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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AMC擴容至27家 民間“禿鷲”分食不良市場

隨著國內銀行不良貸款迎來擴容期，不良資產處置這塊市場大蛋糕引越來越多人進場分食。

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目前除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簡稱“AMC”）外，地方AMC已經在短短近兩年時間里迅速擴展至27家，同時這一數字並非終點站。

除了政府背景的AMC之外，大量的民間機構也紛紛湧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四大AMC為首，地方AMC為輔，一部分民營資產管理公司為後進入者，同時圍繞這些處置機構的不良資產服務商為周邊層的基本行業格局。

地方AMC第一股誕生

2016年7月3日，海德股份發布公告稱，2016年7月1日，已取得了西藏地方AMC牌照，設立海徳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海德資管”)，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億元並擬進行不超過4000萬元的證券投資。此次獲牌成為海德股份轉型不良資管業務的主要基礎。自2016年初，海德股份不斷收縮房地產項目投資，一方面出手其持有的平湖耀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24%股權，另一方面，推進原控股子公司安徽海德城市建設有限公司的解散和註銷工作。

在2016年2月註冊地由海南向西藏的變更成功拿下地方AMC牌照，由此也成為A股市場上唯一純正的不良AMC投資標的，地方AMC第一股正式誕生。

地方AMC擴容的腳步不斷加快，就在海德股份的西藏AMC牌照靴子落地的前10天，中國華融繼2月參股設立山西AMC後，2016年6月23日發布公告稱，中國華融再次出手，參股青海省AMC，與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組建青海省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即華融昆侖青海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融昆侖”)，註冊資本金為10億元。

隨著華融昆侖、海德資管的設立，地方AMC目前已經擴容至27家。據浙商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統計的數據顯示，27家地方AMC涉及江蘇、浙江(溫州)、上海、安徽、廣東、北京、天津、重慶、福建、遼寧、山東(青島)、湖北、寧夏、吉林、廣西、內蒙古、河南、四川、江西、青海、山西、陜西、湖南、河北、西藏。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還有部分地方版AMC尚在籌建中，例如山西華融晉商資產管理公司、陜西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此外本報記者獲悉，浙江省另一地級市寧波也正在籌建市級AMC，一旦籌建成功，那麽浙江將成為全國唯一一個擁有兩個市級AMC的省份。而這與浙江民間資金活躍、機構不良資產規模較大存在密切關系。

自2014年銀監會開閘以來，多家地方AMC瞬間破土而出，在2015年下半年至今步伐尤其加快，而從成立AMC的省份來看呈現了從沿海向內陸再向西部地區逐步拓展的局面。

瞄準不良資產這塊肥肉的”禿鷲“們，其發展路徑正式沿襲著不良資產爆發的領地。除此以外，以海德股份為例，雖然在西藏領地收獲地方AMC牌照，但是卻醉翁之意不在酒，業務目標卻瞄準的是全國市場。

在運行當中，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在運營過程中受到一定限制，一方面只能收購區域內的不良資產；另一方面，只能通過債務重組、債權實現或並購重組、保留經營等手段進行處置;同時，處置資金由地方自籌資金承接不良債務，資金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但是，近一年來地方版AMC卻快速發展，除省一級外，已經出現了多例市級版AMC，例如青島、溫州等地。

民間金融機構搶食

截至2016年5月，中國債權市場格局可以分為，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約為70萬億;銀行間及交易所債券約為40萬億;信托、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合在一起共約30萬億；此外，加上P2P、民間小貸機構共150萬億。

“截至2015年年底，商業銀行全行業不良貸款余額上升至12744億，較2014年底大增51.2%。但是實際銀行間人士估計比這個數字多一些，接近5萬億-7萬億。截至2015年底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67%，較2014年底上升34%，連續10個季度環比上升。”一位不良資產處置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未來1至2年債券違約以及信托違約會進一步加劇，保守估計整個不良資產市場規模為5萬億-10萬億。

1999年，財政部針對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進行了一些政策性不良處置，每家機構分羹100億，開啟政策性業務時期，而省級資產管理公司則在這段時間收購了部分政策性資產。2004年-2008年開啟政策性業務向商業化轉型時期。在這兩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中，部分資產管理公司得益於被動簡單持有的不動產市場升值。“2008年四大資管公司正逢‘4萬億’，銀行大規模上市，壞賬率較低，業務規模較小，所以2009年轉到房地產行業為地產公司提供資金。”上述業內人士指出，在獲益的同時也造成了一定的負面效果，即到2011年四大資管行業面臨人才匱乏的問題。

2013年，監管層出臺《關於地方資產管理公開展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收購處置業務資質認可條件等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各省設立1家地方性AMC，以處理省內金融企業不良資產，並鼓勵民資參與。自此，地方性AMC陸續成立，整個行業實現擴容，競爭格局產生變化。

“不良資產處置行業發展到今天已經形成四大AMC為首，地方版AMC為輔，一部分民營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圍繞這些機構的處置機構即不良資產服務商為基本格局的行業形態。”浙江東融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惟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張惟表示，民間金融結構已經開始通過一些“非直接”途徑滲透到不良資產管理領域，主要形式包括與四大或地方性資產管理公司合作;直接參與單一或少量(低於十戶)的不良資產出讓及管理業務;參與非銀機構的特殊資產出讓及管理業務。

東吳證券指出，民營機構沒有AMC牌照，其進入不良資產處置行業只能通過從四大AMC購買不良資產包。由於民營企業市場化程度高，經營機制靈活，能夠優化不良資產的處置周期和處置收益率等關鍵因素，有望在四大AMC和地方性AMC主導的不良資產行業分一杯羹。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產業鏈，想要分一杯羹的不僅僅包括以多種途徑處置不良資產為主業的民間機構外還有大量的圍繞核心企業周圍的服務商。具體包括四類。第一類是咨詢服務提供商，例如特殊資產的盡職調查、估值、收購咨詢、清收處置等服務;第二類是平臺服務商，例如撮合特殊資產的轉讓交易;第三類是不良資產基金，更加主動地介入資產收購、運營的過程中;第四類則是催收公司。

困境資產三條出路

2015年下半年已經陸續有部分民間機構進入這一行業，但是具有一定規模的並不多。成立於2004年的美元基金海岸投資較早進入該行業，該公司從海外籌集資金再轉入國內投資不良資產，提專註提供非競爭市場項目，並於2007年延伸出位於青島的新大唐資產管理公司。今年3月，青島市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獲銀監會核準，成為全國第一家擁有批量收購和處置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市級AMC。

此外，部分民間特殊資產處置機構已經走向資本市場，2015年12月31日，主要從事金融不良資產投資管理業務的上海文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掛牌材料公開披露。

張惟指出，目前國內資產的投資路徑共包含三條路徑，分別是司法處置、債務重整以及困境債券。“司法處置即把銀行的不良債權收購，然後通過起訴、開庭、判決、執行、拍賣，最後把該資產收回來，形成完整處置鏈條，過程約消耗2-3年時間。”他表示，債務重整類似投行業務，且無法標準化和模塊化發展，存在較高風險。

對於困境債券未來在國內2-3年存在機會窗口期。以國外公司債和企業債的債券市場為例，無論是2008年的次貸危機還是2011年的互聯網泡沫，均有大批企業債大幅折扣。但是這些企業並沒有破產。債券不同於股票，對於股票而言如果股價的下跌且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並沒有改善那麽公司就可能面臨破產，但是債券存在存續期，只要債券到期日前企業沒有破產那麽就有可能回本付息。

在司法處置模式中，商業模式之一為目標資產瞄準銀行不良中個人和中小企業以不動產做抵押的資產，以最大限度讓公司脫離重資產的“魔咒”。“以不動產作抵押估值較容易、企業或個人債務抗壓能力比較差以及個體風險相對較分散是選擇這類資產的主要原因。”張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做該類不良資產處置共分為就四個環節，第一，同銀行談判然後對所有標的進行整合；第二，將整合的標的打造成結構化產品，將從給銀行獲取錢通過SPV結構進行資產隔離，進而對該SPV結構進行分級，設置優先夾層劣後級；第三，到法院起訴，走司法流程；第四，到拍賣行拍賣。

其中被稱之為“苦力活”的環節是對資產包的評估盡調，需要篩選出涉刑、唯一住房首封權(跨省)、老人居住、有無其他抵押權人等風險大、債權不明確、具有處置障礙的債權物，以提高資產包的快速折現率。

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也不全是“彈簧門”的錯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從而帶動了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行。

國家統計局公布1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6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258360億元，同比名義增長9%(扣除價格因素後實際增長11%)，增速比1-5月份回落0.6個百分點。

分行業來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下滑主要是由於工業投資增速下滑尤其是制造業投資增速下滑所致。數據顯示，上半年，工業投資99594億元，同比增長4.2%，增速比1-5月份回落1.2個百分點;其中，采礦業投資4225億元，下降19.7%，降幅擴大3.3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82261億元，增長3.3%，增速回落1.3個百分點。

相比之下，隨著穩增長之下大項目的陸續上馬，第三產業的投資增速有所加快。第三產業中，基礎設施投資(不含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49085億元，同比增長20.9%，增速比1-5月份加快0.9個百分點。其中，水利管理業投資增長27.1%，增速加快3.6個百分點。

從投資來源來看，民間投資增速的持續下滑是整體固投增速下行的最重要原因。數據顯示，1-6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158797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4.7%)，增速比1-5月份回落1.1個百分點。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個百分點。

廣州民營經濟發展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民營企業投資用的都是自己的錢，必須考慮項目的利潤和回報，在制造業產能過剩、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投資就要謹慎得多。如果有好的、有好的前景的項目，大家還是願意投，關鍵還是現在大家很難找到有前景的項目。

民間投資增速回落的現象，已經引起中央高度重視，從五月份開始，國務院派出9個督查組趕赴18省區開展為期10天的實地督查，以摸清情況。

民間投資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國務院督查組所發現的宏觀經濟形勢不佳、各方面成本高企、融資難、民企準入限制等原因，其實已是老生常談，只是至今沒有解決。因此從長期看，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解決。

但從短期看，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還有其他的因素。方正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任澤平在今年5月撰文指出，2015年下半年以來，受房市火爆、地方債務置換、財政穩增長等影響，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開商和地方政府，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社會融資結構惡化，資源配置效率下降。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對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和民間投資增速的曲線發現，2015年，兩條曲線基本趨於一致，也就是說，過去也有玻璃門、彈簧門等原因存在，但民間投資增速並不差。但到2015年底之後，兩條曲線急劇分化，民間投資增速迅速下滑，至今年6月，民間投資增速已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了6.2個百分點。而這一時期，正是一線城市和二線核心城市房價快速上漲的時期。

“辦企業還要有場地，幾十個員工一個月還要那麽多的開銷，一年到頭下來可能也賺不到什麽錢。” 廈門市房地產中介行業協會副會長王崎告訴記者，像泉州等地很多企業家在廈門買個房子到房管局過個戶沒多久就賺了200萬，那自然都不願意好好搞實業了。

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民間固定資產投資73208億元，同比增長8.2%，增速比1-5月份加快0.2個百分點;中部地區46368億元，增長5.1%，增速回落0.6個百分點;西部地區30618億元，增長1.9%，增速回落0.1個百分點;東北地區8604億元，下降31.9%，降幅擴大2.6個百分點。

東部地區的增速和勢頭大大好於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這一方面固然有東部地區市場化程度更高，民間力量更活躍，中西部和東北更多依靠國有力量的因素。但實際上，也不能對東部沿海地區的民間投資增速過於樂觀。這是因為，東部民間投資增速之所以較快，與今年以來樓市火熱有關。尤其是，目前樓市火熱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的一二線城市。

因此，雖然東部民間投資表面看好像還挺活躍，但是投資的領域和動力發生很大變化，資金進一步“脫實就虛”，存在很大隱患。也就是說，在近期內，要扭轉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局面，除了要打破民企準入限制、緩解融資難等問題外，如何保持適量的貨幣供應、嚴防房價過快上漲亦十分關鍵。

任澤平分析，資金流向房地產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未來在貨幣政策回歸中性的情況下，這一趨勢可能進一步加重。同時，房價上漲開始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高房價、通脹預期和居民收入下滑背景下，居民實際消費能力下降。

民間投資為何慢？中金稱2季度民企貸款利率或已高達9.9%

22日中金梁紅研究團隊對外發布報告稱，即使采用保守假設，今年2季度民間投資的年化貸款利率也可能接近10%。

2016年上半年，全國完成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258360億元，增長9%，增速比1-5月份、一季度分別回落0.6和1.7個百分點，投資增速出現了放緩，引起了社會普遍關註。

對於民間投資放緩的原因，中金研究報告特別註意到了民間投資的資金成本可能已經高企。報告認為，年初至今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力度有限——今年1季度加權平均貸款利率上升了3個基點至5.3%。另一方面，財政政策變得更加積極，且房貸占比自去年4季度以來明顯上升。由於公共部門貸款利率(3~4%)和房貸利率(4.5%左右)均明顯低於整體加權平均貸款利率，粗略計算即可得到今年以來民企貸款利率明顯上升的結論。

具體而言，中金報告估計，今年2季度民企貸款利率或已達到9.9%。研究報告表示，這一推斷建立在假設2季度加權平均貸款利率與1季度持平，且公共部門的平均貸款利率約為貸款基準利率的90%的條件上。考慮到各種新形式的公共部門貸款，如政策性銀行貸款和部分PPP基建投資貸款的利率可能遠低於貸款基準利率，研究報告提出，該假設已經較為保守;雖然公共部門有貸款外的資金來源，但民間投資一直以來自籌資金較多，占用銀行貸款比例可能不及其占投資比例;此外，由於2季度貨幣供應量和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放緩，且銀行間平均拆借利率的上升，2季度加權平均貸款利率實際上可能也有所上行。

同時，隨著民間投資貸款利率的“懲罰性溢價”不斷上升，報告認為，公共部門（含國企）投資已成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唯一的增量，而民間投資的比重快速下滑，令人擔憂。報告估計，與公共部門與國企的貸款利率相比，民間投資利率的“懲罰性溢價”在2季度擴大至6個百分點，較去年高出了3個百分點。其結果是，短短半年時間內，民間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占比已經下降了4個百分點。而更令人擔心的是，6月公共部門（含國企）投資已經成為了固定資產投資的唯一增長點。

面對民間投資的急劇減速，報告建議，政府亟須采取有效措施來降低民間投資的融資及其他成本，以提高全社會投資效率，並促進經濟均衡發展。公共部門投資比重的持續上升會壓低中長期投資效率和增長潛力。

中金報告建議，有助於提振民間投資增速的政策選擇包括，降低民間投資的融資成本和有效稅率（包括增值稅、所得稅和/或社保繳費），以及放寬部分新興行業對民間投資的準入門檻。另一方面，更加協調、連貫且市場化的宏觀政策制定及執行也將有助於降低民間投資的風險溢價。

發改委：民間投資回落有一定的合理性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定於2016年7月25日(星期一)上午10時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張勇介紹《關於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意見》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

發改委表示，民間投資的回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現在民間投資高的時候64.5%，現在是61%，民間投資的領域主要是制造業和房地產，這兩個行業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民間投資是為了今後的獲利，但是一些傳統行業在當前存在創新力不足、結構調整難度比較大的情況，民間投資勢必對市場有一個選擇。這種情況下，勢必就使得投資腳步放慢。5月我們督查民間投資情況，以傳統行業為主的民間投資企業家們都有要看一看的姿態，看準了再投。當然還有投資難、融資貴等等問題都導致民間投資比較弱。

同時，基礎設施投資比較強。這里會不會有政府擠出，這里負責任的講沒有。國家預算內，各級政府的投資加起來只占投資規模的5%，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2004年的投資改革文件已經明確政府投資逐漸從競爭性行業退出，這些年政府在制造業、房地產基本沒有投資，政府投資主要是基礎設施和重大民生項目，這些項目收益相對比較低、期限比較長，所以民間投資進入是比較困難的。並不是不想讓民間投資進，是投資要追求平均利潤率，相比做這個不如做別的，民間投資肯定不願意做回報比較低的，政府投資做的主要是補短板的行當。這些年基礎設施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高鐵近十幾年發展非常快，接近2萬公里，大家出行非常方便。但是這方面民營資本進入很少，這些是政府投資的主要領域，還包括機場，特別是支線機場。政府投資和民營投資恰恰是有不同的領域，在不同的領域下各自發揮著它的作用，應該是互補。

發改委現在和財政部共同推進PPP模式，這種模式只是投資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還不能把PPP模式變成一種新的投資整體方式，只是改革創新過程中，推進的一種方式。解決融資難根本要靠金融體制改革，大力發展直接融資。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張勇指出，“金融機構以適當的方式依法持有企業的股權試點”這短短的一句話有三個約束點：適當、依法、試點。這也是金融監管一直貫徹的謹慎原則。《商業銀行法》規定是明確的，銀行是商業銀行，主要從事貸款業務，不從事直接投資業務。當然也賦予了國務院一個批準的權限。允許金融機構從事試點工作，我們是希望給一個空間，更好地使金融和實體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互相推動、良性發展。

進軍PPP：民間資本觀望多參與少 退出及流動性問題待解

“43號文”頒布後，傳統政府融資平臺融資職能被剝離，PPP模式如雨後春筍般快速落地，並在全國各地以“星星之火”之勢迅速推廣。財政部公開的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數據信息顯示，截至2016年5月底，全國各地PPP項目總計有8644個，項目金額接近10萬億元。

但是，民間資本參與PPP模式的積極性不高。進入PPP後如何有序退出以及投資後流動性匱乏問題，是各路社會資金始終處於觀望狀態的重要原因。

中關村絲綢之路經濟帶協同創新聯盟PPP金融課題組首席金融專家鄭建平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通過金融參與模式，解決PPP項目收益權的問題，讓PPP資產流動起來，才能吸引銀行、券商資管、信徒、私募基金等各路民間資本。

PPP本質：推進公共服務的市場化

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趨勢下，實體經濟疲軟，存量債務存在巨大的壓力。為了規範政府融資機制，2014年10月出臺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的指導意見》(43號文)提出，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鼓勵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業投資和運營。政府通過特許經營權、合理定價、財政補貼等事先公開的收益約定規則，使投資者有長期穩定收益。

上述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模式，即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43號文”頒布後，傳統政府融資平臺融資職能被剝離，PPP模式如雨後春筍般快速落地。財政部公開的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數據信息顯示，截至2016年5月底，全國各地PPP項目總計有8644個，項目金額接近10萬億元。

聯合信用評級研究總監許余潔表示，中央政府大力倡導地方政府通過PPP項目融資，正是源於對未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考慮與擔心，加上財政預算的限制，PPP已經逐漸成為政府解決基建設施融資的重要途徑。言下之意，PPP模式推行的真正目的是控制和轉化政府債務，吸引社會資本參與。

對於這一業內盛行的觀點，鄭建平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推行PPP初期主要目的是化解政府債務，核心本質是實現公共服務領域的市場化。

鄭建平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的市場經濟主要針對工商領域展開，下一步的改革要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向市場化。一直以來，我國公共服務領域以政府為主體，市場化程度不高，引入社會資本有助於提高服務效率，解決項目資金不足問題，控制和轉化政府債務，緩解通貨膨脹壓力。

目前，PPP模式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較為盛行。在鄭建平看來，凡是對接公共服務職能的項目均可采用PPP模式，醫療、文化、衛生、環保、綠化、農業等領域均適用。

民間資本在猶豫什麽？

資本天然就具有逐利性，民營資本在投資過程中更關註收益性與風險的匹配，市場化程度更高。在鄭建平看來，PPP推行最好的主體應該是社會資本。

事實上，在經歷了央行五次降息，基準利率下行帶動銀行間市場、債券市場以及民間融資收益率持續走低之後，在經濟下行、信用風險上升的背景下，優質項目匱乏，“資產荒”已經困擾著各路民間資本。

不過，社會資本對於參與PPP項目明顯動力不足。不僅是PPP項目投資金額巨大、投資期限長、收益不是很高、項目投資後流動性匱乏，最重要的是社會資本參與主體對法律制度環境、地方政府治理和誠信建設方面的配套支持措施存在疑慮。

一位股份制銀行資管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一方面，資金退出的安全性缺乏必要保證，大多數項目收益無法覆蓋本息，且項目資金退出渠道不完善。另一方面，PPP項目質量參差不齊，在“資產荒”背景下，社會資本雖對PPP項目表現出濃厚興趣，但真正能夠與社會資本偏好匹配的項目不多。

上述銀行資管人士進一步分析，某些項目的現金流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社會資本參與積極性不高，部分優質項目由於社會資本采取打價格戰的方式競標，拉低了項目收益。而且PPP項目期限為10-30年，項目周期過長，存在施工風險和項目運營風險。

除了上述存在的項目潛在風險，社會資本與政府的博弈也是現實層面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鄭建平表示，一方面，民營資本對PPP模式不理解，對政府實施PPP政策理解不到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思維沒有改變，以政府自我為主體，民營企業缺少話語權。事實上，政府與社會資本的主體地位平等，前提是遵循契約精神，依照合同遵守承諾。

作為PPP領域的長期觀察者，鄭建平看到：“現在很多項目是以PPP之名，實際上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地方政府官本位思維沒有改變。”即使一些建設周期長的項目遇到政府換屆，PPP模式也不應該擱置，因為其推行的是公共服務領域項目，政府沒有資格剝奪社會資本的權利。同時，民營企業要學會真正的保護自己，建立與政府是平等的主體地位，政府是“小政府”，PPP模式在於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政府要在公共服務領域釋放權利。

引入金融工具 讓PPP資產流動起來

由於PPP項目建設周期長，最長達30年之久，如果社會資金找不到有效的退出渠道，將面臨較大的風險。如此之長的期限，進入PPP後如何有序退出以及投資後流動性匱乏問題是各路社會資金始終處於觀望狀態的重要原因。

“通過金融參與模式，解決PPP項目收益權的問題。”鄭建平表示，傳統債權金融機構提供融資往往重實物資作抵押、輕流動性資產，但PPP項目提供的公共服務(如公路收費權、門票收費權等)不能抵押，只有將項目收益權流動起來，才能解決資金的流動性和資金循環問題。

據了解，目前業內已經在探索將PPP項目收益權作為資產在地方產權交易所掛牌，實現收益權的可流通、可轉讓。如果這一問題迎刃而解，銀行、券商資管、信托、私募基金等金融工具，通過結構化設計進入PPP項目，即可在項目中形成資金的循環流動。

國務院：促進民間投資發展 對北京遼寧等7省市專項督導

近日，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銀監會等部門組成7個督導組，分赴北京、遼寧、安徽、山東、河南、湖北、青海7個省(市)開展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導。

這是根據李克強總理6月2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部署的專項督導，旨在進一步檢查有關地區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民間投資發展的決策部署和相關政策文件情況，檢查有關地區加強民間投資管理服務和市場環境建設等方面工作情況，查找存在的突出問題，指導、協調、推動地方迅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促進民間投資回穩向好。

今年5月份，國務院開展了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此次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導是在專項督查的基礎上進行的，主要針對民間投資增速靠後，以及民間投資體量較大且增速放緩明顯的7個省(市)。

此次專項督導重點圍繞五個方面展開：

一是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重點檢查地方政府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政府工作報告》部署和黨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民間投資發展政策文件的情況。

二是加強和改善政府管理服務情況。重點檢查地方政府落實深化“放管服”要求，加快構建權責明確、透明高效的事中事後監管體系，提升政府管理服務能力和水平等。

三是營造一視同仁的公平競爭市場環境情況。重點檢查地方政府落實對各類市場主體實施公平準入原則和政策措施，營造權力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投資環境等。

四是督查發現問題的整改落實情況。重點督導地方政府針對國務院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中發現的問題，逐項檢查，舉一反三，提出切實可行的整改措施。

五是研究提出本省(市)改進民間投資工作方案情況。重點督導地方政府切實履行主體責任，深入查找分析制約民間投資發展的原因，制定完善相關政策和實施細則，促進民間投資回穩向好。

據了解，實地督導時間為5-10天。各督導組將采取聽取情況匯報、實地走訪、座談交流、專題研討和查閱文件資料等多種方式，對有關地區促進民間投資工作總體情況做出評價、指出問題、分析原因，及時向地方政府反饋督導意見，提出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工作的意見建議，並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匯總形成綜合報告報國務院。

發改委發通知促民間投資回穩 要求結合地區實際

7月28日消息，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發布了關於 《各地促進民間投資典型經驗和做法》的通知。

通知稱，今年5月，國務院部署開展了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根據督查調研情況，梳理形成了《各地促進民間投資典型經驗和做法》，供參考借鑒。請結合本地區實際，不斷創新工作思路，加大政策落實力度，努力促進民間投資回穩向好。

各地促進民間投資典型經驗和做法

一、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加強和改善政府服務

(一)廣東省印發實施《關於推動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若幹意見(試行)》。著力破解“親”而不“清”或“清”而不“親”等問題，盡可能全面列出政商交往“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給政商交往提供一張“明白紙”。

(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吉林省(通化市)、浙江省杭州市、湖北省(襄陽市)、湖南省(株洲市)、青海省(海西州)、重慶市(大足區)等積極健全服務民間投資工作機制，通過發揮政府服務平臺作用、搭建技術服務平臺、建立服務專員制度，開展“千名幹部進千企”、“千家企業幫扶”活動、“暖商行動”以及提供“保姆式服務”等方式，為民營企業提供優質服務，積極營造“重商、親商、扶商、暖商”的良好氛圍。

(三)湖北省武漢市成立了投資工作委員會，建立每月“十企”座談例會，政府負責同誌親自協調民營企業經營建設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

(四)貴州省開展“民營企業服務年”活動，明確有關職能部門主要工作任務，分級建立民營企業問題臺賬，實行問題登記、跟蹤、銷號管理。

(五)福建、遼寧、湖北、江蘇等地深入開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大力縮短行政審批時間，促進民間投資項目落地。如福建省建立完善“一口受理、同步審批、限時辦結、信息共享”的投資項目並聯審批機制;遼寧省(本溪市)統一政務服務大廳和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實現“一門辦、一章結、一費清”;湖北省武漢市實現企業設立審批“一口式”，產業項目審批“一體化”，建設項目審批“一條龍”;江蘇省(淮安市)探索實行投資建設項目聯合評審、聯合踏勘(測試)、聯合圖審、聯合驗收“四聯合”並聯管理。

(六)浙江省、江西省分別建成政務服務網，將省、市、縣三級行政審批事項全面納入“一張網”運行，實現省、市、縣三級聯通。

(七)江蘇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市)等積極探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試點成立行政審批局，實行“一枚印章管審批”，破解審批“當關”難題。

(八)吉林省、湖北省(襄陽市)等分別實施“五證合一”、 “先照後證”、“三證合一、一照一碼”為核心的行政管理改革，進一步促進簡政放權。

(九)浙江省深化“放管服”改革，在紹興市柯橋區開展了“規劃環評+環境標準”、“區域能評+能耗標準”改革試點，提高項目審批管理效率。

(十)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區)試行企業集群註冊，推行註冊資本認繳登記制、“一址多照”和“一照多址”、年檢改年報、“先照後證”、“三證合一”等措施，支持在工商窗口開辟綠色通道，為進入虛擬產業園區的企業提供快速登記服務。

(十一)山西省開展民營經濟“待批項目大起底”活動。對有關部門核準、備案、審批的民營經濟待批項目進行摸排和起底，限時審批、限時辦結、限時告知，確保符合條件的民企項目盡早開工、落地、建設、達效。

(十二)安徽省建立“三查三單”制度，在巡查、督查和考查的基礎上，形成整改問題清單、整改措施清單、整改責任清單，狠抓民間投資政策落實。

(十三)廣東省加快推進“信用廣東”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開展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信息“雙公示”。建立企業誠信檔案，依法公示信息。在珠海等地開展統計誠信承諾卡試點活動，推行企業誠信承諾。對守信主體實施激勵，對失信主體實施聯合懲戒。社會組織、事業單位全面實施社會組織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提升信貸征信系統服務效能。

(十四)陜西省西安市通過扶持大學生創業創新、支持高校院所和大企業建立健全有利於科研人員創業創新的管理機制、加大各類人才計劃的實施力度、實施各類人才引進和培育的獎補政策等方式激發人才活力，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

二、積極采取措施，努力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題

(十五)山東省出臺文件鼓勵民間資本設立民間資本融資管理機構(民間資本管理公司)，針對當地實體經濟項目開展股權投資、債權投資、資本投資咨詢、短期財務性投資及受托資產管理等業務，利用民間資本主導設立的民間資本管理公司直接為民營企業開展融資和資本管理服務。

(十六)福建省支持民營企業組建銀行業金融機構，鼓勵民間資本入股地方法人銀行業機構，推動民間資本參與農商行重組改制。加強“政銀企”合作，設立企業應急周轉金，為民營企業提供應急周轉。

(十七)陜西省西安市打造民間金融街(10.49 +6.28%,買入)，以民間金融機構聚集發展為突破，引導一批經營規範、服務優質的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等進駐，將民間金融機構分散無序經營轉變為集中有序經營，使民間金融機構能夠聚集規範創新發展，推動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十八)廣東省、四川省等通過組建省級融資擔保機構，促進發展市縣政策性擔保機構，鼓勵擔保機構開展業務創新，推動形成政府引導，銀行、擔保、再擔保、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新融資服務鏈。

(十九)江蘇、福建、山東、天津等地探索開展信貸風險補償，通過設立信貸風險補償資金等手段，建立風險分擔機制，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中小企業貸款的支持力度。

(二十)浙江省(臺州市)設立小微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初創規模5億元，可為小微企業提供累計50億元增信擔保，擔保費率僅為0.75%。

(二十一)安徽省推廣“稅融通”業務，A級納稅人可按其近兩年平均納稅額的1-5倍核定融資擔保額度。

(二十二)江西省搭建質押融資平臺，采取股權登記托管和質押融資相結合，加大對小微企業融資扶持。

(二十三)安徽省開展政府性過橋資金轉貸業務，建立政府性過橋轉貸資金池，支持小微企業過橋轉貸。

(二十四)江蘇省(蘇州市)建立綜合金融服務平臺、地方企業信用信息平臺、企業自主創新金融支持中心和信用保證基金“兩平臺一中心一基金”，重點解決金融機構“不願貸、不會貸、不敢貸”，以及企業融資“無渠道、無抵押、成本高”等問題。

(二十五)福建省加大金融支持，推廣“連連貸”、“無間貸”等無還本續貸產品，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給予借新還舊，創新“流水貸”、“稅易貸”等信用產品，對納稅信用記錄良好的小微企業發放無抵押貸款。

(二十六)四川省研究出臺財政金融互動政策“二十二條”，以做大信貸規模、優化信貸結構為核心，找準擴大融資的關鍵主體和薄弱環節，通過多種激勵政策組合實施，著力提高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資源配置水平，定向引導金融資本投向實體經濟。

(二十七)陜西省西安市設立西安合作發展基金支持民營中小微企業發展。基金首期規模500億元，其中政府出資代表和管理人共同出資不低於10%，社會資本出資不高於90%。基金采取母子結構有限合作形式，母基金下設基礎設施、事業發展、產業引導、區域發展等若幹平行子基金。

(二十八)四川省成都市利用財政科技經費與社會資本協同支持民營企業技術創新、產品升級，通過研發資助、投資補助、擔保補貼、貸款貼息等方式，進一步降低中小微企業創新創業成本。

(二十九)上海市出臺《上海市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提出“兩個不低於”。用於企業的各類專項資金中，中小企業的支持比例不低於1/3;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中，小微企業的支持比例不低於1/3。

(三十)廣東省通過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完善服務平臺建設，推動企業上市融資、發行債券等方式，進一步拓寬企業融資渠道。

(三十一)湖北省積極開展“春風行動”，搭建政、銀、保、企合作平臺，促進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的信貸投放。建立重點項目“綠色通道”，幫助民營企業解決用工、用地等問題。

(三十二)重慶市搭建科技金融服務平臺，通過設立市級科技金融服務中心，各區縣設立區域科技金融服務中心等，為廣大中小科技型企業提供融資支持服務。

(三十三)甘肅省依托門戶網站，建立省級層面統一公開的銀企對接信息共享平臺，為銀行和中小微企業提供更具時效性、針對性和差異化的融資對接服務。

(三十四)江西省組織40余戶省內非公有制企業抱團投資60余億元，按照“市場運作、會員自願、風險可控、民主決策”的原則，建立“同心谷?贛商之家”，為贛商回鄉發展提供支持。

三、深化細化政策措施，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更多領域

(三十五)福建省、廣東省等結合本地實際，出臺系列配套政策，放寬市場準入，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商貿流通、國防科工等領域，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領域和範圍。

(三十六)海南省(三亞市)對民間資本進入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市政公用等領域不設任何門檻，申請進入的民間投資項目均按照《三亞市社會投資項目進入推進工作流程》積極推進。

(三十七)內蒙古自治區、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重慶市等設立民營企業投資引導基金，在市政基礎設施、先進裝備制造、低碳環保、科技成果轉化等領域扶持創新型企業發展。

(三十八)浙江省出臺《省級科技型中小企業扶持和科技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支持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科技型中小企業。開展專利權質押等擔保方式創新，全省專利權質押貸款余額超過36億元。

(三十九)福建省發揮養老產業基金杠桿作用，批準設立省養老產業投資基金，投向養老基礎設施建設、養老綜合體建設、養老產品開發等項目。

(四十)江西省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公路、港口碼頭等建設，吸引民間資金參與建設了4個公路樞紐和贛江龍頭山樞紐、九江港、南昌港口碼頭等項目。設立市場化運作的省級鐵路產業基金，吸引民間投資216億元。

(四十一)重慶市利用市級財政科技資金設立獎勵性後補助，引導企業根據市場需求自主確定研發內容、自行投入研發經費、主導開展研發活動，以企業技術創新及其產品(服務)收入為主要依據，實行效益優先、多維評價，采取擇優分檔方式給予補助。

(四十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通過“引導投資+直接投資+投貸聯動”方式，發揮財政資金杠桿作用，引導民間投資參與紡織服裝產業發展。

(四十三)江西省支持民間投資進入市政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全省所有燃氣企業和50%的供水企業項目采取特許經營方式，實現市場化運作。

(四十四)福建省引導民間投資，組織實施投資工程包，采取“肥瘦”結合方式，將利潤低、甚至可能虧損的項目，與利潤高、收益好的項目組合打包，鼓勵、引導民間投資多元化發展。

四、營造公平透明市場環境，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四十五)江西省、江蘇省(無錫市)等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減輕企業在稅費成本、融資成本、人工成本、醫療保險繳費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的負擔。

(四十六)江蘇省(宿遷市)深化涉企收費改革，全面清理調整涉企收費項目，對新辦工業企業、小微企業實施事權範圍內“零收費”政策。

(四十七)福建省全面落實企業市場主體地位、國民待遇原則，確保民營企業在價格政策上與其他類型企業享有同等待遇。

(四十八)湖南省長沙市推行工業用地“長期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的供應方式，以及“彈性土地出讓年限”的供地政策。允許工業園區標準廠房分幢分層辦理產權分割登記手續。對現有工業用地，在符合規劃、不改變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積率的，不再增收土地出讓金。

(四十九)重慶市開展地票改革試驗，降低用地成本。先後出臺《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暫行辦法》等60個政策性文件和12個技術性文件，建章立制、依規推進。完成新一輪農村土地房屋登記發證工作，確權頒證、夯實基礎。開展農村建設用地複墾，提供有保障的地票來源。

五、多措並舉，加大對民營企業支持力度

(五十)天津市按照“宜控則控、宜參則參、控則有為、參則有序”和開放性、市場化原則，全方位、多渠道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2013年以來，連續三年集中組織三批300余戶國有企業在門戶網站和產權交易中心披露信息、公開推介。

(五十一)遼寧省(本溪市)政府為本地企業與外地企業牽線搭橋，探索充分利用本地資源和優勢開拓新業務，助推企業轉型升級(愛基,凈值,資訊)。

(五十二)黑龍江省結合省情大力推進農民創業，依托農業大省資源，采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培育新型經營主體、開展“互聯網+農業”行動、加強農民創業指導服務等措施促進農民創業。

(五十三)江蘇省(丹陽市)通過加強服務引導，完善產業發展布局，積極創新服務，為企業創造良好生產經營環境，將眼鏡行業打造成丹陽市的一張名片。

(五十四)福建省積極支持民營企業技術創新，出臺支持企業技術改造促進工業穩定增長“十二條”措施，提出企業技術改造專項行動計劃，開展企業技術改造風險補償貸款業務試點。

(五十五)福建省(莆田市)引導創新創業，實施獎勵政策，對列為省引進重大研發機構資助的項目，按省資助金額的1:1配套，對列為省重大科技成果購買補助的項目，按省資助金額的50%配套補助。

(五十六)湖北省加強對上市後備企業的培育，實施“金種子”計劃，建立企業上市綠色通道制度，鼓勵企業到滬深交易所和境外上市融資。

(五十七)四川省(宜賓市)采取政府籌建、專業運營、按效付費模式，集成產業政策、體現“創客精神”、打造“創客空間”，促進電子商務產業園區健康發展。

(五十八)雲南省實施“兩個10萬元”微型企業培育工程，積極鼓勵“雙創”，帶動企業投資約26億元，就業人員68400人。

(五十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施“百家重點成長型企業”培育工程，將成長性好的民營企業滾動列入培育企業名錄，加大輔導力度。

(六十)江西省開展“民企入贛”系列主題招商活動，舉辦全國知名民營企業助推江西發展升級大會，吸引民營企業家到江西創業投資。

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比拼：廣東“大基數、高增速” 稱雄

盡管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但全國仍有幾個省份表現搶眼。

數據顯示，1～6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158797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4.7%)，增速比1～5月份回落1.1個百分點。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個百分點。

盡管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行，但各地的表現不盡相同。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民間固定資產投資73208億元，同比增長8.2%，增速比1～5月份加快0.2個百分點;中部地區46368億元，增長5.1%，增速回落0.6個百分點;西部地區30618億元，增長1.9%，增速回落0.1個百分點;東北地區8604億元，下降31.9%，降幅擴大2.6個百分點。

廣東大幅領先全國

從具體省份來看，寧夏、海南、廣東、吉林等省份增幅靠前，均超過了15%。其中，寧夏和海南兩個省份超過了20%。不過由於這兩個省份的經濟體量較小，民間投資的絕對值不大，因此增速的波動幅度比較大。

例如，寧夏上半年民間投資快速回升，增速由第一季度的3.5%回升到上半年的29.6%，占投資的比重提高到56.2%，成為帶動投資增長的主要力量。

在海南，作為該省的重要支柱產業，房地產的回暖帶動了民間投資的大幅提升。海南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分行業投資情況來看，海南省民間投資依然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今年1-6月，房地產業完成民間投資632.76億元，占全省民間投資的63.9%。

相比之下，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的基數比較大，民間投資增速還能達到19.6%，頗為引人關註。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從投資去向看，民資流向房地產比較多。尤其是今年以來，樓市的區域分化十分明顯，深圳、廣州、珠海以及東莞、佛山的珠三角地區樓市都比較火爆，也帶動了民間投資的增長。

其次是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彭澎說，在機器換人、高端制造方面，民間資本也進入比較多。此外，今年以來廣東住宿餐飲等民資占比較高的行業也比較火熱。

數據顯示，上半年廣東重工業增加值增長8.7%，輕工業增加值增長3.3%;電子行業增長11.0%，汽車行業增長12.8%，鋼鐵行業增長16.2%，專用設備行業增長10.8%。其中，規模以上民營企業工業增加值增長13.8%，分別比國有、外資企業高12.8 個、12.4個百分點。

與廣東相似，第二經濟大省江蘇的民間投資增速也相當不錯。不僅體量較大，而且增速也達到兩位數。數據顯示，上半年江蘇民間投資15797.1億元，增長11.1%，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70.4%，同比提高0.9個百分點。

區域經濟專家、貴州省政府參事胡曉登教授說，廣東、江浙等地的市場化程度非常高，民間資本都是向往市場化程度高的地方。另一方面，這些地方這幾年產業轉型升級取得了明顯的效果，進一步吸引了民間投資的進入。“市場化程度越高，產業結構轉型就越靈敏，轉型的效率就越高。”

冰火兩重天

值得關註的還有吉林，數據顯示，上半年吉林投資增速持續回升，全省固定資產投資完成5137.47億元，增長10.3%，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3個百分點。特別是民間投資上半年完成3948.18億元，實現15.1%的增長。

要知道，上半年，東北地區民間投資完成8604億元，下降31.9%，降幅擴大2.6個百分點。同處東北的遼寧則與吉林呈冰火兩重天。數據顯示，遼寧1～6月民間投資為負增長58.1%。

吉林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在東三省里面，目前吉林的整體發展勢頭是最好的，產業結構也比較合理。一方面，比起遼寧和黑龍江，吉林的能源產業占比要小很多，受能源下行沖擊較小。

另一方面，吉林的汽車、軌道客車等裝備制造業以及光電子、生物制藥等新興產業發展勢頭都相當不錯。像裝備制造產業正在打造產業集群，這也給了民間投資大量的空間，很多東南沿海的零部件生產企業紛紛進入。“這幾年吉林的民間投資都做得很不錯。”衣保中說。

在一些省份民間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不少省份的民間投資增速不容樂觀。今年5月，國務院開展了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此次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導是在專項督查的基礎上進行的，主要針對民間投資增速靠後，以及民間投資體量較大且增速放緩明顯的7個省(市)。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銀監會等部門組成7個督導組，分赴北京、遼寧、安徽、山東、河南、湖北、青海7個省(市)開展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導。

數據顯示，湖北上半年完成民間投資8899.42億元，增長1.4%，比1-5月回落0.2個百分點。占全省投資比重為63%，同比下降7.4個百分點。

在北京，上半年民間投資完成1085.2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4%。從占比前3位的行業看，房地產業民間投資同比下降7.3%，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下降28.6%，制造業下降11.3%。

省份

民間投資總額（億元）

增速（%）

寧夏

810.4

29.6

海南

990.44

20.9

廣東

8591.07

19.6

吉林

3948.18

15.1

山西

2880.3

14

江蘇

15797.1

11.1

河北

10859.9

10.8

重慶

3619.74

9.5

江西

6277.2

9.3

天津

4375.5

8.4

廣西

5240.57

7.4

四川

7339.3

5.4

上海

5.3

浙江

7591

4.5

河南

13420.32

4.4

湖南

6502.5

2.7

山東

16937.7

2.4

湖北

8899.42

1.4

陜西

3508.2

-4

北京

1085.2

-10.4

遼寧

-58.1

新華社：確保民間投資獲得起跑線上的公平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連續下滑，提振民間投資成為當前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解局民間投資的當務之急，是通過改革形成公平的營商環境，讓平等待遇落在實處，讓民間資本能夠獲得起跑線上的公平。

國務院關於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和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系列文件，已明確對各類市場主體實施公平準入等原則和一系列政策措施。但近期國務院開展的民間投資專項督查發現，民營企業普遍反映，在市場準入條件、資源要素配置、政府管理服務等方面，仍難以享受與國有企業同等的“國民待遇”。

從2005年“非公經濟36條”到2010年的“民間投資新36條”，關於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並不少，有些政策的含金量很高，但民間投資的情況並沒有明顯改善。就今年以來民間投資的增速下滑而言，這其中固然有轉型期經濟自身的特殊性、投資者趨於謹慎的原因，也有政策落實不到位、民營企業有錢投不出的問題。

在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的情況下，政府必須沿著法治化和市場化的路徑，精準發力，保障民間投資的政策環境，讓“鼓勵民間投資”這句話落到實處。

鼓勵民間投資，必須從政策源頭做起，確保民間投資在起跑線上的公平。唯有如此，才能讓亟須尋找投資去向的民間資本敢投資、能投資、投好資。當前，最需做到的就是，解除體制羈絆、落實民間投資的公平待遇。

落實民間投資的平等待遇，必須通過負面清單的立法思維來進行。對於限制或者民間投資暫時不能進入的領域，列一個負面清單，不在清單上的領域，對所有主體同等對待，不許設置任何歧視性規定，這樣才能有助於破解所謂的彈簧門、玻璃門、旋轉門。

落實民間投資的平等待遇，必須堅決取消對民間資本單獨設置的附加條件和歧視性條款，加快健全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切實營造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投資環境。

落實民間投資的平等待遇，必須通過深化簡政放權等措施，為民間資本松綁，讓民間資本能夠輕裝前行。

為解決民間投資下滑的問題，國務院辦公廳近日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對照國家政策，堅持一視同仁，抓緊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放開民用機場、基礎電信運營、油氣勘探開發等領域準入，在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等重點領域去除各類顯性或隱性門檻，在醫療、養老、教育等民生領域出臺有效舉措，促進公平競爭。

一些地方已經做出了探索。比如，江蘇省宿遷市深化涉企收費改革，全面清理調整涉企收費項目，對新辦工業企業、小微企業實施事權範圍內“零收費”政策;福建省全面落實企業市場主體地位、國民待遇原則，確保民營企業在價格政策上與其他類型企業享有同等待遇……

只有機會公平，預期穩定，民間資本的活力才能被激發出來，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趨勢才能扭轉，民間投資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才能進一步發揮出來。

7月M1、M2剪刀差持續擴大 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下滑

周五下午，央行發布的7月金融數據顯示：M2與M1增速剪刀差繼續擴大，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0.2%，較上月末較大回落，狹義貨幣(M1)同比增長25.4%。7月新增人民幣貸款4636億元，新增社會融融規模4879億元。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多名分析人士認為，7月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下滑，但當月宏觀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沒有通縮壓力，未來維持溫和通脹。

“企業信貸滑坡以及樓市高溫緩退的局勢下居民信貸需求增長較快，進一步推動M2內部結構性變化，加之同期基數效應突顯致使M2與M1增速差繼續擴大。”交通銀行高級研究員陳冀對第一財經表示，企業投資意願下降、信貸需求減弱以及季節性因素等導致新增貸款超預期萎縮。表外業務持續規範以及企業信貸的下滑又使得社融單月大幅回落。

M2同比增長10.2% 剪刀差繼續擴大

數據顯示，廣義貨幣(M2)余額149.16萬億元,同比增長10.2%，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低1.6個和3.1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44.29萬億元,同比增長25.4%，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0.8個和18.8個百分點。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認為M2回落主要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外匯占款下降引起基礎貨幣投放減少。今年6月末，央行口徑外匯占款較上年7月凈減少了27761.77億元，盡管央行通過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穩定了市場流動性，但仍面臨降準壓力;二是基數效應影響。去年7月，為穩定資本市場，非銀行金融機構新增貸款8864億元，預計今年四季度以後基數效應影響會逐步遞減。

“M2很可能觸底回升”華泰證券宏觀研究員李超對第一財經預測，7月M2同比增速10.2%，一方面是由於基數效應，去年7月為應對股市波動對非銀行金融企業釋放較多貸款使得M2基數大幅擡高，另一方面7月新增貸款較低導致信用派生非常有限。M2進一步回落，但隨著未來幾個月的基數效應逐漸消失，M2很可能將觸底回升。

新增信貸4636億 住房貸款成唯一主力

7月新增人民幣貸款4636億元，其中4575億元投向了居民部門。溫彬認為，這反映當月以按揭貸款為主的零售貸款需求依然旺盛。企業部門貸款減少26億元，一是因為當月M1同比增長25.4%，連續5個月保持快速增長，從總體看企業資金比較充裕;二是受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影響，企業部門融資需求也在下降。

“新增信貸下滑的原因是宏觀審慎評估下的季節性節奏和需求結構性下滑”，李超稱，7月新增人民幣貸款4638億元。7月信貸收縮符合季節性節奏，季節性因素是從往年銀行放貸節奏來看，三季度新增人民幣貸款總量通常只有一二季度平均信貸總量的三分之二左右，而且季初當月的信貸量偏低。7月的信貸節奏類似二季度4月的狀態，是三季度的一個低點。但下半年總體的信貸投放應少於上半年。但即使考慮季節因素，新增信貸低於市場預期，也低於我們的預期，一方面是為三季度宏觀審核評估預留空間，另一方面是信貸需求的結構性下滑。

此外，李超分析認為，住房按揭貸款成為7月貸款唯一主力。從貸款的部門看，新增貸款4638億元中的4575億元都是新增住戶部門貸款，與之相對的是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減少26億元。短期貸款減少197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4773億元。住房按揭貸款成為7月新增人民幣貸款的唯一主力，家庭部門加杠桿購房支撐了7月信貸增長，而基建貸款則快速下降。今年以來，房地產和基建的雙輪驅動一直是新增人民幣貸款平均增速較高的主力，預計四季度財政投資會逐漸發力。

社會融資4879億 影子銀行規模下降

7月社融規模4879億元，李超分析稱，主要受社融口徑下的新增人民幣貸款下降影響。監管層穩定金融市場力度增強的情況下，社融口徑下的影子銀行規模也在下降。其中，委托貸款增加1775億元，同比多增638億元;信托貸款增加210億元，同比多增111億元;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5122億元，同比多減1805億元。“影子銀行規模下降，直接融資規模持平。”李超評價。

7月新增社會融融規模同比少增2309億元，溫彬認為這主要因票據業務監管加強，當月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凈減少5122億元所致。

溫彬稱，穩定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對下半年經濟平穩運行至關重要。在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同時，加大金融供給側改革力度，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創新投融資模式，充分發揮金融在穩增長中的主導作用。

李超認為，7月宏觀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沒有通縮壓力，未來維持溫和通脹，但制造業投資增速下滑的趨勢仍是一個難題。在經濟下行壓力、低通脹、貨幣中性、流動性寬松和安全資產荒的大背景下，長債受追捧的邏輯成立。同時，短期監管政策變化同樣支撐利率債收益率繼續走低。金融監管收嚴擠壓權益和非標投資，信用債違約風險的逐步暴露對應了剛性兌付的逐步打破，風險層面利好利率債。判斷10年期國債收益率仍有下探至2.5%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