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房資金何處去?在環京100公里圈幾乎全面限購後,它們似乎在唐山、秦皇島和遼寧東戴河等地找到落腳點。
以唐山為例,2016年7月以來,唐山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環比和同比皆止跌上揚。自11月份起樓市漲幅明顯:其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創下最高1.1%的漲幅,同比漲幅維持在2%-3%;今年3月份樓市熱情延續,環比與同比分別達到了0.9%和4.4%。
4月份,唐山出臺限購政策,但在很多外地投資客眼中被視為“溫和”。
“10年庫存1個月消化”
唐山地處華北與東北通道的咽喉,是京津唐工業基地中心城市、京津冀城市群東北部副中心城市,老工業基地。
但近年隨著經濟下行其發展一度乏力。而唐山樓市也是經過幾度更叠。2007年,唐山市區的房價便達到了7000元/平方米,2008年樓市低迷,市區的均價掉到5000元/平方米,不過隨著2008年年末政府推出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讓唐山的房價重啟上漲。但隨後由於整體經濟環境改變,唐山這種資源型重工業城市的經濟發展也陷入了困難,房價從2013年一直下滑到2015年。一時間,唐山現房遍地,更多的期房項目出現數年不交房的情況。是時,多個項目的負責人都曾經通過經濟觀察報記者希望找人接手。
當時一些專家甚至放言,唐山房屋庫存去化周期可能需要5~10年。
至今,在北京工作多年,一年回不了幾次家的唐山人張陽習慣性認為,當地房價仍停留在每平方米5000-6000元的房價。
然而這一切都在去年7月份之後被打破。
2016年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大方針的提出以來,曾經定位為京津冀地區重要發展軸的京津唐一線被重新重視。比如,京唐城際鐵路作為其中重要工程於當年12月29日宣告動工,從唐山到北京通勤距離將縮短為35分鐘左右。
而從2017年3月份起,圍繞雄安新區與北京市近郊,河北多地如高碑店、涿州、霸州紛紛被納入限購,唐山雖然屬於限購區域,但實際限購力度並不大。
在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唐山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環比和同比皆止跌上揚,投資客需求幾乎是被擠壓到唐山。
近日經濟觀察報記者實地探訪發現,唐山市中心城區,包括路南、路北區,新建商品房均價已經破萬元。位於路北區的茂華中心府,二期90平方米以下的戶型已不見蹤影;剩余98平方米戶型均價1.2萬元左右,首付需40余萬元。茂華銷售稱,來自外地的投資客和本地客戶占到一半左右。
與其一街之隔的“渤海豪庭”項目,所有戶型都被要求捆綁地下室進行銷售。售樓處人員嫻熟地介紹起均價1.6萬元左右的剩余房源,82平方米的小戶型一房難求。
當地銷售人士笑稱:“一月消化了幾年的庫存。”
“再不買就沒有了”
茂華中心府銷售張偉告訴記者,唐山樓市在去年春節之後明顯趨熱。與去年5月份同期相對比,房價漲幅在30%-50%左右;而在過去的三月和四月,有的房產銷售月收入達4萬元。銷售的火爆讓中介直接對客戶喊話,“別再猶豫了,我們的房子都不愁賣”。
即便在唐山非市中心區域,也有投資需求湧入。記者探訪距離唐山市中心8公里左右的開平區兩處小區,一處毗鄰商業綜合體,擁有學區資源的名仕雅園,期房價格達到7300元/平方米。另一處交通便利的期房,均價在6300元-6800元,房源僅剩2套。
渠道中介告訴記者,這兩個區域春節前每平方米均價也僅在5000元上下,到目前漲幅超過20%,即便是短線投資,在網簽之前將房源在10月份進行轉手,3個月的收益也非常可觀。
外地投資客的果斷出手也被渲染,一位代理分銷的中介稱,100平方米以下的戶型非常好賣,甚至有心急的客戶“都不需要到現場,打錢到卡里讓我們直接定”。據了解,這些外地買家除了較近的北京、天津、東北外,還有深圳、廣州等地的投資客。
對於市場的樂觀預期,讓所有銷售都一致強調:再不買,連這些都沒有了。
實際上,4月14日,唐山已經出臺限購政策,規定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在市中心區(路南區、路北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已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暫不得在市中心區購買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在中介們看來,這一措施極為溫和。位於唐山市中心40公里左右的豐潤區,新房價格也到達每平方米5000元,仍有人進場。甚至更偏遠的曹妃甸、樂亭和古冶區,也出現了炒房客的身影。
一位本地出租車司機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自己幾年前均價4800元在豐南區買的85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自去年下半年起已經漲價20萬元左右。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認為,唐山熱主要是因為房屋絕對價值低,有炒作市場空間;其次北京周邊100公里限購圈已經形成,唐山雖然發布了限購,但政策相對寬松;在資金沒有出路的情況下,許多投資客選擇去了唐山。
湧入“最後的窪地”
盡管政策趨嚴,買房客仍在尋求京津冀大城市圈最後的“價值窪地”。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3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價格,京津冀地區的天津、石家莊、秦皇島同比分別上漲21.5%、19%、8.1%;環比價格,天津、石家莊、秦皇島分別上漲0.2%、0.9%、0.7%。二手住宅價格變動方面,天津、石家莊、秦皇島同比分別上漲21.9%、16.5%、7.0%;環比價格,天津、石家莊、秦皇島分別上漲1.6%、0.5%、1.5%。
在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主打“海岸中關村”和海景休閑的遼寧東戴河概念被大肆宣傳。一些自媒體甚至打出“僅在4月22日這一天,8個東戴河在售樓盤就接待了看房大巴116輛,這還不包括接待車的數量,部分項目周末平均成交量約200套”的廣告。
剛剛帶團去完東戴河、長年活躍在北京市草房-常營區域的中介李力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東戴河便宜的海景房也 已 經 漲 到 每 平 方 米3000-4000元,其中最知名的項目佳兆業和海天翼,均價已經達到了每平方米8000元-11000元。而他們帶看的區域已經輻射到了遼寧沈陽,山東威海,煙臺等地。
李力稱,北京買家的心理是,“不管哪里的房子都行,錢放在手里不踏實,貶值太厲害”。在2016年7月份京津冀一體化規劃出臺之前,“首付20萬在北京周邊隨便挑,現在50萬買不到房子”。
而據相關媒體報道,早在2010年前後,在前所未有的政策利好與資金補助下,東戴河新區一度進入開發高峰期,買房人蜂擁而入。然而,自我熱鬧幾年後,2013年以後東戴河因為入住率過低多次被評為“鬼城”,不少新盤項目陷入了庫存積壓與資金鏈斷裂旋渦,一些樓盤甚至一度爛尾,直到如今市場轉熱才剛剛緩過勁來。
張大偉認為,環京限購之後,投資客熱情仍不減,歸根結底還是資金潮下的資產荒;投資客到現在還沒有被教訓,甚至反而賺錢了。“導致投資泛濫,一個區域不讓買就去周圍,這一輪的典型特征就是投資需求蔓延”。
(應受訪者要求,張偉,李力皆為化名)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弘今天(5月22日)在京表示,在京津冀區域規劃建設“微中心”,必須摒棄三地行政區劃的限制,進行統籌規劃與推進建設,全面增強“微中心”對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疏解的吸引力。
在當日召開的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研討會上,趙弘詳細介紹了不久前完成了一份《在京津冀區域規劃建設“微中心”,集中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思考與建議》報告主要內容。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建設集中承接地和“微中心”,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雄安新區首要任務就是要打造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載地。”趙弘說,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基本出發點是要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決“大城市病”。東京、倫敦、巴黎等國際大都市都是通過在中心城外圍建設“副中心”、“新城”、“衛星城”、“業務核都市”等來實現城市功能的分散化布局。
他說,借鑒國際大都市發展經驗,北京治理城市病也必須跳出北京,站在更大空間範圍內,通過非首都功能疏解,實現城市功能的分散布局。
4月9日,雄縣當地人在垂釣。攝影/章軻
“什麽是‘微中心’?如何選址?如何規劃建設?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個現實課題。”趙弘表示,在京津冀區域規劃建設“微中心”必須摒棄三地行政區劃的限制,進行統籌規劃與推進建設,全面增強“微中心”對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疏解的吸引力。
他認為,“微中心”建設要著重研究和解決好幾個關鍵性問題。
首個問題是科學選址、聚焦重點,打造“微中心”試點示範,應充分結合京津冀發展現狀,立足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現實需求。
趙弘所帶領的課題組研究認為,“微中心”的選址區域至少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微中心”與北京中心城要保持合適的空間距離,建議在40~100公里範圍內,以滿足“微中心”與中心城之間“一小時通勤圈”的需求;“微中心”的規模要適中,具有集聚增量資源的可開發利用的空間余量,建議規模面積20~30平方公里,人口規模控制在20萬以內。
此外,“微中心”的選址區域要具有發達的交通條件,近期能通過高速鐵路、城際鐵路和高速公路等與北京中心城區實現便捷的聯系,遠期最好具備規劃建設專用市郊鐵路的條件與可行性;“微中心”的選址區域要有較好的特色產業基礎與發展潛力,且與北京有較緊密的產業聯系,建議選擇在那些特色產業基礎較好,或者已經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重大項目的區域,優先考慮規劃建設“微中心”。
“我們認為‘微中心’建設要分階段、有重點的推進。”趙弘認為,近期,在京津冀區域規劃建設的“微中心”數量不宜過多,建議近期規劃5~6個重點“微中心”集中打造,盡快形成設施完備、特色鮮明、產城融合、專業化發展的非首都功能集中承接地。
“遠期,可結合京津冀整體空間格局的優化以及城市群內優勢產業鏈發展的需要,規劃建設第二批乃至第三批‘微中心’,最終形成以北京為核心、多個區域性中心城市和特色功能的‘微中心’共同簇擁下的京津冀大都市圈格局。”趙弘說。
另一個關鍵性問題是頂層設計,高標準編制“微中心”建設規劃。趙弘說,“微中心”作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接地、加快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抓手,其規劃建設必須遵循內在發展規律,做好統籌規劃與頂層設計。在京津冀區域規劃建設“微中心”要借鑒日本等國外經驗,由京津冀三地政府及國家住建部、國土部等相關部門,共同研究、聯合成立京津冀區域“微中心”建設推進委員會,統籌指導“微中心”的開發建設、運行和管理工作。
“需要加快基礎與配套設施建設,提升‘微中心’的綜合承載力。”趙弘建議,打造以市郊鐵路為重點的“1小時通勤圈”。努力形成以市郊鐵路為重點,以高速公路和城鄉主幹道為支撐的交通網絡,構築起“微中心”與北京中心城區高效便捷的“1小時通勤圈”。
同時,還要適度超前規劃建設“微中心”的水、電、氣、熱及信息等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提升“微中心”運行保障能力。重點推進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以及酒店、會議等商務設施建設。
上述課題組還建議,爭取國家和三地政府的支持,加大對“微中心”建設用地指標的傾斜,優先滿足非首都功能疏解重大項目的用地需求。研究制訂加快京津冀區域重點“微中心”開發建設的意見,力爭從土地、資金、公共服務等多方面,對“微中心”給予相應的政策優惠。如,對疏解類項目主體給予成本補償、經營過渡期資金補償等支持;設立京津冀區域重點“微中心”投資建設基金,用於支持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及非首都功能疏解類重點項目建設。
課題組還建議,引入和嘗試PPP模式,發揮國內知名特色產業投資運營商、綜合服務運營商的積極性,鼓勵和支持社會資本、私營企業等與政府部門進行合作,共同推進“微中心”開發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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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天完成各項審批手續,180天實現開工奠基,18個月建成投產……位於石家莊新樂的河北三元工業園創造了征地最快、審批最快、建設速度最快等多項紀錄。
北京老字號三元食品在河北建設的這一現代乳品研發、加工基地,為帶動京冀兩地經濟技術合作、促進兩地經濟繁榮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三元工業園的建設只是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的一個縮影。
四年以來,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逐步由藍圖走向現實,以共建產業園區為突破口,堅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有序轉移產業,優化空間布局,積累了可推廣的成功經驗。
共建共管共享
為了加快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產業,同時解決在京生物醫藥企業的原料藥生產和認證的現實需求,北京·滄州渤海新區生物醫藥產業園在河北滄州投建。
北京市經信委產業結構調整處工作人員吳誌全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決定在北京市周邊選址建設生物醫藥專業園後,相關工作組前往天津濱海新區、薊縣上倉工業園,以及河北曹妃甸、廊坊、滄州等多個園區進行考察,對比分析各開發區的產業定位、土地儲備等情況,優選出河北滄州、廊坊以及天津薊縣三個開發區。
在完成初步調研摸底後,三個開發區向北京的企業以“同臺打擂”的形式進行現場展示。最終,滄州作為國家級石化基地的產業基礎以及園區管委會的服務理念讓企業家十分動心。
在“共建共管共享”的理念下,截至2017年底,產業園已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43億元。
其中,共建是指京冀雙方以“園中園”的方式,即在渤海新區的臨港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生物醫藥專業園區,按照建設標準、準入標準、服務標準不降低的原則,引入北京高端產業園區的建設管理理念,由北京工業設計院進行園區設計,北京城建集團等企業參與施工建設,避免簡單平移式搬遷,要求入園企業要實現技術、設備和產品升級。
共管則是北京市食藥監局的一大政策創新。通過在滄州建立直屬京外分局實行異地監管,使北京的企業避免繁瑣的藥品轉移審批、註冊手續,真正實現“北京戶口”的異地監管。
此外,由簽約入駐的企業共同發起成立的北京醫藥行業協會滄州分會,幫助產業園起草了醫藥行業汙染物排放標準,要求入園企業遵照實施,幫助園區管委會加強綠色生產監督管理。
共享則包括尊重企業意願在當地設立分支公司,園區工業產值和稅收留在當地;以及在京企業集中精力發展研發、銷售和高端制劑環節,有序疏解不符合城市功能的一般性生產環節。
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推進,優惠的土地供給政策、完善的園區服務使在京企業原來受到限制的生產環節得到妥善安排,發展空間進一步擴大,上下遊生產環節配合更加順暢。
在唐山,金隅·曹妃甸協同發展示範產業園、中林集團曹妃甸木材產業園等項目成功簽約,一批以綠色環保建材、裝備制造等為主導的現代產業體系初步形成。
在滄州,北京現代汽車滄州工廠將新一代ix35SUV車型量產後,年產能提升至30萬輛。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以來,河北省引進落地的最大體量的產業協同項目,北京現代汽車滄州工廠正在帶動滄州整個汽車產業的發展。
在衡水,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建立了河北格雷服裝創意園,北京保留總部職能、研發中心和營銷中心,原有的廠房和庫房閑置出來。
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相關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為了盤活閑置廠房,公司改造原廠房建設了服裝設計創客中心。“在創客中心,我們為早期創業者搭建了一個具有共享辦公、科技服務、創業基礎服務、創業培訓、金融服務、知識產權服務、商業模式提升等全要素的平臺。目前入駐企業產值和營收已達到四億多人民幣,稅收5000多萬。”
產業協同發展進入快車道
目前,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已取得積極進展,數據顯示,北京市屬企業近3年在津冀的計劃投資已達1219億元。
此外,非首都功能增量得到有效控制。第一財經記者從北京市發改委獲悉,北京市在全國率先發布實施新增產業禁限目錄後,累計不予辦理登記業務1.86萬件,關停退出一般制造業企業1992家,疏解提升各類市場和物流中心649個。
技術合同成交額和認繳出資額也呈現井噴狀態。北京市輸出到津冀的技術合同成交額累計已達418.4億元,年均增長超過30%。2017年北京市對津冀認繳出資額達2300億元左右,三年來累計超過5600億元。
其中,產業轉移對接協作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實體內容和關鍵支撐,而產業平臺是產業對接合作的重要載體。
北京市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協同綜合處副處長吳婷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以來,三省市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充分發揮北京創新資源豐富、河北空間廣闊、天津制造業突出等優勢,打通創新鏈、貫通產業鏈、延伸園區鏈,“2+4+N”產業合作格局加快構建,一批重大產業合作項目相繼落地,產業協同發展步入快車道。
具體來說,“2”是指圍繞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區功能定位,積極吸納和集聚創新資源要素,打造創新產業集群,促進產城融合、職住平衡。
“4”即曹妃甸協同發展示範區、新機場臨空經濟區、張承生態功能區、天津濱海新區等四大戰略合作功能區。
目前,曹妃甸協同發展示範區累計簽約北京項目百余個,張承生態功能區農業、旅遊、數據中心等綠色產業正在加快落地,張北雲計算產業基地多個數據中心已投入運營。
此外,北京新機場臨空經濟區相關規劃已經編制,京冀雙方在共同推動共建共管體制創新。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管委會自揭牌以來,新增註冊企業累計達400余家,創新創業生態逐步完善。
“N”即一批高水平協同創新平臺和專業化產業合作平臺。京津合作示範區、武清京津產業新城和滄州、正定、保定等特色園區加快建設,集聚效應和示範作用逐步顯現。
以上述北京·滄州渤海新區生物醫藥產業園為例,目前已吸引百余個項目落戶,其中簽約北京醫藥企業近80家,成為“產業承接集聚化、園區建設專業化、異地監管協同化”的範例。
此外還有中關村企業累計在津冀設立分公司3049家、子公司3100家。
作為我國北方首個自貿試驗區——天津自貿試驗區掛牌三年多來,改革開放紅利不斷釋放。
今年5月4日,國務院又批複了《進一步深化中國(天津)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下稱《深改方案》),未來的改革還將亮點紛呈。
為了“讀懂”天津自貿區的改革藍圖,第一財經采訪了天津市副市長、自貿試驗區管委會主任趙海山。
天津市副市長、自貿試驗區管委會主任趙海山
第一財經:三年來天津自貿區著力打造制度創新“高地”,貢獻了哪些制度創新試點經驗和創新案例?有什麽特色和亮點?
趙海山:自貿區掛牌成立三年來,天津市委、市政府堅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深入推動“放管服”、投資、貿易、金融、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等重點領域改革,先後向國務院自由貿易試驗區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梳理上報了4批127項成效明顯的試點經驗和31個創新實踐案例。國務院向全國複制推廣了三批54項試點經驗和12個創新實踐案例中,天津自貿區就貢獻了15項經驗和3個案例。
比如,京津冀跨區域檢驗檢疫“通報、通檢、通放”和“進口直通、出口直放”一體化模式,使得每批貨物的平均通關時間節省0.5天,每標準箱為企業節約物流成本120元,口岸快速放行率達88%。依托電子口岸公共平臺建設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推進單一窗口免費申報機制,申報效率提高了25%,直接和間接服務企業數量超過10000家,每年為企業節省費用近4000萬元。融資租賃公司收取外幣租金業務有效解決了企業幣種錯配問題,節約企業匯兌成本最高達6%。 “一個部門、一顆印章審批”、“一張綠卡引才”等試點經驗也通過多種方式在兄弟省市複制推廣。
第一財經:天津自貿區在加快京津冀發展方面有哪些舉措?雄安新區也在規劃自貿試驗區,天津自貿區和雄安將如何互動發展、互為支撐?
趙海山:推動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是天津自貿試驗區的重要任務和鮮明特色。我們制定實施了《天津自貿試驗區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方案》,積極推進京津冀通關服務和口岸物流一體化、金融服務和監管一體化、要素資源配置一體化,跨區域通關一體化、京津冀144小時過境免簽、京津冀眾創聯盟、金融同城化等一批制度創新措施取得良好的效果。
目前區內新增市場主體中京津冀企業超過50%,中信集團、中車集團、中鐵建集團、中國泛海、百合網等一批央企、知名民企在自貿區設立租賃、航運、物流、貿易等功能型總部,自貿區服務輻射效應充分顯現,產融結合發展態勢基本形成。
今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複《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提出“支持以雄安新區為核心,建設中國(河北)自由貿易試驗區”,這為津冀兩地加強合作拓展了更大空間,我們將積極支持河北自貿試驗區建設,推動在制度創新方面開展更深層次合作,更好服務雄安新區建設發展。
現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不是依靠一個城市,而是要形成一個增長極。雄安新區的發展會為京津冀帶來更大的聚集效力,也給天津作為京津冀出海口帶來更多的機遇。以前,天津要服務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的重大任務;現在,天津還要服務於雄安新區的創新發展,這為天津的發展增添了目標和動力。
下一步,我們將重點從四個方面發力:一是積極打造京津冀產業金融創新平臺;二是積極打造服務京津冀、雄安新區的跨境投融資平臺;三是積極打造京津冀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平臺;四是積極打造京津冀地區國際貿易大通道。
第一財經:與總體方案相比,天津自貿區《深改方案》的“進一步”體現在哪些方面?如何與其他自貿區形成多元探索格局和錯位發展優勢?
趙海山:與其他自貿區相比,天津自貿區《深改方案》主要有三大特色。一是突出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示範區;二是突出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建設國際產融結合示範區;三是突出前沿新興智能產業創新孵化,增創國際競爭新優勢。
《深改方案》是未來兩到三年進一步深化天津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在行政審批、市場準入、金融創新、國際貿易、海關檢驗檢疫綜合監管、口岸服務、要素市場配置、事中事後監管等八個方面提出了改革創新舉措。
我們將加強與“一基地三區”城市定位的聯動,擴大汽車、飛機船舶維修等先進制造業領域和銀行、保險等金融服務業領域的開放,發揮天津作為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的優勢,加強人工智能制造、先進通信、基因診斷、維修再制造、大健康產業等新興產業領域的制度創新,提前發力布局,培育新型產業,進一步加大壓力測試、風險測試力度,以改革開放促進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
我們將積極支持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業務發展,推動產融結合示範區建設,探索融資租賃企業稅前扣除政策,率先開展租賃產業配套的外匯制度創新,支持自貿試驗區保理企業開展離岸、跨境、跨省市國際保理合作,規範發展境外股權投資基金、企業跨境投融資、大宗商品現貨離岸交易等業務,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天津自貿區未來發展,要瞄準京津冀協同發展,瞄準和實體經濟的融合,瞄準“一帶一路”走出去,既要和國際接軌,也要和本地實體經濟有機結合,提升天津自貿區的輻射力,發揮天津自貿區立足京津冀、致力產業升級、帶動北方經濟接軌全球經濟的改革特色。
大家也註意到,這次我們把天津自由貿易區和濱海新區管委會進一步整合,把自貿區的改革同濱海新區的發展進一步融合,就是要進一步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讓改革措施落得更實、步子走得更穩。
第一財經: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天津市市長張國清表示,將加大天津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的力度,積極申報“京津冀自由貿易港”。請問目前對此有何設想?
趙海山: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張國清市長在天津代表團媒體開放日上表示,天津將加大天津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的力度,積極申報“京津冀自由貿易港”。這個自由貿易港是立足於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自由貿易港,是服務全國改革開放大局的自由貿易港。我們目前正在開展相關研究。
通過《深改方案》改革任務的實施,可以提供必要的制度、設施、人才、產業支撐,為推動自貿試驗區向自由貿易港轉型升級奠定基礎。
下一步,我們將按照天津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抓緊起草完善《中國(京津冀)自由貿易港建設方案》,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申報建設。
今天(31日)發布的《京津冀教育發展研究報告(2017~2018)》稱,近年來,京津冀三地在促進教育協同發展方面開展了許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工作推進呈現出“高關註、低共識”“有片段、無整章”“重發展、輕改革”“高呼聲、低動力”的特點。
該研究報告由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兵副研究員說,2017年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一年,是檢閱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目標是否達成的重要節點。教育資源的疏解與承接在區域協同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
高兵說,教育資源與人口分布、產業結構和城市功能緊密相連,教育資源的空間布局支撐著城市功能,引導著人口分布。疏解首都教育的目的,是解決首都教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瓶頸問題和冗雜的發展負擔,是為了提升區域教育品質,構建與京津冀總體功能定位相適應的現代化教育體系。
隨著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進入全面落實的攻堅階段,作為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的“牛鼻子”,實現區域教育資源的疏解與承接日益凸顯出必要性和緊迫性。
研究結果顯示,未來京津冀城市群將有可能成為世界人口規模最大的城市群。北京教育總體發展水平在一定意義上已與世界最主要發達國家(地區)相當,跟跑的項目在減少,並跑、領跑的項目在增多。
“然而從目前京津冀區域發展狀況來看,實現世界級大城市群的目標任重道遠。”報告稱。
高兵介紹,京津冀三地長期存在的經濟發展落差,導致教育差距顯著。從人口總體受教育水平來看,2015年北京、天津、河北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分別是42.34%、23.33%、10.21%;從教育投入來看,僅以小學為例,2015年北京、天津、河北小學生均公共預算事業費分別是2.4萬元、1.8萬元、0.7萬元,三地教育發展水平階梯式落差顯著。
報告稱,教育資源的京內疏解要適應各區人口調控和人口實際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合理疏解。隨著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影響,未來基礎教育受教育人口會逐年增加,按現有學位供給量估算,2016~2020年,小學學位需求將從86.8萬個上升至102.4萬個,普通初中學位需求將從26.8萬個上升到37.8萬個,按現有供給能力計算,至2020年學位缺口量將達到26.6萬個(小學缺口約15.6萬個,中學缺口約11.0萬個),北京還需要投放大量的學位以保證常住人口的基本學位需求。
此外,2021年京津冀地區學前階段學齡人口數將達到峰值。同時,河北、天津學前教育師資隊伍短缺問題將更加嚴重。
高兵說,目前三地的教育合作民間組織熱情高,學校間活動頻繁,以環京津節點城市為主,但是合作呈現碎片化、無序化發展,缺乏切實有效的做法和行動,缺乏頂層的整體統籌規劃和有效監督。各地教育部門簽訂了各級各類教育合作協議幾十項,但合作缺乏中央政府的參與和指導,京津冀協同發展演變為幫扶式發展,忽略了各自教育的轉型發展和戰略定位。在管理層面上,應構建具有權威性和執行力的中央政府協調機制。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曹浩文建議,推進教育協同發展的力度和成效納入相關部門的績效考核體系。中央和京津按照一定的分擔比例,合作設立教育協同發展專項資金,重點扶持非首都功能承接地、環京津貧困帶等一部分地區先行先試,提高教育公共服務水平,然後再逐步將資助面擴大。
繼2017年京津冀及周邊“2+26”城市5600人次的強化督查之後,一場範圍更廣、人數更多、要求更高、持續時間更長的強化督查即將開始。
生態環境部8日深夜給記者提供的消息稱,“藍天保衛戰強化督查”將從2018年6月11日開始,持續到2019年4月28日結束。此次強化督查共動用約1.8萬人(次)。
根據安排,此次督查範圍為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莊(含辛集)、唐山、保定(含定州)、廊坊、滄州、衡水、邯鄲、邢臺市,山西省太原、陽泉、長治、晉城市,山東省濟南、淄博、聊城、德州、濱州、濟寧、菏澤市,河南省鄭州(含鞏義)、新鄉(含長垣)、鶴壁、安陽(含滑縣)、焦作(含濟源)、濮陽、開封市(含蘭考)(簡稱“2+26”城市)。
此外,還包括汾渭平原11城市,山西省呂梁、晉中、臨汾、運城市,河南省洛陽、三門峽市,陜西省西安、鹹陽、寶雞、銅川、渭南市以及楊淩示範區;長三角地區的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
生態環境部環境監察局負責人對記者表示,當前,重點區域空氣質量繼續改善,但個別地區汙染仍然較重。京津冀地區仍然是全國環境空氣質量最差的地區,河北、山西、天津、河南、山東5省(市)優良天氣比例仍不到60%,汾渭平原更是近年來大氣汙染不降反升,反彈比較厲害的區域。
這位負責人介紹,生態環境部將對“2+26”城市總體安排200個左右的督查組,汾渭平原11個城市總體安排90個左右的督查組,每個督查組由3人組成,主要從地方環保系統和生態環境部直屬單位抽調。第一階段有200多個督查組,每組3-4人;第二、三階段有290多個督查組,每組3-4人;還預留了100多個特別機動組,因此此次強化督查共動用約1.8萬人(次)。
“藍天保衛戰強化督查”將主要關註相關地區“散亂汙”企業綜合整治情況,工業企業環境問題治理情況,工業爐窯整治情況,清潔取暖及燃煤替代情況,燃煤鍋爐綜合整治情況,運輸結構及方式調整情況,露天礦山綜合整治情況,揚塵綜合治理情況,稭稈禁燒管控情況,錯峰生產落實情況,重汙染天氣應急措施落實情況,群眾投訴的突出環境問題辦理情況等。
對“2+26”城市、汾渭平原11城市各縣(市、區)開展駐點督查,緊盯問題排查。對長三角地區4省市派特別行動組,采取機動式督查,確保問題排查到位。根據督查情況,對工業企業環境違法問題集中、大氣汙染防治工作整體推進不力、責任落實不到位且大氣汙染問題十分突出的城市,進行掛牌督辦或公開約談。針對大氣汙染嚴重、重汙染天氣頻發、環境質量改善達不到時序進度甚至惡化的城市,適時開展中央環保專項督察。
在生態環境部8日召開的2018—2019年打贏藍天保衛戰重點區域強化督查啟動視頻會上,生態環境部李幹傑表示,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重中之重是打贏藍天保衛戰,要抓緊出臺實施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作戰計劃。
李幹傑說,要緊緊扭住“四個重點”,即重點防控汙染因子是PM2.5,重點區域是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和汾渭平原,重點時段是秋冬季和初春,重點行業和領域是鋼鐵、火電、建材等行業以及“散亂汙”企業、散煤、柴油貨車、揚塵治理等領域。
同時,優化“四大結構”,就是要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運輸結構和用地結構。強化“四項支撐”,就是要強化環保執法督察、區域聯防聯控、科技創新和宣傳引導。實現“四個明顯”,就是要進一步明顯降低PM2.5濃度,明顯減少重汙染天數,明顯改善大氣環境質量,明顯增強人民的藍天幸福感。
李幹傑說,針對重點區域、重點領域、重點問題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強化督查,不是“運動式”“一陣風”,而是新的長效機制,不是要求“一刀切”,而是要精準治汙,根本目的是要幫助地方黨委、政府發現環境問題,進而解決環境問題,改善環境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