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快租車：華南最大的P2P租車平臺是怎樣煉成的？

很多P2P租車平臺一開始就想在全國鋪開，但去年10月份上線的快快租車與眾不同。它希望先深耕華南市場，打牢根據地後，再尋求全國擴張的機會。不到一年時間，快快租車覆蓋了廣州、深圳、武漢、長沙等八個城市，在華南地區的用戶基數已經做到第一。

今年6月，快快租車獲得高榕資本、青驄資本、德同資本以及德粵資本的數千萬元A輪和A+輪投資，成為截至目前第一家人民幣基金投資的P2P租車公司。德同資本副總王勇表示，在核心大城市全部出臺限購政策時，快快租車切入的是一個剛需大市場，家庭、公務用車的長期租賃將成為一種大趨勢。

租車生意為什麽要有門店？

2013年，快快租車聯合創始人楊春暉還在華南一家知名租車公司負責車輛及門店管理。當時，她提出了這樣的疑問：租車生意為什麽要有門店？她認為，去中介化可以節約成本，通過技術優化服務。

基於用戶和一線市場的反饋，楊春暉開始有了做P2P租車的想法，那時國外P2P租車市場正在崛起，而國內還很少有耳聞。楊春暉回憶說：“無論從經濟趨勢還是市場反饋看，P2P租車都有強烈的需求，會是一個很大的風口。”

此時，快快租車的另外兩位聯合創始人林樂昌和劉忠忠也在預謀創業，並正在尋找合夥人。林樂昌2005年開始就在3G門戶經歷了移動互聯網在國內的興起，目睹了很多產品“從無到有”的過程。這個80後二次創業時開始瞄準汽車服務以及共享租車這一垂直領域。與林樂昌經歷相似，劉忠忠於2011年加入唯品會，負責移動端產品“從0到1”的開發。經歷過唯品會上市的甜頭後，他更加期待創業，於是放棄了唯品會的期權，加入了快快租車團隊。

團隊成型後，三位聯合創始人聚焦在了產品和商業模式的搭建之上。共享租車需要整合多行業的資源，因此他們的重心是解決效率和資源匹配問題。

快快租車善於借力合作夥伴將業務推向市場，比如與旅遊平臺合作開拓旅遊市場。同時，為了開拓商務用車市場，快快租車還推出了企業日活動，面對社區和停車場進行有針對性的營銷。

首推“托管”和“上門送車”

快快租車是業內首家推出車輛托管服務的租車公司。比如車主出差10天，車是閑置在家里的，這時可以利用托管服務，交給快快租車進行放租。楊春暉介紹：“目前不少車主是長期放租，直接用車去賺錢了。”在服務上，快快租車還增加了保險等福利來吸引車主。

楊春暉認為，快快租車的最大優勢之一是產品的持續創新能力，比如針對商務人群推出的送車上門服務。楊春暉與一位投資人聊天時發現，商務人群工作非常高效，在出行計劃未做好的時候，送車上門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目前，快快租車的客戶以月收入4000元以上的男性為主，占到總體需求的七成左右。楊春暉表示，休閑與商務是用戶目前的主要需求場景，快快租車也在不斷根據用戶需求挖掘新市場。快快租車采取Airbnb共享模式，提倡物權和使用權分類，車就在租戶旁邊，車主就是租戶的朋友，社交化特征明顯。

快快租車給出的數據顯示，其會員已達數十萬，認證車主里有58%嘗試過車輛放租，有超過50%享受過租車服務，重複租車率超過30%。

解決共享經濟的風控問題

共享經濟目前最為詬病的是誠信系統不完善導致的安全問題，租車領域也不例外。快快租車對租客身份嚴格把關，必須提供真實的身份證和駕駛證，同時推出了涵蓋絕大部分事故的保險服務。

此外，快快租車還推出了KKbot智能盒，這個智能硬件能監控車輛數據和駕駛行為，無論租客還是車主，每次駕駛都可以得到一個評分，可以與身邊的朋友分享或者比較，如果系統發現異常情況還可以自動報警。利用KKbot的數據，快快租車可以提高車主的活躍度和用戶粘性，並實現更好的風險控制和精準營銷。這也成為其信用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快快租車在現階段深耕市場的同時，也嘗試打通一些渠道，埋下一些利潤點。在金融方面，快快租車未來會嘗試融資和抵押服務。此外，未來也會涉及車險、汽車養護、二手車市場等。不過，楊春暉強調，快快租車不會漫天撒網，一定是與主營業務相關的利潤點才會深度介入。

“快快租車的名字當中有兩個‘快’字，一個‘快’是提供高效率的服務，另一個‘快’是愉快的體驗。現階段，我們會在已有的城市做深度運營，過快擴張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楊春暉說。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蔡鎏，文章為原創，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獲得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拼生態、練內功 百度智能機器人是怎樣煉成的？

拼生態、練內功 百度智能機器人是怎樣煉成的？

第一財經日報 劉佳 2015-09-09 06:00:00

它並不只是一個單一的產品，除了在手機百度最新版本中，未來將接入到百度地圖、百度糯米，甚至是合作夥伴的服務中，成為一個跨平臺的秘書化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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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11”大贏家是怎樣煉成的

“雙11”大贏家是怎樣煉成的

第一財經日報 劉瓊 2015-11-12 06:00:00

2015年的雙十一再次成為美妝與日化品牌的盛宴。盡管多位業內人士預計今年雙十一的成交額同比增長20%~40%，達到800億左右，但是美妝這樣的人氣品類，或將以總成交同比大漲近300%成為最大贏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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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將非農經濟和就業超7成的村莊納入城鎮

山東：將非農經濟和就業超7成的村莊納入城鎮

一財網 李攻 2016-01-24 14:19:00

2016年山東省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地區生產總值增長7.5%-8%，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8.5%。

政商關系是這樣煉成的 揭秘環保“拿單王”

“對於地方而言，環保是一個包袱，企業幫政府把這個包袱解決了，首先就是有價值的。環保由過去的負資產，逐漸成為正資產，還可以實現增值。如果與政府的合作不僅解決了環保問題，還為地方創造了GDP，帶來了稅收，自然會對地方政府的路。”

在不少環保企業看來，建立和維護好與政府的關系，幾乎同企業自身的資金、技術實力同等重要。

如汙水處理、垃圾焚燒，這類環保項目都屬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部分。為環保企業付費的，主要是政府。對於環保企業而言，政府是環境服務的購買者，扮演著甲方角色。與政府關系的好壞直接對企業的拿單數量和營業收入產生影響。

而近年來，隨著全社會對環保的重視程度逐漸加強，環保產業亦是風起雲湧，產業規模成倍數擴大。與此同時，環保企業也越來越多被放置在聚光燈下，受到輿論的關註。

2015年11月5日，南方周末報道了西寧汙水處理的政企“互撕”大戰，西寧市政府由於拖欠汙水處理款項，被當事企業鵬鷂環保訴諸仲裁。而當地政府則以涉嫌排汙超標向企業開出天價罰單，並出動公安等力量強制接管汙水處理廠。

2015年，被媒體所關註的環保企業政商矛盾還包括招投標過程中的爭端、差別對待國有與私有環保企業、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等。涉及的企業有的選擇申訴，有的借助行業協會的力量向有關部門反映問題並提出意見，有的則對簿公堂。

“除非萬不得已，沒人願意和政府關系搞僵。”一位環保企業高管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而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多家環保企業，對於政商關系，不同企業各自有一套辦法。

搜尋“拿單王”

看到2015年環保拿單項目列表，上述環保企業高管用了兩個感嘆來表達：“多麽熟悉的地方政府！多麽熟悉的地方領導！”所有接受采訪的環保企業人士均對政企關系的重要性表示認可。

為了呈現環保企業的政商關系，南方周末記者搜尋了2015年拿單最多的環保上市企業，意圖呈現環保企業的“政商之術”。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的統計，2015年拿單數量前五的環保企業可能是桑德國際、啟迪桑德（桑德國際、啟迪桑德為從事環保行業不同細分領域的環保類公司，創始人均為文一波）、碧水源、首創股份、盛運環保。根據這5家上市公司2015年間所有官方披露的投資公告，這5家企業共計拿到了全國各地99個項目，其中上億元投資的大單有65個，占總數約65.6%。五家企業共涉及投資318.69億元。由於一些小的項目並未在投資公告中披露，實際上的拿單數量和金額可能高於上述統計結果。

除此之外，維爾利、國禎環保、永清環保、江南水務、萬邦達等其他環保企業亦在2015年收獲了不少項目。

上述“拿單王”企業，至2015年三季報披露的經營數據，啟迪桑德共實現營業收入約17.1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同期增長44.98%；而盛運環保前三季度營業收入為10.6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2.97%；碧水源前三季度營業收入1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1.53％。

另外，環保企業並不會在所有地方爭單，而是在自身政企關系維護較好的地方發力，且會得到更多的偏愛。

例如，在統計到的18個碧水源的項目中，有3個位於新疆；桑德國際拿下了27個單，其中6個地處廣東、福建。

“選擇在哪個地方做，也是看地方領導的理念。如果地方領導認可我們，那就會給我們機會。”碧水源常務副總裁何願平道，“我們希望去做別人做不了的事。之所以在新疆項目多，是因為那里缺水，地方要求水可以再生，需要更高的技術水平。”

“我們再有本事，也沒法搞定全國六百多個市的市委書記。”何願平坦言。

“抓住政府的痛點”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何願平看來，要想與政府合作順利，首先要對政府什麽思路、如何運作非常清楚。“要明白政府在想什麽，需要什麽，抓住政府的痛點。”

作為地方政府，需要的是發展GDP，和改善民生。

“對於地方而言，環保是一個包袱，企業幫政府把這個包袱解決了，首先就是有價值的。環保由過去的負資產，逐漸成為正資產，還可以實現增值。如果與政府的合作不僅解決了環保問題，還為地方創造了GDP，帶來了稅收，自然會對地方政府的路。”何願平說。

在這當中，何認為環保企業應該依靠技術優勢和創新獲取政府的認可。

“我們到地方拿單的經驗是：我們要給所有的參與者創造價值。社會、政府、股東、員工、融資方，都在其中受益。每一方都可以得到利益。”前述環保企業高管表示。

“你要讓政府覺得很舒服才行。”上述高管表示。而舒服的辦法是讓政府方面看到實實在在的好處。

“比方說我不僅僅幫你做一個汙水處理廠，還把汙水變成了再生水，再生水還能售賣，比政府自己做還劃算，這就產生價值了。還有就是將這個廠子做成政府的示範項目，當地政府臉上也有光。”

桑德新環衛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新建亦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了其與政府合作的思維和經歷。桑德新環衛是啟迪桑德投資設立的全資子公司，著力於近兩年剛開放的環衛市場。

桑德新環衛推出了互聯網＋的環保大數據平臺。這在價格上並不占優勢，但是可以提高環衛工作效率，並為政府提供了監管平臺和融資平臺。整個社會成本是在下降的。

“和政府算一筆成本賬。車輛成本有多少？人力成本有多少？這些是有數的。另外，作為企業要以盈利為目標，總要有些利潤空間。這些，地方政府也理解。而且企業盈利後還會為政府貢獻稅收。”張新建表示。

“我們現在做項目與很多政府接觸。有轉變觀念的地方政府，也有觀念保守的。觀念的轉變會需要一個過程。”張新建認為。

“企業帶著資金、技術、人員、理念過來，政府只需要出資金和市場，獲得的收益共同分享。這樣的合作關系，政府為什麽會不願意？”何願平道。

除非，遊戲規則是最低價中標。

何願平將低價中標比作一個流氓遊戲，是一種賭博。籌碼是政府在未來可能會提價。“相較私企，國有企業與政府更具有談判的資本和能力，在這場博弈中更有可能使得政府在後期提高補貼價。”

“在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會天然的緊密些，這使得私企在發展政企關系中處於劣勢。而一些地方政府領導的固有思維就是：使用國有企業可以免責。”何願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政商摩擦怎麽辦

對於何上述“國有企業與政府關系”的猜測，從一些文件和精神中亦可以得到部分印證。例如，2015年11月11日，住建部村鎮建設司向全國18個省區市發函，要求確定100個縣，推薦其與指定的三家國企進行對接，開展項目。

這一文件招致了私企的不滿。5天後，民營企業選擇借助環境服務業商會的力量將意見呈送住建部。事件的後續是：住建部重新邀請了民營企業召開座談會，傾聽各方意見。

“還有，到了約定提價的時候，政府不提；到了支付款項的時候，政府不給，這種情況目前還是很多的。而這樣的事情，誰都不願意看到。”何願平表示。

2015年9月17日，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起草了《關於環境基礎設施項目違約情況的調研》，文中分析了政府拖欠企業費用、實際處理量波動大、調價機制備受詬病等問題。

然而真遇到了上述問題怎麽辦？更多的是采取與政府談判的方式，通過私下的方式解決。“這也只能是相互體諒。”

極端的案例便是2015年發生在西寧的政企大戰。截至2016年1月26日，南方周末記者再次聯系鵬鷂環保總經理助理陳木蘭詢問事件進展，對方表示仍然在和政府進行談判中。

“我們在和政府談的過程中還是會比較謹慎的。”張新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然，我們也在做著最壞的打算。例如我們會在經營過程中做好數據收集等法律準備。一旦萬不得已撕破臉，也會有所準備。”

“我們在與地方政府合作協議的約定上也會有所註意，比如在選擇仲裁時，盡量不選擇當地的仲裁機構。”張新建補充。

張新建認為，在政企合作中，有兩個原則至關重要：一個是市場的原則，一個是風險共擔的原則。政府在與環保企業合作的過程中，兩家都應該是平等的市場主體。

好消息是，據《中國經營報》報道，用於規範政企合作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法》立法工作已經重啟。

北京大嶽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金永祥對此表示：“對社會資本來說，與政府合作的不確定性是參與特許經營的最大阻礙。希望通過法律來完善社會資本和政府之間的契約精神，實現各方利益的平衡。”

而何願平則期待著法律對政府和企業的約束會是雙方的，而不是約束企業多一些，約束政府少一些。

另據《經濟觀察報》2016年1月3日報道，用以規範政企關系的另一部立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法》目前已結束征求意見階段。《征求意見稿》共計7章59條。包含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的產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協議、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的實施、監督管理和爭議解決、法律責任等部分。

“矽谷的矽已經來了，只剩下谷了” 深圳“深谷”是怎樣煉成的？

2015年10月10日，廣東深圳，位於華僑城的柴火創客空間內，創客教父MitchAltman分享創客經驗並教大家焊接技術。（CFP/圖）

從“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到國際領先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深圳的產業經濟憑借著草根精神，完成了從“深圳制造”到“深圳創造”的精彩一躍。而今天的深圳正在展開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新一輪轉型。

“山寨”與“創客”

在2016年初全球金融動蕩的寒風中，以“創客天堂”形象而令世界矚目的華強北電子一條街，正在經歷著一場蛻變：因地鐵建設而封閉的街道入口，昔日人頭湧動的街道冷清了許多，而在消費升級和成本壓力下陸續退出的傳統商戶，也令商場內多了些商鋪招租的招貼。

54歲的深圳市電子商會執行會長程一木似乎並不為當下的“蕭條”而憂慮。自1991年來深至今，程一木見證了華強北從個人電腦到智能手機時代的數次興衰與轉型，深悉這條街道的生機與動力所在。

在程一木看來，過去十余年中在華強北流行過的種種“時尚”電子產品，只是這個市場的表象，真正支撐市場不斷發展轉型的動力，其實來自遠在大眾與媒體視野之外的專業市場：支撐著華強北一半以上交易量的是集成電路和與之相關的28個專業電子元器件市場。

“華強北表面上是市場，實質上是幾萬家電子元器件廠商所構成的超級‘電子資源要素調配平臺’。”“程一木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才是華強北不同於全國乃至世界上任何一個電子市場的獨特“產業資源”。

正是這種獨一無二的“產業資源”，令全球知名創客機構HAX在五年前便悄然入駐華強北，混跡於當時仍以“山寨大本營”而著稱的華強北電子廠商群落之中。

當媒體和產業界還在以譏諷的口吻談論著Made in SZ（山寨與深圳的首字母）時，這家以硬件創新著稱的創客機構已經意識到歐美科技企業正在失去其曾經擅長的生產制造能力，而聚集著數萬元器件廠商的華強北則成為了這一“制造力”的傳承者。

“我經常開玩笑說，矽谷的矽已經來了深圳，只剩下谷了。”HAX合夥人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他們在美國需要花三個月才能找齊的電子元件在華強北一天內就找到的時候，他已確信華強北就是“智能硬件的矽谷”了。

在程一木看來，硬件創新的本質是在不斷發展的技術體系下，通過新的市場需求發現與技術拼接而形成的“二次創新”或“微創新”，“從這個意義而言山寨也是微創新，只是它所針對的市場需求層面不同而已。”

對於曾經在華強北興旺一時的“山寨現象”，在華強北市場內被尊稱為“九爺”的華強電子產業研究所研究總監潘九堂認為，隨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消費力迅速提高，中國的電子產品消費模式在短短十余年內經歷了從滿足基本需求，到“草根文化”再到中產階級消費文化的數次轉型，而山寨產品正是消費者從簡單追求性價比和差異化的“草根消費”向追求品質和品牌的“中產式消費”之間的一個階段性需求。

隨著市場需求和消費文化的升級，曾經流行於華強北的“山寨文化”被更具品牌化的主流產品所取代，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在這一背景下，引入全球化設計理念和資源整合能力的創客文化，成為諸多完成早期技術與資本積累的中小廠商轉型升級的動力機制之一，形成了不同於外資模式的“草根創客”群落。與此同時，日益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陸續出現的法律、咨詢等中介服務機構，也為早期背負著山寨之名的“硬件創新”贏得了更加獨立的市場尊嚴。

“今天，人們不再談論山寨，人們看著產品說，這就是一個產品。”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隨著市場觀念的轉變，他們的工作重心也從自己創造產品，變成了為更多的創造者提供市場推廣和金融服務，“把他們的產品轉化為全球生意”。

在終端消費產品的代際更替之間，當年支撐起“山寨繁榮”的華強北產業鏈，依然將在創客時代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產品創新平臺”功能。

令程一木自豪的是，華強北的這一“產業資源”並非政府規劃或補貼支持，而是數以萬計的“草根創業者”共同搭建起來的：從十五六歲為親戚站櫃臺開始，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廠和研發設計體系，“很多億萬富翁現在才三十多歲，但已經在華強北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

這一“草根精神”正是深圳創新體系誕生的縮影：20年前提出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樣是一個“草根創業”型政府。

從“三來一補”到“深圳制造”

1991年來到深圳的劉容欣，是政府層面“草根創新”歷程的見證人：從1991年參與《深圳市能源發展規劃》，到2007年主持《國家創新城市體系指標研究》，現任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執行所長的劉容欣，二十多年里主持參與了近百項關系深圳產業升級和城市創新的重大課題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三來一補”式加工貿易模式承接香港制造業轉移的深圳，在綜合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下，面臨著第一次產業轉型的選擇。

“當時市科技局委托我們做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研究。”劉容欣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政府官員跟課題組專家到國際上參觀學習了一圈後，回來就沒敢用國際通用的“高技術”（High-tech）這個概念，“因為感覺跟人家差距真的有點大”。

最終課題組造了一個詞：高新技術，意思是技術不一定很高，有創新就行——沒想到“高新技術產業”最終變成了今天的標準用語。

在1999年深圳第一屆“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一款能為紙巾加溫的“自動柔巾機”意外地變成了明星產品，數日訂單高達五千多萬人民幣——這一遠非高科技的產品恰好體現了交易會的另一層內涵：市場才是“創新”的真正評價者。

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這一輪產業轉型中，以紡織和制鞋等傳統制造為主體的加工貿易體系，迅速被全國性消費升級所推動的家電、電腦、通訊產品等產業所取代。

與此同時，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全球化OEM模式令“深圳制造”開始為世界所矚目：從1996年加工電腦機殼開始，到2005年首度躋身《財富》全球500強，OEM代工模式在成就了富士康的同時，也為深圳的“制造力”升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包括華為、比亞迪在內的一大批今天的產業巨子，都是從“OEM代工”、模仿式創新，再到自主創新的路徑中走出來的。而包括華強北專業市場和海量中小企業群，也正是在各個層面的配套與代工合作中，形成了今天的“創新產業鏈”。

高度市場化的企業競爭需求和極度專業細分的全球化代工產業鏈，令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政策體系，從誕生伊始便不同於傳統“政府主導型”模式：無論是在市場還是專業領域內。

“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市場力量。”劉容欣表示，過去二十多年中深圳市政府在高科技產業政策方面“大方向基本沒有變”：那就是致力於成為企業自主創新的“輔助支撐系統”，為企業的市場化創新不斷提供政策制度和公共資源等“創新要素”配套。而這些點滴的配套政策與制度完善累積下來，“今天回頭去看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這一成就體現在產業數據和創新結構之中：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1995年的225.8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2480.6億元，年均增長34.9%；同時形成了著名的90%現象——90%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科研投入源於企業，90%的專利出自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於龍頭企業。

以OEM代工模式為代表的“深圳制造”模式發展到頂峰時，富士康深圳工廠中的工人數量一度高達50萬人——空前龐大的代工制造業規模，不僅考驗著企業的“管理極限”，也令空間資源有限的深圳產業發展再一次陷入“增長瓶頸”。

2002年底，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網文展示出了深圳人在面臨治安混亂、環境惡化和增長停滯時的惶惑心態，三年後新任市長李鴻忠公開承認，深圳經濟發展面臨“土地有限、資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負、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四個方面的“難以為繼”——深圳經濟體系由此拉開了新一輪產業轉型。

創投資本鏈

在這一輪由政府推動和引導的產業轉型中，深圳高新科技產業形態實現了從“跟隨式”模仿創新向引領式自創新的“精彩一躍”，從4G技術到基因工程等多個領域形成了領先世界的創新能力。

從制造到創造，是從產品升級的“簡單市場”向囊括金融支持、科研體系、市場機制和產業形態等諸多因素的“複雜市場”的轉型。在實現這一轉型的過程中，除了高端制造產業鏈所形成的“制造力”之翼外，由風險投資到創業板的“創投資本鏈”，成為了深圳自主創新體系中關鍵的“資本力”之翼。

1987年來到深圳的楊向陽是深圳“創投資本鏈”誕生的親歷者之一。從推動中國首個自主研發的基因治療新藥“賽百諾”上市，到參與創辦並投資海普瑞、北科生物等“現象級”生物醫藥企業，他被業界視為“中國生物醫藥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天使投資人”。

“那時深圳政府中的科技、發改、經信等部門的業務幹部經常跟不同的創業團隊聚會。”楊向陽將這種小聚會笑稱為“互相洗腦”：不同領域的創業團隊們向政府官員介紹各自領域的產業前景、最新趨勢和創新理念；而政府官員則向創業者們及時轉達相關政策動態，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已有的政策與市場資源。

這種“互相洗腦”式的思想碰撞與交流，為深圳造就了一批極具市場和科技前瞻力的技術幹部。“為什麽一批極具產業前景的科研和科技型企業最終落戶深圳？就因為深圳政府官員最早認識到了它們的價值，並願意為引進它們而付出很多的努力。”楊向陽深有感觸地表示，在十多年前包括生物醫藥等諸多高科技產業“還只是一個概念”的時候，能夠為一個小企業的事專門跑到北京部委爭取政策和指標的，“當時全國除了深圳還有誰做？”

也正是在為大量創業團隊的溝通與服務過程中，深圳的經濟和科技部門率先意識到，為規模化制造產業服務的傳統金融體系，難以為市場和技術風險極大的“引領型”創新模式提供金融支持。

“比如新藥研發，在全世界幾乎都是由小企業完成，再被大型藥企收購。”楊向陽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其巨額投資和研發失敗的風險，會對大型藥企的利潤帶來劇烈波動，因此只能由更具風險意識的創投資本與研發路徑各異的創新型企業共同完成。

在傳統金融與資本市場無法為創新企業提供資本支持的情況下，以2002年成立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為標誌，深圳政府與民間風投資本一起，在近十年時間里打造出了一條不同於傳統金融形態的“創業投資產業鏈”：在這個產業鏈中，不僅有著最成功的政府創新引導基金，最具活力的創投家群體以及最具影響力的風險投資論壇，而且還衍生出了為各類“創新要素”和產權交易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創新中介服務”產業鏈。

插上了“資本之翼”的深圳高新產業體系，由此在二次轉型中再度“升級”：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2005年的4885.26億元提高到2013年的14133億元，其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重已達60%以上，實現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工業結構。

深圳創新經濟體系也在這一階段體現出日益明顯的“生態圈效應”：多元化的市場和社會創新不斷打通著傳統體制和市場結構中“淤塞”的各類要素資源，而豐富的要素組合所帶來的創新形態正在“溢出”傳統經濟和產業領域，從政府治理、社區生態到文化創意等各個層面，形成日益豐富的“社會-市場”型“綜合創新生態系統”——從這個意義而言，今天的深圳正在經歷著另一次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深刻蛻變與轉型。

從“產業創新”到“社會創新”

在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2015年，完成二次產業轉型的深圳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在GDP增速8.9%，高達17500億元人民幣的總產值規模中，高新技術產業以5847.91億元的增加值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與金融、物流和文化產業共同撐起了深圳GDP的“半壁江山”。

面對這一堪稱“驚艷”的產業答卷，深圳公眾力商務咨詢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範軍卻並不樂觀，“許多人認為深圳的創新轉型已經完成了，但我感覺只轉了一半。”

範軍於2006年創立“公眾力”民間智庫，致力於推動城市治理中的民間評價與公眾參與模式。他曾在2010年推出首份民間版“政府工作報告”，其公益調查模式被時任市委書記的王榮稱為“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條件”。

範軍認為，深圳在此前十年的產業轉型中，確實構建起了基本完備的產業創新體系，但對於支撐這一產業創新體系所必需的“底層建築”——城市治理和社會生態模式的創新探索，只不過剛剛開始。

“深圳今天的產業成就，更多來自十多年前啟動的那一輪轉型紅利。”範軍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包括華為、騰訊和比亞迪在內的深圳“領軍企業”，基本都是在2006年以前成立的。2006年版的《深圳城市發展規劃》是深圳最後一個具備整體前瞻性產業規劃的城市發展“總規”，並由此形成的今天的城市產業格局，“此後政府再也沒有這麽大的城市空間調配能力了”。

在土地資源日趨稀缺的同時，漸趨停滯的流動人口增速和日趨固化的財富分配格局正悄然侵蝕著這座城市昔日的活力與創新精神，“我們的調查顯示，對於很多高校畢業生來說，深圳已經變成了第三或第四選擇。”範軍擔心的是，隨著人才和土地等資源要素的“凝滯化”與“板結化”，過去20年深圳所積聚的創新產業優勢會消散得“比想象中更快”。

在範軍看來，面對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所帶來的新挑戰，深圳更需要的不是增量式的“新興產業規劃”，而是如何通過更加廣泛的社會化創新，激活與優化深圳前二十年發展過程中所沈澱的“創新基因”與“存量資源”。

在範軍看來，深圳獨特的“移民城市”氣質，與過去數十年的在“小政府、大社會”發展模式下所形成的“公益意識”與“公共精神”，正是深圳在新一輪社會創新轉型探索中寶貴的“創新基因”。

隨著社會創新體系的構建與成長，這一“創新基因”正以日益豐富的社會角色和組織形態，活躍在從環保公益到政府預算監督的每一個層面：截止到2014年底，深圳已經設立社會組織8241家，社團4173家，民非3940家，基金會127家，一個日益龐大的“社會創新生態體系”正在這座“創新之城”中悄然成形。

2015年6月，成立不久的民間智庫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深圳改革30人論壇”在向深圳政府和社會公眾發出的《對深圳改革開放重大戰略問題的建議》一文中，痛陳深圳在改革創新方面存在的“自我滿足情緒”“利益群體阻礙”和“迷失改革方向”等諸多問題，並提出了包括“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驗在內的11項建議，

“挑戰和危機對深圳從來都不是壞事。”身為“深圳改革30人論壇”成員之一的範軍表示，深圳過去30年中的數次重大轉型，都是在危機倒逼之下闖出來的改革與創新之路，而今天深圳在城市治理模式和社會創新方面的探索與嘗試，可能會為十年後中國的政府治理和社會轉型，“提供一個很好的樣板”。

“矽谷的矽已經來了，只剩下谷了” 深圳“深谷”是怎樣煉成的？

2015年10月10日，廣東深圳，位於華僑城的柴火創客空間內，創客教父MitchAltman分享創客經驗並教大家焊接技術。（CFP/圖）

從“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到國際領先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深圳的產業經濟憑借著草根精神，完成了從“深圳制造”到“深圳創造”的精彩一躍。而今天的深圳正在展開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新一輪轉型。

“山寨”與“創客”

在2016年初全球金融動蕩的寒風中，以“創客天堂”形象而令世界矚目的華強北電子一條街，正在經歷著一場蛻變：因地鐵建設而封閉的街道入口，昔日人頭湧動的街道冷清了許多，而在消費升級和成本壓力下陸續退出的傳統商戶，也令商場內多了些商鋪招租的招貼。

54歲的深圳市電子商會執行會長程一木似乎並不為當下的“蕭條”而憂慮。自1991年來深至今，程一木見證了華強北從個人電腦到智能手機時代的數次興衰與轉型，深悉這條街道的生機與動力所在。

在程一木看來，過去十余年中在華強北流行過的種種“時尚”電子產品，只是這個市場的表象，真正支撐市場不斷發展轉型的動力，其實來自遠在大眾與媒體視野之外的專業市場：支撐著華強北一半以上交易量的是集成電路和與之相關的28個專業電子元器件市場。

“華強北表面上是市場，實質上是幾萬家電子元器件廠商所構成的超級‘電子資源要素調配平臺’。”“程一木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才是華強北不同於全國乃至世界上任何一個電子市場的獨特“產業資源”。

正是這種獨一無二的“產業資源”，令全球知名創客機構HAX在五年前便悄然入駐華強北，混跡於當時仍以“山寨大本營”而著稱的華強北電子廠商群落之中。

當媒體和產業界還在以譏諷的口吻談論著Made in SZ（山寨與深圳的首字母）時，這家以硬件創新著稱的創客機構已經意識到歐美科技企業正在失去其曾經擅長的生產制造能力，而聚集著數萬元器件廠商的華強北則成為了這一“制造力”的傳承者。

“我經常開玩笑說，矽谷的矽已經來了深圳，只剩下谷了。”HAX合夥人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他們在美國需要花三個月才能找齊的電子元件在華強北一天內就找到的時候，他已確信華強北就是“智能硬件的矽谷”了。

在程一木看來，硬件創新的本質是在不斷發展的技術體系下，通過新的市場需求發現與技術拼接而形成的“二次創新”或“微創新”，“從這個意義而言山寨也是微創新，只是它所針對的市場需求層面不同而已。”

對於曾經在華強北興旺一時的“山寨現象”，在華強北市場內被尊稱為“九爺”的華強電子產業研究所研究總監潘九堂認為，隨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消費力迅速提高，中國的電子產品消費模式在短短十余年內經歷了從滿足基本需求，到“草根文化”再到中產階級消費文化的數次轉型，而山寨產品正是消費者從簡單追求性價比和差異化的“草根消費”向追求品質和品牌的“中產式消費”之間的一個階段性需求。

隨著市場需求和消費文化的升級，曾經流行於華強北的“山寨文化”被更具品牌化的主流產品所取代，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在這一背景下，引入全球化設計理念和資源整合能力的創客文化，成為諸多完成早期技術與資本積累的中小廠商轉型升級的動力機制之一，形成了不同於外資模式的“草根創客”群落。與此同時，日益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陸續出現的法律、咨詢等中介服務機構，也為早期背負著山寨之名的“硬件創新”贏得了更加獨立的市場尊嚴。

“今天，人們不再談論山寨，人們看著產品說，這就是一個產品。”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隨著市場觀念的轉變，他們的工作重心也從自己創造產品，變成了為更多的創造者提供市場推廣和金融服務，“把他們的產品轉化為全球生意”。

在終端消費產品的代際更替之間，當年支撐起“山寨繁榮”的華強北產業鏈，依然將在創客時代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產品創新平臺”功能。

令程一木自豪的是，華強北的這一“產業資源”並非政府規劃或補貼支持，而是數以萬計的“草根創業者”共同搭建起來的：從十五六歲為親戚站櫃臺開始，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廠和研發設計體系，“很多億萬富翁現在才三十多歲，但已經在華強北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

這一“草根精神”正是深圳創新體系誕生的縮影：20年前提出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樣是一個“草根創業”型政府。

從“三來一補”到“深圳制造”

1991年來到深圳的劉容欣，是政府層面“草根創新”歷程的見證人：從1991年參與《深圳市能源發展規劃》，到2007年主持《國家創新城市體系指標研究》，現任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執行所長的劉容欣，二十多年里主持參與了近百項關系深圳產業升級和城市創新的重大課題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三來一補”式加工貿易模式承接香港制造業轉移的深圳，在綜合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下，面臨著第一次產業轉型的選擇。

“當時市科技局委托我們做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研究。”劉容欣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政府官員跟課題組專家到國際上參觀學習了一圈後，回來就沒敢用國際通用的“高技術”（High-tech）這個概念，“因為感覺跟人家差距真的有點大”。

最終課題組造了一個詞：高新技術，意思是技術不一定很高，有創新就行——沒想到“高新技術產業”最終變成了今天的標準用語。

在1999年深圳第一屆“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一款能為紙巾加溫的“自動柔巾機”意外地變成了明星產品，數日訂單高達五千多萬人民幣——這一遠非高科技的產品恰好體現了交易會的另一層內涵：市場才是“創新”的真正評價者。

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這一輪產業轉型中，以紡織和制鞋等傳統制造為主體的加工貿易體系，迅速被全國性消費升級所推動的家電、電腦、通訊產品等產業所取代。

與此同時，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全球化OEM模式令“深圳制造”開始為世界所矚目：從1996年加工電腦機殼開始，到2005年首度躋身《財富》全球500強，OEM代工模式在成就了富士康的同時，也為深圳的“制造力”升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包括華為、比亞迪在內的一大批今天的產業巨子，都是從“OEM代工”、模仿式創新，再到自主創新的路徑中走出來的。而包括華強北專業市場和海量中小企業群，也正是在各個層面的配套與代工合作中，形成了今天的“創新產業鏈”。

高度市場化的企業競爭需求和極度專業細分的全球化代工產業鏈，令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政策體系，從誕生伊始便不同於傳統“政府主導型”模式：無論是在市場還是專業領域內。

“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市場力量。”劉容欣表示，過去二十多年中深圳市政府在高科技產業政策方面“大方向基本沒有變”：那就是致力於成為企業自主創新的“輔助支撐系統”，為企業的市場化創新不斷提供政策制度和公共資源等“創新要素”配套。而這些點滴的配套政策與制度完善累積下來，“今天回頭去看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這一成就體現在產業數據和創新結構之中：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1995年的225.8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2480.6億元，年均增長34.9%；同時形成了著名的90%現象——90%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科研投入源於企業，90%的專利出自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於龍頭企業。

以OEM代工模式為代表的“深圳制造”模式發展到頂峰時，富士康深圳工廠中的工人數量一度高達50萬人——空前龐大的代工制造業規模，不僅考驗著企業的“管理極限”，也令空間資源有限的深圳產業發展再一次陷入“增長瓶頸”。

2002年底，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網文展示出了深圳人在面臨治安混亂、環境惡化和增長停滯時的惶惑心態，三年後新任市長李鴻忠公開承認，深圳經濟發展面臨“土地有限、資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負、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四個方面的“難以為繼”——深圳經濟體系由此拉開了新一輪產業轉型。

創投資本鏈

在這一輪由政府推動和引導的產業轉型中，深圳高新科技產業形態實現了從“跟隨式”模仿創新向引領式自創新的“精彩一躍”，從4G技術到基因工程等多個領域形成了領先世界的創新能力。

從制造到創造，是從產品升級的“簡單市場”向囊括金融支持、科研體系、市場機制和產業形態等諸多因素的“複雜市場”的轉型。在實現這一轉型的過程中，除了高端制造產業鏈所形成的“制造力”之翼外，由風險投資到創業板的“創投資本鏈”，成為了深圳自主創新體系中關鍵的“資本力”之翼。

1987年來到深圳的楊向陽是深圳“創投資本鏈”誕生的親歷者之一。從推動中國首個自主研發的基因治療新藥“賽百諾”上市，到參與創辦並投資海普瑞、北科生物等“現象級”生物醫藥企業，他被業界視為“中國生物醫藥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天使投資人”。

“那時深圳政府中的科技、發改、經信等部門的業務幹部經常跟不同的創業團隊聚會。”楊向陽將這種小聚會笑稱為“互相洗腦”：不同領域的創業團隊們向政府官員介紹各自領域的產業前景、最新趨勢和創新理念；而政府官員則向創業者們及時轉達相關政策動態，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已有的政策與市場資源。

這種“互相洗腦”式的思想碰撞與交流，為深圳造就了一批極具市場和科技前瞻力的技術幹部。“為什麽一批極具產業前景的科研和科技型企業最終落戶深圳？就因為深圳政府官員最早認識到了它們的價值，並願意為引進它們而付出很多的努力。”楊向陽深有感觸地表示，在十多年前包括生物醫藥等諸多高科技產業“還只是一個概念”的時候，能夠為一個小企業的事專門跑到北京部委爭取政策和指標的，“當時全國除了深圳還有誰做？”

也正是在為大量創業團隊的溝通與服務過程中，深圳的經濟和科技部門率先意識到，為規模化制造產業服務的傳統金融體系，難以為市場和技術風險極大的“引領型”創新模式提供金融支持。

“比如新藥研發，在全世界幾乎都是由小企業完成，再被大型藥企收購。”楊向陽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其巨額投資和研發失敗的風險，會對大型藥企的利潤帶來劇烈波動，因此只能由更具風險意識的創投資本與研發路徑各異的創新型企業共同完成。

在傳統金融與資本市場無法為創新企業提供資本支持的情況下，以2002年成立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為標誌，深圳政府與民間風投資本一起，在近十年時間里打造出了一條不同於傳統金融形態的“創業投資產業鏈”：在這個產業鏈中，不僅有著最成功的政府創新引導基金，最具活力的創投家群體以及最具影響力的風險投資論壇，而且還衍生出了為各類“創新要素”和產權交易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創新中介服務”產業鏈。

插上了“資本之翼”的深圳高新產業體系，由此在二次轉型中再度“升級”：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從2005年的4885.26億元提高到2013年的14133億元，其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重已達60%以上，實現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工業結構。

深圳創新經濟體系也在這一階段體現出日益明顯的“生態圈效應”：多元化的市場和社會創新不斷打通著傳統體制和市場結構中“淤塞”的各類要素資源，而豐富的要素組合所帶來的創新形態正在“溢出”傳統經濟和產業領域，從政府治理、社區生態到文化創意等各個層面，形成日益豐富的“社會-市場”型“綜合創新生態系統”——從這個意義而言，今天的深圳正在經歷著另一次從“產業創新”向“社會創新”的深刻蛻變與轉型。

從“產業創新”到“社會創新”

在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2015年，完成二次產業轉型的深圳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在GDP增速8.9%，高達17500億元人民幣的總產值規模中，高新技術產業以5847.91億元的增加值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與金融、物流和文化產業共同撐起了深圳GDP的“半壁江山”。

面對這一堪稱“驚艷”的產業答卷，深圳公眾力商務咨詢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範軍卻並不樂觀，“許多人認為深圳的創新轉型已經完成了，但我感覺只轉了一半。”

範軍於2006年創立“公眾力”民間智庫，致力於推動城市治理中的民間評價與公眾參與模式。他曾在2010年推出首份民間版“政府工作報告”，其公益調查模式被時任市委書記的王榮稱為“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條件”。

範軍認為，深圳在此前十年的產業轉型中，確實構建起了基本完備的產業創新體系，但對於支撐這一產業創新體系所必需的“底層建築”——城市治理和社會生態模式的創新探索，只不過剛剛開始。

“深圳今天的產業成就，更多來自十多年前啟動的那一輪轉型紅利。”範軍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包括華為、騰訊和比亞迪在內的深圳“領軍企業”，基本都是在2006年以前成立的。2006年版的《深圳城市發展規劃》是深圳最後一個具備整體前瞻性產業規劃的城市發展“總規”，並由此形成的今天的城市產業格局，“此後政府再也沒有這麽大的城市空間調配能力了”。

在土地資源日趨稀缺的同時，漸趨停滯的流動人口增速和日趨固化的財富分配格局正悄然侵蝕著這座城市昔日的活力與創新精神，“我們的調查顯示，對於很多高校畢業生來說，深圳已經變成了第三或第四選擇。”範軍擔心的是，隨著人才和土地等資源要素的“凝滯化”與“板結化”，過去20年深圳所積聚的創新產業優勢會消散得“比想象中更快”。

在範軍看來，面對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所帶來的新挑戰，深圳更需要的不是增量式的“新興產業規劃”，而是如何通過更加廣泛的社會化創新，激活與優化深圳前二十年發展過程中所沈澱的“創新基因”與“存量資源”。

在範軍看來，深圳獨特的“移民城市”氣質，與過去數十年的在“小政府、大社會”發展模式下所形成的“公益意識”與“公共精神”，正是深圳在新一輪社會創新轉型探索中寶貴的“創新基因”。

隨著社會創新體系的構建與成長，這一“創新基因”正以日益豐富的社會角色和組織形態，活躍在從環保公益到政府預算監督的每一個層面：截止到2014年底，深圳已經設立社會組織8241家，社團4173家，民非3940家，基金會127家，一個日益龐大的“社會創新生態體系”正在這座“創新之城”中悄然成形。

2015年6月，成立不久的民間智庫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深圳改革30人論壇”在向深圳政府和社會公眾發出的《對深圳改革開放重大戰略問題的建議》一文中，痛陳深圳在改革創新方面存在的“自我滿足情緒”“利益群體阻礙”和“迷失改革方向”等諸多問題，並提出了包括“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驗在內的11項建議，

“挑戰和危機對深圳從來都不是壞事。”身為“深圳改革30人論壇”成員之一的範軍表示，深圳過去30年中的數次重大轉型，都是在危機倒逼之下闖出來的改革與創新之路，而今天深圳在城市治理模式和社會創新方面的探索與嘗試，可能會為十年後中國的政府治理和社會轉型，“提供一個很好的樣板”。

薛蠻子：投資要投特殊材料制成的創業者

薛蠻子 2016-05-18 13:56

黑馬說

近日，在由檸檬趨勢、國安創客、和訊網聯合主辦的《我是獨角獸》線下私享會-創投新變局上，知名天使投資人薛蠻子就獨角獸、網紅、投資創業等講述了自己的看法。

觀點提煉

1、能成為獨角獸的團隊，創始人一定具有將軍特質。

2、創業者從創業開始就要想好將經歷5-10年的艱苦歷程。

3、偉大的創業者就算今天一無所有，未來很大概率還能夠起來。

4、真正好的網紅應該是一個團隊，能打組合拳，而不是單邊的。

5、今天為了網紅而網紅，為了直播而直播一定沒戲。

6、創業者不能跟風創業，要在從比周圍人更加了解的行業中創業。

7、做投資最難得是聰明、有悟性、有耐心。

8、投資要投三流事業，一流人才，不要三流人才，一流事業。投就要投特殊材料制成的創業者。

9、創業者本身要具有判斷力，在真正有需求的市場里一直往前走，成功只是時間問題。

文|薛蠻子

能成為獨角獸因為創始人具有將軍特質

對於我來說，想投到獨角獸就要找具有特殊氣質的人，像過去偉大的將軍或者偉大的作家那種人。成功的創業者一定是天生的，所以他們會非常專註自己的事情，有的時候極其偏執，往往不好打交道，這些人都是熱愛折騰，享受折騰的過程，百折不撓。凡是為了賺錢折騰創業的，還不如幹點別的，別來創業，無法成就大的成功。

如果你想創業就要經歷5-10年艱苦過程。說個簡單的例子，就算你爸是劉翔，你也得12個月才能走路，你爸是姚明你也不可能12個月就能打籃球。所以創業都有個艱苦過程，所有創業的人都是九死一生，馬雲、馬化騰，沒有一個人不是九死一生。

創業者只能把自己打造特殊材料，這樣才有機會。最重要的是你自身的特點，是不是能hold得住，是不是能團結人，發不出工資時還能熬上半年，這需要判斷力，種種亂七八糟的事兒都加起來，最後拼的還是你個人的品質，人品和能力。能幹的人，像雷軍、周鴻祎，即使今天的生意全沒了，下次給他一個機會，還是有很大概率能夠起來。

真正好的網紅應該是一個團隊

網紅平臺實際代表了互聯網的趨勢，我們吸收信息從書本到電視，從電視到電腦，從電腦到手機一直都是越來越個性化，越來越直接，所以隨著個人的碎片化時間增多，隨著個人興趣的彰顯，個性化越來越突出，網紅就應運而生了。

網紅現象在全世界存在了若幹年，像韓國這樣的國家網紅十幾萬人，美國也是一樣的。每個人哪怕只有500人、1000人、5000人喜歡看你怎麽做意大利餐，那麽你在這個圈里就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人。你只跳西班牙佛拉明戈舞，你跳得好，全世界都知道你跳佛拉明戈舞就夠了。

像Papi醬，能吐槽，能罵街等，這是一個現象。但一個人的才氣是有限的，真正好的網紅應該是個團隊，應該打組合拳，而不是單邊的。我個人看網紅這個事業一是越來越向專業化發展。

今天出個小夥子我從來沒聽說過，他一下子成為財經界的網紅，叫李德林。這哥們一下子籌1000多萬元，我此前根本聽都沒聽說過。為什麽呢？他只有幾萬個長期看他電視節目的粉絲，這些人每天看他的節目《德林爆語》產生信任感。我們這個社會最缺的就是信任感，一旦有了信任感啥都行了。

網紅可以明星化，因為如今所有的明星要想再端著就很難了。因為一個明星向大眾展示自己的機會，一年演兩個電影，偶爾一個電視劇，很容易就被人遺忘了。如果要變成有最大影響力的，有優勢的，要直接和粉絲溝通互動，而明星目前高高在上，只能接受大眾的崇拜，並沒有互動。網紅有這樣的機會和你的粉絲互動，老百姓對你的親和力和信任感大得多。

今天為了網紅而網紅，為了直播而直播一定沒戲，就像我們若幹年前的千團大戰，大家都玩團購，現在一個團購都沒有了，當年上千家，全國是個做生意的電商全都玩團購。現在是個做社交的都玩直播，實際直播是非常昂貴的東西。像映客這樣的寬帶費以億計，嚇死人的事兒。

對創業者來說，不要糊里糊塗的，看哪個熱門我就去玩。創業最可怕的事是看別人做了什麽，旁邊哪個孫子蒙了錢了，就跟著去做，肯定沒戲。一定要做你比其他人比你的夥伴都了解得多的行業，這才有感覺。

所以，每個創業者都要依靠你的核心競爭力，只要你有點招分享給大家，原則上每個人都可以變成網紅。

做投資最難得是聰明、有悟性、有耐心

我認為千金易得，一將難得，最難得的是聰明，有悟性，有耐心。前陣子我投了一個騰訊出來的女同誌，她做的應該是個三流事業，一流人才。三流事業，一流人才，我認為大不了這個事兒掛掉了，老子繼續走。

我以前最大的教訓就是投一流的事業，三流的人才，覺得人才能換，人才根本不能換，一做起來馬上就歇。所以，人特別重要，找到好的創業者、或苗子是最寶貴的事情，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我們所有投資者的追求。

創業者在沒有需求的市場里，越死磕死得越慘

我認為，每個創業者一定要分辨懂得啥叫堅持，啥叫維持。維持就是做一個不靠譜的事，拿了爹的錢，拿了女朋友的錢，拿了親戚的錢，拿了同班同學的錢，拿了哥們兒的錢，熬著，在那兒他媽瞎耽誤功夫，這是我見到的創業者不成功浪費三五年時間，最後腸子悔青的一個主要原因。

對創業者來說判斷力是非常重要的，礙於死面子，為了朋友的感情、親情、友誼，到最後你做不成這事兒，我們本來就是大量創業者幹事兒都是極端的感性，沒有做過充分的調研。我每天看到的商業計劃書玩的事都是自己意淫出來的需求，沒有這個需求，根本是瞎耽誤工夫。

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有判斷力，堅持就是相信自己的事業，真正找到了適合他的而且又有需求的，這事只是需要時間堅持。如果這事根本沒需求，你死磕只是死得更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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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有多“危險”？阿爾法狗是怎樣煉成的

有業內人士認為，韓國棋手李世石或許將是人類歷史上唯一贏過AlphaGo的人類棋手。（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月19日《南方周末》）

“Aja學長（黃士傑）說他們每天都餵程序吃很多職業棋士的棋譜，那時我隱約覺得，只要程序吃的棋譜夠多，一定能比人類還要強。”

“它就像一臺永動機，在擁有龐大計算能力的谷歌雲端不停地練習，永不停歇。這意味著它很可能每一秒、每一天都在進步。”

如果說，發生在2016年春天的人機大戰給圍棋界帶來的是一次不小的震動。那麽2017年新年，圍棋界頂尖的人類棋手們算得上經歷了一次“飛蛾撲火”般的悲壯。

一個代號為Master的神秘棋手先後現身著名對弈網站弈城和野狐，毫不留情地“踢了場子”，在30秒一手的快棋中，除陳耀燁因電腦意外掉線而未完成比賽，系統自動判為和棋，其余數十位中日韓圍棋高手皆鎩羽而歸。最終Master以60場勝利的成績完勝人類。

Master的主人一開始似乎也未曾料到會出現如此令人興奮的戰果。在越來越高的關註下，才公開承認這位註冊ID的國籍上顯示為韓國的勇士正是2016年驚艷亮相的AlphaGo（阿爾法狗）。

當時，AlphaGo以4∶1的戰績拿下韓國圍棋頂尖高手李世石，技驚四座。而現在，它的成長速度開始令人恐懼。有業內人士甚至認為，李世石或許將是人類歷史上唯一贏過AlphaGo的人類棋手。

“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成功將會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不幸的是，它也可能是最後一件。”向來對人工智能持以警惕的世界知名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不久前說。

所以，AlphaGo的主人——來自谷歌的Deep Mind團隊，是在“召喚惡魔”嗎？阿爾法狗到底是怎樣煉成的？

“吃”棋譜的阿爾法狗

臺灣圍棋教育推廣協會秘書長張曉茵關註到AlphaGo的時間可能比很多人都要早。

那是2015年，AlphaGo第一次向人類宣戰，它以5∶0橫掃三次斬獲歐洲圍棋冠軍的職業二段棋手樊麾。樊麾生於中國西安，現任法國圍棋隊總教練。2016年底，在中國一檔網絡節目中，樊麾講述了他第一次與AlphaGo比賽的感悟。樊麾當時並非沒有取勝的機會，在第五盤中他本來占據一定優勢，卻因一個低級失誤導致全敗，樊麾說這是他最痛苦的一個記憶。

不過在當時，AlphaGo的第一次亮相並沒有引起太多關註，至少在中國大陸，這條消息很快就被淹沒在快速滾動更叠的門戶新聞里。

但臺灣業余五段棋手張曉茵對這則新聞印象深刻，她除了對AlphaGo戰力如此之強感到意外，同時她也有一絲恐懼。更特別的原因是，這讓她的腦海中立刻浮現出一個人的名字：她的學長黃士傑博士（Aja Huang）。此人正是後來坐在李世石對面代替AlphaGo落子的那位男子，也是AlphaGo的開發者——谷歌Deep Mind團隊的核心人員。

黃士傑出生在臺灣，是谷歌設計團隊中最熟悉圍棋的工程師。黃士傑的導師、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林順喜曾對媒體透露，黃士傑原本在交通大學學計算機專業，2001年到師範大學，成為他的研究生。因為成績優異，黃士傑畢業後先到加拿大當研究員，2012年到英國Deep Mind公司，成為兩位首席設計師之一。

張曉茵與黃士傑相識於臺灣師範大學，他們都是該校圍棋社最早的一批社員。黃士傑在社里年紀最長，且因他的專業是資訊工程，有關計算機圍棋（下稱圍棋AI）的知識都是由他向社里的學弟學妹傳授。張曉茵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時黃在學校里就設計了一個圍棋AI程序，該程序還以他的妻子Erica命名。

張曉茵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吃棋譜”這個說法：“Aja學長說他們每天都餵程序吃很多職業棋士的棋譜，那時我隱約覺得，只要程序吃的棋譜夠多，一定能比人類還要強。”

AlphaGo的訓練模式之一就是盡可能多地“吃掉”人類棋手的棋譜。據有關報道，2015年10月阿爾法狗對陣樊麾時，“吃過”的棋譜是3000萬個，但到了挑戰世界棋壇16冠王李世石的時候，嚼進肚子里的棋譜已經達到1億。

樊麾在回憶他與AlphaGo的比賽時說，在與機器對弈的時候，你所發出去的信息被原封不動地反射回來，但因為你知道和你比賽的是一臺機器，所以你會對自己做出的選擇逐漸產生越來越多的疑問，這就好比是“自己被赤裸裸地扒光擺在自己面前”。

“太強了。”柯潔的父親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這是躋身當今世界圍棋頂尖高手之列的柯潔在看到Master一路破關斬將之後的感嘆。以至於柯潔發微博時都坦陳，“我雖然早就預計到AI遲早能戰勝人類，但那也是十年後啊……”

在《體壇周報》棋牌首席記者謝銳看來，這樣的感受絕不只是柯潔獨有，“棋手們都懵了”。誰也沒想到，圍棋AI戰勝人類的這一天，會來得這麽快。

永不停歇地學習

張曉茵認為，在AlphaGo完成60連勝以前，人類棋手對圍棋AI的忽略和輕視幾乎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1997年，代號“深藍”的計算機程序戰勝了世界第一的國際象棋大師，卻沒有讓在中國至少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圍棋感到絲毫的威脅。

當然，在當時圍棋界的自信並非盲目。這個號稱人類智力終極堡壘的古老遊戲，共有361個落子點（而國際象棋僅有64個），圍棋每一顆棋子的下法可能性大概有2的360次方，比宇宙的原子數還要多。如此龐大繁多的可能，對計算機的算力、算法和分析是極大的挑戰，它無法像對待象棋一樣，通過蠻力計算而得出結果。

就連AlphaGo所在團隊Deep Mind的創始人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都曾對媒體說，“寫出圍棋的評估函數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更多時候，圍棋與棋手的一些類似於“直覺”的東西有關。這也是為何哈薩比斯要說，“圍棋遊戲更像是藝術，而非科學”。

Deep Mind公司是2014年1月谷歌收購的人工智能（AI）研究機構，總部位於倫敦。Deep Mind公司致力於構建基於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系統的強力泛用型的學習算法。

Deep Mind團隊曾向媒體透露，之所以選擇圍棋作為攻關項目，是因為，“如果想研發出與‘人類相似’的，彈性智能的算法，以解決種種問題，就沒有比遊戲更好的測試工具了。計算機最早攻克的遊戲是三目棋（Noughts and Crosses，井字棋），之後是西洋跳棋和國際象棋。圍棋和國際象棋不同，博弈的空間更寬闊，變化更是繁多，而且很難判斷棋子所處位置的價值，所以一直被認為是人工智能領域的最大挑戰。所以Deep Mind團隊的優先目標就是征服這一領域。”

為此，哈薩比斯和他的團隊做的是，用一種叫做神經網絡的研究方法，為程序註入像人類一樣的深度學習的能力，即它可通過不斷地練習，從而調整並學習掌握圍棋的下法，這比起深藍，與人類運用大腦解決問題的方式更加類似。

張曉茵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說，黃士傑博士和他的隊友們在AlphaGo程序中應該加入了“策略網絡（Policy Network）”和“值網絡（Value Network）”的技術。所謂策略網絡，是指程序在吃下上千萬甚至過億的棋譜後，能夠分析出下一步棋在不同下法時得出的不同勝率。而值網絡是對盤面優勢的判斷機制，以便及時止損和改變下法。

根據外媒報道，在練習時，Deep Mind團隊讓兩臺幾乎沒有區別的阿爾法狗對弈，即兩方能力相當，但下棋的路數有別，最合適下法的一方將勝出。這樣的原理，可將之理解為習武之人采取雙手左右互搏的練功方法，不斷地積累經驗。“就是自己和自己下。”《成都商報》記者歐鵬認為。

英國《衛報》一則對Deep Mind創始人哈薩比斯的采訪報道中寫道，“哈薩比斯說阿爾法狗不休息，即便在聖誕節期間也沒有。它就像一臺永動機，在擁有龐大計算能力的谷歌雲端不停地練習，永不停歇。這意味著它很可能每一秒、每一天都在進步。”

根據以下快棋聞名的中國知名職業棋手羅洗河的分析，Master其實下的都是最簡單明了的棋，懂得規避複雜大型的定式。

這和謝銳的觀察一致，“現在看來，局部對殺人類根本不是阿爾法狗的對手。人類棋手必須在棋局一開始就特別註重全局的布局，制造出大規模對決的局面”。謝銳以Master此次非正式測驗為例，95後棋手普遍輸得比較慘，而第54局Master碰到長於全局把控的聶衛平，反而贏得比較艱難。

危險的人工智能？

2016年1月27日，一篇有關AlphaGo的論文發表在《Nature》學術期刊上，張曉茵一眼就瞥見了作者一欄第二個就是黃士傑的名字。張曉茵迅速在臉書上聯系學長黃士傑，向他探尋更多有關AlphaGo的信息。

當時，黃士傑回複師妹，很多事情仍需保密，要等到3月與李世石九段比賽後才能說。

至今為止，關於AlphaGo的信息少之又少。對外發布信息時對媒體、內容和時機的謹慎挑選，使整個團隊沿襲了谷歌甚至同類科技公司慣有的一種神秘感。南方周末記者曾就AlphaGo的相關研發問題發郵件給Deep Mind團隊，但未獲對方回應。

但是，AlphaGo主要創始人之一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給外人的感覺卻是再普通不過。多家海外媒體記者在報道AlphaGo時都特別提到，在該團隊贏得世界矚目和驚嘆的時候，迎面走來的哈薩比斯是謙遜溫和的形象。甚至於，他身上那容易讓人誤會是實習生的極為普通的上衣、褲子和鞋子，也會成為報道中的一抹亮色。反差之大，很難讓觀者將他與“象棋神童”“遊戲設計大師”“名牌大學學霸”，以及僅他個人就拿到谷歌8000萬英鎊收入聯系在一起。

哈薩比斯1976年出生在英國北倫敦，在別的孩子還在撒嬌的年齡，他就展示出非凡的能力。哈薩比斯4歲學習國際象棋，13歲成為全世界排名第二的少年象棋大師。在象棋界譽滿天下的同時“染指”視頻遊戲，8歲開始寫電腦遊戲，17歲就創造了第一款包含人工智能的遊戲《主題公園》，後成立自己的視頻遊戲公司Elixir。

哈薩比斯做了這麽多事情也沒有落下學習，他20歲就獲得了劍橋大學計算機科學兩個一等榮譽學士學位。在遊戲領域感到觸及天花板時，他又重回學府，拿到倫敦大學學院的認知神經科學博士學位。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無論是曾經嘗試過的棋盤遊戲、視頻遊戲、計算機編程還是現在縱身於人工智能，這些經歷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譬如在16到17歲著眼於開發視頻遊戲《主題公園》期間，他開始意識到人工智能可以多麽強大。他將之稱為“至關重要的具有里程碑式的經歷”。而他身上與同代人相比少見的超強智力，將他在不同學科中累積的經驗和經歷，有意識地糅合在了一起。

當媒體問他創造出阿爾法狗的原因，他總是一次又一次有耐心地講述團隊組建的初衷：創造一個通用學習機器，“一套能像生物系統一樣學習的靈活並且能自我適應的算法，僅僅憑借原始數據就能掌握任何任務”。

在阿爾法狗橫空出世之後，關於人工智能把下圍棋的人類逼入絕境的擔憂開始不絕於耳。事實上，阿爾法狗對人類的輾軋，並沒有打擊到人們對圍棋的熱愛，反而掀起了“圍棋熱”。據統計，去年阿爾法狗與李世石的人機大戰每局都有1億左右的人觀看，網絡直播平臺對比賽進行全方位直播。各大媒體均推出專題，對比賽進行跟蹤報道。而中國國家圍棋隊的高手們也被各大網站“搶購一空”去進行解讀。韓國棋院的負責人也對媒體證實，在去年人機大戰以後，咨詢觀看圍棋比賽，以及申請參加圍棋段位賽的人數也有了明顯增多。

不過，圍棋從來都不是Deep Mind團隊的終點，而是開始；通用人工智能才是終極目標，“通用”才是關鍵詞。這也是為什麽謙遜的哈薩比斯在阿爾法狗贏了李世石的時候會說，“阿爾法狗從來都不是我們的唯一，甚至不是我們最重要的研發。”正如他對The Verge （一個美國的科技新聞及媒體網絡）的記者說的那樣，“我們希望將此應用於更大的真實世界的問題。”

這正是學界對人工智能的擔憂之處。斯蒂芬·霍金、比爾·蓋茨、埃隆·馬斯克這樣大名鼎鼎的人物不止一次公開表達過對超級人工智能的恐慌。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曾公開表示，人工智能帶給人們便利的生活之余終歸存在威脅。矽谷狂人埃隆·馬斯克在推特上說過，“我們需要十分小心人工智能，它可能比核武器更危險。”

哈薩比斯當然知道這些，在回答這些問題時，他會皺起眉頭變得嚴肅。“我發現那些沒有真正研究人工智能的人們並不完全理解這些。他們通常沒有跟很多人工智能專家深入交談。”

“我們距離那種能夠達到人類級別的通用智能還得好幾十年”，他公開自己的想法，並認為“吃瓜群眾”對人工智能的危言聳聽會阻礙極具潛力的近期受益，譬如醫療健康、智能手機助手等領域的革新。

客觀來說，“吃瓜群眾”很大程度上受到電影市場上各式腦洞清奇的科幻電影影響。比如在探討人工智能倫理的電影《機械姬》中，女機器人意識覺醒，並最終報複殺死創造出她的人類“上帝”。

事實上，哈薩比斯的團隊內部依然有專門的倫理委員會，用於管控通用人工智能技術的未來應用。當Deep Mind2014年被谷歌用四億英鎊收購時，雙方協議中就有一項：“禁止將該技術應用於軍事或情報用途。”

順豐王衛：快遞之“王”是怎樣煉成的 | 完美人物誌

“上市後，順豐就成為一個公眾公司，有些話不能亂講，有些地方不能去，有什麽問題你們也不要隨便問了。”

2月24日，深圳證券交易所八樓儀式大廳，王衛用帶有明顯香港口音的開場白，進行了順豐控股更名上市前的演講，身著順豐工服和牛仔褲，腳蹬運動鞋，與臺上其他西裝革履的嘉賓相比顯得休閑異常。

可這就是國內最賺錢的快遞公司的掌門人平時一貫的著裝風格，與順豐的快遞小哥、飛行員、客服代表一起敲響上市的鐘聲後，順豐控股在一小時內漲停，27日上午又再度封到漲停板。

1993年，當22歲的王衛在廣東順德創立順豐速運，背著裝滿合同、信函、樣品和報關資料的大包往返於順德到香港的陸路通道時，他自己可能都沒想到，這家公司可以成為深圳市場第一大市值公司，自己的身家也猛增至1639億元，與中國首富的差距越來越小。

而在幾年之前，王衛還堅持認為，順豐短期內不會選擇上市的道路，因為不想把企業變成一個賺錢的機器。

投資者和消費者更想了解的是，此前一直低調神秘，甚至連一張照片都不願被拍的順豐控股董事長兼總經理，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順豐崛起的秘密又是什麽。

做“水客”引來第一桶金

1970年出生的王衛，7歲隨家人搬到香港居住。高中畢業之後，王衛沒有繼續升學，十幾歲的時候，曾經在香港叔叔的手下做過小工。

後來，王衛曾受人之托，在廣東和香港之間夾帶點兒貨，再後來，當東西越來越多，用拉桿箱也裝不下的時候，王衛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個商機。

他跟父親借了10萬元人民幣，於1993年在廣東順德註冊了順豐速運，並在香港租了幾十平方米的店面，當時的公司只有6個人。除了順德到香港的陸路口岸，番禺到香港和澳門的快船也是王衛當時主要的業務路線。

通過低價搶灘的策略，王衛賺到了創業的第一桶金。到1997年時，順豐已經局部壟斷了深港貨運，在順德到香港的陸路通道上，70%的貨由順豐一家承運。

其實，順豐的發家史，與遠在中國另一個經濟發達區域的一批民營快遞相似。同樣是1993年，桐廬縣鐘山鄉夏塘村村民聶騰飛和淳安人詹際盛，開辦了一家私人快遞公司盛彤公司，這就是申通的前身。

當時，申通的主要業務是為杭州的客戶把報關急件送到上海報關。收件派件從幾輛自行車開始，拿到報關件後就用人工坐上火車送到上海。後來，申通開始鼓勵員工以承包的方式到蘇浙兩省的其他地區拉業務，隨後又推出了在當時還比較新鮮的加盟制——招募有意在一些地區開辦民營快遞的老鄉加盟申通，諸多企業共用一個品牌，盟內送遞費用互免。

創立初期，順豐為了快速占領市場，也采用了流行於中小企業中的分公司加盟商制度，分公司所有權歸順豐所有，但分公司經理人有很大的經營管理權，甚至在行政、人事、財政方面都是獨立自主的。

這種模式極大地激發了分公司開拓市場的積極性，但也留下了客戶資源全部掌握在地方諸侯手里，管理協調不力，服務能力和水平參差不齊的弊端。

進入21世紀，順豐的發展模式走向了與申通等完全不同的道路，王衛開始在各地展開轟轟烈烈的“削藩運動”，在深圳設立企業總部，將地方的經營權收歸自己手中。

這樣的收權行為並不容易，申通等被稱為“四通一達”的民營快遞，直到今天還在謹慎地做著同樣的事情，王衛當時自然也遭到過拼命抵抗，甚至有傳言稱有人雇用殺手謀害王衛，所以之後他在任何地方出現，身邊都會有幾個保鏢。

“改為總部集權的直營模式後，意味著公司不可能向加盟制公司那樣廣鋪網點，快遞員也是由總部公司發工資，並進行統一招聘和管理，運營成本一下重了不少。”順豐一位老員工對記者介紹，不過王衛在提高快遞員積極性上還是下足了功夫，每個快遞員在各自城市里有自己的片區，實行計件工資，你送得越多，掙得越多。

王衛和此前打人事件中被打的快遞小哥

為員工出頭

在快遞行業內，順豐快遞員的工資高、待遇好，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王衛認為，公司努力提高員工的待遇，不斷改善員工的作業環境，員工才會真誠地對待客戶，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這樣我們的銷售價格才有說服力，客戶才會更放心地使用我們的產品，按照這樣的良性循環，我堅信，利潤肯定會回來的。”

這樣的邏輯，王衛一直堅信，多年來也一直在“人”上進行投資。比如，順豐的客服人員有自己的發泄室，再比如，公司在多年前就耗資上億元從國外買來自動化分揀設備，以減少人工分揀的壓力。

王衛是真的愛自己的員工，尤其是一線的快遞員。他經常跟同事說：“快遞員才是順豐最可愛的人，我不要用‘投遞員’去稱呼他們，而是用‘孩子’。”

2016年4月，一名順豐的快遞員在北京騎電動三輪車派送過程中，與一輛黑色京B牌照小轎車發生輕微碰撞，駕駛小轎車的中年男子連抽快遞員耳光並使用侮辱性語言。當天晚上，一向低調的王衛震怒，破天荒地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發出狠話：“我王衛向著所有的朋友聲明!如果我這事不追究到底!我不再配做順豐總裁!”

2016年，王衛一共發布了兩個主題的朋友圈，這就是其中的一條。

“在順豐的日子，雖然很累，但也很快樂。”順豐的多位員工這樣對記者說，有這樣的老板，精神上重視你，物質上不虧待你，你能不好好幹嗎?

這也正是王衛希望看到的：如何通過順豐平臺的努力，讓員工更有尊嚴地工作。為此，他每年還會挑一周時間親自體驗一線員工的工作，騎著電瓶車邊隨收派員派送，邊了解巴槍、背包等物料使用和員工勞動強度及待遇情況，這也成為整個順豐管理層每年要做的固定功課。

王衛曾說：我們很多管理層都說在研究市場，我經常跟他們說，不要研究這個，你應該研究的是如何幫助一線、二線員工做好收派工作，了解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有什麽需求和困難。他們都處在市場競爭的最前沿，對於市場最有發言權。如果你把一線、二線的問題都解決了，客戶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發展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大半。“這個行業是要用心來經營的行業，絕對不是僅僅有錢就可以搞定的。”

2月24日當天，被打的快遞小哥也被邀請到了上市現場，與王衛一起敲鐘，敲鐘前的講話中，王衛也承諾“對員工的關愛永遠不會變”。

看重健康利潤

能夠多年“微服體驗”一線而不被認出，也可以看出王衛之前是有多麽的低調。這些年來，除了一家行業內雜誌，王衛幾乎沒有接受過媒體采訪，就連順豐的企業內刊《溝通》也從未出現過自家掌門人的面孔。倒是有那麽幾次，這本月刊上刊登了王衛的照片，不過都是背影或者極其模糊的側面照。

而在一次內部講話中，王衛卻坦陳，自己25歲的時候也曾目空一切，一副標準的暴發戶做派，所幸這個過程沒有持續多久。一是太太在其得意忘形的時候不斷潑冷水;二是隨著事業邁上新臺階，個人的眼界和心胸不一樣了;三是找到了精神依托，信了佛教。“我認為，人的成就和本事是沒有關系的，成就與福報有關系，所以有錢沒有什麽了不起的，擁有本事也沒有什麽了不起，賺到錢只是因緣際會而已。所以個人事業上的一些成績就不值得渲染。”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王衛的辦公室經常彌漫著佛香，桌上擺放著佛像，每天的作息時間也比較規律，早上8點多到公司上班，開的是並不顯眼的SUV，平時穿得最多的是牛仔褲，西裝難見，領帶更少。

他把對佛教的體會也運用到了對順豐的管理上。比如，2010年的時候，他對分部、區部的考核要求，是利潤率高於、低於標準的都要受罰，並且還要向總部說明情況和原因。

對於如此特別的KPI考核，王衛的解釋是，“我們要的利潤是健康的利潤，我最擔心的就是分部、區部只看見今天的利潤，為了賺錢忽視其他正常的支出，各方面需要投入的錢沒投入，比如業務培訓、員工福利、信息化建設、土地廠房的投入等等。如果這樣，即使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短期利益，也不是公司想要的。因為我知道，如果你今天不投入、不建設，那麽明天永遠都不會有希望。所以我們會控制利潤，保證不斷地投資於未來。現在利潤多了，其實是在消耗你未來的競爭力。”

那個時候，王衛對於上市也是排斥的。他曾在多個場合表示，上市的好處無非是圈錢，獲得發展企業所需的資金。順豐也缺錢，但是順豐不能為了錢而上市。上市後，企業就變成一個賺錢的機器，每天股價的變動都牽動著企業的神經，對企業管理層的管理是不利的。短期內的利潤增長將成為企業存在的唯一目的，這樣，企業將變得很浮躁，和當今社會一樣的浮躁。而要做基業長青的企業，就要有遠大的遠景，要為未來進行大膽的投入、大量的投入。所以作為企業的老板，你一定要知道你為了什麽而上市。否則就會陷入佛語說的“背心關法，為法所困”。

王衛所說的為未來的“投入”的確巨大。2003年初，借助非典期間航空運價大跌，順豐與揚子江快運簽下合同，開始包租全貨機夜航進行快件運輸，從而實現了快件的次晨送達或次日送達，比如從深圳到北京所需的時間就縮短到1天以內，快件的破損率和遺失率也大大降低。

當然，用飛機運快件的成本與用貨車運輸相比，顯然不菲，不過，這讓順豐在服務時效性方面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客戶和產品定位也與申通等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民營快遞企業出現了區隔。根據此前公告披露的數據，2013年、2014年，順豐控股快遞業務平均單價分別為23.73元、22.54元，遠高於同期同行業平均單價7.27元和7.49元。

2005年，僅僅通過包租航空公司的全貨機已經不能滿足順豐業務的發展需求，公司開始籌建自有貨運航空公司——順豐航空，並於2009年實現了首航。如今，順豐航空已經成為國內自有全貨機最大的貨運航空公司，用37架自有貨機和其他航司的全貨機及腹艙帶貨，每天運輸的航空件達1400噸。

“為了上市有點信仰迷失”

在公司的內部發言中，王衛曾多次強調，具有冒險精神、敢於創新、敢於承擔，這才是順豐文化和順豐精神所推崇的。多位順豐管理層也告訴記者，順豐內部這幾年變化其實很快，不管是組織架構還是業務板塊，“主要是有比較好的容錯機制，Dick(王衛的英文名)對新業務的創新還是鼓勵的，這兩年在公司內部談轉型的次數也比以往多了不少。”

2012年6月，主打中高端食品的順豐優選上線，標誌著王衛開始向電商領域進軍，2013年，公司又開始在全國各地布局網購服務社區店“嘿客”，而在公司內部，更是低調設立了電子商務、供應鏈等好幾個事業部，並推出快遞物流、電商物流、汽配物流、食品醫藥服務、金融保險服務、國際電商服務等更多綜合服務，希望為客戶打造一站式的綜合物流解決方案。

在王衛看來，順豐做上述的很多業務雖然沒有什麽經驗，但卻是現在必須做的，因為一些大的集團客戶的需求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希望把自己所有的物流服務都外包給一家物流公司，打通整個供應鏈。“國際四大快遞巨頭今天的組織架構和商業模式，就可以作為順豐未來中長期發展的參考，國內目前那種分散招商，大宗物流給一個供應商，快遞給一個供應商，倉儲、電商配送等又給一個供應商的操作模式，在不久的將來就可能會有所調整，因此，現在就必須投入資源去做好。”

當然，這些創新的嘗試並非全都立刻得到了回報，甚至有的交了不少學費。比如當初為解決物流終端最後一公里收寄“痛點”、引流線上消費而建的O2O品牌嘿客，從去年底開始就陸續更名為順豐優選，與線上的電子商務業務板塊合並，納入順豐商業事業群。

2013年開始全國布局的嘿客，2015年更名為順豐家，2016年9月再次更名，也意味著探索過程的艱辛。根據順豐借殼上市的鼎泰新材此前披露的財報數據，順豐已剝離出上市公司的“商業板塊”，自2013年至2015年的虧損分別是1.26億元、6.14億元、8.66億元，其中2014年與2013年相比變化較大，主要是“順豐商業自2014年開始集中鋪設線下門店所致”。

這或許也是此前一直稱短期內不急於上市的王衛，如今卻選擇了借殼這種最快速的上市方式的原因之一。2013年8月19日，此前投行根本不容易見到的王衛，首次接受了元禾控股、招商局集團、中信資本的註資，後者獲得了不超過順豐25%的股份，之後，順豐原本是希望通過A股IPO的方式登陸資本市場。

在2017年順豐內部的年會現場，王衛坦率吐露，“順豐這幾年為了業務壓力，為了上市，有點信仰迷失掉了。我不接受、不認可我們這幾年所謂的輝煌，因為我真正要給大家看的不是多少架飛機、多少市場占有率、多少收入、行業里面是不是排第一，甚至我今天的財富是多少，我覺得這件事我根本沒有興趣去看。”

但開弓沒有回頭箭，公司還是要成長，12萬員工需要更有尊嚴的工作和生活。從目前國內快遞的競爭格局來看，受益於淘寶等電商市場的爆發性增長，申通、中通、圓通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並在通過同樣的“削藩”行動提高服務質量。而此前稱成本和定位並不適合電商遞送的順豐，也開始嘗試介入這一市場。

上市後的順豐，無法再如以前一樣神秘，低調的王衛，也無法再享受令自己最舒服的平淡的存在感，也許唯一不變的，就是不斷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