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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一個小行星采樣探測器發射 探尋地球生命起源之謎

據新華社報道， 美國第一個小行星采樣探測器8日發射，前往貝努小行星采集樣本並送回地球。 這個探測器全名為“起源、光譜釋義、資源識別與安全-風化層探測器”，按英文首字母簡稱為“奧西里斯-REx”。當地時間19時5分，該探測器搭乘“宇宙神5”型火箭，在晚霞中從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空軍基地發射升空，開啟長達7年的太空之旅。

如果一切順利，探測器將於2018年8月飛抵貝努小行星，然後用2年時間對小行星表面進行測繪，尋找可能存在的礦物質並挑選采樣地點，2020年7月伸出機械臂從它的表面采集至少60克樣本，2023年把樣本送回地球。

科學家希望，這項任務能增進對太陽系形成乃至地球生命起源的認識。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小行星采樣探測器是2003年日本發射的“隼鳥號”，它於2010年成功將絲川小行星的一些物質微粒送回地球。

OPPO、vivo 取代小米 國產手機變局之謎

這是個讓國內智能手機公司戰戰兢兢的年代.

僅僅四五年時間,中國市場從每年100%的年增長跌落到了現在個位數增長,市場天花板效應逐步出現.

風停了,今年6月,剛剛慶祝了手機出貨量破千萬的樂視移動總裁馮幸,以"亂世”來形容當前的中國智能手機市場,數次談及心存"敬畏”.

從2015年到2016年,國內智能手機市場又迎來一次洗牌,規模和影響絲毫不弱於當年互聯網公司帶給傳統手機公司的沖擊.

大洗牌

今年8月,酷派原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郭德英辭去董事長一職.從1993年創建酷派,到2016年完全辭去酷派職務,郭德英經歷了眾多風浪,卻在這個"冬天”毅然淡出.

2015年7月,郭德英曾預言,全球手機市場未來5年能夠活下來、活得好的只有4到5家公司.而讓人沒意料到的是,郭德英率先賣掉了其一手創辦的酷派大部分股份.

郭德英的退出,只是陷入"血海”競爭的手機行業大洗牌的一個前奏.

根據市場調研機構IDC數據,今年第二季度,進入前五的三家中國手機廠商在上一季度皆獲得不錯的業績.華為的市場份額上漲了0.8%至9.4%,OPPO的市場份額上漲了3.8%至6.6%,vivo的份額上漲了2.1%至4.8%.OPPO和vivo將聯想和小米擠出了第四和第五的位置.

同時,中國市場前五廠商分別為華為、OPPO、vivo、小米、蘋果,出貨量分別為1910萬部、1800萬部、1470萬部、1050萬部、860萬部.前三者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15.2%、124.1%、74.7%,而小米、蘋果則同比下降38.4%和31.7%.

國產手機公司,從過去的"中華小酷聯”,變成了現在的華為、OPPO、vivo.

此外,市場的洗牌不僅體現在行業前五格局變化,有數據顯示,中國市場活躍智能手機品牌(有新品上市)數量今年上半年有大幅縮減,這意味著大量曾經熱鬧的中小型品牌進入了冬眠期,或者已經消亡.

"手機這個江湖現在是'亂世’……所以此時此刻說新派也好,說生態商業模式也好,(還是得)繼續堅持對產品基本規律的敬畏,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面對今天的'亂世’.”馮幸向包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內的媒體感慨道.

"敬畏”、"緊迫感”、"壓力”,似乎是當前手機公司實際操盤者們的共同心態.即使連上半年業績快速增長的OPPO、vivo,其負責人也不止一次在不同場合表達過壓力,犯一次錯可能掉隊,而連續犯錯則可能被洗牌.

"這是一場非常殘酷的移動江湖絞殺戰.”一次行業會議上,有手機業內人士這樣形容.

大變局

如果說以"中華酷聯”為代表的部分傳統手機公司趕上了中國智能手機市場第一波高增長,以小米為代表的互聯網公司趕上了市場第二波高增長,那麽,以線下渠道競爭公開市場的OPPO、vivo,在今年上半年國內市場總量不增長但中高端市場結構性增長中,趕上了市場第三波機遇.

工信部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末,全國用手機上網的用戶總數達到9.97億戶,再創歷史新高,而當月全國移動電話用戶總數達到13.04億戶,全國手機上網用戶的滲透率達到76.4%.

據IDC數據,2012年智能手機出貨量為2.13億部,比2011年提升了135.0%,而2015年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為4.34億部,同比僅增長2.5%,其預測2016年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仍將保持個位數較低增長,而全球手機市場今年Q1、Q2分別只增長了零點幾個百分點.

上述兩組數據說明,從2012年到2015年、2016年,國內智能手機用戶已有較高滲透率,而國內市場從高速增長的市場轉變為總量趨於穩定.在兩種不同環境下,增長的邏輯大不相同.

而調研機構GFK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在2500~3000元、3000~4000元的中高端細分市場,以及在1000~1500元的新千元機市場,出現了較快增長,而在有較大用戶基數的千元以下價位段則幾乎沒有增長.這說明國內智能手機市場正在逐漸成為一個以消費升級為主的市場,而不再是一個低價格段主導的市場.

IDC高級分析師認為,"華為、OPPO和vivo的成功歸結於他們為吸引消費者而努力打造品牌,並把產品差異化作為銷售重點.”

同時,分析師認為國內智能手機市場呈現三個特點:一是線下渠道的力量:OPPO和vivo仍然表現出眾,這主要得益於它們在線下渠道的實力.二是營銷信息聚焦關鍵技術:華為和OPPO傳達出的營銷信息都聚焦於一兩項關鍵的產品特性.三是明星代言:各家智能手機廠商在剛剛過去的第二季度都發動了猛烈的宣傳攻勢,以爭奪推動中國智能手機銷量增長的主力軍_換機用戶.

手機公司一個時間段的市場表現,受到上一時間段產品、渠道等因素的綜合影響,而下一個時間段的市場結果,還要看現階段的工作,在這里面產品是所有因素的核心.

"有的企業某一款產品成功,搞了半天都不知道這個產品怎麽成功的,是有一定的偶然性.”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OPPO副總裁吳強表示,"但我覺得有一個規律,當前面的工作做好,下面工作再上一個臺階,它對你後面的影響會更大,不是說改善50%就增長50%,可能改善50%會增長100%、200%,是一種指數關系.”

大迷茫

市場洗牌之中,部分手機公司也陷入深深的迷茫.

在運營商時代,它們知道怎麽做手機、做市場,即滿足運營商定制需求,搞定運營商和綁定運營商,幾乎就等同於銷量高速增長.3G帶來的功能機轉換智能機的機遇下,加上移動互聯網新媒體興起,拼性價比和線上口碑傳播的小米,獲得了高速增長.不過,這些百試不爽的做法現在似乎都不管用了.

長年的低利潤率加上業績大幅下滑,郭德英做累退出了,同樣依賴運營商渠道的中興迷茫了.曾經輝煌的HTC,希望通過加碼VR來拯救公司.而小米變得不再那麽互聯網,不僅雷軍親自壓陣供應鏈,也開始自建線下門店.而周鴻祎也改口"硬件免費”錯了.

面對變局,作為市場此輪獲益者的OPPO、vivo(通常被並稱為"Ov”),其相關高層理念是"等待對手犯錯”.在運營商型手機公司、互聯網型手機公司業務風生水起時,Ov聚焦於線下渠道和公開市場的戰略重點也未偏移,而當綁定運營商、開展線上業務的機遇成為過去,這類手機公司不得不開展轉型時,Ov等到了自己的機會和對手的犯錯.

而當手機公司不得不進行轉型,從過去學習小米到現在學習OPPO、vivo,大量公司宣布調整渠道布局,其核心事實上即布局線下渠道.不過,正如過去很少有人會學小米,各自具有不同基因的手機公司,能學會OPPO、vivo的模式嗎?

此外,手機公司也有其他突圍方式,例如希望押註"黑科技”博一把未來.當前,大量手機公司開始進軍VR產業,例如在將VR作為最新戰略之一的中興看來,VR可能意味著智能終端下一個風口.不過,押註"黑科技”可能是一把雙刃劍,搶得市場先機時,可能也將承受新興市場不成熟的風險及調整手機戰略的風險.

也有如樂視一樣的手機公司提出"不賣硬件賣服務”的"第三條道路”,但其結果如何,能否持續,仍需要時間驗證.

GDP增速第一，房價卻低位平穩重慶“低”房價之謎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331

 

全國GDP增長最快的重慶，常年保持著全國最低的房價水平，被譽為“高燒樓市中的一股清流”。圖為重慶江北步行街。（視覺中國/圖）

全國GDP增長最快的重慶，常年保持著同級別城市最低的房價水平。這個謎團的背後，實際是重慶獨特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一系列制度設計。

重慶通過大量出讓土地，籌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從而維持投資驅動的高GDP增長率。而土地得以源源不斷的供給，則來自於被特批的“地票制”。

因為房價多年保持平穩，重慶近日成為全國焦點，被網友稱為“高燒樓市中的一股清流”。

中國指數研究院2016年10月1日發布的百城房價數據顯示，9月份，重慶主城區新建住宅樣本均價為每平方米7164元。在經濟體量接近的城市序列中，遠遠低於均價15337元/平方米的蘇州、12307元/平方米的天津以及53384元/平方米的深圳。甚至，蘭州、昆明、南寧這些二線省會城市的住宅均價，也早已超過直轄市重慶。

2010年6月到2016年6月，重慶房價漲幅僅為5.1%，而全國100個主要城市的房價平均漲幅已高達30.7%。7月份之後，一線城市以及二線熱門城市房價繼續狂飆，以至於“十一”假期前後，全國二十余個城市先後出臺房地產限購、限貸新政，力度空前。但在地處西南的直轄市重慶，房價卻“巋然不動”，也沒有出臺任何限購限貸政策。

房價平穩的重慶，GDP卻多年保持在兩位數的高速增長，領跑全國。

重慶為什麽？

去庫存的蠻荒之力

盡管重慶已用了“蠻荒之力”在去庫存，但庫存壓力依然大。

最近半個月，李世龍明顯感覺到周圍談論樓市的人多起來。他是土生土長的重慶人，現任教於重慶大學建設管理與房地產學院，密切關註著重慶及全國房地產市場。

一直以來，由於房價走勢平穩，重慶人一般不太關心房價。但近來，許多重慶人在微信群、朋友圈里轉發討論外地購房者“大舉”殺入重慶樓市的消息。

“十一”假期，李世龍實地走訪了重慶樓市，真的碰到了外地炒房團。在沙坪壩區西部新城即將開盤的萬達文旅城，打出了“熱烈歡迎合肥、無錫、廣州看房團，蒞臨重慶萬達城”這樣的廣告牌。

李世龍在該項目售樓大廳連續觀察了三天，發現外地購房者多來自無錫、合肥，以家庭的形式集結，手里攥著一沓沓的購房材料。該處樓盤“吹風價”（預售價）為八千多元一平方米，高於周邊樓盤15%左右。

“他們是跟著萬達的項目走，合肥萬達城兩萬元一平，而且限購限貸，重慶才八千多元，他們覺得重慶至少不比合肥差吧。”李世龍說，他與外地購房者交流得知，炒房團的投資預期為，兩三年內可以漲到每平米1.5萬—2萬元/平米。

但他認為，這基本是難以實現的目標，因為目前均價1萬元以內的樓盤仍是重慶市場主流。

徐峰是重慶一家本土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老總，他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重慶房地產從2016年4、5月份開始，銷量明顯升溫，但價格漲幅並不明顯，只能算作是微弱上揚。他認為，熱點城市限購後的資金外溢對重慶樓市有一定的帶動，但是作用十分有限，因為“重慶庫存太多了”。

而重慶市房地產協會會長莫元春更是公開警告稱，外地炒房客來重慶炒房，“你會死得早”。

五年前到重慶這一房價“窪地”淘金的炒房客，如今大都鎩羽而歸。

以自稱發布真房源的鏈家網房源為例，重慶北濱路上2010年建成的華潤某樓盤，目前在售的近200套二手房中，超過70%的房源是清水毛坯房。多位房產中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些樓盤的投資客目前大都以低於開盤價在虧本甩賣，“只求少賠點”。

重慶房價難漲的主要原因是，供給過剩。

重慶的供給量之大可以從一組數據中體現：據重慶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5年重慶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屋施工面積28985.67萬平方米，其中，住宅竣工面積3185.90萬平方米。而深圳2015年住宅竣工面積僅為202.37萬平方米。也就是說，2015年重慶的住宅竣工面積是深圳的十多倍。

“去庫存”，仍是目前重慶樓市的主基調。銳理數據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8月，重慶的商品房存量為2982萬平方米；其中住宅存量為1245萬平方米。

相比2015年9月，重慶商品房存量已減少1188萬平方米。據重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5年9月底，重慶商品房存量面積高達4170萬平方米。2015年重慶市商品房銷售面積為5381萬平方米。2016年1-8月，重慶商品房銷售面積4122.19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8.2%。

今年重慶仍然把去庫存作為首要任務。年初，重慶出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明確提出在2到3年內完成1000萬平方米去庫存任務，今年房地產去庫存的目標是800萬平方米。今年上半年，重慶市共完成房地產去庫存455.65萬平方米。

為了去庫存，重慶市計劃兩年內將土地供應規模逐年減少10%，商品房新開工面積增速控制在3%以內，通過貨幣化安置去除房地產庫存400萬平方米。重慶市長黃奇帆甚至公開表示，從今年開始三年內，重慶每年將關閉500家房地產公司，3年關掉1500家。

盡管重慶已用了“蠻荒之力”在去庫存，但重慶接下來幾年的房屋庫存壓力依然會大。據重慶市統計局數據，今年1-9月，重慶房地產開發企業住宅施工面積17155.76萬平方米，住宅竣工面積2135.91萬平方米，共計19291.67萬平方米，按照人均30平方米計算，可供643萬人居住。

2016年9月27日，重慶新建的商品房。（視覺中國/圖）

源頭活水

重慶何以長期保持巨量的土地供應？答案是“地票”制度保障了其“源頭活水”。

重慶樓市的庫存大，關鍵在於源源不斷的土地供給。

重慶在供地方面有多“土豪”，從一組數據中可以管中窺豹。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3年重慶出讓給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土地面積為1896.65萬平方米，2014年為1864.59萬平方米，而2014年北京、上海、深圳的同一數據分別為580.76萬平方米、313.18萬平方米、105.73萬平方米。

巨量的土地供給，使得重慶土地價格相比其他城市極為低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和2014年，重慶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成交價款分別為448.79億元和679.99億元，即2013年土地成交均價為2366元每平米，2014年為3647元每平米。而北京2014年土地成交均價為2.37萬元。

如此低廉的土地價格，使地價貴過樓面價的“地王”現象不可能在重慶出現。

“面粉貴過面包的事，重慶不會有。”重慶一家地產開發企業的銷售總監馬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重慶的開發商手中大都還有沒動工的土地，加上銷售一直不溫不火，所以拿地意願不強。

那麽，重慶何以長期保持巨量的土地供應？答案是，“地票”制度保障了其“源頭活水”。

李世龍介紹，城市新增建設用地無非有兩個來源，一是舊城改造，盤活存量土地；二是城市擴張，拓展增量土地。

囿於18億畝耕地高壓紅線，國家對城市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的控制格外嚴格。2008年之前，重慶同樣受制於建設用地的指標束縛，一度重度依賴舊城改造來供應建設用地。但是城市拆遷周期長、成本高，2007年轟動全國的“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便發生在重慶楊家坪。

轉機出現在2008年，作為國家城鄉統籌綜合試驗區的重慶報經中央批準，成立農村土地交易所，啟動地票制交易試點改革。所謂的“地票制”，是將農村閑置的集體建設用地複墾為耕地，增加耕地數量，根據“增減掛鉤、耕地占補平衡”的原則，再把增加的耕地數量置換成為城市建設用地指標。

“增減掛鉤”制度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有，但通常只限定在縣域範圍內，難以解決大城市的土地緊張。而通過地票，農村範圍廣闊的重慶將農村的土地“飛”到了城市。另一個實行地票制度的城市則是同為國家城鄉統籌綜合試驗區的成都。

“地票制度是用地需求逼出來的。”重慶市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陳悅曾對媒體表示，他參與了重慶地票制度的設計過程。據《光明日報》報道，截至2016年5月上旬，重慶累計交易“地票”17.7萬畝。

有了“地票制”之後，重慶便不再為缺地發愁。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重慶征用土地面積1831.57平方公里，2014年為1475.88平方公里。而同期北京的征用土地面積僅為35平方公里和14平方公里。

“別的城市缺地，而重慶不缺地，所以能夠‘走量’。”當地一位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開發商徐峰對重慶土地的供應變化感受明顯。他舉例說，十年前，政府規定的重慶樓盤容積率（即項目用地範圍內總建築面積與項目總用地面積的比值）一般高達4.99，而現在只需要1.5—2.0即可，不到之前的一半。

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教授江帆，對地票制也有著長期研究。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地票制有很多理論創新，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對城市的意義、作用更大。“（地票制）就是地方為了緩解、解決用地指標的問題，這是根本目的。”江帆說。

重慶某樓盤的懸空售樓部。（視覺中國/圖）

土地錢袋

通過“八大投”的樞紐作用，重慶可以便捷地把土地出讓的收入，再投入到固定資產投資中。

但重慶源源不斷地將大量土地上市的動力究竟來自哪里？這需要從重慶獨特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中尋找答案。

在經濟下行的大環境下，重慶是全國唯有的兩個保持兩位數增長率的省級單位之一，2015年，重慶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5719.72億元，同比增長11.0%，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水平6.9%。

但重慶的GDP增長是典型的“投資拉動型”，據重慶市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全市完成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7.1%，占當年GDP總值的95%，達到15480.33億元。其投資規模接近總人口相當的北京市年固定資產投資7990.9億元的兩倍。

事實上，近年來重慶市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例在不斷攀升。2011年，重慶GDP同比增長16.4%，達到10011.13億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總量完成7631.80億元，占GDP的76.2%。到2013年，GDP達12656.69億元，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首次突破1萬億元，達到11205.03億元，占比88.5%。

據重慶發改委數據，2014年重慶全市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3224億元，增速18%。其中，基礎設施投資3419億元，占比26%；產業結構調整占比43%，其中工業（含能源）完成投資4164億元，占全市固定資產投資的31%；房地產開發占比27%。

在財政性資金主導的重大專項建設中，市級重點建設項目完成投資3560億元，占全市固定資產投資的27%，其中十大基礎設施項目完成投資895億元。

早年，由於重慶市基礎設施領域開放度低，社會資本難以進入，投資主要靠財政性資金和政府債投資。近年來，重慶市積極推進PPP（公私合營）模式，試圖引進社會資金維持高投資率。但“賣地”仍然是重慶市政府最便捷的投資資金來源。

通過旗下八大國有投資平臺——包括城投、地產集團、交投、水投等，俗稱“八大投”——的樞紐作用，重慶可以便捷地把土地出讓的收入，再投入到上述固定資產投資中。

與其他城市不同，重慶“八大投”既是重慶的土地收儲平臺，同時也是基礎設施投資的主體。一方面重慶市政府賦予“八大投”土地儲備職能，外界估計它們有40萬－60萬畝土地儲備；另一方面，“八大投”主導了重慶幾乎全部的高速公路、橋梁、輕軌、大學城等基礎設施建設。

“重慶土地供應量一直很大，重慶有幾大地產公司，它們將土地經過整治以後再交給政府，政府再進行出讓，始終保持土地在政府的手上。”莫元春近日在一次城市論壇中指出。

投資驅動GDP增長模式必然伴生高負債率，而當債務壓力過大時，土地又成了重慶償債的重要資金來源。2012年末，國家審計署公布的重慶市政府債務率（債務與GDP之比）高達92.75%，居全國第二。2015年3月底，黃奇帆宣布，至2014年底，重慶債務率下降到77%，債務余額比2013年底減少1090億。

重慶市財政局公開表示，重慶減債的途徑包括土地出讓、資產變現等。2014年和2013年，重慶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分別為1665億元和1520億元，增長9.5%和11.8%。而2012年重慶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312.9億元，僅增長0.3%。

與土地過量供給推動的房屋供給過剩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重慶住宅需求的相對疲弱。

從人均居住面積來看，重慶遠高於廣州、上海等城市。早在2013年8月，重慶市城市建設綜合開發管理辦公室主任徐千里就透露，重慶人均居住面積已達到30平米。據統計年鑒，同年廣州的城鎮人均住房面積為22.73平方米，上海僅為17.5平方米。

此外，一個城市的房價長期決定於其人口凈流入。李世龍研究發現，重慶的廣大郊縣人口為凈流出，主城區人口凈流入，兩相抵消，人口為微弱的流入趨勢。據重慶市統計局數據，2015年，全市常住人口比2014年增加25.15萬人，僅增長0.8%。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馬健為化名）

從“外儲貨幣”到“土地銀行” 貨幣“超發”之謎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187

2009年總量高達60萬億的貨幣供給，充分顯示出“土地銀行”的貨幣創造能力。（視覺中國/圖）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貨幣的實際“創造者”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最初的外匯儲備，到後來的土地銀行。

現在，作為經濟發展基準的“貨幣之錨”正經歷新一輪的轉換——從土地本位，轉向以稅收財政和市場化金融體系為依托的“信用本位”。

2016年9月30日至10月6日短短一周內，南京、廈門、深圳等16個城市先後發布樓市調控政策，加上此前已經先行調控的北京、上海兩地，2015年至今房價漲幅最顯著的18個城市全部重啟限購限貸等調控政策。

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認為，相對於此輪創下“歷史之最”的房價漲幅，本次房地產調控亦堪稱“史上最嚴”，主要體現在限購城市範圍擴大；首付比大幅提高和購房者門檻提高三個方面。而此輪房價上漲的“龍頭”深圳，調控力度也最為嚴厲。

政策調控之外，此輪房價上漲背後的“貨幣效應”亦引來市場各方的高度關註：據國家信息中心的數據，在2011年至2015年5年間，住戶部門貸款年均增長超過3.33萬億元，年均增速高達18.6%，遠超實體企業同期貸款增速。央行數據顯示，2015年人民幣新增貸款11.72萬億元，同比增加1.8萬億元，創下歷史最高水平。

海通證券宏觀分析團隊認為，此輪信貸規模劇增源自兩個重要因素：金融監管的放松和持續降息，並指出房價持續上漲“神話”的背後其實是“徹頭徹尾的貨幣現象”。同樣基於這一判斷，國家信息中心在其分析報告中指出，此輪房價上漲背後的根本原因在於“貨幣超發預期”，及由此引發的保值性投資需求，只有改變這種預期，才能讓大規模投資性購房潮流真正終止。

但與此同時，亦有研究者指出“貨幣超發推動房價泡沫”觀點所面臨的悖論：在國家統計局調查的70個城市中，有42個工業產能或房地產庫存過剩的城市在此輪上漲中房價增長不到5%，其中8個更是不漲或下跌。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將這一“結構性上漲”的市場現象，視為經濟區域性分化下的“城市化進程加速”。而在這一分化過程中，落後地區的勞動力和資金加速流向沿海發達地區——這恰恰是“總量調控”式的貨幣政策所無法控制的。

“貨幣超發論”難以解釋的另一個現象則是：從2008年至今，央行的總資產僅從19.9萬億元增加到33.4萬億元，但廣義貨幣M2卻由47.5萬億元增加至2015年底的近140萬億元，增速遠超央行資產增速。

所謂“貨幣超發”，一般理解就是指M2規模和增速超過同期GDP，由於過多的貨幣流動性會帶來通脹和資產泡沫，因此傳統貨幣理論認為央行應該通過控制基礎貨幣（M0）來調控市場中的M2規模，使之與GDP增長相適應。

但在中國經濟體系中，央行資產負債表的平穩增長顯示出其並未實行“貨幣擴張”。實際上早在2011年，時任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王國剛就撰文指出，不應將M2增速大於GDP增速的現象冠以“貨幣超發”的名稱，而此後的多項研究亦顯示出，中國經濟體系中的信貸膨脹是一種與外貿、財政和土地等制度變革有著高度關聯的貨幣金融現象。

南方周末記者為此梳理了近年的相關研究與統計數據，發現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轉換”，長期存在著M2增速高於GDP增速的“信貸膨脹”現象，亦經歷了不同的“動能轉換”。

（李伯根/圖）

誰在創造貨幣

從“外儲貨幣”向“土地銀行”模式的轉變，是1990年代至今中國貨幣市場上發生的重要變化。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貨幣管理模式經歷多輪探索調整，最終在1995年以中國人民銀行法出臺為標誌，開始形成獨立於財政政策的貨幣政策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理念，就是貨幣發行規模要跟經濟增長保持平衡。

但實際上從1995年開始，M2的規模與增速便長期超過同期GDP，並成為存在至今的一個特殊現象。也正是在這一年，中國金融體系內首次出現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大於貸款余額的“存差”現象，並在此後多年迅速擴大，形成了奇跡般的超高儲蓄率。

王國剛的研究顯示，由於廣義貨幣M2在扣除央行基礎貨幣M0後，本質上是“各類存款”，當時金融體系中的這一“存款增加”來源，正是外貿順差下企業外匯資金兌換為人民幣所致——其間的關鍵背景，則是1994年匯率改革後人民幣匯率的大幅下調，啟動了中國的出口加工產業。

也是從此時開始，中國經濟體系中的“貨幣創造”動力，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引進外資”轉向“出口創匯”。而在2000年之後，隨著中國加入WTO帶來的外貿順差規模的急劇擴大，銀行體系內的投資率與儲蓄率差額也迅速擴大，在2005年之後從3%擴大到5%-9%。

換句話說，在出口商品潮水般增加的同時，劇增的企業出口收益由於無法被國內市場所消化，被動形成了體量龐大的儲蓄存款：整體儲蓄率從1992年的38.8%升至2011年52%的同時，企業儲蓄率從32.2%上升至42.8%。

而在中國的外匯管理機制下，貿易順差形成的外匯占款激增，又倒逼央行基礎貨幣發行規模的急劇擴張，因此而形成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所稱的“被動超發”現象。數據顯示，中國外匯占款從1990年的599億元，急劇擴張至2011年的25萬億元，增長近423倍。

為了避免巨額的基礎貨幣投放所帶來的通脹和資產泡沫，在此後多年的貨幣管理中，央行在金融市場中的主要功能就是“流動性回收”——以巨額央行票據和超額存款準備金政策對沖“被動超發”的流動性。由此也形成了中國央行與傳統央行角色的錯位，在傳統貨幣政策模式下，央行通過基礎貨幣的投放調控市場流動性；但中國央行面對著因被動超發而失控的基礎貨幣，不得不以市場操作和管制政策直接調控廣義貨幣M2的規模，形成了獨特的“數量型調控”模式。

據李迅雷的估算，自2003年央行票據發行至2011年8年間，央行對沖操作抵消了近80%外匯占款所帶來的基礎貨幣投放，未回收貨幣約5.5萬億元。

在央行調控下，2000年以來的M2增速基本在高於名義GDP增速4%左右波動，以至於市場由此形成了依照“GDP增速+預計CPI增速+3%-4%上浮空間”推算M2增速的“約定公式”。

不過，就在這套操作日漸嫻熟之時，另一個“貨幣創造者”出現了，那就是以房地產抵押信貸為代表的“廣義信貸”（債權融資）體系。

中金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觀察到，在1990年代中期廣義貨幣（M2）增速超過名義GDP增速後，2008年開始又出現了廣義信貸增速超過廣義貨幣的現象。

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出讓模式、銀行業傳統的抵押融資操作，以及迅速膨脹的房地產市場規模所共同構成的“土地銀行”模式，迅速“接棒”外儲貨幣，成為金融市場中日益重要的貨幣創造者。

在2009年M2超常規增長之後，金融市場觀察者們開始註意到，前期行之有效的按GDP推算的M2增速公式正在失效，在M2供應增速不斷下降的同時，市場流動性卻日益充裕——這正是以“土地銀行”模式為代表的廣義信貸規模快速擴張的標誌。

土地如何創造貨幣

地方政府及國有企業利用征地權將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資產”，其中的一部分被政府拍賣或出讓，成為城市公共服務和經營建設的資本金。更大規模的土地存量，則被作為銀行信貸的“抵押資產”，成為“貨幣創造”的平臺。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的曾康霖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在分析了1992-2012年的貨幣供應變化後，發現真正與GDP增速高度相關的是以M1（現金+活期存款）所代表的“媒介貨幣”，作為市場支付功能的M1貨幣規模在這21年中並未出現“超發”現象。

真正出現“超額供給”的是發揮著儲蓄/投資功能的“準貨幣”，包括銀行存款和各類有價證券。曾康霖團隊的研究認為，以“準貨幣”形態為主的貨幣超發經歷了兩個階段：在1992年到2002年期間，主要是引進外資和出口創匯形成的儲蓄增長；而在2002年至2012年期間，則是房地產業和土地出讓模式推動的貨幣創造。

被該研究團隊視為貨幣供應機制轉折點的2002年，也正是被視為“土地革命”的國有土地“招拍掛”制度出臺之年。在這一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模式，與高度市場化的房地產開發產業相銜接，形成了推動城市化進程的“資本引擎”。

這一“資本引擎”的前半段，是周其仁教授歸納過的“中國特色式政府資產形成”：地方政府及國有企業利用征地權將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資產”，其中的一部分被政府以拍賣或出讓，成為城市公共服務和經營建設的“資本金”。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從1999年至2015年期間，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7.29萬億元。

更大規模的土地存量，則被政府融資平臺與國企們作為銀行信貸的“抵押資產”，這一筆難以估算規模的“存量資產”，成為了商業銀行們借以進行“貨幣創造”的平臺。

對於商業銀行們來說，要把土地轉換為信貸投放，還需要一個關鍵的市場化估值體系，否則無從判斷具體地塊的抵押價值。而高度市場化和專業化的房地產開發產業鏈，恰好承擔了這個複雜的“估值計價”的功能。

曾任廈門市規劃委主任的趙燕菁認為，城市土地供應與其說是“土地國資”，不如說是以土地為載體的“城市建設債券”。隨著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和經濟建設中的投入增加，相應的城市“土地債券”收益率（房地產租金或稅收等）會不斷上浮，並帶動後續發行的“土地債券”（政府供地）的價格上升。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而言，趙燕菁認為，“土地債券”成為了中國銀行體系“貨幣創造”的信用之錨，人民幣也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土地本位貨幣”。

這一轉型，在2002年前後的諸多貨幣增長“轉折點”上得以體現。比如，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及銀行按揭購房模式的推出，令當年M2總量首次沖破10萬億元；2005年匯率改革所帶來的資產升值預期，則令當年M2總量首次突破30萬億元，並引發了外資湧入的熱錢現象；而在2008年金融風暴導致外貿失速之際，2009年總量高達60萬億的貨幣供給，充分顯示出了“土地銀行”的貨幣創造能力。

在此期間，中國經濟的內部結構也在發生著深刻變化。在2005年之前被迫轉型的國企和國資體系，隨著房地產和土地價值的劇增，成為了市場中最大的贏家，在“土地—信貸”模式下，成本日益高企的民營制造業被擠到市場邊緣。與此同時，市場中的民營企業群體開始大規模向地產金融模式轉型，並借助迅速膨脹的影子銀行體系開始了新一輪負債式擴張。而房地產企業則以“類金融機構”的經營模式不斷擴張，繼續著一個又一個造富神話。

隨著中國經濟體量漸漸達到全球第二，外貿順差增量日漸縮小，地方政府、房地產、銀行三位一體的“土地銀行”，已經成為了中國金融體系中最為強大的“貨幣創造者”。

與上一輪“外匯儲蓄”式的貨幣創造周期不同，這一輪“土地債券”式的貨幣創造，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有著強大的資產證券化屬性，以“土地債券”質押所形成的“準貨幣”，既可以體現為銀行存款，也可以體現為上市公司股權乃至包括企業債在內的種種有價證券形態。

也正因為如此，隨著“貨幣信用錨”的轉換，以銀行存款為主體的M2指標已經越來越難以代表以廣義信貸為代表的市場流動性。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也是央行近年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並強調以“社會融資規模”取代M2作為流動性調控“中介指標”的原因所在。

“土地債券”成為中國銀行體系“貨幣創造”的信用之錨。（視覺中國/圖）

泛金融時代 的“貨幣之戰”

作為經濟發展基準的“貨幣之錨”正經歷新一輪的轉換——從土地本位轉向以稅收財政和市場化金融體系為依托的“信用本位”。

在2012年以來的金融創新大潮下，早已以“影子銀行”形態暗流湧動的資產證券化大潮，終於以“大資管”形態展現出了其“貨幣創造”的威力——當年M2增速未達14%的預定目標，但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卻超過20%。

此後數年間，M2增速與社會融資規模差距迅速擴大。

據市場研究人士統計，2015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理財賬面余額23.5萬億元，同比增幅高達56%，而在加上理財產品余額後的M2同比增長22.5%，遠高於央行公布的13.3%。此外還有高達9.5萬億元的地方債余額，具體的置換規模由於種種原因未被納入人民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僅在央行新聞稿中顯示其“對貸款數據有較大影響”。

而從存量上看，截至2016年6月底，中國銀行業資產托管規模首次超過百萬億元，達103.5萬億元，同比增長53.6%，而同期M2余額為149萬億元，僅增長11.7%。這意味著以資產托管形式存在的“證券化貨幣”占據了銀行總資產的大半壁江山，其增速也高達傳統銀行體系的4.6倍。此外還有以“兩端不入表”形態脫離銀行業表內統計與監控的30萬億通道業務，成為了活躍在資本市場交易中的“加杠桿”資金來源。

在錯綜複雜的債權/股權交叉抵押融資模式下，空前活躍的交易資金把整個經濟體系迅速“泛金融化”。2015年中國金融增加值占GDP比例高達10.2%，而同期美國金融業增加值僅占GDP比例的6.5%。這一數據被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斥為“荒唐”，那意味著中國社會金融化程度實際上已超過有著發達金融體系的美國。

超常的金融增加值GDP貢獻率，正是建立在27萬億土地出讓金所支撐的“土地證券化”平臺之上。除了銀行存款之外，大規模的“土地證券”還支撐著近百萬億規模的“大資管”市場，並在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中，形成令實體經濟體系難以匹敵的“賬面盈利”。

在這一“泛金融化”式信貸膨脹引發市場廣泛憂慮之前，長達數年的財政金融體制轉型早已啟動。2009年啟動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今天終於將人民幣帶入SDR體系，這意味著原本擁擠在國境之內的“貨幣信用”，將成為迅速擴張的人民幣“國際信用”的一部分。

而在2014年加速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和債券市場擴容，則代表著貨幣當局通過“債券-利率”曲線，重塑獨立於“土地債券”的人民幣利率體系，並以利率走廊式“價格型調控”取代對沖操作式“數量型調控”的巨大轉型。

與此同時，作為“土地貨幣”體系基礎的土地出讓，也在預算公開、地方債置換、重新劃分央地事權關系等一系列重大財稅體制改革基礎上艱難推進，其目標就是將預算獨立後的地方政府從土地財政依賴，轉向以提供公共服務為核心的“稅收財政”。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也意味著作為經濟發展基準的“貨幣之錨”正經歷新一輪的轉換——從土地本位轉向以稅收財政和市場化金融體系為依托的“信用本位”。

在這場“信用本位”的貨幣體系重塑過程中，原本在土地財政模式下陷入同質化發展的地方政府，也必須依靠各自的資源稟賦，在未來預算獨立的過程中重建自身的“城市信用”。

房地產高杠桿之謎：45%來自銀行貸款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11-26/1056323.html

融資是房企的“七寸”。在行業利潤壓縮、房企紛紛轉型的時代，優秀的融資能力能夠有效控制成本保證盈利空間，也可以改善財務結構維持穩健運營，還能為轉型提供源源不斷的“彈藥”。

REICO工作室近期研究發現，雖然從2009年以來，房地產投資資金來源中，國內貸款比例呈下降趨勢。但2015年，我國房地產業投資的資金來源中，國內銀行貸款占15.51%，仍然高於全國各行業的平均水平（當年大約12%）；自籌占47.90%，低於平均水平（當年69.45%）；其他占40.73%，高於全國各行業平均水平（當年12.66%）。實際上，現有統計口徑下的“自籌”和“其他”中平均大約有60%屬於銀行貸款，房地產投資資金來源中，應該約有45%來自銀行貸款。

中原地產統計顯示，截至11月24日，2016年房企包括私募債、公司債、中期票據等的融資刷新了歷史紀錄。合計全年融資額度達11156億，這也是歷史首次突破1萬億，同比同口徑上漲幅度達25%。

直接融資迅速上升

從房地產融資方面看，資金基本面與總體大環境變動非常一致。

REICO工作室研究表明，2014年到2016年上半年，央行連續出臺降準、降息政策，並配以下調購房按揭比例等，金融環境不斷寬松。全社會融資額中直接融資比例顯著上升。2015年全社會融資額中銀行貸款占比升至73%，企業債券凈融資占比也升至18.31%，創歷史新高；2016年上半年，銀行貸款占比達76.7%，企業債券凈融資占比略有下降。

世邦魏理仕指出，2014年以來，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開放境內債券市場、鼓勵ABS（資產擔保證券）市場有序發展、收緊財富管理等影子銀行產品。為開發商和投資者創建了有利的投融資環境。

據REICO工作室統計，2015年底，房地產債券融資余額達9989.4億元，高於2011年到2014年4年全部債券融資余額之和；2016年6月末，房地產債券融資余額已達16212.22億元。

但資本市場依舊不是我國房地產融資的主要渠道。自2009年11月南國置業之後，時隔6年，2015年才又有2家房地產企業在A股上市。目前，A股共有132家房地產開發企業，占全部A股2933家上市公司的4.5%。

不過，資本市場上房地產融資產品有了新突破。繼2014年國內首只權益型REITs產品“中信啟航”正式上市交易後，2015年國內首只公募REITs“前海萬科封閉式混合型基金”也實現上市。

世邦魏理仕中國區研究部主管謝晨表示，境內債券市場的開啟為開發商融資打開新的窗口，目前中國的低息環境進一步刺激開發商紛紛發行境內債券，並將債券到期時間推遲至2018年及2021年間，以減輕短期內償債壓力。

信貸收緊影響較大

REICO工作室認為，未來房地產融資的基本原理不會發生變化，房地產企業的具體融資方式仍將與其具體開發模式和經營模式密切相關。預計銀行貸款仍將是融資主要來源，直接融資有較大增長空間，但增速很有可能會隨市場風險的累積而受到控制。

在融創中國董事長孫宏斌看來，本輪調控非常嚴峻。其中重要表現是銀行信貸收緊對開發商影響特別大。

孫宏斌認為，表面上，市場購房預期還未發生改變，但“（樓市）一直說降，其實沒降。購房者的預期說著說著就給改了。另外，（當前調控背景下）投資者買不了，首付款太高了”。

中原地產統計顯示，10月-11月截至24日房企債券融資額，相比8-9月下調了61%。當前市場融資難度明顯加大。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認為：從資金成本看，支持2016年房地產市場火熱的主要原因是房企各種渠道低成本資金，債券是其中價格最低的資金來源，但最近2個月發債難度開始加大。

張大偉認為，海外融資難度已越來越大，一旦內地債券融資壓力增加，對房企來說，將明顯增加資金壓力。從各地樓市調控看，發債等渠道還有可能繼續收緊，房企未來6-9個月很可能會面臨越來越大的資金問題，所以也要求房企加快銷售回籠資金。

世邦魏理仕大中華區投資及資本市場部董事總經理李淩表示：“盡管中國境內融資渠道不斷完善，但未來信貸政策可能會發生變化，開發商應做好相應準備。對於部分短期內面臨較高還款壓力的中小開發商來說，應盡早為其再融資需求定制計劃，或與投資者成立合資公司以分散風險。”

研究顯示，盡管融資環境較為寬松，但凈利潤下滑削弱了開發商的償債能力。本土上市房企的債務總額已由2011年的1.34萬億元大幅攀升至2015年的3.3萬億元。部分小型開發商由於項目預售進展不順利，不得不通過舉債維持項目運行。

世邦魏理仕建議，投資者應當慎重考慮對中小型開發商的定價，以客觀反映其真實的風險水平。此外亦可考慮其它債務重組投資機會，要求擔保支付或進行可轉換債券的投資。

距離10萬輛一步之遙 雷克薩斯國產之謎待解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12-02/1058181.html

會計選委ABC成功之謎

選委會投票，泛民在會計界奪26席。(資料圖片)

上周日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日，因抱恙在身兼票站離家甚遠，加上特首梁振英宣布不競逐連任，已經沒有動力去投票。但想深一層，是次選舉的選民人數才23萬多，自己有票都不出來投，實在對不起沒有票的市民，因此盡公民責任投票去。

瓜瓜所屬的會計界別，今屆有62位候選人競逐30個席位。未選之前，焦點均放在非建制派，看看能否乘今屆立法會選舉之勢再下一城，增加在選委會的影響力。豈料結果出乎意料地一面倒，不單泛民取得26席，連打著ABC旗號的親建制派也囊括餘下4席。換句話說，只要政綱有ABC就差不多穩操勝券。另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大部分當選者是新名字、新面孔。反觀建制陣營，候選人全是業內明星級人馬，如會計師大行老闆，還有歷任公會會長，可惜竟然沒有任何一位當選。

說也奇怪，梁特首在選舉前已表明放棄競逐連任，既然目標達成，按理ABC策略應不再奏效。再講，建制陣營打出的口號較為理性，例如承諾以既定標準及民調來選擇特首，按理應能打動講求理性的會計師選民，為何事與願違？究其原因，相信是階級矛盾的延續。

在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深得一眾會計明星支持的候選人以12,131票對6,836票大比數落敗。這次明星們親身披甲上陣不單鍛羽而歸，結果更是懲罰性的一面倒慘敗。坦白講，眾星對業界的貢獻無容置疑，是次選舉卻得到如此冷待，比較可取的解釋就是遭選民報復。

眾所周知，會計業界普遍工時過長，待遇卻不算特別高。據公會今年的調查，年薪在30萬元以下的會計師約佔38%，30萬元至60萬元以下的佔17%。要成為會計師，除了考試取得合格成績外，還要有至少3年工作經驗。但逾半數會計師的年薪在60萬元以下，加上漫長工時，待遇其實較其他專業差。

此外，雖然會計業界經歷了多年「好景」，但礙於人才供應充足，向上流動機會不多。每天辛苦工作兼進修卻得不到成果，基層會計師早已怨聲載道，但又礙於前途，大多敢怒而不敢言。適逢兩大選舉，年輕會計師藉投票予「對家」以宣洩不滿。與其說選民認同ABC政綱，倒不如說是對現有制度不滿的投射。

選舉後，曾與幾位年輕會計師交談引證了這點，他們清楚知道，即使特首換了人，香港的情況也不會有甚麼大改善。但為何仍要投票給ABC，就是要一眾金字塔頂端的會計師不順心，情緒宣洩多於寄望改變。

不要小看年輕會計師，他們才是候選人的老闆。根據會計界別的選委投票結果，30位當選者合共獲取191,078票，每位當選者平均得到6,253票。假設這些選票皆由非建制支持者投出，6千多人佔投票人數比例就是56%。他們的具體背景當然無從稽考，但按會計師公會最新年報，44歲或以下的會計師約佔總數的58%。當然，我們不能單單以此作結，認為投向ABC的選民必定是基層會計師，但幾可肯定，如何取信於他們才是關鍵。

除了會計業界，其他幾個專業界別的選委席位都由非建制派囊括，原因是否如會計業界般，瓜瓜不敢妄斷。但經此一役，相信眾多專業人士已意識到，自己的一票對特首選情何等重要。

文章刊於：am730 201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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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摩電影節之《寒戰II（Cold War II）》：揭開劣政司司長唔辭職選特首之謎

本片承接《寒戰》第一集，警務處處長曾向榮（上集由王敏德飾演）與及警務處副處長（行動）李文彬（梁家輝飾）已申請提早退休，特衰正苦辦事效率超高，話口未完便已通知樁秧，任命本來是警務處副處長（管理）劉傑輝（郭富城飾）為警務處處長。劉 sir 上任未幾，第一單嘢就係為在寒戰行動上殉職的鄺智立高級警司（上集由林家棟飾演）的冚區旗儀式，剛剛被便在浩園前以蹩腳港式英語讀出悼詞，足證唔使英文嘞嘞聲都可以飛上枝頭。好景不常，劉 sir 隨即接到威脅，在視像鏡頭面前挾持着劉 sir 老婆，呆等劉 sir 打嚟的匪徒竟然要求釋放在上一集最尾中槍受傷被捕的李 sir 之子李家俊（彭于晏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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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霧霾之謎：重金屬汙染“鎘鋅鉛”最重 多來自機動車排放

北京霧霾中有哪些重金屬?各占多大的比例?來源是什麽?這些“謎底”正在被揭開。

最新研究發現，北京大氣降塵中鎘(Cd)、鋅(Zn)、鉛(Pb)三種重金屬汙染最嚴重，而降塵重金屬汙染均主要來源於機動車尾氣和垃圾焚燒。

這項研究由首都師範大學資源環境與旅遊學院、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大氣邊界層物理和大氣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多位專家共同完成。該研究項目被列入教育部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和北京市教委科技計劃項目。

研究小組介紹，大氣沈降又稱降塵，降塵中的有毒重金屬易沈積在植物、土壤和水中，通過食物鏈的傳遞和累積，可對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嚴重危害。

據了解，為研究北京大氣降塵中重金屬汙染水平及其空間變異特征，研究人員分別於2013年6-10月(非采暖期)、2013年11月-2014年3月(采暖期)收集了北京大氣降塵樣品66份，采用ElanDRCⅡ型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儀(ICP-MS)測試了樣品中的37種重金屬質量分數。

研究發現，非采暖期北京大氣降塵中鎘(Cd)、鋅(Zn)、鉛(Pb)三種重金屬汙染最嚴重，三者質量分數分別為5.3、822.0、177.2毫克/千克，分別超出各自北京背景值的1065.0%、516.2%和403.1%。

采暖期北京大氣降塵中鉬(Mo)、鎘(Cd)、鉍(Bi)、鋅(Zn)四種重金屬汙染最嚴重，四者質量分數分別為8.7、2.7、3.0、660.5毫克/千克，分別超出各自北京背景值的656.9%、495.8%、457.5%和395.2%。

與非采暖期相比，采暖期大氣降塵重金屬中除Zn、Pb、Cd質量分數分別降低了19.6%、25.3%和48.9%外，其余元素的質量分數卻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其中鍶(Sr)、鋇(Ba)、鈰(Ce)、銅(Cu)、鉻(Cr)、鎢(W)、(La)、鎳(Ni)、鉬(Mo)、鈷(Co)等10種重金屬質量分數升高了53.2%～176.7%。

研究表明，非采暖期主要重金屬(鉻、銅、鋅、鋯Zr、鋇和鉛)空間分布呈現出較強的變異性;采暖期降塵中主要重金屬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間變異，鋇和鋅的空間變異較強，二者高值區和低值區相互交錯分布;銅和鉛的空間變異相對較弱，二者高值區和低值區分布均呈規律性分布。

研究小組分析表明，無論是采暖期還是非采暖期，北京降塵重金屬汙染均主要來源於機動車尾氣和垃圾焚燒。

機動車已成為城市空氣汙染第一大汙染源。攝影/章軻

研究發現，鋅(Zn)質量分數在東城東四、奧體中心等9個采樣點超過900毫克/千克。由於北京城區基本無冶金企業，並且這些站點多為交通點(前門東、南三環西以及東四環北)，車流量大，說明這些采樣點周邊的降塵及其重金屬汙染排放以機動車排放為主。另外，鉛(Pb)質量分數在奧體中心和南三環西兩個采樣點超過檢測限值(500毫克/千克)，說明采樣點周邊的汙染也以機動車排放為主。

北京工業大學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教授程水源表示，根據北京市大氣PM2.5汙染源解析結果，在PM2.5的本地汙染源貢獻中，機動車排放占比為31.1%，燃煤占22.4%，工業生產占18.1%，揚塵占14.3%。可以看到在本地汙染源中，機動車排放的占比最高，因此，北京市重點控制機動車汙染是十分必要的。

科學研究發現，有些重金屬通過食物進入人體，幹擾人體正常生理功能，危害人體健康，被稱為有毒重金屬。這類金屬元素主要有：鉛(Pb)、鎘(Cd)、鉻(Cr)、汞(Hg)、砷(As)等。

比如，重金屬汞Hg：對人主要危害神經系統，使腦部受損，造成汞中毒腦癥引起的四肢麻，運動失調、視野變窄、聽力困難等癥狀，重者心力衰竭而死亡。中毒較重者可以出現口腔病變、惡心、漚吐、腹痛、腹瀉等癥狀，也可對皮膚黏膜及泌尿、生殖等系統造成損害。在微生物作用下，甲基化後毒性更大。

重金屬鎘Cd：可在人體中積累引起急、慢性中毒，急性中毒可使人嘔血、腹痛、最後導致死亡，慢性中毒能使腎功能損傷，破壞骨胳、致使骨痛、骨質軟化、癱瘓。

重金屬鉻Cr：對皮膚、黏膜、消化道有刺激和腐蝕性，致使皮膚充血、糜爛、潰瘍、鼻穿孔，患皮膚癌，可在肝、腎、肺積聚。

類金屬砷As：慢性中毒可引起皮膚病變、神經、消化和心血管系統障礙，有積累性毒性作用，破壞人體細胞的代謝系統。

重金屬鉛Pb：主要對神經、造血系統和腎臟的危害，損害骨胳造血系統引起貧血，腦缺氧、腦水腫、出現運動和感覺異常。

娃哈哈接班之谜：宗庆后还要再干20年，宗馥莉还没准备好继承家业

http://www.xcf.cn/500frb/tt/201702/t20170217_779506.htm

　　娃哈哈这支接力棒，已同时握在宗庆后和宗馥莉两父女手上足足13年，前者未放手，后者未冲刺。

　　在中国饮料行业的赛场上，宗庆后曾率领娃哈哈一马当先。如今，35岁的“娃哈哈公主”宗馥莉自2004年从美国结束求学回国以来，已从进入娃哈哈的基层管理开始，到任职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娃哈哈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然而，她却至今未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是依然奋战在一线的宗庆后不放权，还是目睹娃哈哈脚步放慢的宗馥莉不愿女承父业？

　　西方教育的水土不服

　　作为前首富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显得低调很多。她最近一次成为焦点，缘起于登上福布斯中国在2月6日发布的“2017中国最杰出商界女性排行榜”，排名第13位，是榜单中为数不多的80后之一。

　　追溯到宗馥莉首次公开露面，是在2006年的浙商大会上。彼时，24岁的她已任职娃哈哈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副主任，并兼任杭州娃哈哈童装有限公司与杭州娃哈哈卡倩娜日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此前，宗馥莉在读完初中之后就前往美国求学，2004年从洛杉矶佩珀代因大学国际商务专业毕业。回国后，她并没有空降到娃哈哈的高层，而是从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主任的助理做起。

　　宗馥莉终究无法摆脱“富二代”的标签，但她一直用独立、好强的态度证明自己。她曾告诉《东方早报》，“我在宏胜十年的积累是我一脚一拳去开拓出来的，父亲并没有帮助我什么。他给我的就是一个订单，他只是解决销售来源，剩下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去搞定的。”

　　和宗庆后一样，宗馥莉也是个工作狂。据她管理的萧山第二基地的员工反映说，宗馥莉总是第一个到基地，最后一个离开。

　　另一方面，和父亲截然相反的是，宗馥莉有计划、讲究效率、遵循制度。这些作风都归因于她所接受的8年西方教育，但置身于娃哈哈这个以“家文化”著称的中国传统企业，宗馥莉却始终“水土不服”。

　　在娃哈哈的员工看来，宗庆后是个好说话的长辈，而宗馥莉则是个强硬的上司。在日常工作中，宗馥莉对员工要求严格，直接下达任务，“如果有一些员工做错，我不太会容忍，因为公司制度在这里。”

　　一些随着宗庆后创业的骨干，在外地驻守多年之后回到娃哈哈杭州总部，宗庆后会因人定岗，为他们增设顾问职位。而宗馥莉总是无法理解，她认为根据现代管理准则，他们到了退休的年龄就应领取丰厚的退休金，不再参与公司业务。

　　讲人情、亲力亲为，是宗庆后的工作信条，而对于宗馥莉来说则不是。她相信数据，拥抱时代的变革，或者说，她就是想做传统企业在时代变革下的风向标。

　　继承不是唯一方案？

　　自宗馥莉回国进入娃哈哈以来，是否接班、何时接班的问题就从不间断。“既然女儿都进入饮料行业了，娃哈哈不给她管给谁管呢？”宏胜集团生产总监周九铭也曾如此猜测。

　　2010年，宗馥莉整合了娃哈哈供应部、工程部等各个部门的进出口相关业务，出任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兼管集团对外投资，开始推动娃哈哈品牌的国际化。

　　在两父女看来，此次的安排只是明确了不同的分工，并不等同于接班的前兆。面对中国市场和娃哈哈的企业文化，宗馥莉认为自己还没准备好。彼时65岁的宗庆后也表示，自己还能干20年。

　　2013年10月26日，宗馥莉在世界浙商大会上获得了“浙商新星奖”奖项。巧的是，为她颁奖的正是宗庆后。

　　从父亲手上欣然接过奖项的宗馥莉，却表示不希望接过娃哈哈集团。

　　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宗馥莉曾表示“我不想要继承一家公司，但是我可以拥有它。如果我做得成功的话，我希望能够去并购娃哈哈。”

　　和宗馥莉一同长大的娃哈哈在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678亿元，同比增长23.65%，各项经济指标连续14年登上中国饮料行业榜首。这一年里，宗庆后曾豪言3年内实现销售收入1000亿元，并把目光转向多元化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娃哈哈在2014年开始遭遇了拐点，1000亿元的愿景非但没能实现，还面临着业绩断崖式下滑。2015年，娃哈哈的营业收入为494亿元，同比减少226亿，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的排名从第31位急速下降到第70位。

　　

　　▲ 2010-2015年娃哈哈集团营业收入情况。

　　手握接力棒另一端的宗馥莉，当然也看到了娃哈哈在饮料行业的长跑中脚步放慢，甚至方向不明——品牌和产品老化、电商渠道空白、新品开发缺乏规划等等。

　　事实上，宗馥莉和父亲宗庆后对于经营策略也时常有不同理解。

　　娃哈哈曾经凭借宗庆后在全国铺开的经销商体系占领市场。而随着社会结构和市场环境的改变，宗馥莉认为娃哈哈集团对于经销商的掌控力已不如从前。相反，她认为应顺应时代潮流有所发力的电商渠道，娃哈哈却一直没有铺开。

　　此外，宗庆后多元化发展战略下的多个项目均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前，宗馥莉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曾表示，对于娃哈哈盲目发展并未涉足过的零售业“并不支持”、“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需要内部清理一下，人员也是，市场结构也是，然后整个思路需要重新调整。”宗馥莉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说道。

　　如果要接手这家具有中国饮料行业霸主地位的传统企业，宗馥莉深知要审时度势，重新调整布局。然而，娃哈哈目前的最终决策者仍是宗庆后。

　　制定游戏规则

　　进入饮料行业摸爬打滚了十年，宗馥莉一直希望按她自己的思路走，而非遵循娃哈哈原有的模式。

　　掌权宏胜集团后，宗馥莉的市场策略是从OEM代工开始。她主动接一些国际饮料厂的OEM订单，以便出口业务团队迅速熟悉英美市场的文化、法规和销售渠道，了解市场对某种新产品是否接受后，再决定是否自有品牌推出同类产品。

　　2016年伊始，从事了10年生产制造的宗馥莉，萌生了做定制化果蔬汁的想法，便开始尝试做前端。

　　酝酿了将近半年后，一款可以让消费者自选蔬果组合和成分比例的创意饮料产品面世。与宗庆后主导推出市场的娃哈哈饮料产品不一样，这款名为“KellyOne”的饮料通过互联网渠道接受订单、提供销售服务、进行社交分享，定价也高达28-48元。

　　

　　▲ 可以自由搭配的定制化果蔬汁品牌KellyOne。

　　宗馥莉曾公开表示过自己是个骄傲的人，拥有比同龄人更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成长背景，她希望张扬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定制一款果蔬汁，它是你自我表达的过程，反映你是什么样的心 情。”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KellyOne”饮料正是以宗馥莉的英文名“Kelly”命名的，KellyOne的定位俨然是她个人的产品化体现。

　　“我现在不需要去追随游戏规则，我需要制订游戏规则，我要用自己仅有的力量，去改变、或者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宗馥莉曾如是说。

　　据《北京晨报》报道，宗馥莉表示希望KellyOne系列产品到2020年收入能有几十亿元。然而，自2016年7月推出市场后，KellyOne如今的配送范围仍只限于上海市内，当《无冕财经》向宏胜集团公关及KellyOne微信客服了解过去半年的销售业绩和未来市场规划时，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

　　

　　▲ 宏胜饮料集团子公司分布状况。

　　在娃哈哈亟待寻求转型突破的时候，这款几乎没有娃哈哈基因的饮料也许只是一次小尝试，娃哈哈和宗馥莉需要的是一招制胜、扭转颓态。2016年10月29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宏胜饮料集团有意收购美国最大乳品企业迪恩食品。此次并购消息至今无疾而终，但宗馥莉的“娃哈哈公主”长跑之路还很远。

　　未来，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务实者将如何带领娃哈哈转型？也许接棒之时便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