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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回歸A股新發展 Raging Bull

上星期討論三間香港上市內地民企，在內地收購A股殼股公司，然後把九成業務註入A股。香港上市公司只剩下一成業務，變成控股公司，透過A股公司間接持有主營業務。這個方案可說是兩存其美，一方面A股公司可以等到A股接高的估值。A股市盈率都高過20倍，個別情況更高至50倍。集團可以用較高的估值發售股票，籌集到更多資金。同時，香港上市公司可以透過國際債市，進行債務融資，可付較低利息，得到龐大資金，利於發展業務。現時香港有三間民企用這方式回歸A股，分別是中旺(1333)，神州控股(861)，及永達汽車(3699)。要進行這方法回歸A股，集團要首先在內地收購A股殼股公司，一般殼價是50億元人民幣，遠高過香港主板殼價6億港元。就算是內地創業板或者新三板的進行除牌過程的ST (Special Treatment)及PT(Particular Treatment)股，也要30億元人民幣。神州控股就是收購一間新三板公司殼，最新消息，神州數碼信息獲中證監批準發行5170萬股新股。

民企回歸A股也有另一個不同方案，康哲藥業在前年收購了A股上市的西藏藥業，成為香港康哲的子公司。但有異於以上三間公司，康哲沒有把主要業務註入A股公司，變成控股公司，間接把有主營業務。反而康哲把國際銷售業務註入A股西藏藥業，而香港康哲維持主營內地藥品銷售。這一來清楚分工，沒有重疊。

近日中國首富王健林表示將把香港股上市的萬達(3699)私有化，回歸A股，可以獲得更高的估值。股價立即由38港元升至48港元，四月廿二日更升到51.25港元收市。最新消息，萬達將會用一個全新方案來完成回歸A股大計，而大股東王健林卻不需要花大量資金去私有化香港上市公司。按上週收市價計算，萬達市值，約14.41%的股份市值達到334億港元。要成功私有化，可能要提價到60港元一股，動用資金達到400億港元。但私有化不一定成功，按香港上市條例，私有化過程中如果有10%的小股東反對，私有化便失敗，要等多一年才能重提方案。

顧慮於不明朗因素，萬達將動用一個全新方案私有化。這方案曾在美國成功把納斯達克上市的內地股私有化，再回歸A股。這方案就是動用基金或大戶投資者來幫手，在市場購入萬達在香港上市的股份，註入一個 “特殊目的投資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這些大戶將幫萬達坐貨兩年半，同時萬達將啓動A股上市申請，預計要兩年時間。最後限期是2018年8月31日，這兩年內萬達將支付內地投資者10%利息，香港投資者12%利息。

特殊目的投資公司的好處是解除萬達資金的壓力，萬達不需要在市場籌集400億元的資金。亦大大降低要成功私有化成本，可能要提價到60港元一股。這些大戶投資者又有什麼好處，令他們甘心為萬達坐貨兩年之長。吸引處是A股和港股估值的差別，萬達上個交易日的市盈率是6.48倍。萬達的資產淨值是89港元，每股對帳面值折讓42.4%。內地內房股平均市盈率是23倍，龍頭企業市盈率更高達40倍。若按此比例，萬達在A股上市，股價可以達到182港元，是香港股價的3.5倍。投資者可以在兩年半內獲得3.5倍的回報，也相當吸引。王健林持有公司約六成股份，控股股東以外，最大機構投資者是科威特投資局(8.07%)，國壽集團(7.42%)，花旗集團(7.06%)，黑石(7.06%)，格力電器(5.38%)，APG (5.38%)，Stichting(5.38%)。這些機構投資者的取態，將會是這回歸A股方案成敗的關鍵。

由於兩地估值存在極大的差異，將會有更多民企尋求回歸A股的方法，內地的殼股將會更加值錢，連創業板及新三板的破產公司都會值幾十億元人民幤。啤殼是最好賺的生意，只會吸引更多內地商人製造更多垃圾殼公司。

Raging Bull

民企向國務院督查組倒苦水：部分PPP項目為國企“量身定做”

5月下旬，國務院派出多個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察組，分赴山西、廣東、重慶等省市開展專題調研，其中PPP項目落地情況是調研重點之一。有企業家感觸道：“現在很多PPP項目就是為國有企業‘量身定做’的，很少有民企參與的份兒，有的地方直接告知‘優先考慮國企’。”

每經記者 胡健

1~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增速由去年底的10%略升至10.5%，其中，政府投資由去年底的9.5%猛增至20.6%，民間投資卻由10.1%“腰斬”至5.2%。

民間資本都去哪了？為什麽投資意願不高？5月下旬，國務院派出多個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查組，分赴山西、廣東、重慶等省市開展專題調研，其中PPP項目落地情況是調研重點之一。

正處在進行時的督查有不少鮮活聲音傳來，有企業家就頗有感觸地說：“現在很多PPP項目就是為國有企業‘量身定做’的，很少有民企參與的份兒，有的地方直接告知‘優先考慮國企’。”

前述企業家表示，“一方面因為國企能從銀行貸到更低成本的資金，另一方面政府也想避免引發道德風險質疑。我們申請過很多PPP項目，都被以各種理由拒絕了。”

大嶽咨詢總經理金永祥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當前財稅改革持續推進的背景下，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PPP模式是激發民間投資、開拓融資渠道的重要模式，各地政府要加快推進PPP模式，監督PPP項目落實。

●PPP成民間投資重要抓手

根據財政部PPP中心統計，截至2016年3月末，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入庫項目7721個，總投資87802.47億元。

但若以執行階段項目數與準備、采購、執行等3個階段項目數總和的比值計，入庫項目的落地率為21.7%。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財政部兩批示範項目中，數據顯示，入庫項目共232個，其中24個處於識別階段，93個處於準備階段，42個處於采購階段，73個處於執行階段，尚無項目進入移交階段。以執行階段項目數與準備、采購、執行等3個階段項目數總和的比值計，3月末示範項目落地率為35.1%。

盡管如此，但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資本都對PPP抱有相當的期待，一位財政部官員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衡量一個PPP成功的標誌是看它整個生命周期是不是按照合同約定來提供了公共服務，公共產品，如果僅從施工來看，財政部示範項目總體進展率也是很高的。

他說，當前經濟形勢有下行壓力，財政收入緊張，而醫療、養老這些社會保障支出壓力巨大。“我們如果要更多的公共基礎設施服務和產品，為什麽不用事後付費的方式來保障市場上的資源去建設，去生產，去服務呢？”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表示，PPP項目能否切實落地，是扭轉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關鍵所在。“PPP模式現在的狀態是方興未艾、前途無量，它的規模以後會越做越大，具體的操作模式有可能越來越豐富。”

多位專家和分析人士預計，近期督查組專項調研加上地方政府大力推薦，下半年有望迎來一波PPP項目落地高峰。

●民企感慨PPP也有“天花板”

在投資中，民間資本的“玻璃門”和“天花板”之說由來已久，PPP領域也同樣有這方面的苗頭。正如前述企業家所言，很多國企在PPP項目中占了先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在3月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會上就提出，如何提高社會資本參與PPP項目的積極性是一個問題，比如收益率現在一般給出的是6%到8%，如果引入民營資本，市場融資成本都要達到這個水平，融資成本比較高，所以參與這個項目就沒有了積極性。

“PPP是全生命周期，民營資本比較擔心的是，和政府簽了一個合約，市長換了後，還能算數嗎？”王一鳴說。

金永祥表示，很多民間資本對PPP的熱情很高，也有很多項目已經落地，但相比國企而言，的確有些項目會讓民企望而卻步。

“這主要與項目本身有關，有些項目回報率比較低，但資金規模要求很大，民企在參與競標時，的確與國企存在起跑線差距。”金永祥說。

道德風險也是一個主要方面，一位地方政府人士就曾向記者表示，國企要更放心些，違約後果是我們不能不考慮的事情，有很多企業會擔心政府不履行承諾，但反過來講，長周期的運營項目，我們也怕企業由於一些原因，無法執行合同。

總被提到“吃小竈”的國企也的確在積極開拓PPP領域的生意。《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曾采訪過多位基建和環保領域的國企負責人，他們都對PPP充滿期待。一位基建類國企負責人表示，經過長年的積累，我們無論在資本還是項目建設經驗上都完全具備參與PPP的能力。

●PPP領域立法已提上議程

除去民間資本參與PPP的隱形障礙，法律和人才也是PPP這個固投抓手的掣肘。王一鳴就提到，地方政府在實施PPP項目時，能力建設、知識儲備、人才積累似乎都還跟不上要求。

財政部還曾在去年發出“征集令”，建立PPP專業咨詢服務機構庫，供有需要的PPP相關方參考。

在立法方面，5月23日，國家發展改革委法規司主要負責人帶隊，會同財政部有關司局負責同誌走訪湖北省有關全國人大代表，就加快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領域立法的議案聽取代表意見。

發改委法規司主要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將在立法過程中積極研究采納代表建議，並就立法情況繼續加強與代表的溝通，爭取今年第三季度將立法草案上報國務院。

金永祥認為，對社會資本來說，與政府合作的不確定性是參與特許經營的最大阻礙。

“在許多領域中，政府既扮演‘裁判員’又扮演‘運動員’，這讓很多社會資本擔憂在參與特許經營過程中無法獲得相應的地位和利益。我們希望通過法律的完善能解決社會資本和政府之間的契約精神，實現各方利益的平衡。”金永祥說。

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孫曉霞年初也表示，推廣運用PPP既涉及理念、觀念的轉變，又涉及體制機制的變革，本身就是一個難活細活。從相關國家經驗看，建立PPP制度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以後還要面臨優化法律環境，還要對假PPP進行糾偏。

• 每日經濟新聞
• 祝裕
• 每經記者 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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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南山集團進軍澳洲航空

民企投資近2億元建設養老院，還說十來年就能回本？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投資需求兩年已經突破10萬億元，但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參與度不高，PPP項目落地難一直困擾著官方。

不過，財政部第二批PPP示範項目之一的河南省開封市民生養老院PPP項目(下稱“開封養老項目”)進展順利。不僅項目最終被民營資本拿下，落地開花;而且開封市財政局通過創新項目可行性缺口補助支付方式，以實物補償替代貨幣補償，從而實現地方財政不掏一分錢，卻做好這一兼具公益性的養老項目。

為開封養老項目提供咨詢的大嶽咨詢總經理金永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養老行業情況複雜、前期投資較大、回報周期長，而養老項目采用PPP模式還在探索中，開封項目一大特點是參與項目的民營公司打算長期運營這一項目，而且項目回報機制有創新，地方政府充分地利用了土地、中央專項資金等資源，用實物補償替代貨幣補償，減少了地方財政壓力。

民企拿下國家示範項目

7月14日，開封養老項目正式簽約，開封市民政局局長張暉與該項目公司即社會資本方——開封市福祉養老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朱光輝，代表合作雙方簽署了項目合作協議。

出席簽約儀式的河南省財政廳PPP管理中心主任李新建表示，PPP項目落地難是普遍問題，這次開封養老項目簽約帶了好頭，而且民營企業來運營這一項目，也增強了民間資本參與PPP項目的信心。

開封養老項目是開封市首個養老采用PPP模式的項目，被納入財政部第二批PPP示範項目，是示範項目中10個養老項目之一，同時該項目也是河南省第一批PPP重點推介項目。

項目總投資2.2億元，建設主體工程和政府配套工程，占地面積70.95畝，主體工程包括建設綜合樓、康複樓等，政府配套工程包括建設兩棟老年養護樓等。該項目將落地於開封市社會福利園區，面向社會提供1500張養老床位以及多元化的養老服務。項目合作期為30年，其中2年為建設期，28年為運營期。項目具體運作方式采用建設-運營-移交模式(BOT)。

本報記者了解到，開封養老項目去年底正式公開招標，今年4月，河南宏錦源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宏錦源集團”)、河南中城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城建設集團”)聯合體拿下這一項目，後者負責項目施工建設，前者負責項目後期的運營。兩家公司合資成立了PPP項目公司開封市福祉養老服務有限公司，其中宏錦源集團占90%股份，中城建設集團占10%股份。

為何項目運營方占據絕對控股權?金永祥告訴本報記者，這正是該項目的一大特點。

目前PPP項目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很多社會資本方都是搞工程的，希望投資建設工程然後快速退出，而這與PPP模式希望社會資本方主要運營項目的初衷相違背，也造成了社會資本短期行為與政府長期目標錯配。此次負責運營的宏錦源集團占項目公司絕對股份，說明這家公司希望長期運營這一項目，這有利於項目的運作，也符合PPP基本要求，能夠使政府的長期目標和社會資本的長期目標相一致。

而民企通過公開招標能夠拿到這一項目，也是該項目一大特點。

金永祥稱，民企參加PPP項目少情況比較突出，之所以參與少，關鍵是政府與社會資本之間的不信任，主要問題還是政府不信任民營資本。開封養老項目最終選擇民企，與民企自身擁有公益性的經營理念有關，民企必須接受PPP項目長周期、低風險、低回報的項目特性;另外，民企也應該有社會責任感，有做公益事業的想法。同時，民企能拿到該項目，也與開封市政府對民企態度開放有關，從而使得雙方達成互信合作。

項目回報機制創新

養老行業情況複雜、前期投資巨大、利潤空間有限、回報周期過長，這些因素使得養老領域與PPP模式的結合還在探索中。其中，養老PPP項目的回報機制是關鍵的一環。

開封市財政局黨組成員、行政事業單位資產管理中心主任劉福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開封養老項目在回報機制上有創新，從而減少了財政支出。

開封養老項目回報機制采用使用者付費和可行性缺口補助模式。

為該項目設計方案的大嶽咨詢項目經理劉洋告訴本報記者，項目主體工程完全由社會資本投資建設，除土地費用2870萬元外，投入約1.533億元，建成後主要用於市場化經營，一個床位每個月收入大概為2600元，總計提供1000個養老床位。項目的配套工程則由社會資本方和政府共同投資，其中社會資本投資2370萬元，政府投資1430萬元，總計提供養老床位500個。

劉洋告訴本報記者，由於政府投資參與，確保該項目建成後的配套設施供社會資本使用，以此換取用於為當地“三無老人”提供基本養老服務的床位，保障“三無老人”基本養老需求。

與此同時，當地對可行性缺口補助作出了新嘗試。劉福啟向記者表示，在地方財力非常緊張的情況下，而且當地同時開工多個PPP項目，因此對開封養老項目的可行性缺口補助采用以實物補償替代貨幣補償，這一創新可以減少地方財政支出。

劉洋介紹，該項目社會資本負責運營1000張養老床位，在收費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資金缺口，需要財政補貼。開封市政府擁有500張床位，不過當地“三無老人”目前只有50名，也就是政府還富余450張床位。經過測算，社會資本的資金缺口大約相當於255張床位收益，因此政府將自己手上的富余床位拿出255張，交由社會資本進行市場化經營，以床位來替代貨幣補貼。

劉福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由於政府手上擁有500張床位，在滿足當地“三無老人”基本養老需求和拿出255張床位給予社會資本後，還富余約200張床位，為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這些床位也會交與社會資本運營，政府享有這部分運營收益的80%。

其實上述政府投資項目配套設施的1430萬元，都是來自於中央財政一筆用於支持地方養老的專項資金，劉福啟表示，政府如果用這筆資金單獨去建養老院，資金根本不夠。而通過PPP模式與社會資本合作，則充分地利用了這筆中央資金。而且通過上述政府補貼方式創新，開封養老項目中，地方財政沒有掏一分錢。

目前，全國範圍內開展的養老項目多是采用公建民營，即政府投資建設養老基礎設施，企業負責運營。這種模式可以化解養老機構運營初期土地成本的壓力和購買及運維設施設備的資金壓力。不過在業內人看來，這種模式下，政府和企業關聯度不高，只是針對當前社會資本進入養老市場難的現狀而采取的權宜之計。

根據財政部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目前養老類PPP項目多采用BOT或BOO模式，這對社會資本前期資金投入要求較高，尤其是土地租金成本。而為了減輕社會資本前提投資成本，開封市政府降低了養老PPP項目土地租金成本。

為了吸引社會資本參與開封養老項目，地方政府在土地租金上給予了優惠，劉福啟透露，目前該項目土地使用年租金為51萬元。

據了解，開封養老項目前期的行政審批、土地獲取、基本養老服務對象的養老需求、政治和法律變更等風險由政府承擔。而項目融資、主體工程的建設、運營期間的市場需求、服務質量、經營收益以及移交期間的風險由社會資本承擔。

劉洋表示，根據之前的測算，開封養老項目社會資本可以用12年到13年收回投資成本。

30年合作期屆滿後，開封市福祉養老服務有限公司將項目設施無償、完好地移交給項目實施機構或開封市政府指定的其他機構。

民間投資為何慢？中金稱2季度民企貸款利率或已高達9.9%

22日中金梁紅研究團隊對外發布報告稱，即使采用保守假設，今年2季度民間投資的年化貸款利率也可能接近10%。

2016年上半年，全國完成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258360億元，增長9%，增速比1-5月份、一季度分別回落0.6和1.7個百分點，投資增速出現了放緩，引起了社會普遍關註。

對於民間投資放緩的原因，中金研究報告特別註意到了民間投資的資金成本可能已經高企。報告認為，年初至今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力度有限——今年1季度加權平均貸款利率上升了3個基點至5.3%。另一方面，財政政策變得更加積極，且房貸占比自去年4季度以來明顯上升。由於公共部門貸款利率(3~4%)和房貸利率(4.5%左右)均明顯低於整體加權平均貸款利率，粗略計算即可得到今年以來民企貸款利率明顯上升的結論。

具體而言，中金報告估計，今年2季度民企貸款利率或已達到9.9%。研究報告表示，這一推斷建立在假設2季度加權平均貸款利率與1季度持平，且公共部門的平均貸款利率約為貸款基準利率的90%的條件上。考慮到各種新形式的公共部門貸款，如政策性銀行貸款和部分PPP基建投資貸款的利率可能遠低於貸款基準利率，研究報告提出，該假設已經較為保守;雖然公共部門有貸款外的資金來源，但民間投資一直以來自籌資金較多，占用銀行貸款比例可能不及其占投資比例;此外，由於2季度貨幣供應量和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放緩，且銀行間平均拆借利率的上升，2季度加權平均貸款利率實際上可能也有所上行。

同時，隨著民間投資貸款利率的“懲罰性溢價”不斷上升，報告認為，公共部門（含國企）投資已成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唯一的增量，而民間投資的比重快速下滑，令人擔憂。報告估計，與公共部門與國企的貸款利率相比，民間投資利率的“懲罰性溢價”在2季度擴大至6個百分點，較去年高出了3個百分點。其結果是，短短半年時間內，民間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占比已經下降了4個百分點。而更令人擔心的是，6月公共部門（含國企）投資已經成為了固定資產投資的唯一增長點。

面對民間投資的急劇減速，報告建議，政府亟須采取有效措施來降低民間投資的融資及其他成本，以提高全社會投資效率，並促進經濟均衡發展。公共部門投資比重的持續上升會壓低中長期投資效率和增長潛力。

中金報告建議，有助於提振民間投資增速的政策選擇包括，降低民間投資的融資成本和有效稅率（包括增值稅、所得稅和/或社保繳費），以及放寬部分新興行業對民間投資的準入門檻。另一方面，更加協調、連貫且市場化的宏觀政策制定及執行也將有助於降低民間投資的風險溢價。

蘇寧控股剛拿下民企500強亞軍 蘇寧雲商凈利就虧了1.21億

蘇寧雲商晚間披露2016年半年報，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業收入687.15億元，同比增長9.01%，互聯網業務同比增長80.31%。整體來看，報告期內公司實現商品銷售規模為855.78億元，同比增長14.10%。報告期內，公司實現利潤總額、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分別為-2.16億元、-1.21億元。

蘇寧雲商的業務主要分為零售、物流、金融三大業務。公告顯示，上半年，企業發展外部環境景氣度較弱。 在零售業務上，公司實現營業收入687.15億元，同比增長9.01%，互聯網業務同比增長80.31。整體來看，報告期內公司實現商品銷售規模(含稅，區域上涵蓋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日本市場，包括線上線下自營及開放平臺，以及提供的售後服務)為855.78億元，同比增長14.10%。

在物流業務上，截至報告期末，蘇寧擁有倉儲面積合計478萬平方米，倉儲配送網絡包括8個全國物流中心、47個區域物流中心、365個城市配送中心，並擁有6267個末端快遞網點(兼具自提功能)。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社會化物流收入同比增長153.98%。

而在金融業務上，公司線上業務增長迅速，占營業總收入比重由同期的19.80%提升至31.88%，主營業務毛利率有所下降;公司加強店面經營面積優化，轉租、招商收入增加，帶來其他業務收入比例增加。總體來看，綜合毛利率水平較去年同期下降0.77%。

此外，報告期內運營費用率同比下降1.13%。受降息政策的影響，報告期內公司利息收入同比下降，帶來財務費用率同比增加0.09%。

而在8月25日， 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16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上，蘇寧控股以3502.88億元、3332.38億元營收列第二位。

SpaceX爆炸“炸出”一家中國民企：除了衛星還曾想挖大運河

9月1日，美國私營航天公司Space X“獵鷹9”號火箭測試時發生爆炸，其裝載的價值2億美元的衛星Amos-6被炸毀。爆炸發生後不久，在中東的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以色列的一家衛星運營公司Space-Communication Ltd(簡稱“SCC”)通過發布公告對外宣布，由於Space X公司的“獵鷹9”號火箭測試時發生爆炸，AMOS-6衛星完全損毀。SCC正是被損壞掉的衛星AMOS-6的運營方。

據路透社報道，以色列通信衛星運營商Space Communication(TASE:SCC)公司已對SpaceX發起索賠，要求其賠償5000萬美金，或者以一次免費發射作為交換。SCC同時對Amos-6號衛星的建造商發起賠償，要求其建造商IAI(Israel Aircraft industries，以色列航空航天工業公司)賠償預付的2.05億美元。

而就在爆炸前一周，8月24日，信威集團對外發布公告稱，擬通過其旗下的全資子公司盧森堡空天通信公司在以色列設立的大鳥項目有限公司，以2.85億美元收購以色列SCC公司100%股份。

按照該公司公告，此次收購完成後，信威集團的固定衛星通信網絡將基本實現全球覆蓋，實現為我國海外企業和相關國家及地區提供互聯網接入、高清廣播電視、地面網遠距離傳輸等寬帶信息服務的戰略目標。如果收購成功，信威集團也成為第一家通過海外並購方式獲取衛星軌位稀缺資源的中國企業。

火箭爆炸發生後，作為一家中國A股上市公司，信威集團9月2日申請停牌，並在當天晚些時候發出公告。該公告稱，現階段，雙方將共同就Amos-6衛星的損失對SCC公司的影響以及本次兼並的影響進行評估，根據兼並協議的約定，雙方可以就兼並對價和其他交易條款的調整另行展開談判。

信威集團比Facebook更早進入空天信息領域。2010年，信威集團完成重組時就低調紮實地啟動了空天信息戰略，致力於打造低軌衛星星座系統，構建天地一體的空天信息網絡。該公司於2014年成功發射了自己的首顆試驗衛星，而Facebook直到2014年才宣布進入這一領域。

獵鷹9號火箭的爆炸，將向來低調的信威集團以及該公司董事長王靖推至了聚光燈下。王靖感興趣的領域據說可以用“星辰大海”來形容，因為除了衛星外，他還曾一度想挖大運河――連通大西洋和太平洋。

SCC成立於1989年，是一家全球知名的衛星運營商，也是以色列唯一一家從事衛星運營、市場、銷售、貿易、安裝及衛星服務的綜合性衛星運營商。到目前為止，SCC公司提供的服務主要覆蓋中東、中歐、東歐、亞洲及非洲等區域，均為衛星通信服務需求增長較快的國家和地區。

信威集團總部位於北京，是一家目前總市值五百多億的中國民營科技企業，以研發通信技術標準起家。信威集團成立於1995 年11 月，原為大唐集團旗下核心資產，先後創造了SCDMA、TD-SCDMA和McWiLL三大國家和國際無線通信技術標準。其基於SCDMA研發的“大靈通”系統，曾幫助固網運營商推出了移動通信業務。2014年信威集團成功發射中國首顆靈巧通信試驗衛星，被媒體譽為“中國民企第一星”。短短兩年後，信威集團又拿下了尼加拉瓜通信衛星項目，邁出了衛星技術商用化第一步。

民企布局“一帶一路”光伏電站 更多央企已經進入

作為一家專業從事太陽能技術的民營上市公司，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00750.HK正在“一帶一路”國家尋找更多的市場。

“我們有技術和經驗的積累，走出去的條件完全具備。”9月9日，興業太陽能董事局主席劉紅維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一帶一路’我們早已經做了規劃。”

9日當天，興業太陽能在珠海舉辦了首次“產業+資本”合作研討會，並與太平洋島國湯加簽約了一個微電網合作項目。這標誌著該公司在海外又一重要項目落地。微電網，是指由分布式電源、儲能裝置等組成的小型發配電系統。

“我們已經跟華為在喀麥隆做了項目。”劉紅維對記者說，“在湯加做，只是我們在海外的第二個項目。”

官方資料顯示，興業太陽能是專業從事太陽能技術、建築節能技術及相關功能性新材料研發制造的高新技術企業集團。自2009年在香港上市以來，該公司已先後建成廣東珠海研發出口基地、湖南湘潭生產制造基地及甘肅武威光伏發電與裝備制造基地。

記者在上述研討會上獲悉，目前，興業太陽能已累計完成建設2GW光伏電站項目，遍及全國各地及海外。

“我們已經對(海外)市場進行了一些摸索，多年的摸爬滾打，有了很多經驗。”談及海外市場布局時，劉紅維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通過不斷的積累經驗和在海外市場擴展的影響，我們預測下半年還有更大的項目，就在‘一帶一路’。”

擅長BIPV工程、太陽能EPC業務的興業太陽能早已經涉足太陽能光伏電站建設。2015年8月21日，該公司與蘇州協鑫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和中民新能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項目合作協議，約定協同開發、建設相關光伏電站項目。而這將為其開拓海外光伏電站市場提供經驗。

過去幾年，企業紮堆制造、產能過剩，一直是阻礙中國太陽能光伏業發展的主要原因，因為那時它們生產的產品主要出口海外。2011年，國內光伏企業從開始遭受重創，為避免遭受歐美市場高額的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一些傳統的光伏企業紛紛進入下遊光伏電站領域，建設太陽能發電廠，期待從 “建材商”變成“開發商”。

與此同時，隨著國內光伏下遊應用市場的逐步打開，有優勢的企業也開始開始把目光投向了光伏電站。甚至，連做地產出身的恒大也曾在2014年宣布斥資900億元殺進光伏電站。

劉紅維對記者說，“太陽能發電是解決局部人用電的最好方案，成本最低，建設最快。”興業太陽能今後跟央企的合作將會成為為常態化。“他們比我們走出去要早，我們願意跟他們學習。”他說。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光伏企業已將市場重心逐漸轉移至新興市場。印度、非洲等新興市場光伏產品需求逐年增加，“一帶一路”地區光伏市場需求也逐漸釋放，未來幾年海外光伏市場也將成為國內光伏企業重點爭奪的領域。

公開資料顯示，2015年，中國發布的《“一帶一路”中國企業路線圖》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已有80多家央企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路線圖顯示，在電力領域，央企在境外建設的電站也涵蓋了太陽能。

幸福來得太突然！新三板擴容又分層，有的民企卻懵了

在蘇州吳江一個鎮上，隱藏著一家不起眼的企業，叫蘇州納地金屬制品股份有限公司(831166，下稱“納地股份”)，在國內並不出名，但“戶外家具中的勞斯萊斯”就在這里生產出來，暢銷歐美高端市場。

納地股份的董事長秦儉，因為熱愛戶外運動，曬得皮膚黑黑；因為產品長期出口國外，講得一口流利的英文。秦儉敏於捕捉中國經濟的起伏變化，所以納地股份成為最早一批登陸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即“新三板市場”)的企業之一。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2日，新三板掛牌數已近9000家。而根據東方財富Choice數據，截至今年8月21日，納地股份所在的蘇州已經有373家公司登陸新三板，緊跟北京、上海、深圳，在所有二線城市當中名列第一。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之中，新三板作為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快速發展成為經濟領域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

作為最早一批登陸新三板的企業，納地股份們這兩年過得如何?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起掛牌新三板之後的歷程，秦儉有一肚子酸甜苦辣，以及光榮與夢想。

規範化的成本有點沈重

納地股份20多年來一直制造鋁制戶外家具。從為北美戶外家具頂尖品牌代工開始，走向自主研發設計，如今已跨入戶外家具細分市場鑄鋁高檔戶外家具制造商的國內前三。此前該公司所有產品都是面向海外尤其是北美銷售，2014年9月登陸新三板後謀求業績增長，需要打開中國市場，才取了第一個中文商標“蔻蔻”(Coco casual)，開始布局國內銷售。

在納地股份，從鋁板到一把成品椅子，大約需要81道工序，僅僅手工打磨這一塊，就有5道工序。其產品造型精美繁複，售價高昂，成為多個國際頂級戶外家具品牌的供應商。在近來制造業的嚴峻形勢之下，納地的產品仍有20%以上的毛利率，也算是對工匠精神的回報。

該公司2015年年報顯示，當年營業收入為6056.98萬元，同比(較上年同期)增長13.19%;凈利潤為441.71萬元，同比增長28.36%。

掛牌新三板之後，秦儉的工作生活有不少變化，在成就獲得認可之余，也有不少苦水。

“最大的感受是責任義務跟權利不對稱，付出很大，但是所得不成正比。”秦儉給本報記者算了一筆“規範化的賬”——掛牌之後，每年多出一筆規範化的費用，包含券商、律所、審計、持續督導費在內，每年約40萬元，“券商現在一直在漲價，原來督導費5萬元，今年開始最低15萬元。”另外，財務、董秘人手增加，財務總監和董秘工資都很高，每年最少增加約30萬元。

這一點，不少新三板上市公司有同樣的感受。

張家港玉成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830895，下稱“玉成精機”)是一家精密機床、精密機械配件企業，其精密機件加工能力之優良，除了軍工企業之外，業界並不多見。該公司董事長張玉飛告訴本報記者，在張家港這個“小地方”，專業人才很缺。例如董秘，很難招，只能培養，自己培養了一個“入門級的”。盡管他們未必能勝任一個上市公司的工作，但推高成本也是需要操心的問題。

此外，還有隱性規範費用，如所得稅。“上市以後為了吸引資本關註，要充分發掘利潤，增加了百萬級的所得稅很正常。總體估算下來，規範成本要占到銷售額的2%~3%。”秦儉說。

這些加起來，至少百把萬就出去了。

資金成本之外，企業決策速度慢下來了——當然這未嘗不是好事。

“有很多監管，資金劃撥乃至理財，都要通過董事會、要披露。高管任命、對外投資、造車間，等等，都要通過決議。另外上市了就沒有秘密了，你的客戶、供應商是誰，競爭對手都知道了。”秦儉說道。

玉成精機則深感決策效率受制，足以影響戰略。

張玉飛對記者表示，“股轉公司人手估計不夠，好多工作嚴重拖後，我們在收購一個手機遊戲公司，涉及重大資產重組，今年4月22日第二輪遞交材料，正常應該15天批複，但遲遲不給答複，也許是對跨界收購心態猶豫吧。但一直拖下去就全盤打亂了我們的計劃，以及下一步一系列的收購行動。還有年報公告涉及公司轉型，內容會有重大變化。現在都要重來。”

張玉飛還舉了個例子，“我們公司從8月11日起，定向增發的錢1250萬元已到公司的專戶上了，但現在不能動，要到9月底10月初的時候才能用，而我們有銀行貸款1500萬元，中間兩個個月的財務成本啊，無形中損失12.5萬元。”

融資之難

付出很多，但融資能力偏弱，這可能是新三板市場目前最大的短板。

據張玉飛介紹，上新三板後，定增融資方面，第一波融資1250萬元，其實主要來自自己的人脈，“他們未必懂得資本市場，也沒有多少風險意識，只是相信我的能力和人品，所以我背負著親友的信任，等於用我的人品背書。 但這點錢走向資本市場還是遠遠不夠的，目前看，融資渠道不太多。”

而股權質押融資目前尚不可行。“在張家港，所有金融機構都來過了，但這十幾家銀行對新三板的認識還不如我呢，來走個程序完成任務，都說研究研究，但其實沒下文。蘇州銀行好像在推這個業務，但上限才500萬元，除了手續費(一次資產重組至少200萬左右手續費需付給券商等機構)，剩不下多少了，所以不大管用。”張玉飛追問道，“這方面能否打開瓶頸?比如幾千萬資金，那麽對企業來說就插上翅膀了。”

秦儉認為，目前新三板融資功能弱，所以許多企業只有付出沒有收獲。

今年6月底，“新三板”正式實施分層管理，設立創新層和基礎層。據他觀察，有做市商進入的，吳江有七八家公司，但不管進沒進創新層，基本都沒什麽交易，都在苦熬。

納地股份登陸較早，“當時三板比較火，我們比較幸運，從機構融到兩輪資金，現在則融資都很困難。不過相信隨著政策完善，春天會到來。”秦儉很樂觀。

新三板市場為創業創新型、高成長型中小企業提供融資。上月底，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與中國新三板研究中心聯合發布《中國新三板發展報告(2016)》。該報告顯示，2015年新三板市場共計發行2565次，融資總額為1216.17億元，據此推算平均每次融資金額不到5000萬元。

“還是值得”

盡管有不少苦水，但新三板的好處也是重大的。

“我本人覺得值。”對於掛牌新三板，秦儉總結說。

首先是規範化消除了許多戰略風險。秦儉表示，登陸新三板要求清除擔保與反擔保，當時為了上市，解除了所有的民間借貸擔保關系。後來，就有一家曾相互擔保了1000多萬元的企業陷入了財務危機。因為上市，納地股份免於被它拖入泥潭。

財務規範化之後，納地股份先後獲得了兩輪機構融資，自有品牌“蔻蔻”因此得以發力。

值得一提的是，上市後便於實施股權激勵，進而凝聚了高管團隊，不但沒人離職，還吸引了人才加入。此外還有品牌價值的增強等。

最具戰略性的則在於有了並購或者被並購的契機，為企業發展開辟了新的可能性。玉成精機正是借助新三板進行了戰略轉型，進軍手機遊戲和泛娛樂產業。

“最大收獲是堅定了信心。原來沒啥遠景和希望，現在有了估值，有了遠景，有了做下去的信心。”秦儉說。

王思聰也曾投資新三板的遊戲企業。

兩年過去，經歷了酸甜苦辣之後，秦儉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總結說：“新三板不適合套現。如果是成長性企業或市場細分市場的隱形冠軍，是非常適合登陸新三板市場的。新三板市場面對的都是機構投資者，都是人精，比你還聰明，通過講故事忽悠錢，不可能。能達到創新層條件的話，值得努力;反之，則意義不大。”

來自中泰證券的一位保薦代表人對此表示認同，應根據不同企業的基本情況，分析上新三板是否有利。“高成長性，本身具有一定規模，想要在資本市場有所作為但又離主板市場要求有距離的企業，適合上新三板，相當於和資本市場有了重要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而對那些還在糾結規範成本、董秘工資等因素的初創企業來說，則不太適合。

非國企海外投資存量占比持續十年上升 民企加速快國企更成熟

22日，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了《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下稱《公報》)。2015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國有企業占比為50.4%，這一數據從2006年的81%持續十年下滑，而非國有企業的占比已經連續上升，目前達到49.6%。

此外，2015年非公企業境外並購金額占當年境外並購金額的75.6%，在數量和金額上均首次超過了公有經濟的企業。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2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把中國對外投資快速發展的原因歸納為四點：國際市場上有需求、中國有能力、政策有效應、企業“走出去”有動力。

具體而言，發達經濟體在複蘇，對外國投資有需求，發展中經濟體在進行工業化，也需要外來的資金。中國開展的“一帶一路”和國際產能合作，也發揮了引領和推動的作用。

與此同時，中國現作為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和第一制造業大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中國企業擁有開展對外投資的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國在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企業的發展方式也在發生轉變，轉型升級要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目前企業的“走出去”願望非常強烈，積極融入到全球的創新網絡、制造網絡和市場網絡。

中債資信宏觀研究分析師黎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樞下移、GDP增速放緩的背景下，社會投資的平均回報率也有所下降，因而國內投資吸引力不如以前。

黎軻同時指出，海外投資未來的預期投資回報率較高，去年匯改至今，海外投資存在一定的隱含匯兌收益。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國企和民企在海外投資的絕對量一直在增加，但相對水平來講民企投資增速更快。從目前國內經濟總量來看，民企經濟占比在不斷增加，國有經濟占比相對減少，國內經濟與對外投資的趨勢是一樣的。

胡遲認為，當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國內投資利潤率減低，部分民企轉而走向海外投資。

針對中國對外投資快速增長是否對中國民間投資快速下降產生影響，張向晨在發布會上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尋找國際市場和資源是企業為了實現國際化經營，是企業自身的發展戰略，也是企業根據市場條件的自主決定。

目前，國企的海外投資更加審慎。胡遲表示，國企大量參與海外投資，去年至今已經創造了多個全球有名的並購案例，但是也積累了一些教訓，一些項目收益情況不是很理想。目前國企海外投資相對放緩也更加成熟。

此外，胡遲還提到，近幾年國資委等監管部門加強了對國企投資的監管，對央企集團公司資金歸集使用要求趨嚴，這使得國企對項目投資更加審慎。

今年8月份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建立國有企業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制度的意見》明確，一旦造成國有資產損失以及其他嚴重不良後果，要追究直接責任人和領導責任， 並實行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

胡遲認為，無論民企還是國企，中國投資者應做好預案，科學預判投資的成本與風險，全面了解投資環境，開辟多元化的信息渠道，深入了解當地的經濟環境、社會現狀、政策法規、行業規定等。

他建議，必須要熟悉當地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和法律方面具體的要求，比如有些國家對於環保、有些國家對於企業體制方面的要求都非常嚴格。必須要慎重考慮投資環境、投資政策，以及在簽訂協議之後，如何使協議真正落實到實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