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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門對醫院開展專項行動 將嚴查出租承包科室

近年來，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中醫藥局聯合有關部門積極開展專項行動和專項監督檢查，加大醫療監督執法力度，依法嚴肅查處違法違規行為，取得了明顯成效，醫療服務市場秩序持續好轉。但是，一些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依法執業意識不強，違法違規執業行為依然存在，近期媒體相繼曝光了多起醫療服務領域侵害人民群眾利益的案件，影響惡劣，引起社會廣泛關註。為進一步加強醫療行業監管，整頓和規範醫療機構執業行為，維護人民群眾健康權益，國家計生委定於2016年8月至 2017年7月在全國開展醫療機構依法執業專項監督檢查工作，並下發專項通知，具體事項如下：

工作目標

圍繞社會關註熱點，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創新監督執法手段，加強對醫療機構執業行為的監督檢查，依法嚴肅查處違法違規行為，著力解決現階段醫療服務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進一步整頓和規範醫療服務市場秩序，切實維護人民群眾健康權益。

工作任務

(一)全面自查，認真落實整改(2016年8-10月)。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對照法律法規要求，全面開展依法執業自查，對發現的問題進行全面認真整改，並將自查和整改情況以及依法執業承諾書(各省統一制訂模板)報送屬地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含中醫藥管理部門，中醫醫療機構由中醫藥管理部門負責，下同)。

(二)重點抽查，依法嚴肅查處(2016年11月-2017年7月)。地方衛生計生行政部門根據醫療機構自查情況，針對不同類型醫療機構，突出重點進行抽查，發現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依法嚴肅查處。

1、二級、三級醫院(含婦幼保健機構，下同)。重點檢查是否存在出租承包科室、超範圍開展診療活動、聘用非衛生技術人員、違規開展禁止臨床應用的醫療技術、未經備案開展限制臨床應用的醫療技術以及是否開展明確按臨床研究管理的醫療技術臨床應用。

2、一級醫院(含未定級)、門診部和診所。重點檢查是否存在出具虛假醫學文書、出租出借《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未按公示標準收費、超範圍開展診療活 動、聘用非衛生技術人員等違法違規行為，是否違規開展醫療美容、母嬰保健、計劃生育等技術和泌尿、皮膚性病等診療活動。

3、幹細胞臨床應 用。一是對已經按規定備案開展幹細胞臨床研究的醫療機構，重點檢查是否按照備案項目範圍開展幹細胞臨床研究，以及是否存在擅自將開展的幹細胞臨床研究項目 直接進入臨床應用。二是對未經備案的醫療機構，以投訴舉報和醫療廣告為線索，嚴肅查處擅自開展幹細胞臨床研究和臨床應用的行為。

各省(區、市)要按照一級醫院(含未定級)、門診部全面覆蓋，二級、三級醫院不低於50%，診所不低於20%的比例進行監督檢查和抽查，已經備案開展幹細胞臨床研究 的醫療機構要全部納入監督檢查範圍。各地要將違規發布醫療廣告、投訴舉報集中、既往被多次處罰的醫療機構作為抽查的重點。

工作要求

(一)加強組織領導。各 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監督執法機構和醫療機構要從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健康權益的高度出發，高度重視，切實加強領導，明確責任，確保此次專項監督檢查工作 落到實處，取得實效。本次監督檢查采取醫療機構全面自查、屬地衛生計生行政部門隨機抽查的方式進行。省級衛生計生委要加強對轄區各地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工作 的督促指導，重大典型違法案件要掛牌督辦。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中醫藥局將適時組織對部分省份專項監督檢查工作開展情況進行督查。對自查和整改不認真、監 管責任不落實、案件查處不到位的，要按照黨紀政紀有關規定，嚴肅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二)嚴格落實責任。各 級各類醫療機構要切實落實依法執業主體責任，認真對照法律法規，全面開展依法執業情況自查和整改。各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及其監督執法機構要認真落實監管責 任，結合轄區實際，創新監督檢查方法，有條件的地方應當積極探索采取“雙隨機”、飛行檢查等方式，加強監督檢查。對群眾投訴舉報和媒體曝光的案件線索，要 逐一進行調查核實處理，實名舉報要及時反饋，做到事事有調查，件件有回音。發現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違法違規執業行為，要依法嚴肅查處到位，決不可有案不 查，包庇縱容。對於情節嚴重的違法違規行為，堅決依法吊銷醫療機構相關診療科目或者《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吊銷醫師執業證書。

(三)密切協調配合。各 地要將監督檢查結果與醫療機構校驗、評審、不良執業行為記分管理等掛鉤，探索建立“黑名單”制度，對發生重大違法違規案件的醫療機構和相關人員，依法納入 社會信用體系，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懲罰力度。強化部門溝通協作，對不屬於衛生計生行政部門管轄範圍的醫療廣告、醫療服務價格等違法行為，應當依據有關法 律法規及時通報或移送相關部門。涉嫌犯罪的，及時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四)強化社會監督。各 地要暢通投訴舉報渠道，主動公開投訴舉報電話，鼓勵群眾提供違法違規案件線索。加強與媒體的溝通，積極宣傳有關工作進展，公開曝光典型案件，查處大案要案 時可邀請媒體跟蹤報道，加大對違法犯罪分子的震懾力度。密切關註近期相關輿情變化，認真梳理和分析研判，及時回應社會關切，為專項監督檢查營造良好社會氛圍。

隨後，計生委還要求各地於2016年11月15日之前向國家衛生計生委和國家中醫藥局書面報送階段性工作進展情況，2017年8月15日前將本省(區、市)專項監督檢查工作總結及匯總表的紙質版和電子版報送國家衛生計生委和國家中醫藥局。

取消藥品加成後 通過調整醫療服務價格補償公立醫院60%-90%

據國家發改委網站16日消息，發改委政策研究室今日發文稱，目前，各地公立醫院醫藥價格改革進展順利，運行平穩，成效初步顯現，有力促進了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下一步，國家發展改革委將會同有關部門貫徹落實好《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督促指導地方全面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繼續深化公立醫院醫藥價格改革，狠抓政策落地，確保改革取得實效。

以下是全文：

2012年以來，國家發展改革委按照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總體部署和要求，指導各地積極穩妥推進公立醫院醫藥價格改革，推動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建立科學合理的補償機制，降低群眾醫藥費用負擔。在總結各地改革經驗基礎上，經國務院批準，2016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出臺了《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全面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

改革以來，各級價格主管部門與衛生計生、人社、財政等部門密切配合，按照建機制、控費用、調結構、強監管的原則，加強價格與醫療、醫保、醫藥等政策聯動，通過取消藥品加成、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收付費方式、強化費用控制和落實政府辦醫責任等綜合措施，協同推進改革。截止目前，縣級公立醫院醫藥價格改革已實現全覆蓋;城市公立醫院醫藥價格改革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青海、上海、天津等八個省(市)已全面推開，其他省(區、市)也都選擇了部分城市和醫院開展了試點。

各級價格主管部門積極落實取消公立醫院藥品加成政策，實施藥品價格改革，取消除麻醉和第一類精神藥品外的絕大部分藥品政府定價，按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要求，動態調整醫療服務價格，重點提高診療、手術、護理、康複、中醫等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的項目價格，降低大型醫用設備檢查治療和檢驗價格，逐步理順醫療服務比價關系。對於取消藥品加成後公立醫院減少的合理收入，主要通過調整醫療服務價格進行補償，補償比例基本上在60%-90%。

目前，各地公立醫院醫藥價格改革進展順利，運行平穩，成效初步顯現，有力促進了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

一是公立醫院新型補償機制正在形成。大多數公立醫院取消了藥品加成，公立醫院補償由原來的服務收費、藥品加成收入、財政補助三個渠道改為服務收費和財政補助兩個渠道。

二是患者費用負擔總體平穩。通過降低藥品、耗材費用，合理調整醫療服務價格並納入醫保報銷範圍，患者個人醫藥費用支出比例保持基本穩定。

三是調動了醫務人員積極性。醫療服務價格調整中註重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激發醫護人員不斷提高醫療服務水平。

四是提高了醫院服務能力和效率。通過改革不斷優化醫院醫藥收入結構，提升了醫院“軟實力”，服務能力和效率逐步提升。

五是醫療服務比價關系逐步理順。有升有降地調整醫療服務價格，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的服務項目價格得到提高，以往偏高的檢查檢驗類服務項目有所降低，醫療服務價格內部結構更加合理。

六是藥品市場價格總體平穩。藥價改革進一步激發了市場活力，促進了藥品研發創新和提升質量，同時保障了藥品供應，一些常用藥和經典低價藥的生產供應逐步恢複，保證了群眾用藥需求。

下一步，國家發展改革委將會同有關部門貫徹落實好《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督促指導地方全面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繼續深化公立醫院醫藥價格改革，狠抓政策落地，確保改革取得實效。

國產醫療器械崛起 ，但三甲醫院和醫生怕風險寧可不用

在這個炎炎夏日，醫療器械行業發展的堅冰似乎有消融的痕跡。

“最近兩年，我們的大型治療設備終於開始進入國內的三甲醫院了，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深圳一家生產高端醫療設備的企業人士在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談起行業變化時，唏噓中帶著歡喜。

在國內三甲醫院，國產的高端醫療器械產品占有率不高。雖然暫無官方統計數據，但是據多位業內人士觀察，50%以上的中端產品依靠國外進口，高端的進口率甚至高達90%以上。

我國醫療器械行業以生產中低端產品為主;高端產品則由於技術、資金和回報期漫長等問題，發展緩慢。

2015年，我國醫療器械出口額達到211.7億美元，增幅5.73%，但是出口產品仍以一次性醫用耗材、醫用敷料、按摩器具和中低端診療器械為主。高值耗材、CT機、磁共振儀和植入性醫療器械等高端產品仍以進口為主。

不過，近年來隨著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臺，一大批醫療器械企業強勢崛起，開始進入國內中高端市場。該行業也因此正逐步向中高端的價值鏈上遊轉移，實現進口產品替代。

與此同時，國家對醫療器械行業的監管也日趨嚴格。可以預見的是，大量中小生產企業面臨著行業洗牌，優勢資源和市場將進一步集中到資金實力雄厚的企業。

外資品牌地位難撼動

珠三角是醫療器械生產企業重要的集中地之一。相比於前文中生產治療設備的企業，王筱毅的公司生產的經顱多普勒(TCD)等神經科產品是診斷設備，人體使用的風險沒那麽高，進駐三甲醫院更早一些，“大概是在2009年以後吧”。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在，三甲醫院是我們的主要用戶。”

王筱毅是深圳市德力凱醫療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該公司與TCD發明人Rune Aaslid聯合研發，有6項發明專利，已於2011年獲得國家科技部火炬計劃立項。

雖然他們早在2009年左右就進駐了三甲醫院，但是對於這家成立於1998年的企業來說，過程甚至可以說漫長。

目前，他們的TCD除了進入國內的三甲醫院，還出口至美國、德國和韓國等多個國家。去年營業收入近3000萬元。今年，由於新產品的上市，銷售收入預計還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即便是這些生產中高端的國產醫療器械開始崛起，外資品牌在國內的市場壟斷地位短期內也難以撼動。

全國最大的醫療器械生產企業——深圳邁瑞生物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公關總監茅偉明告訴記者，醫療器械是西方醫學的輔助工具，外資品牌在該領域優勢較大。從細分市場來看，強生是植入性醫療器械的巨頭，通用、飛利浦和西門子是診斷器械行業的老大，占到國內高端市場的80%以上，而在檢驗設備領域，前三家外資品牌也占據70%以上的國內高端市場份額。

他說：“局面改觀需要時間。這是一個市場積累的過程，剛剛啟動。另外，高端產品的采購方不缺錢，沒必要冒著一定的風險，為了性價比選擇國產產品。”

國內醫療器械行業問題多

茅偉明補充道，國內能夠稱高端產品的不多，有些號稱技術可以比肩國外的，產品品質也未必過關。

上海證券醫療行業分析師杜臻雁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技術上，現在有一些小的子行業其實已經跟國外旗鼓相當了，但在一些大型的影像診斷設備上還是跟國外有一定差距。

除了技術與品質，國內整個醫療器械業仍然面臨著規模過小的問題。

根據天星資本今年4月底發布的報告，從營業收入增速和凈利潤增速情況看，目前103家醫療器械掛牌企業具有較高的成長性，但是規模普遍較小。

盡管深圳的醫療器械行業發展迅速，在國內具有一定的領先優勢，但本報記者拿到的一份行業報告顯示，這里的生產企業平均產值僅在4000萬元左右;上億元的只有三四十家，4000萬元以下的則多達數百家。這與國際巨頭動輒上百億的產值難以匹敵。

“亂”也是國內醫療行業的另一個關鍵詞。深圳醫療器械行業協會的一位負責人張曉華告訴記者，為了解決租金太貴和工人難招的問題，上次他帶領幾位深圳的企業主到外地去考察一個模範產業園，打算在當地設廠。當時他們去一家企業參觀，待不了5分鐘就出來了，“質量管控不行，管理混亂”。

醫療器械行業與整體工業水平相關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醫療器械的應用基礎是西醫學，而中國的傳統醫學理論是中醫學。自中國在近代引入醫療器械後，產業基礎受制於國外，一直較為薄弱。

此外，醫療器械與電子和機械等行業有所不同。後兩者均是以技術領域來劃分，比如說收音機屬於電子行業，以電子學為基礎，技術領域相對固定。而醫療器械是以應用來劃分，技術領域不固定，涉及面很寬泛。這意味著，醫療器械水平的高低和整體工業水平密切相關。

水平不僅僅體現在核心技術，更涉及種種細節。“以前我們和醫生交流，他們打比方說，你們機器性能很好，但是開關不好。”張曉華告訴記者：“醫生會覺得，我在做手術的過程中，心思本來應該放在病人的病理研究上。如果你們的設備細節不完善，會擾亂他的註意力”。

一位醫生告訴本報記者，他對國產治療設備並無偏見，但在使用時會更慎重。

他說：“設備不是問題，但是如果本身材料有問題呢?比如說，測溫電偶材料有雜質，是否會影響傳輸數據?是否會引發連鎖反應，比如說接觸不良?”

他補充道：“這些涉及化工材料的制造，很複雜，而國內在這個領域的歷史經驗欠缺，還需要仰賴外國經驗。但手術事關人命，容不得有絲毫的顧慮和疏漏。”

醫院“崇洋”觀念難改

這位醫生的觀念在很多大型醫院普遍存在，短時間難以扭轉。即使一些國產醫療器械的技術水準與國外品牌相差不大，價格更是低一大截，也仍然難登三甲醫院之堂。

張曉華曾去深圳一家生產彩超設備的企業調研，為他們對產品的高要求震驚。“他們(產品)鋁合金的柱子不僅是外部，連內部這個我們可能一輩子都看不到的地方，也經過了三道工序處理。如果不處理，雖然並不影響其強度，但內部會被氧化。無論是產品的質量還是工序的嚴謹，他們都不弱於國外產品。”

雖然其產品的技術指標與國外的同類設備相比還有一些差異，但這種差別和常規的醫療診斷無關，不會對患者有任何影響。

然而，這家企業進三甲醫院並非易事。張曉華說：“深圳很多質量過硬的醫療器械產品出口到了美日等發達國家，反而進不去本地的醫院。有些醫生對國產產品的性能十分清楚，可有些醫生沒有用過，第一反應就是排斥。”

他補充道，有些醫院還有一種錯誤觀點。“如果買了外企的設備，那麽手術如果出現任何問題，可以推說是別的原因;要是用的是國產設備，院長就會被懷疑是不是拿回扣了。”

技術出錯或超前都成難題

技術不僅將很多躍躍欲試的後來者攔在了門外，也可能讓一些企業的研發項目增加了胎死腹中的風險。

普羅惠仁是深圳一家研發生產無創治療設備的公司。其首席創新官黃漢年對本報記者表示，醫療器械尤其是治療型的醫療器械產品在研發的方向或技術上出錯，產品上市或進入臨床的時間可能會耽誤三五年。

黃漢年補充道，一旦在設計或者方向上出現失誤乃至錯誤，需要重新設計或大幅更改，隨之動物實驗和臨床試驗都要從頭再來，這樣好幾年的時間就過去了。“這不像研發手機，今天發現做錯了，明天就可以糾正過來。”

普羅惠仁成立於2003年。與大多數的無創治療設備生產企業不同，它們的無創治療並非停留在淺表，而是力圖透過皮膚與肌肉層直接進入到人體組織的特定部位，實現內臟病變組織的精準治療，比如說癌癥。不過，目前該技術乃至整個行業在國內外均處於起步階段。

目前，除了專註婦科治療的子宮肌瘤治療設備以外，他們也研發出了一款針對胰腺癌以及一款針對肛腸部位腫瘤的治療設備，目前尚處於臨床試驗階段，反饋情況良好。

即便設備和技術超前，新產品入市後企業如何和醫院在技術認知上銜接到位，也是一個莫大的挑戰。

一位曾在深圳醫療器械行業工作過多年的人士趙明(化名)對本報記者表示，深圳以前有家公司研發出了一款動態心電圖監測設備，在全球來說都算是很早的，他們的產品能克服以前靜態心電圖的弊端。“以前那種靜態心電圖，人只要一起一坐，心電圖就亂了，質量也差，很多異常看不出來。”

這家公司雖然對心電圖設備的質量信心滿滿，但是市場很快給他們潑了一盆冷水。“因為當時的醫生看不明白，醫生已經習慣了看人在靜態時候的心電圖。”

臨床試驗的漫長等待

除了核心技術這個各行業發展的共性問題外，對於普羅惠仁來說，更讓他們曾經頭疼的是漫長的臨床試驗。

該公司研發的超聲聚焦治療子宮肌瘤系統臨床驗證從2008年開始，一直持續到2011年。其間，他們進行了兩期臨床試驗，病癥包括子宮肌瘤、子宮腺肌癥等多種婦科腫瘤疾病，共1000多個病例。

對於處於初創期的企業來說，漫長的臨床試驗無疑是個煎熬。除了忐忑不安地等待試驗結果，還要不斷狠心往里投錢。

黃漢年感慨，項目超級“燒錢”，他們的子宮肌瘤治療系統的臨床試驗前後差不多花了4000萬元。

對於很多醫療企業來說，從對病癥的篩選，到結束治療後的臨床觀察，其間每一個環節錢都在嘩嘩地往外流。如果沒有雄厚的資金實力，普通企業弱小的肩膀根本扛不住。

本報記者到訪普羅惠仁的時候，正碰到兩位投資人走進該司負責人張激的辦公室。事後張激頗為自豪地向記者表白“不缺錢”——在創辦企業之初他就拉了兩個合夥人一起幹，一路走來不停地有新股東加入，最多的時候有16位。上個月，當地一家風投註入的1億元資金也如期到賬。

“若市場上已經有同類產品研發出來並銷售，那麽你去申請人體試驗，就有了對照物，需要做的病例就會少很多，很可能只要大半年就能完成試驗。”王筱毅解釋說，“不過，如果你的產品是全新的，市場上沒有先例，那麽人體試驗持續個兩三年太正常不過了。”

得之不易的註冊證

王筱毅的企業生產的是診斷設備，此前花了一年的時間才拿到醫療器械註冊證。醫療器械註冊證(下稱“註冊證”)是該行業的市場準入“通行證”，拿不到無法上市銷售。

我國按照安全性等級把醫療器械分為三類，由不同的藥監部門進行審查管理，類別越高，註冊審批與管理越嚴。根據2014年施行的《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下稱《條例》)規定，對第二、三類醫療器械實行產品註冊管理。

在全球，醫療器械行業都有市場準入的問題。在歐盟必須通過CE認證，在美國是FDA;在中國必須拿到註冊證，此外還有生產許可證，不過後者要相對簡單很多，主要看制造環節的生產條件和質量管理體系。

由於治療設備的產品使用風險比診斷設備高出一大截，企業要拿到註冊證，一年時間遠遠不夠。

張激所在的普羅惠仁自創辦到證件到手，花了八九年。據他介紹，目前全國做他們類似產品的企業，僅有3家拿到該類型治療設備的註冊證，就算在全球來說也不超過五家。

“因為醫療涉及的潛在風險太高，政府主管部門不可能輕易地批準。很多企業即便已做了臨床試驗，也拿不到這個證。”他說，註冊證對臨床要求非常高，包括要做多少例的臨床、治療後的相關指標是否達到標準等等。

前期的嚴格管控，對這些企業來說，是憂，也是喜。一旦產品一路過關進入市場，質量遭市場質疑的可能性就小得多。

由於設備質量過硬，張激的企業在沈寂十年後，已經感受到了市場爆發的力量。

產品自2014年量產後市場迅速打開，去年生產的30多臺設備絕大部分進了國內的三甲醫院，還有3臺出口至韓國。今年他們預計銷售額將增長3倍，目前正在加班加點擴大產能。

激勵和監管都在強化

上述企業邁向市場的步伐恰逢其時。從2014年開始，政策的暖風一波接一波地吹來。

2014年3月底，新修訂的《條例》公布。《條例》對醫療器械按照風險程度實行分類管理，按風險從低到高將醫療器械分為一、二、三類。其中，第一類醫療器械改為產品備案管理，第二類、第三類醫療器械繼續實施產品註冊管理。

此外，《條例》也鼓勵醫療器械的研究與創新，明確實施“先產品註冊，後生產許可”的新監管模式。

隨後，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也委托中國醫學裝備協會啟動第一批優秀國產醫療設備產品遴選工作，這對於優秀的國內醫療器械企業來說是個重大的機遇。

2015年5月，衛計委公布了首批95個優秀國產醫療設備名單，臺式彩色多普勒超聲波診斷儀、數字化X光機和全自動生化分析儀等3種具有一定市場占有率和競爭力、符合基層需要的適宜設備入選。

同月，《中國制造2025》戰略出臺，要求“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提及的十大領域就包括高性能醫療器械。該戰略還提出，要提高醫療器械的創新能力和產業化水平，重點發展影像設備、醫用機器人等高性能診療設備，全降解血管支架等高值醫用耗材，可穿戴、遠程診療等移動醫療產品。

與此同時，行業監管的力度也越來越大。2013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組建成立，並全面啟動了機構改革工作，醫療器械監管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得以完善和充實。食藥監總局成立了醫療器械註冊管理司和醫療器械監管司，分別負責醫療器械上市前和上市後的監管。

一個突出的變化是，醫療器械的監管正從生產環節向流通環節擴展，逐步實現全程化。今年6月，食藥監總局發布2016年第112號公告，決定對醫療器械流通領域違法經營行為開展集中整治。

身處行業協會的張曉華對此深有體會。他說，以前藥監系統對生產管得多，尤其是生產前的產品註冊環節，重註冊輕監管，對企業的經營環節管理很松。2000年左右才開始要求企業有質量管理體系。但是，“一個產品要安全有效，如果在流通環節做不到控制，很難保證產品安全有效”。“就拿以前被劃到藥品的試劑來說，需要冷鏈運輸，儲存和運輸條件非常關鍵。”張曉華說。

在杜臻雁看來，隨著監管越來越嚴格，未來會有一批劣質的小公司死去，整個行業的集中度將會提升。未來，行業重塑可期。

醫院藥癮難除

醫藥分離何時能夠實現?

“中國的藥品銷售要完成八二格局(醫院銷售占80%，藥店銷售占20%)到二八格局(醫院銷售占20%，藥店銷售占80%)的完全轉變目前看來很難，但是在趨勢上，將醫院售藥市場改變到50%或許是一個可以達到的臨界點，經過兩輪招標周期以及商業保險的持續發展，這一目標存在實現的可能。”在22日舉行的2016西普會上，複星醫藥(600196.SH)執行董事兼董事長陳啟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根據中康資訊CMH的統計數據，2015年，全國藥品市場(不含零售藥材)總規模達13775億人民幣，較2014年增長7.6%，預計2016年這一市場規模將達14774億人民幣，基本維持2015年的市場水平。在這萬億市場中，城市等級醫院(地級以上城市的二、三級醫院)市場用藥規模達到7515億元，超過藥品市場總規模的一半，不過同比僅增長5.8%，在醫藥分離政策的持續推進下，增速明顯下滑。

藥品零差率

“以前，醫生在藥品銷售中的位置至關重要，患者用藥完全依賴醫生，但是現在消費者也在通過其他渠道來了解藥品，這一格局未來會發生改變。”陳啟宇表示，在他看來，未來以腫瘤藥為代表的高價值藥物主要市場仍將在醫院，但是慢病藥物、otc類健康藥物主導權將逐漸回歸消費者，而以保險公司為代表的藥品支付方將在仿制藥市場上占據更多的話語權。

實際上，自2009年新醫改政策推出以來，公立醫院改革、藥價改革、分級診療、醫藥分離改革就一直成為焦點。在這輪新醫改中，逐步取消藥品加成政策，醫院補償由過去的三個渠道改為兩個渠道被寫在了改革路徑中。

今年4月，《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6年重點工作任務》提出，到2017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符合轉診規定的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同時將采取多種形式推進醫藥分開，禁止醫院限制處方外流，患者可自助選擇在醫院門診藥房或憑處方到零售藥店購藥。

“在政策層面，近兩年比較大的動作就是推進藥品在醫院的零差率銷售，目前全國有超過一半的公立醫院已經達到了這一目標，在未來一兩年，零差率在全國所有的公立醫院應該可以全覆蓋。”國務院醫改專家委員會第一屆委員房誌武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他認為，醫藥分離政策的推進將使得藥品銷售在醫院的地位由利潤中心轉變為成本中心。

根據公開資料，在該政策的推行下，近幾年公立醫院的藥占比已經從2010年的47.5%下降至42.4%，呈每年緩慢下降的態勢。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發改委發布的《關於促進醫藥產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重點工作部分分工方案》中，重點也是鼓勵醫療機構處方外流，並要求醫療機構應當按照藥品通用名開具處方，並主動向患者提供處方，保障患者的購藥選擇權。根據《第一財經日報》了解，截至目前，上海、柳州等地已經開始處方外流的試點，政府正在嘗試打通等級醫院、社區醫院、社會藥店、醫保支付等資源。

誰受益？

處方外流試點、醫藥分離也給醫藥產業帶來了改變：零售藥店以及網上藥店將會因此獲益。根據中康資訊CMH的統計數據，2015年，中國藥品零售市場總規模達3093億元，較2014年增長9.8%，其中藥品類(不含藥材類)銷售達2260億元，同比增長11.6%。網上藥店的增長更是驚人：2015年，中國網上藥店總體規模達110億元，較2014年增長52.8%，均遠高於全國市場的平均水平。

根據國家食藥監總局的統計數據，截至2016年6月底，註冊網上藥店數量已達456家。泌尿補腎類、皮膚病藥物和補益養生類是網上藥店銷售貢獻的前三大類別。

“在過去，醫療市場是醫生決策市場，得醫生者得天下，但是現在正逐漸轉變為患者決策市場，尤其是慢病藥物、健康藥物，患者會提出自己的購買訴求。”房誌武說，在此情況下，更多的購買渠道就從醫院轉向了外部渠道，也正因此，包括賽諾菲、阿斯利康在內的企業從兩年前開始將移動醫療以及基層市場列為了與傳統醫院同樣重要的主要渠道，從而獲取更多慢病資源。

盡管得益於醫藥分離，但目前網上藥店的最大期待“網售處方藥”等政策卻遲遲不能出臺，而另一邊，目前中國連鎖藥店的集中度水平仍然比較低，與國際連鎖水平仍有較大差距：根據國家衛計委數據統計中心的數據，目前我國的藥店總數達到448057家，較2014年增長3%，增速放緩。

“未來零售藥店還是會繼續跑馬圈地，行業的整合速度仍將進一步提高。”老百姓大藥房連鎖股份有限公司(603883.SH)董事長謝子龍對此表示。

“醫藥分離是牽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承載的問題。”陳啟宇說，“在未來，高價值的腫瘤藥、必需藥物的比例在醫院會快速提升，而慢病藥物會向醫院外遷移。”他認為，要達到格局轉變並不容易，將50%的藥物銷售留在醫院將成為近期醫藥分離改革的臨界點，而距離這一臨界點大約還需要兩輪招標周期的等待。

而高價值腫瘤藥物在醫院銷售的提升與腫瘤藥物市場在中國近幾年依舊保持的高速增長的狀態息息相關。

以癌癥治療領域新銳藥物品種-單克隆抗體藥物為例，1999年，全球單克隆抗體藥物的市場銷售額僅有12億美元，而到了2002年，單克隆抗體的全球銷售額已達40億美元。隨著已上市品種的銷售額不斷增長以及新適應證的批準和新品種的上市，單克隆抗體藥物市場容量迅速攀升：在2015年，全球單克隆抗體藥物的銷售額已達到980億美元左右。但根據咨詢公司Frost&Sullivan的數據，在這其中中國的單抗藥物市場在去年僅達到了72億元人民幣，預計到2020年，這一市場將會達到200億人民幣。

“我們可以看到，單抗類藥物的新產品正變得越來越多，當然這一藥物也是非常昂貴的，比傳統的小分子靶向藥要貴五倍以上，當然業內現在正在嘗試通過一次性使用生物反應器等系統來提高生產的效能，那麽未來單抗藥品的價格就有下降的空間。”藥明生物首席執行官陳智勝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透露。

根據上海市醫藥行業協會透露的數據：截至2016年，國內將會有4~6款單抗藥相繼問世。預計到2020年，將會有6~10款單抗藥上市，其中不乏自主研發的藥品。

多地公立醫院力推新生兒高價篩查 醫生暗地收受回扣

我國規定新生兒要進行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低下和苯丙酮尿癥兩項足跟血篩查，屬於免費項目。“新華視點”記者調查發現，在北京、遼寧等地部分公立醫 院，一項收費近千元的新生兒遺傳代謝病自費足跟血篩查，“搭車”國家免費項目，經“捆綁”推銷或“先斬後奏”，幾乎成為新生兒家長的“必選”，其背後隱藏 著一條運作多年的灰色利益鏈。

高價篩查“搭車”免費項目　駐院代表“床頭宣教”迷惑家長

家住北京石景山區的許超(化名)今年3月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迎來了自己的新生兒。孩子出生第二天，一個穿著白大褂的人拿著一個藍本找到許超核查信息，提出新生兒需要做新生兒足跟血篩查，並告知“這項檢測總共50個檢測項目，2項免費，其余48項自費，一共880元。”

“白大褂說必須查，否則以後孩子出了問題醫院不管，而且這些篩查對孩子有好處。”當得知同病房其他5個新生兒都做了篩查後，許超也同意做，但仍感到疑惑。“這筆錢不能從住院押金里扣除，只能當面交現金，對方給了我一張收據，采血過程也不能家長陪同。”許超說。

據了解，許超的孩子被要求做的篩查，是包含40余項遺傳病篩查的項目，在許多醫院內部被稱為“第二代篩查”。記者在北京一家二甲醫院門診樓西側的咨詢臺處看到，10分鐘內就有4名家長來繳費做這項篩查。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北京、遼寧等地多家公立醫院產科都通過不同方式力推此類篩查。

--“打包”檢測“先斬後奏”。在遼寧沈陽一家三甲醫院，記者在產科病房隨機詢問的幾名新生兒家長均表示，已經做了自費的足跟血篩查。一位家長 告訴記者，推薦項目的就是平時護理的護士。但護士並未告訴她有相關的免費項目，只是說有足跟血檢測，為了篩查孩子的智力是否有問題，同時還能檢測出多達 40多種病癥。

在沈陽多家醫院，多名做了自費篩查的受訪家長表示，篩查往往與種植疫苗等項目一起被告知，家長並不太了解詳情，都當成是必須要做的項目接受了。

--駐院代表“床頭宣教”迷惑家長。一位曾從事足跟血篩查業務的人士告訴記者，一些在醫院宣傳、誘導家長做足跟血篩查的“白大褂”其實並不是醫生或護士，而是項目代理公司的駐院代表。

在一家規模較大的育兒網站上，全國多地家長關於足跟血篩查的討論帖有近萬條。不少來自北京、遼寧、黑龍江、河北、四川等地的家長均表示給孩子做了自費篩查，價格從400元至1000多元不等，大部分家長對自費項目的必要性存疑，在論壇中征求其他家長的意見。

高價項目是否涉嫌過度檢測?

記者了解到，新生兒篩查疾病種類依種族、國家、地區而有差別，篩查項目制定需考慮疾病的發病率、篩查技術可行性、推廣性及所篩查疾病能否治療等關鍵因素。

知情人表示，自費足跟血篩查的幾十個項目中多為極其罕見疾病，檢測幾乎都沒有陽性反應，“就算真的檢測出有問題，也是難跟蹤、難治療。”

八一兒童醫院遺傳專家何璽玉告訴記者，按照順位排序，我國有10種遺傳代謝疾病發病率高，其余的都相對罕見。在歐美、日韓等國家，新生兒遺傳病多項篩查早已納入醫保範圍，但在我國則多由第三方檢測機構來操作，定價也比較隨意。

“在決定篩查項目數量時，應參考先證者——即在一個家庭中首先發現患某種遺傳病的患者的情況。”中國科學院院士，遺傳生物學家賀林說，事實上， 即使項目再多的檢測目前也無法徹底完全地檢測，且越多越貴。此外，在缺乏規範的情況下，自費足跟血采樣篩查通過商業運作，還存在樣本信息的竊取和倒賣隱 患。

對於產科病房開展的自費篩查項目，遼寧沈陽奉天醫院產科主任劉偉稱，該院確實與一家公司有合作，並簽訂了協議，但“公司名字已經記不清了”;對 於駐院代表為何能穿著醫院工作人員服裝，劉偉表示：“因為駐院代表要進入病房，與新生兒接觸不能有細菌，所以有時候駐院代表也穿著‘白大褂’。”

劉偉認為，自費足跟血篩查必要性體現在有助於防範醫患糾紛。她說：“有些患有先天疾病的嬰兒在早夭以後，家長認為是醫院的責任。全面的足跟血檢驗報告能夠提供證據，撇清醫院對患有先天性疾病早夭嬰兒的相關責任。”

有公司每例檢測給醫院回扣200元左右

記者從部分家長提供的收據看到，其擡頭註明為“蘇州珀金埃爾默醫學檢驗所有限公司”。記者查詢其官網顯示，這家第三方檢測機構與全國400余家 各級產前、新生兒篩查中心及商業夥伴長期合作。其余的一些檢測機構還有北京洛奇臨床檢驗所有限公司、首都醫科大學臨床檢驗中心等。

信息顯示，北京廣大和悅醫學科技有限公司為蘇州珀金埃爾默醫學檢驗所北京運營中心。在一些招聘網站上，該公司發布了在遼寧、北京招聘駐院代表和醫療銷售代表的信息。據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該公司與北京、遼寧大量醫院進行合作，在遼寧超過30家，在北京至少有15家。

“檢測成本每例只有80元至120元，公司有足夠的利潤空間給院方回扣。”知情人士透露，以2015年為例，北京廣大和悅醫學科技有限公司“二代篩查”檢測每單支付給院方相關人員回扣200元左右，合作醫院每月開展篩查5000至6000例。

“代理公司與院方達成合作意向後，公司便派講課人員給科室人員介紹項目內容，並派專人與主任、護士長等洽談回扣金額，談判過程嚴格保密，回扣款項涉及人員之間互不知情。”知情人稱。

國家衛生計生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應亞珍表示，公立醫院跟市場公司合作，在產房捆綁銷售高價檢測項目，明顯是違反公立醫院宗旨的。“科室對 外合作必須向院方、主管部門報告或備案，如果背後有回扣交易，則可能涉嫌違法，不僅需要醫院加強監管，更需要司法部門依法處理。”

北京市衛計委表示，目前正在了解核實相關情況，發現違規行為將嚴格查處。

基因檢測進醫院，為何那麽難？

美國女星安吉麗娜·朱莉可以說是基因檢測預防疾病的“代言人”，她通過檢測得知患有家族性基因缺陷，罹患乳癌和卵巢癌風險較高,因此接受預防性雙側乳腺和卵巢切除手術。也正是她的舉動，讓公眾更加關註基因檢測對預防疾病的作用。

身在國內的你看了朱莉的新聞，如果也想檢測一下高發腫瘤癌癥易感基因，那你就會發現，作為一個普通人找到一個靠譜的基因檢測渠道有點難。

為什麽?

因為縱觀國內基因檢測市場，普通人對基因檢測的認知度低，行業內公司參差不齊，有些銷售代表為了獲取客戶，甚至會誇大效果，神化基因檢測，最重要的是，普通人最信任的各家醫院，除了給孕婦設置的無創基因檢測外，其他基因檢測產品難覓身影。

今天的基因濤略就來講一講，正規的基因檢測產品要進入醫院，通常要過幾道關。

首先過監管關

醫療機構可以說是面向臨床醫療市場的基因檢測公司最大的客戶，畢竟中國人更相信醫生推薦，一旦醫療機構市場被打開，千億級市場也就隨之而來。

之前有過介紹，基因檢測行業里做中下遊的基因檢測服務的大致有兩類公司，一類面向科研和醫療機構，以華大基因，貝瑞和康，迪安診斷，藥明康德，金域檢測等大公司為代表，一類直接面向消費者，比如360基因，微基因，一脈基因等。還有一些擁有醫院、體檢機構、保險公司等渠道資源的銷售代理公司。

基因檢測產品要在臨床醫療使用，首先要過的就是監管這道關，需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批準，提供基因檢測診斷的醫療機構則需要國家衛生計生委批準。目前，只有無創產前基因檢測(NIPT)這一個產品具備了這兩個要素。而其他如腫瘤癌癥、遺傳病基因檢測等產品要進入醫療機構，也需要向CFDA申請註冊，獲得批準。

作為應用於醫療領域的技術，監管部門通過監管來保駕護航，嚴格監管無可厚非，但較長的審批和註冊程序也拉長了技術面向市場推廣的時間。

以無創產前基因檢測為例，2010年9月，正式進入國內臨床市場，2014年2月，被國家監管部門叫停，2014年7月，幾家大公司的產品相繼獲得CFDA的批準，2014年底國家衛計委劃定了109家試點醫療機構，這款產品才算正式走通監管，也逐漸被醫院接受，但目前也僅僅覆蓋了一二線城市的三甲醫院。

其次過醫院的高門檻

就算經過了監管部門的審批，基因檢測產品想要進入醫院的大門，也並非輕松的事。

基因檢測業內一位高級銷售經理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醫院處於強勢地位，門檻高，你懂的。企業想要和醫院達成合作，需要銷售人員一家一家去開拓，為了見某個醫院某個科室的醫學帶頭人，需要去參加學術會議，有時候帶頭人的工作很忙，可能只給5分鐘見面時間。另外，每個醫學帶頭人的訴求也不同，有的說，我把你們的技術引進到醫院我能得到什麽，有些專家需要的並不是錢或者回扣，他們想要的是行業地位，需要幫他組織國內或國際性學術會議，或者在媒體上塑造知名度，這對基因檢測公司來說，難度就很大。

有些基因檢測公司為了打開醫院的大門，幾百人的銷售團隊中絕大多數都曾有醫藥代表的工作經驗或擁有醫療中介的資源。

“有些醫院只想我們把技術輸出到醫院，幫他們搭建平臺，做前期輔導，然後醫院一次性買斷，醫院想做科研積累，並不真的想和基因檢測公司合作。”上述高級銷售經理說。

同時，醫生群體對於基因檢測的認知度也並不高，現在多數人只認可無創產前基因檢測，其他產品，很多醫生想了解的意識並不強。“通常，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醫院認知度高一些，稍微二線城市的醫院的醫生一般會說，基因檢測啊，太高級了，等你們推廣到一定時間再用吧，離我們太遙遠了。”上述高級銷售經理說。

體檢機構銷售靠返傭

有些公司就跳過醫院，找到一些醫生，以利益分成的方式和醫生合作，但檢測數量寥寥無幾，當然這種方式處於監管的灰色地帶。

在醫院強勢的背景下，基因檢測公司會選擇面向體檢機構或者保險公司。保險公司通常把基因檢測作為吸引客戶的一種噱頭，第一財經記者發現，很多保險公司都推出買重疾險贈送基因檢測的服務，但和不同保險公司簽約的基因檢測公司也參差不齊。

在體檢機構內推廣基因檢測服務，采用的更多是業務員返傭模式。第一財經記者發現，一份號稱賣1.9萬元的基因檢測產品，代理機構能拿到4－5折的價格，業務員可以拿到近4000元提成，業務員對於基因檢測認知度並不高，為了推銷產品，會誇大基因檢測的功效，天賦基因等被業內稱為“不靠譜”的產品就應運而生。

有時候，為了二次銷售，會針對客戶的基因檢測報告做一些誇大解讀，吸引客戶進一步檢測。曾有一位高凈值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講述他遭遇的基因檢測的過程，他花了近5萬元做了個人全基因組檢測，售後人員針對報告對他分析了身體可能存在的問題以及情緒問題，並說可以安排海外體檢以及高端心理咨詢，使他有些進退兩難。

前海精準拓普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霍永鵬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基因檢測銷售亂象太多。同樣一個檢測項目，如乳腺癌基因檢測，市場報價從100－10000元的都有，消費者面對產品名稱和價格，無從判斷真假，這也是目前聽說基因檢測的人多，但購買的人少的重要原因。目前，基因檢測市場需要的是國家以及行業標準的建立，使這個行業更規範。

上海工商部門嚴查競價排名 黑醫院違法廣告將被立案調查

9月1日開始施行的《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中，將付費搜索推銷商品或服務定義為廣告，為“競價排名”真正戴上了緊箍咒。

記者1日從上海市工商局獲悉，由於付費將不具備母嬰保健技術資格醫院的醫療廣告頂至前列，上海工商部門對上海南浦婦科醫院、安平醫院等廣告主涉嫌違法廣告行為，以及百度搜索、搜狗搜索等廣告發布者涉嫌未盡審查義務行為，將一並進行立案調查。

上海市工商局通過前期排摸，於1日上午發現，在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輸入“人流”或“人工流產”字樣時，跳出的推廣廣告中，一些推廣的醫院並不具備母嬰保健技術資格。這種將黑醫院頂至前列的做法，涉嫌違反廣告法和《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

上海市工商局廣告處副處長李華介紹，根據廣告法、醫療廣告管理辦法等規定，發布醫療廣告應該事先由衛生行政部門對廣告內容進行審查出證。對於上述不具備資格的醫療機構，衛生部門不會允許其發布含有“人流”字樣的廣告內容。因此，搜狗、百度等搜索引擎，發布這些廣告，涉嫌未盡審查義務。

“過去對競價排名是否屬於廣告，各地監管部門看法不一。即使是認定其為廣告的監管地，也常因為管轄權問題，導致難以及時對違法廣告進行查處。”李華 說，此次的新規對競價排名的性質進行了明確規制，並擴大管轄範圍，認定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和廣告發布者三者，任意一方所在地的監管部門，均對違法行為有管轄權。

“隨著自媒體的興起，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表達觀點的陣地。我們也註意到，受委托去轉發商業宣傳的現象，比如在微信朋友圈，通過轉發一些商業內容活動獲得優惠，或者直接通過轉發獲得獎勵。此時這個自然人，已經具備了廣告發布者的身份。如果發布的這個廣告內容違法，這個自然人同樣需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因此自然人應該對這類廣告的內容真實性有一定的鑒別能力。”上海市工商局廣告處處長應鈞說。

上海工商部門介紹，在付費搜索排名廣告宣傳中，比較容易發生虛假、誤導廣告行為的包括維修、醫療、旅遊、教育培訓、出國留學中介等領域，下一個階段將圍繞上述領域，依法查處侵犯消費者利益的違法廣告。

深圳力推分級診療 二三級醫院門診可限號

未來，深圳人要看個普通的感冒發燒，可能不是次次都能去大醫院就診了。

明年1月1日起，全國首部地方性醫療基本法規«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開始施行。其中，在分級診療領域，該《條例》規定二、三級醫院可以適當限制接診非急診、非轉診患者，同時門診醫生還可以限號。

近年來，醫改的一個主要思路就是推進分級診療制度的建設，引導醫療衛生工作中心下移、資源下沈。這一次，深圳率先用法規的形式把它明確了下來。

當地部分醫療系統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一些細節尚未出臺，但是這一規定對於患者、大醫院和社康醫院三方的影響都將是深遠的，社康醫院如何做強，是個挑戰。而大醫院由於門診量的減少，運營方式也可能會隨之改變。

政策出臺旨在解決看病難和看病貴

2015年，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下發了關於開展分級診療的指導意見，要求形成基層首診、雙向轉診、上下聯動的診療模式。

8月31日，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張淩在當地的一個醫療會議上表示，建立分級診療的改革制度，雖然在法律上是沒有障礙的，但是引導人民群眾的就醫觀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不過，立法有一個引領的功能。

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巡視員廖新波說：“深圳立法中限制接診非急診、非轉診病人以及接診人數的話題，聽起來有點不近人情，但是現在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普遍存在，患者找不到合適的醫生。現在，通過審批和資源的調配使病人在規定的地點去看病，能推動問題的解決。”

他以國際上類似的做法為例：美國有一個重要的醫療保險形式是HMO，患者必須要有家庭醫生、私人醫生的首診推薦，才能去專科醫生和綜合醫院看病，如果不是的話，要掏很多錢，所以大多數人必須要遵循保險公司的規定去分級診療。

而歐洲體系是一種真正的分級診療制度，它規定你必須跟醫生簽約，你的資料必須進入醫生檔案，病人請求醫生的幫助下在網絡傳輸到上級醫院。

在他看來，分級診療的益處在於，除了解決很多不必要到大醫院看病的情況，患者還可以被推薦到合適的醫生，去合適的醫院進一步治療。

上海中山醫院院辦副主任楊震告訴本報記者，全國都在推進分級診療，深圳出臺這個法規，開了先河。“限號是為了保證看病質量，給病人合理時間的診治和安慰。這涉及公平性和秩序性問題，這兩者經常矛盾，有公平就不一定有秩序，有秩序就不一定有公平。”

配套措施有待跟上

不過，上述新法規一些細節還有待完善，相關的配套機制也需要跟上去。

一位公立醫院的醫生對本報記者表示，如果轉診，什麽樣的病情該轉診?又該轉去哪家上級醫院?轉診的醫院是按照區域來劃分還是按照其他的標準?如果患者不樂意轉去指定的醫院，又該怎麽處理?

張淩解釋，基層分級診療的轉診標準和流程，將由深圳市衛生行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另行制定，同時醫療機構根據專業特點安排保證患者合理的就診時間，接診量的指導標準也是市衛生部門制訂。

他說：“為什麽要請衛生行政部門另行制訂?因為醫療情況非常複雜，什麽樣的醫院，哪些醫院達到了這個標準，能夠去采取分級診療，哪些醫院沒達到標準，如何來開展推進這項工作，都是非常細的工程。”

部分患者也顧慮，社康醫院醫生的技術水平和硬件設施無法與三甲醫院相比，去看病的話會不會被誤診，從而導致病情被耽誤?

深圳市衛計委相關負責人強調，這是一個授權性而非強制性的規定，目的是為將來推行二三級醫院實施限制接診提供法律上的依據。“《條例》規定二、三級醫院可以根據市衛生行政部門的指導意見適當限制接診非急診、非轉診患者，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二三級醫院都必須限制接診。”

深圳市人大的張淩說，未來制度安排也會跟上，其中一個是要求加強社區標準化建設，把醫療資源下放到基層，使老百姓能夠享受到便利的、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消化科主任肖冰曾經在廣東省某地的衛生局擔任過副局長。在他看來，如何加強社區醫院、縣醫院等基層醫院的醫療水平和質量，是醫改一個重要的問題。

他對本報記者表示，建議采取大醫院與小醫院之間的互聯體制或互動體制，硬性規定經過大學附屬醫院或者大醫院工作多年的主治醫生和副高必須到基層醫院認真工作二到三年，直接讓基層老百姓獲益，不用大老遠趕到大醫院就診，造成大醫院擁擠不堪。

他說，這樣也可傳幫帶基層醫生，從而提高基層醫院水平，以此解決看病難的問題。“當然，到基層醫院工作的醫生的待遇問題要讓人滿意，否則難以持續下去。”

深圳市政府已經有所行動。從去年8月，深圳市屬綜合醫院已采取定點聯系、雙向選擇的方式，選派副高級以上職稱醫生進駐社康中心。

從今年起，深圳將全面建立起專家進社區長效機制。深圳市財政按照市屬各醫院副高級以上職稱醫生的平均工資薪酬水平，以及用於安排專家進駐社康中心的實際崗位數，給予專項補助，納入派出醫院績效工資總額進行分配，並向進駐社康中心的專家傾斜。

大醫院的運營方式可能會改變

限制門診量最直接影響的除了患者和社康醫院，就是門診量爆棚的三甲醫院了。

北大深圳醫院醫務科劉天釗在上述會議上表示，大醫院如果以後實行了分級診療和限號，那麽更多的醫生和醫療力量將從門診回歸到病房和科研，醫院也可以對重病患者和診斷困難的病人，提供一些更細致的診療。

此外，他們也可以抽出力量對進修醫生、實習生和規培醫生進行更好的教學。這些醫生在培訓好以後，將會成為未來一、二級醫院的中堅力量，這樣的話分級診療會越做越好。

他補充道，我們每年接受300萬的病人，以後要限號，醫院、科室的結構收入上面可能會有影響。

深圳衛計委副主任常巨平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深圳正在探討取消一些二三級醫院的門診，把普通的門診放到社康去。取消門診後，二三級只做轉診和急診治療，運營方式可能會隨之改變。

他說：“時機成熟之後就可以推行。事實上深圳已經有很多創新舉措了，比如說有些大醫院取消門診輸液了，這看起來很難，但執行以後很平穩，老百姓沒有太多意見，醫院也覺得很正常。”

他補充道，取消普通門診或非急診以後，怎樣做強社康中心和基層醫療，是個挑戰。

銀行、學校、醫院、黑客，誰出賣了你的隱私

每個人都在產生數據，無時無刻。大數據技術不斷發展的時代，也給個人隱私保護提出了更大挑戰。

如果把數據的產生、泄露、倒賣、詐騙看作是一條黑色產業鏈，那麽在“精準”詐騙的產業鏈上遊，是誰最早打開了潘多拉之盒，成為“出賣”公民個人信息的罪惡之源?

第一財經1℃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等關鍵詞進行檢索，並逐條分析檢索結果。這些判例中，絕大多數不法分子是通過互聯網渠道購買並倒賣公民的個人信息。其中至少有27個案例涉及到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的“源頭”。

這些“泄露者”的身份包括了黑客、銀行員工、醫務工作者、公司“內鬼”、學校老師、警務工作者，甚至還有不法分子應聘到某家淘寶店，成為“臥底”竊取買家信息。

山東、廣東等地連續發生3起學生遭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導致受害人猝死或自殺。目前，3起案件全部告破，28名犯罪嫌疑人落網。其中，最受社會關註的山東徐玉玉案案發後，公安機關經全力工作，查明了電信網絡詐騙團夥情況和信息泄露源頭。經查，犯罪嫌疑人杜某利用技術手段攻擊了“山東省2016高考網上報名信息系統”並在網站植入木馬病毒，獲取了網站後臺登錄權限，盜取了包括徐玉玉在內的大量考生報名信息。

“大數據正在改變這個時代，裹挾而來的必然也是泥沙俱下，在享受大數據帶來的便利的同時，簡單的提防已經不足以應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行騙伎倆，《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出臺或許才是對逝去生命的最大尊重。”重慶大學國家網絡空間安全與大數據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齊愛民接受1℃記者采訪時表示。

公共管理數據流失誰之責

公共管理部門是個人數據收集的主要場所。然而，從判例中可以看出，公共管理部門也是信息泄露高發領域之一。在27個案例中，就有7個案例是派出所工作人員所為，但是多為協警或者輔警。

郴州市中級法院今年3月二審宣判的一起案例顯示，李某在2013年底開始在宜章縣公安局城南派出所當輔警，期間主要協助民警錄入案件，當時除了輔警的收入外並沒有其他收入。

大約在2014年10月份左右，李某通過手機QQ上網聊天認識一個網友，他幫對方查詢一條戶籍信息，他用其他民警的數字證書進入公安內網的《全國人口信息查詢系統》查詢公民個人信息，然後通過手機拍照後發給對方。

李某自述，對方一般給40元，有時候多點，每次查完後的當晚七、八點鐘，對方會通過支付寶將錢匯到他的工商銀行賬號內。從2014年10月到2015年1月期間，他一共賣了2368條戶籍信息，獲利97781元。

最終法院認定：李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2000余條，並出售給他人獲贓近十萬元。因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李某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一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1.5萬元。

派出所工作人員利用其他民警的證書查詢公民個人信息並“出售”的情況並不是孤例。

鄭某某“作案”時的身份是河南省永城市公安局文化路派出所工作人員。

河南省永城市檢察院指控，在2015年5月至9月，鄭某某使用其他民警的數字證書在公安內部網絡上非法查詢公民個人身份信息、車輛信息、護照信息、旅館業旅客入住信息等信息，並將上述500余條信息出售給他人，非法獲利人民幣28800元。

河南省永城市法院一審認定鄭某某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

除了派出所之外，1℃記者在案例中還看到，稅務局工作人員、市場監督管理局註冊窗口工作人員等來自政府部門的信息泄露案例。

潛伏在學校、醫院和公司的“內鬼”

除了政府之外，醫院、學校，還有一些存有大量個人信息的平臺，比如網購網站，因管理或者技術等原因，也為一些不法人員盜取個人信息提供了可能。

四川省大邑縣法院2015年發布的一份判決書顯示：2014年1月初，中國銀行武侯支行曾某、曾小某來到位於大邑縣晉原鎮的四川文軒職業學院，找到了時任該校成人高考辦副主任的代某某，表示想向該校學生推銷銀行卡。

二人向代某某介紹了批量辦理銀行卡的程序，並要求代某某提供該校學生信息。

2014年1月10日，這位代老師未經學校許可、未經學生本人同意，通過QQ郵箱將該校3萬余名學生個人信息發給曾某。

很快，中國銀行武侯支行利用從代某某處獲得的信息向四川省分行申請批量制卡。2月20日，曾小某以產品推廣宣傳費的名義給了代某某人民幣5萬元。

其後，曾小某、曾某將違規制作的35000余張中國銀行企業園區金卡送到代某某處，要求代某某提供學生辦卡申請表、身份證複印件等。

4月21日，四川文軒職業學院部分學生發現自己的個人信息被泄露並被中國銀行辦理了銀行卡後，向公安機關報案。

法院一審認定，代某某犯非法出售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在27個案例中，來自公司的個人信息“泄露者”最多，有17例。甚至在部分案例中，有犯罪分子就是為了盜取個人信息而“臥底”到某家公司上班。

浙江義烏法院今年4月發布的判決顯示：2015年10月，一個名為“逍遙”的QQ網友與韋某聯系，願意以每條1塊錢的價格購買淘寶買家信息，並告知可通過種植木馬病毒至電腦或直接到淘寶店鋪的公司上班，通過後臺將數據導出，從而竊取淘寶買家信息。到當年12月左右，“逍遙”告訴韋某，淘寶買家信息已漲價，最高可賣至6元/條。

受利益誘惑，韋某找到雷某，商議後決定雷某應聘進入淘寶店鋪竊取淘寶買家信息，韋某則負責出售淘寶買家信息。

同年12月15日，雷某應聘到了軒妙玩具廠做淘寶客服，竊取了650條買家信息數據，以人民幣3元/條的價格賣給“逍遙”。韋某通過出售買家信息數據獲利3582元，作為“臥底”的雷某獲得1950元。

法院一審判定：兩人均以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

實際上，除了上述方面以外，不法分子要獲得公民的個人信息的途徑還有很多。

一位曾經多次參與打擊電信詐騙的公安幹警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舉例稱：比如假裝我是銷售，不斷向你推銷物品，記錄你的電話、名字;甚至在4S店，當你去購車填報身份信息時，他用手機一拍，就把你的信息也拍進去了。

另外，犯罪分子以黑客手段攻擊數據庫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情況，同樣並不鮮見。這也為一些收集了大量個人信息的企業或平臺的信息保護工作拉響警鐘。

反電信詐騙跨部門聯動機制尤為關鍵

從技術層面上看，要在源頭環節堵住信息泄露並非易事。

通信領域專家、飛象網CEO項立剛接受1℃記者采訪時舉例稱：電信運營商就在自己的管理系統中，加入了信息追溯功能，能夠記錄信息錄入、查詢、下載過的痕跡。但是這種技術改造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即便如此，這一功能也只能解決大規模的系統性問題，不可能徹底杜絕信息泄露的發生。

在打擊、治理電信詐騙的各個環節中，公安、銀行和通信商是核心環節。

尤其是在互聯網的生態之下，公共管理機構、行業、企業和個人緊密共生，信息保護涉及各類主體，任何一個組織不可能“單槍匹馬”地與電信詐騙犯罪作戰。

以上海為例，上海市公安局牽頭組建上海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平臺，公安機關有關警種、商業銀行、通信運營商、金融清算機構和第三方支付機構聯合入駐，實行防範、打擊、治理一體化運作的實戰機制，對犯罪行為開展主動攔截和精確打擊。

自今年3月底該中心平臺試運行以來，已凍結涉案資金折合人民幣7900余萬元，成功勸阻潛在被害人3.5萬余人次，全市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案值同比下降20.6%。

8月31日在上海考察時，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強調：“要進一步加強公安機關各警種之間以及公安機關與銀行、通信等部門的協作配合，建立全國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平臺，完善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即時查詢、緊急止付、快速凍結工作機制，跨界聯動、合成作戰，以快制快、精準打擊，最大限度避免和挽回受害群眾的財產損失。”

電信詐騙是典型的非接觸性詐騙。作案地不斷輪換，取款地亦不固定，增加案件偵破的成本和難度。

項立剛認為，不論對於政府還是企業而言，治理電信詐騙，關鍵就在把治理的成本降下來，效果提上來。如何降低成本，建立全國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平臺是關鍵。這一平臺應該由公安部門牽頭，各部門、各省市共同參與，以期達到效果最大化、成本最小化。

根據公安部公布的數據來看，從2011年至2015年，全國電信詐騙案件數量從10萬件飆升至約60萬件。

嚴峻的電信網絡詐騙形勢下，相關專項打擊行動也在加強。

2015年11月，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宣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等23個部門組織開展的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展開，並將延長至今年底。

其中，河北省豐寧縣、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江西省余幹縣、湖南省雙峰縣、廣東省茂名市電白區、廣西壯族自治區賓陽縣和海南省儋州市被列為第一批重點整治地區。

這一批重點整治地區被要求限期改變面貌，確保年內涉及本地電信詐騙案件同比下降90%以上，堅決拔掉一批地域性職業電信詐騙犯罪的“釘子”。

律師：個人信息保護的主管機關尚不明確

記者查詢到的涉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案例來看，刑罰基本都在3年以下。

對此，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劉春泉接受1℃記者訪時表示，因為《刑法修正案九》去年11月才正式開始實施，並修改了個人信息罪名，修改後最高刑期由原來的一檔三年以下，改為兩檔。

在過去，犯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刑法修正案(九)不僅將“非法獲取公民信息罪”改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還同時提高了刑罰：

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同時明確，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將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給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在劉春泉看來，由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即將出臺的《網絡安全法》等多部法律都涉及到個人信息保護，但究竟哪個部門是主管的執法機關，目前尚不明確。可以預計的是，下一個十年中，個人信息保護將是中國互聯網監管的法律新抓手，同時，也希望已經發生的悲劇能促進個人信息保護執法的更有力行動。

對於出臺一部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學術界早有呼籲。

齊愛民表示，數據“裸奔”、公眾沒有安全感的根本癥結在於沒有出臺一部專門的、系統的、全面的《個人信息保護法》。

國際上已經有60來個國家頒布了《個人信息保護法》，有成功立法例可資借鑒;同時，國內已經有一些列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法規。

齊愛民說，盡管國內已有多部法律涉及到了個人信息保護方面，但是相對零散的規定，不能發揮集合效應，也不能引起社會高度的重視。《個人信息保護法》是直接規範個人信息的處理的法律，既確認了信息主體的人格權，又確認了信息管理者的權利。從而定分止爭，平衡複雜多變的社會利益關系。

沒了編制光環，深圳這家醫院給醫生開高薪有用嗎

公立醫院試點去編制化後，人才的“水”已經開始流動。

三個多月前，已過不惑之年的周珺毅然放棄了貴州一座城市唯一一家血站“二把手”的位置和守了27年的編制，奔赴遙遠的深圳。回想起這段經歷時，她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感慨道，人生重新洗牌了，一切從頭來過。

而深圳的公立醫院，也在進行“洗牌”。周珺奔赴的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正是公立醫院改革的試驗田，該院由深圳市政府按照三級甲等醫院標準投資興建，並實行“管辦分離”的模式，由南醫大全面管理。

周珺脫離體制、自由選擇就業單位的大背景，是醫改正向縱深推進。

在8月中旬召開的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到了啃硬骨頭的攻堅期。”在涉及人事制度改革這一塊，大會強調，要改變薪酬分配機制、放寬人才流動限制等。

隨即在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

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探訪了這座耗資近20億元、承載了醫改夢的醫院。院內寬敞明亮，絕大部分醫療設備已經到位，不同年齡階段的醫務人員從五湖四海趕來，其中不少科室的中堅力量更是鼓起勇氣，告別了原來體制內的生活。

推動醫療人才自由流動

在醫改上多次先試先行的深圳，去編制化早在幾年前就已緊鑼密鼓地開始了，當地新建市屬醫院全面取消編制，並取消公立醫院行政級別，按照崗位管理模式采取全員聘用。2015年6月，深圳成為全國第一個出臺公立醫院綜合配套改革方案的試點城市。

2015年底，采取內地政校合作共建模式的南醫大深圳醫院正式開業，並實行去編制化管理。

對於周珺來說，以前所在的城市雖然不大，但是生活安逸、朋友眾多、受人尊敬。真的要將這一切拋在身後嗎?

從未想過離開原單位的她在接到深圳拋來的繡球後，躊躇徘徊三個月之久。

她最終下定了決心：“我還有十幾年退休，我能看見未來那些年的模樣，與目前的狀態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而深圳會給我一個不一樣的平臺，也許學術上會有一定的突破。”

周珺目前在輸血科任職。在這里，她和其他科室的學術帶頭人以後均有機會被南醫大聘請為教授，帶碩士生和博士生。顯然，要想在學術上取得突破，帶學生一起做研究遠比單打獨鬥更容易出成果。

對於年輕的普外科醫生彭月(化名)來說，她之前在深圳一家三甲醫院就職，更看重的是這家醫院醫教研合一的背景。她告訴本報記者：“眼界會更開闊，接觸到的大咖也不一樣，剛來的時候醫院派我到總部進修過，有些教授手術做得真是非常漂亮。”

她笑稱，如果你在一家小醫院，那麽跟著一位專家幹10年，也趕不上跟著大咖學個三五年。

雖然她現在的薪水比以前高不了多少，但和上升空間比起來，她並不太在意。南醫大深圳醫院實行以崗定薪，薪水包括崗位工資、崗位津貼和績效薪酬。包括院長和副院長在內的管理崗位，都沒有行政級別。醫生的收入和職稱也不掛鉤，而是和崗位、能力掛鉤。

彭月說：“如果你是作為主治醫師來的，即使還未考副高等級的職稱，但本事過硬的話，可能就會被放在副高對應的副主任醫師的崗位上，拿副主任醫師的薪酬，無需排資論輩。”

傳統醫院在人才招聘上有編制數量的限制，在編制用完時，只能招聘編外人員。這導致編外人幹的活可能不少於編內人，但工資福利要低一截，同崗不同酬。在這家所有人都沒有編制的醫院，彭月和她的同事們也無須擔心活兒比別人幹得多，錢卻拿得比別人少。

如果說從傳統的公立醫院跳槽至去編制化的公立醫院，只是人才流動的第一步。那麽未來，人才流動的方向會是怎樣的?

香港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莊一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去編制化之後，良禽會擇木而棲，這對醫院來說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他說：“編制可以吸引到很好的醫生，比如說北京的一些公立醫院，如果你有編制，那麽就不用發愁戶口問題;而私立醫院就不行。去編制後，醫生的流動性就增加了，未來去向私立醫院的醫生會增多。”

人才難招，人力成本偏高

不過，對於一家率先去編制化的公立醫院來說，有它自己頭疼的事。

“編制背後無非就是牽涉到醫院的利益和醫生的待遇。”深圳市衛計委秘書處(醫改辦)處長李創說，“對於醫院而言，主要是政府的財政補助;對於醫生而言，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人員的養老保障，二是人員交流任職，三是過去在編人員的房改房補等原有待遇保障等問題。”

顯然，對很多體制內的人來說，被賦予了太多含義的編制不是那麽容易舍棄的。南醫大深圳醫院骨科中心主任桑宏勛最近在招人時，在這一點上感受頗深。

雖然有大學做平臺，深圳市政府也給予了優待政策，但仍有一部分人因編制問題不願“屈就”。“尤其是主治醫師，這個群體大多在三四十歲，上有老下有小，如果沒有編制，他們會顧慮重重，沒有歸屬感。”他說。

他補充說，員工的醫療保障水平也不一樣。在一些傳統的醫院，醫保分級別，職稱不同，享受的醫保級別就不同，教授可以享受一級或二級醫保。而他們醫院是普通的醫保，不分級別，和企業醫保一樣。

莊一強說，如果有些公立醫院有編制，有些沒編制，那麽沒編制的醫院勢必顯得弱一些。

即便是人才招進來了，麻煩還在後頭。

南醫大深圳醫院各個機構均是按照大部制設置的，比如說，他們的行政綜合部相當於黨辦、院辦、紀檢等部門綜合體。這帶來一個好處，管理崗位以及職能科室的人數減少，不到全員人數的10%。這個比例是傳統醫院的一半。

節約的理念隨處可見。記者在探訪時，中午時分，門診部大樓二樓輸液處，最後一位輸液的患者離開後，分診臺的護士隨即按下開關，關掉燈。

“但是，我們要給員工買五險兩金，與傳統公立醫院相比增加了職業年金，”該院院長廖四照對記者說：“傳統的編內人員還有每月數千元的住房補貼，我們沒有，就得把住房公積金提高。”

這樣無疑提高了運營成本。廖四照希望，政府可以根據傳統醫院的在編人數，測算出他們和傳統醫院在人力成本上的差額，然後把這筆錢補給他們。

醫院仍有創收壓力

在廖四照看來，去編制化的最核心問題是養老模式的並軌。如果能解決這點，他相信醫務人員就可以無所羈絆，自由流動。“以前有編制，住房、養老和子女上學都是依靠單位。現在房子改革了，孩子上學也不是問題，就剩下養老了。”

周珺來深圳已經有四個多月了，她已經慢慢喜歡上這座海濱城市的藍天白雲和濕潤的氣候。不過，一個實際的問題是，她的養老保險雖然已經交上，但是如何和原來交了近30年的養老保險對接，因為政策不明朗，她有點忐忑。

廖四照認為，要打消去編制化的顧慮很簡單，就是由政府承諾未來養老模式並軌時，要保證他們這些人的退休待遇與編制內退休者一樣，退休後由政府補齊。

目前，該院的日均門診量已經達到800人次，高峰時能突破1000人次。這對於一家新開業的醫院來說，並非易事，但是與大型三甲醫院動輒上萬人次的日均門診量來說，還有不小差距。

深圳市政府給予該院3年的運營補助，開業後第一年是70%，第二年是50%，第三年是30%，三年後自負盈虧。那麽三年後，這座按照三甲醫院打造的試點醫院能達到預期的門診量麽?如果不能，又該如何在面臨創收壓力的同時保證醫療服務的公益性?

廖四照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創收壓力肯定是有的，我們人力成本相對較高，而這個成本的轉嫁對象不是老百姓，而是我們自身管理。接下來我們會開始績效考核機制，醫務人員的薪酬要和服務的質量、成本的控制等掛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