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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投資的自我造血樣本：技術升級與創新“吃嘛嘛香”

民間投資是經濟“造血”功能的體現，發現和整改問題，正好比強身健體、打通梗阻。雖然整體上在下滑，但是部分科技型企業正在加大投資力度，傳統制造業也加速改造升級，尤其是在沿海發達地區，以及中西部具發展潛力的地區。比如江蘇，前4個月企業技改投入中民間資本占80%以上。而四川是為數不多的民間投資增速保持環比增長的省份，該省1-4月增幅最大的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同比增長137.7%。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部分勞動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為了應對訂單量萎縮的困境，節省投資，不再擴大廠房面積或購買昂貴的設備。但是不少科技型企業無論是為了完成應接不暇的訂單，還是為了加快發展，都在加大投資力度。

深圳的馬達(化名)擁有一家企業，原本生產機器人，後來轉為工業機器人系統集成企業。最近兩三年來，他們的業績一路高歌猛進。2014年，公司的營業額達到600萬元，去年營業額更是飆到了1500萬元。

近年來，“用工荒”推動了珠三角機器人本體制造企業的興起，由於難以克服穩定性和精確性差等技術難題，大部分停留在毛利較低的中低端領域。

像馬達一樣，部分企業主在生產自主品牌的機器人失敗後，瞅準商機，轉向盈利更為可觀、市場更為廣闊的系統集成領域，走“集成+本體”之路。

馬達說：“今年訂單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五成。” 訂單持續增長，公司於是全方位擴大產能。就拿購買新設備來說，今年已購買了五六臺設備了，價格從三五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總金額超過100萬元。

當地另一位企業主李林(化名)則在研發上加大了投入，試圖提升產品質量。他的企業主攻的是基於無線高清傳輸技術的“影視制作神器”——外形有點類似iPad，導演手持這一神器，就可以無線同步監看數個鏡頭並編輯記錄，並與後期團隊在雲端無縫對接。去年，產品銷售額也有兩三千萬元，但他還是嫌慢了。

今年，他在去年幾百萬元研發投入的基礎上陸續增加了三成、約200萬元的投資。效果已經初步顯現。不久前，他們和3家日本大企業簽訂合同，預計下半年銷售額會有大幅增長。

財政部副部長劉昆：民間投資形勢不容樂觀

“民間投資形勢不容樂觀，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仍然不少。”7日的國新辦發布會上，財政部副部長劉昆如此表述。

民間投資是穩增長、調結構、促就業的重要支撐力量，但是受多重因素影響，去年第四季度特別是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有所放緩，民營企業投資意願不足。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4月我國民間投資同比增長5.2%，比全部投資增速低5.3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增速低7.5個百分點。同時，民間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也出現下滑，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2個百分點。

針對這一情況，5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情況開展專項督查。在通知要求各省(區、市)、各有關部門開展自查的基礎上，國務院派出9個督查組赴18個省(區、市)開展為期10天的實地督查。截至目前，各督查組赴地方實地督查的工作已經完成。

劉昆稱，督查組在四川、陜西督查時了解到，民間投資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政府人員為民企主動服務不夠，政策對接不暢；重國企，輕民企，民企認為它們和國企“不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融資難、融資貴”，特別是金融機構“天晴送傘，下雨收傘”；民企經營成本高，投資信心不足等。

針對當前民營企業反映參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難度比較大、渠道有限的問題，劉昆說，督查組在地方督查中發現，PPP問題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PPP項目儲備比較豐富，但是項目落實困難，這是普遍性的問題；二是PPP方面立法缺位，雖然許多部門都出臺了政策措施，但是統籌不夠，各地在執行中覺得部門之間的政策比較難以適應；三是有企業家反映，現在各地優質的PPP項目資源基本上都被國企壟斷了，民企要投入PPP項目難度比較大，特別是參與好項目比較困難；四是有個別地方反映政府部門合同意識較差，擔心參與一些項目之後政府又會改變有關條件。

近年來，中央財政會同相關方面，大力推動PPP改革，對促進民間投資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劉昆表示，下一步，中央財政將繼續積極推進PPP法制建設，加強政策協調和統籌。落實好PPP財政支持政策，使PPP基金、財政獎補等政策落到實處。在已經推出兩批示範項目的基礎上，繼續增加示範項目，嚴格績效考核，督促項目加快落地。與此同時，還要提升政府履約守信的意識，暢通民營企業參與的通道，使民間投資通過PPP方式真正有效進入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市場。

結合當前民間投資發展時機，督查組建議稱，要繼續有序推動產業轉移，采取措施緩解“融資難、融資貴”，降低要素成本，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快實現民間投資新的突破。

針對存在的問題，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勇稱，目前國務院辦公廳正在組織國家發改委等有關部門對這些問題進行分類梳理，逐一核實，並研究提出相應的整改建議，明確責任部門和整改期限，近期國務院還將專門聽取督查工作的匯報，部署整改落實的工作。

民間投資增速下滑 業內人士揭秘六大因素

要想讓民間資本這頭“老牛”為經濟增長多出力，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今年前4月民間投資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5個百分點，占全部投資的比重比去年同期下降3.2個百分點。

“其中，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投資增長3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2個百分點。”6日，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執行秘書長馬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環保行業民間投資下滑，主要有六個方面的原因。

市場壁壘破除難

馬輝分析說，在環保項目投資合作中，目前主要存在兩種形式的人為市場壁壘：

一種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壁壘，如外地企業取得當地環保項目投標資格的程序繁瑣、涉及部門眾多，時間成本和資金成本相對本地企業有很大的增加;如有些地方政府要求外地企業與本地企業合作才可參與競標等。

這些情況導致外地企業須付出大量的額外成本，造成許多項目在沒有充分競爭的情況下就早早落入本地企業手中，項目的質量和價格並未得到最大優化。

另一種是針對企業身份的壁壘，有些地方政府出於某些因素在項目操作中出現暗示甚至命令，要求優先考慮國有企業，造成了環保項目中企業身份的壁壘。而有些中標國企並不是環保行業的專業性企業，承接項目後還要分包給專業的環保公司，增加了項目執行的程序環節，從而增加了資金成本和時間成本。

低價競爭現象頻現

馬輝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在環保項目運作和實施過程中，“低價中標”事件頻頻發生，引發行業熱議，並出現惡性競爭。

據中國人民大學的調研顯示，城鎮汙水處理廠單位成本在1.01～6.97元/m³，而2015年安徽省安慶市城區汙水收集處理廠網一體化PPP項目，出現了汙水處理服務費為0.39元/噸的超低中標價。

另據畢馬威咨詢等機構編寫的報告顯示，垃圾處理服務費的合理報價應在65元/噸左右，但從2015年6月新泰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報出48元/噸開始，其後垃圾焚燒領域中標價格持續下降，8月蚌埠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26.8元/噸，10月高郵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26.5元/噸，12月浙江紹興項目以18元/噸的報價再度刷新行業底線。

馬輝對記者表示，在環境技術及運維管理未有跨越式突破，環保行業融資的財務成本及稅費普遍增加，環境治理設施持續提標改造的大背景下，環境服務價格尚不存在大幅度降價的現實條件。

“這種惡性低價競爭，不僅增加了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履約風險，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的內生動力，而且挫傷了多數以高標準高品質要求的環保企業的積極性，加大了環保設施運營的環境風險。”他說。

支付機制不健全

馬輝介紹，在市政公用領域，地方政府由於契約精神缺乏，拖欠賬款現象屢有發生。特別是去年以來，由於一些地方財政狀況惡化，這種事例就更為頻繁，並呈現出區域性特征，如東北、內蒙古等地。

環境商會的調研發現，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就曾因支付汙水處理費困難，最終將文昌汙水處理廠轉讓給了項目合作方清華同方，以抵償拖欠的巨額汙水處理費。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缺乏公共服務費用的保障機制。盡管六部委《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明確提出，行政區劃調整，政府換屆、部門調整和負責人變更，不得影響特許經營協議履行，但相應監督及處罰措施還不到位。企業在不能取得應收賬款的情況下，只能墊付流動資金以維持環境基礎設施的正常運轉，財務成本升高。

風險分擔機制不健全

“環保行業民間投資項目以PPP項目為主，其實施過程中面臨的政策風險、法律風險遠遠超過經濟風險、項目建設風險，而雙方的風險分配爭議較大。”馬輝說。

環境商會的調研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在合同談判期間傾向於將盡可能多的風險轉移給私營部門，特別是私營部門較難掌控的風險，如利率、匯率風險等。政府土地政策、稅收政策、勞動政策與價格政策處於變動與調整之中，可能影響公私合作項目的投資回報。 另外，一些公私合作項目在實施過程中，涉及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涉及群眾利益的事項，存在著社會穩定風險與公共安全風險。一些項目由於行政審批改革不到位，政府審批環節過多導致審批延誤風險。一些地方政府與政府部門由於合同意識與契約意識薄弱，不註重信用，隨意簽訂合同與隨意撕毀合同並存，導致政府信用風險。

中小型企業融資成本高

馬輝說，目前，金融機構仍按照傳統放貸流程和標準進行評審和放貸，無法滿足民營資本融資的時效性及低成本需求，亟須創新金融投融資模式解決融資難成本高的難點。

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各地陸續公布和推介的PPP項目超過4000個，總投資達到5萬億元，僅依靠企業自有資金難以為繼。

馬輝說，環境基礎設施項目存在初始投資大及建設周期長的特點，前期融資需求迫切。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及金融機構制定了較多綠色金融政策，但普遍缺乏操作性。

除了國企及上市環保公司外，多數環保民營企業相對其它傳統行業規模小，抵押擔保能力不足。多數股份制銀行還以收取財務顧問費、手續費等形式上浮利率，申請信貸審批流程較長且條件嚴苛，企業較難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低成本貸款，且存在資金期限錯配的矛盾，難以滿足企業流動資金的貸款需求。

企業技術研發能力有待提升

“在環保行業，企業是技術研發的主體，處於汙染治理的第一線，需要開展技術創新，以解決我國日益嚴重的複合型汙染問題。”馬輝說，然而，目前環保企業的研發能力較為薄弱，企業不僅自身研發投入少，而且也難以分享國家的環境科技費用。

他舉例說，比如前些年國家水專項費用，大多直接撥付給科研院所及大專院校，然後再由其分配給參與企業，企業的從屬地位限制了經費自主使用能力及靈活性。

馬輝說，環保行業還處於成長期，企業能夠用於高風險前沿環境技術研發投入的資金較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技術型環保公司更少，技術研發與自主創新的匱乏可能影響到我國環境治理的成效，也不利於創新技術的產業化、規模化應用。

馬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針對上述問題，環境商會建議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健全相關條例、規範等，提高項目操作透明度，減少民間投資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不公平現象。協調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收益與風險配置，建立汙染減排的激勵機制，完善環境公共服務價格形成及調整政策，完善環保行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完善環境第三方治理運作機制。

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企業家都去買房子了“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已連續多月下滑。

國家統計局1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1-5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116384億元，同比名義增長3.9%，增速比1-4月份回落1.3個百分點。

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62.0%，比去年同期降低3.4個百分點。

民間投資持續回落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說，民間投資增速回落，顯示經濟的內生動力需要增強。之所以回落，原因之一是近年來工業品出廠價格持續下滑，尤其是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利潤增速大幅下降，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投資的積極性。

“最重要的還是經濟形勢不太好。”廣州民營經濟發展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民營企業投資用的都是自己的錢，必須考慮項目的利潤和回報，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投資就要謹慎得多。“最近我身邊就有設計行業的老板說，好多行業都受到不景氣的影響，原來國外回來的一些高級人才很搶手，現在都不好找工作了，因為項目少了很多了。”

“都賺不到錢了，你還叫他投，這怎麽可能!”彭澎說，如果有好的項目，大家還是願意投，關鍵是現在大家很難找到有前景的項目。

另一方面，增速下滑也與某些行業放開力度不夠大有關。盛來運說，國務院派出了9個督導組，還專門開過發布會，談到調研當中發現的問題，有一部分領域對民間資本在準入上放開得不夠，還存在不少“彈簧門”、“玻璃門”，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些民間資本的進入。

盛來運說，在督導組報告發現的問題中，還有民營資本確實存在貸款難、貸款貴的現象，雖然這兩年在政府的努力下有積極改善，但還是不夠寬松。這幾個方面影響了民間資本的投資積極性。

他表示，目前各級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前段時間派出了9個督導組對全國18個省市進行督導檢查。“我相信通過這次督查，尤其是對相關問題的梳理，相關部門會進一步完善民間投資的管理辦法，包括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措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民間資本將會改變這種持續下滑的趨勢。”

房價快速上漲不利民間投資

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民間固定資產投資55933億元，同比增長8.0%，增速比1-4月份加快0.3個百分點;中部地區34175億元，增長5.7%，增速回落1.1個百分點;西部地區21401億元，增長2.0%，增速回落0.9個百分點;東北地區4876億元，下降29.3%，降幅擴大 6.2個百分點。

值得註意的是，中西部投資增速分別比東部高了2.1和1.7個百分點，但東部民間投資增速則為四大區域最高，分別比中部高出2.3個百分點，比西部高出6個百分點，比東北更是高出37.3個百分點。更為關鍵的是，在東部民間投資增速略有上升的同時，其他三個區域的民間投資增速則明顯下滑。

東部的民間投資增速更高，與東部市場化程度更高、轉型升級結構調整更早有關。此前5月，浙江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卓勇良撰文認為，中西部經濟增長，更多的是依靠國有投資推動，而東部則更多依靠的是民間力量。

不過，即便如此，也不能對東部沿海地區的民間投資增速過於樂觀。這是因為，東部民間投資增速之所以較快，與今年以來樓市火熱有關。尤其是，目前樓市火熱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的一二線城市，大量的資金流向了房產投資領域。

以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為例，1-4月，廣東房地產開發企業共完成開發投資2473.32億元，同比增長16.2%，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4個百分點，比固定資產投資高出5個百分點。而近年來，廣東民間投資近半集中在房地產。

一方面是實體經濟利潤日益微薄，另一方面是去年底以來，一線城市和南京、蘇州、廈門、合肥等二線核心城市房價快速上漲，這樣的局面也促使了更多民間資金流向了房地產領域。

“好多企業家都去買房子了。做實業那麽辛苦，但買套房子放在那里啥都不幹，半年就升值好多，還會有幾個人會努力做實業?”彭澎說，像東部，雖然民間投資表面看挺活躍，但是投資的領域和動力發生很大變化，資金進一步“脫實就虛”，存在很大隱患。

值得註意的是，從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和全國固定資產投增速兩條曲線看，去年12月之前，兩條線基本吻合，但之後兩條線開始了大分化，民間投資增速迅速下滑。到今年5月，民間投資增速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了5.7個百分點。而這半年來，恰好是一線城市和二線核心城市房價迅速上升的時期。

彭澎說，樓市的快速上漲，表面上支撐了經濟發展，但房價的過快上漲反過來也可能削弱了其他方面的增長動力。比如房價過高，反過來增加了工商業運行的成本，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民間投資的積極性。

民間資本加速進入銀行業 12家民營銀行進入論證階段

近日，由新希望集團、小米科技和成都紅旗連鎖主發起的四川希望銀行獲準組建，民營銀行的常態化推進正在加速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

民間資本發起設立民營銀行僅是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一種方式，6月15日，銀監會在相關新聞發布會上提供的數據顯示，股份制銀行的股權結構中，民間資本的占比已從2011年的38.7%提升至2016年3月末的45.9%，其中，民生銀行、平安銀行的民間資本占比分別高達98.3%和96.9%。

截至2016年3月末，民間資本在城商行總股本中已超過53%，部分城商行已100%是民間資本持股。不少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股權全部由民間資本持有，民間資本在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中股權占比接近九成，在新型農村金融機構中股權占比超過七成。

可以看到，銀監會在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相關政策不斷放開，民間資本的積極性也在提升。不過，銀行業對引入資本有相應的門檻，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也面臨諸多挑戰，例如在經濟環境下行的背景下合格投資者在減少，也存在個別股東投資短期化傾向等。

民營銀行常態化：12家進入論證階段

2014年3月民營銀行試點正式啟動，5家民營銀行獲得準生證，經過2年的探索與發展，在2016年銀行業監管工作會議上，銀監會就提出了“民營銀行設立常態化”的工作方向。

銀監會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5家試點民營銀行公司的治理機制和內部控制水平不斷提升，各項業務逐步開展，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不斷顯現。

銀監會發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試點的5家民營銀行資產總額959.41億元，較年初增加165.09億元，增幅20.78%；其中各項貸款余額356.48億元，較年初增加120.45億元，增幅51.03%。各項存款余額222.51億元，較年初增加23.09億元，增幅11.58%。

“在民營銀行試點過程中，推進5家試點民營銀行順利開業並平穩運行，激發了民營銀行常態化發展示範效應。”該相關部門負責人稱，目前民營銀行的設立已經進入常態化，成熟一家設立一家，防止一哄而上，已經有12家民營銀行進入論證階段，其中一部分已完成會商。

同時，銀監會表示，據國家政策要求，積極向西部省份傾斜。近期新批複籌建的民營銀行就是在西部省份，5月3日批複重慶富民銀行，6月8日批複四川希望銀行。

對西部省份的傾斜，還體現在一些具體政策上，例如對西部地區發起民營企業政策上降低一些標準，對股東的凈資產要求稍微低一些。同時銀監會對於一些偏遠地區，還在考慮股東在省內找不到，允許在一定條件下在省外找，此外對註冊資本要求是不是可以適當少一些等。

民營銀行常態化發展，從具體準入政策和操作細則來看，民營銀行采用發起設立，發起人為擬設銀行註冊地所在省(區、市)內純中資民營企業，持股比例原則上不超過30%。采取共同發起設立方式，銀行性質為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最低20億元等。

優先選擇方面，優先選擇單家企業凈資產不低於100億元、終極受益人和剩余風險承擔者個人凈資產不低於50億元的民營企業作為發起人，欠發達地區如西部地區可適當降低要求。

同時，對發起人的實際控制人也有相關要求，須為中國境內公民且不得持有綠卡。

對於推進民營銀行常態化發展下一步工作，銀監會表示會加強指導重點輔導有民營銀行設立計劃的省份進一步研究完善籌建方案，依法審核，成熟一家、設立一家。此外，引導銀行民營銀行發揮市場化優勢，指導民營銀行加強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等。

在試點民營銀行的時候，民營銀行設立與現有的城商行如何區分定位，市場也有所擔心。對此上述銀監會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對於民營銀行的發展並不擔心，民營銀行設立有相應的發展方向，有些銀行也會根據市場與運營的情況有所調整。

實際上，銀監會也在積極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城商行，加快城商行的存量改造。例如，支持民間資本作為戰略投資者參與城商行重組改制、作為財務投資者投資入股，支持部分城商行上市，同時支持民間資本參與城商行增資擴股，化解歷史風險，如規定“民營企業參與城商行風險處置的，持股比例可以適當放寬至20%以上”。

三大途徑擴寬民資入股農村金融機構

目前，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已經成為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的主要渠道之一，已實現民間資本投資種類全覆蓋和地域無限制。

2006年底，銀監會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支持包括民間資本在內的各類社會資本參與發起設立村鎮銀行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銀監會數據顯示，目前，全國還有600多個縣市沒有設立村鎮銀行，為民間資本提供了廣闊空間。

除了設立村鎮銀行的方式，銀監會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民間資本還可以通過參與改制、受讓股權、認購新股等多種方式，投資入股農村中小金融機構。

具體來看，第一，參與農村信用社產權改革。第二，參與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增資擴股。第三，參與資本市場投資。目前已有1家農村信用社和1家村鎮銀行正式登陸新三板，另有6家農村商業銀行和2家村鎮銀行正在等待批準登陸新三板。5家農村商業銀行A股上市已通過發行審核。“還有不少機構積極籌備上市或者在新三板掛牌交易，今後將為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提供更多選擇。”銀監會相關部門負責人稱。

截至2016年3月末，全國共有農村中小金融機構3696家，除極少數外資發起設立的村鎮銀行外，都引入了民間資本，民間資本平均持股比例達到87%。

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除了設立民營銀行，進入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商行等，銀監會還披露了民間資本進入信托公司情況和非銀金融機構情況。

截至2016年3月末，民間資本入股信托公司32家，平均持股比例42.3%，其中民間資本控股信托公司13家。外資機構入股信托公司10家，平均持股比例16.0%。

同期，全國由民間資本控股或參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共開業78家，占對應非銀行金融機構總數的25%，包括35家企業集團財務公司、25家金融租賃公司、6家汽車金融公司、11家消費金融公司、1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民間金融曲折發展 新常態下陷入困境亟待轉型

發生於今年兩會前夕的南陽“馬高潮案”，放在近年來全國層面非法集資日益突出、國內民間金融無序發展的大背景下，這並非個人恩怨，而只是耐人尋味且悲涼淒慘的一幕。

民間金融被稱為非正規金融，改革開放以來，正規金融無法滿足廣大中小微企業融資需求，這成為民間金融屢禁不止、並不斷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可是，長期處於“地下”狀態的民間金融難以監管，由此導致打著民間金融旗號的非法集資行為及案件不時發生。

面對非法集資大案要案頻發的現實，非法集資的防範和處置工作一直為高層所重視。鑒於非法集資案件形勢嚴峻，一些區域和行業風險隱患較大，4月，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召開座談會定於下半年組織開展全國非法集資風險專項整治行動。

固然深化金融市場改革，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讓中小微企業的貸款融資變得不再困難是治本之策，但當前形勢迫使從事民間金融的企業積極尋求轉型，投資者也要接受投資教育、逐漸培養風險意識，從而逐步成熟、理性起來，政府層面更是需要提高監管水平。

蓬勃的原因

銀象網總裁朱大勇長期深耕河南省金融領域，他對本報記者表示，除少數民間金融公司最初就沒安好心，純粹就是為了詐騙集資以外，絕大多數公司的經營者還是想正經做生意，只是不夠專業、不懂金融才最終演變成非法集資。“個人覺得，主流還是好的。”

朱大勇說，民間金融這個行業的存在是必然的，而且將來還會逐步發展壯大。

原因在於，一方面正規金融無法滿足廣大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而這些企業恰恰正是整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在創造就業、稅收貢獻等諸多方面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了企業的生產和發展，轉而求助各種形式的民間金融。另一方面民間也缺乏有效的投資渠道。隨著理財觀念逐步深入千家萬戶，“撩”起了民間理財的欲望。一旦養成理財的習慣，要是哪天錢放到手里都心慌，理財的壓力就非常大——沒掙就相當於賠——以前都沒有這種概念，現在有了。

將錢存到銀行里，想著通貨膨脹讓貨幣貶值，“有點不甘心”，這代表著絕大多數參與民間金融的群眾心理，只不過欠缺任何現代金融理財素養的他們，通過選擇信任某人或某企業，而將錢投入其中，至最後，連本金都無法取出，只能徒勞哀嘆“很無奈”。

置於全國乃至全球的大背景下，國內民間金融的繁榮，宏觀調控政策變化所起到的作用也格外重要。

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為擴大內需，國家啟動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同時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防止物價過快上漲，從2010年下半年起，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此外，自2014年末以來，央行連續多次配合使用降息、降準及定向降準等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的松緊適度，促進社會融資成本降低。

落腳到南陽，當地房地產這一“暴利”行業為了尋求發展，幾乎完全依賴於民間金融，房地產企業甚至吹噓，以不向銀行借款為榮，這導致民間融資遍地開花，民眾參與積極，再加上地方政府缺乏監管經驗，最終導致如今樓盤積壓、非法集資案件集中爆發。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缺乏有效引導、規範和監管的民間融資，在投資方面存在著無序性和盲目性，影響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和信貸結構的優化，也削弱了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

民間金融的曲折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民間金融的生存環境並不樂觀。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民建中央財政金融委員會委員王桂堂等人曾在《中國經濟時報》刊發文章《夾縫中生存的民間金融應走向康莊大道》稱，當民間金融正面效應顯現的時候，默許其存在但並非正式認可，一旦由於民間金融的自發性引發某些問題的時候，立刻以“高壓嚴打”的態勢予以全面取締。

比如，對於此前南陽市房地產業的粗放發展、以及為支撐企業發展的民間融資行為，當地非法集資受害者紛紛質疑政府的不作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出事了你好我好，一出事就定為非法集資”。

只不過單純將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確實有失偏頗，這還需要回到民間金融本身。學術界概括民間金融具有內生性。北京交通大學博士陳碩在其博士畢業論文《社會資本視角下的我國民間金融發展問題研究》中提到，“民間金融的產生往往是一個國家金融深度不足、正規金融無法滿足現實與潛在的融資需求的必然結果，是由現實經濟生活中經濟體本身的需要而催生出來的。”

具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民營經濟迅速崛起，無法從正規金融體系獲得足夠資金支持的中小企業只能轉而求助於各種形式的民間金融。上述博士論文稱這是民間金融的興起階段。隨後，從地方政府默許甚至支持，到中央政府和央行鐵腕治理整頓，再到金融監管當局重新正視並肯定其作用，政府態度的變化反映出來的是民間金融所遭遇的曲折“撥亂反正”。

需要說明的是，以高利貸、洗錢、金融詐騙為主要業務的非法金融機構也處於地下狀態。這跟本質在於滿足融資需求，其借貸資金大多數用於消費和生產性投資的民間金融完全不是同一概念。在世界各國，地下非法金融活動及機構都是為法律所禁止的。

至於非法集資跟民間金融的關系，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王維維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這其中的關系非常複雜。除卻一些打著民間借貸旗號的集資詐騙類案件外，很多都是企業或因盲目擴張經營不善或因受宏觀經濟形勢不景氣的影響，導致無法還錢，最終演變成非法集資。不同的情況需要區別看待。

王維維提到，隨著e租寶、泛亞、中晉系等互聯網金融P2P平臺相繼被查，暴露出互聯網金融在誕生之初，由於監管缺失，使得眾多的非法集資被包裝成了P2P信貸的概念，從傳統的線下發展到線上，使得受害群體呈幾何級數增長，這對於民間金融的傷害更大。

前述《夾縫中生存的民間金融應走向康莊大道》一文稱，遊走於“邊緣地帶”的民間金融往往不得不采取“打擦邊球”、“鉆政策空子”，甚至是以種種“地下活動”的方式尋求生存空間。而脫離了監管視線的民間金融又往往處於一種放任自流狀態，其負面因素又極易被放大從而引發風險外溢，形成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不穩定因素。故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我國的民間金融總是處於萌發、擴張、風險暴露、取締整頓這樣一個輪回的圈子。

轉型中的民間金融

橫向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地域經濟發達程度以及歷史、社會等多重因素的不同，各地探索的民間金融也呈現出不同的模式。業內盛傳民間金融有三種模式：一是以江浙為代表的地下錢莊模式，二是以青島為代表的中介模式，三是以河南鄭州為代表的擔保模式。

對於河南來說，民間金融的特色是擔保投資類中介機構數量多，其它中介機構發展相對緩慢。河南投資擔保行業盡管起步較早，但真正開始進入快速擴張階段的起始期是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得益於政府量化寬松的政策，以及更加旺盛的中小企業融資需求，這個行業也被打上了“暴利”的標簽，於是各路資金、人員紛紛湧入。

業內資深人士稱，最初從無到有，再到遍地開花，盲目跟從的結果必然是從業人員的素質良莠不齊，較低的準入門檻造成魚龍混雜、無序競爭，使得行業本身累積的經營過程中虛假出資、擔保業務不規範、擔保風險準備金提取不足等問題不斷暴露。

於是，2011到2012年間，多家擔保公司資金鏈相繼斷裂，發生擠兌現象，推倒了鄭州擔保業的“多米諾骨牌”。這次被業內稱為，行業問題叢生所導致的自我整頓。不過，針對河南省擔保行業混亂的局面，曾經的主管部門省工信廳中小企業服務局的“不專業”——在一段時間內一刀切全省暫停擔保機構的設立、備案工作，寄希望於提高行業準入門檻等舉措來規範整頓，也飽受業內詬病。

朱大勇稱，除了集資詐騙外，投資擔保行業出現問題，更多的是因為不夠專業，才導致錢放出去收不回來。他建議，民間金融尋求發展的路徑，就要定位於傳統金融市場的補充者，服務小微企業與個人，不與大銀行搶市場。而且為避免風險高度集中，從業者更要在專業、透明上下功夫。

王維維建議，法律層面通過健全法律法規讓一切有益於市場經濟發展的民間金融活動形式合法化、合規化。監管層面要盡快建立健全針對民間金融的監測體系與監管制度，最大限度地讓其“陽光化”發展，以充分發揮民間金融對市場經濟建設的經濟作用。對於投資擔保行業中出現的高利貸和非法集資問題，一定要疏堵並舉，打防結合，防範金融風險，建立健全的民間金融監管體系，保證民間金融的健康有序發展。

不過，自從2014年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民間金融又一次陷入困境。只是這一次跟前一次的問題，經濟的下滑讓企業備感“生意難做”。而這次的危機使得金融生態鏈上的上下遊都遭受信任破壞的拷問。

業內人士稱，“信任的破壞是金融生態鏈陷入危機的催化劑”，銀行騙貸收貸、投資擔保公司胡整亂做、借款企業經營不善無法還錢、出資客戶出於恐慌盲目抽貸，種種行為破壞了信任關系，最後導致無論哪一方都是受害者。“信任關系的恢複需要很多年才能建立，沒有信任，就沒有完整的金融生態鏈。”

民間融資負面樣本：廣州最大紙貿老板跑路後“一地雞毛”

2014年8月15日，廣州市金山聯紙業有限公司(下稱“金山聯”)實際控制人郝藝遠失聯，此後，行業里的人就再也沒有人見過他。

有人說，他在躲避銀行的催債，“銀行有什麽好躲的，大不了破產清算，他躲的是民間借貸。”一位紙張行業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包括金山聯紙業在內，同期出事的四家紙貿企業（還包括廣州翠月紙業、廣州琳烽信紙業、廣州鳴瑞貿易）全部卷入了民間借貸。

金山聯可以說是廣州紙貿行業里最大的公司，經營數十載，郝藝遠曾一手創辦廣東漿紙交易所，當年，其跑路消息傳出後，債權人紛紛到其紙品存放倉庫搶貨，由於上述四家及其他多家紙貿公司的貨物委托存放在第三方倉庫，各家抵押給銀行、抵押給各類民間債務人或是出售給下遊公司的貨物也是存放在一起，導致最終債務人搶出來的貨物都不知道究竟是誰的，現場一片混亂。

混亂的後果一直持續到現在，由於各路債權人的報警，倉庫現場隨即被封存，“僅是銀行的封條就有4、5個。”一位後來再次去到現場的人說。

而更麻煩的依舊是民間借貸，最終演變成為一場場羅生門式的官司。

詐騙與否

回溯到2014年8月，金山聯法定代表人郝愛美，金山聯、廣東漿紙交易所及廣東金信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信通”)實際控制人郝藝遠，廣州翠月紙業（下稱“翠月紙業”）老板劉東幾乎同一時間失聯。

失聯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債權人的耳朵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前多方采訪發現，涉及的債權人大致分為四類：銀行、民間借貸、上下遊企業、P2P等融資平臺，其中，深圳最大的P2P平臺紅嶺創投也深陷其中。紅嶺創投董事長周世平一篇載於紅嶺社區的《利空來了，慢慢消化吧》的文章，率先披露了四家紙貿公司的借款情況，總金額涉及1億元。

而除了紅嶺創投的主動披露外，其他債權人均選擇沈默，而後，隨著圍繞該案件的訴訟主體的增多，債權人才一個個浮出水面。

今年5月末，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被告人孫曉平合同詐騙一案再次開庭審理，孫曉平是廣州鳴瑞貿易的老板，也是四家紙貿公司中唯一沒有跑路且已被刑事拘留的嫌疑人。

該案涉及的報案人是惠州市金廣源置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金廣源”)，而孫曉平被公安機關提起訴訟的理由是合同詐騙。

根據廣州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2014年2月，郝藝遠經人介紹認識了金廣源員工黃興健，雙方簽訂了一份奇怪的貨物《銷售合同》，其奇怪之處在於，這不僅僅是單純的貨物買賣關系，同時還附有回購協議。

廣州市人民檢察院的材料顯示，黃興健於2014年2月~3月間，分批購買了金山聯、廣州鳴瑞貿易、翠月紙業名下價值共計6000萬元的紙品，同時，由金信通做為擔保，承諾上述三間公司在3個月到期後以總價共計6255萬元回購上述紙品，並由金信通與黃興健簽訂會回購紙張的《銷售合同》，合同所涉及的紙品全部放在雙方指定的監管倉庫廣州市德輝物流有限公司(下稱“德輝倉”)，這批紙品的相關貨權也轉移到黃興健的名下。

而之所以涉嫌合同詐騙是因為，金廣源認為，三家公司的紙品貨值不足6000萬元，“倉庫方面和這三家公司明知道其存放的紙品已經多次質押抵押給相關銀行債權人，明知道倉庫貨物不足以交付給我們，依舊相互勾結，以虛假的入庫單交付給我們，而且，在我們清點貨物的過程中，指使倉庫保管人員撕掉銀行質押抵押標簽，營造貨物足值的假象。”黃興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當然，這些僅是一方的說法，孫曉平方面對此並不認同，在5月末的開庭審理過程中，孫曉平的代理律師提交了十余組材料，以證明貨物足值。

孫曉平在庭審時解釋稱，6000萬元貨物中涉及自己那一部分的2000萬元貨物，是從某銀行手中拍賣的不良資產，由於該批貨物的原所有人已經破產，導致這批不良資產的貨權沒有及時轉移，所以，在倉庫出庫入庫系統中沒有顯示，但貨物是存在的，不存在不足值的問題。

貨押之痛

究竟貨物足值與否，尚待法律機關裁斷，除此以外，另一個需求裁定的是，三家公司和黃興健之間簽訂的合同究竟是何性質。

孫曉平的妹妹孫小姐對本報記者表示，當初，雙方在簽訂《銷售合同》時也簽訂了《借款合同》，並約定借款的利息為，3個月之內為4分利(月利率為4%)，3個月之後為4.5分利(月利率為4.5%)，雙方的性質屬於民間借貸中的質押融資。

但孫小姐同時表示，這兩份合同都是一式一份的，簽訂後由黃興健保管，手中沒有複印件，所以無法證明《借款合同》的存在。

而黃興健則對本報記者表示，雙方僅僅簽訂了《銷售合同》，雙方是買賣關系，不是借貸關系。

那麽，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銷售關系?

一位民間借貸人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介紹，在行業里面這叫“貨押”，在貿易領域經常發生，“貨押”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真實貨物的質押，一種是貨物的倉單質押。

“也就是說，出質人沒錢還，那麽質權人就會處置這批貨物，出質人有錢，就會贖回這批貨物，中間的差價就算利息，如果貨物的價格在上行周期，出質人90%的情況下會回購這批貨物，如果在下行周期的話，基本不再回購。”該民間借貸人士說。

“貨押只會出現在特定的領域，而且專業性很高，比如，在鋼貿領域，一定是質權人直接或間接從事鋼貿，或者能夠聯系鋼貿的買主，才會做貨押的生意。”他說。

廣東南方金融創新研究院秘書長徐北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民間融資領域，這種貨押融資的方式已經存在相當長時間，這種融資模式對於質權人是一種強有力的保障，如果出質人能及時還款，質權人可以獲得利息，如果出質人無力還款，質權人可以直接處置手中的物權。

“但對於出質人來說存在一定風險，尤其是對於一些非固定資產物權的抵質押，特別在二手車的融資市場上，很容易引起糾紛，而且一些不良的質權人有意違約，以占有物權為目的，在二手車市場經常有這種案例發生。”徐北對本報記者說。

黃興健則對本報記者說：“無論如何，這三家公司都是合同詐騙，因為他們提供的是虛假的倉單。”2014年8月，他得知郝藝遠失聯的消息，才匆忙去倉庫提貨，而到倉庫提了1000多噸價值400多萬元的貨物以後就再也提不出來，因為自己的貨不見了，所以才選擇報警。

與此同時，紅嶺創投也選擇報警，而直到兩年後的今天，該事件依舊沒有平息，“我們的資產保全部門還在跟進處理，”紅嶺創投一位內部人士對本報記者說。

另外，同樣被波及到的小牛資本表示，不方便回應此事。

孫小姐對本報記者表示，事實上，這也是孫曉平首次在民間融資，而在早前，紙貿行業主要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那麽，為何四家紙貿公司從銀行轉向民間融資呢?

孫小姐說，2014年，銀行的銀根緊縮，孫曉平原本在某銀行有一筆借款即將到期要歸還，而與此同時，其他銀行的貸款也面臨抽貸的情況，導致公司資金鏈非常緊張，後來，經一位中間人介紹，才開始關註民間融資，“現在想起來，有點病急亂投醫了。”

李克強告誡官員：傾聽民間呼聲，多辦便民之事

6月2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從通稿看，“不同尋常”地只報道了一項議題：聽取民間投資政策落實專項督查工作匯報。

每周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作為國家行政系統最高決策平臺，可謂周理萬機。直觀地看，每次通稿標題都有三四行，分別對應不同議題。本周這樣只有一行標題的情況，極為罕見。

這一細節也從一個側面凸顯了此項議題的重要性，以及國務院和李克強總理對解決此問題的信心和決心。會議專註於此，顯然是要把民間投資的問題匯報透、議論透、決策透、部署透。

一個事實是：近幾年來民間投資增速持續快於我國整體投資增速，已占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60%以上；非公經濟創造了60%左右的GDP、80%左右的社會就業，以及超過50%的稅收。但另一個事實是：自去年四季度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明顯放緩；今年前5個月，民間投資僅增長3.9%，比去年同期降低8.2個百分點，比全部投資增速低5.7個百分點。

這種情況引起總理的高度重視。近期國務院組織對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全國督查，並委托全國工商聯、發展研究中心和行政學院對落實情況作第三方評估，發改委、新華社也作了大範圍專題調研。相關督查、評估、調研結果和政策建議迅速上了此次常務會。

李克強在會上釋放的信號清晰有力——要求以不斷深化改革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解決問題靠什麽？靠改革！

事實上，本屆政府緊緊抓住不放的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大大激發了民間投資活力，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催生了大批新的市場主體，增強了發展新動能。然而督查也發現一些突出問題，嚴重影響了民間投資健康發展。

總理親自部署、國務院迅疾開展的專項督查，就是要“傾聽民間呼聲”，摸清楚問題究竟出在哪兒。而下一步改革重點放在哪兒，則正如總理所要求的，要“多辦便民之事”。

目前困擾民間投資的一個局面是，政商關系出現某種扭曲和錯位，領導幹部特別是基層領導幹部中不同程度存在著不作為、不敢為和不會為等情況，只求“清”，不求“親”；只怕“不清”，不怕“不親”。這種狀況嚴重挫傷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對此，李克強在常務會上鄭重重申，促進民間投資、發展民營經濟，是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決貫徹“兩個毫不動搖”重大方針的重要體現。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本身就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兩個毫不動搖”重大方針確立的過程。如今，它仍是我國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則和準繩。改革是什麽？改革就是傾聽生產力的呼聲。改革動什麽？改革就要動制約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這樣才能不斷降低市場主體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李克強特別強調，首先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營造一視同仁的公平投資環境。其中的措施包括：再取消一批行政審批事項，能放給市場的堅決放給市場。加快清理完善涉及民間投資的法規政策，抓緊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在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等重點領域去除各類顯性或隱性門檻。

宣示改革決心、部署改革實招，李克強就是要以此激發民間投資者的良好預期和寶貴信心。他歷來強調：政府當好“改革者”，民間就多“投資者”。

“裸條”背後：揭秘民間借貸不為人知的“套路”

這幾天，劉小姐憋了一肚子火。今年初，她因為生意上的資金周轉需要，在深圳一家P2P辦理車輛抵押貸款，金額3萬元，月息1分6(1.6%)，每月15日還款，這個月，因為各種原因，她逾期了3天，於是，自己的車子就在淩晨1點多的時候被P2P強行拖走了，並索要超過6000元的拖車費。

“拖車的當晚，跟我說要3000元，第二天就要6000元，這是什麽價格啊，”劉小姐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這是自己第一次在P2P借貸，圖的就是對方放款快，沒想到卻給自己上了一課，“以後，就算銀行再麻煩，再慢，也要在銀行貸款。”她說。

事實上，作為民間借貸的一部分，P2P已經算是比較規範，並努力將借款的年化利率控制在24%(即月息2分)以下的司法保護區，而對於那些超過24%甚至超過36%的民間借貸來說，一旦逾期發生，借款人所面對的情形將難以預估。

近一周來，“裸條”事件猶如一塊遮羞布，揭開了民間借貸領域最深的秘密，近日，本報記者采訪多位民間借貸領域的相關人士，揭秘民間借貸那些不為人知的“套路”。

陰陽合同之狠

長期以來，間接融資渠道占據我國整個社會融資規模的絕大部分，而在間接融資渠道中，民間借貸則一直蟄伏於其中，並成為那些被銀行等正規金融中介拒之門外的人們的主要選擇。

目前，司法解釋將民間借貸的利率定義為三個區間：第一是司法保護區，年化利率在24%以下的民間借貸，法院予以司法保護；第二是無效區，年化利率超過36%的民間借貸，超出部分法院將認定無效；第三是自然債務區，即年化利率為24%至36%。

劉小姐告訴本報記者，她的車輛評估價為4萬元，貸款合同顯示為3萬元，而實際到賬金額僅為2.8萬元，也就是只有7成資金到手。

“這是民間借貸的慣例，”民間借貸人士張宇(化名)對本報記者說。張宇從民間融資過，借過高利貸，也被高利貸追債過，而後，他也成為了民間借貸的放貸人。

據張宇透露，通常5萬元以下的民間無抵押借款，借款人實際到賬金額僅為借款金額的8成半至7成左右，月息在8%~15%之間，但在借款合同中並不會標註實際借款利率，而是寫上司法保護的24%的利率(折合月息2%)。

“不僅如此，在借款合同中，如果客戶實際借款5萬元，那麽合同中會寫上10萬元，這是一個慣例做法，如果客戶能夠正常還本付息，那麽本利都會按照5萬元計算，而一旦客戶逾期，那麽本利、罰息之類就會按照10萬元處理。”張宇說，這種陰陽合同也是民間借貸訴訟官司的麻煩之處。

“陰陽合同在民間借貸一直存在，除此以外，還有用‘消字筆’、‘空白合同’等手法制作借貸合同，當然這些是不良放貸人的手法。”廣東南方金融創新研究院秘書長徐北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另外，還有一些不良民間借貸人在債務到期時故意不通知債務人或者設置還款障礙，以達到多收利息、滯納金甚至侵吞抵質押品的現象，所以我們提醒債務人一定要尋找銀行或者有牌照的小貸公司貸款。”他說。

而對於民間借貸領域的有抵押貸款，則貸款利息要低於純信用類，月息在2%~2.5%的區間，基本相當於當鋪的貸款利息，但最高可以到月利15%。

在正常還本付息的情形下，債權人、債務人通常相安無事，好借好還，再借不難，而如果一旦涉及逾期乃至債務人無力償還，祥和的局面就會變得不可控。

“早些年，部分民間借貸的催收手法是很過激的，比如非法拘禁、潑紅油、恐嚇、逼迫親屬等，而後隨著公民自我保護意識的加強和國家法制環境的完善，如今民間借貸的解決方式越來越正規化，著力點也從催收逐步轉為化解。”從事民間債務處理業務的王先生對本報記者說。

“裸條”背後的利益鏈

當然，民間借貸的主體還是具有債務償還能力的成年人，而一旦民間借貸侵入大學校園，面對缺乏債務意識、不具有債務償還能力的年輕人，民間借貸與生俱來的高危性會被倍數級放大，近一段持續發酵的“裸條”事件正是如此。

所謂“裸條”，即借款人裸體手持身份證拍照，並以此作為借條，如果到期不還款，放貸人就公開裸照。

“在民間借貸領域中，有一種情形，就是放貸人明知道這些大學生沒有償還能力，依舊要借錢給他們，背後則不僅僅是放貸那麽簡單。”一位熟悉民間借貸的葛先生對本報記者透露，事實上“裸條”事件並不僅僅是裸照公開，其背後亦隱藏了一條利益鏈。

“如果借款大學生，尤其是漂亮的女大學生無力償還時，就可能被放貸人脅迫，如果這些女孩子不服從，就面臨裸照發朋友圈的威脅。”他說。

“這些非法經營的私人財務公司會在大學周邊駐點，或者租用一個宿舍，不掛營業執照，通過分類廣告、金融中介介紹、同學口口相傳等模式招攬生意，借款金額在5000元~5萬元之間。”葛先生說。

“如今，大學生借款的理由越來越簡單，比如給自己生日聚會、給男女朋友購買手機或高檔禮物，但他們由於社會經驗不足，往往被放貸人牽著鼻子走，其實，這個過程中只要父母發現早，及時介入幫助孩子還款，問題就很容易解決。”葛先生說。

徐北對本報記者表示，對於“裸條”事件，開始大家都是抱著一種獵奇的心態去“圍觀”，而事實上，這種所謂的風控手段在我國北方已經流行過很長一段時間了。

“這種‘裸條’的模式在08年、09年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但早期是這樣的：在民間高利貸領域，涉及到大額借款時，放款人可能會要求借款人夫妻雙方均裸體手持身份證拍照，並將照片和存有照片的數據卡封存到一個信封里，如果最終借款人到期償還了借款，信封歸還借款人，如果借款人無力償還，那麽放款人會威脅將照片公開。”

“如果僅僅是裸體也就罷了，關鍵是還要手持身份證，身份證有著借款人詳細的個人信息，一般借款人都非常害怕個人信息通過這種極端方式被人們尤其是熟人看到，所以，會想方設法還錢。”徐北說，當時有人還戲稱這是最早的人臉識別。

區域性和波段性特色

從事民間債務處理業務的王先生告訴本報記者，民間借貸也會呈現出波段性的特征，比如在2013年銀根緊縮的背景下，有一批原本從銀行間接融資的中小企業，因為債務到期需要償還，所以只能從民間短期拆借資金償還銀行債務。

“本想著只是資金過橋而已，沒料到銀行不再續貸，因而欠下了資金成本高昂的民間借貸，再加上經濟持續探底，中小企業無力償還，那一波壞賬直到現在都沒處理完，債權人逼迫他們還債是不可能的，只能進行債務重組。”王先生說。

另外，民間借貸也會呈現一些區域性的特色，比如在江浙或廣東部分農村地區存在區域性的民間借貸圈子，其理念是“只做熟人的生意”。

比如在廣東潮汕地區的農村存在大大小小的“標會”，急需用錢的人可以選擇參加“標會”。

“這種民間借貸主要依靠個人的信譽和人際關系，利息介於銀行貸款和高利貸之間，不需要擔保，與高利貸相比，屬於成本較低的融資方式，且其還款時間長，壓力不會特別大，又很容易拿到錢，所以更受當地小企業的歡迎。”一位熟悉該模式的人士對本報記者介紹說。

然而，民間借貸固有的風險也如影隨形，一旦標會中有人拿錢跑路，這在當地稱為“倒會”。

“有時，不同的標會之間會有資金的交叉使用，如果一個會倒掉了，有可能牽扯到好幾個會，形成連環倒，而由於標會不受法律保護，所以倒會之後，錢就真的沒有了。”該人士說。

民間調研：藍領比白領就業滿意度高 女性認為更易找到工作

民間機構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最新調查顯示，2012年～2015年全國城鎮中產人群對就業狀況評價下降，認為找工作難的人有所增多，尤以低學歷、男性中產者持此看法的更多，相比之下，藍領人群的滿意度則持續上升。

該中心研究總監梁幸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反映出中產人群對就業形勢判斷正趨於謹慎。

此次調查報告中的中產人群是指在收入上自我評價處於中等、中高水平，同時職業上以單位和企業雇用的人群為主，並包括自由職業和專業人士等，但不包括職工和工人，也就是社會俗稱的“白領”。

同時，報告把收入自我評價處於中等及以下的工人和職工，稱為藍領人群。

報告顯示，對2015年的就業狀況，中產人群表示“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合計為38%。從動態變化來看，2012年～2014年中產人群評價持續上升，滿意度升至46%，同時不滿意度明顯下降至10%的近年最低位。但2015年不滿意度比2014年大幅上升了10個百分點，滿意度下降了8個百分點，評價回落至2011年水平。

調查還發現，中產人群認為找工作“容易”和“比較容易”的人雖然較多，2015年為54%，但認為找工作“比較難”和“難”的較2014年大增13個百點，至37%，是近年來最高的水平。

其中，大專及以上高學歷者感受明顯好於高中及以下的低學歷者，尤其是對“個人工作”和“個人發展機會”，高學歷中產者滿意度比低學歷中產者高出16和9個百分點，分別為67%和46%。對找工作的難易判斷，高學歷中產者維持好評，認為容易的人三年來保持在55%以上，而低學歷中產者認為容易的從56%減少至51%，認為難的則從31%增至38%。

與此相對的是，藍領人群的工作感受改善較為明顯，滿意度持續上升了12個百分點，達到46%，且他們對“個人發展機會”的評價也在持續好轉。

此外，2015年，對就業狀況、個人工作和個人發展機會，男性中產者與女性中產者的滿意度基本相近，而2012年男性中產者滿意度曾普遍高於女性中產者。這一變化在找工作的難易判斷上更為突出，男性中產者認為容易的人減少至52%，認為難的人增多，接近40%;而女性中產者認為容易的人則增至59%，超過了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