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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氣質量排名辦法改變 環保部推空氣質量綜合指數

一批城市空氣質量排名永遠靠前，另一批城市空氣質量排名永遠靠後，這種局面將得到改變。

第一財經記者從環境保護部獲悉，根據最新出臺的《城市環境空氣質量變化程度排名方案》，今後的城市空氣質量排名，將按照客觀、公平的原則，以空氣質量綜合指數變化率作為指標進行排名。

環保部介紹，空氣質量綜合指數計算，將首先利用各參與排名城市納入國家環境空氣質量監測網的所有評價點位數據，計算排名時段(半年、年)及上年同期內各項汙染物濃度(其中，SO2、NO2、PM10、PM2.5為24小時平均濃度，CO為24小時平均第95百分位濃度，O3為日最大8小時平均第90百分位濃度),再根據汙染物濃度計算單項指數，最後計算得出各城市排名時段及上年同期空氣質量綜合指數。

根據上述方案，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同比變化率，以百分數計，保留1位小數。以空氣質量綜合指數變化率作為變化程度排名指標進行排序，若不同城市綜合指數變化率相同以並列計;若城市當前評價年各項汙染物濃度在排名時段均已經達到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則不參與城市空氣質量惡化程度排名。

環保部介紹，國家公布的城市環境空氣質量變化程度排名情況內容包括：環境空氣質量改善程度相對較大的前10個城市名單和惡化程度相對較大的前10個城市名單，當改善或惡化城市數量不足10個時，列出全部改善或惡化城市名單。在公布城市名單時，同時公布各城市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及變化率。

對於數據量不滿足數據統計有效性規定的城市，公布其數據缺失情況。

上海區縣試點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 行政執法實現“三合一”管理

“目前，上海已有區縣在行政執法這一塊實行三部門聯合辦公，這個試點還是比較成功的。”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同濟大學教授蔡建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今後上海知識產權管理的體制機制還是會朝著更加協調的方式來進行改革。

上海要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知識產權體制機制的支撐尤為重要。目前，我國專利權、商標權、版權等重要的知識產權管理較為分散，這三個方面分屬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家版權局管理，極易造成多頭管理，互不銜接，行政執法和法人維權程序冗雜，效果不佳的情況。

今年年初，《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總體方案的通知》(國辦發〔2016〕106號)(下稱《通知》)發布，開展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

《通知》提出，科學劃分知識產權部門政策引導、公共服務、市場監管職責，探索有效可行的知識產權管理體制機制。按照推進綜合執法的要求，減少層次，提高效率，有效避免多層次多頭執法。按照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結合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整合優化執法資源，統籌知識產權綜合行政執法，避免出現版權執法的重複交叉。

蔡建國認為，在這一政策框架下，知識產權專利、商標、版權“三合一”管理問題應該可以得到解決。同時，他也提出目前知識產權還存在專利轉化率較低，科研成果面臨轉化難、收益難的問題。

“過去我們講知識產權保護，只是停留在不能侵權、不能抄襲等方面，但在成果轉化及交易方面，我們做得還不夠。”蔡建國表示，轉化難、收益難不僅使得大量優秀知識產權成果未能及時投入社會生產過程中，不能實現知識經濟的社會效益，同時，知識成果未能產生效益激勵，也使知識產權擁有者缺乏成就感、獲得感，繼而導致持續創新動力不足。

知識產權轉化及交易是整個知識產權保護過程中承前啟後的關鍵環節，但是這一環節實際上也是最難的環節。諸如對一項新專利交易價值的判斷與評估，能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都對評估機制，交易平臺有著很高的要求，除此還需考量市場的需求變化。

對此，蔡建國提出，在這一環節中，應該充分重視轉化公正的交易環境建設、合理的評估機制建設、專業的專利轉化隊伍建設和發揮市場的主體作用，從而推動知識產權轉化及交易實現良性循環。

隨著我國涉外知識產權貿易額不斷攀升，特別是近年來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以及一系列國際重要協定、條約的簽署所導致的知識產權規則、標準的重新設定，這些都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提出了新挑戰、新要求。而當前部分國內新創企業在進行跨國貿易時遭遇知識產權糾紛，往往因無力承擔高額知識產權訴訟費用，且缺乏信心，導致不得不放棄國外市場。

蔡建國提出，要加大涉外知識產權援助、執法隊伍建立力度，這將大大增強國內企業的創新信心，有利於創新企業走出國門，對我國經濟發展發揮著長久的後援保障作用。

郭廣昌提案：鼓勵建設以健康為中心的科創綜合體和醫學人工智能支撐體系

醫藥健康是複星集團的主要業務板塊之一，全國政協委員郭廣昌此次遞交的提案中，有兩份也與此有關，包括建議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大型生物醫藥企業集團建設以健康為中心的科創綜合體；以及加快建設醫學人工智能支撐體系。

郭廣昌指出，在傳統機制下，創新研發和市場應用的脫節，多學科交叉創新機制對傳統單向研發模式的顛覆，以及互聯網應用的風起雲湧徹底打破了產業壁壘，新時代、新技術和新模式需要對傳統生物醫藥企業研發機制提出新的思考。

因此建議制定創建生物醫藥科技創新綜合體的具體標準，標準要求堅持創新和國際化兩大主體內涵，以及體現產業協同、互聯網+、研發和市場協同等原則。在土地、財稅、人才政策方面全方位給予鼓勵和支持。

同時建議鼓勵“科創綜合體”通過投資並購發展壯大，尤其鼓勵已經初步實現研發創新及營銷體系在全球布局、產業結構涉足醫藥制造和服務等大健康產業綜合布局的生物醫藥企業集團；鼓勵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以本土為中心和樞紐進一步完善提升全球創新網絡，對此建議出臺具體措施，在進出口金融、財稅、人才引進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

此外，建議鼓勵生物醫藥科創綜合體(包括投資並購的企業)以全球領先為目標，圍繞“健康”創新研發新技術、新產品，建議在針對“全球首發”的相關產品以及技術的註冊、申報等方面，采取“一事一議”的模式給予綠色通道，加快產業化、市場化進程。

對生物醫藥科創綜合體的創新成果和產品及技術，郭廣昌建議會同衛生、人保、科技主管部門，出臺鼓勵醫療機構優先采購、臨床優先使用、醫保優先報銷的具體措施。

對具有國際化資源且具有創新能力轉化的企業，郭廣昌建議鼓勵他們從全球引進創新前沿的健康產品和技術，建議發展改革、科技、藥監、衛計、商務、知識產權、稅務等相關部門，制定專項扶持鼓勵政策、機制及具體措施。

在加快建設醫學人工智能支撐體系方面，郭廣昌認為當前我國醫學人工智能建設存在著諸多問題，例如人工智能在健康醫療領域發展程度仍有差距；國外企業領跑我國健康醫療大數據臨床研究與應用；“產學研”開放創新機制不完善及健康醫療大數據管理制度不健全。

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推進健康醫療大數據有條件的開放共享

加快推進惡性腫瘤、高血壓、糖尿病、出生缺陷和罕見病領域的健康醫療大數據的開放共享，完善人工智能在上述疾病領域的模型構建、深度學習算法訓練，實現對基因組學等大數據的采集、分析挖掘能力，切實加強人工智能技術在精準防治治療中的效果。

二、成立國家醫學人工智能工程中心，加快研發中國自主“沃森”

由國家發改委給予引導，由國內在醫學、藥學、信息技術專業具備一流學術水平的綜合性高等院校牽頭，吸引具備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基礎企業、人工智能技術開發企業、藥品研發企業等相關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研發自主知識產權的醫療智能認知系統。

三、鼓勵和支持具有大規模醫療應用基礎的企業與高校

建立長期和深層的合作機制政府利用財政支持、稅收優惠等政策措施，促進企業與高校合作建設研發機構和中試基地，實現技術、數據、學科資源共享，充分發揮產學研協同創新效應，提高研發效率，加速人工智能在健康醫療領域應用服務的落地。

四、加強我國健康醫療大數據的安全管理

研究當前醫療數據的使用現狀、權限邊界和最終流向，明確我國健康醫療大數據的存儲與分析都應當在境內進行的基本原則，盡快出臺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發展的法律法規，規範健康醫療大數據的開發、挖掘、應用等行為。對具有較高商業價值和應用前景的醫療大數據——例如人口健康信息、電子病歷、放射影像和病理報告、化驗結果、醫生病程記錄等，應當設置必要的使用權限加以監督和管理。

吳曉靈：金融機構綜合經營並不意味著綜合監管

吳曉靈3月9日在梅地亞中心專場記者會上

“我對監管體制改革的想法，不是簡單地把三會合在一起，或者簡單地把三會合並到央行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3月9日在記者會上表達了她對於監管架構改革的看法。

她認為，世界各國存在各種各樣的監管模式，都受到當事國家歷史、文化、現實經濟條件的制約。能夠建立穩定金融防範框架、更好地將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結合在一起，並形成有效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若能夠達到這兩個目的，這樣的監管體制就是合適的。

“金融機構盡管有很多業務相互滲透，但是金融業務本質上的東西是不會因此而改變的，比如銀行主要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創造信用貨幣，銀行吸收存款和創造貨幣的特性是不會改變的。證券機構要搭建投資者和融資者的橋梁，保證信息的真實全面，這種中介機構的本性也不會改變。保險公司基於大數法則，進行經濟補償的功能也不會改變。”吳曉靈解釋稱，信托本身是一種法律關系，受人之托、代人理財，收取管理費用，投資者要承擔風險、獲得收益，這種方向也不會改變。而銀證保信所做的資管產品，都要按照相同的規則進行監管、按照功能和行為進行監管，綜合經營並不意味著綜合監管。

那麽，金融機構綜合經營下如何監管?吳曉靈認為，應該對應的是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

“過去我們是機構監管，監管機構通過發放、吊銷牌照，對機構的審慎經營進行管理。而行為監管是，即便機構的牌照不是我發的，但是你做了我所管的功能的事，還是要到我這里來領取牌照。”吳曉靈舉例稱，銀行要銷售保險產品、基金產品，應到保監會獲得保險銷售的資格、到證監會獲得基金牌照資格。

吳曉靈認為，在綜合經營的大背景下，交叉經營的資產管理產品，應該按照法律屬性交由證監會統一監管比較好。

“綜合經營的情況會出現很多風險，我們的監管體制不管怎麽改變，對於央行在整個金融體系當中所承擔的貨幣政策職能和金融穩定職能是不會改變的。金融市場最終流動性的提供者是央行，央行既擔負著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的責任，也擔負著金融穩定的職能。”吳曉靈建議，綜合經營情況下，要從單純的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和機構監管相結合轉變，而央行要更加強調它承擔金融穩定方面的任務。

吳曉靈認為，央行有其特殊性，在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金融形勢下，需要有效的央行，貨幣政策更加有效，匯率政策也要更加有效。只有這樣，才能擁有一個比較穩定的金融系統，來應付更加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

全國政協委員馬正武：國企改革要加快推進綜合改革試點

站在國企改革試點企業的親歷者的角度，日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誠通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誠通控股集團”)董事長馬正武在參與政協經濟組小組討論中提出，2017年在國企改革上要加快推進綜合改革試點。

“現在的改革是很多部門參與、負責、分工，有不同的視角，但改革要註重協調性，在試點的時候，有些單個試點很難推，應該是綜合改革試點的推進，做到面上的改革和點上的改革相結合，才能使得改革更加有成效”，馬正武說。

誠通控股集團是國資委首批中央企業建立和完善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試點企業和國有資產經營公司試點企業。

“實際上很多企業都在爭試點，試點應該盡快成熟一些經驗和做法來推廣。”馬正武表示。

在馬正武看來，2016年以十項改革試點為主要內容的國企改革基本全面推開，比較明顯的是，關於中央企業兼並重組試點、關於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等一系列改革試點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同時，馬正武提出，要以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資源配置效率為目標，加快國有資本的流動，盤活存量資產，有進有退地實現國有資本布局結構的調整。

馬正武認為，要以有效制衡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靈活高效的市場經營機制為核心，來加快中央企業層面的公司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在統籌考慮債務和人員安置的前提下，加快僵屍企業的出清和困難企業的解決，重點還是解決金融債務的問題。

馬正武特別指出，解決金融債務的問題要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堅持風險不外溢，但是在執行上，政府部門的協調推動很重要，特別是在支持債權委員會上。有些中小銀行沒有參加債權委員會，如何對這些銀行有一定的約束力，這還是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午間公告丨鐵漢生態聯合中標5.76億元河段綜合治理項目

鐵漢生態：聯合中標5.76億元河段綜合治理項目

公司與廣東省南興建築工程有限公司、遵義水利水電勘測設計研究院組成的投標聯合體中標“關於鳳岡縣龍潭河縣城河段綜合治理項目(二期)勘測設計施工總承包(EPC)”項目。該項目總投資約5.76億元。

公司表示，公司中標該項目簽訂正式合同並順利實施後，將為公司持續發展提供業務支持，並為公司後續項目的開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的經驗，預計對公司2017年及今後年度經營業績產生積極的影響。

視源股份：全資子公司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證書

公司全資子公司廣州視睿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已順利通過高新技術企業複審，並於近日收到廣東省科學技術廳、廣東省財政廳、廣東省國家稅務局、廣東省地方稅務局聯合頒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

科林環保：子公司簽署兩項目合作協議

公司全資子公司四川集達電力工程設計有限公司與上海華怡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妙理投資(上海)有限公司、張連文(與上海華怡、妙理投資三方合稱“股東單位”)及鄂州華怡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及上海艾力克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奉琛金屬制品有限公司、上海華星電器有限公司、上海梟宇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上海築安建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築安建設工程”，前述合稱“己方”或“項目分包商”)於近日在上海簽署了《湖北鄂州華怡鄂城區澤林鎮50MWp漁光互補光伏電站項目合作協議》。《鄂州光伏項目合作協議》約定，由四川集達負責以總承包方式建設湖北鄂州華怡鄂城區澤林鎮50MWp漁光互補光伏電站項目(簡稱“鄂州光伏項目”)，總承包金額為35,000萬元，當期實施建設不小於20MW，實際實施金額不少於14,000萬元，工期6個月。同時，經股東單位及項目公司共同商定，項目公司推薦己方為鄂州光伏項目的分包商。

除此之外，四川集達與股東單位、項目分包商及麻城信百太陽能發電有限公司共同簽署了《湖北麻城信百200MWp(一期50MWp)農光互補發電項目合作協議》，協議金額為28,000萬元。上述協議涉及的金額合計約占公司2016年經審計營業收入的193.19%。

裕興股份：高分子材料檢測中心獲得CNAS實驗室認可證書

公司高分子材料檢測中心獲得CNAS實驗室認可證書。公告稱，公司高分子材料檢測中心通過CNAS實驗室認可，即可在認可的範圍內使用CNAS國家實驗室認可標誌和ILAC國際互認聯合標誌，出具具有國際公信力的檢測報告，進一步為公司產品研發和生產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增強市場競爭能力，贏得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信任，提升企業整體競爭能力。

嘉興將開展為期半年的房地產市場綜合整治行動

4月8日，據嘉興市人民政府網站消息，為進一步整頓房地產市場秩序，規範開發銷售中介行為，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運行，昨天下午，嘉興市建委、發改、公安等七部門聯合發文，對嘉興市本級房地產市場開展為期半年的綜合整治專項行動。

此次綜合整治專項行動將突出整治重點，堅決打擊各類違法違規行為，確保嘉興市本級房地產市場回歸理性，持續健康發展。

據了解，此次專項行動將重點整治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十大不規範銷售行為以及房地產經紀機構的十大不規範中介行為。

涉及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整治內容包括：發布虛假房源信息和廣告;通過捏造或散布漲價信息等方式惡意炒作、哄擡房價;未取得預售許可證銷售商品房;不符合商品房銷售條件，以認購、預訂、排號、發卡等方式向買受人收取或者變相收取定金、預訂款等費用，借機擡高價格;捂盤惜售或者變相囤積房源(未在規定時限內對外公開銷售，未將全部準售房源對外公開銷售);商品房銷售不予明碼標價，在標價之外加價出售房屋或者收取未標明的費用;以捆綁搭售或者附加條件等限定方式進行銷售;將已作為商品房銷售合同標的物的商品房再銷售給他人;商品房預售資金未按照監管要求全額進入監管賬戶;未按有關要求委托代理銷售。

涉及房地產經紀機構的整治內容包括：未取得工商營業執照或超範圍經營，取得營業執照的未經房地產管理部門備案;發布虛假信息和未經證實的信息;捏造散布漲價信息，或者與房地產開發企業串通捂盤惜售、炒賣房號，操縱市場價格;對交易當事人隱瞞真實的房屋交易信息，低價收進高價賣(租)出房屋以賺取差價;以隱瞞、欺詐、脅迫、賄賂等不正當手段招攬業務，誘騙消費者交易或者強制交易;未在經營場所醒目位置標識全部服務項目、服務內容、計費方式和收費標準以及各項服務單獨標價;利用虛假或者使人誤解的標價內容和標價方式進行價格欺詐;泄露或者不當使用委托人的個人信息或者商業秘密，謀取不正當利益;為交易當事人規避房屋交易稅費等非法目的，就同一房屋簽訂不同交易價款的合同提供便利;承購、承租自己提供經紀服務的房屋。

據了解，此次嘉興市本級房地產市場綜合整治行動由市建委牽頭，市發改委、市物價局、市公安局、市國稅局、市市場監管局、市地稅局等單位各負其責，協調配合，認真做好本部門涉及規範和整頓房地產市場秩序的相關工作。整個綜合整治行動將分為三個階段，持續到今年10月份。

嘉興市住房保障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市房地產主管部門已經組織開展了前期明察暗訪工作，對已進入商品房預售環節或者在建的房地產開發項目進行全面梳理，對市本級各房地產開發項目進行暗訪，對在暗訪中發現的主要問題及典型案例等內容進行總結。

據介紹，接下來嘉興市級各部門將組成聯合小組開展檢查工作。其中嘉興市建委部門組織相關主管部門將對所有規定項目進行檢查，對有投訴舉報的項目進行重點檢查，依法打擊擾亂房地產市場秩序的違法違規行為。

該負責人表示，對於檢查中發現的突出問題，主管部門將以“零容忍”態度，依法進行處罰，並對照問題及時落實整改，同時建立整頓和規範房地產市場秩序的長效機制，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藍皮書：連片特困區貧困是“人、業、地”綜合貧困

武陵山片區、滇桂黔石漠化片區、六盤山片區、羅霄山片區、大別山片區、烏蒙山片區等，這些地方貧困連片，是“十三五”時期脫貧攻堅的主戰場。

吉首大學、國務院扶貧辦扶貧宣傳教育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3日共同發布的《連片特困區藍皮書：中國連片特困區發展報告(2016~2017)》認為，連片特困區的貧困是“人”(貧困主體)、“業”(生計活動)、“地”(自然和社會環境)及其耦合關系的綜合貧困，因而，連片特困區的扶貧開發必然要面向“人”“業”“地”維度“三管齊下、協同推進”。

《中國連片特困區發展報告(2016-2017)》課題組負責人遊俊在發布會上說，從“人”的角度來看，貧困表現為貧困主體的生計資本不足、可行能力低，無法適應時代發展自謀生計或適應新的生計崗位要求;從“業”的角度來看，貧困表現為經濟活動的脆弱性強和包容性低，難以提供數量多、門檻低的就業崗位;從“地”的角度來看，地理資本不足和社會排斥嚴重是產生貧困的“土壤”和“情境”，是貧困在外部環境上的表現。

“與此同時，人、業、地三個維度上的貧困往往相互交織、耦合，使連片特困區陷入‘貧困陷阱’。”遊俊說。

“十三五”四川省將以完善路網骨架為重點，推動國省幹線公路加快提檔升級，推動交通脫貧。攝影/章軻

藍皮書分析，連片特困區作為一種特殊類型區域，其貧困具有“共性”：貧困程度較深、脫貧難度很大;致貧原因多樣，如因病、因學、因災害、因交通、因文化、因制度等致貧;貧困要素多元，既有主體性要素“人”(貧困主體)的貧困，也中介性要素“業”(生計活動)的貧困，還有情境性要素“地”(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貧困，更有“人”“業”“地”不協調導致的貧困。

藍皮書說，我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雖然在具體貧困表現和特征上存在差異，但又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貧困陷阱”，“地”的貧困仍然是持續減貧和自我發展的瓶頸，急需打破。

隨著“精準扶貧”方略的推進，面向貧困個體、家庭、貧困村的扶貧舉措得以有效實施，微觀層面的減貧成效顯著，不過，在“地”的貧困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的情形下，“人”“業”維度的減貧能否持續或在“外在幫扶”退出後依然縮小與其他地區的差距卻令人存疑。

藍皮書稱，事實上，近年來各連片特困區在扶貧實踐中強力推進“精準扶貧”時，對片區規劃中的“區域發展”“連片開發”部分則有所疏忽(基礎設施等“硬”環境建設除外)，出現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隘”扶貧偏誤，特別是在扶貧與發展的跨區域協作方面進展緩慢，遠沒有發揮出將連片特困區作為一個整體區域進行資源、空間秩序和產業布局優化整合等所能產生的減貧與發展效應，如武陵山片區的跨省協作進展與規劃中“跨省協作創新區”的目標定位就相去甚遠。顯然，這是對連片特困區貧困本質理解的偏誤。

遊俊說，連片特困區的精準扶貧離不開區域性連片開發。“首先，連片特困區是當前扶貧攻堅的主戰場，是精準扶貧在區域層面的精準，而區域層面怎麽扶，各連片特困區的扶貧攻堅與區域發展規劃指明了方向，其中區域協作、連片開發是重要舉措。”遊俊說，另一方面，“區域性整體脫貧”離不開連片開發。連片特困區作為整體，無論是土地面積還是人口規模，都難以實現“無開發、無發展”的寄生型、外援式脫貧，區域的內生發展、自我減貧能力構建都需要連片開發。

遊俊認為，可以依托“互聯網+”技術，發揮第三方專業化服務、資源整合轉化和雙邊市場支持的優勢，構建政府主導複合型貧困治理體系和公共服務平臺。

“政府主導複合型治理體系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政府機制的公共權威性，另一方面又能有效發揮市場供給機制、第三部門供給機制的積極效應，克服政府單一供給機制的缺陷。與此同時，推進貧困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實現扶貧工作的常態化和專業化，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的貧困治理做好準備。”遊俊說。

央行：中國還將繼續采取綜合措施防範金融風險

據央行網站27日消息，2017年4月27日，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出席在澳大利亞悉尼舉行的“人民幣全球城市對話”，並就中國經濟形勢、人民幣國際化、數字貨幣發表了主題演講。

關於中國經濟形勢，範一飛副行長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穩中向好，多數指標表現比較積極。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開局良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發揮作用，新經濟和新動能繼續加快成長。中國政府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還將繼續采取綜合措施防範金融風險。我們完全有信心實現全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維護金融穩定。

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範一飛副行長強調，人民幣國際化是市場驅動的過程，更是中國金融市場改革開放和對外金融合作的成果。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長期的目標，市場力量將會在這一過程中繼續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有信心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同時保持金融穩定，為人民幣跨境使用打下良好基礎。我們將繼續推動人民幣在國際上的自由使用，進一步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自由化。人民銀行一直與澳方保持著良好的金融合作，悉尼在開展人民幣業務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範一飛副行長應主辦方要求，介紹了人民銀行開展數字貨幣，尤其是法定數字貨幣研究的情況。範一飛副行長指出，目前的研究表明，未來的法定數字貨幣有多種不同的發行流通方式可供選擇。法定數字貨幣可能對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面帶來深刻影響，包括對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帶來潛在負面影響，因此中央銀行需要對法定數字貨幣的政策框架進一步開展深入研究，同時也要加強對民間數字貨幣的觀察及監管。

前海人壽2016年凈利41億 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提升至112%

前海人壽發布2016年年報顯示，公司去年業務收入436.75億，其中保險業務收入220億，凈利潤40.99億。公司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56.45%(監管要求50%以上)，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112.9%(監管要求100%以上)。

年報顯示，公司目前的投資資產涉及市場風險的資產主要為權益類資產、歸為交易類及可供出售類的債券及投資性不動產。壓力測試顯示，權益類資產和不動產市場價格變動對公司投資收益和償付能力影響較大。

以2016年4季度末償付能力充足率為基準，進行上證指數變動的壓力測試。按照上證指數下跌20%、30%兩種情形，測試結果顯示，極端情況下的市場價格變化將引起權益類資產市值的較大波動，進而將對公司整體投資收益率和償付能力充足率造成較大沖擊。

以2016年4季度末償付能力充足率為基準，進行房地產價格變動的壓力測試。按照投資性房地產(不含基礎設施債權計劃和自用性不動產)價格下跌10%、20%、30%三種情形進行壓力測試，結果顯示當房地產價格下跌幅度較大時，將對公司整體投資收益率及償付能力充足率造成一定影響。

公告稱，2016年，公司從制度完善、內控評估、風險排查、指標監控、損失事件管理、系統升級等多個方面持續開展操作風險管理以及操作風險體系優化工作，不斷提升公司操作風險管理能力。期間，公司因受監管行政處罰，發生重大操作風險損失事件兩件，均為內部流程管理問題導致的監管罰沒，相關責任部門已對處罰涉及的問題進行整改與完善。

公司表示，將持續推進操作風險管理體系完善和優化，以進一步提升操作風險管理能力作為目標。

一是持續完善操作風險管理工具應用。在積極開展操作風險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時，切實全面運用並完善操作風險損失事件管理、操作風險與控制自我評估、操作風險關鍵指標體系等管理工具。

二是強化操作風險問題整改。根據操作風險日常管理中發現的問題，公司將認真梳理形成問題整改清單，並通過新升級的全面風險管理系統形成整改任務下發至各責任部門，借助系統的整改提醒與定期跟蹤功能，進一步推動操作風險問題整改的效率。同時，公司風險管理部門將加強問題整改反饋管理，增進與責任部門的溝通交流，在責任部門整改過程中提供及時的專業的風控建議與意見，保證有效整改完善公司業務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