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E隨筆150727世界沒有你想的那麼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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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隨筆150727
世界, 沒有你想的那麼糟!
礎執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這是中國先賢對人禽之別的看法。西方學問大家則對填充「人類是唯一能夠…… 的動物」這個句子滿載使命感, 但卻從未有過統一的定案。
那人其實有什麼地方優於其他動物, 令他可以主宰地球呢?
〈一切源於火〉
在偶然的機會下, 人類發明了用火煮食, 從而大大改變了和其他動物的演化分野。***
消化生菜和生肉需要巨大的器官, 煮食則讓食物變得易於吸收, 從而支持人類演化出更小型的消化器官和更大型的大腦。經過烹煮的食物, 澱粉質會變成膠狀, 蛋白質也會改變特性, 消化活動輸入的能量成本變得更少, 但產出的卡路里則變得更多。
其他靈長類的消化器官重量是大腦的四倍, 而人類大腦的重量卻大於消化器官。烹煮食物讓人類可以用消化器官的尺寸去交換大腦的尺寸。
〈獨有的交換〉
昆蟲和很多其他動物都有用食物交換性的習慣, 但牠們不會將一樣東西交給沒有親屬關係的對手, 以換取另一樣不同的東西。
靈長類,甚至是尼安德塔人, 一般只能做出「互惠行為」, 例如互相抓背, 但唯獨智人才演化出「交換行為」。互惠跟交換不同, 互惠一般是在不同時候給對方相同的東西; 而交換則一般是在同一時間給對方不同的東西。交換讓「分工」變得可能。人類越依賴交換, 分工就越專業, 進而讓交換行為更有價值。
生火很難, 但很容易分享; 同樣烹煮食物很難起頭, 但也很容易分享。*** 熟食雖則要花較長時間來準備食材, 但只要數分鐘就可以吃掉, 即除了準備食物的人以外, 其他人很容易一起吃。
熟食和交換行為產生了人類的第一項分工:男人打獵, 女人負責採集和煮食;那就是「性別分工」。****
〈貿易的世界〉
當人類社會內部專業分工盛行, 「交換」漸漸變成「貿易」。***
由 “比較優勢” 決定, 各人按自己的擅長進行生產, 以其所得交換/貿易, 以獲取利益最大化。交換會刺激新意, 貿易可帶來創新。當人類生活不再是自給自足, 而是透過貿易來獲得所需, 各人便可花時間心力去改善技術,精益求精。
專業分工又可增加獲利機會, 亦即貿易可產生 “越富越見神”的正回饋效應。在市場交換機制下, 技術造就了分工, 分工也造就了技術, 產生了創新。
文化演化一般按照以下進程: 人類模仿有名望的個人, 學習彼此的技巧, 藉著犯錯而創新, 在偶然的機遇下改善現況。人口越多, 越容易維持技巧傳承, 也越有可能出現有生產力的誤差; 人口越少, 技巧的傳承越難,創新也就越難。
農業發明之前, 部落內部人口有限, 唯有透過部落間的貿易才能讓技術傳遞和創新。每當部落拒絕貿易, 變為自給自足時, 即代表技術萎縮。 貿易網絡構成了人類集體的頭腦。***
〈農業的創造〉
關於農業如何誕生目前還未有統一肯定的答案。最先想到播種的, 很可能是負責採集的女人, 而不是負責打獵的男人。進行播種, 清除雜草, 提防其他生物突襲, 還需要等待才有成果, 這一切艱辛的工作, 卻可以為願意嘗試去做的女人全家帶來收穫。多餘的成果, 更可以跟其他獵人換取肉類, 這樣不單能養活種田的一家, 也能餵飽其他的打獵家庭。
務農的先決條件是相對平穩的氣候, 發明農業的壓力可能來自餵養族人, 也可能是跟外族交易中獲得好處, 有了農業之後便能產生剩餘的物資, 用以交換不同的物品。支持這個想法的證據, 是第一批農業聚落出現的地方, 也是貿易的市鎮。***
藉著交換, 農業取代了採集, 放牧也取代了打獵。於是食物生產的專業分工, 食物消耗的多元化也一一實現。農業令人口變得更密集, 令人類更能開發協作, 分工也更精細。
〈突破限制的科技發展〉
觀察到農業發展, 人口擴張, 甚至是爆炸性成長, 1798年 馬爾薩斯Robert Malthus提出他最著名的「人口論」觀點 : 食物供應的成長必定趕不上人口的成長速度, 因為土地的生產力有其限度, 人口很快便會到達上限。*****
不過人類的科技發展未可輕易預測, Haber和 Bosch發明製造無機氮肥的方法, 帶來了「肥料革命」; 農作物的品種改良, 帶來更多的產量, 需要更少的耕地, e.g.1920年的新品種小麥「侯爵」; 新型交通公具的發明則帶來運輸上的便利, 新式的農業機器也提高了農耕的效率。結果原本被預測為將發生饑饉的1931年, 小麥的供給遠超過需求, 造成價格暴跌。
農業科技的發展, 令養活人類所需的農地面積變少, 多出來的土地可以還原為荒野、森林、沼澤或草原。運用科技發展農業才是環保的正確路向, 如果不用工業化肥, 認為有機耕作才環保, 改用牛糞作肥料, 那需要多養70億頭牛, 在額外300億英畝草地上吃草, 才能維持目前的人口, 這類「古法」耕作實際上才是對環保的重大傷害。
〈能源的運用〉
最初人類使用的能量來源便是「人力」, 一是自己做, 一是用奴隸。馴化動物後使用獸力代替人力, 用牛犁田, 用馬拉車。後來發明了水磨坊、風磨坊, 代替獸力磨坊。化石燃料的使用更大大改變了人類文明, 令工業革命變得可行。
地球的能源全來自太陽。木材儲存了數十年的太陽能量, 是一種太陽能資本; 泥炭是更久遠的太陽能資本, 儲存了數千年能量; 煤炭則儲存了3億年以前的陽光。英國盛產煤炭, 利用儲存久遠的太陽能取代眼前的太陽能, 成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一旦使用化石燃料, 經濟成長才能真正起飛。過往的經濟和文化繁榮, 都有可能因為可再生能源耗盡而終結。可再生能源雖然可以補充, 但太需時, 容易被大幅成長的人口所耗盡。反而當經濟依賴不可再生、非綠色和不乾淨的化石能源後, 成長才變得持續。化石能源並非無限, 但因為數量龐大, 越加以運用, 越多人開發, 成本反而越低。在其他更有效率的能源被發明之前, 化石能源暫時還是最有效維持人類繁榮的力量。
燃料和機械化大大提高了個人的生產力, 生產力提高後, 人變得富有, 產生更多的需求, 更多的發明便應運而生。電力的發明, 令能量的傳送和轉換變得更有效率。人類生活藉著科技的進步不斷改善。
〈知識的報酬遞增〉
一般物品的消耗受制於 “報酬遞減”現象, 但意念則相反。越多的知識產出, 便能產生更多的知識。概念並不會因廣泛傳遞而腐壞、失效或磨損, 每個人都有個人的觀點, 越多人獲得相關知識, 便越有機會產生新的意念。有用的知識擴散, 可培育出更多的知識。
現代經濟的永續創新, 並不是源於解釋現象的科學, 也不是因為金錢, 亦不是阻礙知識傳播的專利制度, 更不是來自不擅發明的政府, 而是來自由來已久的交換行為。 知識雖然傳了給他人, 原創者仍可保有相關的知識。不同領域的知識通過傳播、交換, 產生文化演化, 想法產生其他的想法, 科技能從既有的科技衍生出來, 發揮1+1>2的效果。
〈悲觀的預測, 樂觀的現實〉
人類在偶然的機會下獲得交換的能力, 使專業分工誕生, 透過貿易, 生活得到改善, 知識、科技不斷進步, 讓人能突破生物演化的限制, 按照文化演化的形式, 人類榮景得以延續。
每每有悲觀主意者提醒大家人口的增長不可持續, 地球的資源快被耗盡, 末日即將到來。不過現實卻是, 不斷的發明創新和知識積聚, 讓悲觀預言從未成真, 人類生活還在不斷改善, 明天將會比今天更好。
參考書目:
《世界, 沒有你想的那麼糟! 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
(2010) Matt Ridley
俞可平最新演講:黨內法規那麽嚴,為什麽還有貪官?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3573

(新華社 趙乃育/圖)
政治學的歷史非常悠久,是歷史最悠久的學科之一。
這門學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00多年。他是許多學科的奠基人,寫過很多書,其中一本叫作《政治學》。
如果問亞里士多德,這麽多學科,哪個學科最重要?我相信他一定會說政治學。他在《政治學》說,政治學是“master science”,即“首要學科”或“主導學科”。為什麽?因為政治學關系到共同體的善或者公共利益。
27年前,我在北大給學生講課,講到政治學、經濟學和倫理學的區分。我說,經濟學主要研究怎麽以最低的成本生產更多的產品,以最低的投入產出更多的效益,產品生產出以後怎麽分配,是政治學的事情。
政治學有許多的定義,在世界範圍內來看公認度最高的一個定義是:政治是關於重大利益的權威性分配。在國內也是這樣,如果走上工作崗位,你的領導說什麽什麽很重要,要從政治的高度來對待,這就是最重要了。
去年有位法國的經濟學家寫到,經濟學已經不講分配了。當經濟學一講分配的時候,經濟學就不是純粹的經濟學了,叫政治經濟學。
政治與人的根本利益相關,不同的利益就會有不同的立場,從而形成不同的觀點。因此,對政治學的公理很難形成共識。“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在政治學中普遍存在。
政治學確實很複雜,但政治學有自身的公理。如果違背了這些公理,無論是誰都會受到懲罰。
誰生產權力,權力就對誰負責
舉個例子,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官員是人民的公僕。按理,公僕應該聽主人的話,可是,你看很多官員對上唯唯諾諾,對主人百姓則頤指氣使。
為什麽會這樣?因為現在一些官員的選拔制度,違背了一條政治學公理:誰產生權力,權力就對誰負責。
如果這個官職是老百姓給的,那這個官員就必定聽老百姓的話。如果這個官職是上級領導給的,那他當然就只對上言聽計從了。
執政能力與制度設計:政須出一門
現在,官員隊伍很龐大,這麽多的官,還非常幸苦。
北大有個博士做過調查,某省縣級層面的機構就有124個。但那麽多官,大家依然非常辛苦,有句話說是“5+2、白加黑”。經常聽官員講,禮拜六保證不休息,禮拜天休息不保證。有一次,我到一個地方去調研,地方一個很重要的領導跟我講,他說我想不清楚,我們一些幹部“從早上雞叫幹到晚上鬼叫”,有忙不完的事,怎麽老百姓還是不滿?
為什麽?這就是因為我們相當部分的制度設計違背了政治學的一條原理:執政能力與制度設計密切相關:政須出一門。如果一件事有好多部門管理,那麽效率肯定低。
大家都是讀書人,就拿出書做個比方。要按出版規定,出書要報選題,好多選題出版社自己不能決定,比如說宗教主題的要到宗教局去審,外交議題的要到外事部門去審,民族主題的要到民委去審,領袖人物的要到黨史辦去審。稿子交給出版社,出版社拿不定主意就交給主管部門的領導,主管部門領導看完再送給中央有關部門,然後這些領導一本一本審。你看看,出版社出本書要經過這麽多部門,有這麽多人審閱,官員當然忙不過來。
由上及下的決策指令與 由下及上的決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
還有另一種現象,上面領導到下面去調研發現很多數據不真實,有水分。中央領導去地方調研,地方肯定要做準備,但很多準備其實是造假,有的連“群眾”都是幹部扮裝的。有的地方,白天開會講一套,到了晚上,私底下又會說,白天講的不算,現在和你講些真實情況。
大家都想講真話,可是為什麽真話這麽難?因為我們的不少制度設計,違背了另一條政治學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與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條管道。誰要是違反了這套規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當程度上是不真實的。
我想中央肯定不希望下面的幹部說假話,老百姓也不喜歡幹部說假話,不希望政府說假話。但是想一想,如果我是這個政策的制定者和實行者,又要我來評價這個政策的效果,要是我說這個政策效果不好,這不是打自己耳光?如果這個政策不是我制定的,是上級政府制定的,我去實行,如果其他部門或地方都說好,就我說這個政策不好,上級部門會不會說我執行能力不行?於是假話就難以避免。
權力須受到制衡,並形成封閉的環
還有一個現象是,貪汙腐敗,現在整治力度很大,抓起來的“老虎”有100多個。其實,歷屆領導人都非常重視反腐。3年前,我的一個博士後專門梳理過黨內法規,一共有102條黨內法規是與廉政有關的。詳細到管到你吃飯,“四菜一湯”還是“三菜一湯”。這麽嚴,為什麽還有貪官?
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們看到的是制度問題。如果幾個官員腐敗,那確實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員腐敗,那肯定是制度出了問題。正像一個魚塘,有幾條魚死,那可能是魚本身的問題;便若有成片的魚死亡,那必定是魚塘的水有問題了。有人認為說制度問題就是貶低我們自己,其實並非這樣。說制度有問題不是說我們的基本制度有問題,而是指那些具體的權力監督與制約制度出了問題。
權力必須受到制衡,這句話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後面還有句話很多人不知道,權力不但要受到制約,而且還要形成封閉的環。不能有一個環節缺失,只要有一個關鍵環節缺失,那麽其他的環節都無效。特別是對第一把手的制約,缺漏太多。
這兩年,第一把手腐敗的案件大幅度上升。其中有不少地方的政協領導出了問題,不了解中國政治的人,以為政協腐敗嚴重。實際上,這些出事的政協領導此前多半擔任過地方的書記,犯案多半是在他任第一把手時。
下屬權利原則
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官員權力的上下級關系並不等於官員權利的上下級關系。上下級官員之間的權力是不對等的,但他們作為公民的權利是平等的。但在現實生活中,“官大一級壓死人”的現象比比皆是。
有些上級領導對下級可以為所欲為,下級在上級面前有時失去了自己的基本人格,如顏卑膝者有之,人身依附者有之。為什麽下級和上級,會變成這樣一種關系?因為,我們的有些制度違反了政治學中的“下屬權利原則”。
也就是說,在行政體制內,權力有等級,行政有等級,這是現代政治基本的特征,也很正常。但是,公共權力的行使需要等級科層,不等於上下級官員之間在公民權利上的不平等。即使是下級,他也擁有自己的正當私人權利,其人格是獨立的。
我們的許多制度設計違反了下屬權利原則,例如,不同官員級別不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車、醫療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這種制度設計完全沒有體現出“下屬權利原則”。許多發達國家,在憲法里面都有這樣的條文,就是下級也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權利,對上級履行公共職能的時候應當尊重上級,但你不能動不動就侵犯我作為下級的正當權利。
每個官員都有自己的“理性”
現在政治生活中有一個非常頭疼的問題,就是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合法化,最後是合法利益個人化。同樣是政府的官員,同樣是處長,不同部門、不同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比較大,這也是為什麽今年開始中央推行新的《公務員法》,要把公務員的收入規範化。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有很多巨大的成就,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會進步了。但是,不同的利益群體事實上也已經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有些群體掌握著決策權,在制定政策的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為自己的群體或部門利益傾斜。
每一個官員都有自己的理性,這個理性就是每個人都會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利益,他追求是正當的。但我們現在的許多制度設計,沒有考慮官員的這種“理性”,以為我們黨的領導幹部都是無私奉獻不計私利的。其實,官員是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利益,其行為遵循“理性”的原則。相應地,國家的制度設計,必須規範官員的“理性”,既保護其正當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過度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