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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入學Portfolio大作戰 朱泙漫屠龍記

菁英戰場》中國比拚台星港名校，排行大公開入學第一難關

5年追蹤報導》憑學測入學，首批北大、清華台生畢業了，存活率75％! 當台灣狀元 碰上中國學霸

失控的“學區房”：幾百萬買房入學還要搖號？

“500米名校資源，孩子未來不是夢。”

“住XX小區，上XX中學。”

在中國，幾乎每一個樓盤在宣傳推廣時都會傍上一所學校，因為開發商深知中國的父母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會不惜代價，“學區房”因此深得人心。

可是江蘇南京的一些家長最近卻很惆悵。南京河西四大學區房小區銀城西堤國際、萬科光明城市、中海塞納麗舍以及萬達華府的家長們花費幾百萬買的學區房遭到前所未有的資質挑戰。原因是其對口學區新城小學本部今年的實際應該入學的學齡兒童有600人，但學校原定的招生計劃只有240人，整整多出了360人！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南京市建鄴區教育局建議：600名新生參與搖號，部分學生進入隔壁的建鄴高中“借地方”上學，並承諾學校師資力量不會改變，仍由新城小學本部老師執教。

建鄴區教育局這一舉動卻引起這幾大學區房的業主家長的不滿，幾百萬買的房子，為什麽要被分到別處念書?而這個學區房事件還在不斷發酵，對此家長和教育局依舊在博弈。要知道這些家長們花高價買這幾個小區房子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有優質的教育資源。據說，這些擔心被劃入建鄴高中“借房就讀”的家長們，為了子女的上學權益，將於4月28日向南京建鄴區教育部門提出請求取消搖號入學。

事實上，不同的“學區房”正在中國的每一個城市上演，這些樓盤因此學區而身價提高，有的甚至一房難求。在這個由房東、家長、中介、學校一起參與的樓市遊戲，究竟又有多少瘋狂與理性交織的故事上演?

網絡資料圖

十分鐘搶房

當張軍(化名)和其他購房者被卷進購買學區房的旋窩以後，他發現買房已經身不由己。

張軍的女兒已經5歲，這個也逼迫他必須考慮學區房的事宜，他買的房子位於上海市虹口區文苑小區，在決定購買的過程他大概花費了十分鐘不到。“我去看這個房子的時候正好有一個購房者看了房子出來，而在房子的樓下還有中介正在催促客戶前來看房，我突然感覺到一種強大的壓力。看了這個房子不到十分鐘時間，我就趕緊要求房東手下我的定金，我擔心如果房東看到市場那麽好繼續漲價。”張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為什麽要買學區房?

張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思考過程，一開始張軍覺得女兒應該開心快樂的成長，但是隨著女兒周圍的小朋友都開始學習英語、學習奧數、學習鋼琴，張軍發現如果女兒不去學習這些技能她就和同齡人無法溝通，將被排斥在同齡圈子外。在女兒的學習之外，學區房也成為張軍及同齡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的朋友為了小孩讀書，賣掉浦東的大房子買了浦西一個小房子，一家人蝸居在一個兩居室里面沒有怨言。周圍的朋友都在為了自己的小孩做出努力，仿佛我們不做這樣的努力就沒不是一個好家長，有點隨大流但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我們也開始購買學區房。”張軍告訴記者。

這像極了電視劇的場景，但是真實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才知道里面的責任和壓力。張軍做為一個父親，自然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過的好、得到好的教育。

“選擇這個小區有幾個好處，我們計劃讓女兒去讀上海外國語大學實驗小學，這個學校不但要面試學生還要面試家長，為了讓女兒和我們都提前適應這個小學的要求和周圍的環境，我們要提前搬到這個附近。如果女兒沒有考上這個小學，我們的小區對口是涼城三小，這個小學也還不錯。”張軍坦言。

為此，張軍賣掉了自己在閔行的價值200萬的房子，置換了目前這個價值390萬但是環境卻比之前的小區差不少的學區房，置換的代價是張軍每個月還要付1萬多的月供，這無形增加了張軍家庭的生活壓力。

即便是這樣，張軍並不後悔自己的選擇，最重要的是，能夠搶到房子已經讓他非常欣慰。

去年11月，張軍就開始看房，但是一猶豫就一直沒有下定決心，隨後張軍趕上了今年上海的一輪瘋長。在2月底他曾看上一套虹口的房源，在最近給房東定金的時候房東臨時漲價120萬。沒有辦法，張軍就只能重新找，而此時他的房子已經賣掉，對於他而言買房就迫在眉睫。

“沒有最好的選擇，做為家長如果我們盡自己最大可能去給孩子提供給好的教育和環境，相信我們的孩子會理解。”張軍笑著說。

10%的溢價空間，沒商量

像張軍這樣的中國家長無處不在，他們為了孩子嘔心瀝血，而教育資源的不均衡使得學區房成為包含了市場價值和人生價值在內的稀缺資源。

朱敏(化名)在2012年9月購買了上海浦東區乳山路的一個48平米的房屋，對口的學校是福山外國語小學本部。當時的購買價格是150萬，目前的市場價格是420萬-450萬。

“當時買的時候有兩個打算，第一是投資，因為位置不錯而且有對口學區，這樣的房子一般價值比較高。同時我們也是為（孩子）掛戶口做準備，如果以後沒有更好的選擇（孩子）可以去那里讀書。”朱敏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目前，朱敏的這個房子租金每個月5000元，朱敏對於這個投資非常滿意，她也打算繼續持有這個房屋。

像朱敏這樣的投資客也在市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學區房究竟有多大的溢價空間呢?

目前上海靜安區的海防村（小區）因為對口上海靜安教育學院附屬小學，有學區房已經炒到16萬/平方米。

劉先生此前曾住在大聞麗都苑，這個小區同樣是上海靜安教育學院附屬小學的學區房，2014年底他因為缺錢以600萬價格賣掉，而如今這個房子已經超過1000萬元。

“學區房的普遍價格比非學區房貴10%甚至更多，比如海防村的房子大部分都是購房者買來掛戶口讀書使用，購房者根本不會居住的。”中原地產昌平分行經理羅安雲告訴記者。

不均衡的教育資源，使得“學區房”概念像遊戲一樣撲朔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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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上海有超過100所社會認同的“重點小學”(由於上海並沒有劃定重點小學，但是各大論壇仍然有小學排名)，但是對於這個有2400萬的人口大都市而言，顯然還是不夠的。

複旦大學在201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將“重點小學”的學區樓盤價格進行了統計，並按照市區和郊區歸類，並對比其區域內學區房和所有樓盤的價格中位數，可以看出這些學區房單價比全部房屋單價均高出差不多6000元左右。

上述報告同時提到，所有區域學區房均價都明顯高於該區域房屋均價，學區房單價較全區房屋單價差值最大的是虹口和浦東，其中浦東的學區房單價比全區房單價貴達42%之多。該報告提到，因為教育資源差異，浦東新區的適齡入學兒童數量與“重點小學”招生人數差異最大，其所在區的入學可能性低於20%。

理性還是瘋狂

這場因為學區房產生的博弈遊戲並沒有結束，只要家長有對優質教育的需求，學區房就會開始自然產生並一直存在。但是南京建鄴區的“學區房事件”則讓更多的人思考，學區房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今年2月，教育部辦公廳下發了《關於做好2016年城市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在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擇校沖動強烈的地方，根據實際情況積極穩妥采取多校劃片。這是教育部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實施多校劃片。

多校劃片是指一個小區對應多個學校，多校劃片會將熱點小學、初中分散至每個片區，確保各片區之間大致均衡。在具體操作中，實行多校劃片將通過隨機派位方式分配熱點學校招生名額。派位未能進入熱點學校的學生，仍應就近安排至其他學校入學。

學區房何去何從呢?

隨後，上海則表示上海目前已經在大力推行的學區化、集團化政策，正是符合上海實際情況、推進教育資源優質均衡的舉措，和“多校劃片”的本質是一樣的。 集團化辦學就是將優質學校與自主發展能力較弱的學校，或者大型居住社區公建配套新建學校等結成辦學聯合體，通過學區化集團化辦學的組織形式。

浙江省教育廳負責人表示，浙江教育資源相對均衡，且已實行‘單校劃片’多年，制度比較成熟，效果也較好，浙江近期將不會采用多校劃片的入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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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城區文昌胡同的一處學區房曾被媒體爆出單價46萬/平方米，當地業內人士更是認為學區房投資價值明顯高於普通住宅。

“我們發現即便市場再差學區房也可以保持向上的價格，其抗跌能力明顯高於其他浦東樓盤。現在的人就是特別重視教育，大家如果有能力還是願意讓小孩獲得更好的教育。此外，這些房屋的租金價格也很高，很多家長為了陪讀也會選擇租房。”中原地產高級研究經理盧文曦告訴記者。

盧文曦同時提到，今年學區房和去年比也是降溫不少。去年很多學區房都有投資客存在，今年上海出臺了325新政，很多投資客都被擋在門外，因此市場開始回歸理性，觀望心態開始嚴重。我們預測今年5月-6月會有一些剛性需求的購房者開始購買學區房，如果沒有投資客，這個市場會相對穩定。

易居智庫研究總監嚴躍進建議，住建部門在項目規劃和審批的時候，必須對此類學校資源進行系統把握，在項目預售前就應該有各類明確的學區教育資源分布情況，以及分配的機制，這樣也可以規範學區房的市場。

而更多的業內人士則認為，目前學區房依舊具備不錯的保值增值能力。張軍3月買下的這個房子目前市場價格已經漲到了440萬，不到兩個月張軍似乎“賺了”50萬。目前看來，在學區房的遊戲里面，張軍們並未虧本。

附問題調查：

1、你購買了學區房嗎，你家附近的學區房房價比周圍高多少？

2、為什麽要購買學區房？

3、你家的房子出現學區房孩子無法入學的情況嗎？

歡迎爆料，請聯系記者羅韜：[email protected]

當初赴港產子，如今進退兩難“跨境兒童”入學，路在何方

“小小赴港留學生”的一天開始得很早，往返的路途卻很漫長。年幼的跨境學童每天花上大量時間跨境上學，對其學習、身心成長，以至人身安全都帶來問題。（東方IC/圖）

為了接送孩子通勤，父母兩人中必須至少犧牲一個人的職業生涯，這意味著持續的家庭經濟損失，許多家長便決定把孩子接回內地來讀書。

“如果允許‘雙非’學童輕而易舉從香港轉回內地上學，這無異於是對當初該類人群投機行為的追認鼓勵，難以避免制造錯誤的預期認知。”

無論政府的政策是否需要調整，“跨境兒童”的家長是不是“兩面投機”，那些兒童卻是無辜的。

單親媽媽蘇陽最近有個難解的心事，再過幾個月，她的一對在香港出生的雙胞胎就要入讀小一。

她面臨兩個選擇：要麽每天讓兩個孩子和成千上萬個“跨境兒童”一起，浩浩蕩蕩湧過深圳口岸，到達僅一河之隔的香港上學，耗在路上的時間是三到四個小時；要麽就自己開車，每天把孩子從南山的家送到福田區一所學費上萬元的私立小學，半小時足矣。

她其實更中意家門口那所條件還不錯的公立學校——走路只用五分鐘。難題在於，深圳市公立中小學不接收港澳籍學生，這讓“雙非”（父母均為非香港居民）和“單非”家庭變得進退兩難。

當初，“跨境兒童”的父母利用了香港生育入籍政策，有的是為了躲避內地計生政策的超生處罰，有的則是讓子女能夠獲得香港優質教育資源，其行為帶有很強的投機性。如今，眼看孩子去香港讀書既辛苦又不劃算，家長們又想回頭享受內地公立教育資源，這麽做的正當性也引來不少質疑。

無論怎樣，眼下“跨境兒童”入學成了一個難解的局。

困境是誰造成的？

蘇陽總共有三個孩子。大女兒9歲時，她意外懷孕，原本沒打算要，但產檢時被告知腹中有兩個胎心，欣喜之下便赴港產子了。

一對雙胞胎順利產下後，緊跟著就是上學問題。三年前，蘇陽到香港幼稚園挨個叩門，只可惜每次她都只能搶到一個學位。“不可能讓雙胞胎一個在深圳上學，一個在香港上學吧？”蘇陽只好讓一雙兒女進了離家步行十分鐘的幼兒園。

眼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蘇陽不得不提前考慮他們上小學的問題。然而根據現今政策，要想讓“雙非”孩子在深圳讀一所公立學校幾無可能。在南山區小一招生網上預報名系統中，有“兒童身份證件號碼”一欄。“必須是內地身份證，香港的身份證根本輸入不了。”家住阪田的曾爸說。

為數不多的私立學校需要擠破頭才能上。比如南山中英文學校只設置了一天的報名時間和測試時間（學生面試、家長面談），提供學位80個，而報名當天和蘇陽一樣去申請學位的有600-800位港寶家長。這是遠比高考還要殘酷的競爭，10個孩子里只有1個有機會錄取。

私立學校的學費也水漲船高。一個孩子每學期平均要花6000到2.5萬元，好一些的學校像深圳南山中英文學校國際班、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則要3萬出頭，雙胞胎媽媽蘇陽的負擔是這個費用的二倍。

在“雙非”家長王鳳看來，這不光是錢的問題，諸如“私立學校管理質量參差不齊”“師資流動性大”等等現狀都讓她望而卻步。不久前，王鳳還聽說一個同事的港寶女兒才上私立小學四年級就已懷孕，更加劇了她的擔心。

事實上，“跨境兒童”如今的困境是由他們的家長一手造成的。想當初，家長們有的想多生孩子，有的正是看中了香港籍的優勢才決定赴港生子。香港中文大學博士Connie從2011年開始以跨境學童作為博士論文課題。Connie曾經接觸一個訪談對象，小A，湖南人，此前在深圳住了十幾年，卻從未到過香港。2010年第一次去香港購物時，挺著四個月大的肚子。從旺角返回的地鐵站上，小A碰到了中介。

“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了。”若放在今日，說話如此猖狂的中介估計是攬不到生意的。但在當時，香港還處在享受亞洲四小龍時代給予的制造業福祉中，“幾萬港幣生一個香港寶寶，可以享受800萬港元的福利，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免簽”，中介這樣的說辭還是很有吸引力。

慷慨的中介甚至給小A提供了免費住處，她一整夜在那兒想，最後認為：“都住一晚上了，難道還不在這里生嗎？”

在進行完大量深度訪談後，Connie發現，“大家會覺得這些跨境生子家庭當初是在算計得很清楚後做的決定，但很多時候未必是這樣。”

赴港產子的瘋狂年代

中國內地居民赴港生子始於2001年。當年7月20日，轟動一時的“莊豐源案”由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明確“雙非父母”生下的孩子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這以後，大批內地媽媽開始赴港生子。

這背後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憂慮。1971年-2005年，香港總生育率一度從3.46跌到0.96。盡管港府一直在鼓勵生育，但效果不甚明顯，就連香港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都在2011年公開表示，內地女性赴港產子有助應對老齡化。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香港也在大力發展醫療服務業，雄心勃勃地打造亞洲產科中心。今年41歲的港寶媽媽王鳳，至今對香港醫院的服務贊不絕口。2009年10月的一個淩晨，她在深圳家中突然宮縮，緊急“闖關”入港，從入住香港醫院到順利產下二女兒，僅僅花了半個小時。為了再要個男孩，2012年她又到香港生了第三胎。

2010年前後是赴港產子最瘋狂的年代，香港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甚至在全國兩會上公開說，鼓勵內地媽媽到香港生寶寶。相當部分港寶媽媽當初就是為了逃避內地計生政策的處罰。深圳溫馨社工機構工作人員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約八成赴港產子家庭是為了生二胎。

一時間，整個內地刮起一陣赴港生子旋風。躺在香港浸會醫院的產科病房里，傳入蘇陽耳朵里的口音來自內地五湖四海，江蘇、浙江、東北、四川、重慶，什麽地方都有。

那個時候，剛誕下幼子的王萍，每天在小區都能碰見幾個和自己一樣“遛港寶二胎”的鄰居。這個位於深圳阪田的小區，住戶基本都來自國內一家基礎通信龍頭企業的員工。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數據，2010年共有32653個“雙非”嬰兒出生，大約占當年全香港活產嬰兒數量的37%。

那個時候，香港的幼稚園和小學普遍面臨招生不足問題。深圳市溫馨社工服務中心的張晉記得，2009年，機構剛成立不久開始介入跨境學童上學領域，在當年舉辦的第一次跨境上學咨詢服務現場，香港十幾所幼兒園、小學的校長帶著一群校職工到現場“拉客”，場面極為壯觀。

一些學校為了招攬生源，專門設立“跨境學子班”，為跨境學子推遲上學時間、提前放學時間，免費提供粵語、英語課程輔導……而不願忍受跨境之苦的家庭在家鄉也有優待——他們只需繳納一定的借讀費，就能入讀深圳公立學校。

赴港生子浪潮直到2012年才結束， 那一年，香港特區政府宣布無限期停止接收非本地孕婦到港產子。然而此時“雙非”嬰兒的數量，已經從最初的709名一路狂飆到21.3萬名。

此時，“雙非”孩子的教育麻煩開始出現了。

“不知道香港身份有啥好處”

2012年，王鳳剛生完第三胎，二女兒馬上就要讀幼兒園了。王鳳此前從來沒計劃過一定要送孩子去香港讀書。

當她聽說孩子如果等到小學才去香港念，成績可能跟不上，王鳳想，既然深圳公立小學不讓讀，那還不如幼兒園就去香港讀的好。

於是她辭掉工作，開始了每天陪女兒璐璐過關上香港幼兒園的日子。2015年，兒子優優也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璐璐則開始上小學。由於兩個孩子學校地點在香港兩個不同區，她的一天都耗在了送娃、接娃身上：

早晨5點半，起床做早飯，6點哄孩子起床。6點15分，她先打車到深圳北地鐵站，坐九站後在福民站下車，將女兒送進地鐵口附近等待的保姆車。坐上車後，女兒璐璐和其他四十幾個港寶將從皇崗口岸過關，繼續乘保姆車到達位於離島的小學，乘車時間大約一個小時。

送走女兒之後，王鳳得趕緊帶著兒子返回地鐵，順著家里來的方向繼續坐一站，而後出站步行至到福田口岸，過關，步行至落馬洲火車站，乘坐港鐵到達粉嶺，最後步行十多分鐘到達兒子的幼稚園。此時是上午九點。兒子上的是上午班，12點準時下課。王鳳帶著兒子原路返回家中，1點半吃上午飯。隨後哄兒子午睡。下午4點，因為家中無大人，所以必須把睡得正香的兒子喊起床，和自己一起出門，順著上學時的路線到福民地鐵口接放學的女兒，再返回。

每天5點半鐘就在QQ群里“報到”的王鳳，成了圈子里家喻戶曉的跨境媽媽，但她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在2015年末的例行體檢中，她被查出身體存在癌變的隱患，醫生勸王鳳加強鍛煉多休息。可是如果不費心勞力地送孩子去香港，在深圳讀私立學校動輒上萬的學費，會讓這個只靠丈夫每月兩萬元薪水支撐的家捉襟見肘，而且，家里還有個上高一的老大，轉眼就要考大學。

那些送孩子去香港讀書的家長發現，受通勤距離和時間的制約，跨境學童事實上很難到香港的香港島、九龍的中小學校和幼兒園上學，主要是就近選擇香港毗鄰深圳的新界北區的學校，那里的教育質量相對要差，能提供的學位也十分有限。

近年來，香港一系列跟內地人有關的事件，也讓內地人不再覺得香港如從前那樣美好。王鳳算是這一類群體的代表，“如果不是要送孩子上學，現在我根本不想在香港待著”。

曾在港資企業工作八年的蘇陽，近兩年在香港街頭受到的禮遇和前幾年確有差別，“過去在香港打車，司機會說很近的你走過去就好，但現在有的的士司機會故意繞路”。

即便堅持把孩子送到香港讀書，家住深圳的父母也要做出巨大犧牲。為了接送孩子通勤，父母兩人中必須至少犧牲一個人的職業生涯，這意味著持續的家庭經濟損失。

剛剛取得港籍身份的“單非”爸爸鄭先生上個月在圈子里做了一項匿名調查，在將近500個填寫問卷的“雙非”家長中，希望“返回”的占了三成以上。理由是“不知道香港身份有啥好處”。

這幾年，王鳳一家什麽辦法都想了。比如把孩子戶口遷到朋友家名下，“但那不就成了別人的孩子了嗎？”後來又想舉家遷回四川老家，那里的公立學校可以收港寶，但這個選擇遭到自小未離開深圳的大女兒強烈反對。

老家在山東的王萍甚至想效仿一位朋友，在老家為孩子搞一張假的出生證明，但最終因為沒人敢幫忙而作罷。

夾縫中生存的孩子

對於深圳究竟在何時開始執行公立學校拒收港寶的規定，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一位雙非孩童家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最早這麽做的是南山區教育局，那時還是2011年，南山區公辦學校的學位非常緊張。由於涉及面不夠大，這項不成文的規定默默執行後，並沒有在“雙非”家庭中引起大的波瀾。

按照雲媽的看法，是因為“當時二孩還沒有放開，大部分港寶都是超生的，所以大家不敢吱聲，只能轉而讀私立學校或者跨境上學”。

2011年，深圳個別赴港產二胎的家庭被罰巨款的消息傳出後，“過去相當活躍高調的QQ群一下就安靜了，大家都不敢說話了，生怕被查到相關超生記錄。”溫馨社工服務中心的張晉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2011年末懷上孩子的雲媽就被社區工作站的人盯上過。當時深圳還未正式出臺“境外生子也算超生”的計生條例（2012年底頒布條例，2013年1月1日起執行），所以雲媽告知對方“自己在香港生娃，不會給社區添麻煩”而躲過一劫。

2012年9月生下孩子後，雲媽所居住的福田區還沒有禁止港寶上公立學校，雲媽記得她的一位鄰居的港寶還在公立學校上學，“或許是福田區新樓盤不多，學位相對寬松，所以執行這項規定的時間較晚”。

到了2013年初，全深圳市公辦學校都對港澳生關閉“閘門”已經明確無誤。蘇陽帶著不能在招生報名系統錄入的疑問找到南山區公立學校時，得到的回複是：“我們是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1+5’文件精神執行工作。”

據參與港寶入學問題的孫明生律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這份全名叫《深圳市關於加強和完善人口管理工作的若幹意見及五個配套文件的通知》（深府[2005]125號文）的“1+5”文件中，並未明確規定具有深圳戶籍及深圳居住證的香港戶籍子女禁止報名就讀公立中小學。

一些“雙非”兒童家長也不是沒有奔走呼籲過。2016年初，國家二孩政策全面放開，成為“雙非”家庭奔走的起始。曾爸和另一位家長去教育局了解情況。深圳市教育局基礎教育處的一位幹部告訴他們：“深圳市教育局也在對跨境學童上學問題進行研究討論，但因為這個問題跨部門，而且教育局只是政策的執行部門，並不能一下子就解決。”

但是，也有人對“跨境兒童”家長們的投機行為表示質疑：“不少港寶家長當初的確是打著兩邊便宜盡占的如意算盤，如果允許‘雙非’學童輕而易舉從香港轉回內地上學，這無異於是對當初該類人群投機行為的追認鼓勵，難以避免制造錯誤的預期認知：如果政策、社會規則存在漏洞，就可以給予惡意利用，反正哪怕有不利後果，也必定會有回轉空間和解困方法。”

無論政府的政策是否需要調整，“跨境兒童”的家長是不是“兩面投機”，那些兒童卻是無辜的。

深圳市政協委員陳昳茹在對跨境學童的調研中發現，現階段的跨境學童開始出現身份認同危機，“我訪問了很多家長，他們大多是在香港生了二胎。這些港寶問父母最多的是，我為什麽不能跟姐姐一樣在深圳上學。這些孩子就像在夾縫中生存，兩邊都不認同。”

2016年深圳市兩會上，陳昳茹提交了一份“將港澳籍學童納入公辦學校教育”的議案。陳昳茹擔心，如果兩地不處理好，這群本該是融合兩地的“天使”，未來可能成為矛盾的制造體。

（文中雲媽、蘇陽為化名。）

16萬人搶5000個入學名額，如何公平分配？ 學區房暴漲之謎

2014年11月27日，江蘇南通一處房地產樓盤醒目的促銷廣告：“名校就在家門口”。（CFP/圖）

2014年北京教改之後，按照就近和免試原則，在優質學校招生範圍內有一套房子，成為最有效和最保險的上名校途徑。一方面，以房擇校堵住了“條子生”、“共建生”、特長生、贊助費、推優、點招等擇校渠道；另一方面，它也造就了天價學區房市場。

2016年4月底，北京市各區陸續公布了今年的小學和初中入學政策。南方周末記者梳理發現，在入學條件上，房子的權重越來越大。

比如，海澱區今年正式施行“六年一學位”政策，一個房子地址，六年內只能被用來做一次入學登記。而西城區則規定，今年光有西城戶口不能保障孩子上學，還得在西城實際居住（買房或租房）。

今年北京市各區上學政策的另一大變化是，非京籍學生入學越來越嚴。比如，石景山區規定，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證》（俗稱“北京綠卡”）的非京籍，今年將不再享受京籍入學待遇。再比如，豐臺區規定，以後對於非京籍學生父母的工作和租房情況，每年都要動態審核。

自從2014年北京啟動“教改”以來，每年4月公布的各區入學政策，成為所有京籍和非京籍家長們最為關心的事情。

北京各區的入學政策，每年都會略有調整，但唯一不變的是“就近原則”。對家長們來說，如果想讓自己的孩子消費到優質教育資源，那麽在相應優質學區有一套房子，成為最保險也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中國教育報》曾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2015年北京大概有16萬名兒童進行了小學入學信息采集。其中，京籍學生大概10萬名，非京籍大概6萬名。但東城、西城和海澱三個區口碑最好的25所小學，只能接收大概5000名學生。

一邊是16萬人的潛在需求，一邊是5000個優質學位名額，這是北京優質學區房市場價格一路高歌猛進的主要原因。

而且，隨著二孩的放開，上學需求將進一步放大。北京師範大學的幾位學者在一篇論文中預測，2015年－2025北京市小學生入學人數將在現有17萬人的基礎上逐年增加，最終穩定在25萬—30萬人。

就近原則，也是國際上通行的義務制教育入學慣例。只不過，由於北京這樣的超級城市入學需求和教育資源供給嚴重失衡，各區政府對適齡兒童的容納能力有限。最後只能是在就近原則的前提下，根據是否有房子，以及房子位置來進行學位資源的分配。對政府來講，這是無奈之舉。

北京2014年教改政策的出臺初衷，其實是為了打擊特權生等灰色上學渠道，推動教育均衡化。

教改後價格快速上漲的學區房，本身就數量特別有限。灰色渠道被堵死，市場的力量開始起作用，並最終反映到學區房價格上漲上。

從以錢、權、優擇校到以房擇校

在北京家長圈小有名氣並兼職做入學咨詢的無言（網名）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市的義務制教育發生過兩次大的改革。一次是1997年，一次是2014年。

1997年之前，北京市的外來人口還很少，上學的需求主要是京籍兒童。其中，小學主要是根據戶口所在地就近入學。有的家長為了追求好學校，就把戶口遷移到名校集中的海澱區。

在小升初階段，北京在1997年之前施行的是統考。想進好中學，靠的是學生自己的能力。當然學生也可以選擇靠戶口就近上初中。

到1997年，北京最後一次實行小升初統考，開始進入“大派位”時代。

所謂大派位，其實就是用電腦來搖號，讓學生就近上初中。在這之前，國家多次提出取消小升初考試，實行劃片就近入學，以普及九年義務制教育。但直到1997年，上海才首次在全國實行小升初免試就近入學。北京也很快跟進，從1998年開始取消小升初統考。

盡管已經實行了大派位，但很多家長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進入優質初中。而一些學校也希望能招到一批優秀小學畢業生。於是很多學生在小學畢業後，不進入大派位體系，而是自主擇校。

無言對南方周末記者總結，這些擇校行為，有的是灰色渠道，比如“條子生”和關系生。有的是正規渠道，比如靠特長、推優、點招和海選等方式進入優質初中。還有的是走市場經濟的路子，靠擇校費和贊助費入學。但數量最多的是“共建生”渠道，即一些單位通過贊助一些好學校，讓單位職工子女獲得入學機會。

後來，擇校行為又進一步拓展到幼升小階段，但共建生現象主要還是小升初階段更普遍。“我印象中，有個中學共建單位多達八十多家。”無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種擇校和派位共存的模式，一直持續到2014年。

這年1月，教育部發布了當年的一號文件——《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做好小學升入初中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全國各地在義務教育階段實行就近入學。

3個月後，北京市根據教育部的要求，發布了《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於2014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取消了共建生制度，並提出要控制特長生招生。

無言認為，2014年的教改，某種程度上是回到了1997年的大派位時代。

對家長們來說，2014年教改之後，孩子上小學，只能按照就近和免試原則提交入學申請。於是家長住在哪，決定了孩子能上什麽樣的小學。

而上中學則采取單校劃片和多校劃片兩種方式。單校劃片學校采用對口直升方式招生，即一所初中對口接收片區內所有小學畢業生入學。多校劃片是根據學生所填誌願，對報名人數少於招生人數的初中，實行學生直接入學。對報名人數超過招生人數的初中，以隨機派位的方式確定誰能入學。

但無論是單校還是多校劃片，同樣跟家長房子的位置直接相關。可見，2014年北京教改之後，在優質學校招生範圍內，有一套房子，對於家長們來說，是最有效和最保險的上名校途徑。

供需失衡的畸形學區房市場

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技術創新中心曾受北京市委辦公廳委托，做過一個關於北京學區房的調研報告。該報告的結論顯示，目前北京的優質教育資源主要分布在東城、西城和海澱幾個區。其中，西城和海澱兩區占據了過半的重點學校。

該中心副總監王鵬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北京優質學區房的價格走勢，獨立於整個北京市房價市場，任憑北京房價漲跌，這些重點學區房的房價“穩健上漲”。

這份2015年9月完成的報告顯示，當時西城的重點學區房以均價60560元/平米的天價占據首位，其次是東城區的58964元/平米。接下來是海澱區（50498元/平米）、朝陽區（40652元/平米）、豐臺（33838元/平米）、石景山（32181元/平米）。

這只是重點學區的均價水平。實際上，核心學區房和普通學區房的價格差異巨大。同樣是來自該報告的數據顯示，人大附小對口小區均價最低49756.26元/平米、最高85257.41元/平米，而實驗一小對口小區均價最低48937元/平米，最高180012元/平米。

並且這些核心學區房絕大多數是居住功能十分脆弱的“老、破、小”，上述報告顯示，西城1990年以前建成的房屋占到了53%。

在2014年教改之前，一提到學區房，主要是指東城、西城和海澱這些“老破小”的房子。

但2014年教改後，學區房的概念迅速擴大了。按照2014年教改，每個小區都對應有一所小學。所以，理論上來說，只要你在北京有一套房子，都可以稱為學區房。只不過，很多小區對應的小學，往往質量一般，甚至屬於老北京人嘴里說的“渣小”。

雖然學區房的概念變大了，但追求優質教育資源的家長們，依然把目光鎖定到那些對應著“牛小”的“老破小”。

由於北京市的優質學校大都分布在城中心，而這些地區基本不再批準新建商品房項目。所以家長們幾乎不可能在核心城區買到新房了，也意味著優質學區房市場的增量空間被堵死，只剩下存量市場空間——二手房市場。

如今，這個供給被嚴重壓制的優質學區房市場存量市場，正在遭遇進一步的壓縮。

比如，今年海澱區規定，幼兒園升入小學開始正式實行房產“六年一學位”政策。這意味著，很多優質學區房，在一夜之間喪失了學區房的功能和價值。這讓本來就供應緊張的優質學區房存量市場，一下子又萎縮掉不少。這些房子要等六年後，才重新具備“優質學區房”的資格。

京籍非京籍都得“拼房子”

目前北京的家長分為京籍和非京籍兩大群體。2014年北京市教委的統計顯示，2014年北京市約有16.06萬人參加小學入學信息采集，其中非京籍人數約占40%左右。2015年略有下降。

對於京籍家庭來說，按照新教改規定，上什麽樣的小學，主要是家長拿著戶口本就近登記免試入學。但戶口之外，房子對上學的影響很大。

比如京籍人士集中的西城區，對於京籍學生，去年的規定是，只要戶籍在西城區即可申請就近入學，但今年規定除了戶籍在西城，還要實際居住在西城。盡管沒有規定必須是買房還是租房，但從去年的實際入學效果來看，有房子有戶口的能得到優先安排。

以北京西城區的黃城根小學官網公布的2015年小學入學政策為例，由於該小學片區適齡兒童過多，所以將適齡兒童按照四種情況分類。其中，在本片區有戶口，且孩子法定監護人有房子的，列第一順序，並按照入戶時長排名。第二順序的是有戶口，但房子是四老（爺爺、奶奶、外公和外婆）的，按照入戶時長排名。第三順序是沒有戶口，但法定監護人有房子的，按照拿到房產證的時間來排。第四才是考慮有戶口但沒房子的情況。從第三條和第四條來看，有戶口的不如有房子的。

由於小學是義務教育，沒能進入黃城根小學的學生，會被安排到西城區其他學校就讀。

對於京籍學生來說，上初中同樣繞不開房子。以西城區2016年的入學政策為例，要在西城上初中的話，要麽孩子是在西城上的小學，如果你沒在西城讀小學，那麽你就得是北京戶口或者西城戶口，同時還要在西城實際居住（有房或租房），你的孩子才能在西城上初中。

也就是說，京籍孩子能上什麽樣的中學，跟上小學一樣，跟房子有很大關系。

“整個2014年的教改，實際上是固化了小學和初中的對應關系。”無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評論說。

如果是非京籍學生，有沒有房子，更是能否就讀的關鍵所在。對於非京籍來說，要取得在京就讀資格，需要父母辦好五證：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在京暫住證、戶籍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

這些年，隨著大量非京籍入學需求增多，各區承受能力有限，紛紛出臺了相應的入學調控措施。總體上來說，非京籍在京入學難度越來越大。比如，很多區都要求非京籍父母在開具五證時，必須在該區繳納了一定時期的社保，且不能間斷。

辦好了五證，非京籍的孩子又要被分成兩類。

一類是在區直轄小學招生範圍內居住的，按照“多校聯合電腦派位”的方式進入該區有空余學位的小學就讀。參加多校聯合派位的非京籍學生，要先填報誌願，然後分批次錄取。優先錄取的是有房的非京籍，其次才考慮租房的非京籍。

第二類是針對在鄉鎮小學招生範圍內居住的非京籍，按照“分配入學”的方式進入該區小學就讀。分配時同樣優先有房的非京籍。

以北京非京籍比較多的通州區為例，2016年通州區對於非京籍孩子上初中的規定是，如果在通州區上了小學的非京籍，直接去聯系通州區的中學看看有沒有就讀機會。如果沒在通州區念小學的非京籍，需要辦理五證後去聯系相關中學。

“說白了，對非京籍來說，上小學可以拼一拼房子，但上初中，連拼房子的機會都沒有。讓我們自己去聯系，言外之意就是告訴你希望不大。”一位住在通州區的非京籍家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打算讓自己的兩個孩子去北京周邊的河北燕郊上初中，還是不行的話，就送孩子回老家讀書。

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某區的教育督導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外來人口的增多，加大了非京籍學生的入學需求。他舉例說，比如北京某個區，外來人口已經達到了常住人口的一半。導致去年一年該區上學需求一年增加了八千人。他認為，按照這樣的速度下去，政府再怎麽加快教育投資，也跟不上需求，所以對非京籍學生在京上學的控制會越來越嚴。

教育均衡化路在何方

對於學區房和教改等話題，南方周末記者聯系了北京教育主管部門，但未獲得答複。但從北京這兩年來一系列教改配套措施來看，政府將主要精力放在推動北京的教育資源均衡上。

比如，北京這幾年一直在加大名額分配的比例，要求北京市的優質高中，在招生時必須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額，向普通初中招收學生。今年這一比例被提高到50%。

另外就是加大小升初的直升比例。比如，西城區計劃6年後小升初時，80%將是直升。同時，鼓勵牛小兼並重組普通小學。

政府在教育均衡上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房子跟教育資源的關聯度。比如，加大小升初階段的直升比例，讓更多的學生在升初中時，直接進入對口的中學。這樣能客觀上弱化小升初階段對於學區房的爭奪。

此外，政府在存量學區房市場的一些挖潛行為，客觀上也能對學區房起到降溫作用。比如，朝陽區政府對學位緊張地區采取借址辦學，內部挖潛改擴建教室，向相鄰街區富余學位統籌安排的方式來擴充學位。

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師陳清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政府的一些措施還是很有效的，比如他們關註到，東城、西城的學區房溢價正在下降，主要原因就是這幾年政府推動的“集團化辦學”開始發揮作用。

在北大附中原校長（1997-2001）趙鈺琳看來，北京的學校，在硬件設施上已經相差無幾，關鍵是在校長和教師隊伍等軟件上，存在很大的不均衡現象。他對南方周末記者提到了解決教育不均衡問題的“山東模式”——對教師隊伍進行“區管校用”。

山東模式也叫縣管校用，即打破教師鐵飯碗，縣里招聘管理教師，學校跟老師采取合同制。

但“區管校用”這種靠政府的行政力量來人為調配教師資源的模式，在北京不一定能推行下去。因為北京好學校里的教師不願意去普通學校。

“優質學校的教師身份，是一種隱性福利。”北京大學老教授協會基礎教育研究與發展中心副秘書長龐洪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前年北大附中要招9個老師，光報名的就有1400人，其中來自北大的博士生就有200多人。

在趙鈺琳看來，北京學區房上漲的關鍵是優質教育需求的供需矛盾，關鍵是要加大對民辦教育的支持。

趙鈺琳去日本考察後發現，日本的經驗有三條。一是公辦學校在硬件和軟件上都標準化。但中國是硬件標準一致了，軟件標準差別很大；二是日本民辦教育很發達，為市場提供了更多優質的教育資源；三是日本對教育的投入很大，高達6%左右。目前對教育投入對GDP占比上，世界平均水平是5%左右，中國是4%左右，美國是7%左右。

實際上中國人對於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已經不那麽在意到底是公辦還是民辦。比如北京大學老教授協會基礎教育研究與發展中心，在深圳合作辦了一個中學，一年招生80人，學費一年15萬元，由於能描繪出學生6-10年後的樣子，這個中學吸引了幾百人瘋搶學位。

回歸“擇優入學”原則 梅首相要給窮孩子一個機會

“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們有太多孩子的命運受制於他們居住在哪個區域、他們的父母掙多少錢。我們要打破這樣的界限，進入好學校的機會應該屬於每一個孩子。”
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在9日提出議案，誓言對英國教育體系進行改革。她希望回歸擇優招生的“文法學校”體制（相當於中國的重點中學），要求目前享有慈善特權的私立學校為公立學校提供更多幫助，否則慈善特權可能會被取消。
梅的教育改革計劃一出，立刻遭到保守黨同僚的反對：“這是一個錯誤的計劃。”一位政府大臣批評道，“恢複文法學校是好主意，但是不能損害私立學校的利益。”
私立學校的校長更是反唇相譏。有校長直接指責梅是為了“政治上得分”，並諷刺梅想出這樣的主意簡直太異乎尋常了，“在私立學校已經做了很多的情況下，還要求我們做得更多，有點厚顏無恥”。這位校長認為，梅應該更深入地了解目前英國私立學校的情況。
工黨、自由民主黨和蘇格蘭國民黨也紛紛表示反對，稱梅的舉措是走回頭路。前教育大臣更在媒體撰文表示，回歸文法學校會葬送最近6年政府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

就近入學還是擇優入學？
在人們印象中，英國擁有全球最發達的教育資源和良好的教育質量，但普通英國人的生活並非如此，從孩子出生起，為入學犯愁就已經開始。要不要到伊頓公學註冊？要不要搬去一個某知名學校學區附近居住？該不該在某名校旁租個房子住？諸如此類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年輕父母。
在倫敦一家保險公司工作的唐小姐前不久就因安排5歲兒子上學的事情一臉愁容。她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她結婚買房時就是挑了“學區房”地區買的，結果按照她所在地區的入學情況，最佳選擇學校沒有輪上，她的兒子只能被擠到第二選擇。去看了學校後，她覺得很不滿意。於是，她開始糾結，到底是送孩子去那個不理想的學校，還是花血本從此走上一條私立教育之路？她告訴記者，不是完全沒有能力送（私立學校），但是如果要第二個孩子的話，就不一定能承擔得起了。
住在東南倫敦的瑪格麗特是3個孩子的母親。她和丈夫都是高學歷畢業，有體面的工作，是英國較為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但一想到他們每年要承擔3個孩子共計5萬~6萬英鎊私立學校的費用，生活質量大打折扣。因此從老大開始，她就選擇讓孩子去公立的文法學校就讀，即便每天路程超過1個小時，她覺得能夠有機會考上好學校還是值得的。
目前，在英國的中學教育系統，公立學校以所謂“綜合學校”為主，另外也有164所沿襲過去傳統的“文法學校”，還有教會學校和特殊教育學校等。
簡單來說，“綜合學校”以適齡少年就近入學為主，學習成績不分高低，無須進行入學考試，16歲之後或者為進入大學做準備，或為直接就業進行技術培訓。由於根據地區劃分，很多家長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進入一些好學校，就在這些學校轄區內置業。長此以往，就形成了中國家長非常熟悉的“學區房”，該地段的房價因此節節攀升。這就給一些沒有經濟實力的家庭很大壓力。
“文法學校”則被視為傳統中學教育體系，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一直以來，英國的文法學校一直以重人文科學、走學術道路、教育質量卓越等特點著稱，但是由於文法學校遵循“擇優入學”的原則，被指社會教育資源不平衡而遭到反對。上世紀90年代末，布萊爾執政的工黨時期，大量綜合學校替代了文法學校，教育資源開始向弱勢和貧困家庭傾斜。
不過，梅強調，此次恢複的文法學校的建議與以往不同，比如文法學校必須為低收入家庭設立一定名額配置。同時，她還提出其他一些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如果大學要提高學費標準的話，必須出資建立一所新學校或者資助一所表現不佳的現有學校；小規模私校教師要去公立學校授課；私立學校要拿出名額給貧困生等。

梅首相的教育改革計劃“太理想化”
“文法學校應該是為那些沒有經濟能力支付私立學校費用的中產家庭孩子，能在更優質的學校接受教育，提供了機會。而真正處於社會底層的困難家庭的孩子，估計沒有什麽競爭力。畢竟優秀的公立學校競爭極其激烈，那些想要報考文法學校的孩子，如果入學前沒有良好的家庭氛圍或者很好的家庭輔導等，就已經輸在所謂的‘起跑線’上了。”一位對英國教育體制頗為熟悉的留學中介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在這位中介看來，梅提出這樣的計劃，很顯然比較脫離實際，“是一個非常理想化的狀態，有點癡人說夢。”畢竟，英國的教育問題並非單純在教育方面，而是與整個社會體系、福利制度以及社會階層的長期固化有極其緊密的關聯，甚至形成一種因果邏輯。
“梅希望通過重建文法學校給弱勢家庭出身的孩子創造一條更好的職業和人生發展的通道，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對國家來說，支持精英教育應該以最大可能提高、普及基礎教育水平為前提。”一位金融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如果從11歲就給孩子確定未來，有點殘酷。”
一位孩子在英國頂尖公立中學讀書的中國家長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英國的私立學校也沒有像梅說得那麽不堪。幾乎所有的私立學校都有獎學金和助學金，對所有孩子開放。”這位家長認為，就連英國的家長都在抗議學校考試太多，怎麽輕而易舉地恢複文法學校？“讓私立學校承擔更多責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位家長說道。
根據英國私立學校委員會網站的最新數據，私立學校每年為英國的GDP貢獻95億英鎊，甚至超過利物浦和英國廣播公司所貢獻的金額。同時，私立學校創造的全職就業人才達22萬多，年均納稅約為36億英鎊，每年為納稅人節省的開支高達30億英鎊，相當於每年可以興建460所免費學校。

暗指海外學生“爭奪”英國教育資源？
此外，在梅的講話中，她還提到，“自2010~2015年，私立學校的收費上漲速度是收入增速的4倍。與此同時，2008年以來，來自海外、在私立學校就讀的學生數量增長了33%。”她相信這些私立學校會給予英國其他社會方面的回報。
那麽，梅是否在暗指，33%的海外生源某種程度上“搶奪”了英國的教育資源呢？事實上，招收海外學生是英國私立學校賴於生存的資金來源之一。其中，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的學生人數在英國私立學校海外學生中占比近38%。根據專業從事國際教育商業和研究機構的數據，2014/2015學年，來自海外的國際學生約有2.7萬人，來自中國內地的為5683人，香港地區為4785人。
從目前各方的強烈反應來看，梅上任後，力推的首個國內重要政策是否能在議會通過，依然存在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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