於生產進度管理,其開發的“千里目”生產管理系統通過運用智能數據采集設備、無線移動互聯網、大數據挖掘技術以及雲計算平臺等致力於提升工業企業在生產環境的數字化和信息化,以幫助企業減員增效。
“我們做的就是互聯網+傳統制造,既符合常平的產業升級需求,又讓我們獲得了更多的客戶,這是雙贏。”栗晉升說。
此外,常平鎮與民間資本合作設立產業投資引導基金,通過創投基金的運作更大範圍的引入科創企業落戶,逐步將常平鎮建設成為廣東省產業創新生態高地。
曾經的“世界工廠”東莞,以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為主,絕大多數缺乏研發能力,經濟增長粗放,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為此,東莞在“十二五”期間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堅持以科技力量引領產業轉型升級。
在此背景下,東莞各個鎮區把科技創新與原本的優勢傳統產業相結合,確定了新的發展路徑,再輔以政策扶持、科技招商、搭建園區載體等方式,促進東莞市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5年過去,如今的橋頭鎮和常平鎮就是東莞經濟轉型的縮影。
2015年,東莞的經濟總量突破千億美元,增速達到8%;先進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比達47%、36%,傳統制造業從2010年的22.9%下降到18.8%;高新技術企業數量位居廣東地級市第一。
13日上午,第一財經記者從國家發改委發布會上了解到,發改委推出的重大工程包由11個變為12個,新增的一個為制造業升級改造重大工程。
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表示,制造業升級改造工程由發改委和工信部組織實施,主要是為促進轉型升級,提質增效,加快制造強國建設。
趙辰昕介紹,制造業升級改造工程包的實施周期是從2016年到2018年三年時間。工程包將通過聚焦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組織實施十大重點工程,分別是智能化改造工程、基礎能力提升工程、綠色制造推廣工程、高端裝備發展工程、關鍵新材料發展工程、航天航空能力建設工程、電子信息升級工程、質量和品牌提升工程、服務型制造轉型工程、重大產業基地建設工程。
趙辰昕在回答一財記者提問時表示:“力爭通過3年努力,規模以上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7%以上,企業技術改造投資年均增長15%左右,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工業新產品產值率明顯提升,先進產能比重、資源能源利用效率、清潔生產和企業安全水平都有明顯提高。”
發改委提供的資料顯示,2014年9月至2016年10月底,發改委推出的12大重大工程包已累計完成投資7.4萬億元,已開工48個專項、476個項目。
除了新推出的制造業升級改造工程,其余11個重大工程為信息電網油氣等重大網絡工程、生態環保重大工程、清潔能源重大工程、糧食水利重大工程、交通運輸重大工程、健康養老服務重大工程、能源礦產資源保障重大工程、現代物流重大工程、城市軌道交通重大工程、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重大工程、新興產業重大工程。
近幾個月以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穩中略升。
趙辰昕向第一財經記者展示了一組數據:1~10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484429億元,同比增長8.3%,增速比1~9月份加快了0.1個百分點。投資增速延續了1~9月企穩回升的態勢。
趙辰昕認為,這個成績來之不易。在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下,堅持適度擴大總需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加大補短板工作力度,多措並舉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放管服改革向縱深推進,制定企業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條例,優化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加強項目儲備和重大工程管理等一系列舉措正在發揮積極成效。
“通過這一系列舉措,固定資產投資穩住了,也穩中有升。”趙辰昕說。
持續推進重大工程包的同時,11月份,發改委共審批核準固定資產投資項目26個,總投資2642億元。這些項目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水利領域。
“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跟美國比的話,比它高35%。”全國政協委員、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近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的表態引發廣泛關註。曹德旺此前還透露,計劃投資10億美元,在美國建廠生產汽車玻璃。
一時間,“中美經營成本之爭”刷屏。
曹德旺
事實上,無論是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是前不久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均將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作為2017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不僅延續了奧巴馬的“制造業回流”計劃,更準備通過大幅降稅等措施,吸引更多制造業企業在美國投資。
換句話說,對於未來經濟的振興,中美雙方都選擇押寶制造業,“經營成本之爭”的實質是“中美制造業之爭”。
對於未來中國在振興實體經濟方面的政策措施,一些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2017年最值得期待的減稅措施是兼並四檔增值稅稅率,從而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也將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此外還需繼續大力清理各類不合理收費,適度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征繳費率,減輕低收入群體和用工企業的社保負擔;企業用能及物流成本也有待進一步降低。
曹德旺之言籠罩制造業
曹德旺所言非虛,中國制造業綜合成本高不高,企業體會最深。
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14日在一個論壇上也表示,當前做實體經濟太難、投資成本高,國家應繼續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降低企業稅費,“一個國家沒有實體經濟,國家想要富強,我想不可能。”
伊利董事長潘剛也撰文表示,當前實體經濟企業的經營難度不小,原材料、勞動力等企業綜合經營成本大幅上升。
除了著名企業家的表態,不少在本土成長起來的制造業企業也早已付諸行動。以全球最大的精密銅管制造商——金龍銅管為例,早在2013年,該集團就在美國南部亞拉巴馬州43號高速公路邊投資建設了第一家美國工廠。
“之所以要去美國建廠,主要是美國對我們反傾銷裁決的推動。”金龍集團董事長李長傑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而當時在美國建廠選址的過程中,公司最看重的是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政策。
在奧巴馬政府“制造業回歸”的導引下,美國各州政府前兩年開始就在為增加就業,推出各種吸引外資的政策優惠與創新。金龍在美國建廠,就獲得了免費的土地、優惠的能源及稅收。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解到,金龍銅管從亞拉巴馬州各級政府處爭取到的優惠政策,總價值高達2億美元,除了2000萬美元的現金優惠,還包括相關稅收、土地成本的免除和勞工培訓補貼等。
李長傑同時表示,在美國建廠需要投資約1.1億美元,可能在國內只需要6000萬美元,但在工廠建成投運後,很多成本要素甚至比國內還要便宜。
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最大成本是銅等原料,而位於南美洲的智利擁有世界最大的銅礦,從南美進口銅原料到美國,相比進口到中國,運費要便宜不少;再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另一大成本電力等燃料費用,美國當地的電費每度也比國內便宜一半左右。
不過,李長傑也坦陳,在美國建廠,當地的人工成本要比國內高得多,比如普通工人在國內每月工資2500~3000元人民幣的話,但在美國則需要2000~2500美元。而且在工廠投產後,當地工會的介入,更是讓公司經歷了不少在中國沒有遇到過的“麻煩”,比如工人要求保護自己權益,增加加班費,勞動保險等。
與金龍集團不同,上海高端醫療設備初創公司聯影想在美國辦廠的原因更直接:特朗普已表示要把美國制造業的稅率從35%降到15%。
“美國的原材料也更便宜,比如液氮和液氦的采購價格要比中國低三分之一左右。此外,如果在美國生產,輻射到南美和中東、歐洲等地更便宜。”聯影美國方面的工作人員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一項目將於明年啟動。核心部件研發成功後,我們完全是有可能通過這種方式走向全球的。”
上述聯影工作人員還透露,之所以在美國設立公司,並把總部安排在休斯敦,因為該市所在的得克薩斯議州的稅收比較便宜,接近於零,拿地也比較便宜,“除了研發以外,我們也開始希望把工廠建在美國,這樣醫療設備很多大的部件就可以運過去,進行組裝測試。海運出口、物流成本也相對較低。”
30%~40%的“死亡稅率”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雖然圍繞企業稅負輕重還有一些爭議,但是企業家的感受最為真實,現在企業稅負仍然較重。
今年上半年,李煒光率領課題組對民營企業家稅費負擔進行了調研,其間與100多位企業家座談。調研初步結果顯示,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的比例很高,達到87%,這反映出我國總體稅費負擔水平可能已經拖累了企業經營。
李煒光表示,目前30%~40%宏觀稅負對企業來說過高,甚至可以稱作“死亡稅率”。因為我國大部分企業利潤率不到10%,30%~40%的稅費負擔會導致大多數東部沿海加工業企業處於困境之中,甚至虧損倒閉,這也是目前實體經濟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政府早已意識到企業被稅費所累,降成本也早已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任務之一,今年也是本屆政府減稅降費力度最大的一年。
為減少重複征稅,國務院5月1日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增值稅(下稱“營改增”)。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今年1~9月,營改增累計減稅達3267億元。四大行業26個細分行業實現了稅負只減不增。財政部預計營改增全年能夠達到5000億元的減稅目標。
為降低企業社保費用負擔,同樣在5月1日,國務院降低了企業社保繳費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初步測算,這些措施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1000多億元。
另外,政府還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收費項目,擴大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免征範圍,兩次下調電價來降低企業成本負擔。
這些減稅降費改革舉措也讓一批企業受惠,不少企業切實收到了營改增減稅大紅包。
一位日用消費品企業稅務總監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記者,受惠於營改增全面推開,公司進項抵扣增多,今年減稅規模達1億元。不過,這位總監也坦承,盡管減稅規模達到1億元,但是相比巨額納稅仍屬杯水車薪。
巨額的減稅數據為何依然沒獲得企業家們的認同?財政部副部長劉昆今年6月在國新辦就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有關情況發布會上表示,目前企業認為稅費負擔仍然較重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企業認為當前稅費規則體系比較複雜,制度履行成本比較高;二是行政性收費需要進一步清理,稅收政策需要進一步落地;三是一些優惠政策的可達性不是很高,有些政策不能直接讓企業有比較好的獲得感,還需要對政策做一些調整;四是“營改增”等改革確實對國家、企業的管理水平要求比較高,有些企業因為自身管理沒有跟上,抵扣鏈條又不完整,這種情況下企業操作比較困難。
中國也要降制造業稅率
面對特朗普針對制造業的“張良計”,中國也有“過墻梯”。
今年7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有別於此前穩定宏觀稅負的表述。國稅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認為這是財稅戰略的重大調整。
上周五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2017年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李克強總理近期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2017年繼續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李克強在會上表示,從當下看,減稅無疑會帶來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但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從長遠看,這項改革不光對企業有利,對國家財政也有利。
通過增值稅稅率簡並,來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是2017年降成本可期待的舉措。
目前增值稅稅率有17%、13%、11%和6%4檔,稅率檔次過多,實際操作中企業類似業務適用不同稅率,不利於公平競爭。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近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稅改革,現有的4檔增值稅率需要簡並。17%制造業增值稅稅率雖然高,但同時進項抵扣也較多,因此並不意味著稅負一定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
目前學界對簡化增值稅稅率有不同聲音。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認為可以設定10%的增值稅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兩檔。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表示,增值稅稅率可以由17%降至9%。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曾對本報分析,現階段減稅空間有限,最大的減稅招數營改增已經全面推開,未來降低企業成本應該把降費作為主要抓手,這包括政府繁多的收費、政府性基金和社會保險費用。
對於2017年減稅降費,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近期一份調研報告給出三點建議。
一是,針對關鍵環節完善稅收制度,降低企業稅收負擔;二是進一步加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力度,降低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這有助於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強企業競爭力和市場活力,培育新產業和新增長點;三是嚴格落實降低社保費率政策。在現行已經適度降低失業保險費率、工傷保險費率和生育保險費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適度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征繳費率,減輕低收入群體和用工企業的社保負擔。
嚴重的產能過剩已經讓中國裝備制造業深陷泥潭。
“中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市場需求不足導致裝備制造業產品訂貨下降、價格低迷。”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副院長聶秀東說。
27日,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對外表示,目前,我國裝備制造業產能過剩形勢依然嚴峻,結構性矛盾突出,面臨下行壓力,並將在底部盤整。
低層次產能過剩對於投資來說無疑是一種浪費,同時也給企業發展帶來了很大風險。攝影/章軻
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的最新調查發現,目前,我國泵、閥門、壓縮機制造,采礦、冶金、建築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電機制造,電線電纜光纜及電工器材制造,通用儀器儀表制造及專用儀器儀表制造等行業企業的出廠價格指數均出現明顯回落,這說明,“部分關鍵行業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對產品價格形成下行壓力。”
“低層次產能過剩對於投資來說無疑是一種浪費,同時也給企業發展帶來了很大風險。”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李河新說,裝備制造業是一個周期長、投資較大的行業,其發展需要得到國家的大力推動和支持,但在鼓勵其發展的同時,也要避免區域性重複投資的行為。
李河新說,有些地方企業投入大量要素,但缺乏核心競爭力,從而導致區域結構趨同化,同時,由於過分追求地方財政增長,因而加劇了區域內重複投資,造成產能過剩,給地方和企業發展都帶來了投資風險。
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產業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姚麗媛以大型鑄鍛件為例說,由於歷史原因,我國幾大重機企業雖各有側重,但經過幾十年市場演變後,各大重機企業在很多專業領域高度重合,關鍵重大設備重複建設現象嚴重。
姚麗媛介紹,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擴大內需政策,推動重型機械企業大量投資以擴大產能、推動技術改造,進一步加劇了大型鑄鍛件加工能力的產能過剩。
此外,一些非本行業企業也都新建重型裝備制造企業,盲目擴建現象嚴重。“如鐵路建設企業建有盾構機制造廠,航空、船舶等央企利用國家資金,改行制造重型機器產品,進一步向社會發出錯誤信號,導致產能大量過剩、無序競爭。”姚麗媛說。
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郭文娜還表示,“目前,我國工程機械市場中的低端產品,基本都處於產能過剩狀態。”
機械工業經濟管理研究院工業工程所助理研究員聶喜榮以農業機械為例介紹,目前大部分企業只能生產一些傳統農業機械產品,而這些產品絕大部分都是附加價值和技術含量都很低的產品,且這些產品供大於求,產能過剩。
“例如,小型拖拉機、三輪農用車、單缸柴油機等,而對於大部分附加值和技術含量高的大型農業機械產品,我國不能自主生產,部分能生產的產品也產量不大,供不應求,且能夠生產的大中型農機產品的生產企業的效率不高,目前,占市場需求90%以上的國產農業機械產品為中低端產品。”聶喜榮說。
據中國政府網29日消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2月2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推進教育現代化為國家建設提供人才支撐;確定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的政策措施,營造更加公平便利的市場環境。
會議指出,“十二五”時期,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各方共同努力,我國教育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就,“十三五”時期要繼續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會議通過了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確定:一是推進教育公平。推動義務教育東中西部均衡發展,尤其要提高義務教育鞏固率。增加中西部、貧困地區、革命老區、民族和邊疆地區教育投入。繼續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貧困地區學生比例。實施教育扶貧結對幫扶,實現每一所貧困地區學校都有對口支援學校。保障殘疾少兒、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隨遷子女、留守兒童等特殊群體平等受教育權利。二是推進教育教學改革,促進提高學生創新和實踐能力。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鼓勵有條件的普通高中實行“選課制”、“走班制”,推行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模式,新增高教資源向新的城鎮化地區、產業集聚區等延伸,探索建立適應彈性學習、學分制和主輔修制的本科教學制度,逐步建立基於平時學業和統一考試、參考綜合素質評價的普通高中和高校招生錄取機制。鼓勵高校推進內設機構取消行政級別試點。依法保障和提高教師待遇,吸引一流人才從教。三是優化教育結構。在加強通識教育的同時,優先發展應用技術類和特色院校,新增高校招生計劃主要向應用和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傾斜,加快培養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服務業等急需人才。四是擴大教育開放合作,鼓勵社會力量和民間資本舉辦學校和教育機構,探索對非營利性和營利性民辦學校實行差別化扶持,依法完善中外合作辦學辦法,提高教育國際交流合作水平。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等信息技術,推動“互聯網+教育”發展,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共建共享。
會議認為,要毫不動搖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按照內外資一視同仁的原則,進一步營造公平競爭環境,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實現互利共贏。一要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及相關政策法規,鼓勵外商更多投資高端、智能、綠色等先進制造業和工業設計、現代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政策措施同等適用內外資企業。取消軌道交通設備、摩托車、燃料乙醇、油脂加工等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放開會計審計、建築設計等服務業準入。支持外資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水利、環保、市政等基礎設施建設運營。二要以深化改革促開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進對外資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簡化外資企業設立、變更等程序,落實內外資統一的註冊資本制度,取消外資公司最低註冊資本要求,對業務牌照和資質申請實行統一標準、統一時限,縮短海關登記、申領發票等辦理時間。各地區各部門不得擅自增加對外資企業的限制。政府采購依法依規平等對待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生產的產品。三要允許外資企業參與國家科技項目和標準化工作,同等適用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優惠政策等。持有永久居留證的外籍高層次人才創辦科技型企業,與中國公民享受同等待遇。嚴格保護外資企業知識產權。四要支持中西部地區承接外資產業轉移,對鼓勵類外商投資可在資金、用地、所得稅等方面給予支持和優惠,不斷深化中西部對外開放合作。
近日,深圳市財政和稅務等部門發布數據:2016年期間,深圳公共財政收入達到7901億元,同比增長9.1%。在全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和全面落實各項稅收減免政策背景下,這個數字頗為亮眼。
分析人士稱,深圳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當地GDP的高速增長態勢和稅收的增加,而深圳的新產業新業態之所以能夠快速成長,得益於當地強大的實體經濟基礎。
深圳財稅效益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居首位
2016年12月31日,深圳市財政委發布數據稱,2016年來源於深圳的公共財政收入達7901億元,比上年增長9.1%。中央級收入實現4765億元,增長5.6%;深圳市地方級收入實現3136億元,增長15%。
深圳市財政收入增速已連續3年位居全國前列,2016年全市收入突破3000億元,財稅效益全國領先,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居於首位。
在全面減稅的大背景下,這頗為令人矚目。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國迎來財稅體制又一次迎來了深刻變革,營改增全面實施,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增值稅制度更加規範。對於深圳來說,全面營改增結構性減稅效應明顯。
據當地媒體報道,2016年,深圳 “四大行業”稅負全部實現“只減不增”的預期目標,直接減稅率約為20%,減稅效應持續加大,預計全年減稅達63億元。加上原營改增試點“3+7”行業減稅和抵扣減稅185億元,合計減稅248億元,約占全國減稅總規模5,000億元的5%。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院長曲建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減稅的話,如果在經濟不增長的情況下,那麽稅收自然會減少,但是如果經濟快速增長,那麽從增量部分獲得的稅可能會抵扣掉減少的部分。“從理論上說,營改增是能起到減稅效果的,減稅的措施不意味著一定會導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下降。如果深圳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那麽,稅收還會繼續增加。”
實體經濟依然是穩定器
那麽,深圳稅收為什麽能保持增長勢頭?數據顯示,深圳的龍頭企業在引領發展,2016年1-11月納稅50強企業貢獻稅收1362億元,快速增長22.6%,高於同期整體稅收增速4.5個百分點,稅收增長貢獻達35.3%。其中,華為技術(169億元,增長32.3%)首次登頂,招商銀行(163億元,增長7.3%)位居第二,華為控股(101億元,增長171%)首次入圍前三。
此外,總部經濟稅收集聚效應持續增強,2016年1-11月華為、平安和騰訊等七大企業集團稅收實現870.6億元,增長19.3%。
制造業也依然是深圳市經濟的穩定器。數據顯示,制造業繼續保持第一大稅收行業地位, 2016年1-11月稅收占比23.2%,稅收增速穩中有進,在近年來9%左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至10.1%。
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制造業面臨的問題比較突出,但是深圳的實體經濟保持住了穩健的發展態勢。”此前,他參加政府會議時發現部分大企業銷售業績增長數字比預估的低了一些,但是從這次的稅收數據來看,制造業整體的貢獻值還是比原來有所增加。
譚剛認為,新產業新業態不俗的表現可能是重要推手。“制造業新動能的增長可能抵消了傳統制造業下滑的部分,這也說明新的制造業實現了更高速度的增長,實體經濟結構實現了優化調整。同時,深圳的新經濟業態之所以能夠快速成長,也得益於當地強大的實體經濟基礎。”
新興產業是稅收增量的擔當
從此次深圳官方發布的數據來看,深圳的新產業新業態表現格外亮眼:在新一代信息技術、互聯網、新材料、生物、新能源、節能環保、文化創意產業等深圳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中,互聯網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分別增長33.1%和41%,成為稅收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
曲建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深圳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與國內其他城市有著明顯的不同,主要是靠創新,包括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這是它經濟增長動力的源泉。
曲建補充道,產業形態也有著很大的不同,深圳大部分是戰略新興產業,增速很快。“深圳原來有四大支柱產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現代物流、金融和文化創意產業。這四大產業相互交織,又支撐起了七大戰略新興產業,這個部分這幾年增長很快,支撐了現有GDP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稅收的增量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這里。”
1月3日,2016年12月財新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公布。
12月財新制造業PMI為51.9,預期50.9,前值50.9,為2013年1月以來最高增速。
對此,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評論稱,數據創下2013年1月以來最高值,表明中國經濟繼續好轉,年末制造業擴張有所加快,這一趨勢與統計局PMI有所差異。
分項中,產出指數和新訂單指數均達到多年高位,投入和產出價格指數仍保持高速上漲,通脹壓力未減輕。12月中國經濟繼續好轉,大部分分項指數似乎展示出了一片樂觀景象,不過補庫存和物價上漲的可持續性存疑,經濟的切實企穩還需進一步觀察。
此前據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16年12月份,官方制造業PMI為51.4%,保持在擴張區間,為年內次高點,且連續5個月位於臨界點之上。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貌似又取得了一次公開勝利:在壓力之下,美國福特汽車在當地時間1月3日表示,將取消在墨西哥16億美元建廠計劃,轉在密西根州的工廠投資7億美元,預計增加700個職位。
然而,這究竟是為美國藍領工人所爭取到的資本回流,還是行政回饋性的尋租行為呢?畢竟在產業鏈如此融合的今天,考慮到全球價格競爭因素,某些就業已經不適合美國本土了。
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 Lawrence Summers)將此舉斥之為:“為了形式上的政治所得,特朗普正在對企業行使總統級別的勒索。”企業因為產品價格上升而喪失競爭力,最終受傷的恐還是美國就業人群。
薩默斯在3日的采訪中還指出,特朗普針對企業減少資金外流的稅收政策不會對提振美國經濟起到重大作用,而“資本回流可以大幅提高資本投資只是妄想”。
總統級別的政治勒索
此次,福特在解釋這項在密西根工廠投資的決定時指出,該決定受到了特朗普在減稅等政策目標方面的影響,但福特本身並未和共和黨就上述決定進行談判。
此前特朗普多次在競選中批評福特,並表示在當選後,如果福特在墨西哥開設新工廠,就會對進口的福特車輛征收高額關稅。
在當地時間1月3日,特朗普還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文威脅通用汽車公司(GM):要麽把雪佛蘭科魯茲車型從墨西哥遷回美國制造,要麽就等著高額的邊境交易稅。
在這樣的政治前景之下,確有像福特一樣的企業,將原本計劃外遷的崗位留在了美國本土。然而美國主流經濟學界並不認為這樣的制造業回流將惠及美國經濟。
諾貝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就在近日的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把高薪制造業工作帶回美國的想法,幾乎沒多大可能實現。
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印兩國已經同全球經濟進行融合,除此之外,科技更新速度之快,全球在制造業方面的工作數量都在下降,“這意味著特朗普不可能把很多高薪制造業工作帶回美國。他可以通過高級制造業,帶回一些制造業,然而這些工作數量不可能很多,即使他能帶回一些工作崗位,也是些低薪崗位,而非那些20世紀50年代時的高薪工作”。
斯蒂格利茨指出,特朗普還將“印第安納州制冷設備制造商凱利公司(Carrier)取消對800個工作崗位外遷的消息作為自己工作效果的證明”。但是這樣的交易,花掉了納稅者700萬美元,而且凱利公司仍舊要把1300個工作崗位外遷到墨西哥。
“這可不是什麽優質產業或經濟政策,且對於提高工作或創造好工作毫無益處。”斯蒂格利茨指出,“這簡直是對企業高管向政府伸手要錢的一封公開邀請信。”
斯蒂格利茨所指的凱利公司留美決定的背後,是印第安納州政府同意在未來10年給予其母公司聯合技術公司價值700萬美元的減稅優惠。
薩默斯亦認為,此次凱利公司取消外遷的決定,令美國的資本主義形式已經從“規則主導型”轉為“交易主導型”,而特朗普方面也僅僅是為了政治形式上的所得,對公司進行總統級別的勒索。
薩默斯指出,考慮到其中的風險和當地政府給出的減稅優惠,凱利公司的母公司聯合技術公司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該企業不想站錯隊伍,站在即將上任總統的對立面。
薩默斯指出,如果以此推斷,在未來事無巨細類型的幹預政策將持續增長,而最終的影響恐怕不會太小:譬如如果在墨西哥制造空調要明顯比在美國便宜,那麽最終在西班牙同樣制造空調的非美國外企是否會令凱利公司喪失競爭力?而如果在墨西哥的外企可以擁有包含墨西哥在內的全球產業鏈,而美國企業只能選擇本土制造,最終因價格競爭處於劣勢而導致美國企業減產並裁員,最終受傷的不還是美國的就業人群?
薩默斯進一步稱,在海外擁有賬戶的企業通常也在美國國內擁有大量現款。即便是從海外拿回的現金也將主要用於支付股息、回饋股東、回購股票或進行並購交易和金融交易,而不會被用於大量的新增投資,因此“假設資本回流就會大幅提高(對國內)資本投資的這種想法只是妄想。”
經濟政策比“巫術經濟學”還荒謬
此前,斯蒂格利茨指出,特朗普同時承諾了高額的基礎建設、國防軍備、大額減稅以及大幅度削減赤字。這樣的重劑量藥方在過去曾被稱為“巫術經濟學”。
實際上,這樣的經濟計劃來源於特朗普的選戰經濟計劃。這份32頁的計劃由美國候任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和候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Peter Navarro)共同撰寫,其本身邏輯非常簡單:核心是改革美國的貿易結構和貿易政策,這既能令美國實現政府的收支平衡,又能大幅增加美國就業,還能將美國的GDP增長拉回3.5%的水平。
其論據在於,按照特朗普團隊的計算,僅在貿易政策改革方面就可以增多1.74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2萬億元)稅收,對沖大部分美國的政府預算赤字(2.6萬億美元左右,約合人民幣18萬億元)。與此同時,貿易政策調整還可以大幅度降低美國的貿易赤字。
這樣既可以避免雙赤字出現,做到預算平衡,又可以實行特朗普的大幅減稅計劃。這份經濟計劃還認為,如果通過征邊境調節稅等一系列形式促進美國制造業回遷美國,調整貿易結構,則可以解決美國200萬人的失業問題,並將美國的GDP帶回歷史高位的3.5%。
薩默斯此次對這份經濟計劃全力開火,稱其荒謬程度已經超越“巫術經濟學”,等同於在經濟學中的“神創論”了,就好像在科學界那些仍然不相信氣候變化的科學家的理論一樣。
薩默斯還指出,這份經濟政策計劃的荒謬程度偏離了任何主流經濟原理,在其從政生涯中從未有其他政府接受過這種經濟理論。
此前斯蒂格利茨也指出這樣的腦回路過於神奇:大額稅務減免和支出上升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額赤字。然而,特朗普又承諾要減赤。“特朗普團隊似乎相信,由於主張對富人減稅,對經濟產生的刺激如此之強烈,最終政府稅收收入還會增長。盡管幾十年的歷史現實已經證明了這不可行。”斯蒂格利茨說。
誓言要把制造業帶回美國的當選總統特朗普,最近又把炮轟矛頭對準了美國汽車制造業巨頭。
當地時間1月3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文威脅通用汽車公司(GM):要麽把雪佛蘭科魯茲車型從墨西哥遷回美國制造,要麽就等著高額的邊境交易稅。
這已不是美國汽車制造業第一次面對特朗普的炮轟。在競選美國總統期間,當時還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就打著“制造業回流美國”的旗號,向包括福特汽車在內的美國汽車廠商為代表的本土制造業喊話,要求它們將制造業基地遷回美國,把就業崗位留在美國。
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的從業人口在2000年之前,還能維持在1700萬~1800萬。但在2000~2010年的10年間,美國制造業崗位數從1730萬急速下跌到1150萬。雖然隨後的經濟複蘇使得美國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出現恢複,增加了近80萬個崗位,但是自2000年至今的16年中,美國制造業還是損失了超過500萬個工作崗位。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在美國“鐵銹地帶”生活的藍領工人會在2016年大選時,站在主張“把制造業遷回美國”的特朗普一邊了。
至於如何遷回美國,一邊通過提供減稅等財政優惠,鼓勵企業把工廠留在國內;另一邊對那些把工廠轉移到海外的企業進行懲罰,這是特朗普“強留”美國制造業的兩手策略。
誰被點名
面對特朗普的指責,通用汽車公司發布聲明回應道,其實,大部分科魯茲車型都在美國本土制造,即俄亥俄州的Lordstown工廠;在墨西哥制造的部分主要面向全球市場,只有少量在美國本土銷售。通用汽車給出的數據顯示,2016年,其在全美銷售了近19萬輛科魯茲,其中的4500輛,也就是總體的2.4%是在墨西哥制造的。此外,數據顯示,通用汽車在美國雇用了大約10萬名員工,在墨西哥僅雇用了1.5萬名員工。
特朗普所謂的“高額邊境交易稅”是指,將對那些在墨西哥制造、但又回美國市場銷售的車企征收35%的稅收。高關稅,顯然意味著美國消費者要支付更多。而一旦該政策落地,那麽,相對於同樣在人力成本低廉的墨西哥設置生產線的日本豐田、本田、德國大眾等競爭對手而言,美國車企的優勢將被明顯削弱。
除了通用最新被“點名”外,同為美國車企巨頭的福特公司此前也面臨特朗普的類似警告。福特公司創始人曾孫比爾·福特(Bill Ford)表示,特朗普的指責是“無中生有”,且令人憤慨。但是,時任特朗普競選顧問的康威(Kellyanne Conway)在推特上僅用兩個字回應了福特公司的不滿:“American First(美國優先)”。
此外,特朗普還點名批評科技巨頭蘋果公司把iPhone、iPad、iMac等一系列產品的生產線放在了國外。特朗普曾表示,他會讓蘋果公司在美國,而不是中國生產。但是,蘋果公司對美國經濟的整體貢獻有目共睹。除了在美國直接雇用8萬人之外,該公司發表聲明指出,其產品包含了在美國33個州的69個供應商機構里制造的零部件。同時,還有數十萬的軟件開發者在矽谷埋頭為iPhone、iPad寫應用程序。
此前,食品業巨頭億滋也計劃把部分生產線轉移到墨西哥,因此,也沒少被特朗普在競選時拿來說事。
陸續回流
目前已有一些美國制造業開始陸續響應特朗普的號召,選擇把生產基地留在美國。
就在特朗普對通用汽車發出警告的當天,福特公司的態度出現了大轉彎。福特CEO馬克·菲爾茲(Mark Fields)表示,將取消在墨西哥建廠的計劃,取而代之的,是在密歇根州投資7億美元,建立新的生產電動汽車的工廠。此舉將為美國的制造業貢獻700個就業崗位。
菲爾茲在聲明中強調,在密歇根州建廠投資,是對當選總統特朗普所營造的親商環境的一種信心。更重要的是,“福特並沒有與特朗普達成任何交易”。接受美媒采訪時,他表示,遷回美國建廠是出於市場需求,與特朗普本人沒有關系。而另一邊墨西哥政府得知福特的決定後,遺憾地表示,在墨西哥建廠,對美國來說不會是場惡性競爭。
除了福特,美國聯合技術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Corp)已在去年11月底與特朗普及副總統當選人、印第安納州現任州長彭斯達成一項協議,旗下開利公司(Carrier Corp)位於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冷氣設備工廠將保留近1000個就業崗位,把該公司計劃轉移到墨西哥的崗位數削減了近一半。而開利公司決定留在美國的背後,是印第安納州政府已同意未來10年給予聯合技術公司價值700萬美元的減稅優惠。
去年12月底,美國第四大電信運營商Sprint表示,將把5000個就業崗位從其他國家帶回美國,主要集中在銷售與售後服務方面。Sprint 的CEO克萊爾(Marcelo Claure)還勸各方不要過多猜忌,這5000個就業崗位並不在公司的此前計劃中,而是全新的考慮。
與此同時,衛星通訊商OneWeb也積極響應特朗普的號召,準備在美國本土雇用超過3000人。這家正在開發低軌道的小微企業,打算在全球範圍內提供廉價的寬帶服務。
作為Sprint和OneWeb股東之一的日本軟銀集團CEO孫正義在與特朗普會面時表示,將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約合3440億元人民幣),為美國創造5萬個工作崗位。不過,集團尚未透露投資的細節。
如此計算,截至目前,特朗普已為美國帶回近萬個制造業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