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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的慈善大计 超越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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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的慈善大计  超越资本主义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马李灵珊 2010-08-21 14:26:0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在宣布退出微软日常运营业务后,人们都以为他会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比尔·盖茨”将成为一个过去的传奇,未曾想到,他在慈善领域震惊了全世界

NetJets航空公司展示的盖茨与巴菲特在私人飞机上的海报

2009年5月5日下午3点,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室内迎来了全美国最富有的一群 人。包括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黑石集团董事长皮特·彼得森、金融大鳄索罗斯和奥普拉·温弗利在内的14位贵宾携带家眷, 悉数出席。谁将这些人齐聚于此,开始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财富论坛”?

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个世界上最为富有的两个人,他们出面发起并组织了这次聚会。而大卫·洛克菲勒,则是这次聚会的主办方。

也许是全世界最值钱的这一份请柬底部,3个人的签名赫然在目,从左至右,洛克菲勒、盖茨、巴菲特。请柬里写明,为了世界经济与慈善的未来,他们迫切希望能够与这些在商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交流。

有人将这场聚会透露给了美国一家网站。这些身家加起来超过1300亿美元的人在密 谋什么?一时间,全美所有人都开始猜测,各种流言蜚语令人应接不暇。包括“ABC新闻”在内的各家媒体形容这场宴会为“秘密”、“阴谋”,声称每位名人都 有15分钟的演讲时间,有一家广播电台甚至公然宣称,“这些富人在搞些不对劲儿的恶作剧,而这对我们明显是有害的。”

面对压力,前盖茨夫妇基金会CEO佩蒂·斯通尼斯菲出面澄清,但言辞却十分模糊, “这些老朋友、老同事们只是在一起商讨关于慈善的一些主意。”除了承认这次聚会的确为盖茨与巴菲特所发起,以及富人们“分享了他们的激情并且互相学习,没 怎么讨论经济”以外,讨论内容是什么,佩蒂只字未提。

自始至终,盖茨本人选择了沉默。

2010年6月,人们终于知道了那晚富人们的密谋主题。

比尔·盖茨夫妇与巴菲特一起,选择在《财富》杂志上,通过他们的朋友,也是《财 富》杂志的高级编辑卡罗尔·卢米斯公布了一年前聚会的真相——“令人注目地转变美国人慈善行为模式,引导他们捐出更多的财富。”也知道了在那次公之于众的 聚会之后,这些在当下举足轻重的富人继续小规模私下相聚了两次,3次聚会同样都为比尔·盖茨夫妇与巴菲特所举办。

在这些聚会上,盖茨、巴菲特与富人们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更有效地做慈善。

在与妻子和巴菲特多次商议后,盖茨明白了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汇聚人类历史上数额最为庞大的一笔慈善资金。尽管他自己拥有约550亿美元的财富,但要达到他所希望的慈善成果,他还需要更多的帮助。

所有人的捐助固然重要,但更直接也更有效的,还是那些富可敌国的人所能给出的承 诺。在3次聚会结束后,盖茨夫妇与巴菲特一起,达成了一项共同目标 ——他们将号召《福布斯》“全美最富有的400人”排行榜上的所有富豪,共同宣誓,在其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这项目标被命名为 “作出承诺”。

即便这“只是道义上的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盖茨与巴菲特的影响力也一样无远 弗届。计划公布之前,4位美国顶级富豪,房地产巨子埃里·布洛德、风投资本家约翰·杜尔、媒体大亨格里·伦菲斯和前思科董事长约翰·莫格里奇即通过盖茨基 金会,宣布将加入计划,捐出至少一半财产用于慈善。

数周后,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拥有135亿美元财富的保罗·艾伦也宣布加入“作出承诺”盟约。8月4日,40名顶级富豪联合发布声明,表示“美国40位富有的个人或家族许诺,将其大部分财富捐给慈善事业”。

而根据《福布斯》杂志的估算,如果这个数字继续扩大,最终成功动员前400位富豪都投身于此项誓约,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能够募集到的金额将会超过6000亿美元。

这是一笔足以铭记在史册的巨额财富,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一笔慈善捐款。它不属于任何个人或政权,将会被分散使用在遍及医疗、教育、卫生、科技等多个方面,以改善全人类的福利状况。

人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比尔·盖茨,这个被认为在当今世界与美国总统拥有相同甚至更大影响力的男人。

在过去30年里,他先是征服了新兴的IT产业,全世界数十亿人都于 “Windows”操作系统中获益,成为当之无愧的软件行业霸主,雄踞《福布斯》全球首富的位置多年;接下来,在宣布退出微软日常运营业务后,人们都以为 他会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比尔·盖茨”将成为一个属于过去的传奇,镌刻软件业辉煌的30年。未曾想到的是,盖茨却再一次在慈善领域,震惊了全世界。

这个永远穿衬衫牛仔裤,头发乱蓬蓬,还戴着硕大的啤酒瓶眼镜的“理科宅男”总是能成为王者。人们已经不再怀疑他的成功,只想知道,他能前进到什么地步。

 

没有微软的未来

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两年前,2008年6月27日,那一年,比尔·盖茨53岁,创立微软33年。那一天,是比尔·盖茨最后一天担任他一手创办的微软公司全职雇员职务。

自6月28日起,比尔·盖茨的身份就从微软的首席执行官变为了名誉董事长。卸下微软事务的同时,盖茨也微笑着收起了自己的高尔夫球棍,原因和退休一样——“这会占用我太多时间”。

是盖茨老了,甚至没有时间去练习高尔夫球了么?显然不。比尔·盖茨的精力过人在业 界广为人知,《IT没有明天》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评价盖茨,“年轻的时候,他有着患强迫症的软件程序员一样的偏执和匈奴大帝阿提拉一般的竞争力。”盖茨 可以为了不浪费一分钟时间而在桌子下入睡,所以,这个被形容为“没有菲利·普卡恩(可拍照手机发明人)的热情,没有乔布斯的高雅,更没有拉里·埃里森(甲 骨文CEO)的风采”的哈佛大学退学生,才能够带来计算机工业的革命,开创自己的软件帝国。

选择退休的他,拥有的时间成倍膨胀。盖茨的下一个征服目标是什么,成了所有人都在 探讨的问题。但他只是一如既往地在电视上羞涩微笑着,除了每周为微软工作一天以外,其余80%的时间,他都会“贡献给慈善事业”。在此前一周,接受BBC 节目《Newsnight》访问时,他微笑着表示自己将把名下的 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不为自己的子女留一分钱。

这还是那个被《连线》评价为“集心狠手辣的竞争者、寡廉鲜耻的抄袭者和永不道歉的 垄断者于一身”的比尔·盖茨么?为了达到目的,他曾经不择手段。制定行业标准的同时,他也曾扼杀了创新,与开放平台公然为敌。他咄咄逼人的商业风格,在过 去的很多年,都给硅谷和美国及欧盟的政府部门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歇过为慈善事业而奔走——早在1994年,他就以父亲威 廉·盖茨的名义创立了基金会,1997年又创立了盖茨图书馆基金会。 2001年,他将这两个基金会合并,与妻子共同创办了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也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慈善基金组织。2005年,50岁生日当天,盖茨许 诺将捐出个人财产的98%给该基金会。多年来,他一直热衷于各种捐助活动,数额动辄以亿或十亿计。

而且,他一直都是布什取消联邦遗产税法案的坚定反对者,他的父亲曾和索罗斯、巴菲特一起,在《纽约时报》上登载广告,公开表示无论是否留下巨额遗产,都希望富人能够纳更多的税。

但,这毕竟都只是捐出财富,而非捐出时间与精力,将慈善当成另一项事业。

在素有慈善传统、捐助早已是公民习惯、被认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钢铁大王卡内基语)、又有着良好保障与监督体制的美国,热心于慈善事业,是既能满足避税、又能提升公众形象,同时还能满足宗教需求的最好选择。

可是,在退休后选择将慈善作为生活重心,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并致力于将慈善事业水平大幅度提升,比尔·盖茨的行为已经不能用“善良”或者“大方”来解读。他俨然已将这当成了第二次创业。

也许,对于这个占据了世界首富宝座15年的科技巨子来说,仅仅是创造财富,已经不能再激起他的征服欲,满足他的成就感。钱的积累和花费,对于比尔·盖茨,许多时候只是数字的变化,如何更好、更有效并更有意义地利用,才能让这颗全世界最贵的大脑神经中枢再次兴奋起来。

仅仅用热衷慈善来定义盖茨,已然不够。他的野心,是让全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平等, 证明他的财富、他的才华和他的影响力,都是那么的无与伦比。比尔· 盖茨,几乎从来没有输过。即使在许多领域——例如最早的浏览器领域,他会间歇性地输给网景公司,但只要他反应过来,他和他所带领的团队都会立刻奋起直追, 直到最终称霸市场,令竞争对手完全破产。这几乎是一个已经将胜利和成功当作平常的男人。

许多人并不相信盖茨能彻底放手,完全将重心转移到慈善上。他退休的2008年,正 是互联网平台风起云涌、金融危机来势汹汹的时刻。微软,这个软件行业的霸主,虽然依靠其多年打下的根基,每周仍然能赚超过1亿美金,但刚刚发布的 Vista操作系统骂声一片,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架构于网络之上的 Google,则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末尾,隐隐有了超越微软的趋势。而多年的老对手苹果公司,也依靠iPhone和iPod的成功,重新与微软在硬 件终端和软件操作系统市场上分庭抗礼。

分析家们预言,1到5年之内,比尔·盖茨必将重掌微软大权。他不会忍心看到自己一手建立起的帝国被人遗忘或是分崩离析。

盖茨没有辩解,也没有许诺,他只是说,“所有企业最终都会被取代”,他能够正视一个“没有微软的未来”。

有人认为,这是盖茨认为自己终将投降的标志。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或许是盖茨已然找到了另一个征服目标。当胜利已然变得索然无味时,他需要开辟的是另一块战场。30年前,他曾经希望能够改变全世界人操作电脑的方式,他做到了。30年后,他的目标变成了令世界美好。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另一座高峰,甚至比前一座更为艰险崎岖。但对于一个企业家、一个程序员和一个已经在世俗“成功”意义上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有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

 

慈善“理想国”里的王

离开微软的两年里,盖茨没有食言。每周,他为微软工作一天,其他时间里,他奔波于世界各地。

在尼日利亚的索托科和印度的莫拉达巴德,他帮助当地人民对抗脊髓灰质炎,免费为他们提供疫苗和发病后的治疗;

在菲律宾,他资助研发高光合效率、抗洪涝和耐寒的新品种水稻,这让许多人免于饿死的命运;

在博茨瓦纳,他为艾滋病患者们提供医疗帮助,并且一直在不懈地资助艾滋病疫苗的研发;

在莫桑比克,他捐赠了16亿美元用于防治疟疾,从蚊帐、药物、杀虫剂到疫苗,每一方面都得到了他的关心;

在美国田纳西州,他用20多亿美元改革当地教育体系,帮助建立起更有效的教师测评系统,并资助少数族裔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在中国,他帮助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并亲自探访和看望中国的艾滋病患者,还和他们一起看了《断背山》;

在哥伦比亚,在尼泊尔,在新德里,在马里兰州;在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领域;比尔·盖茨的身影和他的金钱一样,无所不在。他的钱所触及的每一个角落,也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除了大方捐赠金钱,他还身体力行,通过各种渠道尝试以全新的方式来影响这个世界。他开通了个人网站thegatesnotes.com,在网站上列出活动行程和他最近关注的事情,发表个人观点与看法。还注册了一个Twitter,和世界各国网友密切交流。

每隔几周,盖茨都会出席在美国知识风险公司实验室举办的“发明会议”,在科学研究方面继续贡献自己的心智。他比以前更爱读书,“每周平均读5本书”。而且,如果他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他一定可以读得更多”。

他已经习惯了从微软退休后的新生活,在白宫频繁发表演讲,以最成功的商人和最慷慨 的慈善家双重身份,以新的方式,影响着这个世界。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IT界和商界,但也明显地增多了与美国各州的议员见面的次数。他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政 府,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援助。除此以外,他也去拜访那些最富有的企业家,鼓励他们更多为消费者思考。

“因为比尔与商界、IT界和慈善界的亲密关系,再加上他的天赋,他能够带给世界一 个更高瞻远瞩的视角。”前微软的商业部总裁杰夫如是说,“今天比尔·盖茨可能会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寻求来自国外的援助;明天可能就会见西雅图生物研 究院的科学家,讨论艾滋病疫苗的研发;第三天他会和美国教育部秘书见面,商讨如何激励优秀教师。”

但在所有这一切之外,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仍然是他最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与工具。

2009年1月26日,在启程前往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去几内亚推动小 儿麻痹症防御工作之前,比尔·盖茨代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了基金会历史上的第一份年度进展报告。这份报告是巴菲特劝说他撰写的,为了更好地阐 明他的目的,盖茨必须充分调动起除了钱以外的其他资源,他的社会影响力和他的聪明才智。

和他在微软时的工作风格一样,盖茨喜欢用数字说话,他展示了基金会在各个领域的详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用详尽的数据和分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慈善事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他对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结构作了透彻的分析,时值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和欧 盟都正陷于经济低谷,盖茨警告所有人,尤其是富人,他们必须继续慷慨解囊,“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不平等,健康和教育的分配不均,人们改善生活的机会 也将变得越来越少。”《大西洋》月刊忍不住称颂盖茨,“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需要哲人来统治一样,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像盖茨一样的主宰者——同时他也十 分积极接受这份使命的话,他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那时,盖茨夫妇基金会不仅已拥有比尔·盖茨个人的350亿美金捐款,还有巴菲特捐赠的300亿美元,虽然是分期注入,但总额也已超过50亿美元。还有其他小规模的资金捐款在不断注入,这已是全世界最为富有和最具影响力的基金会。

但在盖茨和巴菲特看来,这仍然不够,从年度报告里可以看出,他们将一半捐款用于疾病控制,其余大多数则用于改善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水平和美国教育。在多个项目中投资,却并非每个项目都能获得及时而有效的进展。

在2009年的年度报告中,艾滋病疫苗项目的研发就十分缓慢,而教育方面的投资则 对学生们没有产生十分明显的成效,教育本身就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还有人指责盖茨基金会,过多注重于疫苗开发等目前看来还需要漫长时日的防治手段,而非蚊 帐、药物等触手可及的基本物品。虽然盖茨对此加以辩解,但他自己也不得不表示,“慈善和经商不同。即便出了错,也没有顾客出来抗议,更没有股价涨跌,来及 时反映你的业绩。”

想要在慈善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或是从更深的层次获得他一贯拥有的影响力,盖茨必然面对的瓶颈在于,如何调动起更多的人,以便得到更多的钱。

 

3次聚会

和以往每一次遇到困难时一样,比尔·盖茨都会去找自己最好的朋友、偶像、人生导师,另一名曾经的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听听他的意见。

2009年3月初,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在奥马哈城为《财富》杂志拍摄照片,拍摄间隙,巴菲特请盖茨去他最喜欢的“好莱坞餐厅”吃饭。两位首富的菜单十分简朴,巴菲特点了烤鸡三明治,盖茨的午餐则是一份芝士汉堡。但他们的言谈,却涉及到了亿万美元的流向。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巴菲特都一直在为比尔·盖茨出谋划策。巴菲特独特的经营哲学和对经济走势的看法,对比尔·盖茨影响深远。而盖茨旺盛的精力与卓绝的行动力,则保证他与巴菲特制定的计划得以成功实施。

正是在那顿简单的午餐中,巴菲特向盖茨提出了发动更多富豪捐出至少一半财产的主意。盖茨为这个主意而兴奋不已,不过,他有一个附加的要求——这件事儿交给他和梅琳达来操办,因为“如果是巴菲特来主办,那这件事就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了”。

像刚刚开始在车库创业时一样兴奋,3月4日,盖茨和巴菲特联名给美国最有名望的古 老家族洛克菲勒写了封信,希望由他们出面相邀富豪共襄盛举。家族 95岁的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欣然应允,他觉得这个点子“是个惊喜”,他答应做主办方,并借出古老而高贵的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室,作为秘密聚会的地点,还带 上了自己68岁的儿子小大卫一起筹备。

接下来,就是挑选首批将被邀请的富豪名单。人不能太多,但必须在此前就对慈善事业做出过贡献,并且拥有巨额财富。盖茨主导了整个聚会的邀请和筹备过程。

由于聚会在纽约举行,本地富豪成了优先选择,3人联名邀请了纽约市长布隆伯格、3名华尔街大鳄——彼得·皮特森,朱利安·罗宾逊和索罗斯,还有查尔斯·查菲尼,他已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捐出了超过50亿美元的财富。

外地的嘉宾则包括奥普拉·温弗利和泰德·特纳,还有两对加州的夫妇:洛杉矶慈善家 布罗德夫妇和前思科总裁莫格里奇夫妇。让所有这些人舟车劳顿,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齐聚一堂,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洛克菲勒、巴菲特和盖茨的联合邀 请,却让这件事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吸引力。布罗德说,“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于是,2009年5月5日,14位慷慨的富人坐在了一张长长的圆桌旁,除了盖茨和巴菲特,他们都很好奇,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他们究竟需要讨论些什么。在这次聚会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负责活跃气氛的人是巴菲特,大卫·洛克菲勒说,“他是个搞笑的角色。”巴菲特抛出了球,要求在座的富豪们聊一聊他们对慈善事业的看法和感悟。“随便聊聊,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下慈善,”巴菲特说。

富人们轮番讲了12个关于他们自己做慈善的故事,小大卫·洛克菲勒的故事是他如何 从父亲和曾祖父处学到慈善的妙处,泰德·特纳则描述了他是如何突然决定捐献给联合国基金会10亿美元,并克服重重困难得以成功的。并不是所有故事都如此美 妙,有些人表示担心过多的慈善会阻碍他们和自己孩子的关系。巴菲特事后回忆道,“我像个心理学家一样,一直在解决富人们的种种问题。”

比尔·盖茨则从中发现,每个人关于慈善事业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们所讨论的范围涉及教育、文化、环境、卫生和公共政策,每个人都在激动地表示,希望给出更多。这让他激动万分。他如此评价那一场聚会,“美国人民乐善好施的多样性,是令美国美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随后进行的晚宴上,大家的话题变得更加漫无边际,主题由自身的捐赠变为了如何鼓 励更多人付出。从总统授予奖章、拍摄电影、慈善指南到各种研讨会,没人给出任何具体的承诺,也没人提到要真的捐献一半财富,但是,大家都在积极贡献着各种 主意。那天晚上,当两位洛克菲勒离席时,他们内心笃定,“在座的许多人都会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为慈善事业付出更多。”

这本应是一次完美的聚会。但事与愿违,还是有人向外界透露了这次完全私密的聚会。有人怀疑是查尔斯·查菲尼,但没有证据。两个星期后,一家名为IrishCentral.com的网站泄漏了关于这次聚会的一些信息,猜测与争议声四起。

比尔·盖茨和他的基金会陷入了被动,因为直至当时,他们都还只在头脑中拥有一个模糊的雏形,整个捐赠计划,包括说服谁、如何说服、计划的具体形式是什么,他们自己都并不清楚。

举行更多的富人聚会,并保持绝对私密,成了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巴菲特的共同选择。梅琳达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还漂浮着的承诺是否能最终飞翔起来。”

然后,就是第二次与第三次聚会。这一次,梅琳达坚决要求,让所有富人的太太一并参与聚会,因为“钱虽然是富人们赚的,但看管的人却是他们的太太”。

2009年11月,盖茨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了第二次聚会。果不其然,这一次,太 太们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纽约投资银行家朗格尼参加了那次聚会,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费城的富人伦费斯特的妻子玛格丽特提出了当晚最好的主意,“每个 富人都应该坐下来看看,到底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生活需要花费多少钱,然后看看其他所有的财富还能够发挥什么更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当步出公共图书馆时,富豪们都和第一次聚会时一样,暗暗下了要捐献更多的决心。

第三次晚餐走出了纽约,在加州的紫檀木沙山酒店举行,全美国各地的富豪蜂拥于此。 但这一次聚会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梅琳达说,“很多富豪都只是刚刚拥有大批财富,对于为何要捐赠出去自己的金钱,他们还在慢慢树立起属于自己的观念。”所 以,晚餐的时间被拉得很长,人们的讨论漫无边际,谁也不知道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到最后,为晚餐精心准备的牛肉都因为变冷而寡然无味了。

3次聚会之后,盖茨和梅琳达、巴菲特发现,虽然富豪们的确都有心为慈善贡献出一份 力量,但是围绕着慈善,也的确有许多潜在的问题。富人们忧心,如果捐献出大笔财产,社会舆论会对他们本来平静的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各种慈善团体会不会无 休止地提出索求;在国外的慈善事业如何才能够确保有效进行,而不是像把钱扔进无底洞。

比尔·盖茨说,“每个人都希望确保自己在给钱时像挣钱时一样的明智。”但是,即使有这么多问题,“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们给出去的比应该给出的多”。

3次晚宴结束了,仍然没有任何具体想法或承诺成型。但盖茨夫妇和巴菲特意识到,富豪们都已在潜意识里愿意将自己的财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鼓动他们,将这一想法真正落实。

 

“作出承诺”的成型

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在3人的脑海中酝酿——为什么不劝说那些全美国最富有的人,捐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呢?

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一旦真正实施起来,却有着极高的执行度。这些人的身份公开,财产透明,而其财富之巨,已然到了金钱在他们眼里只是数字增减的地步。对于他们来说,财富的增加并不带来更大的成就感,但财富更好地被使用,却能让他们满足。

盖茨、梅琳达和巴菲特3人开始了漫长的劝说过程。他们轮番给福布斯全美前400名 富豪打电话或去信,想尽方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加入“作出承诺”这一盟约。并且,为了免除这些富豪的后顾之忧,他们并不要求富豪们将钱注入盖茨基金 会,只要求他们承诺,将一半以上的财产用于慈善,便等于加入盟约。而且,他们还特别注明,这项盟约只是口头誓言,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2010年整个上半年,盖茨都在为了这件事而四处奔走。他和巴菲特一起,共找到了 七八十位个人财富排名全美前四百的企业家,分头给他们“一一打了电话”。而梅琳达则负责建立起了一个“作出承诺”的网站,在网站上,所有同意加入盟约的企 业家都会发表一封公开信,阐述自己加入的理由。

眼下,已经有40名富豪发表声明,与盖茨三人组一起,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入公益。其中包括《星球大战》导演卢卡斯、甲骨文CEO埃里森(他捐出了自己95%的财产)、酒店业巨头希尔顿、传媒大亨泰德·特纳和石油大亨皮肯斯。正如巴菲特所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头”。

所有这些慷慨的富豪,来自于各个不同的行业,他们有些属于声名显赫的家族,祖辈为他们积累了丰厚的财富;有些则白手起家,在席卷上世纪最后30年的技术革命里,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却都和盖茨与巴菲特一样,选择了对财富的放手。

有些人出于宗教的信仰,达美乐批萨创始人莫纳汉出于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而捐献财产,他的捐赠书上如是写道,“我出生时一贫如洗,因此我坚信离开时也什么都不能带走。我愿用天主赐给我的财富来帮助别人。”

有些人为了教育下一代,布隆伯格表示,捐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一直觉得,子女们在慈善中的收益会比你希望的更多。留一个美好的世界要比留钱给他们更强。”

而对冲基金创始人斯蒂尔则说,他决定加入盟约是为了给孩子做个榜样——告诉孩子们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最为重要。

还有些人对财富的观念相对淡泊,对于他们来说,留够钱以维持生活就已足够,剩余的 财富,他们更愿意将自己解读为托管者,而非拥有者。回报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义务。花旗集团前高管斯坦福·韦尔说:“我们坚信,寿衣没有装钱的口袋。”凯雷 集团的创始人戴维·鲁本斯坦则说:“慈善事业等于偿还欠国家的债,国家对我和我的家族是那么的慷慨。”

接下来,盖茨和巴菲特还有一长串美国国内的电话没来得及打。而他们已然准备将触角伸向国外,例如拥有古老财富的英国,或是新兴富豪扎堆的中国和印度。

他们深知,这些地方或是受制于传统观念,或是为不健全的法制所桎梏,想要推行他们的慈善理念,困难重重。

也有富豪表示对这一计划不感兴趣。素有慷慨之名的索罗斯就未加入这一计划。但盖茨认为,这些人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全盘考虑。事实上,在他看来,加入这一盟约只会让富人们生活得更有价值。“作出承诺的核心在于,让富人更好地利用财富。”

 

创造性资本主义

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世界经济正处于最低谷,金融危机在暗中涌动。作为“精英中的精英”,比尔·盖茨拥有比其他所有人都长一倍的时间,半个小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见解”的演讲。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总是有效的情况下,人们再次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资本主义的界限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

盖茨有他的看法。正是在这次论坛上,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名词,“创造性资本主义”。

用盖茨自己的话来说明“创造性资本主义”,就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富有潜力的全新市场,尤其是从已存在的相关市场中加以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将合作,以市场的力量为主导,令更多的人在努力减轻世界不平等状况的工作中获得利润或得到赞赏。”

他希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以市场激励因素推动为穷人做更多贡献的体系”,而从根本上来说,这与老式的资本主义定义,已然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作出承诺”的实行,正是“创造性资本主义”的一次实践。在我们已经习惯“为富不仁”的仇富话语体系下,比尔·盖茨和他所提倡的“创造性资本主义”,也许给了我们权贵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富豪们当头一记棒喝。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它的人民为世界在慈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贡献了总GDP的2%用于慈善。但就如社会分析家们所指出的,人们还是习惯于捐赠给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大学和文化界总能得到远多于他们所需要的金钱。

超级富豪们这一次的慷慨捐赠,并不仅仅是数额扩大如此简单。更重要的是,比尔盖茨 所领导的“作出承诺”盟约,会在极大程度上改写美国人的财富观与捐赠观。50%属于超级富豪们的钱财,最多只能带来6000亿美元。但他们所起到的带头作 用,在遍地都是中产阶级、百万富翁的美国,却意味着未来有可能上万亿美元的捐赠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完全颠覆。

而这,也有可能意味着是比尔·盖茨第二次创业成功的开始。在许多人还沉浸于他过去33年软件IT业霸主辉煌生涯之时,他却已然转投向了新的战场,并在此摧城拔寨,也再一次,证明了他的不懈、创新与无可替代。

在他退休前,风投商人米歇尔·科兹曼就曾经如是预言,“在遥远的未来,那时或许已经没人记得微软和微软的比尔·盖茨,但是所有人都会记得盖茨的基金以及他对世界所做的贡献。”

 

(本文部分材料参考自《Fortune》,实习生王文雨亦有贡献)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7739

刘永好收到“慈善”邀请 巴菲特或参观比亚迪家电基地

http://2009.nbd.com.cn/newshtml/20100908/20100908012847226.html

核心提示:“巴菲特等人来中国参观考察,所有的行程都是由比亚迪来安排的,而且是专门来比亚迪参观指导的。”

 

每经记者  李娇凤  李潮文发自北京、深圳

        “巴菲特等人来中国参观考察,所有的行程都是由比亚迪来安排的,而且是专门来比亚迪参观指导的。”比亚迪汽车公关总监徐安昨日(9月7日)肯定地对《每日经济新闻》说。

        徐安还强调,“至于其他的任何活动(慈善聚会),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安排,因此也不确定董事长王传福是否收到邀请。”

        9月29日的慈善聚会到底有哪些中国富豪收到了邀请并将出席,各媒体说法不一。有媒体分析称,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步步高电子掌门人 段永平、赤子之心中国成长投资基金创办人赵丹阳、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苏宁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近东等,都有可能成为邀请对象。

        新希望集团文化宣传处处长杜娟证实,刘永好已收到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邀请函,“但去不去要他自己确认,目前还不清楚到底出不出席。”

        当被问及宗庆后是否收到晚宴邀请时,娃哈哈集团新闻发言人单启宁说:“不知道此事,没有听说过。”

        外界十分关心王传福是否会出席此慈善聚会,徐安表示,没有听说过慈善晚宴的事,因此也不确定王传福是否收到邀请。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传出的行程表中,指出巴菲特将参观比亚迪葵涌生产基地、比亚迪宝龙生产基地和比亚迪惠州生产基地。在关于行程的说明 中,比亚迪指出,宝龙生产基地位于深圳龙岗区宝龙工业区,目前负责家电项目和人力培训。这是比亚迪首次承认集团家电基地的设立。

        “深圳宝龙的家电生产基地确实在筹建中”,比亚迪有关负责人昨天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该基地之前负责一部分IT产品生产,并不是全部用于家电生产。

        业内人士预测,比亚迪进入家电行业的第一步是变频空调,走技术驱动的路线。“这只是外界对比亚迪家电思路的一种猜想”,比亚迪相关负责人指出。业内还预测,家电将会是比亚迪自主品牌,相对于手机代工业务,毛利率会有大幅提升。

        在比亚迪中期业绩会上,王传福曾透露,“比亚迪正在调研有关家电特别是有关于低碳、节能家电的技术。”

        为了排除富豪会在慈善晚宴上被“劝捐”的误解,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区主任叶雷称,盖茨和巴菲特将会尽快发来亲笔信,说明此次活动只为结交朋友,不会给中国富豪们带来捐献上的压力。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媒体负责人张璟曾向记者表示,如果盖茨和巴菲特发来亲笔信,就会马上公开,但具体何时发并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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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仁超:巴菲特的成功缘于“没人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f36780100lr0n.html

 投资需要非人性心态    赚钱的人都具有狼的性格,亏损的人都具有羊的性格,“好人”都不赚钱,赚钱的通常不是“好人”。怎么说呢,羊永远只看到前面三尺(的地方),超过三尺它都不看的。为了安全,通常是一只羊跟着(另)一只羊(行动)。    而狼是看得很远的, 当它攻击的时候,速度很快,它咬死一只羊后也跑得很快。攻击时速度快,赚钱时跑得也快,这是狼的心态。所有赚钱的人、所有企业家,都是有狼的心态的。投资 是非人性的,人家担心的时候你买股票,人家开心的时候你卖股票,巴菲特能够成功,因为他是没有人性的。    但狼也不是成功的, 最好变成鲨鱼。鲨鱼可以三星期不吃东西,而一旦看到目标的话,就用最快的速度冲进去,咬住、拿走。即便对方不死掉,也没有投资(资金)了。千万不要做小白 兔,拿着一个胡萝卜,咬咬、看看、放下,然后拿起来咬咬、看看、再放下,它吃东西是一点一点的,所以散户都是赚小钱的,然后被人家一口吃掉。狼或鲨鱼是除 非不攻击,一旦攻击就要对方死的。    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攒钱,也不知道怎么亏本的。最开始,我连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人家买股票很容易赚钱,所以我也去买,完全是听信的,有什么消息来源就买进去,赚钱速度很快。    但是你问我买什么股票,我全忘记了,因为我是今天买明天就卖的。当时是牛市,所有盲目的人都在赚钱。我带着其他盲目者,我们有机会冲锋,什么时候看涨(就)借钱去买。从五千(本金)到十五万、十六万,然后再回到八千。    1974年,我结婚 有了孩子,想想(钱)这样来得快去得快太不安全,所以从1975年开始用功去做投资了。散户刚开始的时候应该种花(做短线),因为可以很快拿到市场去卖, 可以换钱,然后再种花,再卖钱。但是未来你希望从什么地方赚钱?这个就是种树(做中长线),用种花得来的钱种树,然后买房、建企业。      乌龙投资往事:错失腾讯抱憾终身    我总结的“牛眼投资法”大部分只适用于牛市,所以不叫“熊眼投资法”。对香港人来说,能在内地买的股票是很少的,就是银行、房地产、消费股,但最好的股票一定不是香港人买得到的,因为我们不在(A股)这个圈子里生活,你不知道哪些是最好的,看不懂的我不会去碰的。    2年前,我女儿告诉我QQ很好,我问她QQ用来做什么,她说用来谈情的。我说我(是)老人家,不谈情。结果看漏眼了,放走了腾讯,这是我一生的悔恨。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神,如果谁认为自己是神的话,他的话就不要去听信了,因为他是神经病。你有经验的话,你看东西时应该比普通人多看一点,所以你可以把握这个趋势,能够跑在人家前面一点,没有一个人能够100%看对的。    通常来说,每十次机 会中,看准3次就足够了,因为这3次攒的钱很厉害,已经止损了。看错不重要,但不要让看错的问题恶化下去。人是不愿意认错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买的(个 股)是对的,但所有专家看问题(基本)都是七次看错三次看对的,包括巴菲特在内,包括李嘉诚在内,曹仁超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千万不要叫我神,没有人是神。    内地人对A股太悲观    买进的股票如果下跌 25%了,证明你是错的,应该卖出去。短线投资一般涨20%、30%,但中长线投资最少涨4倍或10倍。不要为自己定投资回报率,2007年A股涨得很 凶,但H股很低,为什么?国内在看涨,香港在看跌。结果2008年(A股)跌下来了,谁对了?香港对了。    到了今天,H股反而 比A股高很多,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一两年是中国经济转型中,但将来是好的。所以香港人虽然吃了“眼前亏”,都去买H股,而内地人看到目前比较困难,很恐慌, 将A股抛出去,所以形成A股比H股便宜这么多。如果将这个市场开放的话,我相信全世界的钱都涌进来买A股,因为今天的股票实在太便宜了。根据2007年的 经验,我想问一句,最后是内地人看得对,还是全世界的人看错?我很担心--内地人对A股市场看得真的太惨了,太悲观了,同2007年的太乐观一样,同样是 错的。我还要重申,3年后,A股会涨得很厉害的。    1980年,香港经 济刚经历转型期,当时很多人担心未来。结果看现在,2010年比1980年好很多。所以我相信,将来上海、广州这些地方的经济一定比今天好的。我相信未来 10年,中国股市都是往上走的,经验来自80年代转型期中的香港。当时恒生指数只有700多点,现在2万多点。中国的转型期没有香港那么好,因为当时美金 是下调的,而现在美金下调幅度差不多了,将来我相信已经没有机会往下走了,(上证指数)应该是不会涨几十倍了,我觉得2-3倍可以了。我相信3年后,上证 指数会重新涨到6000点。银行股、消费股每一次跌下来的时候,都是我买进的时机。    不应过早买房    我从来没买房,我的房子都是用来炒的。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手里有100万现金的话,目前我会投资股票而不是房地产。因为中央已经说打压房地产了,不要同中央作对,你没有这个能力。    年轻人的钱不应该用在房地产上,而是要用在投资方面。你应该先发了财之后再买房的,如果不是这样,太年轻就买了房,被它困住,将你将来的发展机会全部杀掉。30岁之前买房的人通常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很出色的人。    将来1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谁能从中赚最多的钱,谁就变成中国人里的鲨鱼,然后再去同外国的鲨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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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投资者的成长——读巴菲特的信(1) Bar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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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正在读巴菲特给股东的信,从1957开始。当时巴菲特还只是一个27岁的青年投资者,仅有两年正式的职业投资经验。1954-1956年,巴菲特曾经在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工作。在那之前,巴菲特提出免费给格雷厄姆工作,但遭到了拒绝。他给股东的信忠实的记录了一个投资者成长的历程。      在1957-1961年的信中,有几段话吸引了我的注意:      基金的目标      “My continual objective in managing partnership funds is to achieve along-term performance record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Industrial Average. I believe this Average, over a period of years, will more orless parallel the results of leading investment companies. Unless we do achieve this superior performanc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existence of the partnerships.”      “我管理合伙基金的一贯目标是取得优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长期业绩。我坚信这一平均指数在长期将与领先的投资公司的业绩相类似。除非我们取得这样优异的业绩,否则我们的合伙基金没有理由存在下去。”    
(1960年给合伙人的信)    
 
巴菲特最初的目标是长期业绩超越指数。这个目标至今没有改变。
     如何获得超越市场的业绩    
“However,I have pointed out that any superior record which we might accomplish should not be expected to be evidenced by a relatively constant advantage in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the Average. Rather it is likely that if such an advantage is achieved, it will be through better-than-average performance in stable or declining markets and average, or perhaps even poorer- than-average performance in rising markets.”
   “但是,我曾经指出,即使我们可能取得优秀的业绩,这也不能证明我们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优势。如果我们获得优势,也是通过在平稳或下跌市场中超出平均的业绩,在上涨的市场中获得平均业绩,甚至有可能是逊于平均的业绩而达到。”
    (1960年给合伙人的信)
    巴菲特告诉自己的合伙人,自己超越市场不是持续稳定的超越,具有稳定的优势,而是在市场不好时超越,在市场狂热时表现一般,甚至逊色。换句话说,战胜市场不是多赢,而是少输。       
 
衡量业绩的标准
     “I believe in establishing yardsticks prior to the act; retrospectively, almost anything can be made to look good in relation to something or other.    
I have continuously used the Dow-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as our measure of par. It is my feeling that three years is a very minimal test of performance, and the best test consists of a period at least that long where the terminal level of the Dow is reasonably close to the initial level.    
While the Dow is not perfect (nor is anything else) as a measure of performance, it has the advantage of being widely known, has a long period of continuity, and reflects with reasonable accuracy the experience of investors generally with the market.”    
“我坚信在行动前制定标准。因为事后再看,几乎任何事情,相对于某些其他事物,都能显得很好。      
我一直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作为我们衡量的基准。我感觉三年是检验业绩的最短时间。最佳的检验至少要包括三年的时间,而道琼斯指数的终值与初始值相当接近。     
虽然道琼斯指数并不是衡量业绩的完美指标(任何事物都不是),但这个指数有着广为人知,长期的连续性,以及相当准确的反映了市场投资者情况的优势。”      
(1961年给合伙人的信)      
巴菲特选取指数是为了有一个公平的标准。而且,他认为要评价投资业绩最少要三年的时间,而且最好是在这段时间里市场持平。这样才能体现出投资的真实业绩,而不是短期运气,或者随着市场水涨船高。     
保守的投资   
“Many people some years back thought they were behaving in the most conservative manner by purchasing medium or long-term municipal or government bonds. This policy has produced substantial market depreciation in many cases, and most certainly has failed to maintain or increase real buying power.     
Conscious, perhaps overly conscious, of inflation, many people now feel that they are behaving in a conservative manner by buying blue chip securities almost regardless of price-earnings ratios, dividend yields, etc. Without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as in the bond example, I feel this course of action is fraught with danger. There is nothing at all conservative, in my opinion, about speculating as to just how high a multiplier a greedy and capricious public will put on earnings.”      
“True conservatism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knowledge and reason.”      
“多年前很多人认为购买中期或者长期政府债券是最保守的做法。这种方式造成了大量的损失,而且肯定无法保持或者增加真实购买力。     
由于意识到通胀,甚至过于担心通胀,很多人认为他们不顾市盈率、股息率等指标购买大型蓝筹股是保守的做法。即使不考虑过去债券的例子,我也认为这种做法充满危险。在我看来,投机毫无保守可言,投机只不过是猜想贪婪而变化无常的公众能给盈利多高的倍数。”      
“真正的保守惟有通过知识和理性才有可能。”     
(1961年给合伙人的信)      
 
50年前的忠告同样适合今天的人们。不顾租售比,不考虑价格买房的人并不是在通胀条件下进行保守的保值投资。预期房价不断上涨,其实就是预期贪婪而变化无常的公众将给房子支付更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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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投资者的成长——读巴菲特的信(2) Bar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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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价值的回归与卖出时机      被低估股票的价格何时能回归内在价值?如何才能回归内在价值?在什么情况下要卖出所投资的股票?巴菲特的回答如下:      “Some times these work out very fast; many times they take years. It is difficult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to know any specific reason why they should appreciate in price. However, because of this lack of glamour or anything pending which might create immediate favorable market action, they are available at very cheap prices. A lot of value can be obtained for the price paid. This substantial excess of value creates a comfortable margin of safety in each transaction. This individual margin of safety, coupled with a diversity of commitments creates a most attractive package of safety and appreciation potential. Over the years our timing of purchases has been considerably better than our timing of sales. We do not go into these generals with the idea of getting the last nickel, but are usually quite content selling out at some intermediate level between our purchase price and what we regard as fair value to a private owner.”      “有 时候很快就能实现。更多的时候,需要几年。在买入的时候很难知道有哪一个具体的原因让股票价格应该上涨。但是,正是由于这种缺乏魅力或者没有期待,才有可 能创造出当前有利的市场机会。这些股票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获得。通过支付低价,我们能获得很多价值。这种大量的超额价值在每个交易中创造出一个相当大的 安全边际。这种个股的安全边际加上投资的分散性,创造出了一个最有吸引力的组合,具有安全性和升值潜力。在过去几年,我们买入的时间点一直远好于卖出的时 机。我们买入这些股票时并没有想获得最后一分钱的利润。我们往往满足于在买入价和合理价位中间卖掉。我们认为的合理价位是对私人业主来说公平的价格。”      (1961年给合伙人的信)        价值投资的安全性      价值投资的安全性不是来自于高超的卖点选择,而是来自于买入的低价。      By buying assets at a bargain price, we don't need to pull any rabbits out of a hat to get extremely good percentage gains. This is the cornerstone of our investment philosophy: “Never count on making a good sale. Have the purchase price be so attractive that even a mediocre sale gives good results. The better sales will be the frosting on the cake.”      通过低价买入资产,我们无需施展魔术才能得到非常好的百分比回报。我们投资哲学的基石是:“绝不指望好的卖出。而是让购买价格如此之诱人,即使一个平庸的卖出也能带来良好的回报。更好的卖出将会是锦上添花。”      (1962年给合伙人的信)        股市下跌的情况      价值投资,安全边际,购买便宜的股票也不能避免下跌。市场涨跌左右短期表现。      The generals tend to behave market-wise very much in sympathy with the Dow. Just because something is cheap does not mean it is not going to go down. During abrupt downward movements in the market, this segment may very well go down percentage-wise just as much as the Dow. Over a period of years, I believe the generals will outperform the Dow, and during sharply advancing years like 1961, this is the section of our portfolio that turns in the best results. It is, of course, also the most vulnerable in a declining market.      我们的股票倾向与市场表现一致。便宜并不意味着不会进一步下跌。在市场突然下跌的时候,这些股票完全可能与道琼斯指数一样,下降同样的百分比。从长期看,我相信这些股票将超过道琼斯指数的表现。在1961年那样猛烈上涨的市场,这部分股票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表现是最佳的。当然,在一个下跌的市场,这部分也是最容易受到损失的。      (1961年给合伙人的信)        对投资人的承诺      结果无法保证,目标可以承诺,投入全部身家,与合伙人利益保持高度一致。      I can not promise results to partners. What I can and do promise is that:      a.Our investments will be chosen on the basis of value, not popularity;      b.That we will attempt to bring risk of permanent capital loss (not short-term quotational loss) to an absolute minimum by obtaining a wide margin of safety in each commitment and a diversity ofcommitments;and      c.My wife, children and I will have virtually our entire net worth invested in the partnership.        我无法对合伙人承诺结果。我能够承诺而且确定承诺的是:      a.我们投资的选择是基于价值,而不是流行。      b.我们会试图把资本永久损失(而不是短期账面损失)的风险降到绝对最低。而这是通过每个投资的大的安全边际和投资的分散性达到的。      c.我的妻子,孩子和我将把我们几乎全部的净值都投资在合伙基金中。      (1962年给合伙人的信)        对投资业绩的检验      市场下跌是对投资是否保守的客观考验。无需患得患失,少输胜过多赢。      I feel the most objective test as to just how conservative our manner of investing is arises through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in down markets. Preferably these should involve a substantial decline in the Dow.      我认为通过评估在下跌市场中的业绩,我们可以得到最客观的关于投资方式有多保守的检验。最好是道琼斯指数下跌很多的时候。      (1962年给合伙人的信)      Our job is to pile up yearly advantages ove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ow without worrying too much about whether the absolute results in a given year are a plus or a minus. I would consider a year in which we were down 15% and the Dow declined 25% to be much superior to a year when both the partnership and the Dow advanced 20%.      我们的任务是积累年复一年超越道琼斯指数的业绩,而不是过度担心某一年的绝对结果是正还是负。我认为道指下跌25%而我们只下跌15%的一年要远好于道指和我们都上涨20%的一年。      (1962年给合伙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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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投资者的成长——读巴菲特的信(3) Barrons

http://blog.caing.com/article/9259/

 复利的威力      在投资中,巴菲特逐渐体会到了复利的威力。实际上,巴菲特最终成为首富就是靠长期高速的复利增长。关于复利的威力这一点,巴菲特在32岁的时候就非常清楚。     I have it from unreliable sources that the cost of the voyage Isabella originally underwrote for Columbus was approximately $30,000. This has been considered at least a moderately successful utilization of venture capital. Without attempting to evaluate the psychic income derived from finding a new hemisphere,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even had squatter's rights prevailed, the whole deal was not exactly another IBM. Figured very roughly, the $30,000 invested at 4% compounded annually would have amounted to something like $2,000,000,000,000 (that's $2 trillion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not government statisticians) by 1962. Historical apologists for the Indians of Manhattan may find refuge in similar calculations. Such fanciful geometric progressions illustrate the value of either living a long time, or compounding your money at a decent rate. I have nothing particularly helpful to say on the former point.       我从不太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当年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资助哥伦布远航的成本大约是3万美金。这被认为至少是一个相当成功的运用风险资本的例子。不考虑发 现一个新半球的精神上的收获,即使算上强占的土地的权利,这个投资也比不上IBM的例子。简单估算,3万美金投入4%复利增长,到了1962年将会是2万 亿美元。同情曼哈顿岛的印第安人的人们也会找到类似的计算。这种奇异的几何级数增长揭示了两种事物的价值:长寿或者让你的金钱以相当好的速度复利增长。我 对前一个事情没什么可讲的。      The following table indicates the compounded value of $100,000 at 5%, 10% and 15% for 10, 20 and 30 years. It is always startling to see how relatively small differences in rates add up to very significant sums over a period of years. That is why, even though we are shooting for more, we feel that a few percentage points advantage over the Dow is a very worthwhile achievement. It can mean a lot of dollars over adecade or two.       下面的表格显示的是10万美元以5%,10%和15%的速度复利增长10,20和30年。让人吃惊的是,相对较小的速度差别,经过多年的积累,逐渐变为 巨大的数字差异。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的目标是更高的增长,但我们感觉,对于道指的几个点的优势是非常有价值的成就。假以时日,10年或20年,这意味着 很多钱。    

 
一个投资者的成长——读巴菲特的信(3)

   (1962年给合伙人的信)      Since the whole subject of compounding has such a crass ring to it, I will attempt to introduce a little class into this discussion by turning to the art world. Francis I of France paid 4,000 ecus in 1540 for Leonardo da Vinci’s Mona Lisa. On the off chance that a few of you have not kept track of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ecu 4,000 converted out to about $20,000.      由于复利这个话题牵扯的范围很广,我就试着把这个讨论转向艺术世界,来引入一门小课程。1540年,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花了4000克朗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买下。你们可能没关注克朗的波动,这4000克朗相当于今天的2万美金。      If Francis had kept his feet on the ground and he (and his trustees) had been able to find a 6% after-tax investment, the estate now would be worth something over $1,000,000,000,000,000.00. That's $1 quadrillionor over 3,000 times the present national debt, all from 6%. I trust this will end all discussion in our household about any purchase of paintings qualifying as an investment.      如果弗兰西斯还活着,他(和他的受托人)当时能够找到一个税后6%的投资,这笔财产现在会价值超过1000万亿。这是目前国债的3000倍,都是从这6%而来。我相信这将结束所有家庭中关于购买画作算不算投资的讨论。      (1963年给合伙人的信)        基金无法战胜市场      巴菲特发现即使是领先的大基金也无法战胜市场指数。他认为这源于这些投资机构的机制。     The results continue to show that the most highly paid and respected investment advice has difficulty matching the performance of an unmanaged index of blue-chip stocks. This in no sense condemns these institutions or 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nd trust departments whose methods, reasoning, and results largely parallel such investment companies. These media perform a substantial service to millions of investors in achieving adequate diversification, providing convenience and peace of mind, avoiding issues of inferior quality,etc. However, their services do not include (and in the great majority of cases, are not represented to include) the compounding of money at a rate greater than that achieved by the general market.       这些结果继续显示,那些获得最高额收入和最受尊敬的投资建议也很难比得上一个无人管理的蓝筹股指数的业绩。这并不是指责这些机构或投资顾问,以及与这些 投资公司有着大体上类似的方法、推理,和结果的信托部门。这些机构给成百万的投资者起到了重要的服务作用,以获得足够的分散投资,提供便利,让人感到踏 实,避免质量低下的问题等。但是,他们的服务不包括(在大部分情况下也不声称包括)以高于市场的速度复利增长金钱。      Our partnership's fundamental reason for existence is to compound funds at a better-than-average rate with less exposure to long-term loss of capital than the above investment media. We certainly can not represent that we will achieve this goal. We can and do say that if we don't achieve this goal over any reasonable period excluding an extensive speculative boom, we will cease operation.       我们的合伙基金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要以高于平均水平的速度复利增长基金,而且与上面所说的投资公司相比,我们要有更少的长期资本损失的风险。我们当然无 法声称会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能说的而且是确实说的是,除了在长时间的投机性牛市中,如果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达不到这一目标,我们将停止运营。      (1963年上半年给合伙人的信)      The repetition of these tables has caused partners to ask: "Why in the world does this happen to very intelligent managements working with (1) bright, energetic staff people, (2) virtually unlimited resources, (3) the most extensive business contacts, and (4)literally centuries of aggregate investment experience?" (The latter qualification brings to mind the fellow who applied for a job and stated he had twenty years of experience - which was corrected by the former employer to read “one year's experience -twenty times.”)       这些重复出现的表格让一些合伙人不禁问道:“这些聪明的投资经理究竟怎么了?他们有(1)聪明而精力充沛的手下(2)几乎无限的资源(3)最广泛的商业 联系(4)加在一起几个世纪的投资经验。”(这最后一点让我想起一个家伙在求职时声称有20年的经验。后来前任雇主纠正说是“1年的经验,20次”。)      This question is of enormous importance, and you would expect it to be the subject of considerable study by investment managers and substantial investors. After all, each percentage point on $30 billion is $300 million per year. Curiously enough, there is practically noth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Wall Street attacking this problem, and discussion of it is virtually absent at security analyst society meetings, conventions, seminars, etc. My opinion is that the first job of any investmen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is to analyze its own techniques and results before pronouncing judgment on the managerial a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major corporate ent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你可能会认为投资经理和大投资者们对这个议题有着很多的研究。毕竟300亿美元的百分之一就是一年3亿美元。令人好奇的是,实际上在 华尔街没有任何文章探讨这个问题。在证券分析师会议和讲座等活动中也几乎没有讨论。我的想法是,任何一个投资管理机构的首要任务都是分析自己的技术和结 果,而不是判断整个美国的主要投资机构的管理能力和业绩。      In the great majority of cases the lack of performance exceeding or even matching an unmanaged index in no way reflects lack of either intellectual capacity or integrity. I think it is much more the product of: (1) group decisions - my perhaps jaundiced view is that it is close to impossible for outstandi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to come from a group of any size with all parties really participating in decisions; (2) a desire to conform to the policies and (to an extent) the portfolios of other large well-regarded organizations;(3)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whereby average is "safe" and the personal rewards for independent action are in no way commensurate with the general risk attached to such action; (4) an adherence to certain diversification practices which are irrational;and finally and importantly, (5) inertia.       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机构缺乏超越无人管理的指数的业绩,甚至连与指数一致的业绩都少见。这绝不是由于缺少智慧或者诚信。我认为这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的 结果:(1)集体决策-我的可能有些偏颇的看法是:如果所有成员都真正参与决策,出色的投资管理几乎不可能从任何大小的集体中产生。(2)希望与其它备受 尊重的大型投资机构的投资政策保持一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其投资组合保持一致。(3)机构的体制让平均成为“安全”。对个人的回报与激励无法补偿独立行 动所带来的全面风险。(4)拘于某些不合理的分散投资做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5)惰性。      (1964年给合伙人的信)        关于保守的问题      那些著名的大型投资公司,号称保守,以传统的方式行事。但巴菲特认为真正的保守来自于事实和逻辑,而不是投资方式。     In looking at the table of investment company performance, the question might be asked: “Yes, but aren't those companies run more conservatively than the Partnership?" If you asked that question of the investment company managements, they, in absolute honesty, would say they were more conservative. If you asked the first hundred security analysts you met, I am sure that a very large majority of them also would answer for the investment companies. I would disagree. I have over 90% of my net worth in BPL, and most of my family have percentages in that area, but of course, that only demonstrates the sincerity of my view - not the validity of it.       阅读那些投资公司的业绩表格,有人可能会问:“确实,你的业绩更好。但是那些投资公司难道不比你的合伙基金运营的更保守吗?”如果你对那些投资公司的经 理问这个问题,他们绝对会诚实的回答他们更保守。如果你问你所碰到的前100个分析师,我确信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也都会认为那些投资公司更保守。但我不 同意。我把我自己超过90%的净值放在巴菲特合伙基金中。我大部分的家庭成员也差不多把90%的净值投入了合伙基金。当然,这只表明了我看法的真诚度,而 不是证明我的看法的正确性。      It is unquestionably true that the investment companies have their money more conventionally invested than we do. To many people conventionality i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conservatism. In my view, this represents erroneous thinking. Neither a conventional nor an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per se, is conservative.      的确,那些投资公司比我们投资的方式更加传统。对许多人来说传统与保守没有区别。但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思维。无论是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方式,在本质上都不能说是保守的。      Truly conservative actions arise from intelligent hypotheses, correct facts and sound reasoning. These qualities may lead to conventional acts,but there have been many times when they have led to unorthodoxy. In some corner of the world they are probably still holding regular meetings of the Flat Earth Society.      真正保守的行为来自于聪明的假设,正确的事实和合理的推理。这些特点有可能导致传统的投资行为,但在很多时候也会指向非正统的方式。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些人可能仍然坚持曾经的“正统”理念,认为地球是平的,并定期开会。      We derive no comfort because important people, vocal people, or great numbers of people agree with us. Nor do we derive comfort if they don't. A public opinion poll is no substitute for thought. When we really sit back with a smile on our face is when we run into a situation we can understand, where the facts are ascertainable and clear, and the course of action obvious. In that case - whether conventional or unconventional – whether others agree or disagree - we feel - we are progressing in a conservative manner.       仅仅因为重要人物,评论家,或者非常多的人赞同我们,这并不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反之,如果他们都不同意我们的做法,也并不能让我们感到安心。民意测验无 法替代思考。只有当我们能理解我们的形势,事实清晰确定,行动方案显而易见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放松,面带笑容。这时候,无论传统与否,无论他人同意与 否,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以一种保守的方式取得进展。      (1964年给合伙人的信)        耐心与保密      投资需要耐心与保密。     (1)Our business is one requiring patience. It has little in common with a portfolio of high-flying glamour stocks and during periods of popularity for the latter, we may appear quite stodgy.      It is to our advantage to have securities do nothing price wise for months, or perhaps years, while we are buying them. This points up the need to measure our results over an adequate period of time. We suggest three years as a minimum.      我们的生意必须耐心。这与满是高高在上的热门股的投资组合不同。在这些热门股票流行的时期,我们会显得非常古板枯燥。      在我们购买股票的时候,这些股票的价格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变,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优势。这清楚的表明在衡量我们结果的时候,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我们建议三年是最短的时间。      (2)We cannot talk about our current investment operations. Such an open-mouth policy could never improveour results and in some situations could seriously hurt us. For this reason, should anyone, including partners, ask us whether we are interested in any security, we must plead the “5th Amendment.”      我们不能谈论我们目前的投资运营。这种公开张扬的政策永远也无法提高我们的结果,在某些时候还可能严重损害我们自己。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任何人,包括合伙人,问我们是否对某个股票感兴趣,我们必须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持沉默。      (1963年给合伙人的信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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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否认股份将遭巴菲特抛售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26/1NMDAwMDE5OTA1NQ.html

针对巴菲特此次访华将撤股比亚迪的消息,比亚迪发言人昨日予以澄清,称巴菲特尚无出售比亚迪的计划。目前,巴菲特所购比亚迪股份的市值接近16亿美元,获益达7倍。

巴 菲特和比尔·盖茨将于明日抵达中国,参加在9月29日举行的慈善晚宴。根据比亚迪与巴菲特及盖茨前期沟通的情况显示,巴菲特初定于28日到深圳,随后将参 观比亚迪深圳总部、比亚迪葵涌生产基地、比亚迪宝龙生产基地、比亚迪惠州基地,同时还会到访比亚迪长沙基地。有报道称,为了迎接巴菲特的到来,比亚迪在长 沙基地生产的纯电动大巴选择在本月下线,而此前的计划是到年底。

比亚迪9月5日对媒体发布的稿件宣称,根据巴菲特的行程,推测其将对比亚迪继续深化投资。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王建钧坚称,没有巴菲特计划撤股比亚迪这回事。

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于2008年投资2.3亿美元,购买比亚迪10%的股权。两年过去,这笔投资目前的市值接近16亿美元,获益高达7倍。不过,去年10月这笔投资的市值曾达到25亿美元。

比 亚迪自进入汽车行业以来,一直利用其在电池制造领域的优势进行电动车的研发和生产。全球首款双模电动车F3DM已经于去年12月上市,但其所使用的铁电池 其实是磷酸铁锂电池,并不能获得政策支持,无法获得大范围推广。而目前下线的纯电动车,也将面临同样的困境。而在今年由工信部主导的“863计划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重大项目”上,比亚迪表现冷淡,有分析称可能是其有单干的意愿。

但无论因为何种原因,比亚迪缺席这一计划,可能意味着其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的话语权正在逐渐丧失。而曾经广受关注的F3DM因为种种原因,至今仍未取得在商业化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按照有关专家预言的中国电动车市场化至少要 等到10年后的论断来看,比亚迪在新能源车上的发展短期内不会很顺畅。

正是比亚迪目前的发展状况,才引发人们对巴菲特欲撤股比亚迪的猜想。但巴菲特此前曾表示,之所以选择投资比亚迪,最看重的是比亚迪的董事会主席王传福,而并非公司的产品。从这一点来看,巴菲特想在比亚迪上进行长期投资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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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投资者的成长——读巴菲特的信(4) Barrons

http://blog.caing.com/article/9372/

  投资的本质  

   投资的本质是什么?是与自身人性的博弈。只有时时刻刻记住投资的终极目标“最快的长期复利增长”,时时刻刻保持从零开始的态度,不断学习,不断修正自己,才有可能达到目标。      Buying activities during the first half were quite satisfactory. This is of particular satisfaction to me since I consider the buying end to be about 90% of this business.      在上半年我们的买入活动相当令人满意。这对我来说尤其感到满足,因为我认为投资这门生意大约90%在于买入。      1964年上半年给合伙人的信)      More investment sins are probably committed by otherwise quite intelligent people because of "taxconsiderations" than from any other cause. One of my friends - a noted West Coast philosopher maintains that a majority of life's errors are caused by forgetting what one is really trying to do.

    更多的由于“税务考虑”,很多其实非常聪明的人犯了太多的投资罪过。我的一个朋友—一个著名的西海岸哲学家认为人一生所犯的大部分错都是由于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      
(1964年给合伙人的信)      
It is obviou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a stock last year or last month is no reason, per se, to either own it or to not own it now. It is obvious that an inability to "get even" in a security that has declined is of no importanc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inner warm glow that results from having held a winner last year is of no importance in making a decision as to whether it belongs in an optimum portfolio this year.    
显然,一个股票去年或者上个月的业绩,本质上并不是现在拥有或者不拥有这只股票的原因。同样,不能在一只已经下跌的股票上“翻本”也并不重要。当然,拥有一支去年的赢家股票会让自己的内心感到喜悦,但这在决定这只股票是否属于今年的最优组合时毫不重要。    
(1964年给合伙人的信)    
I don’t mention this because I am proud of such performance – on the contrary, I would prefer it if we had achieved our gain in the hypothesized manner. Rather, I mention it for two reasons: (1) you are always entitled to know when I am wrong as well as right; and,(2) it demonstrates that although we deal with probabilities and expectations, the actual results can deviate substantially from such expectations, particularly on a short-term basis.    
(虽然业绩很好,但实现的方式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我们对此感到自豪。正好相反,我更希望我们以事先假设的方式获得收益。我提这个是由于两个原因:(1)你有权知道我何时错了,何时对了。(2)这表明虽然我们与概率和预期打交道,但实际的结果有可能大范围的偏离这些预期,在短期内这更是如此。    
(1964年上半年给合伙人的信)    
After last year the question naturally arises, "What do we do for an encore?” A disadvantage of this business is that it does not possess momentum to any significant degree. If General Motors accounts for 54% of domestic new car registrations in 1965, it is a pretty safe bet that they are going to come fairly close to that figure in 1966 due to owner loyalties, dealer capabilities, productive capacity, consumer image, etc. Not so for BPL. We start from scratch each year with everything valued at market when the gun goes off. Partners in 1966, new or old, benefit to only a very limited extent from the efforts of 1964 and 1965. The success of past methods and ideas does not transfer forward to future ones.     
去年的好业绩之后,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重复这一好的业绩?”投资这门生意的坏处就在于无法保持一定的势头。如果通用汽车在1965年占有54%的国内汽车市场,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在1966年的数字也会非常接近。因为他们有消费者的忠诚,经销商的能力,生产能力,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等因素。但巴菲特合伙基金不是这样的。每年我们都是从零开始,由市场估值。在1966年的合伙人,无论新旧,都只能从我们1964年和1965年的努力中获得非常有限的好处。过去的成功方法与想法无法转移到未来。    
(1965年给合伙人的信)
   
 

复利的悲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巴菲特享受到了复利的好处,也很快感受到了复利的悲哀。当基金越来越大,复利增长也就越来越难。到了1965年,巴菲特向新投资者关闭了合伙基金。      

Nevertheless,as circumstances presently appear, I feel substantially greater size is more likely to harm future results than to help them. This might not be true for my own personal results, but it is likely to be true for your results.     
但是,基于目前的情况,我认为基金越大,则越有可能伤害而不是帮助我们未来的业绩。这对我自己的收入可能不是如此(因为我的管理费和分成会随之增加),但对你的业绩确实如此。      
Therefore, unless it appears that circumstances have changed (under some conditions added capital would improve results) or unless new partners can bring some asset to the Partnership other than simply capital, I intend to admit no additional partners to BPL.

   所以,除非这种情况得到改变(即在某种情况下增加的资本会改善业绩),或者合伙人不仅能给合伙基金带来资金,我有意停止接收新的合伙人进入巴菲特合伙基金。    

(1965年给合伙人的信)    

  

 

集中投资

    这是巴菲特投资理念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分散投资”相反,巴菲特崇尚集中投资。在35岁的时候,他就清晰的认识到,要想超越指数,就必须集中投资。这种集中投资不仅与预期的回报高低有关,更与潜在的损失相关。最新的《数学研究

》也表明,巴菲特的这种集中持股方式符合最优的长期复利增长,具有最高的几何平均增长速度。     

This year in the material which went out in November, I specifically called your attention to a new Ground Rule reading, "7. We diversify substantially less than most investment operations. We might invest up to 40% of our net worth in a single security under conditions coupling an extremely high probability that our facts and reasoning are correct with a very low probability that anything could drastically change the underlying value of the investment."      
今年11月发出的材料里,我特意让你注意一条新的基本原则。“7.我们比大部分投资机构都要较少的进行分散投资。如果我们的事实与逻辑推理有极高的可能性是正确的,而且投资的内在价值剧烈变化的可能性极低,我们最多可能把净值的40%投入单支股票。”      
We are obviously following a policy regarding diversification which differs markedly from that of practically all public investment operations. Frankly, there is nothing I would like better than to have 50 differen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ll of which have a mathematical expectation (this term reflects the range of all possible relative performances, including negative ones, adjusted for the probability of each - no yawning, please) of achieving performance surpassing the Dow by, say, fifteen percentage points per annum. If the fifty individual expectations were not intercorrelated(what happens to one is associated with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I could put 2% of our capital into each one and sit back with a very high degree of certainty that our overall results would be very close to such a fifteen percentage point advantage.          
很明显,我们的分散投资政策与绝大多数公众投资机构有着显著的不同。坦率的讲,我最愿意拥有50个不同的投资机会,每一个都有每年超过道指15%的数学期望。(这里的数学期望是指所有可能的相对业绩的范围,包括负值,经过概率调整后的结果。)如果这50个期望不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的结果与其它结果的联系),我能把2%的资本平均分配给每个机会,然后就能高枕无忧而且非常确信我们的整体业绩将非常接近对道指15%的优势。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We have to work extremely hard to find just a very few attractive investment situations. Such a situation by definition is one where my expectation (defined as above) of performance is at least ten percentage points per annum superior to the Dow. Among the few we do find, the expectations vary substantially. The question always is,“How much do I put in number one (ranked by expectation of relative performance) and how much do I put in number eight?" This depends to a great degree on the wideness of the spread between the mathematical expectation of number one versus number eight. It also depends upon the probability that number one could turn in a really poor relative performance. Two securities could have equal mathematical expectations, but one might have .05 chance of performing fifteen percentage points or more worse than the Dow, and the second might have only .01 chance of such performance. The wider range of expectation in the first case reduces the desirability of heavy concentration in it.          
我们必须极其努力才能找到仅有的几个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这种机会是指我的预期(如上面的定义)是业绩至少每年超过道指10个 百分点。在找到的仅有的几个机会中,我们的预期非常不同。问题总是在于“我在第一个投多少(这里的第一是指按预期的相对业绩排),在第八个投多少?”这取 决于第一和第八的数学期望的差异度有多大。这也取决于第一个会取得非常差的相对业绩的概率。两只股票可能有相同的数学期望,但是一个有0.05的概率低于道指15%或更差的业绩,而第二个则只有0.01的概率会有这样差的业绩。由于第一个例子中数学期望的范围差异度很大,这就减少了重仓集中在这个股票的意愿。          
The above may make the whole operation sound very precise. It isn't. Nevertheless, our business is that of ascertaining facts and then applying experience and reason to such facts to reach expectations. Imprecise and emotionally influenced as our attempts may be, that is what the business is all about. The results of many years of decision-making in securities will demonstrate how well you are doing on making such calculations – whether you consciously realize you are making the calculations or not. I believe the investor operates at a distinct advantage when he is aware of what path his thought process is following.      
以上的论述让整个过程显得非常精确。其实不是的。但是,我们的投资生意就是搞清事实,然后运用经验和逻辑推理,从而得出预期。我们的努力可能不精确,并受到情感的影响,但这就是投资。多年股票投资决策的结果将证明我们在做那些计算时有多精确— 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你都在进行计算估计。我相信当投资者意识到他自己所遵从的思路时,他在投资方面就有了明确的优势。          
There is one thing of which I can assure you. If good performance of the fund is even a minor objective, any portfolio encompassing one hundred stocks (whether the manager is handling one thousand dollars or one billion dollars) is not being operated logically. The addit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stock simply can't reduce the potential variance in portfolio performance sufficiently to compensate for the negative effect its inclusion has on the overall portfolio expectation.          
我能向你保证一件事。即使基金的业绩表现是一个次要目标,一个有着100支股票的投资组合是不合理的(无论基金经理是管理1千美金或者10亿美金)。增加第100支股票根本无法把投资组合业绩的潜在波动足够降低,反而无法弥补加入这支股票对整个投资组合的预期回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Anyone owning such numbers of securities after presumably studying their investment merit (and I don't care how prestigious their labels) is following what I call the Noah School of Investing - two of everything. Such investors should be piloting arks. While Noah may have been acting in accord with certain time-tested biological principles, the investors have left the track regarding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I only made it through plane geometry, but with one exception, I have carefully screened out the mathematicians from our Partnership.)          
任何拥有这么多股票的人,估计是学了某种投资价值观(我才不管这些人有多著名),我 称之为诺亚学派的投资哲学,就是任何东西都来一对儿。这种投资者应该去开诺亚方舟。虽然诺亚每种生物都选一对儿的方式是根据了经过时间检验的某种生物规 律,但投资者这么做却是偏离了数学的基本原理。(我只学过平面几何,但是我已经仔细筛选过我们的合伙基金,把数学家排除在外了。)          
Of course, the fact that someone else is behaving illogically in owning one hundred securities doesn't prove our case. While they may be wrong in overdiversifying, we have to affirmatively reason through a proper diversification policy in terms of our objectives.          
当然,别人不合逻辑的拥有100支股票,这并不能证明我们是对的。他们可能过度分散是错的,而我们则必须确实推理出基于我们自己目标的合适的分散投资策略。          
The optimum portfolio depends on the various expectations of choices available and the degree of variance in performance which is tolerable.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selections, the less will be the average year-to-year variation in actual versus expected results. Also, the lower will be the expected results, assuming different choices have different expectations of performance.     
最优的投资组合取决于现有的不同投资选择的数学期望,以及我们所能容忍的业绩变化的程度。选取的股票越多,平均每年的业绩与预期的结果差异越小。但是,假定不同的投资选择有不同的预期业绩,随着选取股票数量的增加,则预期的业绩也将降低。          
I am willing to give up quite a bit in terms of leveling of year-to-year results (remember when I talk of “results,” I am talking of performance relative to the Dow)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overall long-term performance. Simply stated, this means I am willing to concentrate quite heavily in what I believe to be the bes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recognizing very well that this may cause an occasional very sour year - one somewhat more sour, probably, than if I had diversified more. While this means our results will bounce around more, I think it also means that our long-term margin of superiority should be greater.          
 

为了取得总体更好的长期业绩,我愿意 放弃相当一部分的年度结果(记住当我说“结果”时,我指的是相对于道指的业绩)。简而言之,这意味着我愿意相当集中的重仓持有我坚信是最好的投资机会。与 此同时,我清楚的意识到,与更加分散的投资相比,我这种方式有可能造成偶尔一个业绩非常糟糕的一年。虽然这意味着我们的业绩将上下波动,但我坚信这也意味 着我们长期的优势将更大。          

You have already seen some examples of this. Our margin versus the Dow has ranged from 2.4 percentage points in 1958 to 33.0 points in 1965.If you check this against the deviations of the funds listed on page three, you will find our variations have a much wider amplitude. I could have operate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reduce our amplitude, but I would also have reduced our overall performance somewhat although it still would have substantially exceeded that of the investment companies. Looking back, and continuing to think this problem through, I feel that if anything, I should have concentrated slightly more than I have in the past. Hence, the new Ground Rule and this long-winded explanation.     
你已经看到了一些例子。我们对道指的优势从1958年的2.4个百分点到1965年的33个 百分点大范围波动。你如果把这个与第三页的投资基金与道指的差异相比,你就会发现我们业绩变化的范围更广。我本来可以按那些基金的方式运营,以减少业绩变 化的范围,但是那样会降低我们的整体业绩,虽然我们也能大范围的超过那些投资基金公司。回顾过去,我对这个问题经过持续深入思考后认为,如果要改变什么的 话,我会比过去的方式稍稍更加集中持股。所以,我就制定了这个新的基本准则,并且花了这么大的篇幅进行解释。          
Again let me state that this is somewhat unconventional reasoning (this doesn't make it right or wrong - it does mean you have to do your own thinking on it), and you may well have a different opinion - if you do, the Partnership is not the place for you. We are obviously only going to go to 40% in very rare situations – this rarity, of course, is what makes it necessary that we concentrate so heavily, when we see such an opportunity. We probably have had only five or six situations in the nine-year history of the Partnership where we have exceeded 25%. Any such situations are going to have to promise very significantly superior performance relative to the Dow compared to other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at the time. They are also going to have to possess such superior qualitative and/or quantitative factors that the chance of serious permanent loss is minimal (anything can happen on a short-term quotational basis which partially explains the greater risk of widened year-to-year variation in results). In selecting the limit to which I will go in anyone investment, I attempt to reduce to a tiny figure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single investment (or group, if there is intercorrelation) can produce a result for our total portfolio that would be more than ten percentage points poorer than the Dow.          
让我再次声明,这是有些反传统的推理思考(这并不决定其对错,但这意味着你必须对此做自己的的思考)。你完全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合伙基金不适合你。很明显,我们只会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把净值的40%投入单支股票。当然,正是这种罕见的机会才让我们必须如此集中重仓。在合伙基金的9年历史中,我们可能只有5到6次超过25%集中持股的情形。任何这些情况,与当时其他的机会相比,都具有更大幅度超越道指的希望。不仅如此,它们还具有如此优异的定性和/或 定量因素,以至于严重的本金永久损失的机率是最小的。(在短期内,在账面价值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风险更高,年度业绩波动扩大的 部分原因。)在选择任何单一投资的限度时,我意图把单一投资(或者一组投资,如果有内部的相关性)使我们整个投资组合的业绩低于道指10个百分点的概率减到极小。          
(1965年给合伙人的信)          
Interestingly enough, the literature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is virtually devoid of material relative to deductive calculation of optimal diversification.          
有趣的是,有关投资管理的文献几乎没有推理计算最优分散投资的材料。    
All texts counsel "adequate" diversification, but the ones who quantify "adequate" virtually never explain how they arrive at their conclusion. Hence, for our summation on overdiversification, we turn to that eminent academician Billy Rose, who says, "You've got a harem of seventy girls; you don't get to know any of them very well.”          
所有的教科书都建议“足够”的分散投资。但是量化“足够”的人从来没有解释他们如何得到其结论。所以,为了总结我们关于过度分散投资的论述,我引用知名学者Billy Rose的话“如果你的后宫有70个女孩,那么你对哪一个也不会有深入的了解。”          
(1965年给合伙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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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称美基金会透明 未给中国富豪压力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30/wMMDAwMDE5OTgwM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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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变身“代言人” 比亚迪挺过“退网门”?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29/5OMDAwMDE5OTQ5OQ.html

此次巴菲特访华是“推销”慈善还是“代言”比亚迪?也许股神走马似的中国行程时间分配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根据事先得到的巴菲特访华日程,从9月27日下午抵达深圳到30日离开长沙,四天的行程,除了有5个小时留给比尔·盖茨的慈善晚宴,其余时间全部参加比亚迪的活动。

他出现在比亚迪销售突破100万辆庆功会上,为比亚迪和南方电网合作站台,他亲自见证长沙K9电动客车下线,他还将在北京助阵比亚迪M6发布仪式和比亚迪援助西藏的慈善捐赠活动,他愿意免费与上千名比亚迪经销商共进晚餐,甚至还自掏腰包从美国带来五百份餐后甜点。

股 神的高调力挺与此前国内媒体纷纷转载路透社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大相径庭,该报道称,巴菲特到访比亚迪时,可能会对该公司发表一些态度强硬的讲话,包括有可 能计划出售其持有的比亚迪股权。报道还说,比亚迪是去年中国成长最快速的汽车企业,但今年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销售下降,电动车出口计划延后,以及与政 府在土地开发问题上出现法律纠纷。

这是2008年巴菲特旗下的中美能源公司入股比亚迪股份(1211.HK)以来,巴菲特首次实地考察该公司。27日,深圳华侨城,股神巴菲特对于自己两年前的这项战略投资,奉送了大量赞美之词。

他说,比亚迪不仅在新能源、新技术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而且在传统燃油车方面,他们取得成绩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比亚迪汽车的年增长率是中国最高的,也是世界最高的”。

2010年4月-8月,比亚迪汽车经销商四川成都平通公司宣布退出比亚迪,湖南光大、山东创涨、河南部分比亚迪汽车经销商也陆续退出了比亚迪销售网。这些经销商们称比亚迪对于经销商渠道不够保护、过度压榨,商务政策存有诸多问题。

不知道股神是否清楚一度热炒的上述“比亚迪退网门”事件,面对到场的近1500名比亚迪经销商,巴菲特热情地表示,“我选择比亚迪来进行合作,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对大家来说,选择和比亚迪合作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比亚迪的梦想,我们一起合作一定能实现。”

而比亚迪则声称,将更加注重提高体系的运营质量特别是经销商和供应商的赢利水平。包括成立比亚迪汽车金融公司,为体系内经销商提供强有力的贷款支持;继续提供多款传统新车,将新能源汽车销售授权4个网络的经销商。

但完善执行上述相关制度并非一蹴而就,在新能源汽车未能贡献销量之下,比亚迪把今年预计过高的80万辆产销量调低到了60万辆。

虽 然传统汽车遭遇业绩下滑,但比亚迪电动车项目上的不断进取似乎给巴菲特带来巨大信心。9月16日比亚迪宣布斥资约2亿元人民币,自深圳上市公司西藏矿业及 其母公司处,受让扎布耶锂业18%股权。扎布耶盐湖为世界第三大、国内第一大含锂盐湖,西藏矿业拥有20年独家开采权。这是比亚迪降低电动车成本的第一 步。早在去年7月比亚迪便向立志建设“亚洲锂都”的江西宜春市,提交了计划投资70亿元于当地建设锂电池项目的意向书。

上周,摩根士丹利 将比亚迪股份(1211.HK)评级从中性上调至增持,目标价从56元上调至66元,以反映出可再生能源业务的上升潜力以及估值的吸引力。不过,目前占比 亚迪股份总营业额五成以上的传统汽车业务如果无法健康发展,公司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能力显然也将受到拖累与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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