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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失去蘋果供應商地位 半導體廠商戴樂格股價暴跌20%

由於金融分析師警告可能會失去蘋果供應商地位，英德合資半導體廠商戴樂格半導體(Dialog Semi)周二股價暴跌20%。

11日據CNBC消息，分析機構Bankhaus Lampe宣布將戴樂格半導體的評級從“持有”下調至“賣出”，並在其一份研報中稱蘋果正在為iPhone研發自有電源管理芯片，最早或在2019年替代戴樂格的電源管理集成電路(PMIC)。

該機構估計，2016年蘋果一家公司就占到戴樂格半導體營收的逾70%。戴樂格股價盤中一度大跌36%至七個月低點。

Bankhaus Lampe援引未具名的行業消息人士稱，蘋果正在慕尼黑和加利福尼亞設立兩個電源管理芯片設計中心，並稱蘋果已有約80人的工程師在研發自己的電源管理芯片。

該公司分析師Karsten Iltgen表示，一位知情人士已經確認，蘋果正在慕尼黑招募戴樂格的頂級工程師。戴樂格發言人拒絕就此置評，稱公司未計劃發布任何官方聲明。

一周前，蘋果已展示了自己對供應商“生殺予奪”的威力，由於蘋果宣布在包括手機、平板電腦和手表等多個新產品中停用英國Imagination科技公司的圖形技術，Imagination的股價當天暴跌60%。

上海家化董事長張東方：失去花王代理的缺口將很快填平

4月26日晚間，上海家化(600315.SH)發布2017年一季報財報。數據顯示，一季度，上海家化實現營收13.4億元，同比下滑13.04%;實現凈利1.08億元，同比下滑15.03%。

不過，在剔除代理花王業務後，公司的營業收入同比上升14.54%，而歸屬上市公司股東凈利潤則微增1.79%，而這些收入幾乎全部來自於自主品牌。上海家化董事長張東方在今天的業績發布後的電話會議中強調，如果剔除花王業務的影響，家化公司營業收入所其實實現的兩位數增長。而一季度公司實現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1.77億元，同比增加80.34%。

上海家化從2012年1月1日起代理銷售花王的部分產品，代理合同於2016年12月31日到期，合同到期後不再續約。不可否的是，花王在上海家化的收入中占比不小。

記者梳理近年來的財報發現，在2013年到2015年這三年間，公司代理花王業務的營業收入從5.11億元增長到13.47億元，占比由11.44%提升到了23.05%。2016年度公司代理銷售花王產品業務的營業收入則為9.45億元。不過，從凈利潤角度看，花王業務對上海家化的貢獻並不像營收那麽重要。在2015年，代銷花王的凈利潤為8560萬元，僅占當年公司整體凈利潤的3.87%。

面對去年銷售近10億元的花王業務的缺口要多久才能夠填平?張東方自信滿滿地給出答案是“很快。”她表示，家化目前自由品牌的增長勢頭良好，“15%的增長相當於行業同期平均增長的兩倍。”同時，旗下代理的新的母嬰品牌業務以及口腔護理片仔癀在未來會有一個很好的前景。

張東方提及的母嬰新品牌是家化新晉代理的英國品牌TommeeTippee。在2016年財報發布的同一天，上海家化宣布成為PMM旗下嬰兒餵哺品牌TommeeTippee等在中國大陸市場的獨家經銷商。官方資料顯示，Tommee Tippee是目前英國市場份額第一的全球性嬰幼兒餵哺高端品牌，其產品橫跨餵哺、安撫和尿布清潔三大品類，並且在新生寶寶餵哺、幼兒餵哺、餵哺輔助用品等細分市場都有優異的表現，在英國占據了超過50%的市場份額。目前，家化在八大母嬰系統已經有四千家左右的門店。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在家化換帥後，公司做出了多項調整，提及要註重品牌建設。在今年3月的經銷商大會上，家化宣布佰草集品牌簽約劉濤作為品牌歷史上首位代言人，而另一個占到國內花露水市場70%的六神則是簽約華晨宇，稱聚焦90後消費群體，推進年輕化進程。

去年以來，本土和外資品牌商都開始強化渠道鋪貨。或是看到了這樣的行業趨勢，張東方一直強調，強化與渠道商合作是家化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據了解，一季度公司在部分電商平臺上實現了代理轉直營，大促活動、供應鏈、市場推廣等環節的反應速度也有所提升。

數據顯示，目前上海家化通過多品牌基本完成全國全渠道覆蓋，在全國4 個直轄市、291 個地級市(含省會城市)、361 個縣級市控制1500 家專櫃及品牌專賣店、1.2 萬家大型賣場，擁有30 萬家的分銷網點。

雖然家化方面表示2017年公司的營業收入相比2016年度(扣除代理銷售花王產品業務後)的營業收入將實現兩位數的增長。

不過，行業人士的看法依舊持謹慎態度。來自申銀萬國的一份研究報告就認為，公司內部調整還需要一段時間。雖然今年公司采取了必要的應對措施，但終端消費不景氣，線下傳統渠道持續下滑。此外，這份報告還指出公司與新的代理品牌磨合仍需時間。所以短期看，公司業績將繼續面臨壓力。

周航的失去：一位理想主義企業家的最後一搏

財經雜誌 2017-05-03 11:41

*本文系《財經》雜誌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張珺。

正在逐步退隱江湖的周航，在2017年4月17日突然殺了一個回馬槍。他積攢的情緒在當晚爆發，這也打破了他自2016年下半年以來，精心為自己塑造的平靜。

這一晚，在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周航發布聲明，矛頭直指樂視。聲明表示，易到確實存在資金問題，直接原因是樂視對易到的資金挪用13億元。

當日，樂視發布了一封措辭強硬的回應，稱周航此舉堪稱“農夫與蛇的現代版，令人憤慨”。之後雙方各執一詞，關系破裂。最終，周航帶領創始團隊集體離職。

周航想要最後一搏，以挽回他一手創立的公司。周航於2010年5月創立易到，這是國內最早的共享出行平臺。公司在2015年運營狀況出現危機時，周航接受樂視7億美元入股。後者占易到股份70％，是易到的控股股東。2016年初，樂視派新的管理團隊進駐易到，何毅任董事長、彭鋼任總裁，並於同年易到法定代表人由周航變更為彭鋼。

在這一年，外界一度傳出周航已經出走易到的消息，周航雖然任職CEO，但是已經越來越少在易到的公開活動上露面。2017年4月9日，媒體報道周航以合夥人身份加盟順為資本，但並未從易到離職，依然是易到CEO，同時仍對易到持有股份。

《財經》記者了解到，13億之爭只是雙方交鋒的表面說辭，而實質引爆戰爭的是，雙方就誰來接盤易到產生分歧。一位接近樂視的知情人士告訴《財經》記者，樂視正在賣一部分老股引進二股東。就在周航公然叫板樂視的前一天，4月16日周航和樂視已經在內部經歷一輪交鋒——周航力主引進的投資者，遭到樂視拒絕。

2016年最後一天，他發表的文章《一場關於120歲的湖畔夜話》中，流露出對人生放松、從容狀態的向往。周航寫道：在一系列旋轉、上升與更叠之後，現在的我，想獲得有舒適度的空間去自由調整一段時間。“這個想法，是我當下發自內心，最想做的事。”

而在他最近一次發表的演說中，站在湖畔大學演講臺上、面對比自己小兩屆的學弟學妹，周航又說：“失敗就是創業的一種宿命，是不可避免的東西。”

一直以來，周航給外界傳遞的信息是，他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一位尊重商業規律勝過想打贏戰役的創業者；一位已經正確認識了成功與失敗，並且找到了一種平和的方式和自己相處的中年男人。但多數人都沒有料到，僅僅距離他發表“人生感悟”演講過去了20天，周航便以一種如此激烈的方式殺了回來。

“外面人看起來是財富，當事人行動的時候是為了利益，內心卻都是感情。”網約車品牌快的創始人，陳偉星頗為動情地對《財經》記者感嘆。“沒有創始人甘願被邊緣化。”一位接近易到FA(財務咨詢)的人士對《財經》記者說。

在某種意義上，從2015年接受樂視的控制開始，周航就“失去”了自己曾經一手創立的公司。過去兩年多時間里，他始終在走與不走中糾結，在與自己、與樂視做鬥爭，他曾表示厭倦殘酷戰爭，也曾表示希望可以“輕松和自己相處”，卻最終以一種曾經自己都厭惡的方式再次跳進了漩渦中央。

周航的潔癖

周航的人和不喜歡周航的人各有各的理由。喜歡他的人認為他簡單直白，有理想、有遠見、有情懷，是一個難得的有真性情的人。一位易到離職高層將他形容為“一個導師”、“一名紳士”。資深媒體人駱軼航則說他有“少年氣”。

不喜歡他的人認為他做作、愛顯擺。一位行業競爭企業的高層人士將他評價為“書生”。而一位早年接觸過但最終沒有投錢給易到的投資人說：“周航是一個‘夢想家’，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他話峰一轉又說：“實施的時候太理想化，容易瞻前顧後。”

周航的老朋友谷懿對上述說法表示憤慨，在她看來，周航是一個“有理想的企業家”，兼具人文關懷、社會責任和商業底線。“但是商業理想和商業底線不一定能在中國成為最後的商業贏家。”谷懿認為這受制於中國不理想的創業環境。谷懿曾擔任過四年印象筆記中國區CEO，現在是矽谷知名風險投資基金和米資本的創始人，她和周航相識已經有六七年時間。

周航19歲就開始創業，為此他還在大學輟學一年。大學畢業後，由家人提供啟動資金，周航開始了賣音響的生意。早在2003年周航就實現了財務自由，一家人定居加拿大，生活富足、幸福。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樣的生活已經完美，但是對於周航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人來說，財務自由之後的無所事事讓他感到痛苦。2003年到2010年，這七年糟糕到了極點。

他曾對媒體回憶，自己坐在自家院子里，盯著一片樹葉，從脫落到飄下來好幾十秒，他就一直盯著它，直到樹葉落在地上。最難受的時候，他還在母親的陪同下去看了心理醫生。2010年周航從加拿大回國創立易到，為的是“要過一種富有創造力的生活”。

周航對價值感的追求高於對資本的向往。創辦易到之初，他的目標是做一個價格和服務均高於出租車的高端出行品牌，“讓所有的司機能夠體面生活，讓所有用戶能夠美好出行。”

周航對於用戶體驗的追求極其苛刻，甚至可以說是“潔癖”。他最早用的就是“選車邏輯”，用戶可以自由選擇車型。此外，他要求易到的司機戴白手套接送乘客——這種體驗在行業逐漸規範的當下，都還不能被滿足，更不要說在行業處在野蠻生長的初級階段。

重來一次，我們依然堅持雙向選擇、高品質服務。”2016年8月在經歷滴滴、Uber中國合並後，周航對《財經》記者進行書面回複時說。

谷懿用“仗義”來形容周航，而這種仗義不光是對朋友、用戶，還包括對平臺上的司機。谷懿對《財經》記者回憶，一次她坐易到的車，中途司機被抓了，她隨手發消息告訴了周航，周航說：“把司機電話給我，我來處理。”之後他親自安排去“撈人”。

“周航想做的是創造價值，而不是貶低對手。”谷懿說，這種價值不僅是商業價值，更是對於每一個個體的價值，這也是為什麽他會在乎平臺上作為個體的司機的感受。

從公司創立的第一天起，周航就一直希望可以“在正確的商業規則之下贏”。他非常看重合理的商業模式和盈利空間——這也確實是大多數生意的必備要素，只是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卻不這樣想。“從第一天開始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個補貼的生意，不是短期能賺錢的模式。”快的天使投資人、阿米巴資本創始管理合夥人王東暉告訴《財經》記者。

在此思路之下，滴滴、快的開始依靠資本彈藥迅速擴張。在2012年先後成立的滴滴和快的，起初兩年資本尚未大規模進入，轉折點發生在2014年1月1日，騰訊等公司以1億美元入股滴滴，這是資本首次以億美元為規模進入網約車行業，徹底打破了雙方的融資節奏。

2014年滴滴拿到共計8億美元的融資，截至2015年1月快的在該年度拿到7億多美元。與此相對的是，2014年易到僅接受了由GIC（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領投的一輪投資，規模在億美元及以上美元。

“滴滴、快的拿的錢里面，至少有3億美元應該是易到該拿的錢，但我們並沒有要，當時收支比較平均。”上述易到的離職高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說，“他們拿了錢，補貼，完全就像不要錢一樣，坐專車比坐蹦子還便宜，這個市場就完全混亂掉了。”

易到聯合創始人、高級副總裁楊蕓近期接受《第一財經周刊》采訪時說，易到在C輪融資的時候是可以一次拿到7億美元的，但周航沒要。“他覺得，只要把產品做得足夠好就行，靠撒錢去獲取用戶，留存率是不高的。”

周航也曾對媒體回憶，大家都打價格戰的時候，易到的做法是絕不參戰，結果很慘。2014年紅杉資本的周逵找到周航，和周航談了三個小時，但還是被周航拒絕了。“後來這個行業融的錢越來越多，不斷加碼，我們沒跟上，也就錯失了機會。”

支撐滴滴、快的融資速度的，是騰訊和阿里支付戰爭的野心。而易到唯一的戰略投資人是攜程，其在2013年12月和2014年8月兩次入股易到共計5300萬美元。

Uber中國創始團隊成員談婧撰文說，當年網約車戰爭中，易到相當保守，原因之一是其獲得了獨家的優質流量導入——攜程的機場單子，這讓易到活得非常舒服。

市場上甚至一度傳出攜程要收購易到的消息。前述接近樂視的知情人士表示，攜程也曾出現在易到的接盤者備選名單中，但出價實在太低。不過一位接近攜程投融資部的投資人告訴《財經》記者，攜程目前對易到已經沒有興趣。

王東暉認為易到的“金主”不如滴滴和快的，是導致其落敗的核心原因之一。事實上，易到差點獲得了百度的投資，但因政策突然搖擺使融資告吹。百度轉頭投資了Uber中國。

周航的“潔癖”還體現在對公司的控制權上——這也直接導致了易到一而再再而三與資本擦肩而過。“周航不喜歡把公司的主宰權交給投資人，所以他沒有拿太多的錢。”一位易到離職員工對《財經》記者說。周航也曾反思：“我融錢其實一直都不困難，在C輪的時候有機會拿很多錢，但是我們沒要。一方面考慮股權會稀釋，另一方面我是奔著盈利去做的，目光全在客戶身上。”

面對政策，易到表現出了比競爭對手更多的合規，這背後是更多的畏懼和妥協。2014年8月，北京市交通委運管局下發《關於嚴禁汽車租賃企業為非法營運提供便利的通知》，叫停私家車租賃，易到依據規則進行整改，這事後成為周航最懊悔的事件之一。

“2014年是我們最順利的一年，當時我們是80％的市場份額，面對政府壓力的時候，我真的就把所有的私家車停了，現在看起來是犯了巨大錯誤的。”周航對《財經》記者說。

一個致命的打擊是，在瘋狂補貼一年後，2015年2月14日滴滴、快的宣布合並，這意味著合並後的滴滴快的以超過80％的市場份額形成行業壟斷。

當周航清醒認識到形勢的時候，易到已經很難找到錢了。

無奈之下，易到於2015年10月接受樂視7億美元投資，樂視以此獲得了易到70％股權，成為易到的控股股東。樂視入股之後，樂視網監事吳孟為易到第一大股東，占股66.67％；周航為第二大股東，占股25.33％；此後依次是易到聯合創始人、高級副總裁楊蕓的2.29％，以及聯合創始人、CTO湯鵬的1.91％。

上述易到離職高層人士告訴《財經》記者，當時除了樂視之外，還有一些投行想進軍出行行業，投滴滴投不起，就想投易到。

易到最終選擇樂視是看中後者的生態布局——不僅為易到帶來資金，還能帶來生態資源，比如樂視手機就能幫易到觸達用戶。

“周航是那種寧願優雅地輸，也不想狼狽地贏的人。”一位易到離職高管說，“打流氓不用打流氓的方法，用打紳士的方法，這個事情會吃虧。”

2016年底樂視資金鏈斷裂，危及易到，剛剛起死回生的易到再一次被推倒了懸崖邊上。圖/CFP2016年底樂視資金鏈斷裂，危及易到，剛剛起死回生的易到再一次被推倒了懸崖邊上。圖/CFP

公司失控

周航沒有想到，在他接受樂視入股的一刻，這家公司就已經失控了。

樂視接盤易到之初，周航和樂視度過了一段相對和平的時期，持續時間大概在半年左右。上述離職高層人士回憶，在2016年一季度、二季度易到的發聲比較頻繁，單量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增長。

在這段時間里，樂視相繼派出何毅出任董事長、彭鋼出任易到總裁，並在2016年6月27日完成工商註冊信息變更，易到法定代表人由周航變更為彭鋼。彭鋼此前在樂視控股任CMO一職，深受賈躍亭器重，被認為是在樂視體系下培養的典型的生態型人才。他加入易到的任務是——一年內日單超過100萬，趕超Uber。

周航認為彭鋼是一個可以彌補自己短板的人。他告訴《財經》記者，創業像一面鏡子，更多的是認識自我，認識自我並不是說要改變自己，而是要通過團隊的協作。“我知道自己有缺陷，就要有意識地找到這方面特別強的一個人來做搭檔，比如彭鋼。我們應該是互相要靠在一起的，過去我們沒有靠在一起的感覺，現在開始有了。”

微妙的轉折點就是發生在易到數據增長還不錯的時候，2016年4月周航發布內部信，宣布要在二季度正式推出“生態專車”。官方對“生態專車”這個帶有樂視色彩概念的解釋是，在滿足用戶高品質專車出行的需求之外，還可以給用戶提供影視劇、體育賽事、電商、遊戲、音視頻通話等樂視生態服務。

周航在2016年易到年會上說，要忘記潔癖式的創新，心態歸零，重新出發，像一個全新的創業公司。“我們需要一場戰鬥證明自己，我們不僅可以做一個創新者，更要做一個勝利者。”

上述離職高層人士表示，樂視投易到是希望易到作為樂視生態的一個出行火箭，易到的數據那時候很漂亮，顧及到整個大生態的戰略，易到的角色需要發生改變。但是對於這種角色的改變，“老易到人”有一些不能接受，同事們開始陸續離職。

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易到離職員工說，在樂視團隊進駐之後，易到經歷了一場“大換血”。受災最嚴重的區域之一是市場部門，因為市場部門對於品牌形象、宣傳策略最為敏感，而營銷正是這位新任總裁的老本行。“你可以看，樂視進入之前和樂視進入之後，他們公眾號的畫風完全不一樣。”一位行業競爭者的總監級別人士對《財經》說。

上述離職高層人士則說，樂視的文化是雞血、激進，這本身不是壞事，但是想要融入原有企業的基因，單靠一味地要求、脅迫文化融入，會比較難。不過這名高層人士也承認樂視的到來實際上延長了易到的戰鬥力，即使從現在來看，樂視對於當時的易到來說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2016年8月1日，滴滴收購Uber中國區業務，滴滴進一步壟斷中國網約車市場。根據艾瑞數據，2016年一季度，在互聯網專車市場滴滴以85.3％的訂單居行業之首，Uber、易到用車和神州專車的市場份額分別是7.8％、3.3％和2.9％。這意味著滴滴和Uber中國合並後，市場份額超過九成。

9月，周航和一行人去了美國矽谷，一位和他同行去考察的人士告訴《財經》記者，那時周航就已經在四處尋找新的項目和機會。

事實上，自2016年6月周航就開始逐步隱退。周航在此次聲明中表示，2016年6月之後，樂視強勢派駐了以彭鋼為首的管理團隊，包括自己在內的三位聯合創始人，均陸續淡出管理層，但是應樂視要求，避免引發外界過度猜測，影響融資，他們就以名留實走的方式（對外保留職務，保留人事關系並領取象征性薪酬），並未高調對外公布。

2016年底樂視資金鏈危機爆發，危及易到，剛剛起死回生的易到再一次被推到了懸崖邊上。“易到有今天的局面，歸功於他們（樂視）吧。”一位易到員工憤憤地說。

最後一搏

周航沒有放棄，他試圖通過最後一搏，挽回自己已經失去的公司。只是這一次，一個理想主義者選擇了一個曾經自己都厭惡的方式。

2017年4月17日周航突然發布聲明，矛頭直指樂視。聲明表示，由於樂視眾所周知的原因，不可避免殃及易到，易到確實存在資金問題，直接原因是樂視對易到的資金挪用13億元。

在周航發布聲明後，樂視也發布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回應。這封回應揭露了另一個事實——2016年11月樂視控股以樂視大廈作為抵押物，以易到為主體獲得14億元聯合貸款，雙方約定1億元用於易到，13億元用於樂視汽車生態。

據接近樂視的投資人向《財經》記者透露，樂視從去年樂視危機爆發以來，一直在通過各個渠道“找錢”，但是進展非常不順，這14億元是樂視找到最多的一筆。最終樂視是以易到的名義向中植系借高利貸，說明通過其他業務板塊在其他地方已經借不到錢，相比之下易到還有現金流。位於北京的樂視總部大廈是樂視最好的樓宇，也是唯一沒有二次抵押的大樓。樂視除了房產抵押外，利率也很高，在15％上下，並協議抵押了一部分樂視旗下業務的股權。

不過，13億之爭只是雙方交鋒的利器，而實質上引爆戰爭的是，雙方就誰來接盤易到產生分歧。上述知情人士稱，樂視要在不放棄控股權的情況下出售一部分老股，引進二股東。就在周航公然叫板樂視的前一天，4月16日周航和樂視已經在內部經歷一輪交鋒——周航力主引進的投資者，遭到樂視拒絕。

周航力圖引入的是“某想進入互聯網的大型投資控股型企業”，有業內人士猜測是複星集團，但是樂視以出價太低、生態協同性弱予以拒絕。上述接近樂視的投資人說，樂視的開價很高，他們想以樂視2015年10月入股易到的價格賣出——7億美元獲得易到70％的股份。“據我了解複星是不會投的，易到還有一大堆窟窿，這麽多的應付款，可能就是一個無底洞。”該人士說。

《財經》此前報道，易到每個月需要燒1億－2億元人民幣以和滴滴競爭，並且看不到燒錢結束的那天。

樂視有自己的備選方案，其中意的接盤者就是在樂視公告中所提及的“戰略合作夥伴”。據《財經》記者統計，樂視汽車在中國的戰略合作夥伴有博世集團、北汽、比亞迪和東風。“夥伴不僅能提供資金，還能有協同效應。老賈還是因為有選擇的籌碼，所以才拒絕了。”上述知情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

這位知情者認為，周航的激烈舉動是為了給樂視方面施壓，同意他的方案。

一位接近易到FA（財務顧問）的人士說，周航希望攜投資人回歸易到——特別是在網約車新政過渡期屆滿之後，政策層讓易到與滴滴回歸一個起跑線，甚至易到在高端出行市場更有積累，這讓周航看到了機會。

新的投資者、網約車新政，這些關鍵字眼在周航的聲明中都不動聲色地出現。他在聲明中說，基於對出行行業前景的判斷，以及易到在市場多年的積累和良好的用戶口碑，“一直有機構有信心、有意願、有誠意投資易到”，另外他還說，網約車新政之後，市場經歷過瘋狂補貼大戰，又重新回歸到理性和以服務為核心的新階段。

“外面人看起來是財富，當事人行動的時候是為了利益，內心卻都是感情。”陳偉星對《財經》記者感嘆，“我和身邊很多人都不希望看到這樣，創業不容易，有的時候老大是弱者。”陳偉星的另一個身份是周航在湖畔大學的同班同學。

周航既沒有選擇像當年大眾點評的創始人張濤、快的打車的CEO呂傳偉一樣輕松地全身而退，也沒有甘於在公司成為一位稱職的職業經理人。他和去哪兒的創始人莊辰超選擇了同一條道路——在其自我意誌和戰略資本的沖突達到頂峰後，選擇離開。

在莊辰超不知情的情況下，去哪兒的控股股東百度和攜程簽訂合並協議。三個月後，他用一句“去哪兒的故事結束了，托付與我的信任悉數交付了”，結束了他與去哪兒11年的創業征途。

同樣的，在和樂視大戰了幾個回合後，2017年4月20日周航帶領兩名聯合創始人集體辭職。一天後，易到官方任命新的管理團隊。就這樣，周航離開了他“相生相依余6年”的創始公司。據《財經》了解，易到已啟動香港上市計劃。一位知情人士稱，周航幾無可能再回易到。

“這真是一個鬧劇”一名業內人士如此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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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共同目標的互聯網手機，何去何從？

Alter 2017-05-01 20:39

本文系Alter聊IT（ID：spenws）對i黑馬投稿，作者Alter。

榮耀總裁趙明在2017 GMIC上以“風物長宜放眼量”為主題講了當下互聯網手機的本質，另一家互聯網手機的掌門人雷軍登上了新一期的《奇葩說》，魅族仍在忙著開一場又一場的發布會，楊元慶則直接放棄了手中的互聯網手機品牌……進入互聯網手機的下半場，場上的玩家們似乎失去了盯著競爭對手的興趣，選擇了自顧自的打法。

這個時代最大的特點就是變化，三年前，互聯網模式被手機廠商奉為圭臬，更有一大批創業者趨之若鶩。時至今日，一些互聯網手機走下了銷量的神壇，一些互聯網品牌連忙洗白，一些廠商直接砍掉了看來似有些累贅的互聯網子品牌。從山頂到谷底，許多人給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釋，但經常被忽略的因素就是互聯網手機的共同目標。

就好比在電子遊戲中，上千萬的玩家有著共同的目標，遵循著相同的規則，遊戲才能一直玩下去。對手機廠商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尤其是迅速誕生的互聯網手機模式，崛起離不開共同目標的確立，唱衰與共同目標的喪失不無關系。在此回顧國產手機發展過程中的幾個重要節點，以及當下如何實現新秩序的重建。

第一個共同目標：國貨

在2015年及之前，是互聯網手機的上升期，也是國內手機市場最為熱鬧的階段，並誕生了性價比、搶購、粉絲社區等一系列新名詞。然而，性價比也好，饑餓營銷也罷，現在來看只是手機廠商博眼球的手段，互聯網手機的真正目標還是“國貨”。

猶記得互聯網手機廠商們“打土豪分田地”的豪言壯誌，都想成為中國版的蘋果或三星。正如雷軍後來談及創辦小米時的初衷：“我的夢想有點誇張，就是想改變中國產品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讓老百姓用上優質的產品。”彼時優質產品的代名詞很少人會和國產貨相關聯，手機行業尤是如此。更為典型的還有老羅和他的錘子，盡管大張旗鼓地售賣情懷，依舊贏得了不少文藝青年的青睞。

就現在來看，即便榮耀、大神、IUNI等懷揣著阻擊小米的嫌疑，但從產品和營銷上來看，他們的格局並沒有局限在小米這個新興品牌上，而是想要借助互聯網的形式和頭部的蘋果、三星等一決高下。於是，那時候的手機發布會還沒有撕逼競爭對手的行為，而是講品質、提創新、比工藝，恰是當時國內廠商較於國際品牌相對薄弱的地方。

這一共同目標不可謂不成功，HTC、LG、Sony等在中國市場的處境每況愈下，三星、蘋果的市場份額也有著不同程度的下滑，華為、小米、聯想等成了銷量排行榜上的第一陣營。

第二個共同目標：份額

2015年來臨的時候，不少手機品牌信誓旦旦地定下了高於預期的銷量目標，諸如小米、華為、TCL、聯想等均定下了1億的目標銷量，特別是有互聯網品牌代名詞之稱的小米，幾乎代表了所有互聯網手機的野心。

市場份額就好像是手機廠商的一劑嗎啡，代表的不只是市場地位，還有銷量背後的利潤。但市場容量就那麽大，而市場上的玩家卻越來越多，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各家為了搶占市場份額而大打價格戰。比如說在千元機市場就迎來了小米的紅米、魅族的魅藍、360的奇酷、酷派的大神、中興的努比亞以及榮耀暢玩系列、ZUK等一眾玩家，這還沒有考慮小辣椒、青橙等當時不入流的手機廠商。

由此導致的惡果就是，互聯網手機又一次占領了銷量高地，代價卻是極低的利潤，甚至是虧錢賣。以至於很多中小手機品牌集中消失，大可樂、IUNI等品牌的落敗更是引發了行業之殤。更嚴重的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手機行業的代工廠紛紛倒閉，市場寒冬的說法層出不窮，小米等品牌的高端突圍以失敗告終。最終的銷量成績，小米成為眾矢之的，除榮耀外的其他互聯網品牌處境尷尬。

談今論古來看，互聯網手機從“國貨擔當”轉向對市場份額的追逐，著實走了一步錯棋。盡管受挫的不只是互聯網手機，中興、酷派等傳統廠商也同樣遭遇困境，但互聯網手機的噩夢才剛剛開始。

第三個共同目標：沒有共同目標

到了2016年，憑借星羅棋布的線下渠道，OPPO和vivo成了最出彩的兩家手機廠商，且收割的不只是市場份額還有利潤，這是互聯網手機始料未及的。畢竟互聯網手機的競爭對手不是同類廠商，而是整個行業內形形色色的玩家，在OV的沖擊下，互聯網手機陣營中，連“份額”這個錯誤的共同目標都不存在了。

有些手機廠商一股腦地鉆進線下渠道，有些互聯網品牌仍在持續機海戰術和價格戰，有些企業選擇退出市場，也有一些互聯網手機品牌選擇了理性思考。而從GfK發布的2017年Q1互聯網手機銷量排名來看，榮耀以1052多萬臺的銷量超越小米的945萬臺，成為互聯網手機市場的新霸主。

對於這一格局的變化，很多人似乎並不感到意外，當小米及其他互聯網手機鼓吹風口的時候，榮耀回歸商業本質，選擇了“笨鳥精神”；當太多互聯網手機為了銷量背水一戰的時候，已經積累足夠軟硬實力的榮耀的態度是“無懼風停”。如今大多互聯網手機品牌在市場中消失，今年的GMIC上，榮耀總裁趙明則又斷言互聯網手機將在2017年迎來新的拐點。而作為互聯網手機領域新的“帶頭大哥”，趙明在GMIC上為互聯網手機設定了新的共同目標：滿足消費者的價值需求。

盡管不少品牌曾經高喊用戶體驗的口號，意圖卻再明顯不過，自身利益明顯高於用戶權益，所謂的用戶需求也就成了空談。那麽，“滿足消費者需求”這個共同目標能夠成立嗎？

新共同目標下該如何突圍

榮耀式的成功是否適合所有玩家還不得而知，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互聯網手機被唱衰的當口，榮耀卻逆勢崛起，順帶完成了對小米的彎道超車，必有其值得借鑒之處。況且“滿足用戶需求”並沒有限定互聯網手機的玩法和抵達路徑，品質、創新、體驗等用戶的核心需求在近幾年並未改變。互聯網手機在新的共同目標下如何突圍似乎是一道開放性命題。

不過，對於陷入迷茫的互聯網手機而言，想要在互聯網手機的下半場加速，還需遵循三個規則：

其一，清晰的品牌定位。刻意追逐銷量的代價就是被市場牽著鼻子走，銷量在哪里便趕緊向這一市場布局，不僅打亂了產品的研發節奏，還犧牲了品牌定位。在互聯網手機誕生之初，在品牌定位上的成績可謂可圈可點，比如小米、魅族等等，然而如今卻很少有人能夠準確地形容小米的定位在哪里，魅族更是在走出“小而美”之後失去了自身的品牌特色，類似的還有很多。

榮耀應該說是一個異類，成功為自身貼上了“年輕人手機”的符號，一方面在市場營銷上積極圍繞年輕人群進行，另一方面在產品設計上迎合年輕用戶的審美，再就是品牌形象的與時俱進。比如榮耀V9“自古紅藍出CP”的配色，榮耀8將玻璃炫光做到極致，以及從秀肌肉到科技潮品的轉型。當然，也正是因為有清晰的品牌發展路徑，榮耀得以用遠低於行業的營銷費用（據趙明在GMIC大會上說的，榮耀是個悲催富二代，整體營銷費用是整個互聯網手機行業里最低的，只有2%左右），在品牌建設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去年的數據，其在中國市場的品牌知名度已經達到76%。

其二，放大互聯網渠道的價值。如趙明在GMIC上所言，“除榮耀以外，大多數互聯網手機品牌走到線下，合作夥伴都虧錢了。”對於那些一窩蜂走進線下的互聯網品牌而言，無異於當頭棒喝。背後也反映出了另一種現象：習慣了線上渠道的互聯網品牌在線下市場多少有些“水土不服”，不排除有著憑借僅有的品牌和價格優勢而消費線下渠道的嫌疑。

可以肯定的是，互聯網並不是弱勢渠道，反倒是線上渠道的輕模式、易購買、快速的用戶反饋等是傳統線下渠道所難以比擬的。互聯網手機應該做的是放大互聯網渠道的價值，而非徹底摒棄互聯網渠道。比如說，在線下嘗試複制互聯網的輕模式，為合作夥伴留足利潤空間，甚至在一些不賺錢的機型上補貼合作夥伴，而非單純抱著走量賺利潤的心態去壓榨線下市場。這方面，榮耀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鑒，據趙明在本次GMIC上透露的，榮耀的整個線下渠道的員工數量只有不到60個人，而據今年賽諾2月的中國市場數據，登頂線上銷量榜首的榮耀，其線下銷量甚至略高於線上，背後原因，值得那些壓榨渠道夥伴的廠商深思。

當然，對廣大互聯網手機品牌們來說，當下更重要的還是首先要理清自身的優勢何在，線上渠道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間。

其三，回歸產品，回歸創新。與其神化渠道和營銷，倒不如回歸到產品創新上來，比如提升外觀設計，滿足更好的舒適握感，產品體驗更加流暢，進行底層架構優化等進行引領式的創新，榮耀贏得年輕擁躉的也是在雙攝、體驗、人工智能等方向的引領式創新。

簡而言之，在“用戶需求”的共同目標下，引導的結果很可能是互聯網手機對用戶體驗的回歸，而最容易實現的便是回歸產品創新。一個簡單的道理，跑分不代表用戶體驗，真正體驗為王的產品要講求平衡，設計、體驗、價格等因素的均衡發展。當然，類似的呼籲已經有過很多，這里不做過多贅述。

總之，當不追風口的榮耀成為互聯網手機的銷量冠軍，或是整個行業轉暖的積極信號，也希望同行的互聯網手機品牌能夠讀懂這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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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比失去的多

拉黑微信不常聯系人 你失去的可能不止是一座金山

波波夫同學 2017-08-22 16:21

來源 | 波波夫同學（ID:trip517）

文 | 波波夫

許多人，嘴上說玩膩了微信，但手指卻無比誠實。

最近朋友圈里不少好友像排查地雷一樣排查微信里的陌生人，大有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漏網一人之勢。許多平時宣稱不怎麽刷朋友圈的朋友們，也在響應微信新近推出的一項功能：「不常聯系的朋友」的甄別與排查，標準主要有三條：半年內無單聊、無共同小群、半年內沒有回複。

社交潔癖就像一場癔癥一夜橫掃朋友圈，他們都在決心滿滿地為捍衛社交的純潔性——確切的是說是提純熟人之間的社交、打擊只潛水不點贊不發帖不互動的陌生人社交——而戰鬥。這場社交的剩（余者之）戰，這讓我想起了一個人，一個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潔癖的資深愛好者。

這個人就是倪瓚，元代著名文藝工作者（畫家、詩人、段子手、美食理論家與實踐者）、富家子弟，出了名的愛幹凈。

倪瓚書房里的硯臺和毛筆每天要洗好幾次，家門口種的兩棵樹也是「旦夕汲水揩洗」，結果竟然枯死；每日飲水也是從數里外的指定水源地挑來，但他只喝挑夫前桶水，因為擔心挑夫半道蹦屁汙了後半桶水；林家茅廁的蹲坑內布滿鵝毛，每當便便落下，鵝毛應聲飄起，掩蓋臭味；他甚至為此單身數十年。

與倪瓚的潔癖同樣出名的是他苛刻的社交標準。

倪瓚毫無疑問是一個顏控，一次，有客來訪，倪瓚見其「言貌粗率」，突然大怒，直接扇了對方大耳光，賓主自然不歡而散。

又一次，宋代皇室後裔趙行恕遠道而來，倪瓚拿出親制的「清泉白石茶」來招待，沒想到趙這個耿直boy當場給了個一星都沒有的大差評，倪瓚哪里受得了這麽侮辱，駁斥趙行恕「吾以子為王孫，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風味，真俗物也」，因為一杯茶，兩位大咖悍然絕交。

倪瓚註定沒有好人緣。晚年入獄，因潔癖得罪獄卒，被囚於馬桶邊，出獄後染上肺病和痢疾，在臭氣熏天中離世。

成全倪瓚後世大名的，不是明代史官王锜在《寓圃雜記·雲林遺事》里記錄的這一堆八卦段子，而是他在水墨畫里表達出前所未有的美感，以及推陳出新弄出的一系列創新菜，比如雲林鵝，至今仍是蘇錫常一帶的經典佳肴。

簡單地說，

倪瓚並不是因為他的潔癖

而成為那個時代的大咖、留名青史，

事實是，如果他不是一個牛掰的畫家和美食家，

他對生活和精神的潔癖，

不但無法構成段子的價值，

更不會吸引史官揮毫潑墨。

同樣，微信朋友圈的價值，並不取決於熟人所占的比例，恰恰相反，那些半年無單聊的人、無共同小群的人、半年沒有回複的人——這些陌生人、社交網絡中的「弱關系」，可能會帶給你更有價值的信息。

斯坦福大學教授 Mark Granovetter 早在1970年代的博士論文中就證明了「弱關系」的強大力量：當時，Granovetter找到282人，然後從中隨機選取100人做面對面的訪問。發現100人中有54人是通過個人關系找到的工作。

在這些靠關系找到工作的人中，只有16.7%經常能見到他們的這個「關系」，也就是每周至少見兩次面。而55.6%的人用到的關系人僅僅偶然能見到，意為每周見不到兩次，但每年至少能見一次。另有27.8%的幫忙者則一年也見不到一次。

也就是說大多數你真正用到的關系，

是那些並不經常見面的人。

這些人未必是什麽大人物，他們可能是已經不怎麽聯系的老同學或同事，甚至可能是你根本就不怎麽認識的人，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特征：他們並不出現在你的社交圈子里，起碼在你的社交圈子里屬於不太活躍的一類人。

哈佛大學商學院的三位學者在2012年所作的一項研究也顯示，陌生合夥人創業的成功率更高。3510個風險投資者，以及他們在1975到2003年間11895個投資項目。有些人選擇與自己能力相當的人合作;但更多的人選擇與自己的“熟人”合作，比如同學、同事。結果，找熟人搭檔會極其顯著地減少投資成功的可能性。

從前述研究中可以發現：

首先，朋友圈里天天為你點贊評論的人，不太可能給你帶來有價值的增量信息，因為他們大都是你的同事、客戶、朋友，你們大都處於同一個圈子，處於同一信息源的輻射之下，彼此能夠帶來的增量信息和多樣視角都相當有限。

其次，人脈的實質不在於你融入了哪個圈子，而在於你認識了多少圈外的人。這些圈外人會為你提供更多的信息、觀點和見解，從而提升你的視野與格局。你的社交網絡里來自不同行業的人越多，你的創新能力也可能就越強、創業成功的可能性也可能越大。

最後，早點擺脫對校友會、同鄉會的依賴和迷信。費孝通筆下的差序格局早已支離破碎，在一個商業社會，人格獨立的首要標誌是告別老鄉和校友。最起碼，從拓展所謂人脈的角度，他們並不是最合適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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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航：我的失去與反思

創業家 2017-08-28 09:56

首發 | 創業家&i黑馬（ID:chuangyejia）

口述 | 周航

文 | 王妍

沒有樂視，可能更好

易到的今天，總結來說誰也怨不得，今天的果都是昨天種下的因。

回想起二十多歲第一次創業，犯了很多錯誤。當時我聊以自慰，覺得太好了，在年輕的時候，付出這麽小的代價，學到了這麽多東西，以後就可以避免犯這些錯誤了。

後來，在不斷創業的過程中，我還是不斷在犯錯。我才發現，錯誤和失敗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曾經我希望易到能做到隨時隨地都有車，不管你是在北京的CBD還是偏遠的喀什小鎮，不管是白天還是夜里，刮風下雨還是天空晴朗。我希望用戶可以在易到的車上更好地享受後座的時光。你的人生可以難得有一段，屬於自己的時間。

但樂視最終還是像一個白衣騎士一樣沖到面前，以並購的方式投資了易到。

那個時候心情很複雜，一方面覺得公司終於被救了下來，另一方面，作為創始人，簽字交割那一刻，你也知道這個公司從此不是你的了，但你又還要繼續為它的前途和命運擔心，還要守護著它。這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心情。

如果當時沒有樂視的投資，易到有可能會更好。

失敗的反思

當初的選擇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既然選擇了，就要擁抱它。只能說回望過去，有很多地方值得反思。

一個開創者為什麽不是領先者，到底為什麽會這樣？我無數次問自己。

一、各家都打價格戰的時候，我們的做法是絕不參戰，結果很慘痛。

我們過去有潔癖，鄙視抄襲，鄙視價格戰，強調原創，對手做我們就不做。而這個行業恰恰就是個高頻、大眾的行業，沒有什麽比價格撬動更高效的。現在我覺得，競爭也是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

2014年，紅杉資本的周逵找到我，跟我談了3個小時，但我拒絕了紅杉的投資。後來這個行業融的錢越來越多，不斷加碼，我們沒跟上，錯失了機會。

另外，行業之所以會有價格戰，我覺得首先是因為，這是一個嶄新的商業模式，需要教育市場。第二，更關鍵的，這還是一場競爭，只有老大或老二才有可能生存下來。這是一個豪賭。

用互聯網做服務，要用戶越多越好，時長或頻次越高越好。我們可以為用戶創造新的、差異化的價值，但我們最好不好篩選掉差異化的用戶群。

也就是說，互聯網商業的戰略定位一定應該是全網用戶。

不要試圖在互聯網上把高端差異化的服務作為業務的起點，那會很艱辛很慢，而且沒有護城河。

二、我們忽視了競爭，對競爭的血腥程度沒有足夠的預見。

對手做的任何行為我們幾乎從沒跟進過，補貼也不跟進，總覺得眼光應該放在客戶身上，而不是競爭對手。

我融錢其實一直都不困難，像公司C輪的時候，應該說有機會拿到非上市融資里面最大的錢。但我們沒要。

為什麽？一方面考慮股權會稀釋很多，另外就是我們對競爭形勢估計（錯誤）。我們沒想到它如此地慘烈。

怎麽說呢，太有經驗了也不行，我們很固執，總覺得我們把握得最準，就應該提供一個高品質、差異化的服務，認為專車就是一種補充服務，不要在中國挑戰出租車政府管制的體系。

那些有更高流量和用戶能力的對手，到了一定時候，通常會采取破壞性的競爭策略，向上進攻那些高利潤的差異化市場，比如降價、補貼，直接把你的收入成本結構徹底破壞掉。

繼而你的市值、現金、再融資都會處於非常被動的狀態。最後不得不跟進，進入對方的節奏。

你說不會，我有差異化服務，忠實的會員體系，很強控制力的資源...... 我想說在互聯網的世界里，這些都不如流量和價格戰有效。

三、與其找新投資人，不如繼續找老的。

老投資人是最好的朋友，他們陪你走過了一段時間，更了解你，已經真正和你站在一起了。

與其尋找新的投資人，不如繼續用心取得老投資人的支持。一起走過這段艱難的被低估的歲月，一定會迎來雙方最大的共贏。

對投資人而言，最有吸引力的是創業者要誠實，不要說瞎話。越誠實越能贏得投資人的尊重。誠實在目前的商業環境中太稀缺了。

在我看來說到就要做到，如果實在因各種原因說了卻沒做到，那一定要表達出極大的歉意，而不是把失信當做理所當然，這是我所不能認同和接受的。

事情總是有變化，今天說的一定不是你最後做成的。所以報表、前景都不是早期投資人最關註的，與這些相比，誠信反而最重要。

四、沒有合夥人文化

在團隊方面，過去股權的比例比較少，溝通起來還是偏上下級的關系，沒有真正的平等。我覺得易到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團隊沒有形成真正的合夥人文化。

一個人的公司是很危險的，如果你英明、決策效率高，別人都聽你的，你可以快速帶著公司一起往前走；但如果你錯了，可能半天都爬不出泥沼。

一個團隊需要相互激發、相互挑戰，哪怕爭執不下，也比一個人說了算好。

創業像跳高比賽

我有一句座右銘：在創業的過程中感受快樂。創業就應該享受過程，哪怕有顛簸，有挫折，哪怕走不動了，都應該享受它。

我很奇怪，為什麽很多人把創業說得那麽苦情，跟西遊記似的，經歷千辛萬險，才可能登上勝利的彼岸。真正的創業者應該是沒什麽犧牲感，並且享受這個過程的。

從某種意義上，創業很像一個跳高比賽，如果你只是以挑戰為目的，那它的終極宿命，就像跳高比賽一樣，可能就是失敗。那我們學習它的目的（就）不是為了避免失敗。可能失敗就是創業的一種宿命，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的目的首先是面對失敗、接受失敗、解決失敗、放下失敗。學習的目的是為了人生更好地前行。

創業本身就不是過甜蜜的小日子，而是一場腥風血雨，急風驟雨。

創業者也不要懊惱競爭激烈，相反，在二十年、三十年的周期里看，三年就出現一個大機遇，你就有十次成為巨頭的機遇。

有人認為自打BAT介入，一個行業競爭的開始和結束就都由它們說了算。我不完全贊同，BAT的投資也不是無所不能，它們更多的還是戰略防禦性投資，害怕被顛覆。

它們一定會認為，這世界不可能孤伶伶就我們三個，對手一定是伺機而動的。它們手里的錢非常之多，自身的發展又不需要什麽投資，那不投資幹什麽？

BAT的邏輯是，先結成同盟軍，你不能成為我的敵人。在這個過程中，有戰略的需要，我就把你全買了，不需要我就出去了。

就像打車，阿里判斷在戰略上不需要它後，就放手了。我跟阿里聊過，它的確發現自己的戰略目的已達到，再往後也沒有看得清的戰略目標，繼續燒錢，還得給錢，索性放手。合並就是放手之後的結果。

所以20年以後，中國肯定不會還是BAT，肯定“面目全非”。

我們怎麽才能更好前行呢？咀嚼過去，舔這個傷口的目的是，對這個世界、對商業、對人生，有一個重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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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司4億換來一場空？荷蘭人變卦，中國又失去了《好聲音》

每經影視記者 白蕓

每經編輯 杜蔚

“你的夢想是什麽？”

這是《中國好聲音》（現《中國新歌聲》）中的導師們最愛問的一句話。《中國好聲音》是由浙江衛視聯合星空傳媒旗下燦星制作打造的大型勵誌專業音樂評論節目，也是中國最近幾年來最最成功的綜藝節目之一。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但和中國很多綜藝節目一樣，《中國好聲音》也遇到了版權問題。播出了四季之後，燦星和荷蘭Talpa傳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Talpa”）發生了好聲音”版權之爭。隨後，唐德影視與“好聲音”版權公司Talpa簽署了協議，獲得五年內在中國使用“好聲音”節目相關知識產權的獨家授權。

對於知名度如此高的節目，拿到了版權，就像拿到了搖錢樹。可是，盼星星盼月亮，兩年來，沒盼來唐德版好聲音節目的播出，卻盼來了授權方的一紙終止協議。花了近4億元，最終卻是一場空。

近4億元打了水漂，中國又失去了《好聲音》

11月13日早間，唐德影視（300426，SZ）發布公告稱，公司於11月9日收到《“……好聲音”協議》相對方Talpa Media B.V.發來的解約通知函，《中國好聲音》節目或將無法繼續制作。

▲相關公告截圖

Talpa在解約通知函中稱，唐德影視未能如期支付許可費，違反了協議第17條有關付款和擔保的約定，自10月24日Talpa發出違約通知後10個工作日內，唐德影視未能提供相應的支付款項和付款計劃，故單方面提出解約，並稱協議終止後，唐德影視仍需向其支付剩余的4125萬美元許可費。唐德影視提示稱，協議可能被裁定終止，公司存在無法繼續制作《中國好聲音》節目的風險。

早在去年1月，唐德影視就與Talpa簽署許可協議，向Talpa分批支付60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98億元）授權許可費，獲得五年內在中國區域使用“好聲音”節目相關知識產權的獨家授權。目前，唐德影視已向Talpa支付187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24億元）許可費。

昨日（11月13日）午間，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記者旁聽唐德影視重大合同進展溝通會議，在該會議中，唐德影視董秘李蘭天表示：在過去兩天里我們一直在跟代表公司的律師溝通，不認為這個協議可以單方面終止，但考慮到極端條件下協議終止了，公司支付的1875萬美元，可能會存在無法收回的風險。

對此，唐德影視董事長吳宏亮多次在電話會議中表示，不認可Talpa單方面解約的行為，仍將“堅定不移地推進‘好聲音’”。吳宏亮亦在公告中承諾，如果公司被裁定需支付剩余4125萬美元（約合2.73億元人民幣）許可費，將由其個人承擔支付義務。

上述公告發布後，唐德影視股價昨日（11月13日）跌停，報21.56元。交易數據顯示，五家機構昨日聯手賣出公司股份超7200萬元，拋售金額占昨日成交金額的30.47%。

今早（11月14日），截至上午11點30分收盤，唐德影視股價報21.10元，下跌2.13%。

“左手忙制作，右手打官司”

實際上，唐德影視與Talpa就“好聲音”相關事宜簽訂協議之後的一年多內，不僅始終未能嘗到甜頭，而且麻煩不斷，並陷入多起訴訟之中，吳宏亮亦在電話會議中形象稱之為：“左手忙制作，右手打官司”。

據吳宏亮介紹，唐德影視已經在“好聲音”的商業制作和營銷方面展開布局，“從團隊布局到現在，已經做了1200多個歌手的篩選，廣告商也跟我們簽訂了意向書”。不過，他也表示，“這塊目前投入比例還非常低，可以忽略不計”。

2016年2月，Talpa就與星空傳媒有限責任公司、夢響強音文化傳播(上海)有限公司《模式許可協議》及補充協議項下權利糾紛一案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庭提起仲裁，並於今年2月在所有關鍵法律爭端上均取得仲裁庭的支持。

2016年6月，唐德影視在拿下第5至8季“好聲音”節目授權5個月後，開始向“好聲音”的“原主人”燦星公司與世紀麗亮公司發起訴訟，隨後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裁定燦星公司立即停止在歌唱比賽選秀節目中使用包含“中國好聲音”、“The Voice of China”字樣的註冊商標。今年5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開庭對本案進行審理，截至目前尚未宣判。

今年4月，浙江廣播電視集團、浙江藍巨星國際傳媒有限公司，以唐德影視及其子公司北京唐德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侵害《中國好聲音》電視欄目名稱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為由提起訴訟，並索賠經濟損失人民幣1.2億元及合理費用支出50萬元。

這一訴訟，亦成為此次Talpa終止“好聲音”合同協議的導火索。公告顯示，自該訴訟起，唐德影視暫緩向Talpa支付後續許可費用。截至目前，該案尚未作出裁定。

其實，“好聲音”版權這場糾紛並非只給唐德影視帶來麻煩。早在此前，燦星就因《好聲音》版權問題受到一系列的影響和改變。

2016年年初，燦星收到來自《The voice of...》版權方荷蘭公司Tapla的臨時禁制令，自此失去《中國好聲音》這一最具價值的綜藝品牌。

在這近兩年的時間里，雖然沒人可以準確估算其對燦星的具體影響，但“後遺癥”多少是有的。

正如自媒體《三聲》所說的：燦星開始在公開場合更強調模式原創和產權自有，“謹慎引進甚至幹脆不引進”，“做原創就是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

燦星文化副總裁、宣傳總監陸偉在接受《三聲》采訪時也談到：“我不排斥國際合作，但是這個模式本身知識產權必須百分之百是屬於我們的。”

如今，唐德影視會不會最終也“竹籃打水一場空”？

正在失去活力的上海啊，我為你憂傷

冰川思享庫 2017-11-21 10:05

來源 |  冰川思享庫（ID：ibingchuansxk）

作者 |  吾非羊

2017年4月22日，上海，雖然當天的氣溫狂飆到25度，但是不能阻擋“百樂門”舞廳前上成百上千的前來參觀的老年人的熱情。這座重新裝修開放的有著84年的歷史建築，曾是舊上海現代娛樂業和時尚生活的巔峰之作。

在這些白發蒼蒼的老人眼中，“百樂門”不僅僅是舞廳，而是一座永不消失的，代表著上海曾經的先進、超前、領先的生活方式與城市文明的坐標，乃至一種曾超越中國內地的優越感。

但是，在這個畫面背後，是一個殘酷的現實。

上海，如同曾經輝煌的“百樂門”舞廳，它老了，舊了。即使重新修飾，也不能掩飾它衰老而失去了活力的現實。如同簇擁著它的粉絲，已經是白發蒼蒼平均年齡65歲的人，看不到青春、活力有朝氣的年輕人。

但是，曾經的上海，不是這樣的。

一

那時，上海是一群年輕人的故事

在百樂門，曾經有一個年輕人，叫吉米金。

吉米金（1918-1991），原名金懷祖，舊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址在今華東政法學院）物理系學生。但是，吉米金的才華不在物理學上，而是在爵士樂演奏上。他成為了舊上海華人爵士樂的靈魂人物，在20世紀40年代就玩起了夏威夷吉他，之後玩起了電吉他。

1946年，吉米金在“仙樂斯”舞廳爵士樂隊擔任吉他手，轟動上海灘。1947年，當時的“百樂門”老板郁格非邀請吉米金到百樂門演奏，由此揭起了一場華人爵士樂的“吉米金潮流”。

“百樂門”出現了第一支華人爵士樂隊——“吉米金樂隊”，在1946-1953年，“吉米金樂隊”馳名上海、東南亞和北美華人區，其樂風和特色影響了整整半個世紀的世界華人爵士樂。

我在十幾年前，曾遇到一個上世紀40年代的聖約翰大學學生，他用純正的老式美國腔英語對我說：“我是St. John's University畢業的。”當時他快八十歲了，但是還在努力學習電腦，學習用手機發短信，學習新的信息技術，不想被時代淘汰。

一個與時俱進，喜好創新，不懈追求的靈魂，不會因其體能和身體的衰老而衰老。正是這群上世紀40年代成長出來的上海有誌青年，托起了新中國後四十年的計劃經濟時代中上海在全國工業和經濟中的示範作用。

可以說，在1900年以後的百年間，上海是中國最主要的向全國輸出自主創新技術和標準的工業城市之一。這里出現了中國第一家發電廠、煤氣廠、自來水廠、燈泡廠、紡織廠，第一艘國產大型客輪、第一部電話交換機、第一部模具線切割機等等。

而有想法、敢創新的上海青年，成為了著名的技術勞模。有發明硬質合金階臺式車刀，全國知名的高速切削能手盛利；有刻苦鉆研技術，試制成可配制100多種顏色的塑料著色配方的“土專家”上海化工廠的樊阿利；有經過227次試驗，創造成功直徑0.08毫米鉆頭、填補了我國微形刀具空白的上海工具廠工人朱富林；有先後創造了12種高速切削鉆頭提高工效幾倍至幾十倍的上海鍋爐廠工人李福祥；有利用舊設備，創制成功我國第一根無縫紫銅管的慎昌銅管廠工人潘阿耀……

還有在改革開放後，深化改革、轉換機制，使中國紡織機械廠重走振興之路的廠長黃關從；有治廠有方，引起國際矚目的上海柴油機廠廠長邵競武等；有上世紀90年代第一個將美國桶裝水技術中國化，讓中國人喝上桶裝純凈水的上海正廣和汽水廠廠長呂永傑；也有大膽嘗試和推進國企市場化和股份制改革的上海家化集團董事長葛文耀，第一家在上海南京路大膽引進美國商場開放式商品展示的帳子公司老總趙令全……

那麽，現在的上海年輕人，這種敢為人先，開拓創新，積極進取的精神，還保持著嗎？

二

現在，有一群憂傷的上海年輕人

現在的上海青年，總有一種淡淡的憂傷和隱隱的憤懣。這種憂傷和憤懣，從著名的上海“本土派青年”聚集的“寬帶山社區”中流露出來。

該社區的文字語言以“滬語”為主，他們戴著標有“KDS-TF最光榮”的徽章，顯示為“本土上海人”與“本土上海人之間的認同與彼此保護”。

而“本土上海人”的寬泛定義是指，在1900年至1990年之前移民上海的，在1949年後擁有上海市民身份的第二、第三、第四代移民後代。而“上海人”認同的標準，主要以“滬語”為主要方言，並能夠遵守和認同上海人的風俗習慣、思維模式和交往規則。

如果用社會學方法分析這一現象，可以看出，某一社群以設定認同標準，排斥外來因素而自我封閉和聚集，是一種外界生存環境出現威脅而尋求自我保護，以聚集認同者的力量增強社群實力的行為。

也就是說，“寬帶山社區上海本土青年”的出現，是曾經領先於全國和擁有優越感的上海人，目前在面對新移民力量和其他城市趕超的轉態下，為擺脫困境的自我保護和顯示存在感的防禦性行為。在衰退和實力削減中的社群，會抱團尋求集體的力量以顯示存在和度過危機。

正如一個“上海本土派青年”哀嘆的，他們搬出了黃浦區的“亭子間”和石庫門，搬到了中環、外環的“鄉下”。全國人民都來上海“扒分”（賺錢），住進了寸土寸金的市中心高檔樓盤，上海人自己卻進了郊縣的廉價房、安置房和經適房。市區的寫字樓里擠滿了西裝革履的全國的大學生和精英。

而上海本土青年有的在家“啃老”，有的在超市做理貨員，有的在做小生意賣蔥油餅賣奶茶，有的在賣保險賣汽車跑業務，有的在街道辦事處窗口填寫單子，或者全家三代擠在老公房里。

甚而有人自嘲地寫了篇《上海七大階層生活現狀一覽》：“一，赤貧階層，這部分人群主要是上海本地人，生活在各大棚戶區、老公房、安置房、郊區民房中；二，工薪階層 ，主要出行工具為電瓶車、公交，有公交就不會坐地鐵，包里放著三件寶——交通卡、雨傘和飯盒，該階層由上海本地人與外來移民平分秋色”……

於是乎，上海的青年人已經基本成為了“錢少，職業以工薪階層為主，住在老公房中，結婚買房靠啃老，開的車是外地牌照小排量，有很少的精英的人”。

而在其他的性格特征分析上，上海本地青年又給人留下了“沒有魄力”“安於現狀”“不思進取”“不願意去外地和離開上海出去闖蕩”“不願拉下面子撂地攤或者幹體力活，缺乏創業和創新擺脫困境的決心”等印象。

三

上海外來年輕人的理想與現實

被“寬帶山社區上海本土青年”指責為搶飯碗和惡性競爭的“硬盤”（外地青年），生活狀態其實也很艱難。

與最起碼有一套老公房在手，或者兩代老移民的存款家底做支撐的上海本地青年相比，上海外來青年的生存壓力更重，而且他們還承擔了上海大部分的創業和創新的引擎，地方財稅的生產者以及附屬的壓力。

以省籍分析，在高科技企業中，上海高新技術企業的龍頭，創辦“複旦複興”的郭廣昌、梁信軍是浙江人，“盛大科技”的創始人陳天橋也是浙江人。浙江籍青年也遍布傳統制造工業和輕工業用品的批發零售領域，上海市場化新聞媒體的主力是四川青年和湖南青年等。

安徽青年成為了上海餐飲服務業、房地產中介的主力，而江蘇蘇北籍的青年成為了水電、煤氣、網絡等市政安裝和保養領域的主力。福建青年在賣茶葉，快印店主要是湖南青年。來自山東、河南、陜西、貴州、廣西、湖北和東北等其他內地的青年成為了電話銷售和推銷產品、走街串巷主力，或者在張江高科的IT公司里編程。

他們離開家鄉，從各種大專院校畢業，滿懷著理想和激情來到上海。他們騎著共享單車和坐地鐵上班，住在市郊結合部的合租房里。他們有激情，有魄力，大部分受過良好的教育，具備了上海在1900-1949年那種充滿了奮鬥精神的移民青年的活力。

而正是這1990年至今前後四代（60後、70後、80後、90後）留在上海謀發展的年輕人，撐起了二十幾年來上海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激發出城市活力，重新成為中國第一大都會“魔都”的脊梁和動力。

是，有人留下，也有人被迫離開。最實際的情況有幾種：

一，奮鬥幾年，買不起房也買不起車，生活在出租房內，隨著上海生活成本的上漲，他們感覺每年的存款不見多，又買不起上海的房子，決定離開，去南京、杭州、蘇州等鄰近二線生活成本較低的城市。

如我的一位畢業於上海財經大學的媒體同事，雖然在上海讀了本科和研究生，畢業後在上海工作了幾年，但是仍舊買不起房，於是決定去南京發展。終於在生活成本較低的南京安家、買房，過上了幸福生活。

二，在上海買房後，一夜又回到了赤貧，不得不考慮賣掉房子搬離。在上海奮鬥了很多年，終於買上了房子，但是房貸壓力太大，生活狀況又回到了“解放前”，舉步維艱。於是決定把上海的房子賣了，更換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或者回老家保證自己能有尊嚴地活著且生活質量不會下降。

三，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生活環境和創業或奮鬥或者升職的機會，如杭州、蘇州、南京、廣州、深圳、武漢、成都等地。

如同一句調侃的話：來自五湖四海的中產“鳳凰男”，開著外地牌照小排量國產車，住在中環外環之間，起得比雞早，睡得比貓晚，承擔著養活一家人和乃至養活半個家族人的巨大壓力。

上海給他們選擇和上升空間是有的，但是活得太累了。

四

活力和創新力衰退的城市文化讓人擔憂

一個城市的年輕人的活力衰退了，勢必會影響這個城市的文化精神和發展活力。

雖然陸家嘴新建的高樓大廈越來越高，外灘的百年建築一天比一天華麗，南京路和徐家匯地鐵中的人流如故。但是，上海人（包括所有上海戶籍和非上海戶籍的在為上海發展做出貢獻的人們）心中的活力感和海派文化中的創造力、包容性、開拓性較之以前，開始衰退了。

在上海陸家嘴最高的摩天大樓中，使用得最多的是西門子和三菱電梯，蓋樓的工程機械是日本的三菱重工或者湖南的三一重工。在大超市沃爾瑪和家樂福中，各種日用品中，上海本地的百年品牌如上海藥皂、光明牛奶、六神花露水等被包圍在全國各地的品牌中，露出一點點，而且這些品牌主要是中低檔價位的產品。

在南京路新世界百貨、大丸百貨、梅龍鎮伊勢丹廣場的高端奢侈品——從手表到包包再到服飾，雖然可看到有罕見的國貨，但是卻沒有上海生產的產品。這在上世紀中末葉，上海制造的中高端輕工業品占據了全國商場的半壁江山的時代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上海從一座生產和技術輸出型城市成為了消費型城市。

而引以為傲的以“中西合璧、海納百川、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大氣包容”的海派文化，也如著名的徐家小開“老克勒”徐元章離去後的寶慶路3號的洋房一樣，陳舊、封閉、沒有生氣。

如一位上海新聞界的老同誌所說，“現在的海派精神全部用在說話上，做事能力豈不衰退。申城文壇現在日趨高齡化，到處一片老面孔，空洞無聊庸俗陳舊”。

談起海派精神和文化，給人感覺就是老式留聲機放著時斷時續的周璇的沙啞歌聲，坐在躲著蟎蟲的沙發上聞著發黴的墻紙的味道，而一幫白發蒼蒼的老年人在一起回憶以前的光輝歲月，自娛自樂，無病呻吟。曾經先進的文化，由於故步自封和不圖創新，反而成了阻礙時代前進的老古董。

而新的海派文化，卻是新又新不起來，脫離了“中西合璧、海納百川、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大氣包容”的精神實質……

比如最近幾年，上海電視熒幕上，最紅的節目是一個穿著旗袍的變性人嘲諷與他一樣的娛樂界人士來博得收視率，或者由一個原居委會老太太調解各種雞毛蒜皮的事情搶占了電視屏幕，或者模仿其他省市的真人秀節目刺激觀眾，或者由幾個滑稽演員翻來覆去模仿以前的滑稽戲和獨角戲來討觀眾開心……這種在新酒囊中灌入了劣質酒來冒充“原釀酒”的“新海派文化”，成了一個又奇怪又可笑的東西。

這些所謂新海派文化的封閉化和庸俗化，使得上海曾經享譽中國和海外的“海派文化”落到了一個很低的格局中。

正是由於這種畫地為牢、故步自封、缺乏了活力與魄力的當代一些上海人的精神狀態，導致上海看似繁榮先進的面貌背後是創新能力的不足。

2016年12月16日發布的《上海科技創新中心指數報告2016》顯示，上海科技創新方面還存在三大短板：

一，企業研發投入亟待加強。2015年，上海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占全社會研發經費總量比重為60.8%，比上一年下降了2.6個百分點。

二，PCT專利申請量有待提高，比較2004年至2015年8月國際科創城市的PCT專利申請量，上海有近1.3萬件，東京和巴黎則分別是上海的17倍和3倍。而相比全國2015年PCT專利申請量同比增長的16.7%，上海同比增長也僅為2.1%。

三，上海作為科創中心的國際輻射帶動能力尚需提升，應在區域技術轉移中發揮重要作用，承擔全球產業轉移中技術輸出方的重要角色。而上海在技術輸出到其他省市以及國外技術交易的成交金額占比這一關鍵指標方面，雖然在2015年已升至53.3%，但是，其中輸出到國外的技術合同金額占比僅為22%。

據由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亞洲創業教育聯盟共同完成的《上海城市區域創新創業生態體系指數》顯示，上海在創業生態與潛力維度得分65，相對薄弱，由於城市區位面積有限、部分老工業區和企業的搬離、改造、轉型等相對困難，如何克服地理位置和縱深腹地不足等，培育和留住行業領袖級、區域代表性的重量級創業企業有一定難度，與北京、杭州、深圳等相比，目前未能培育出百度、阿里、騰訊層級的企業。

這些問題的關鍵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精神核心缺乏了活力和自我造血功能。膽子小了，負擔重了，不敢冒險了，活力下降了。

五

海派文化的精神要恢複起來

2017年春節後，上海市某區一條路上出現了一堵墻，遠看像城墻，近看像墓碑。據民眾反映，這是當地街道為整治沿街的老式小區“臟、亂、差、醜”問題而砌的“景觀墻”。這道“景觀墻”據說起初的設計風格是為了恢複建國初期的原始海派風貌。

這種所謂的“創新”和“美化”讓人啼笑皆非，實質是一種鴕鳥式的逃避。

其初衷是為了掩蓋舊城區老小區“有礙觀瞻”的目的，但是又想不出徹底改變現狀的方法，於是要用“懷舊景觀”野蠻地砌一堵墻來快速解決社區老舊的疑難雜癥，或者把當地“低端人口”趕走，或者砌墻“遮羞”。

這也顯示了上海一些基層職能部門在改變城市面貌，保持城市活力和創新動力上的一個問題，既急切，又想不出辦法，最後耐心和耐力都不足，想花小錢“立竿見影”改變落後面貌，急功急利而缺乏長效發展機制，最後出現結果與初衷本末倒置。

而另外一個例子是上海“新天地”舊石庫門改造為商業街區的成功案例，通過引進外資開發，運用國外舊街區改造為城市旅遊和文化景點的先進理念和經驗，成功地達到了舊街區改造升級的目的，既解決了原住居民的拆遷和改善住房環境問題，又為上海增加了一個時尚創意商業街區的新地標。

以上兩個案例，就是在方法上開拓、創新、理性地解決了老城區活力問題的失敗與成功的典型案例。

這就說明，辦法不是沒有，是願不願面對，是敢不敢創新，有沒有魄力，有沒有智慧，有沒有耐心的問題，有沒有將改革進行到底、改變現狀的決心和勇氣。

解決上海城市活力的問題，光喊口號，搖大旗，乃至急功近利是不行的。上海有著積累一百多年的先進城市文明，先進文化理念，有全國首屈一指的城市硬件，能吸引到全國最好的人力資源和創新力量。

我相信，只要堅信上海的發展是美好的，恢複海派精神的“中西合璧、海納百川、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大氣包容”的先進性和開拓性，認真規劃和執行“接地氣，有智慧”的政策，吸引更多的有誌青年來到上海，留在上海，刺激和引發出新一輪的創新和創業潮流，刺激陳舊的、活力衰退的海派精神重新煥發出生命力，一定能爆發出蓬勃的創造力。

那麽，希望在哪里呢？

即將落地的“自由貿易港”就是一個大契機。十九大報告提到“要推動全面開放新格局”，並指出“開放帶來新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來越大”，“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上海要打破沈悶和封閉，恢複開放和包容精神，尤其要發揮上海曾經長達近百年作為遠東自由貿易港的歷史優勢，聚焦於新時代建設時期的改革開放橋頭堡和自由貿易港的目標，讓上海恢複活力和自信，讓更多來自全國和世界各地的優秀青年聚集在上海，像八九點鐘的太陽，在黃浦江邊，在東海邊，再次冉冉升起！

上海，請再次抓住這次偉大的機遇，不要畏縮，不要徘徊，不要迷茫。

如最近上海Rapper滬語嘻哈歌手壽君超在其單曲《I'm Back》中所唱：

其實上海有實力額RAPPER叫叫怪怪，

隨便拉一個冊來都是叫歸來塞。

不用挑挑揀揀，

定心則則精品。

所以阿拉自噶應該要拎拎清，

要團結圈子里相額所有額精英，

再跑冊去幫寧噶寧起，好叫拼拼。

阿拉好叫搞搞，要好叫鬧鬧，

娘寧噶曉得上海老卵，娘一拉好叫，

上海額hiphop阿應該要立冊來，

娘寧噶曉得上海老卵娘一拉好叫。

這些，都需要讓上海的創新、開拓和活力精神要恢複出來，站起來，自信起來。上海成為一座人人想來，不想離去的城市，讓更多的有誌青年Take me to Shanghai,To the town where I be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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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視網子公司與京東戰略合作，仍面臨失去樂融致新控股權風險

樂視網（300104.SZ）4月24日晚公告透露，負責彩電業務的控股子公司樂融致新（原“樂視致新”或“新樂視智家”）與京東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盡管如此，樂視網仍然面臨官司纏身以及失去樂融致新控股權的風險。

根據協議，樂融致新和京東將在電商領域、會員賬戶領域、廣告系統領域、物流領域、語音技術領域、樂融致新產品采購領域、無界零售領域等開展深入業務合作，共同開拓市場、服務用戶、共享客戶資源和服務能力。

這是樂融致新上周公布了擬引入騰訊、京東、蘇寧、TCL等互聯網和制造業巨頭參與其新一輪增資後，樂融致新與戰略投資者之間進行戰略合作的再次落地。此前，樂融致新已經與騰訊進行戰略合作，騰訊視頻的內容將進入樂視超級電視的大屏。

昨日晚間，樂視網還公告透露了上述新一輪增資的最新進展。樂融致新按90億元的估值，已經與騰訊旗下的林芝利創、京東旗下的就東邦能、世嘉控股、江蘇設計谷、金顯銳正式簽訂增資協議，上述幾家企業依次向樂融致新註資3億元、3億元、2億元以及以債權轉股權等形式註資2.4億元和1.5億元。

新一輪增資不僅一定程度緩解了樂融致新的資金緊張狀況，還為樂視的電視業務引入了多方的戰略投資者。樂視網表示，此次樂融致新與京東的戰略合作，符合公司“平臺+終端+內容+應用”的生態理念，有利於發揮樂視電視的互聯網分眾運營能力，基於目前大數據平臺和雲計算平臺，進一步充分挖掘自身潛在價值。

有意思的是，樂融致新公司已是該公司的第三個名字，每次更名都顯示著一個新的階段。最早的樂視致新是處於樂視網的“賈躍亭時代”，去年11月更名為“新樂視智家”是處於樂視網“孫宏斌時代”的新樂視階段，今年4月又更名為“樂融致新”是處於孫宏斌退出樂視網董事會、樂視電視業務完成新一輪近30億元增資的新階段。

引入上述戰略投資者、完成新一輪增資後，樂融致新的股權結構將發生明顯變化。樂視網仍為樂融致新的第一大股東，但控股比例有所下降，從40.31%下降到33.46%；孫宏斌旗下融創中國的關聯公司“天津嘉睿”仍為樂融致新的第二大股東，持股28.23%；賈躍亭旗下的樂視控股持股14%；寧波杭州灣新區樂然投資持股約3.1%；TCL集團持股2.56%、林芝利創持股2.56%、京東邦能持股2.56%、蘇寧體育持股2.56%、深圳佰億投資持股2.56%；江蘇設計谷、世嘉控股、鑫樂資產、深圳金顯銳、華夏人壽、北京貝眉鴻科技、弘毅弘欣分別持股2.04%、1.7%、1.52%、1.28%、0.87%、0.51%、0.43%。

樂視網表示，截至目前，公司將樂融致新註冊資本總數的34.9398%已質押給天津嘉睿和融創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因此，樂視網存在失去對控股子公司樂融致新的控股權的風險，可能致使樂融致新無法計入上市公司合並報表範圍。

樂視網還有訴訟和被起訴的風險。樂視網4月25日公告透露，公司作為原告涉及的訴訟、仲裁合計涉案金額約人民幣2.438億元（含原告訴求賠償金額、違約金、律師費等其他費用）；公司被起訴類案件合計涉案金額約人民幣33億元（含原告訴求賠償金額、違約金、律師費等其他費用）、美元5376萬元。

具體來看，樂視網發起的訴訟案件6個，被訴對象包括小米、易到、華誼兄弟影業等。而起訴樂視網及其控股子公司樂融致新、樂視雲的案件數量則多達198件，起訴方包括光線傳媒、奧飛影視、順豐速運、中國聯通、IBM、芒果娛樂、中國移動、信利電子、歐菲光、中國電子器材技術有限公司、軟通動力、愛奇藝、未來電視等。

樂視網表示，公司被起訴類案件中，因較大部分案件尚未審理裁決，公司尚無法準確判斷本次公告涉及的訴訟、仲裁事項是否會對公司本期利潤或期後利潤產生影響。

中怡康消費電子事業部總經理彭顯東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說，樂融致新三次變換公司名稱，有從樂視網剝離出來、甚至把融創相關業務裝進去的可能性，樂視網在樂融致新公司中的股權將被不斷稀釋。新一輪的增資，令樂融致新解決了資本、供應鏈、渠道、服務等方面的問題，但是樂視品牌重新在電視領域獲得用戶的信任難度仍然較大。所以，未來樂融致新也不一定以彩電為主業，有可能依托融創的房地產精裝修業務，變為內容運營、用戶運營的平臺型服務商。正因為此，樂視網在樂融致新獲得新一輪增資後，忽然漲停，又忽然跌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