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改變的人,才有可能掌握未來
野草新消費論壇第一期8月19日在中關村創業大街黑馬學院舉行,圍繞“無人零售會出現一個比滴滴市值還大的公司嗎?”這一主題,天若科技創始人陳維龍,EATBOX創始人安利英,24愛購創始人王鎮方,天成資本合夥人陳超陽展開了深入探討和激烈交鋒,三個半小時,可以說,將無人零售這一新興行業剖析的淋漓盡致。
在活動前半程,天若科技創始人陳維龍發表了《無人零售與第四次零售革命》的主題演講,他認為,無人零售幾乎可以跟未來或者第四次零售革命劃上等號。將實體門店數據化和對用戶的直接觸達,讓無人零售將突破從古至今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對於未來的零售的格局,它需要一場“戰爭”來競爭決定,未來屬於那些更多價值的創造者。
口述 | 陳維龍
整理 | 張曉軍
零售的三次變遷
無人零售最近非常火,我現在主要講的是在第四次零售革命和無人零售的框架下,超市、便利店的無人狀態,是什麽樣的發展歷程?
百度指數在7月10日的時候,淘咖啡,無人超市概念的市場反響已經遠遠超過了共享單車。大家對無人超市的感官非常強烈,因為大家去超市的時候,確實很痛苦,一旦有新的東西出來,就很關註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零售的變遷。
第一個變遷:從一開始零售是前店後廠模式的,你要買水果去一個店,要買肉得去另外一個地方。最初的狀態都是按照這種固定模式,但後來被打破了,成為商場,把店做成一個櫃臺,比如說這里賣針織、那里賣小食品,到了一個節點,就完成了其他的購物。
第二個變遷:連鎖化。連鎖化就是將所有的流程和決策標準化。
第三個變遷:超市的開架化,以前不管是獨立的店鋪、超市,還是連鎖。他們所有的商品都是圍起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櫃臺就需要一個人,他只能服務一個顧客,所以效率非常低下。
一旦開架化之後,整個市場就變得非常不一樣。到底哪里不一樣?比如說最外圍的圈子有n個點,一次購物要買8個品類的東西,那就需要去8個不同的集市。現在你只需要到一個百貨商場就可以完成,所以整體的效率就有n倍的提升。然後你從閉架的百貨商場,到開架式的超市,就變成了任何一個人,不需要一對一跟員工交流,拿到東西就可以走。
無人零售與第四次零售革命
那麽,無人零售或者是收銀無人化了之後效果是什麽樣子的?
從時間精力上來看,在超市這種形態,我們可能花了20分鐘選購,排隊占到十幾二十分鐘。如果純粹是無人化,收銀的可能就占用10%的時間。從超市來看,你可以節省掉收銀櫃臺,SKU在開架里也會得大很大提升。
我們可以看到,從獨立店鋪、百貨商場,再到開架化,它在時間、人工、效率、SKU等方面都有倍數級的提升。到了無人零售這塊,它的提升最多是50%或者是一倍,並沒有達到很高。但是它為什麽跟第四次零售革命有關聯?
因為百貨化後端對應的就是商品生產工藝化,以前很多東西都不需要工廠生產,自己做完後讓前面的店主去賣。到了上個世紀初期,工業化大規模生產讓銷售開始獨立,你不需要生產,只要售賣就行,這是百貨化的路徑。之後的連鎖是一個流程的標準化,再做大規模擴張。超市開架化,是基於條碼信息化,前端、中端、後端都一體化,不管體驗還是效率,全部都拉升了。所以說,這是三次的零售革命。
無人零售並沒有那麽高的效率提升,但是我認為,無人零售可以跟未來或者第四次零售革命劃等號。因為面對一個從古至今沒有解決的問題,實體零售店里不知道用戶是誰,它可能擁有會員、顧客,或者是訂單,但它不擁有用戶。所以它要觸達用戶,沒辦法做到。
這其實比得上百貨化、條碼收銀、超市化的變革,到線下的實體店里,如果能像阿里、京東一樣,搞什麽活動給你配送,任何東西都可以直接觸達用戶,那這足以成為一場零售的革命性變化。
還有一個是人、場、貨實體的數據化。其實商場也不知道用戶從哪里來,是誰,他對商品做了什麽?現在的超市、便利店、百貨店都不擁有這些數據,而這些數據會極大地驅動商業模型或者是企業運營,因為以前我們可能是通過人工方式,或者非常少的數據,來做一些改變。現在則可以通過數據方式,驅動這個企業的運營,甚至變成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在這個基礎上,零售尤其像超市,他們的數據會非常有價值,它的數據養活了跟它同樣規模和利潤規模的數據知情方、提供方、系統提供方。這些數據如果有了之後,為什麽不把這些價值納到自己的框架來做呢?
為什麽無人收銀是一個突破點?
但現在首先存在的問題是需要收銀無人化。
我們去實體店時,跟商家或者店鋪所有的接觸行為,其中必須的動作之一,就是收銀。而且在某些行業里,尤其是超市或者餐飲,它的收銀過程非常痛苦,需要二三十分鐘。在這個時候,如果解決了這個問題,用戶就有動力去下App。
但為什麽這塊沒有推起來?因為技術上還有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對於用戶來說,他唯一下載App的點就是在收銀這塊。所以,收銀無人化就串起了整個流程,你通過收銀獲取用戶,把它變成無人化,里面的數據都在整個App以及線下的傳感器里跑起來。這是每家無人零售企業要做的事情。
當然,收銀無人化可以進一步地提升,我不管你有沒有交錢,只要到了我的系統里,做了什麽樣的事情,系統就自動記錄。對於後端而言,我們可以看到,百貨商場對應後面的時代潮流,是商品的工業化生產,連鎖化對應的是流程化的標準,是企業大規模擴張。
超市開架化最後是基於條碼前後端的信息化,無人的狀態,因為以前是人和人的交互,後來變成人和機器人的交互,它是全面地信息化和智能化,所以說它是有後面的時代趨勢支撐在里面,要根據趨勢制訂方案,知道你在里面幹了什麽樣的事情。
第四次零售,我認為是全面的數字化和信息化,這就是零售的變革。它主要的兩個議題就是:線下的用戶線上化,實體空間數字化。
這其中,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說服用戶,為什麽要下載App?為什麽要線上化?這一點,在某些行業里面,唯一可能的突破點就是收銀。
那到底是超市還是便利店做無人收銀的空間更大?我們看7月10日百度指數,搜索了“無人超市”、“無人便利店”、“無人零售”這三個概念,無人超市的指數級是最高的。真正的問題在於,你到底是解決去超市排隊20分鐘?還是解決便利店的排隊2分鐘的問題?很顯然,尤其是居家的人,他們對這個問題是特別看中的。
這里我們還要考慮到未來的終極狀態,因為超市大的形態是增長趨勢放緩,便利店小的形態趨勢還是存在的,最終是什麽樣的狀態?通過前幾次的變革來看,其實是會從小的點變成一個大的點,最終成為超級市場。那麽便利店是在一個從小到大的過程中,一個反向的趨勢,我們可以更靠近,更精準地追求,這些小的需求只是在大的商場中,越來越大的品類更全的趨勢里面的一個小趨勢。
比如說我要買衣服去一個店,買豬肉去另外一個店,這個店可能最初是獨立的,當然趨勢還是要趨向於一體化的購物,但還是會基於社會學上的一些東西,基於大家一些更臨時性的需求。所以說,超市大的空間里面,它是一個常規性的更全的需求,便利店是一個小的零碎化的需求,大的需求還是在大空間里面。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比如說做創意的人可能沒有idea或者技術,只能根據現有的優勢做,通過很多案例分析或者我們僅僅從技術角度討論這些問題,就可以發現,不管是24愛購還是繽果盒子,其實現在大家都只局限於快消品、便利店或者超市這種形態,還沒有擴展到服裝、藥品甚至是包括餐飲類的形態。
為什麽沒有擴張到?或者是大家從來沒有人討論過這些東西?因為技術還不夠成熟,可能選擇了之後,是依靠你現有的資源和自己的理解去做了這些方案。
但是我們做這些方案的時候,還會從需求上來做,已經有了這些需求,那我們選擇以一些共同點能夠打通這些東西。
超市場景與購物車結算
再看一下選擇過程的方案,總結歸納起來,因為你必須要收銀,就要知道誰買了什麽樣的東西?這個東西可能直接在商品上做一些手腳,比如說像安總是在商品上貼標簽,那麽你就在貨架上做一些傳感器識別商品,或者是人之間的交互,給他記賬。或者是在超市的狀態下有購物車,在購物車上面做,還可以在收銀臺上面做。
以超市的形態來看,為什麽收銀臺是不可行的?因為超市排隊的真正問題在於,比如說我有200個人在里面購物,但在購物時,200個人做了任何事情,並沒有被系統感知到,它只有到收銀臺,被收銀臺串行一個一個處理,這就是超市排隊,或者任何地方排隊的根本性的原因。所以,在這一塊,收銀臺肯定是解決不了的排隊的問題。
在其他三個方面,不管是貨架、購物車、商品方面,理論上都是可以的。那麽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來講,比如說給出了一種參數,測出他們三個之間的關系是這樣的,一個購物車等於25個貨架,等於20萬個商品。
就是說,一個購物車的生命周期,能夠售賣掉20萬商品或者是25個貨架。我們以20萬個商品為例,他們每貼一張標簽的成本為一毛,那麽就需要2萬元,對於貨架而言,每個貨架800塊錢,購物車的話,每個購物車需要2萬個點。
從操作上看,你要貼20萬次呢?還是去做25個貨架?還是去做一個購物車?從時間上看,你是去生產一輛購物車,還是去生產25個購物車或者是其他?
其實我剛才討論到很多沒有說到的細節問題。對於一些大的方向,比如說,你是做硬件方,還是做系統零售?這一塊我覺得是很難討論和確定的,因為它是在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很多做零售方向的人,會覺得這個事情是服務零售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中國的商業化中,在短短40年之內,已經分十幾波或者幾十波。所以說,現在占有了資源,並不代表未來占有資源。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比如說你開一家超市,能將所有的用戶線上化,能獲取到很多數據,那麽你跟任何一家超市競爭,絕對是可以打敗他的,你的運營成本、效率、對用戶的感知和體驗,是非常大的提升。
因為在零售這一塊,對用戶而言,他們關註的就是商品的價值、體驗。我們想象一下,你為什麽去那家超市而不是去這家超市?現在對我們而言,主要是因為它近,我們家附近2公里內就只有這一家超市。那麽,未來可能有了更多的選擇,因為它快,近的話你可能還需要排隊20分鐘,就相當於你要到5公里的範圍了,那麽你在3公里或者10公里的範圍內都能夠承受,所以擴大用戶的選擇,商家的競爭優勢會更為凸顯。而且你獲取了很多實體店里面的數據,對整個商家的運營驅動是一個不可同日而語的事情。
未來屬於價值創造者
我們剛才討論了這麽多,它屬於零售店全面信息化、智能化的趨勢問題。未來是屬於誰的?其實就是屬於價值的創造者。對於用戶而言,給他更低的價格、更好的質量,零售商的提升空間非常有限,你能夠提升的價值是什麽?我不需要你半個小時排隊,或者是你能提供含有更多的基於數據更精細化的推薦,能夠給你更多的優惠,這就是你對商家、用戶、整個生態而言,創造了更多的價值,這是一個靠譜的邏輯。
未來需要一場商業戰爭,需要你去相互地競爭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即使你說你是世界上最牛逼的,最有貢獻的,但是所有最終確定的事情都是要靠一場戰鬥說話,誰打贏了,誰就是最後的贏家。
在現在的趨勢上,我們可以看到阿里、京東、小米,他們都在往線下去做,很多資本也在關註。兩個如果合力顛覆的話,很難說現有實體的零售商有什麽優勢,因為只有改變的人,才能掌握。
* 本文由野草新消費原創,作者張曉軍。加入消費升級VIP群,請加野草君微信(crui12580)。
沒有誰再對公有雲業務有什麽限制。”
來源 | 財經雜誌
作者 | 周源
華為當年諱莫如深的公有雲業務如今要做成繼電信設備、手機、企業業務之後的第四大業務,它是如何一步步從只有徐直軍力挺的邊緣業務變成華為戰略重點的?其成敗對華為又意味著什麽?
(華為雲以“雲網”結合為特色。圖/視覺中國)
《財經》記者獨家獲悉,華為近期將合並重組一批部門,部分與雲有關的業務線將並入雲業務單元(Cloud BU),主攻公有雲市場。
今年8月,華為宣布Cloud BU升為一級部門,與華為原有的三大業務集團(BG)運營商BG、消費者BG、企業BG平級。
9月,華為輪值CEO郭平宣布華為公有雲業務的目標——全球範圍最終只會剩下五朵雲,華為要做“其中一朵”。華為亦提出了階段性目標——未來三年躋身中國公有雲市場前三。
但華為進入公有雲市場並非一時興起,《財經》記者獲悉,華為早在2011年就悄悄布局公有雲,只是在既有業務的掣肘下,華為決策層對是否做公有雲、做多大的公有雲舉棋不定。
“端管雲”是任正非反複重申的戰略,手機是“端”、電信設備是“管”,“雲”則呈半缺位狀態。
華為近幾年可謂風光無限,賴以起家的電信設備業務做到了全球第一、智能手機全球前三,相對薄弱的是企業業務,這一旨在為企業客戶提供IT解決方案的BG仍未沖至全球第一陣營。2016年,華為的收入構成是:運營商業務55.7%、消費者業務34.5%、企業業務僅占7.8%。
華為的企業BG里有私有雲業務,且發展不錯,但行業趨勢已經明顯,相對於市場分散、總體需求上升不足的私有雲,公有雲才是雲的未來。目前,“端”和“管”的市場已經頂到天花板,只有做成公有雲,華為的“雲管端”戰略才能形成閉環,形成新的增長極。反之,華為的增長將陷入停滯。
華為此前進入的每一個領域都曾有巨頭把持,公有雲也不例外。市場咨詢公司IDC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上半年,全球排名前五的公有雲廠商分別是亞馬遜AWS、微軟Azure、阿里雲、谷歌和IBM,其中AWS占比45.4%,阿里雲份額為4.5%。
隱形三年
華為布局公有雲業務實際始自2011年,但華為一度對外絕口不提此項業務。
2011年,有意切入公有雲的華為撿了一個“大便宜”:將雲快線科技公司連CEO兼CIO蔣建平在內的近40名雲計算專家通通挖了過來,這批專家,是國內公有雲領域的種子型專家。
雲快線是國內第二家提供公有雲IaaS(基礎設施即服務)的公司。它原為北京世紀互聯寬帶數據中心有限公司(NASDAQ:VENT,下稱“世紀互聯”)子公司,但世紀互聯在赴美上市之前將此業務剝離,兩者成為兄弟公司。世紀互聯不宜再對雲快線進行資金上的“輸血”,加之管理層利益分配存在一些矛盾,雲快線業務陷入停滯。
雲快線兩名曾經的核心員工告訴《財經》記者,華為最初意在整體收購雲快線,但和世紀互聯沒談攏,最後竟因世紀互聯與雲快線之間的內部矛盾,將雲快線的核心員工幾乎“一網打盡”,用最小的成本辦成了事。
不過,華為並沒有立刻成立一個公有雲部門,而是將這撥人安插在當時華為名為“Other BG”中的“互聯網”部門下。
在2011年的華為組織架構里,曾有個業務集團叫“Other BG”,華為將一些新興業務都放在此BG下。2009年至2011年間,華為有意進軍互聯網市場,因而招兵買馬成立了“互聯網”部門。
互聯網部門後來一拆為二,2C的業務劃撥至華為終端部門,雲快線團隊和2B的業務留下來,部門名稱改成華為企業雲,同時員工數增至200余人,2015年前一直保持在此規模。
華為公有雲團隊組建沒幾個月,就完成了公有雲平臺的核心研發。當時參與研發的一位核心員工告訴《財經》記者,研發速度這麽快,主要是因為華為2007年就啟動服務器虛擬化技術研發,有較為成熟的虛擬化解決方案(虛擬化技術是雲平臺的核心技術之一),加上從雲快線招來的這撥專家擁有豐富的公有雲研發技術和經驗。
公有雲平臺做出來了,但究竟做不做公有雲業務?這需華為戰略發展委員會審議。
華為公有雲團隊一位核心員工告訴《財經》記者,當時華為對做不做公有雲分歧很大,最後否定意見占據上風,華為三位輪值CEO中僅徐直軍堅持要做公有雲。
華為共設三位輪值CEO,分別為徐直軍、郭平和胡厚崑。其中,徐直軍管“事”(即業務),郭平管“財”,胡厚崑管“人”,相當於三權分立。
最核心的反對理由是,公有雲是運營商的自留地,運營商是華為的最大收入源,華為不能與運營商有業務沖突。
2010年起,國內三大運營商先後布局公有雲,中國聯通還成立了專門的雲計算子公司,而華為作為通信設備提供商,堅守的底線就是不參與“運營”,不碰數據,尤其不碰通信數據。
更關鍵的是,國內三大運營商每年為華為貢獻數百億元人民幣的營收,中國公有雲市場直到2016年的整體營收也才100億元人民幣。
被否決的另一個原因是,公有雲當時被視為面向的是海量的中小用戶市場,每一單生意可能低至千元以下,是“掃大街”的生意;華為擅長的是“大生意”,每一單生意額大都為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級別。彼時華為的整個組織流程、業務模式、技能儲備、員工心態等都與公有雲市場特點有雲泥之別。
從財務指標來衡量,這也不是一筆好生意。公有雲投資是一只“吞金獸”,要規模化才能取勝,華為作為設備生產與研發商,仍屬於輕資產運作,對重資產投資的業務向來謹慎。
盡管如此,雲作為新興IT趨勢讓反對方難以拍板砍掉這塊業務,華為公有雲業務勉強保留。
這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狀況——華為組織架構里並沒有公有雲部門,但實際有200多人一直在做公有雲業務,成了華為內部的隱形組織。
2012年6月左右,華為第一代公有雲平臺默默上線,主要提供計算與存儲類雲服務,與亞馬遜AWS和阿里雲一樣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有雲。這個平臺對外從不做宣傳,主要服務華為自己的業務部門,但也慢慢積累了一些外部用戶。
在低調運營的前三年里,公有雲業務對華為最大的貢獻不在於收入,也不在於積累了多少用戶,而在於幫助華為構建了服務公有雲用戶的業務流程。華為之前並沒有服務中小企業用戶的經驗、意識和流程,公有雲邁出了第一步。
“雲的客戶講究體驗,對你不滿意是要退錢的,華為對退錢這事感到不可思議;雲的生意又小,一單千余元,財務部門無所適從,花了好長的時間才把這些流程建立起來。”一位原華為公有雲業務員工告訴《財經》記者。
直到2015年,華為公有雲業務的隱形狀態才得以終結。當年7月,華為面向中國市場發布了名為“華為企業雲”的公有雲平臺。
新上的公有雲平臺是華為自研的第二代公有雲平臺,以開源雲計算框架OpenStack為基礎,華為是著名開源組織OpenStack的白金會員。
當時一位項目知情人士告訴《財經》記者,為了規避和運營商的沖突,華為對運營商的說法是,該平臺能更好地為運營商提供公有雲解決方案。
升為核心業務
2016年,華為進一步升級雲戰略,提出2020年華為企業雲要達到100億美元量級。
但當時華為的企業雲概念是廣義的,不特指公有雲,也包括為運營商共建合營的雲,為企業建設的混合雲等。此時,華為仍然避免使用“公有雲”這個詞。
直到2017年3月,徐直軍才在合作夥伴大會上宣布,將“強力投資打造開放的公有雲平臺”,未來一年為該業務增加2000人。
這是華為第一次公開明確說要做“公有雲”。
公有雲作為下一代IT的主要形態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包括IBM、微軟、甲骨文在內的各大傳統IT巨頭早就啟動轉型,過程雖艱難,但態度堅決。
華為企業BG操盤傳統IT的業務,外界的風向對華為內部壓力巨大。2016年末,阿里雲竟已打敗谷歌,僅次於亞馬遜AWS和微軟Azure。這個成長速度令其他公有雲玩家既贊嘆又焦慮。
與此同時,AI在這兩年快速成為風口。公有雲能夠為AI提供海量數據和強大計算能力,抓住公有雲就有希望在AI時代抓住產業鏈的上遊位置。
多位行業專家告訴《財經》記者,在中國,對於創業型公司,公有雲的時間窗口已經關閉;對巨頭型玩家,則還有3年-5年時間。
換言之,華為再不抓住公有雲,就將徹底錯失入場時機。
今年8月28日,華為內部發文宣布重量級組織架構調整,Cloud BU升為一級部門,主要負責公有雲的運營。調整後的Cloud BU與華為運營商BG、企業BG和消費者BG平級。
成為一級部門的Cloud BU將擁有自己的HR部門、CTO辦公室、戰略與業務發展部和財務管理部門。從今年開始,Cloud BU的營收亦將出現在華為的年報上。9月,華為宣布了目標——全球最終只有五朵雲,華為要做其中一朵。
至此,公有雲在華為從一個連正式名分都得不到的隱形業務躍居為該公司的核心業務。
一位在華為工作超過十年的中層主管告訴《財經》記者,華為雖不是上市公司,但需要高增長業務來保持其內部股機制的穩定運轉,現有三大業務下一階段或面臨增長動力不足,或已快觸碰到行業頂點,急需找到下一個高增長業務。
2006年起,華為開始公布每年的營收數據。年報顯示,華為營收從2005年的397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016年的5216億元人民幣,期間僅2012年和2013年增速跌破10%,2016年出現增收不增利。多位行業人士預測,未來三年,華為將繼續保持增收不增利的趨勢。
華為共涉足三大市場:運營商市場、企業級IT市場和面向消費者的個人終端市場。
其中,華為運營商業務已經做到頭部位置,2016年營收達到2906億元(約437億美元),遠超國際主要競爭對手愛立信(2016年營收260億美元),但5G市場要到2020年左右才可能到來,目前處於4G向5G過渡的空檔期。
華為智能手機銷量雖然擠入全球前三,但利潤很低,全球智能手機市場超過80%的利潤被蘋果公司攫取,華為目前已經調整策略,從看重規模轉為看重利潤。
企業IT市場上,華為企業BG 2016年營收407億元人民幣,其業務規模和品牌影響力已經超過其他本土IT廠商,但與IBM、惠普、戴爾、思科等國外老牌科技公司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而且,公有雲一直在侵蝕傳統IT市場。Gartner數據顯示,2016年全球公有雲支出已經占據IT整體支出的6%。
左右手互搏
華為一直諱莫如深的與電信運營商的利益之爭,這些年也有了新變化。
最大的變化是,運營商的公有雲戰略在全球範圍內基本上失敗了。美國公有雲市場發展最為成熟,但美國運營商Verizon、AT&T和CenturyLink已紛紛關閉公有雲業務,有些甚至連基礎的雲數據中心也拋售了。
中國公有雲市場中,據IDC的數據,目前只有中國電信的天翼雲發展最好,市場份額排名第四,中國聯通公有雲沃雲已經被擠出前五,中國移動公有雲是各省公司各自負責,這種機制決定了中國移動公有雲難以做大。
而且,運營商在公有雲市場其實以“管道”角色取勝,並不擅長平臺運營和服務。接下來,以運營商一己之力,很難與阿里雲、騰訊雲等雲服務平臺競爭。基於此,多位運營商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他們對中國運營商公有雲業務的長期發展並不看好。
“既然心知幹不過阿里雲,華為想做就讓它做吧。”一位中國電信雲計算專家對《財經》記者說。
前述華為公有雲團隊專家則告訴《財經》記者,這些年,不同的運營商在不同的時間段對華為做公有雲的態度各有不同。“中國聯通反對態度比較激烈,因為有自己的雲公司,電信移動心態相對平和,而且越到後面越能接受這件事。”他說。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華為在開拓公有雲市場時,並沒有繞開電信運營商,反而深度捆綁,雙方達成了默契。
在雙方的合作里,華為提供雲計算技術和客戶服務能力,運營商手里有豐富的客戶資源和通信資源,恰好形成互補。面對客戶時,華為和運營商團隊經常共同出現,聯合作戰。
華為Cloud BU總裁鄭葉來近日公開表示,華為Cloud BU的業務包括華為自己的公有雲和中國電信天翼雲,以及與國外三大運營商合作共營的雲。
盡管如此,一位資深運營商人士告訴《財經》記者,華為大舉布局公有雲之後,與運營商的關系變得複雜微妙。
過去,運營商與華為是純粹的甲乙方關系,但現在,華為在某些場合已經變成了運營商的甲方。尷尬的是,它在運營商面前還不是一個擁有高議價權的甲方。
一位華為雲業務部門人士說,建設公有雲需要租用運營商的機房和帶寬資源,但華為在運營商面前議價權並不強,原因在於,在電信設備上,運營商是華為的大買家。
華為將其公有雲首個節點部署在河北廊坊的一重考慮就是,當時華為在廊坊的運營商業務做得一般。
更難以回避的是,華為公有雲的目標是國內第一陣營,就必然面臨與運營商公有雲的競爭。屆時,華為究竟是為了公有雲不惜傷害現有的運營商業務,還是為了運營商業務而繼續委曲求全,是個兩難。
華為其實早已經歷過這種“左右手互搏”的兩難境地。一位中國電信雲計算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華為雲和電信天翼雲曾共同競標某車企的雲計算項目,華為雲報價遠低於天翼雲,這讓中國電信某位高層人士大為惱火,親自致電華為相關高管表達不滿。
賣產品的能賣好服務嗎?
IDC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公有雲IaaS市場規模為100億元人民幣,中國整體IT支出達到2.3萬億元(Gartner數據),公有雲占比僅0.4%,這說明,中國公有雲市場還非常初級,只要策略得當,華為有足夠的成長空間。
Ucloud創始人兼CEO季昕華評價,華為既有技術實力也有雄厚資金,又是一家兼具戰略決心和強執行力的公司,三年闖入中國前三的機會雖然不大,但長期來看,仍有可能成為公有雲主要玩家。Ucloud是中國排名第五的公有雲服務提供商。
華為這些年來,積累了不少“牙齒”。和其他對手相比,既擁有從芯片到服務器到存儲到網絡比較完整的IT產品體系,也掌控著CT的產品與技術,這讓華為能夠打造高性價比雲基礎設施,而且它有大平臺研發體系和2012實驗室提供長期的技術支持。
但華為也面對多重挑戰,有些還是對手無需面對的。
一個挑戰是,華為做公有雲必須先對自己“轉基因”。
從CT到IT到消費級終端,華為擅長的是研發和生產各種設備,但公有雲賣的是服務,目前成功的公有雲廠商除了微軟,都是服務出身的互聯網廠商。鄭葉來就曾多次公開表示,華為做雲需要從擅長賣設備轉為擅長賣服務。
但這並不容易。華為是一家產品公司,它過去如此成功是因為整個研發流程、管理、銷售和服務體系都是為產品而生,已經固化成其公司文化。
例如,華為在研發中嚴格遵守集成產品開發(IPD)流程。IPD流程有助於研發出高可靠的設備,它每走一步都需要領導審批,謀定而後動,特別適合標準化程度很高、需求相對穩定、對質量要求高的通信類設備產品研發。
而雲服務不一樣,雲的客戶千差萬別,需求也各不相同,因此要求研發運維緊密結合,快速叠代開發,快速響應前端的個性化需求。
華為自己也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
《財經》記者獲悉,華為Cloud BU被賦予了特權:無需遵守華為IPD等流程,但自行摸索一個適合公有雲的研發、服務和銷售體系需要時間。
而且,已經形成的思維慣性較難扭轉。一位華為人士評價,華為目前做雲還是產品思維,而不是服務思維,不是時刻想用戶要什麽服務,而是總考慮我能提供什麽產品。
當下的另一個要緊之事是,華為急需找到一批標桿性用戶。
阿里雲、騰訊雲和金山雲起家之時,基於各自互聯網業務圈住了一批種子用戶。
例如,阿里雲不僅有大量小微企業甚至個人用戶,還有“雙十一”這樣的超級應用;騰訊雲有遊戲開發商的支持——對於遊戲開發商而言,若想名列騰訊遊戲應用排行榜,一條不成文但大家心知肚明的方法是,使用騰訊雲;金山雲早期用戶積累也依賴金山遊戲和小米生態的支持。
這些用戶雖然以中小甚至小微企業為主,但對公有雲廠商的早期發展極為有益。
金山雲一位運營主管告訴《財經》記者,公有雲強調從小客戶做起,從小客戶可承受的不可靠服務中積累大量通用可靠、可維護的運營經驗,以及從大量手工的運營服務逐漸轉向自動化和精細化運營,逐步練就雲平臺的成熟穩定,以及團隊的精細化運維能力,這很難通過大幹快上或四處挖人而迅速補上。
華為的用戶群體恰恰相反,它以大中型政企客戶為主。但對大多數政企用戶對公有雲比較謹慎,需求並不強烈,如果上雲,也多是響應政策的“政策性上雲”,這種用戶固然值得爭取,但難度更大。
鄭葉來近期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今天,互聯網應用幾乎所有都在雲上,但政府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才剛剛開始,這是華為的機會。
如果華為的標桿用戶在政府和大型企業,大型企業的需求是多樣和複雜的,依靠華為一己之力難以做好,那麽生態建設就顯得十分必要。
對公有雲廠商而言,基本的計算和存儲雲服務都是基礎能力,誰都能做,利潤很薄,之上的PaaS(平臺即服務)、SaaS(軟件即服務)是否豐富,雲的行業合作夥伴是否多,才是黏住用戶的關鍵和主要利潤來源,這就是公有雲的生態建設。
季昕華評價稱,公有雲廠商中,目前生態建設做得最好的是阿里雲。而且,阿里雲生態強在擁有支付能力和大數據能力,其他廠商在這方面一時難以企及。
華為在今年上半年宣布了“雲夥伴計劃1.0”。
根據該計劃,華為公有雲將重點發展能夠轉售華為公有雲服務(雲轉售類合作夥伴)、基於華為公有雲開發應用(雲解決方案提供商),以及負責把企業應用遷移到華為公有雲(雲服務合作夥伴)的三類合作夥伴。
此外,公有雲是只“吞金獸”。雲計算資深專家劉黎明告訴《財經》記者,從谷歌、微軟、IBM的資金投入歷史來看,若想沖刺公有雲領域第一梯隊,每年基礎設施的投入需以10億美元計,研發運營市場投入也以10億美元計。
即便是華為,長期而言,這樣的投入規模也會令資金鏈吃緊。華為並非上市公司,無法從二級市場融資,公有雲的回報周期又過於漫長,阿里雲至今仍未盈利。這對華為的決心是個考驗。
鄭葉來認為,華為如果不做雲服務,目前的三大業務(消費者業務、運營商業務和企業業務)就沒有底座。同時,華為圍繞IT產業進行了從芯片到系統完整的投資,但是這個市場空間正在被公有雲一步一步地擠壓,沒有雲服務業務,多年投資的回報就會大打折扣。
9月底,鄭葉來給公司常務董事會匯報公有雲未來業務規劃,順利通過,他對團隊說,“沒有誰再對公有雲業務有什麽限制。”
上周六,數據寶統計了各城市上市公司總市值情況,發現深圳上市公司總市值已經完爆上海,一線城市排名可能將變為“北深上廣”。有讀者提出,以工農中建等四大行為首的中央國有企業,並不是真實競爭力的體現,不應該出現在城市排名戰中。小編覺得非常有道理。更有讀者表示,僅僅按照經濟競爭力來看,深圳應該排在全國第一。有最近非常流行的一張圖為證:
從上圖看,深圳經濟競爭力0.9337,位居全球城市經濟競爭力第六位,位居中國第一位,香港位居第十二位,上海位居第十四位,廣州第十五位,北京只排第二十位。
上述圖片來自於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院)與聯合國人居署共同發布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17-2018:房價,改變城市世界》報告,權威性相當之高。那麽,為什麽經濟競爭力與市值排名會出現一定差異呢?會不會就是此前網友提到的央企在作用?
於是,數據寶小編決意將這類大型央企剔除在城市市值排名中。數據統計發現,截至11月30日,註冊在北京市的千億市值央企多達31家,總市值超過15萬億;註冊在深圳市的千億市值央企只有4家,市值5000億元左右。
通過上述數據可以大致看出,剔除央企後深圳上市公司總市值有望登頂全國。為了驗證這個數據,數據寶小編決定進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同樣的,小編選取了A股、港股、美股上市的企業,並將其中企業性質為央企的進行剔除。最後的數據大致如下:
數據顯示,剔除主要央企後深圳上市公司總市值為9.65萬億元;北京上市公司總市值為6.63萬億元;上海上市公司總市值6.38萬億元;杭州上市公司總市值4.61萬億元;廣州上市公司總市值1.75萬億元;南京上市公司總市值1.05萬億元。
經過央企這個因子的調整後,深圳上市公司總市值排名達到了中國第一位,北京勉強排第二,上海第三,杭州第四,廣州第五,南京第六。最新各城市總市值排名與經濟競爭力排名,顯然比此前要科學多了,北京的競爭力不可能相當於兩個深圳或者上海的。
騰訊是深圳鎮市之寶,是中國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也是深圳能夠登頂各城市上市公司總市值排行榜(剔除主要央企後,下同)的最大助力。截至11月30日,騰訊總市值3.2萬億元人民幣,剔除後深圳上市公司總市值將略低於北京。
不過,深圳不僅僅只有1個騰訊。在剔除主要央企中國上市公司總市值排行榜中,還有兩家深圳公司排名到前十位。其中,中國平安以1.24萬億人民幣的總市值,排名第三位。招商銀行以0.72萬億人民幣的總市值,排名第五位。
阿里巴巴做為杭州的城市名片,上月末總市值達到2.96萬億元,位居次席。貴州茅臺,做為來自小城市的最偉大企業代表,上月末總市值達到0.79萬億元,排名第四位。另外五家排名前十的企業,北京和上海各有兩家,來自北京的百度和京東,市值分別達到0.55萬億和0.35萬億;來自上海的浦發銀行和上汽集團,市值分別是0.38萬億和0.36萬億。福州的興業銀行則有0.36萬億元市值排名第八位。廣州沒有企業進入前十,最接近的是網易,總市值2849億元。
除了騰訊平安招行,深圳的名片還有不少。數據顯示,剔除央企後來自深圳的千億市值公司,還有多達8家。分別是地產行業的萬科A、中國恒大,金融行業的國信證券、平安銀行,新能源汽車行業的比亞迪,通信行業的中興通訊,快遞行業的順豐控股,以及港股電子行業的瑞聲科技。
剔除主要央企後深圳市千億市值公司總共有11家,合計市值6.8萬億元。這個數據再度登頂中國第一。杭州市有兩家千億市值公司,阿里巴巴和吉利汽車,總市值3.16萬億元;上海市有9家千億市值公司,總市值1.97萬億元;北京市有7家千億市值公司,除了百度京東外,主要還有民生銀行、京東方A、微博等,總市值1.8萬億元;廣州市有4家千億市值公司,分別是網易、廣汽集團、分眾傳媒和廣發證券,總市值0.72萬億元。
上述數據意味著,深圳市11家千億市值公司市值總和,只比北上廣杭四大城市千億市值公司總和差不到8000億市值。一旦華為上市,深圳市千億市值公司總和,將超過北上廣杭千億市值公司總和。
仁懷市因為貴州茅臺而聞名,小城市也能誕生偉大企業。佛山市有3家公司上月末總市值突破千億,包括美的集團(3352億元),碧桂園(2215億元),海天味業(1321億元);珠海市的格力電器,市值達到2554億元;宜賓市的五糧液,市值達到2490億元。
除此之外,連雲港市的恒瑞醫藥,做為醫藥白馬龍頭之一,上月末總市值達到1836億元;呼和浩特的伊利股份,做為中國最大的乳業公司,上月末總市值達到1743億元;蕪湖市的海螺水泥,做為中國最大水泥生產商,上月末總市值達到1665億元;宿遷市的洋河股份,做為中國僅次於茅臺五糧液的酒企,上月末總市值達到1567億元。
(來源:證券時報旗下數據寶微信號:shujubao2015 作者:陳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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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信息經濟的帶動下,資本市場的杭州板塊也日益壯大。
從4月23日起,杭州將正式實施《杭州市人民政府關於全面落實“鳳凰行動”計劃的實施意見》(下稱《實施意見》)。根據該《意見》,到2020年,全市境內外上市公司達到235家,重點擬上市企業達到100家。
上市公司的數量和市值代表一個地區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勢頭。截至目前,杭州擁有境內外上市公司165家,總市值達到5萬億元,不管是家數還是市值規模均列全國第4位,僅次於北京、上海和深圳,在省會城市中排名第一位。
其中,2017年,杭州新增上市公司28家,一躍成為新股培育“第三城”,超過北京,僅次於上海和深圳。
杭州的上市公司數量多,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近年來該市信息經濟、智慧經濟的高速發展。杭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杭州市信息經濟發展持續向好,增速較快,占比擴大,全年實現增加值(剔重)3216億元,增長21.8%,高於全市GDP增幅13.8個百分點,占全市生產總值25.6%,占比較上年同期提高1.3個百分點。2015~2017年,杭州市信息經濟連續三年增長超過20%,成為該市經濟增長主引擎。
其中,五大產業增加值超千億元,軟件與信息服務、數字內容、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和雲計算與大數據產業分別實現增加值2318億元、1870億元、1333億元、1316億元和1207億元,占GDP的8.5%、14.9%、10.6%、10.5%和9.6%。
目前,在杭州濱江不足百平方公里的範圍內,集聚了30多家上市公司。除阿里外,還有士蘭微電子、恒生電子、信雅達等一批國內科技人員創辦的上市企業,以及智慧安防國內前三強海康威視、大華技術、宇視科技。濱江匯聚著以雲計算、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為代表的智慧產業。有評論指出,多年來中國城市間始終持續的“矽谷熱”,正進入到以深圳南山、北京海澱和杭州濱江為代表的三城演義時代。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從去年開始,杭州等眾多新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紛紛通過戶籍政策、住房優惠等政策吸引人才落戶。不過對這些新一線城市、二線城市來說,不光要用戶籍留人,更要產業留人,只有更多的就業和發展機會,人才才能留下來,二者要相互促進。
在這方面,杭州就是個很好的典範。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杭州對人才和人口的吸引力持續上升。近日,職場社交平臺LinkedIn(領英)發布了《2018中國職場人跳槽趨勢洞察》和《2018中國人才招聘趨勢報告》。數據顯示,中國職場人跳槽周期逐年縮短,跨行業及地域流動趨勢明顯,杭州成年輕人就業城市的“香餑餑”,吸引力指數高達1.576,成為人才最具吸引力城市。
杭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為946.8萬人,比2016年末增加28.0萬人,增幅3.05%。2015年、2016年、2017年,杭州新增常住人口分別飆漲了12.6萬、17萬、28萬,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
按照規劃,下一步,上市公司“杭州板塊”要繼續做大做強。《實施意見》提出,到2020年,全市境內外上市公司達到235家,重點擬上市企業達到100家,股份公司達到2700家;通過資本市場融資累計達到8700億元,直接融資占比35%以上。到2020年,全面形成以上市公司為龍頭的現代產業集群;培育40家市值200億元以上、15家市值500億元以上、3~4家市值1000億元以上的上市公司梯隊發展隊伍。
為了給企業上市過程中“添磚加瓦”,根據《實施意見》,從企業股改、掛牌到上市等各個環節,杭州市都將給予扶持獎勵。具體包括:完成股改的,給予30萬元的一次性獎勵;完成掛牌的,給予20萬元的一次性獎勵;在境內外直接上市的,給予150萬元的一次性獎勵。上市公司遷址進杭的,給予200萬元的一次性獎勵。
國務院日前印發《關於做好自由貿易試驗區第四批改革試點經驗複制推廣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明確,上海等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結合各自功能定位和特色特點,全力推進制度創新實踐,形成了第四批改革試點經驗。此次複制推廣的改革事項共30項。在全國範圍內複制推廣改革事項27項,其中,服務業開放領域包括擴大內地與港澳合夥型聯營律師事務所設立範圍、國際船舶運輸領域擴大開放等5項;投資管理領域包括一般納稅人登記網上辦理、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一企一證”改革等6項;貿易便利化領域包括鐵路運輸方式艙單歸並新模式、海運進境集裝箱空箱檢驗檢疫便利化措施、進境保稅金屬礦產品檢驗監管制度等9項;事中事後監管措施包括企業送達信息共享機制、邊檢服務掌上直通車等7項。在特定區域複制推廣改革事項3項,包括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四自一簡”監管創新、“保稅混礦”監管創新等。
《通知》強調,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將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試點經驗複制推廣列為本地區重點工作,加強組織領導,加大實施力度,強化督促檢查,確保複制推廣工作順利推進,改革試點經驗落地生根、取得實效。國務院有關部門要主動作為,做好細化分解,完成複制推廣工作,需報國務院批準的事項要按程序報批,需調整有關行政法規、國務院文件和部門規章規定的,要按法定程序辦理。截至目前,國務院和各部門已向全國或特定區域複制推廣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試點經驗153項。
全文:
國務院關於做好自由貿易試驗區 第四批改革試點經驗複制推廣工作的通知
國發〔2018〕12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自貿試驗區)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戰略舉措。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11個自貿試驗區所在省市和有關部門結合各自貿試驗區功能定位和特色特點,全力推進制度創新實踐,形成了自貿試驗區第四批改革試點經驗,將在全國範圍內複制推廣。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複制推廣的主要內容
(一)在全國範圍內複制推廣的改革事項。
1.服務業開放領域:“擴大內地與港澳合夥型聯營律師事務所設立範圍”、“國際船舶運輸領域擴大開放”、“國際船舶管理領域擴大開放”、“國際船舶代理領域擴大開放”、“國際海運貨物裝卸、國際海運集裝箱場站和堆場業務擴大開放”等5項。
2.投資管理領域:“船舶證書‘三合一’並聯辦理”、“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創新”、“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和原產地企業備案‘兩證合一’”、“低風險生物醫藥特殊物品行政許可審批改革”、“一般納稅人登記網上辦理”、“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一企一證’改革”等6項。
3.貿易便利化領域:“跨部門一次性聯合檢查”、“保稅燃料油供應服務船舶準入管理新模式”、“先放行、後改單作業模式”、“鐵路運輸方式艙單歸並新模式”、“海運進境集裝箱空箱檢驗檢疫便利化措施”、“入境大宗工業品聯動檢驗檢疫新模式”、“國際航行船舶供水‘開放式申報+驗證式監管’”、“進境保稅金屬礦產品檢驗監管制度”、“外錨地保稅燃料油受油船舶‘申報無疫放行’制度”等9項。
4.事中事後監管措施:“企業送達信息共享機制”、“邊檢服務掌上直通車”、“簡化外錨地保稅燃料油加註船舶入出境手續”、“國內航行內河船舶進出港管理新模式”、“外錨地保稅燃料油受油船舶便利化海事監管模式”、“保稅燃料油供油企業信用監管新模式”、“海關企業註冊及電子口岸入網全程無紙化”等7項。
(二)在特定區域複制推廣的改革事項。
1.在海關特殊監管區域複制推廣:“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四自一簡’監管創新”、“‘保稅混礦’監管創新”等2項。
2.在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及保稅物流中心(B型)複制推廣:“先出區、後報關”。
二、高度重視複制推廣工作
各地區、各部門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深刻認識複制推廣自貿試驗區改革試點經驗的重大意義,將複制推廣工作作為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舉措,更大力度轉變政府職能,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著力推動制度創新,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逐步構建與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新體制、新模式,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不斷增強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三、切實做好組織實施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將自貿試驗區改革試點經驗複制推廣工作列為本地區重點工作,加強組織領導,加大實施力度,強化督促檢查,確保複制推廣工作順利推進,改革試點經驗落地生根、取得實效。國務院各有關部門要主動作為,做好細化分解,完成複制推廣工作。需報國務院批準的事項要按程序報批,需調整有關行政法規、國務院文件和部門規章規定的,要按法定程序辦理。國務院自由貿易試驗區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要適時督查複制推廣工作進展和成效,協調解決複制推廣工作中的重點和難點問題。複制推廣工作中遇到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國務院。
國務院
2018年5月3日
國務院官網5月25日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成立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的通知》,為加強對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工作的領導,根據《全國經濟普查條例》和《國務院關於開展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的通知》(國發〔2017〕53號),國務院決定成立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成立
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的通知
國辦發〔2018〕38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為加強對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工作的領導,根據《全國經濟普查條例》和《國務院關於開展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的通知》(國發〔2017〕53號),國務院決定成立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以下簡稱領導小組),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主要職責
負責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組織和實施,協調解決普查中的重大問題。
二、組成人員
組 長:韓 正 國務院副總理
副組長:丁學東 國務院副秘書長
寧吉喆 發展改革委副主任、統計局局長
孫誌軍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成 員:牛占華 中央編辦副主任
雷東生 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
唐承沛 民政部副部長
余蔚平 財政部副部長
任榮發 稅務總局副局長
唐 軍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
賈 楠 統計局副局長
三、工作機構及其職責
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統計局,承擔領導小組的日常工作,研究提出需領導小組決策的建議方案,督促落實領導小組議定事項,加強與有關地區和部門的溝通協調,承辦領導小組交辦的其他事項,辦公室主任由統計局副局長賈楠兼任。
領導小組成員因工作變動需要調整的,由所在單位向領導小組辦公室提出,報領導小組組長審批。領導小組不作為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任務完成後自動撤銷。
國務院辦公廳
2018年5月21日
(此件公開發布)
5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工作人員結束了對中國的2018年第四條款磋商訪問,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
IMF表示,中國經濟增長在2017年有所加速,預計2018年僅會略有減速,經濟增速將降至6.6%,到2023年將逐漸放緩至5.5%左右。IMF歡迎中國當局更果斷地將政策重點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的戰略,這將使經濟增長更可持續。
IMF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參加了最後的政策討論,在訪問結束時,利普頓表示:“中國經濟表現良好,改革取得很大進展。我們過去兩周討論的重點是,當局旨在實現高質量增長目標的進展情況和改革議程,以及在關鍵領域加快改革的重要性。”
針對近期出現的債務違約事件,IMF亞太部門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爾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一定程度的債券違約是市場健康的體現,當前中國債市違約率很低,對於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而言,違約率很低或為零是不正常的。”
丹尼爾也表示:“IMF不是說歡迎違約,只是說如果債券違約率為0,那麽任何投資的風險水平都是一樣的,這樣就無法擇優配置。”他也表示,“當然,違約事件也存在風險,尤其是從鮮有違約到違約率急劇上升,但我們認為整體風險可控,監管層也意識到這些風險。”
數據顯示,與2016年和2017年相比,中國債券違約並沒有在2018年顯著增加,不論是數量和金額上。野村證券銀行業分析師江利此前研究發現,今年中國內地債券違約數為20件,而去年全年為49件,總違約金額今年為180億元人民幣,而2017年為390億元人民幣。
富達國際債券基金經歷黃嘉誠近期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市場的違約率目前只有0.1%~0.2%,仍然低於許多地區和市場。比如,以美元計價的亞洲高收益債券違約率大概能達到3%~4%;而違約總額目前達到910億元人民幣,這一金額也只占中國債務總量的約0.12%。
此外,IMF建議中國采取未雨綢繆的措施。具體而言,這需要堅持貫徹已闡明的政策意向,淡化增長目標,將重點放在高質量增長上。經濟的再平衡調整很可能意味著總體增長將有所減緩。
同時,IMF也建議中國繼續控制信貸增長。“信貸增速雖已放慢,但依然過快。為了進一步減緩信貸增長,需要減少公共投資,進一步約束國有企業借款,並控制家庭債務的快速增長。”IMF表示。
詹姆斯·丹尼爾也表示,支持中國漸進式金融開放,“但金融市場開放需要和其他一系列改革相適而行,金融機構也需要提升自身韌性。”
地毯式掃街,一層層爬樓……這就是經濟普查員們每天的經歷。近日,第一財經記者隨國家統計局赴武漢市江岸區深入一線體驗、了解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綜合試點工作進展。
據了解,全國經濟普查每5年進行一次,今年是第四次。此次全國經濟普查的對象是我國境內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全部法人單位、產業活動單位和個體經營戶。普查的主要內容,包括普查對象的基本情況、組織結構、人員工資、生產能力、財務狀況、生產經營和服務活動、能源消費、研發活動、信息化建設和電子商務交易情況等。
江岸區繼第三次經濟普查被選為省級試點單位後,再次代表湖北成為河北、江蘇、湖北、重慶、寧夏全國5個國家綜合試點地區之一,其中個體戶抽樣調查為全國唯一試點地區。
江岸區統計局局長李軍介紹,江岸區是武漢市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經濟總量大,單位數量多,涉及領域廣,經濟業態豐富,跨行業、異地經營情況複雜。
在清查階段,該區1299名經濟普查員和指導員對158個普查區、580個普查小區逐一摸底,對夜市攤位進行拉網式登記,確保做到不漏巷、不漏樓、不漏門、不漏戶,累計清查單位和個體戶35490戶,其中:法人單位9546戶、產業單位1804戶、個體戶24140戶。
李軍向第一財經記者坦言,在入戶清查階段,雖然只需要調查對象填寫一張單位清查表或個體戶清查表,但一些企事業單位、個體經營戶不配合情況還是時有發生。
江岸區後湖街統計員熊曉靜告訴記者,落實一個入戶普查,至少得上門三次,前後得三天左右。這中間,還會遇到極不配合的普查對象。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副巡視員姜雷光表示,通過此次普查綜合試點,可以從整體上模擬普查業務流程、主要環節,重點檢驗目前制定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方案和配套軟件的科學性、可行性,進一步夯實統計基礎,為2019年1月正式開展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提供試點經驗。
2018年被稱為人工智能落地年,依靠算法所帶來的紅利期即將結束,獨角獸們開始與更多行業場景深度結合進行落地。
在2018年CES Asia 第一財經“奇點舞臺”上,剛獲得三大國有銀行共同投資的人工智能公司第四範式創始人、首席執行官戴文淵,從現實應用層面出發,分享了人工智能在金融領域的探索,以及如何拓展產業布局,打開人工智能更多的商業想象空間。
金融是人工智能最有望實現規模化應用的行業之一,與以往銀行大多按需購買這樣的垂直技術不同,現如今銀行越來越多地開始從整體采購AI技術,伴隨行業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給銀行傳統業務所帶來的改變也在深化。
在戴文淵看來,人工智能不僅能夠解決策略執行的問題,甚至已經可以扮演中間層的策略制定者。
例如在反欺詐方面,以往銀行制定反欺詐方案,需要業務專家總結經驗,而通常頂尖的專家團隊最多能制定出一千條專家規則,僅僅能夠覆蓋重點區域的典型欺詐場景。
但是在某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與第四範式的合作中,僅基於一年的交易數據,銀行就通過機器學習制定出了25億條反欺詐規則,不僅涵蓋“非典型區域”的“非典型特征”,對於犯罪團夥不斷更新中的欺詐方式也都一網打盡。最終,第四範式反欺詐解決方案的實際上線效果較傳統專家規則提升7.6倍。
金融行業受限於其自身特性,對場景安全等級要求很高,同時與之匹配的AI技術標準也更高,作為人工智能創業公司如何應對安全和技術標準問題?
對此戴文淵表示,在對企業服務的過程中,除了一定要遵守國家關於金融數據的法律法規,符合各種流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將技術以一種內核的方式附能給能夠接觸到涉密數據的人,由他們進行操作。而對於平臺型公司而言,要想構建完善的生態圈,一方面要看究竟能否幫助他們進行業務轉型,第二就是能否創造更多利潤。
人工智能的商業模式究竟從哪里開啟,to B還是to C?第四範式選擇了從B端開始。在戴文淵看來,科技發展會經歷不成熟到成熟階段,在科技非常不成熟的時候,一些超大型企業為了提前享受科技紅利,付出更多成本。
伴隨AI使用成本的不斷下降,人工智能產業化成本從幾億、幾十個億,降到了幾萬元的量級,對於C端而言仍然比較貴,更多局限於B端,未來成本降到幾十塊錢,人工智能C端市場機會也將打開。
人工智能產品的落地正改變著公司的競爭格局,也在倒逼公司延伸到產業鏈上下遊拓展自身業務。自我定位人工智能操作系統層之外,第四範式也開始計劃走向服務器層面。
“現在我們所能夠使用的服務器很多都很不適配於人工智能的計算要求,因此需要我們再往下探一層,如何搭建新的體系架構,產出新的更適合人工智能服務器。當服務器層比較完善的時候,可能會進一步解決芯片層的痛點。”戴文淵告訴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