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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大地震5周年後，無奈重啟核電站 核電，日本逃不過的宿命

2016年2月23日，日本農場主Masami Yoshizawa在寫有抗議橫幅的小車旁邊走過，橫幅上書“東電和日本政府應當賠償我的損失”。（東方IC/圖）

核電重開和核電反對的博弈，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現實——沒有人願意生活在核事故的陰影之下，但是現代產業以及日本的自然條件又使得日本人無法拒絕核電。在核電站當地人的身上，這一點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旦發生核事故，受害最嚴重的就是他們。福島核電站周圍那些有家不能回的災民的今天，就是他們的明天，但是他們基本上都支持重開核電。

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已經過去了整整5年。每年的這一天，日本的媒體都會冠之以“史上最慘重的地震”。如果僅僅算遇難者的人數，“3·11”日本大地震其實算不到“損失慘重”的行列里去，到現在為止，所有死亡人數（統計包括失蹤者在內）是15455人。

使得“3·11”日本大地震成為“史上最慘重的地震”的原因，其實並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地震催生的海嘯。日本是一個地震多發的國家，在地震的防災減災方面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如果沒有海嘯的話，那次地震不會造成比三位數更多的死亡人數。

但是那次地震引發的海嘯不但帶來了近兩萬的死亡人數，還造成了一個無法愈合的傷口——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使得這次地震被列入“史上最慘重的大地震”之列。

有家不能歸VS“一生懸命”

在地震發生5年後的今天，“無家可歸”的災民還在十萬以上。單單從這一個數字，就可以知道這次災害的嚴重性。準確地說，不能用“無家可歸”這個詞，它並不能描述事實，而事實是“有家不能歸”——因為這些災民的家在核汙染區，而且對於里面的大部分人來說，是永遠回不去了。

日本文化不太鼓勵遷徙和移動，日語中表示努力的詞是“一生懸命”，實際上這個字是從“一所懸命”演化而來的，日本人喜歡一輩子在一個地方生活、工作。因此，離開自己的土地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5年過去了，災民仍然不能回去——放射性汙染的土地高達2000平方公里（一般人被禁止進入），這幾乎和東京都的面積相同。實際上，這場地震所造成的“人員失蹤”數字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為這些地方是無人能夠進入的死亡地帶。

更嚴重的是，沒有人知道應該如何處理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事故。日本方面聲稱，40年完成廢爐工作，但是現在連已經融化了的爐芯究竟散落在了什麽區域都不知道，整個廢爐工作就真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

例如，現在的事故處理工作中最緊迫的，是如何截斷流經該區域的土壤、已經受到汙染的地下水。如果地下水受到汙染，就會無可阻擋地流入海水。如今，技術人員采取汲取的方法，將那些已被汙染了的地下水放在水罐里，但水罐的容量是有限的，而地下水似乎是無盡的。於是，他們就做出一個這樣的設想——在事故機組周圍用管子向地下註入冷凍液，做成一個局部凍土地帶，以消除地下水的流動問題。但是，直到到現在，這個項目也沒有完成，同時也沒有人知道這個項目完成後能否奏效。

2011年7月19日，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發表聲明，稱“今後10年內將花費20萬億日元（按照當時的匯率是2.5千億美元）來處理這次核事故”。日本有關部門正式公開談到這個數字就只有過這一次，可以推測現在肯定要花費更多的資金，而且即使按照最樂觀的估計全部完成廢爐工作也需要40年！

這就是福島核電站的現實。恐怖的事故使得一個更加重要的爭論席卷了日本全國，那就是到底該如何看待造成這一切的元兇——核電？

最便宜的VS最令人不安的

眾所周知，日本是能源短缺的國家，既缺乏煤炭石油天然氣，也缺乏水力發電所需要的大江大河，因此日本電力生產的成本相當高。核電是日本人宿命的選擇。

日本是唯一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對核能有種先天性的過敏。當年，要不要引進核電技術，在日本可是引發了一場大論戰的，最後終於達成了引進核電技術的共識。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讀賣新聞》的老板正力松太郎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正力松太郎被稱為“日本原子能之父”。

一旦核電技術在日本獲準使用之後，就以巨大的勢頭推廣開來。如今，日本核電的裝機容量已經占到了全國電力總裝機容量的30%，主管福島核電站的東京電力的核電比例是40%。最高的是關西電力，占到了48%。

核電確實有不少優點。首先，作為核電原料的鈾基本上產自哈薩克斯坦、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這些政治上比較穩定的國家，而石油天然氣則主要產自政局動蕩的中東地區。比較起來，核電原料的來源更加安全穩定。

從發電價格上來說，核電也有競爭力。1999年，根據日本通商產業省（現在的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發表的報告，日本每度電的成本數字是：核電5.9日元；天然氣6.4日元；煤炭6.5日元；石油10.2日元；水力13.6日元。顯然，核電最便宜。

核電更吸引人的，是運行中不排放二氧化碳，屬於清潔能源。在全球變暖成為人類面對的大問題的今天，為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人們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核電。由於轉換效率低以及要受制於天氣狀況，同樣不排放二氧化碳的風力或者太陽能發電距擔負起主要電力供應的任務還為時尚早，只是作為某種鼓勵人們追求環保的意願的點綴而存在。

然而，核電還是一種最令人不安的能源，從核電問世以來，出現過好幾次大事故。如果說美國的三里島事故還是屬於虛驚的話，那麽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事故和福島核電站事故就徹底地把核電的恐怖之處展現在了世人的面前，讓世人去選擇。

講究“政治正確”VS“核電政策太胡扯”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參加國第三次會議（也就是所謂“京都會議”）之後，減排二氧化碳突然成為了最大的政治正確，反對核電的群體在“低碳環保”面前失聲了（特別是在2009年更講究“政治正確”的民主黨執政之後）。2009年9月，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時任首相的鳩山由紀夫作出了“到2020年，將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25%”的允諾之後，發展核電幾乎成為了日本唯一的選擇。此外，從2005年之後扶搖直上的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也給核電政策作了背書。

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引發的福島核電站事故，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日本相關法律規定，在連續運行兩年之後，核電機組一定要停機維護。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之後，雖然正在運行的機組還沒有停止，但處於停機檢修狀態的核電機組都不能重啟了。同時，“要不要重審核電政策”也擺在了日本人的面前。

講究“政治正確”的民主黨當然打出了反核電的旗幟，本來發展核電就是自民黨推進的政策。不公道的是福島事故落在了民主黨政權任上，落到了時任首相的菅直人的身上。

雖然在首相任上不能像在野黨時代那樣自作主張地反核電，但是菅直人還是利用首相身份幹了點私活：“3·11”日本大地震之後的2011年5月6日，通過當時的經濟產業大臣海江田萬里，菅直人要求中部電力公司將正在運行的浜岡核電站的4號和5號機組停機，同時不再啟動正在停機檢查的3號機組。理由是浜岡核電站正好處於預想中的“東海大地震”震源的正中，繼續運行實在太危險。

日本政府雖然對企業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沒有下命令的權力，從來沒有對一個企業有過這麽具體的要求。這個舉動當時受到了不少批評，人們認為這個請求是對自由主義經濟的侵害，但菅直人不為所動，而中部電力公司也只能給首相面子。如此一來，一共有5臺機組的浜岡核電站（包括已經終止運行的1號2號機組在內）就處於實際上的廢棄狀態。

在離開首相職位之後，菅直人本人又回到了反核電的立場，主張日本應該放棄核電政策。其實，主張放棄核電政策的前首相並不僅僅是菅直人一個，原來一貫推進核電政策的自民黨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也是其中之一。福島核電站的悲慘現實，使他拋棄自民黨主流的擁護核電政策，走上反對核電的道路。

最近幾年，小泉純一郎自費考察了不少國家，得出了“核電政策太胡扯”的結論。其最主要的論據就是“無法處理核廢料”。目前，日本在這方面的解決方法是深埋，深埋其實就只是蒙混過關。先不要講地震國家日本根本就找不到安全的深埋場所，就是能夠深埋起來，都還存在被惡意的人重新挖掘出來，作為恐怖主義武器的可能性。

“3·11”日本大地震之後，反核電的觀念在日本社會中很強勢。面對著那麽嚴重並且都不知道如何處理的災害，也沒有哪個政黨膽敢去鼓吹發展核電，就是自民黨也不得不承認在長期的執政時期內忽視了核電的安全，但是面對產業界的呼聲誰都不能無視。

在這場大地震之後，自民黨一直對這個問題采取裝聾作啞的態度，在2012年眾議院大選、2013年參議院選舉、2014年東京都知事選舉和眾議院選舉時都避開了這個困難的話題。

“全民反核電”VS 與核電共存

日本人曾經很認真地檢討不要核電的可行性。有人找出了有過全部核電停機的時間，並且以此來證明離開了核電也能過日子，但實際上不是那麽一回事——核電站運行短期停止的空白可以用火電以及水電來填補，但如果長期停止，就會發生嚴重的電力不足，因為水電站和火電站也都需要周期性的停機檢查和維護。建造發電站或者增加發電機組是一項大工程，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因此如果真的沒有了核電，生產和生活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那幾年日本人真的做出了不少努力，地震之後先後有過兩年零一個月的時間完全沒有核電機組在運行。為了節約用電，日本人調高了空調的溫度，減少了電車的次數，甚至部分地區發生了停電，日本人熬過了過來。但問題並不是在於生活用電而是產業用電。生活用電可以用降低生活水平的方式來將就，但是產業用電的效率是無法在短時期提高的。因此，電力不足就直接影響到了產業，火電和水電的價格也會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成本，使得日本企業在本來就表現不好的價格競爭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

從事故發生後的2011年開始，以出口商品、對外貿易立國的日本出現了時隔31年的貿易赤字。而這個赤字和日本發電用的石油和天然氣進口大幅度提高直接相關，雖然從2015年開始這個赤字隨著國際市場上石油天然氣價格的下降而大量減少，但沒有人能保證以後石油天然氣的價格不會再次提高。

因此，擺在日本人面前的問題實際上是兩個：一是如何處理現有的核電能力；二是核電在國家的能源政策中處於什麽位置。直到2015年6月1日，日本產經大臣的咨詢機構“資源能源調查會”才提出了到2030年為止的能源組成方案。

在這個方案中，核電將從現在的30%左右下降到20%～22%。這個比例不但不符合日本社會廣泛存在的廢除核電呼聲，甚至比大多數人所預測的“從現行折半”的15%還高了5到7個百分點。雖然這個方案說明了“每三年做一次修訂”，但大家都知道那只是外交辭令，所以該方案發表之後失望之聲不絕於耳。在東京的首相官邸周圍，也像後來反對新安保法律一樣爆發過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新方案的出臺，使得原來一直處於停機狀態的核電機組在加固了安全措施之後逐漸重新投入運行。到2016年2月26日，日本全國有4套核電機組投入了運行。但是，在2016年3月9日，大津地方裁判所（相當於中國的中級法院）作出了“位於福井縣的高浜核電站3號4號機組暫停運行”的暫行判決。因為當地居民提出了要求停止這兩臺機組運行的訴訟，有專家認為這個核電站位於地震活動斷層之上，狀況非常危險。

實際上，這種核電重開和核電反對的博弈，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現實——沒有人願意生活在核事故的陰影之下，但是現代產業以及日本的自然條件又使得日本人無法拒絕核電。在核電站當地人的身上，這一點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旦發生核事故，受害最嚴重的就是他們。福島核電站周圍那些有家不能回的人的今天，就是他們的明天，但是他們基本上都支持重開核電。因為這些人基本上都在核電站工作或者與核電站有關的地方工作，核電機組停機，他們就直接在生活上受到了沖擊。此外，日本政府對核電站周圍的居民還提供了豐厚的津貼，一旦核電機組停機，他們就拿不到這些津貼。

其實，其他日本人也一樣。就是不工作的學生和家庭主婦也要面對這個問題——如果因為電力不足或者電費上漲，父親或者丈夫就業的企業陷入經營困難甚至破產，以後的生活該怎麽辦？

這就是人們最後只能接受政府方案的原因。

從感情上來說，日本人都反對核電，但是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日本人也只能和核電共存。

重啟互聯網彩票利大於弊

導讀 : 互聯網彩票只是彩票的一種銷售方式，移動互聯時代，已經不能忽視這個渠道對於彩票行業的影響。

　　

 

　　互聯網彩票在被傳了一段時間要重啟之後，又有了上半年不會有進展的消息。3月23日下午，國內A股上市公司高鴻股份在投資者關系互動平臺上回答投資者提問時表示，互聯網彩票上半年不會重啟。這次喊停互聯網售彩已經成為2007年至今國內互聯網彩票業務五次叫停中，停售時間最長的一次。

　　即使今年上半年互聯網彩票業務不會重啟，但能夠確信的是，互聯網彩票會重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從今年以來重啟互聯網彩票的利好信息不斷就可以看出。雖然存在吃票、坐私莊、違規促銷等問題，但互聯網彩票對於整個彩票行業來說，是具有促進作用的。重啟互聯網彩票利大於弊。

　　2015年行業發展停滯

　　從一組數據就可以很直觀的看出互聯網彩票的力量。2012年，中國大陸互聯網彩票滲透率約為8.8%，遠地低於同期香港37%和韓國20%的水平。而到了2014年，年我國互聯網彩票銷售規模達850億元，同比增長102%，占彩票市場的22%以上。在2015年禁令下達之後，中國共銷售彩票3678.84億元，同比減少144.94億元，下降3.8%。這是自2004年以來，中國彩票年銷量首次出現下降。

　　而從世界範圍來看，即便全球經濟遭遇低迷，彩票行業也一直保持整體5.38%的年增長率，在博彩業尚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的中國，這一增速則常年保持在18%-25%之間。互聯網彩票自2015年初停售後，增速就馬上出現下滑，且持續下滑。今年前2個月累計，全國共銷售彩票550.96億元，同比下降13.9%。中國彩票業停售互聯網彩票的負面效應已經顯現。

　　對於互聯網彩票公司來說，這一年也是無比艱難。停售1年之後，互聯網彩票從業者表示，一些小公司已死，大公司也撐不下去了，開始裁員。鴻博股份作為互聯網彩票公司的代表，損失慘重，其2015年一季度凈虧損400萬元，同比下降161.81%;中報凈虧損700萬元，同比下降137.97%;三季度凈虧損1100萬元，同比下降152.3%。

　　互聯網售彩暫停，境外博彩網站占便宜

　　《2014年互聯網彩票市場分析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有超過1億以上的用戶通過互聯網渠道投註購買彩票，互聯網已成為廣大用戶的重要投註平臺和渠道，互聯網也已成為彩票市場發展的重要推力。而去年互聯網售彩整頓後，1億以上用戶中，部分年輕人轉到線下投註站購買，但更多人因為嫌麻煩而停止購彩。

　　而2016年，恰逢是體育大年，2月28日至3月6日，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2016年6月10日至7月10日，四年一屆的歐洲杯足球賽，這次是歐洲杯決賽階段擴軍後的首屆比賽，很有看點;8月5日至21日，第31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的四大滿貫賽貫穿全年。在這樣的體育大年里，一般體彩的銷量會大增。但互聯網彩票處於停售狀態，用戶只能進行線下投註。

　　但現實中，線下的投註站點比較少，國家規定1000米範圍內一般只能有一個投註點，甚至會有規定投註站只能銷售體彩或福彩的一種。這樣的設置造成線下購彩的可獲得性大大降低，很多彩民可能就因為不方便而放棄購彩，造成彩票業客戶流失。或者大部分年輕彩民幹脆就轉向海外博彩網站，造成我國資金外流。

　　據之前央視的報道，2014年世界杯期間，中國體育彩票競猜型的彩票累計銷售額為160億，而同時各地公安機關偵破的賭球金額為180億元，有大量的金額流向了境外以及賭球市場。而且，開私莊的情況可能也會增多。

　　綜合來說利大於弊

　　互聯網彩票之所以被叫停，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以下幾個。首先最大的問題是，互聯網引發的彩票躥貨改變了省區之間利益平衡。在彩票發行整個體制的變革，涉及到各省之間的利益格局，根據《彩票管理條例》中規定，地方彩票銷售機構，“負責本行政區域的福利彩票、體育彩票銷售工作”。

　　但網售的出現打破了彩票的地域壁壘，一家網站可以與多省彩票中心簽訂協議。有一些省份的福彩中心、體彩中心為擴大銷售，對一些大型互聯網售彩網站予以更高點數回扣，這樣一來，一方面打破了原本彩票行業的返點規矩，一方面，原本中央和地方涇渭分明的彩票收益分配鏈被打破，各省之間的利益格局有了變化，利益不平衡了，吃虧的省當然不願意。

　　第二個問題是，監管問題。互聯網彩票的銷售基本采用的是引用代購網站，代購網站與各地彩票中心合作，各自為政，在監管上無法形成實時，無法明確監管職責。如果出現吃票、坐私莊、違規促銷等問題，而導致不能兌彩等問題，彩民維權很困難。

　　從目前的消息來看，國家要推出售彩大系統，實行國家做平臺，彩票網站做代理的模式重啟互聯網彩票。代理的資格通過發牌照確定。這樣一來，彩票銷售的監管問題就解決了，國家將建立彩票業的監督機制、肅清互聯網彩票公司違規違法行為並完善行業規則。互聯網售彩全部納入監管之後，重啟互聯網彩票銷售，吃票、坐私莊、違規促銷等問題相信就會得到解決。

　　但被看做是重啟信號的互聯網牌照制度遲遲沒有準信。停售之前也只有500彩票網和中國競彩網兩家有財政部的試點批文，正式的牌照至今沒有一張。究其原因還在於地方政府之間利益分配問題沒有解決。傳統的彩票銷售是區域銷售、區域監管，而互聯網彩票是面向全國，取消了地域的限制，傳統的利益分配體系不再適用，中央和地方如何重新分配需要博弈。

　　一旦重啟互聯網彩票，實行牌照制度，基本上就代表中央和地方就互聯網彩票利益分配和監管問題已經達成了共識。目前互聯網彩票重啟消息都是雷聲大雨點小，與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也不無關系。

　　分析稱，重啟互聯網彩票，已經有互聯網銷售彩票的運營經驗和有一定規模的運營商有望首先獲得牌照。在嚴格監管條件下，行業準入門檻提高，只有優質的平臺才會得到國家的發行許可證，首先就淘汰了一批小網站。行業準入機制制定了，中央和地方關於公益金的分配達成共識，監管也能落實到細則並實施的話，規範網絡售彩就並非難事。

　　互聯網彩票只是彩票的一種銷售方式，移動互聯時代，已經不能忽視這個渠道對於彩票行業的影響。在彩票銷售通路的環節上，非常有必要讓互聯網和線下投註實行互補，打破現在的銷售模式，形成自然良性競爭。重啟互聯網售彩，不止是能夠提升彩民的用戶體驗，最終的受益者還是整個社會的公益事業。

　　【潮起創始人，微博@互聯網分析師於斌，微信個人號117821818，訂閱號『互聯網分析師於斌ityubin』】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於斌，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推薦關註i黑馬訂閱號（ID:ihe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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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互聯網彩票

二線“四小龍”領銜房價漲幅 這八個城市可能重啟限購

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房價數據，首次出現了上漲前列基本是二線城市的現象。

國家統計局18日發布的70個大中城市的住宅銷售價格統計數據顯示，與上月相比，70個大中城市中，價格下降的城市有5個，上漲的城市有65個。

其中，合肥、廈門、南京，單月上漲超過3%，漲幅驚人，加上70個城市外的蘇州，這四個城市的房價漲幅基本取代了一線城市，堪稱房價上漲“四小龍”。在房價迅猛上漲的情況下，不光是蘇州，這些城市也存在重啟限購的可能。

“四小龍”領跑

國家統計局18日發布的70個大中城市的住宅銷售價格統計數據顯示，環比價格變動中，最高漲幅為5.8%，最低為下降0.5%。

其中，環比漲幅在1%以上的城市有22個，比上月增加4個，環比漲幅在5%以上的城市有2個，比上月增加1個;最高漲幅為5.8%，比上月擴大0.4個百分點。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分析，通過計算得知，2016年4月份，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增幅1.1%，相比3月份0.9%的增幅出現了明顯擴大。70城房價在2015年5月份順利完成止跌反彈的過程，爾後保持上漲態勢。2016年4月份繼續上漲，且增幅為近12個月的最大。

同比看，在連續15個月同比下跌後，2015年12月房價首次出現同比正增長。2016年1-4月份增幅處於不斷擴大的態勢，到4月份增幅為4.3%。隨著上半年房價環比的繼續上漲，預計同比增幅將繼續擴大。

在整體上漲的同時，城市之間的分化仍然十分明顯。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劉建偉分析，房價總體繼續上漲，上漲城市個數繼續增加，但城市間漲勢出現新變化，一線城市漲幅較上月有所放緩，二、三線城市漲幅開始擴大。其中，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一線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環比漲幅均雙收窄，深圳二手住宅價格環比甚至出現下降，而部分二線城市環比漲幅比上月進一步擴大，有些已超過一線城市漲幅。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分析，在新建商品房數據中，二線城市全面取代一線城市，成為房價上漲先鋒，首次出現了上漲前列基本是二線城市的現象。合肥、廈門、南京，單月上漲超過3%，漲幅驚人，從目前市場看，包括在國家統計局統計發布的70個城市外的蘇州，這四個城市的房價漲幅全面取代了一線城市，堪稱房價上漲“四小龍”。

表1 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增幅排序

增幅前10位的城市 增幅後10位的城市

城市 增幅 城市 增幅

合　　肥 5.8% 錦　　州 -0.5%

廈　　門 5.3% 哈 爾 濱 -0.2%

南　　京 4.4% 三　　亞 -0.1%

上　　海 3.6% 唐　　山 -0.1%

惠　　州 3.3% 太　　原 -0.1%

北　　京 3.0% 遵　　義 0.1%

杭　　州 3.0% 常　　德 0.1%

福　　州 3.0% 襄　　陽 0.1%

天　　津 2.8% 平 頂 山 0.1%

無　　錫 2.8% 濟　　寧 0.1%

表2 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增幅排序

增幅前10位的城市 增幅後10位的城市

城市 增幅 城市 增幅

深　　圳 63.4% 錦　　州 -3.2%

上　　海 34.2% 丹　　東 -3.1%

南　　京 22.6% 湛　　江 -1.9%

廈　　門 21.7% 襄　　陽 -1.9%

北　　京 20.2% 濟　　寧 -1.7%

合　　肥 17.6% 烏魯木齊 -1.7%

廣　　州 17.6% 西　　寧 -1.7%

杭　　州 14.8% 嶽　　陽 -1.6%

福　　州 11.1% 牡 丹 江 -1.6%

天　　津 10.0% 包　　頭 -1.5%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從同比漲幅看，除深圳、上海依然處於前二外，南京、廈門同比漲幅已經超過20%，合肥也處於全國第六。

嚴躍進說，相比此前深圳房價的持續上漲，4月份廈門和合肥房價顯得最“高調”。這是由於一線城市的房價偏高，在限購升級的情況下，部分投資投機資金開始撤出一線城市，進而進入二線城市，這使得此類二線城市的價格漲幅開始超越一線城市。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會增加部分二線城市政策收緊的風險。

此外，無論是環比還是同比，增速靠後的城市仍大多是三四線城市。嚴躍進說，相比來看，三線城市受庫存去化周期過高的影響，房價難以明顯上升，總體保持在小幅上漲的狀態之中。當然，三線城市房價繼續下跌的可能性已不大。

多城有望重啟限購

3月一線城市樓市調控升級後，大量資金轉移至周邊城市和核心城市，瘋漲的房價也讓這些二線城市面臨調控升級的可能。這其中，作為經濟總量全國第七的大市，在去年下半年以來飆漲的房價之下，蘇州即將打響重啟限購的第一槍。

5月17日，蘇州市國土局官方網站稱，暫緩出讓相城區、姑蘇區和高新區的5幅地塊。這批土地於4月20日掛牌，吸引了不少開發商的目光。多位蘇州業內人士分析，5宗地包括準地王都撤回，說明政策方向已然清晰，樓市調控即將到來。

根據多家媒體報道，蘇州即將實施新一輪限購方案，包括購房者須滿足社保一年以上。個人所得稅2年以上，另推出買房居住證滿一年硬性規定，防止刻意炒房，補社保等情況。

嚴躍進說，蘇州即將進行的調控升級，符合市場預期，是目前房價持續上漲下的一種有效應對策略。雖然有一定的行政管控色彩，但在房價上漲過快、且無有效手段壓制的情況下，重啟限購2.0版本顯然是有積極意義的。

根據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提供的數據，2016年1-4月份蘇州各個區的房價及相比2015年全年的漲幅分別為：姑蘇區21886元/平方米，42.84%；吳中區14877元/平方米，30.79%；相城區13204元/平方米，31.31%；新區16430元/平方米，32.97%；園區26620元/平方米，43.23%。房價普遍上漲了三四成。

嚴躍進分析，蘇州此次限購政策，和此前3月份出臺的政策有一樣的思路。但此前的政策把控，更多體現在對預售價格的管控上。表面上看能夠抑制房價的上漲，但很多房企可能通過各類雙面合同等，依然可以進行高價售樓。所以此類政策對於抑制房價的作用沒有預期的大。此次蘇州在上海和深圳後，收緊政策，顯然說明房價上漲壓力極大。

“從市場去庫存周期數據看，蘇州目前的市場基本面非常類似2010年初的狀態，當時也是庫存去化周期極小，所以才會出臺限購政策。而現在基本上也是類似的邏輯。”

自2010年開始實施限購政策以來，全國共有46個城市實施了樓市限購政策，涵蓋了四大直轄市、五大計劃單列市、大部分省會城市以及蘇州、無錫、佛山、金華等沿海地區發達的二三線城市。

不過進入2014年後，隨著樓市的下行和庫存的不斷增加，到年底，除了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和房價畸形的三亞共5個城市外，其他城市均取消了限購。但在房價迅猛上漲的情況下，不光是蘇州，其他一些城市房價上漲過快的核心二線城市如廈門、南京、合肥、武漢等也存在重啟限購的可能。

以廈門為例，4月22日島外同安區拍出新地王後，廈門房價開始了又一輪快速上漲，房價逼近北上深。日前推出的建發·央璽6號樓售樓處價格表顯示，6號樓單價已上調至69000元/平方米左右，個別房源破7萬元，僅半個多月單價就上漲了8000元左右。

從去年8月開始在廈門看房的肖先生說，僅僅半年過去，廈門大多區域的房價已經上漲了三到四成。值得一提的是，自2009年以來，廈門的房價就一直在上漲，即便在2014年其他城市房價下行的時候，廈門也還一直在上漲。因此近幾年廈門的整體漲幅超過廣州，堪比北上深。

廈門均和房地產評估董事長王崎認為，廈門的工資水平不高，與一線城市有不小的距離。房價高速增長之下，一般員工無法支撐越來越高的房貸本息，甚至越漲越高的房租都倒逼雇主提高待遇，可是雇主的行業經營都已經遭遇寒冬，如何付得了更高的工資?因此房價的過快上漲對實體經濟負面影響十分明顯。

合肥的瘋漲度與廈門不相上下。進入2月份，合肥房價開啟瘋漲模式，政務區房價在兩個月時間平均上漲了6000元/平方米；位於合肥高新區的百商悅瀾山項目，在此前的價格為8500元/平方米，但進入4月份已經達到12000元/平方米，漲幅達41.18%;位於廬陽區的文一名門湖畔項目漲幅達到37.5%。

武漢房價也一路“上躥”。在武漢一家金融機構上班的李小姐一直心儀位於武漢二環邊的樓盤中建南湖一號，“之前沒開盤的時候說大概1.2萬，3月份開盤均價1.35萬，還日光，4月底又有開盤的，均價已經1.5萬了。”

嚴躍進預計，受蘇州調控升級的影響，後續幾個二線城市或有收緊政策或者限購重啟的可能，從可能性大小排序看，南京、合肥、天津、杭州、廈門、武漢、鄭州等7個城市的可能性比較大。

不良資產證券化重啟試點 500億“熱粥”怎麽“咽”

2016年4月，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發布了《不良貸款資產支持證券信息披露指引（試行）》，中國銀行和招商銀行分別在5月27日發行了兩單不良資產證券化，標誌著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重啟。

所謂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就是銀行把不良資產打包，通過在資本市場上發行證券的方式予以出售，以獲取現金。

伴隨著我國經濟下行，銀行不良率攀升，傳統的不良資產處置手段和途徑存在局限。不良資產證券化被寄予希望，然而如業內專家所言，在未來經濟走勢“L”型的前提下，本輪的不良資產處置與上一輪不良資產處置會有很大不同。從發行端、投資端的政策選擇，到法律和會計以及風險識別定價等一系列問題，成為擺在各市場主體面前待解的命題。

不良資產證券化重啟

公開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整體的余額已經達到了1.4萬億元，不良率升至1.75%。並且，潛在的關註類貸款的余額是3.2萬億元，占比達到4.01%。

“商業銀行抵禦不良資產沖擊有三道防線，第一個是撥備，第二個是利潤，最後一個防線是資本金，現在到目前為止，有一些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對其利潤已經構成了侵蝕。”東方金誠國際信用評估有限公司結構融資部總經理徐承遠在近日舉行的“東方金誠不良資產證券化研討會”上表示。

回顧中國的不良資產處置歷史，要追溯至2005年到2008年，那時中國的四大商業銀行經歷了改制、不良資產剝離之後，銀行業整個不良資產規模和不良率在2008年以後實現了連續幾年的“雙降”，商業銀行也享受了幾年好時光。

2005年開始，商業銀行和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已經開始嘗試並發行了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一共有4單，規模總計100多億元。不過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是參照證券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證券化。”徐承遠表示。

但是，由於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並迅速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為防範系統性風險，監管層在2008年叫停了不良資產證券化。

2011年開始，隨著國家經濟增速的放緩，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壓力重新反彈，最近兩年，不良資產余額持續飆升。

在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看來，傳統的不良資產處置手段和途徑存在局限。他在上述研討會上表示，銀行體系目前關註類貸款與不良貸款的剪刀差還在擴大，短期內還未見頂，盡快處置和化解不良資產是大多數銀行的重要工作之一。

不良資產證券化重啟成為眾望所歸。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總經理宗良認為，不良資產證券化具有四方面具體的特點：第一，拓寬了銀行處理不良資產的手段和融資方式，盤活了存量。第二，強調了市場化的處置，打通了信貸資產和資本市場之間的有機聯系，促進融資結構從直接融資為主導向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融合轉型。第三，發現不良資產價格，從而有利於發現銀行的價格。第四，可以實現金融機構專業化的管理。

今年初，國務院批準6家商業銀行500億元的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額度。5月，中國銀行發行的“中譽2016年第一期不良資產支持證券”，規模3.01億元。同時，招商銀行發行了“和萃2016年第一期不良資產支持證券”，規模2.33億元。

專家建言不良資產證券化

溫彬表示，要從供給側構建市場化的不良資產處置新生態。在未來經濟走勢“L”型的前提下，本輪的不良資產處置與上一輪不良資產處置會有很大不同，主要有四個特征：一是規模大，二是難度大，三是範圍廣，四是周期長。

因此，他認為，需要對不良資產處置進行頂層設計，關鍵在於建立一個跨市場、跨地域和跨行業不良資產處置的新生態，包括利用不良資產證券化、債轉股、私募股權、互聯網等模式，從而提高不良資產處置效率和市場化水平。

溫彬提出三個建議：一是監管部門加強協調，制定不良資產處置的頂層設計；二是從供給側增加供給，試點成立1~2家民營企業主導的全國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提高市場效率的同時擴大民間資本投資;三是建設不良資產轉讓的市場，提高證券化資產的流動性。

但是，不良資產證券化目前也面臨多個難點。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認為，不良資產證券化高度依賴於對不良資產的重組打包，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前提是國內相關法律的健全完善。在他看來，中國很多債務的評級不準確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法律的界定和依據，要讓評級準確，需要市場風險充分暴露，同時法律上對融資SPV(特殊目的實體)的設計有充分界定。

宗良認為，不良資產證券化難在盡職調查、資金池的現金流難以預測，以及可能面臨法律和會計方面的風險。

他認為，針對不良資產市場的不對稱性，應當首先慎重評估貸款資產的回收狀態，確保入市資產能夠產生相應的資金流。此外，還要采取信用增級、嚴格信息披露，擴大投資者隊伍和建立健全約束和激勵機制。

徐承遠指出了不良資產證券化的評級思路。他表示，對於基礎資產，不良資產的評估重點是評估貸款的回收金額和回收時間，包括對基礎資產的質量分析，以及結合交易結構方面對基礎的估值進行現金流和壓力測試。然後需要分析交易結構的風險和參與機構的能力，以此初步確定級別，再由評審會給予最終的級別認定。

融資租賃專門立法有望重啟

近日, 北京市租賃行業協會透露,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於2016年6月15日對《關於制定專門融資租賃法》的提案給予了答複，即《對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66號議案的答複意見》。該答複意見稱，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同意陳舒等代表提出的關於制定專門的融資租賃法的意見。

意見答複表示，全國人大為更好地辦理人大代表提案，專門請商務部、銀監會等相關部門提供協辦意見。商務部贊同啟動融資租賃立法工作;銀監會表示，金融租賃行業和融資租賃行業雖分頭監管，但本質上都具有很強的金融屬性，應當在一部法律中予以統一規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對《關於制定專門融資租賃法》的提案(即《對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66號議案》)進行意見答複，並努力推動融資租賃法草案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計劃並安排審議。

融資租賃法曾於第十屆全國人大期間列入常委會立法規劃，由全國人大財經委主持起草，並已形成法律草案。但由於有關部門對融資租賃專門立法的必要性未達成共識，該法草案沒有被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安排審議，也未被列入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

目前，我國融資租賃行業監管部門不同，按照監管劃分，分為銀監會監管的金融租賃公司和商務部監管的內資試點和外商融資租賃公司。近年來，融資租賃行業得到了飛速發展，截止到2015年年末，金融租賃公司共44家，資產總額約1.63萬億元;內資試點融資租賃企業有190家左右，資產總額約9000億元;外資企業共有4000多家占據行業的絕大比重，資產總額約1.1萬億元。

由於相關法律的缺位，致使融資租賃公司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案例時有發生，人民法院受理的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數量逐年遞增。

去年全國人大代表、國銀金融租賃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王學東曾呼籲制定統一的融資租賃法律，規範國家金融秩序，保障融資租賃各方合法權益，促進融資租賃行業健康發展。

融資租賃業在我國已有30多年的發展歷史，一直以來，融資租賃行業主要法律依據之一來自《合同法》第十四章。

但法律界人士認為，《合同法》是債權法，對於融資租賃的規定僅限於債權方面，在租賃物的種類、租賃物的登記、租賃物取回等物權方面和機構管理等方面的內容沒有涉及，法律制度會出現缺失，方向不明，從長遠來看不利於融資租賃行業的發展，業內呼籲融資租賃業專門立法重新啟動。

全國人大財經委稱，將繼續關註融資租賃行業的發展，跟蹤了解該行業發展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努力推動融資租賃法草案早日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計劃並盡快安排審議。

菲前總統來華：我只是一個破冰者 想要重啟對華友好

菲律賓當地時間今天(8日)下午，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作為菲律賓政府特使，啟程前往中國香港。

在出發之前，拉莫斯在馬尼拉召開記者會，他表示他此行的主要任務是作為一個“破冰者”，以重啟中菲關系。他稱此行是為會見“老朋友”，修補因南海爭端而緊張的中菲關系。菲媒將拉莫斯此行稱為“試探性訪問”。

拉莫斯稱：“我只是一個破冰者，想要重啟我們與中國這個鄰國的友好關系，這是我需要去做的，或許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但是這個工作非常重要，我將盡力而為，但是這只是一個初步的會面。”

拉莫斯表示此行將持續5天左右，但未透露除香港之外他是否會前往中國的其它城市。他也沒有透露具體會和哪些人見面。

臨行前，在被問到是否會提到南海仲裁問題時，拉莫斯說“那不是我的任務”，他無權與中國官員就南海爭議進行談判，但菲中兩國正式展開雙邊會談是遲早的事。

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阿貝拉8日稱，拉莫斯此行可能為未來的外交談判鋪平道路，他會在香港“見一些老朋友，可能打幾場高爾夫球”。

上個月，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任命前總統拉莫斯為赴華對話的特使。今年88歲的拉莫斯曾在1992年至1998年期間出任菲律賓總統，並曾擔任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

中超彩票要來了 互聯網彩票能否重啟讓人期待

第一財經11日獲悉，國家體育總局近日已正式印發《體育彩票發展“十三五”規劃》(下稱《規劃》)，對“十三五”時期體育彩票發展面臨的形勢、指導思想與總體目標、重點任務和措施保障等4個方面進行了深入分析和系統規劃。

在內容方面，《規劃》提出，在現行的管理體制下，體育彩票下一階段將重點做好相關的技術準備工作，為實現競猜國內賽事創造有利的客觀條件。《規劃》還提出，大力拓展實體渠道網點規模，提升購彩者的便利性。

此外，對於市場頗為期待的互聯網彩票銷售何時重啟，此次官方披露的《規劃》內容並未涉及。不過，由於《規劃》提出，“構建多業態、多層次的渠道體系，統籌各類渠道資源，拓展發展空間”，這讓市場人士對於互聯網彩票銷售早日重啟充滿期待。

大力拓展實體渠道網點規模

國家體育總局稱，此次《規劃》系統性地提出了6個方面的重點任務：構建發展新機制，激發市場活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推進產品培育，積極拓展新群體，進一步擴大市場規模;構建多業態、多層次的渠道體系，統籌各類渠道資源，拓展發展空間;全員參與，系統建設體彩品牌，提升品牌形象;建設安全高效、權責清晰、監管到位的技術體系，為體育彩票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積極穩妥推進體育彩票人才培養，強化能力提升，保障事業的健康發展。

從內容來看，為主動適應新常態，創新思路，勇於挑起新擔當，不斷滿足市場發展日益增長新需求的戰略目標，對於彩票市場和社會公眾高度關註的一些問題，《規劃》進行了深入研究、科學規劃、明確闡釋。例如，關於實體渠道發展方向的問題，《規劃》提出實體網點在鞏固體育彩票市場基礎和改善購彩體驗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大力拓展實體渠道網點規模，提升購彩者的便利性。

目前，全國體育彩票銷售網點(投註站)已超過16萬個，以每個網點2~3名銷售人員計，再加上各級體育彩票機構的從業人員以及印刷、媒體、上下遊相關產業的從業者，體育彩票產業在“十三五”期間的從業人數有望達到不低於50萬人的規模，為同一歷史時期體育產業總規模的發展打造“體彩人脈”。

官方統計顯示，體育彩票年銷量從2010年的694億元增加至2015年的1664億元，年均增長19%。自2012年以來，年銷量均超過千億元。“十二五”期間累計發行銷售6799億元，比“十一五”期間的總銷量增長180%，累計籌集公益金1762億元，為體育事業和社會公益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據估算，“十三五”期間，體育彩票銷售額有望超過8000億元，籌集公益金超過2000億元，為“十三五”期間體育產業總規模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今年6月底，國家體育總局公布了2015年度本級體彩公益金使用情況。2015年度，國家體育總局本級使用彩票公益金27.27億元，其中24.20億元用於實施群眾體育工作，占本級體彩公益金的88.73%;3.07億元用於資助競技體育工作，占本級體彩公益金的11.27%。

中超彩票有望明年開售

除了大力拓展實體渠道網點規模，提升購彩者的便利性，《規劃》還提到了將國內體育比賽納入競猜對象的問題。《規劃》對此強調，要按照“平穩有序、健康發展”的原則推進。這既體現了對市場需求的回應，也符合競猜型體育彩票產品自身的發展趨勢。

《規劃》提出，在現行的管理體制下，體育彩票下一階段將重點做好相關的技術準備工作，為實現競猜國內賽事創造有利的客觀條件。

對此，有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根據上述《規劃》內容，盛傳已久的“中超彩票”有望發行。另有說法認為，“中超彩票”可能不是以即開型彩票的形式發行，而是彩民期待的競猜型中超彩票，不過要從傳統足彩(獎池型遊戲)逐步過渡到競彩(固定返獎遊戲)。

一名彩票業內資深人士也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將是此次《規劃》的一大突破。“競猜型彩票要結合國內外重大體育賽事，將國內體育比賽納入競猜對象，逐步從獎池型遊戲推廣到固定返獎遊戲，實現競猜國內賽事的突破。”他說。

該人士還透露，中超已經做完了賽事風險控制，有望明年開售中超彩票。

自2011年來，中超開售彩票呼聲不斷。2015年的《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明確，積極研究推進發行以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為競猜對象的足球彩票。2015年9月，國家體育總局曾刊文稱，競猜中超近期有望實現。而在2015年12月18日進行的足代會上，中超俱樂部代表郭光琪也表示，我國職業聯賽應該建立誠信體系，為接下來的足球彩票發行做準備。

上述彩票業內資深人士還表示，目前國內籃球、網球賽事也提出了做風險控制，預計下一個五年這些賽事也有望被納入競猜型彩票。

泡菜對華出口重啟 韓國官方大辦活動慶祝

據韓聯社8月26日報道，韓國農林畜產食品部（以下簡稱食品部）26日消息，大一食品、平昌新鮮食品等四家泡菜出口商從中國獲得大規模訂單，總重7噸的10種泡菜產品踏上赴華之旅。食品部24日在江原道原州市大一食品總部舉行慶祝活動。

食品部計劃年底前繼續對華出口價值4.5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68萬元）的100噸泡菜，並爭取明年出口500噸。為了向中國宣傳泡菜的優點、腌制泡菜文化的歷史性等，還將制作紀錄片並研發合中國人胃口的泡菜產品。

2000年代中期以前韓國泡菜也曾出口中國，但中國自2010年以後針對進口泡菜采用嚴格的衛生標準，使韓國泡菜對華出口受阻。中國不將韓國泡菜視為發酵食品，而對其實施“每100克中大腸菌群檢出數量不得多於30個”的腌菜標準。由於韓國泡菜用生蔬菜和佐料發酵制成，幾乎無法達到上述標準，因此出口中國的泡菜產品僅限於少量經殺菌處理的炒泡菜。然而，以去年韓中首腦會談為契機，中國修訂食品安全相關的衛生標準，放寬有關醬腌菜微生物的檢測指標，並在此基礎上與韓國就檢測條件達成協議。去年11月底，中國走完行政程序，韓國泡菜得以重新進入中國市場。

食品部相關人士表示，促成泡菜對華大規模出口有利於消費市場的開拓和韓國農水產品及泡菜相關產業的發展。

（資料圖）

【相關背景】

2014年11月10日，中國與韓國領導人在北京舉行會晤，雙方共同確認中韓自貿區結束實質性談判。

根據談判成果，在開放水平方面，雙方貨物貿易自由化比例均超過“稅目90%、貿易額85%”。協定範圍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規則共17個領域，包含了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環境等“21世紀經貿議題”。同時，雙方承諾在協定簽署後將以負面清單模式繼續開展服務貿易談判，並基於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開展投資談判。中韓自貿區談判實現了“利益大體平衡、全面、高水平”的目標。

作為韓國的“標誌性”食物，目前市面上的泡菜基本都是中國生產，而非韓國原裝進口。在2014年7月簽訂的《中韓國聯合聲明》附件中，特別提到雙方“繼續加強食品標準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將泡菜等食品作為優先合作領域”。

14天逆回購重啟信號: 短期降準難至

央行副行長易綱的表態加上14天逆回購的重啟之後，對降準翹首以盼的市場人士恐怕要失望了。

近日，央行時隔半年之後，於8月24日重啟了14天期逆回購操作，當天投放量500億元，利率為2.4%，在接下來的兩天，央行繼續進行14天逆回購操作。8月24至26日三天時間，央行14天逆回購規模達到1800億元。如果配合7天期逆回購操作，央行在上周通過公開市場凈投放3100億。

追溯上次14天期逆回購要回到今年2月初。一般而言，14天期逆回購操作主要是為了滿足金融機構對跨節資金的臨時性需求，在春節及“十一”長假前開展較為多見。如今，央行在一個非節假日的月末重啟14天你回國操作，其背後釋放的信號引人遐想。

易綱回應

春江水暖鴨先知，14天逆回購的重啟，被普遍解讀為近期降準無望。盡管8月24日，央行進行了逆回購操作，但當天從隔夜到1年期Shibor均出現上漲，其中隔夜和7天shibor各上升1BP。

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7月份，M2同比增速比上月下降1.6個百分點至10.2%;人民幣貸款新增4636億元，同比少增1.01萬億元，余額同比增長12.9%;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879億元，同比少2632億元。

面對7月金融統計數據大幅度的下滑，市場驚呼遠超預料，一時間降準降息的呼聲大增。

對此，央行有關負責人稱，從M2看，去年二、三季度股市波動較大，使當時的基數大幅擡高，導致近幾個月M2同比數據有些“失真”，不代表真實增速。從貸款看，金融機構出於“早投放、早收益”考慮，一般上半年貸款占大頭，今年上半年貸款增加7.53萬億元，同比多增近1萬億元，投放進度較快，雖然7月份貸款季節性回落，但累計來看仍較多。

在此之後，盡管市場情緒有所平複，但預期降準的人依然大有人在。

8月26日，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2016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稱，央行充分利用公開市場操作保證市場流動性充裕。14天逆回購讓市場多了一個選擇，推出14天逆回購有利於整個市場發展和流動性的充足。

與此同時，易綱還在會議間隙回答媒體提問時稱，7天逆回購會繼續保持。

政策傳導如何有效

對於下一步的貨幣政策，央行相關負責人稱，穩健貨幣政策將繼續保持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為穩增長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環境。

“下半年不會降息，貨幣政策的核心問題是傳導的有效性。”中金公司在其研究報告中認為，下半年流動性進一步寬松的空間有限。

中金公司認為，貨幣政策的核心問題是傳導的有效性。“中國企業和機關團地繼續囤積流動性，帶來M1增速的持續攀升。囤積的流動性如何有效傳導到實體經濟?繼續註入流動性似乎不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案。”

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當前信貸需求結構性問題突出，而市場整體流動性相對充裕。解決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背景下企業投資意願不足的問題，或許更應從信貸需求端入手，培育新興產業，刺激新的信貸需求增長點，進而改善資金脫實向虛或是集中流入部分行業、產業催生資產價格泡沫的現象。

中金公司認為，近年來穩增長努力中唯一還缺的可能就是真正有降低企業和家庭稅負是激活民間投資和個人消費、從而疏通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

連平預計，未來一段時間貨幣政策將保持穩健，進一步向松調整空間和幅度有限。大幅向松可能增加人民幣貶值壓力和催生部分資產價格泡沫，較之可能取得的貨幣政策效果而言，弊大於利。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對第一財經表示，現在的貨幣政策總體上基本適度，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可以再略有放松。引導市場的預期，一方面通過改革釋放國內市場的需求;同時，又通過投資開放發展國際市場，在加上供給側改革，把低端的供應去掉，發展一些高端的供應，這樣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情況上，讓貨幣政策更匹配。

SDR債券35年後重啟 “木蘭”打頭陣

記者 周艾琳 宋易康 發自上海 北京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在杭州召開前夕，世界銀行(下稱“世行”)為中國提前送來了“賀禮”。

8月31日，中國工商銀行作為牽頭簿記管理人和聯席主承銷商，成功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世行2016年第一期特別提款權(SDR)計價債券。本期SDR債券發行總額為5億SDR(約合人民幣46.6億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0.49%，取名為“木蘭”。這是1981年以來全球發行的首單SDR計價債券，也是全球範圍內首次以公募形式發行的SDR計價債券。據悉，境內外投資者認購踴躍，債券的認購倍數達2.47倍，參與機構包括境內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境外貨幣當局以及國際開發機構等多元化的本外幣投資機構。

這一部“木蘭債”誕生記實屬不易，背後是我國央行不懈的改革努力。

“IMF對SDR債券的發行表示歡迎，這代表著人民幣國際化不斷推進。事實上IMF仍在積極探索如何使用SDR來增強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這項工作也正在進行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磋商代表團團長詹姆斯·丹尼爾此前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以花木蘭命名

在中國央行當日舉行的SDR債券首發慶祝儀式上，本報記者註意到，央行特地準備了一個點綴滿木蘭花的三層蛋糕，與“木蘭債”之稱相呼應。

其實，SDR債券發行的消息早在7月末便不脛而走，相比於債券本身，此次各界對於“木蘭”這一命名由來尤為好奇。

世行副行長奧特女士在發行儀式上解釋稱，“大家都知道，我們有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其中之一便是促進性別平等。促進性別平等，對於全球減少貧困、促進經濟發展都至關重要。在中國，花木蘭是傳奇的女性，代父從軍了不起的女性。她在戰場上立下赫赫戰功，而且得到全球廣泛尊敬和承認，‘木蘭從軍’在全球十分著名。”

在眾多中國元素中，發行方最終選擇了花木蘭。除了迪士尼的動畫大片令這一形象在全球家喻戶曉外，濃濃的中國元素、發音容易、外國人好記好念也都是加分項。

“花木蘭替父從軍、忠孝雙全的故事在全世界家喻戶曉。祝願以木蘭命名的SDR計價債券市場蓬勃發展，享譽國際。”工商銀行副行長張紅利表示。

在1980年以前，國際市場一共發行過13只SDR計價債券，累計金額僅為5.94億美元。本次世行發行的SDR債券，將是1981年以來國際市場首只SDR計價債。

匯改開花結果

其實，人民幣從進入SDR貨幣籃子，再到中國發行SDR債券，這一進程並不容易，也彰顯了中國央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擴大SDR作用以及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構架的決心。

以美元為基準的布雷頓匯率體系1969年崩潰後，IMF創立了SDR，它賦予IMF成員國任何時候提取該貨幣籃子中任何一種貨幣的權力。SDR設立的初衷是支持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改善國際流動性短缺，彌補官方儲備不足。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SDR給全球經濟系統提供了流動性支持，總額為1826億SDR的 2009 年SDR分配，在向全球經濟體系提供流動性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今年10月1日，新的SDR貨幣籃子也將正式生效，人民幣將成為第三大權重貨幣。五大貨幣在SDR籃子中的占比為——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10.92%)、日元(8.33%)、英鎊(8.09%)。SDR可以被兌換成可自由使用的貨幣。

早在2010年，人民幣便向SDR籃子拋出“繡球”，但當時並未成功“入籃”。IMF對SDR籃子貨幣有兩條標準，第一是該貨幣的發行國(或貨幣聯盟)在過去5年內貨物和服務出口額位居前列(中國2010年已達標)，第二則是 “可自由使用”，具體包括在國際儲備、國際銀行借貸、國際債券和外匯交易中的自由使用情況，然而人民幣當時並未滿足這條核心標準。

為了進一步向儲備貨幣邁進、推動匯率自由化，中國央行此後進行了持續果斷的改革。

去年4月末，央行批準大量境外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市;7月14日，央行又進一步宣布，境外央行、主權財富基金以及國際金融組織這三類境外機構參與銀行間債市的額度將通過備案制完成，而無需審批，並且可投資範圍也將擴大至更多品種。

2015年8月11日，新一輪人民幣匯改啟動，IMF對此給予了積極評價：“中國正在不斷從一個緊緊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匯率體系向一個更開放、靈活、更基於市場條件的匯率制度轉型，人民幣應該能在2~3年內實現自由浮動。”

隨後，中國央行宣布延長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時段，從目前的 16:30 延遲到 23:30，以覆蓋歐洲交易時段，滿足 SDR 所要求的在“全球主要外匯市場”廣泛交易的要求。

利率方面，財政部從同年四季度起按周滾動發行 3 個月記賬式貼現國債。從技術上而言，SDR利率可在其構成貨幣三個月期國債利率的基礎上形成，有效的三個月期國債市場是加入 SDR 籃子的技術前提之一。

此次，SDR債券再次整裝待發，可見中國央行對於SDR改革的思考並未停留在一廂情願的猜想階段。

興業研究分析師對本報記者稱，2016年4月1日在法國巴黎的國際金融架構高級別研討會上，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積極表態中國將研究在國內發行SDR計價債券，且之後與IMF的多次密切溝通中都提及要推動SDR擴大使用;7月24日，周小川在2016年第三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表示，應擴大SDR的使用，人民銀行已經發布了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數據，正在研究發行SDR債券的可能性。“如今SDR債券登場看似一小步，未來很可能會成為推動SDR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最後倒逼IMF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一大步。”

“木蘭”的機遇與挑戰

從更高立意上而言，擴大SDR的作用對於強化全球金融治理有特殊的意義，這也是此次G20峰會的議程之一。

SDR債券有幾大優點：1)風險調整收益比其他單幣種債券更高(僅僅低於人民幣計價的債券)，主要原因是SDR債券包含了5種貨幣，它們兩兩之間的相關性較低，能很好地對沖匯率風險;2)相比於自己做多樣化來進行風險對沖，SDR債券的交易成本更低;3)在有資本管制的國家，投資者可以通過購買SDR債券獲得一定的外幣敞口，比如在中國，如果投資者有人民幣貶值預期，購買SDR債券實際上是一種獲得美元敞口的方法，IMF認為這也可能緩解中國資本外流壓力。

當然，SDR債券也面臨挑戰。本報記者也獲悉，此次債券發行的前後過程並不輕松。某國際投行人士對記者稱，“由於當前歐洲、日本都已進入‘負利率時代’，美國國債收益率也屢創新低(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僅約1.45%)，這導致SDR債券收益率偏低，影響未來的認購熱情。”

不過，債券獲得超額認購，這也減輕了擔憂。世行資本市場部主任理查德森近日也表示，“中國的人民幣計價債券收益率普遍較高，但是SDR債券情況不同，利率是綜合考量了一籃子貨幣的利率情況所得出的。”此外，世行的信用質量很高，因此“SDR債券的利率水平是十分合理的”。

走向未來，另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培育一個更具深度、流動性的SDR債券市場，這對其進一步發展有決定性作用。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葛佳飛對記者表示：“起初SDR債券的流動性可能不及其他債券，但我們希望它的流動性越大越好，市場越來越大，甚至能像美國國庫券一般，這樣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