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機動車汙防技術新政引爭議 專家稱內容混亂無法有效指導

最近幾日，有兩件大事在中國機動車生產、維修和檢測界引發震動。

第一件事是，進入秋冬季以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連續發生重度汙染過程。北京市環保局明確表示，此次重汙染形成的原因，機動車汙染是最大的“元兇”。

監測數據顯示，重汙染過程PM2.5中硝酸鹽占比高達35%左右，成為占比最大的PM2.5組分，反映機動車汙染排放在本次重汙染中作用突出。深圳、廣州等城市也明確表示，機動車尾氣是城市主要汙染物。

第二件事是，環境保護部起草的《機動車汙染防治技術政策(征求意見稿)》自本月14日起公開征求相關單位意見。該技術政策涉及範圍包括機動車、車用油品、檢測設備等。

但業內多位專家表示，征求意見稿在技術方向、技術路徑、技術實施階段性目標方面值得推敲，對在用車沒有提出一致性技術要求等，不能形成完整的機動車檢測管理體系，恐達不到依據技術指導科學防控機動車汙染的目的。應進一步擴大征求意見範圍，重新修改編制。

《機動車汙染防治技術政策(征求意見稿)》專家討論會現場。攝影/章軻

專家質疑技術新政“思路”

機動車排放的一氧化碳(CO)、碳氫化合物(HC)、氮氧化物(NOx)及顆粒物(PM)等汙染物已成為我國空氣汙染的主要來源，是造成霧霾、灰霾以及光化學汙染的重要原因，對人體健康造成很大影響。

20日上午，在中關村空氣汙染防控聯盟召集的“《機動車汙染防治技術政策(征求意見稿)》專家討論會”上，中關村空氣汙染防控聯盟理事會主席顏梓清表示，“讀了征求意見稿後，感覺這一新政不是以技術指導為目標，而是以怎麽管控為目標。”

她舉例說，比如征求意見稿提出了“加強新生產機動車排放達標監管”“建立健全機動車環境保護召回制度”“加強機動車排放控制關鍵零部件管理”“建立產品信息公開制度”“加強車用燃料質量監督管理”“加強對車用機油市場的監督管理”等等。

顏梓清認為，征求意見稿主要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偏離了技術政策，更像是管理政策;違背國家簡政放權政策，出現了較多權力幹預市場內容，將會導致權力尋租;編制內容混亂，很難實施和執行，沒有引導機動車技術向低排放量發展，沒有指明如何評估車輛達標的技術措施要求;不符合國家創新和發展要求，征求意見稿提出的“以政府為主導”不符合創新和發展要求，指定技術不合法，涉及用政策保護落後技術內容。

機動車已成為城市空氣汙染第一大汙染源。攝影/章軻

“征求意見稿提出‘力爭2020年實現輕型車和重型車第六階段排放標準’，屬於落後政策。”顏梓清說，發達國家已在實施低排放積分交易政策，促進了產業升級，利用市場和經濟杠桿減排，減輕了政府財政壓力。

“如果一項技術政策是非常落後的，將來對機動車汙控會有多大的效果?我不認為這一技術新政的出來是一個喜訊。”顏梓清分析說，根據環境保護部公布的《2016中國機動車環境管理年報》，2015年機動車汙染物總量4532.2萬噸，其中，顆粒物(PM)56.0萬噸，氮氧化物(NOX)584.9萬噸，碳氫化合物(CH)430.2萬噸，一氧化碳(CO)3461.1萬噸。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約占機動車排放總量的98%，但一直未被納入到機動車汙染防控體系。

上述征求意見稿提出，加強“車、油、路”統籌，采取法律、行政、經濟、技術等綜合措施進行防治。但對於這一說法，顏梓清表示，“還在提‘車、油、路’這種思路，是否科學?”

她說，自2000年以來，油品標準先後提過5次，平均兩三年提一次，治霾效果如何?“單靠提升油品標準不夠，因為氮氧化物是燃燒後(高溫)產生的。另外，新車與在用車標準相差11-25倍，而在用車才是排汙主體。”

顏梓清表示，目前對於在用車管理主要是黃標車限行，但限制了黃標車，並不等於就控制了高汙染車上路行駛。

中科院等機構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城市中機動車尾氣排放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和氮氧化物分別占城市總汙染物的60%～70%、40%～50%、30%～40%，並隨著機動車數量的增長呈上升趨勢，而其中超過一半來源於占機動車總量不到20%的高汙染車的排放。

中關村空氣汙染防控聯盟此前的調研還發現，一味地提高新車排放標準，使新車國產化率越來越低。“無非為國外汽車廠商零部件和技術進入中國大開方便之門，對國產車的發展和產業升級是非常不利的。”顏梓清說。

政府推薦某種技術不妥

征求意見稿提出，“加強在用車環保定期檢驗”“對排放不達標車輛，不得發放檢驗合格報告，不得上路行駛”。討論會上，有專家表示疑問：全國都在執行六年免檢政策，相當於放棄了對機動車排放的控制，如何加強?

征求意見稿還提出，“鼓勵遙感檢測等設備的研發和推廣應用，利用多種手段加強對在用車排放的檢測與控制。”專家們表示，遙感檢測是80年代的落後技術，檢測數據誤差高達70%以上，由於檢測方法和技術原理的不科學性，早已淘汰。目前，沒有任何國家用於公用檢測和執法工具，為何成了我國推薦使用的機動車尾氣檢測技術?

一些城市開展的機動車遙感檢測。資料圖

四川大學催化材料研究所所長陳耀強介紹，廣州車輛研究機構所做的汽油車行駛里程統計表明，只有22%的汽油車的行駛里程在10萬公里以內沒有超標，78%的汽油車屬於超標車，全國近1億輛汽油車排放超標，按行駛里程統計和按催化劑壽命計算的結果一致，情況非常嚴重。

“高行駛里程的汽油車PM2.5的排放情況已經和柴油車差不多。新車盡管排放低，但若一個地區的汽油車保有量很大，排放總量也會很大。”陳耀強說，監測顯示，車輛流量1300輛/小時，會形成以道路為中心的汽車尾氣高濃度PM2.5汙染區，這一結果本身就說明城區的主要汙染是汽油車尾氣而不是其他汙染源。“許多綠標車的汙染物排放比黃標車的排放都多。”

陳耀強說，征求意見稿提出“鼓勵出租車定期更換高效尾氣凈化裝置”，能做到嗎?不應該強制嗎?而對於“遙感技術”，他則表示，“這是一種鬧著玩、花錢沒有效果的技術。”

全國機動車保有量及排放量變化趨勢

“通過出臺技術政策，防治機動車排放汙染，促進機動車汙染防治技術進步這一做法值得肯定。”中國汽車保修設備行業協會秘書長劉建農說，但技術政策的“剛性”需要加強。

北京建築大學機電與車輛工程學院教師姚聖卓表示，“征求意見稿應該註重細節，定出考核指標，對於機動車的排放數據，僅有濃度還不夠，還要有單車排放克數的檢測結果要求。”

“征求意見稿中竟然沒有提到互聯網和大數據。”中國交通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張平說，尤其是在“雙創”背景下，如果技術政策對於大氣汙染防治列出技術清單，有超前性，自然會吸引許多技術專家和創業者蜂擁而至，大大推進機動車防治技術進步。

天津大學法學院院長孫佑海認為，我國對機動車管理重點應當由主要加強對新車管理，轉變到對在用車的管理，“不管是新車還是在用車，只要是在路上跑，就應當符合車輛排放統一標準，確保將車輛排放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降到最低。”

“征求意見稿最大的問題，就是由政府來指導使用某種技術，這會引起社會上的質疑。”孫佑海說。

“我註意到這個技術政策的制定過程，缺乏公眾參與的過程和程序。這不應該成為各個部門討價還價的文件，應該由全社會來監督。”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說。

專家討論會上，與會專家對記者表示，上述征求意見稿技術政策編制內容混亂，不能對機動車汙染防控技術有效指導。建議進一步擴大征求意見範圍，重新修改編制。專家們表示，編制組成員應選用對機動車汙染防控有實操能力的企業參與，避免技術政策偏離技術內容和落後技術被推薦。

發改委：城市居民消費是農村的2.4倍 城鎮化將有效擴大消費規模

從“有”到“好”，從過去的“傻大黑粗”轉向要求小巧、精致。

21日，在國新辦舉辦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程建林稱，居民消費需求發生變化，對消費品的品質也提出更高要求。

她舉例說，這兩年高品質、舒適型的汽車SUV消費增速在30%以上，但是汽車整體消費增速大概7—8%。今年前三季度，SUV增長速度同比增長46%。還有手機消費，不是“有”，而是要求“好”，輕便、功能多、相機像素高，好產品出來以後供不應求，不光是國外的蘋果7，也包括國內的華為。這些都說明高品質商品消費潛力巨大。

此外，高品質服務消費潛力巨大。

程建林說，現在對旅遊、文化、體育的服務消費需求增長比較快。今年國慶黃金周旅遊人數接近6億，前四天每天都有1億人在旅遊，旅遊收入增長也比較快，一周達到將近5千億元。好的體育比賽往往一票難求，電影票房近幾年持續高速增長，從2012年、2013年的200多億元票房，到2015年年底，已經猛增到超過400億，今年前三季度票房收入已經達到356億。

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提供的材料，據預測，到2020年，中國水上運動、山地戶外、航空運動等消費市場規模將達到9000億元，到2025年，冰雪運動市場規模將達到1萬億元。而且，到2020年，郵輪旅客數量將達到450萬人，未來幾年年均增長超過30%。

在農村，消費潛力也非常巨大。隨著交通、通訊、物流等基礎設施的改善，再加上農民收入這些年持續增長，在這些因素的帶動下，農村消費增速要比城市快一些。程建林稱，今年前三季度，城市居民消費是農村居民消費的2.4倍，如果城鎮化步伐加快，整個消費規模就會擴大。

跟國際水平相比，中國居民消費提升的潛力還很大。2015年，中國的消費率達到52.8%，但是跟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接近70%的消費率相比，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程建林認為，居民消費的特點從過去的模仿型、排浪式的基本消費逐漸轉化為個性化、多樣化、高品質的消費，特別是在旅遊、文化、體育、健康、養老、教育培訓等領域消費的需求增長更快，潛力更大。從下一步的消費趨勢來看，在中國消費率逐步回升的同時，消費的需求結構也在發生變化，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不斷增強，現在正處於關鍵時期。

盡管消費潛力很大，但是在一些領域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比如，有些領域的調整和升級還滯後於需求的變化，主要表現為高品質產品和服務有效供給不足，制約了消費的持續擴大和升級。

針對這些問題，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也確定進一步擴大國內消費的政策措施。著力推進服務消費提質擴容，包括消除制約養老、教育、體育等領域的消費體制機制障礙，加大旅遊、文化等領域的有效供給。大力促進傳統實物消費擴大升級，主要包括對內外銷日用消費品實行“同線同標同質”，培育壯大綠色消費等。持續優化消費軟硬市場環境，主要包括加大對城鄉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加快推進智慧家庭標準建設等。

這藥對國足可能有效：4億元里皮，足協摘“官帽”

3年至少5000萬歐元?

近日，當花費7600億元治理的北京霧霾依舊揮之不去時，中國足球又給人們一個訝異：名氣最大、奪冠最多的意大利名帥、2006年世界杯冠軍教頭馬塞洛·里皮有望成為中國男足國家隊下一任主帥。當然他的薪水也是中國隊歷任“洋教頭”中最高的——據外媒報道，里皮團隊的年薪高達近2000萬歐元，若屬實，在中國執教的三年，其收入將達近6000萬歐元（約合4.4億元人民幣）!

雖然其中的四分之三由恒大俱樂部以“恒大足校顧問”的名義支付，但對於第9位外教的到來，球迷卻異乎尋常地抱以“薪水越高、足球越爛”的評價。

尤其是世預賽亞洲區12強賽，國足客場0-2不敵烏茲別克斯坦，小組墊底，基本宣告沖擊2018俄羅斯世界杯已經失敗，這讓最近幾年湧入的足球投資潮變得有些尷尬——盡管有恒大的榮耀、中超天價賽事版權、中國土豪不停在歐洲足壇買買買，但國足的慘敗戳穿了泥塑外的金箔，人們更是直接對中國的足球管理模式，尤其是體制提出了質疑。

事實上，隨著2014年全國體育局長會議制定的《以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和單項體育協會改革試點為突破口，深化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方案》等政策的推進，今年2月，“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已撤銷，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的“脫鉤”也已基本完成，中國足球曾經“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組織描述也成為歷史名詞，不複存在。

10月1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則明確，年內完成體育類社團與機關脫鉤第一批試點，推進職業聯賽改革，推動學校、企事業單位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

“中國體育包括足球要長遠發展，勢必打破官辦，這已經是一種方向，從長期看，中國足球最終要良性發展必然是這樣；但短期看，還不是這麽簡單的事情。” 動吧斯博體育文化(北京)有限公司CEO白強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足球改革進入“快車道”

對於足協，投資人是愛恨交織，所謂“愛”是在中國足球職業化發展的最初時期，帶有行政特征的足協是改革的啟動者，帶著光環與希望。

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元年。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當年作出這樣的選擇也是中國足球背水一戰的選擇，因為在當時中國體育體制轉向“奧運戰略”的背景下，足球的處境到了被拋棄的邊緣。

“不變”意味著死路一條，“變”又意味著對市場的風險難以把控，在一個長期奉行專業體育的舉國體制環境里，最初的足球改革采取了由非市場手段推動市場化改革的路徑，由帶有行政屬性的中國足協來擔任市場化建設的啟動者和孵化者。

正如人們在1994年開始走進超市的新鮮勁一樣，中國足球職業化的初始發展也很高亢，從1994年到2004年，投資一家足球俱樂部從1993年的100萬元迅速被“炒到”2000萬元甚至更高，俱樂部平均年廣告收益從最初的幾十萬增加到3000萬元上下。

在亢奮與喧囂中，中國足球背後的“黃、賭、毒”等問題也浮出水面，“管辦不分、政企不分，出現了假、賭、黑的醜惡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與體制和機制有關系”的觀點屢屢被提出，但矛盾的爆發多限於俱樂部與中國足協官員之間的“口水與利益”的博弈戰，直到2009年的“反賭風暴”，人們真正開始痛定思痛。

以2014年為開端，中國部分單項體育協會即將走出與行政機構、事業單位脫鉤或半脫鉤的改革一步，足球就是打頭陣者。

去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下稱《方案》)，明確提出：“按照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原則調整組建中國足球協會，改變中國足球協會與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組織構架。”

2015年8月中旬，《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正式對外公布。今年2月，“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撤銷，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的“脫鉤”也已基本完成。這也標誌著中國足協的調整改革進入了“快車道”。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足球改革中的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劃時代舉措，因為在歐美足球發達國家，也大都有著類似於‘中國足協’這樣全國性的統一管理機構，名稱叫足協、足總或職業大聯盟等。這些機構是純粹的行業協會，沒有半點兒‘官方性質’。” 斯邁夫體育產業有限公司總裁袁方表示。

比如英超聯賽之下，有英足總管轄的7個級別賽事，再往下則有地方足協管理協調的17級業余和草根聯賽作為支撐。草根球隊從底層打拼向上，遇到不同級別賽事均有明確的準入規範和退出標準。足球管理機構一是執法監督，二是體系管理。意大利足協和職業聯盟管理的聯賽共有10級，其中作為金字塔基之一的第8級聯賽囊括1668支球隊，比賽組織與協調全仰賴地方足協管理。成績出眾的民間球隊若能從底層註冊打拼後升入第5級別聯賽，地方足協便將其送至足協管理之下，讓其有繼續上升的空間。

“從3月《方案》印發後，去行政化已是大勢所趨。而改革不是抽象行為，最終必須落實到人、財、物等具體的資源配置和政策定位上。是需要配套政策進一步細化，並務實推動，否則就流於形式了。”白強說道。

各地水平參差不齊

“但改革肯定不能一刀切。” 一中部地區足球協會負責人表示，畢竟涉及生存問題，如果生存都解決不了，又能做什麽事?能做多大的事?“我所知道的一些足管中心是自收自支單位，場地、資產等什麽都沒有，(要)脫鉤，是要有資源的。”

在這一點上，去年年底，國內第一家與體育局脫鉤、從政府部門轉變成民間社團的地方足協——廣州市足球協會已有突破。

新的廣州足協在內部機構設置、工作計劃、財務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國內國際專業交流方面擁有完全自主權，同時，市足協的工作接受市體育局的指導和監督。

而備受內部人士關註的是廣州足協如何實現公司經營“實體化”。

首先就是財務管理將按照社團法人機制運行，不再作為預算單位，執行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鑒於廣州足協在青訓梯隊的培育方面還承擔著政府相關職能，其相應的經費將按年度通過市體育局報市財政，通過政府定向購買服務方式支付。另一方面，廣州市政府將成立廣州足球發展基金會，吸納社會資源。每年廣州市體育彩票也將按照一定比例，劃撥資金給基金會。該基金會將專項用於支持廣州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和足球公益活動。

除此之外，廣州足協在經濟上將靠自己造血，成立非營利性質的“廣州足球發展公司”，通過市場化運作支持廣州的職業聯賽、業余賽事、國際比賽的運營，開展與足球相關的經營活動，享有該類賽事和活動的知識產權、市場開發和推廣權利。

“資源可以從政府、社會中來，可以成立足球事業基金會，用財政、體彩可以撬動社會資源，以此來搭建平臺。有了產業之後，地方足協生存問題解決了，就能脫鉤了，但還要看每個地方自身以及協會改革者的理念。”白強表示，“在我們具體的接觸過程中是喜憂參半吧，當然還是有敢為之士的，比如成都，這與他們十多年搭建的好基礎是分不開的。”

2012年，成都成為中國足球首批5個發展試點城市之一，為了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成都足協當時委托了咨詢機構美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用國際通行的標準對成都的城市足球進行了綜合評估。在安永的評估報告中，成都足球有優勢也有劣勢。

城市足球發展的好壞，它的體系是否完善，決定了整個中國足球水平的高低。成都市足協工作的出發點，就是構建城市足球完善的體系，城市足球完善的體系包括政策資金保證體系、組織體系、競賽體系、人才培養體系和評估評價體系。通過一年多的摸索，成都形成了初具規模的城市足球發展體系。

白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道，“在整個城市足球的金字塔中，賽事是重要的發展依托。除了成都本地的比賽，更大範圍、更高規格的各類專業、業余賽事也在醞釀、成長。這樣，民營企業的機會與資本也就來了。”

在一些投資者看來，全國像成都、廣州足協這樣的體育類社團並不多。除了城市發展、配套措施跟不上外，有些地區的改革者還處於被動、等靠要的思維模式里。

“此前足球項目是垂直的行政體制管理，從國家、省級再到地市級;足協社團化後，一個省級足協如何調動該地資源?這不僅是足球、體育界的問題，而是整個社團管理、民辦組織的開放性問題，但改革是需要過程的，從長遠看，我們很看好中國足球的合作，也相信3年後，改變的不僅僅是6000萬歐元洋教練帶的國足，還有整個足球環境。”體育產業投資人吳誌堅表示。

中央政治局：有效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註重抑制資產泡沫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8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認為，今年以來，在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下，各地區各部門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民生改善，更加註重預期引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績。

會議指出，前三季度，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迅速，服務業繼續較快增長，金融市場平穩運行，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綠色發展成效顯現，城鎮新增就業好於預期，城鄉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保持協調，社會大局保持穩定。特別是各地區各部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動性增強，去產能、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等取得進展，去杠桿新舉措開始實施，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快成長。同時，經濟走勢繼續分化，地區、產業、企業之間增長情況差異較大，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仍然較多。我們要正視矛盾和問題，保持戰略定力，按經濟規律辦事，紮紮實實做好各項工作。

會議強調，要針對當前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征更加明顯的實際，繼續堅持適度擴大總需求，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註重預期引導，要深化、細化、具體化政策組合，加大工作落實力度，確保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確保實施“十三五”規劃良好開局。

會議指出，要有效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證財政合理支出，加大對特困地區和困難省份支持力度。要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在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同時，註重抑制資產泡沫和防範經濟金融風險。要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項任務，抓緊完成年度重點改革任務。要創造良好發展預期，加強產權保護，做好市場溝通工作。要鞏固投資有所企穩態勢，推動消費平穩增長，促進對外貿易改善。要幫助困難群眾解決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及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大局穩定。要做好安全生產工作，強化責任意識，狠抓工作落實，消除安全隱患。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德意誌銀行：降準或有效緩解當前流動性風險

德意誌銀行高級策略師劉立男近日發表研究報告，詳細分析了年內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狀況，並建議當前可考慮降準等措施來化解潛在的流動性風險。

報告表示，有三大因素自今年8月末起造成銀行間市場流動性趨緊，並且這一影響可能在未來幾月持續，分別是：國內資本流出壓力；央行延長資金投放期限的公開市場操作推高了流動性的平均成本；財政政策對流動性的影響較往常更為顯著。

報告認為，鑒於目前貨幣市場利率有升高趨勢且波動性加大，需要關註這一潛在風險通過金融系統向外負面傳導的可能。建議當前有必要考慮向貨幣系統釋放更多長期、低成本的流動性，以預防金融市場乃至經濟受到任何“未成熟”的流動性緊張以及融資成本上升的沖擊。

德銀分析稱，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或為當前應對上述流動性風險更有效的途徑。原因有三：第一，降準將有助於減輕對中期借貸便利(MLF)展期的擔憂;第二，降準有利於優化銀行的操作成本;第三，與其他流動性工具類似，降準的目的是為重新補足因資本流出導致的國內流動性缺口，預計央行或將貨幣市場利率穩定在短期目標利率即2.25%左右，因此降準不應被解讀為貨幣寬松手段。考慮到貨幣體系所需的基本流動性增長，和今年11月至明年3月間即將到期收回的9600億元人民幣MLF，德銀認為可降準50個基點來替代部分的MLF。

德銀表示，央行采取降準或是其他供應流動性的措施，與當下房地產收緊信貸的政策並不矛盾。報告認為，管理房地產泡沫風險更有效的手段是通過行政管控以及借貸方面的窗口指導。房地產信貸增長若能得到行政政策的有效把控，市場流動性向房地產市場的傳導渠道有限。從另一方面看，保持流動性的傳導，保障企業融資渠道的暢通和穩定，是支持經濟結構再平衡的穩妥之舉，尤其是在目前信用事件頻發導致信用風險再定價的背景之下。流動性狀況的穩定將有助於改善國內資本市場的風險情緒，從而提高對國內外長期投資者的吸引力。

埃博拉原型疫苗被證有效 將快速審批上市

據人民網報道，世衛組織日內瓦時間12月23日對外宣布，已有實驗研究證明，原型疫苗rVSV-ZEBOV能有效預防埃博拉病毒，未來該疫苗有望在美國和歐洲通過快速通道獲審批上市。

世衛組織表示，根據當天發表在《柳葉刀》雜誌上的結果顯示，世衛組織、加拿大、挪威研究機構主導進行的埃博拉疫苗顯示出可以“非常有效地”應對埃博拉病毒。過去一年內，研究團隊研制的名為rVSV-ZEBOV的疫苗，在幾內亞對11841人進行了實驗。在5937名接受疫苗的人中，在10天以上的時間內沒有發現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情況。而在沒有接受疫苗的人中，在10天以上的時間內出現了23例埃博拉病毒感染情況。

世衛組織助理總幹事瑪麗—保羅·基尼表示，實驗顯示這一疫苗非常有效，效率甚至可達100%。研究團隊稱，在大面積疫情暴發時期，該疫苗可靠性能達到90%。

據中新網援引外媒報道稱，制藥商默克(Merck)接下來將向美國和歐洲衛生當局提出申請，預計新疫苗將能在明年通過快速審批的方式獲準上市。

瑪麗—保羅·基尼也透露，一般新藥的批準程序往往得花上10年或以上，但新埃博拉疫苗“可能在2018年”上市。

2013年至2016年期間，西非暴發的埃博拉已導致1.13萬人死亡。資料顯示，埃博拉病毒是能引起人類產生埃博拉出血熱的烈性傳染病病毒，致死率極高。

瑪麗—保羅·基尼表示，“這一疫苗可以有效防範下一次埃博拉病毒危機，人們不再沒有防禦之力”。

僑興私募債事件最新進展 浙商財險公開證據稱保函真實有效

紛擾一周的僑興債務風波因為“假保函”而陷入迷局。12月25日晚間，浙商財險發布多份證據稱保函真實有效，暗指廣發銀行之前說法是在撒謊。

12月23日下午，廣發銀行就“假保函”一事向第一財經轉發了惠州分行辦公室對此的回應：“感謝新聞媒體對浙商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函事件的關註，事件發生後，我分行高度重視，立即組織人員開展調查，經查驗、核實，該保函非我行出具，為不法分子假冒我行名義出具的虛假銀行履約保函。目前我分行已將情況報上級主管單位、當地監管部門和政府主管部門，並已向當地公安機關報案。”

但此前的5月31日，廣發銀行惠州分行曾向浙商財險出具一份《銀行履約保函聲明》，確認與浙商財險就僑興債券簽訂的保函真實合法有效。聲明落有廣發銀行惠州分行行長張中華的名字，並蓋有廣發銀行惠州分行公章。

2014年，浙商財險與僑興集團簽訂保險合同的同時，還與廣發銀行惠州分行簽訂了一份反擔保的保函，廣發銀行由此卷入僑興債風波。

不過，隨後又被曝出這份保函蓋的是“蘿蔔章”，保函可能為假，廣發行已報案。浙商財險公告則稱，確實與廣發銀行簽訂了保函，且一直就此事“與廣發銀行總行及惠州分行接洽與聯系，未獲官方回應。”

事件因此陷入迷局，輿論焦點集中於保函的真假。12月25日晚，浙商財險在官方貼出多份證據，證明該保函真實有效。

浙商財險的公告稱，債券發行兩天前的2014年12月8日下午工作時間，浙商財險工作人員在僑興公司人員陪同下，在廣發銀行惠州分行營業場所辦理了銀行保函面簽手續。

浙商財險稱，今年2月1日，浙商財險工作人員前往廣發銀行惠州分行進行保後回訪，廣發銀行惠州分行出具了回訪回執。

浙商財險還在公告中貼出一份關鍵的證據稱，實際上，今年5月31日，事發半年前，廣發銀行惠州分行曾向浙商財險出具了一份《銀行履約保函聲明》，確認這一保函真實合法有效。

這份《聲明》稱：“惠州僑興電信工業有限公司、惠州僑興電訊工業有限公司在廣東金融高新區股權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備案發行的2014年私募債券項目，貴公司(指浙商財險)就上述私募債券提供了履約保證保險，本行(指廣發銀行惠州分行)就上述私募債券項目履約保證保險於2014年12月8日向貴公司出具了兩份《合作銀行履約保函》。前述銀行履約保函真實合法有效。”

《聲明》除了“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的公章外，還蓋有廣發銀行惠州分行行長張中華的簽字印章。

第一財經記者從多方獲悉，目前，保函真假確實未有最終定論。因為保函涉及金額達10億元，廣發銀行對保函一事非常緊張，正在內部開展調查，當地監管部門和政府主管部門都已知曉該事。

浙商財險公告稱，自僑興債事件爆發以來，已多次與廣發銀行接洽溝通，不過截至12月24日，浙商財險再次向廣發銀行總行和惠州分行發出《有關合作銀行履約保函真實性的詢問》，要求其對保函真實性作出正式回複，目前仍未得到正式回應。

效法里根經濟學，特朗普減稅僅短期有效

今年8月大選時，特朗普曾親口稱將實施可能是里根稅制改革之後最大的稅制改革。如今特朗普即將入主白宮、共和黨掌控國會，大幅減稅政策可能實現，不過特朗普以此希望讓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提高到3.5%以上，讓美國“再度強大”的競選口號能否兌現?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由於所處的時代與經濟環境不同，若特朗普認為通過大幅減稅、增加基建投資就能重複里根時代的輝煌，這是錯誤的。

特朗普的政策舉措與里根經濟學相似，後者雖幫助美國重振經濟，開啟數十年的繁榮局面，不過不能忽略的是，除了減稅和小政府等，里根政策實際上更多的是擴大政府規模，減稅代價也昂貴，里根第一個任期內財政赤字大幅走高。為彌補缺口，里根政府曾被迫增稅11次，包括為了支持社保醫療系統而增加工資稅、增加企業稅等。同時里根時代美國國債幾乎增加三倍。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近日的報告預測，特朗普的開支和減稅計劃將在2018年令美國經濟增速翻番，並將2017年和2018年的美國經濟增速分別修正到2.3%和3.0%，今年則為1.5%。“在財政刺激下，預計2017年GDP回到溫和增長軌道，2018年開始加強。”報告稱，“確實，計劃中的財政刺激能分別促進2017年和2018年GDP增長近0.5%和1%。”

不過，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和美國稅務政策中心(TPC)此前的報告認為，特朗普的減稅計劃從短期看的確可以刺激投資和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然而從長期看卻可能增加聯邦債務，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報告稱，即便考慮到積極的宏觀經濟效應，特朗普減稅政策預計在前10年就將減少7萬億政府收入。由於缺乏補償性措施，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將不得不大量舉債，反過來也意味著美國政府將和私營部門競爭。

特朗普和其經濟顧問曾聲稱減稅計劃導致的收入減少部分，將通過削減開支來抵消，並將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計劃排除在外。

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預算模型系主任斯麥特斯(Kent Smetters)說，要完全抵消減稅導致的債務增加，特朗普必須將非醫療保險和非社會保障開支砍掉一半，或是外國投資者對新美債的持有量占比要達到遠超過歷史平均水平的40%，而這些都不太現實。

專家建議將服務業化列入“新六化” 可有效減霧霾擴就業

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當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同時，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減少，中國勞動力優勢開始喪失，且資源環境的約束不斷增強。

福建農林大學兼職教授、高級統計師姚美雄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提出，服務業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國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擴大就業、化解產能過剩、抑制房地產泡沫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他建議，中央把“新五化”升級為“新六化”即服務業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以此提高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從“新五化”到“新六化”

第一財經：您提出要把“服務業化”加入“新五化”，升級為“新六化”，是出於什麽考慮?

姚美雄：中國對現代化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提高，從“舊四化”到“新四化”，又加上“綠色化”升級為“新五化”。當前，全球經濟正向服務經濟轉變，中國經濟也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把服務業化納入現代化重要組成部分恰逢其時。因此，我建議中央把“新五化”升級為“新六化”即服務業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綠色化。

從中國的現實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根本癥結在於粗放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同時疊加了人口危機。由於未富先少、未富先老，目前，中國勞動力優勢開始喪失，而且資源環境的約束不斷增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應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大力推進服務業化，加快實現由出口導向、投資拉動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向以內需為主、消費拉動、創新驅動的以服務業為中心的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服務大國轉變，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關鍵的一步。

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無疑需要協調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然而，僅靠“新五化”同步發展，還難以實現現代化，還必須大力推進服務業化，實現服務業化。

服務業是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樞紐和主動力，各種生產活動只有在服務意識的支配下，借助於特定的服務手段、服務工具和服務內容等才能生產出來、銷售出去，從而實現價值。

“新五化”也與服務業化密切相關。如服務業化是實現新型工業化的重要保障，發展先進制造業需要以現代服務業為支撐，強化研發設計、市場營銷等服務環節。沒有服務業化的提升，綠色化就難以落實到位。

第一財經：過去多年，中國的服務業也有了快速的發展。將“服務業化”列入“新五化”，會帶來什麽變化?

姚美雄：服務業化是指服務業由產業支撐轉變成主導產業的過程，是服務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以及服務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

過去多年，中國的服務業確實有了很明顯的增長。根據統計，2015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50.5%，服務業從業人員占整個從業人員比重為42.4%，跟我們自己相比確實是增長迅速，但從國際上看，仍然大大低於發達國家70%以上的份額，甚至比同等收入水平發展中國家低10個百分點左右。

中國要實現產業升級，走向中高端，成為國際大國和強國，必須在研發、信息、文化等服務業領域上發力，成為服務業大國和強國，服務業要由產業支撐轉變成主導產業，以改變目前處於國際分工和產業鏈低端狀態。否則只能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繼續充當打工仔角色，獲取廉價利益，付出的是高昂的汙染環境代價。

體制障礙制約服務業發展

第一財經：您認為，中國服務業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麽?

姚美雄：從總體上看，服務業供給不足、比重偏低、結構落後、質量不高、競爭力差和國際貿易逆差大等問題仍很突出，服務業發展的滯後，成了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瓶頸 ”。

當前服務業發展緩慢，最大制約是體制機制障礙，根源在理論認識上的不足。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只有工業、農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和郵電算作是物質生產部門，服務業的許多領域不創造價值被當作非生產活動，這個理論一直影響到現在。

至今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門，服務業還沒有真正被當作一個重要產業來看待，認識上依然存在重產品輕服務，把服務業的不少領域當作公益性、福利性或純意識形態的思想比較嚴重。這直接導致服務業許多行業過於依賴政府的投入，缺乏自我發展機制。

另一方面，政府財力有限，福利性服務事業支出常常不得不讓位於生產性支出，不少服務業領域發展經費捉襟見肘，造成服務業發展緩慢。同時也導致不少地方和部門在發展經濟的思路上，重工業輕服務業的現象依舊，對服務業發展的支持多數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出現了服務業稅負和用電、用水、用氣等高於制造業現象，影響了服務業的發展。

從三大產業來看，目前中國制造業產出已占了世界的20%，眾多低端產業已在全球占據支配地位，一般工業產品供應充足，不少行業還存在嚴重產能過剩現象，進一步發展空間有限。同時，農業的需求彈性較低，農業與工業再保持高速增長將相當困難。

而服務業眾多領域卻供不應求，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後。國際經驗表明，進入工業化中後期，當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時，居民消費將由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升級，服務消費將會出現快速增長。目前中國人均GDP達8000美元，服務業將呈現加快發展態勢。

服務業作為潛力最大的產業能否繼續快速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整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作為中國最大內需潛力所在，服務業化的發展將使中國發展由外在推動轉變為內生驅動，為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新動力。

服務業化可有效減霧霾擴就業

第一財經：這幾天北京又是霧霾籠罩，而且不止是北京，全國越來越多的地方空氣質量堪憂。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服務業更有其急迫性。

姚美雄：是的。傳統粗放型增長方式帶來了過度消耗能源資源以及嚴重汙染生態環境的問題，在中國已經集中出現。服務業是“無煙產業”，具有知識密集、技術含量高、能源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特點，是典型的低碳經濟、綠色經濟。服務業的加快發展可以帶動著整個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業態創新，實現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從就業來看，服務業化是是擴大就業的主要渠道。服務業是吸納就業的天然“蓄水池”。與其它產業部門相比，服務業具有就業彈性大、勞動密集、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並存的特點，能夠吸納各種不同素質的勞動者。

中國是人口大國，就業壓力始終存在。近年來，就業市場呈現大學生就業難與企業招工難並存格局，癥結在於教育與經濟發展脫節。教育實行精英教育，而經濟發展卻長期停留在粗放型增長方式，造成整個社會對熟練技工需求量大，對高端人才需求量較小，尤其是服務業發展滯後，提供就業崗位能力弱。

除了環境和就業外，服務業化也是化解產能過剩和抑制房地產泡沫的需要。產能嚴重過剩和房地產泡沫是當前中國經濟棘手的兩大難題。尤其房地產泡沫已成為當今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基本矛盾的重要根源，已危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房地產產業鏈長，抑制房地產泡沫，不管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都會導致經濟增速放緩，產生較大規模失業人員和地方財政收入減少。服務業加快發展可以充分吸納因化解產能過剩和實現房地產市場軟著陸而下崗的人員，並保持經濟增長平穩。

目前，中國服務業無論是在增加值還是在就業上都已超過制造業，超過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第一產業，已經從產業支撐逐步轉變成主導產業，從國民經濟配角轉變成主角。同為國民經濟三大產業，農業、工業在現代化建設中都有具體發展目標要求即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工業化，而作為主導產業的服務業卻沒提更高發展目標要求，這亟需調整和改變。

山東北京車主發聲：讓更多低排放車上路比限行更有效

1月8日上午，一輛車牌號為魯P1**7M、排放標準為國Ⅳ的馬自達家用轎車，因排汙量只有0.0094克/公里，相當於每百公里排汙量僅0.94克，獲得了中關村空氣汙染防控聯盟、駕道科技有限公司等頒發的2016年第四屆“新藍天貢獻獎”低排放特等獎，獎金1萬元。

另一輛車牌號為魯AM**96的二手捷達車，雖然排放標準為國Ⅱ，行駛里程已達到149357公里，但因為通過維修減排，排汙量從原來的61.24克/公里，下降到維修後的52.49克/公里，削減排汙量8.74克/公里，也獲得了“新藍天貢獻獎”維修減排特等獎，獎金1500元。

頒獎儀式上，32位北京、山東、河北、重慶等地的家用轎車的車主，因愛車每公里排放量均控制在1.7克/公里(0.0349至1.64克/公里)以內，也分別獲得了低排放一二三等獎。

“我們的車輛已經接近零排放了，還要被限行，真的覺得有點冤。”頒獎儀式上，一位山東車主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一位北京車主也對記者表示，“政府的職責是抓住那些高排放的高汙染車，是不斷提升車輛減排的質量。從質上能夠有所保證的話，就不用限行了，質的提升自然就帶動量的更優化。”

機動車排放是大中城市大氣汙染的首要汙染源。汽車尾氣汙染物包含氮氧化物(NOX)、顆粒物(PM)、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和固體懸浮顆粒等有害物質，是造成霧霾等城市大氣汙染的主要原因。

6日晚，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源解析表明，機動車已成為許多大中城市細顆粒物的首要來源，分別占北京31.3%，上海29.2%，杭州28%，廣州21.7%。“北京如果不解決車的問題，特別是重汙染車的問題，改善空氣質量是比較困難的。”

他舉例說，一輛老舊車相當於20-40輛國IV、國V車的排放，一輛重型柴油車相當於200輛小車排放，而且很多不達標。

陳吉寧表示，下一步要建立“以高汙染高排放車輛為重點(把最臟的車要解決)”，以全面信息公開為中心、嚴格排放標準為引領、大數據互聯共享為支撐、嚴格執法監督為保障的機動車管理新模式。

7日，北京市代市長蔡奇在與部分市民座談霧霾治理時也談到，這次橙色預警期間，近40萬輛國一、國二排放標準的車全市範圍內禁行，以及單雙號限行，“對持續霧霾給廣大市民生活帶來的影響和不便深感不安”。

蔡奇表示，下一步也是“高排放機動車治理”，全面供應“京六”汽柴油，2月15日起實施國一、國二輕型汽油車五環路內限行，全年淘汰30萬輛老舊機動車，兩年以上的出租車完成三元催化器更換。

紅色預警中的北京城，實行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攝影/章軻

“研究發現，空氣中如果PM10的數值比PM2.5高，應當是以工業汙染為主;如果PM2.5數值高於PM10，一定是機動車汙染更重。北京近十幾天連續的汙染，我們觀察發現，PM2.5占到三分之二，PM10就占三分之一左右，這個數據證實北京市是屬於以機動車排放為主的城市。”頒獎儀式上，中關村空氣汙染防控聯盟理事會主席顏梓清說。

她對記者表示，通過幾屆“新藍天貢獻獎”的推進，讓她更加認識到，“機動車汙染防治的重點，就是把小部分高汙染的車抓出來，而不是讓所有的車都限行，讓民眾都享受不到車給人們帶來的方便。”

此前的一項研究成果顯示，各地在用車中有10-15%排放嚴重超標，其汙染量占當地機動車排放總量的50-60%。如政府采取措施強制限行約15%的高汙染車，就能快速削減約70%的汽車汙染總量，可降低大氣汙染總量30%以上。

頒獎會上，原中國環境報社社長楊明森表示，“對車不能是有罪推定，認為所有的車都有毛病，按照年頭、尾號一刀切，這種有罪推論不公平。”他說，事實證明，17%左右的高排放車就是“壞人”，但不是一棍子打死，通過體檢、維修還是能達標排放的。

記者在現場采訪時還了解到，其實所謂列入“六年免檢”的車輛，排放照樣超標。“我們在檢測時發現，一輛2011年的國IV車，雖列入‘六年免檢’之列，但實際排放量是6.15克/公里，而國IV標準新車的限值是1.18克/公里。另一輛國IV車排放量是6.13克/公里，是新車國IV標準的5倍。”駕道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馬亮說。

“數據說明，‘六年免檢’的政策是值得推敲的，因為並不是六年內的車就不是超標車。”顏梓清說。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對於機動車汙染防治，部門間聯防聯控的局面正在形成。除環保部外，交通運輸部日前也表示，“嚴格執行交通運輸裝備排放標準，推進汽車檢測與維護制度(I/M制度)建設，在京津冀地區開展試點示範。”

“藍天貢獻獎”主要是對檢測後的超低排放車輛和維修後減排量大的車輛進行頒獎，分為月度獎(資金總額10萬元)和年度獎(資金總額50萬元)。其中，低排放獎是指按當月體檢車輛的排放量(CO、HC、NOx之和)大小進行排名和評獎，排放量較小的中獎;維修減排月獎是指按當月體檢車輛當月維修後削減的排放量(CO、HC、NOx之和)大小進行排名和評獎，削減量較大的中獎。

1月8日上午，“藍天貢獻獎”2016年第四屆頒獎儀式。攝影/章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