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今年兩會前夕的南陽“馬高潮案”，放在近年來全國層面非法集資日益突出、國內民間金融無序發展的大背景下，這並非個人恩怨，而只是耐人尋味且悲涼淒慘的一幕。
民間金融被稱為非正規金融，改革開放以來，正規金融無法滿足廣大中小微企業融資需求，這成為民間金融屢禁不止、並不斷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可是，長期處於“地下”狀態的民間金融難以監管，由此導致打著民間金融旗號的非法集資行為及案件不時發生。
面對非法集資大案要案頻發的現實，非法集資的防範和處置工作一直為高層所重視。鑒於非法集資案件形勢嚴峻，一些區域和行業風險隱患較大，4月，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召開座談會定於下半年組織開展全國非法集資風險專項整治行動。
固然深化金融市場改革，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讓中小微企業的貸款融資變得不再困難是治本之策，但當前形勢迫使從事民間金融的企業積極尋求轉型，投資者也要接受投資教育、逐漸培養風險意識，從而逐步成熟、理性起來，政府層面更是需要提高監管水平。
蓬勃的原因
銀象網總裁朱大勇長期深耕河南省金融領域，他對本報記者表示，除少數民間金融公司最初就沒安好心，純粹就是為了詐騙集資以外，絕大多數公司的經營者還是想正經做生意，只是不夠專業、不懂金融才最終演變成非法集資。“個人覺得，主流還是好的。”
朱大勇說，民間金融這個行業的存在是必然的，而且將來還會逐步發展壯大。
原因在於，一方面正規金融無法滿足廣大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而這些企業恰恰正是整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在創造就業、稅收貢獻等諸多方面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了企業的生產和發展，轉而求助各種形式的民間金融。另一方面民間也缺乏有效的投資渠道。隨著理財觀念逐步深入千家萬戶，“撩”起了民間理財的欲望。一旦養成理財的習慣，要是哪天錢放到手里都心慌，理財的壓力就非常大——沒掙就相當於賠——以前都沒有這種概念，現在有了。
將錢存到銀行里，想著通貨膨脹讓貨幣貶值，“有點不甘心”，這代表著絕大多數參與民間金融的群眾心理，只不過欠缺任何現代金融理財素養的他們，通過選擇信任某人或某企業，而將錢投入其中，至最後，連本金都無法取出，只能徒勞哀嘆“很無奈”。
置於全國乃至全球的大背景下，國內民間金融的繁榮，宏觀調控政策變化所起到的作用也格外重要。
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為擴大內需，國家啟動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同時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防止物價過快上漲，從2010年下半年起，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此外，自2014年末以來，央行連續多次配合使用降息、降準及定向降準等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的松緊適度，促進社會融資成本降低。
落腳到南陽，當地房地產這一“暴利”行業為了尋求發展，幾乎完全依賴於民間金融，房地產企業甚至吹噓，以不向銀行借款為榮，這導致民間融資遍地開花，民眾參與積極，再加上地方政府缺乏監管經驗，最終導致如今樓盤積壓、非法集資案件集中爆發。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缺乏有效引導、規範和監管的民間融資，在投資方面存在著無序性和盲目性，影響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和信貸結構的優化，也削弱了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
民間金融的曲折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民間金融的生存環境並不樂觀。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民建中央財政金融委員會委員王桂堂等人曾在《中國經濟時報》刊發文章《夾縫中生存的民間金融應走向康莊大道》稱，當民間金融正面效應顯現的時候，默許其存在但並非正式認可，一旦由於民間金融的自發性引發某些問題的時候，立刻以“高壓嚴打”的態勢予以全面取締。
比如，對於此前南陽市房地產業的粗放發展、以及為支撐企業發展的民間融資行為，當地非法集資受害者紛紛質疑政府的不作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出事了你好我好，一出事就定為非法集資”。
只不過單純將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確實有失偏頗，這還需要回到民間金融本身。學術界概括民間金融具有內生性。北京交通大學博士陳碩在其博士畢業論文《社會資本視角下的我國民間金融發展問題研究》中提到，“民間金融的產生往往是一個國家金融深度不足、正規金融無法滿足現實與潛在的融資需求的必然結果，是由現實經濟生活中經濟體本身的需要而催生出來的。”
具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民營經濟迅速崛起，無法從正規金融體系獲得足夠資金支持的中小企業只能轉而求助於各種形式的民間金融。上述博士論文稱這是民間金融的興起階段。隨後，從地方政府默許甚至支持，到中央政府和央行鐵腕治理整頓，再到金融監管當局重新正視並肯定其作用，政府態度的變化反映出來的是民間金融所遭遇的曲折“撥亂反正”。
需要說明的是，以高利貸、洗錢、金融詐騙為主要業務的非法金融機構也處於地下狀態。這跟本質在於滿足融資需求，其借貸資金大多數用於消費和生產性投資的民間金融完全不是同一概念。在世界各國，地下非法金融活動及機構都是為法律所禁止的。
至於非法集資跟民間金融的關系，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王維維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這其中的關系非常複雜。除卻一些打著民間借貸旗號的集資詐騙類案件外，很多都是企業或因盲目擴張經營不善或因受宏觀經濟形勢不景氣的影響，導致無法還錢，最終演變成非法集資。不同的情況需要區別看待。
王維維提到，隨著e租寶、泛亞、中晉系等互聯網金融P2P平臺相繼被查，暴露出互聯網金融在誕生之初，由於監管缺失，使得眾多的非法集資被包裝成了P2P信貸的概念，從傳統的線下發展到線上，使得受害群體呈幾何級數增長，這對於民間金融的傷害更大。
前述《夾縫中生存的民間金融應走向康莊大道》一文稱，遊走於“邊緣地帶”的民間金融往往不得不采取“打擦邊球”、“鉆政策空子”，甚至是以種種“地下活動”的方式尋求生存空間。而脫離了監管視線的民間金融又往往處於一種放任自流狀態，其負面因素又極易被放大從而引發風險外溢，形成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不穩定因素。故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我國的民間金融總是處於萌發、擴張、風險暴露、取締整頓這樣一個輪回的圈子。
轉型中的民間金融
橫向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地域經濟發達程度以及歷史、社會等多重因素的不同，各地探索的民間金融也呈現出不同的模式。業內盛傳民間金融有三種模式：一是以江浙為代表的地下錢莊模式，二是以青島為代表的中介模式，三是以河南鄭州為代表的擔保模式。
對於河南來說，民間金融的特色是擔保投資類中介機構數量多，其它中介機構發展相對緩慢。河南投資擔保行業盡管起步較早，但真正開始進入快速擴張階段的起始期是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得益於政府量化寬松的政策，以及更加旺盛的中小企業融資需求，這個行業也被打上了“暴利”的標簽，於是各路資金、人員紛紛湧入。
業內資深人士稱，最初從無到有，再到遍地開花，盲目跟從的結果必然是從業人員的素質良莠不齊，較低的準入門檻造成魚龍混雜、無序競爭，使得行業本身累積的經營過程中虛假出資、擔保業務不規範、擔保風險準備金提取不足等問題不斷暴露。
於是，2011到2012年間，多家擔保公司資金鏈相繼斷裂，發生擠兌現象，推倒了鄭州擔保業的“多米諾骨牌”。這次被業內稱為，行業問題叢生所導致的自我整頓。不過，針對河南省擔保行業混亂的局面，曾經的主管部門省工信廳中小企業服務局的“不專業”——在一段時間內一刀切全省暫停擔保機構的設立、備案工作，寄希望於提高行業準入門檻等舉措來規範整頓，也飽受業內詬病。
朱大勇稱，除了集資詐騙外，投資擔保行業出現問題，更多的是因為不夠專業，才導致錢放出去收不回來。他建議，民間金融尋求發展的路徑，就要定位於傳統金融市場的補充者，服務小微企業與個人，不與大銀行搶市場。而且為避免風險高度集中，從業者更要在專業、透明上下功夫。
王維維建議，法律層面通過健全法律法規讓一切有益於市場經濟發展的民間金融活動形式合法化、合規化。監管層面要盡快建立健全針對民間金融的監測體系與監管制度，最大限度地讓其“陽光化”發展，以充分發揮民間金融對市場經濟建設的經濟作用。對於投資擔保行業中出現的高利貸和非法集資問題，一定要疏堵並舉，打防結合，防範金融風險，建立健全的民間金融監管體系，保證民間金融的健康有序發展。
不過，自從2014年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民間金融又一次陷入困境。只是這一次跟前一次的問題，經濟的下滑讓企業備感“生意難做”。而這次的危機使得金融生態鏈上的上下遊都遭受信任破壞的拷問。
業內人士稱，“信任的破壞是金融生態鏈陷入危機的催化劑”，銀行騙貸收貸、投資擔保公司胡整亂做、借款企業經營不善無法還錢、出資客戶出於恐慌盲目抽貸，種種行為破壞了信任關系，最後導致無論哪一方都是受害者。“信任關系的恢複需要很多年才能建立，沒有信任，就沒有完整的金融生態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