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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駕駛公交你敢乘嗎？新加坡要開始試驗無人巴士了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無人駕駛技術的測試在新加坡逐漸起步，而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將把這方面的測試進一步擴大，與南洋理工大學合作展開當地首個無人駕駛巴士的試驗。

在計劃中，南洋理工大學能源研究院將以兩輛混合電動巴士試驗提供市鎮內和市鎮之間的定時與固定路線無人巴士服務。該校校園至附近潔凈科技園的道路預計是無人巴士初步試驗的路線。該試驗將來還可能擴大，讓無人巴士在南洋理工大學、潔凈科技園以及先驅地鐵站間載送乘客。

另據媒體報道，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希望最終為現有公共汽車配備傳感器，開發一套能夠在新加坡交通和氣候條件下有效使用的自動駕駛系統。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並未具體指明測試將從何時開始。

新加坡在本周早些時候表示，將就自動駕駛汽車在街道清掃和垃圾收集方面的潛在用途聽取行業和研究機構的意見。目前，新加坡還在該國西部地區測試自動駕駛汽車。

但值得一提的是，昨日早上9時28分，由nuTonomy公司研發的一輛無人駕駛汽車，在啟奧城一條小路轉換車道時，與一輛卡車發生擦撞。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與警方正在調查事發原因。根據nuTonomy公司發出的公告，事發時，這輛無人駕駛車正以低速行駛，當時車上有兩名工程師。

除了全力配合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和警方調查，nuTonomy也會對確切的事發原因展開內部調查。

寧波正式成為首個國家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 保監會將給予部分政策傾斜

繼6月獲國務院批準後，寧波國家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建設推進大會昨日舉行，寧波正式成為我國首個國家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會上，寧波國家保險創新產業園同時揭牌。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在會上表示，將給予寧波部分政策傾斜。

2014年7月，寧波獲批成為全國首個“會省市共建”的保險創新綜合示範區，成為落實保險新“國十條”的先行區。

據了解，保險創新綜合示範區獲批以來，大量保險資金投資寧波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社會發展領域。近百億“險資入甬”，改善了寧波社會與項目融資結構，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強大資金保障，開辟了新的直接融資路徑。

在此基礎上，2015年寧波提出要打造示範區的升級版——創建國家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今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複寧波建設國家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

根據規劃，到2025年，寧波提供風險保障將達到15萬億元以上，打造“保險模範之城”。

同時，到2025年，寧波將累計引進保險資金1萬億元，保費規模達到1000億元，保險業占金融業增加值比重達到30%以上，對GDP的貢獻度達到2015年的3倍以上。

“當前我國正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也是加快建設現代保險強國的關鍵階段，建設寧波國家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是黨中央、國務院賦予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目的是深入貫徹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大保險業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改革創新力度，為全國探索更優路徑，積累更多經驗，提供更豐富的借鑒，從而盡快實現從保險大國向保險強國的轉變。”項俊波在會上表示。

項俊波稱，近幾年來他曾多次到浙江省、寧波市考察調研，發現小貸險、醫責險、農村保險互助社等一批創新項目不斷鞏固深化，巨災保險、食品安全責任保險、城鎮住房綜合保險、政策性小微企業財產保險等多項創新項目相繼啟動，形成了一批可供借鑒的“寧波經驗”、“寧波解法”和“寧波樣本”。

以巨災保險為例，據悉，2014年11月，寧波巨災保險試點工作正式實施，成為全國第二個巨災保險試點地區，同時也是全國首個包含居民人身傷亡撫恤和家庭財產損失救助兩個領域的巨災保險樣本。2016年寧波又把公共巨災保險的保費從3800萬元增加到5700萬元，保額增加到1億元，把重大公共安全事故、恐怖襲擊等風險事件也納入巨災保險保障範圍，形成了“寧波樣本”，成為寧波保險業重大創新項目之一。

項俊波表示，保監會將在法人機構批設、創新項目試點、保險產品審批、保險資金運用等方面給予相應的傾斜，賦予寧波在保險創新方面更多的自主權。

同時，項俊波要求各保險公司總部要主動加強與寧波市政府的溝通對接，盡快研究落實創新項目。希望浙江省和寧波市進一步完善和落實與試驗區建設配套的財政、稅收、用地、機構人才引進等各方面政策措施，並將保險試驗區建設相關工作納入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考核體系。

三亞等地將建轉基因生物試驗基地

據農業部網站消息，農業部近日發布《關於開展第一批農業轉基因生物試驗基地認定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通知》指出，第一批農業轉基因生物試驗基地認定範圍界定為在海南省南部的三亞市、陵水縣、樂東縣開展農業轉基因作物試驗的現有育制種基地。

《通知》稱，為落實《農業部關於進一步加強轉基因作物安全監管工作的通知》精神，加強農業轉基因生物試驗的可追溯管理，提高試驗基地的標準化、集約化和規模化水平，提升農業轉基因試驗的源頭監管能力，經研究，農業部科技教育司將於近期開展第一批農業轉基因生物試驗基地認定工作。

一、認定範圍

第一批農業轉基因生物試驗基地認定範圍界定為在海南省南部的三亞市、陵水縣、樂東縣開展農業轉基因作物試驗的現有育制種基地。

二、申報條件

符合《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通用要求試驗基地》（農業部2406號公告-3-2016）要求，並具備以下條件。

（一）設施條件。符合監管部門要求的隔離距離，隔離距離內無所試驗轉基因植物的野生近緣種；具有可控制人畜出入的圍墻或永久性圍欄；具有工具間、倉儲間、工作間，必要時應具備網室、網罩、旱棚等附屬設施；具有專用的播種、收獲等機械設備和工具，非專用的機械設備和工具應有清潔設施；有控制人員和物品出入及防止轉基因生物意外帶出的設施；有24小時監控設施、氣象記錄的設施、排灌和排澇設施，生物的無害化處理、滅活或銷毀設施；試驗基地及其重要場所有明顯標示。

（二）組織管理。試驗基地的依托單位為中國境內的法人機構，並具有10年以上的土地使用權；設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小組，建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責任制；試驗基地負責人熟悉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規，具備3年以上轉基因研究或試驗經歷；根據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或試驗對象、規模和研究內容等配備試驗人員，試驗人員具備與崗位職責相適應的法律法規知識、專業知識和操作能力；安全負責人的姓名和聯系方式張貼在醒目位置。

（三）制度建設。制定有人員和物品的出入授權與登記制度、試驗審查制度、材料引入與轉出制度、安全檢查制度、人員培訓制度、農業轉基因生物操作規程、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和檔案管理制度等。

三、遴選程序

（一）材料申報。農業轉基因生物試驗基地的依托單位按要求編報《農業轉基因生物試驗基地認定申報書》。
　
（二）專家評審。農業部組織專家進行會議評審和現場評審。根據綜合評估結果，擬定第一批農業轉基因生物試驗基地名單。

（三）公布結果。在完成前述工作基礎上，公布農業轉基因生物試驗基地認定結果。

三星與中國移動完成5G樣機技術試驗

11月9日消息，今日，三星電子宣布和中國移動研究院一起完成了5G樣機技術試驗。

本次測試對低頻段3.5GHz的關鍵技術進行了測試和驗證，包括空間調制以及新型多載波技術，具體的測試指標包括誤碼性能、吞吐量和帶外泄露。 本次聯合測試還包括三星高頻5G樣機系統和終端，支持先進的波束賦形功能。本次測試旨在對毫米波技術的性能，包括移動性、峰值吞吐量、多用戶調度能力等，以及高頻段無線信號在室內的傳播、穿透特性進行充分驗證。

除了5G領域，三星還將在下一代通信技術包括物聯網、車聯網、工業互聯網以及智能機器人、AR/VR等領域展開研究。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三星研究院院長張代君表示，“多年以來，三星在5G技術和產品研發上，積累了很多技術和經驗;未來三星也將繼續加強和中國政府、中國運營商的合作，共同推進相關技術產業的標準化和商用化。”

從2014年開始，三星致力於5G技術和產業的商用，並已經在多個5G技術研發領域實現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包括基於毫米波的多小區切換演示，開發毫米波的信道模型用以提高5G網絡規劃效率，致力於基站和終端產品小型化必要的射頻技術研發，並於2015年完成基於3.5GHz 的FD-MIMO演示。

三星期望在2018年完成第一個版本的標準制定。

商務部：7個新自貿試驗區設立工作進展順利

據中新網11日報道，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今日透露稱，政府為最新7個自貿試驗區的設立開展了大量工作，一是確定7個新設自貿試驗區區域範圍，二是制定每一個自貿試驗區的整體方案，目前工作進展非常順利。

在國新辦當天舉行的國務院政策吹風會上，王受文表示，在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四個自貿試驗區成功試點的基礎之上，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進一步擴大試點範圍，再新設7個自貿試驗區，涉及到的相關省市對新設自貿試驗區工作非常重視。

王受文稱，商務部作為國務院自由貿易試驗區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非常重視這個事，和國土部、住建部、國家海洋局一起緊鑼密鼓為這7個自貿試驗區的設立開展了大量工作。

主要包括兩個階段： 一是確定7個新設自貿試驗區區域範圍，這項工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7省市要選擇出開放基礎比較好、區域優勢比較強、監管條件比較成熟，既能夠擴大開放，又能夠有效防範風險的區域。這些區域確定好以後，將盡快報請批準。

二是將根據這新設立的7個自貿試驗區所在省份具有的獨特優勢和訴求，專項制定每一個自貿試驗區的整體方案，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更廣泛的領域里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這個工作也在進行之中。目前，這7個自貿試驗區設立工作進展非常順利。

中國成功發射雲海一號01星 用於防災和科學試驗等

12日7時14分，中國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成功將雲海一號01星送入太空。

據新華社報道，雲海一號01星主要用於大氣海洋環境要素探測、空間環境探測、防災減災和科學試驗等領域。這次發射的雲海一號01星和配套的運載火箭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所屬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研制。這是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240次飛行。

中國要造時速400公里真空管道列車?專家稱2017年建成試驗線

可以如過山車般翻轉行駛的磁浮軌道交通模型、在透明真空管道中飛速行駛的試驗列車、高溫超導磁懸浮列車環形試驗線……11月27日，在湖南株洲舉辦的“2016軌道交通產業國際峰會專題報告會”上，現場觀眾目不轉睛地看著西南交通大學首席教授張衛華展示的高速軌道交通的新科技。

這些新科技是軌道交通領域最新的科研成果。張衛華表示，目前這些技術尚處於實驗階段，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很有可能變為現實，從而為人們提供更加安全、快速、便捷的出行方式。

張衛華認為，速度將引領軌道交通技術的發展，下一代高速列車、高速磁懸浮軌道交通、真空管道軌道交通將成為未來軌道交通技術在高速方向重點發展的三個領域。

據現場專家介紹，我國下一代高速列車和時速可達600公里的高速磁懸浮列車正處於緊鑼密鼓的研發之中；2017年將建成真空管道高速(400公里/小時)試驗線。

“我國首條自主研發的中低速磁懸浮線路在長沙運行得很好，這給磁懸浮技術在全國範圍的推廣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現在我們正在積極研發高速磁懸浮列車。”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清泉說。

治療肝纖維化新藥獲批臨床試驗 海南海藥稱目前國內外無同品種上市

海南海藥晚間公告稱，控股子公司海口市制藥廠收到食藥監總局的《藥物臨床試驗批件》和《審批意見通知件》。獲批藥物為氟非尼酮膠囊和氟非尼酮。

氟非尼酮是以治療器官纖維化相關適應癥為目標的新藥，擬用於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等引起的肝纖維化的治療，目前國內外尚無同品種上市。

萬科下半場：一個國資管理與新型金融監管的試驗場

經歷股權之爭的萬科，已成為國資管理體制改革的“轉型試點”。（東方IC/圖）

一方是手法兇狠、步步緊逼但並未被現有監管法例認定違規的激進資本運作者；另一方則是以企業文化守護者自居，卻窮於應付“內部人控制”質疑的上市公司管理層。

“寶萬之爭”向中國金融資本市場提出了“雙重治理結構挑戰”：企業經營層面，在什麽樣的公司治理結構下，企業管理層才能有效維護不同股東間的利益公平而不致形成“內部人控制”？而在資本市場層面，什麽樣的“公共治理結構”才能保障各個利益主體公平競爭？

2016年11月19日傍晚，萬科董事局主席王石現身萬科媒體年會，興致勃勃地談起他剛剛參加的聯合國馬拉喀什氣候大會的感想。

此時，“寶萬之爭”中的另一位主角——寶能系控制人姚振華，正在組織前海人壽及寶能金控高管開會。據前海人壽相關人士透露，“姚董是11月19日淩晨才出差回到深圳”，當天會議開到晚間12點多。其後發出的新聞通稿中，姚振華除了表示“感恩”之外，更強調作為公眾企業的前海人壽，要對“員工、客戶、公眾、國家負責”。

在回答媒體關於“寶萬之爭”的追問時，王石坦言“剛開始萬科的前景不明朗，現在開始明朗了”。

但在外界看來，萬科的前景不僅沒有明朗，反而更趨複雜。隨著安邦和恒大的入局，原本的寶萬華“三國演義”迅速演變為“春秋戰國”，多方力量合計持有萬科超過70%的流通股權，連王石也公開宣稱過，萬科已淪為“莊股”。

入局最晚的恒大在連續增持之下，11月29日宣布共持有萬科14.07%的股權，共耗資約人民幣362.73億元。

而在此前數日，寶能系對其控股上市公司南玻A的“殺伐決斷”令市場為之震撼：在包括原董事長曾南等10位核心管理人員集體辭職後，寶能系高層陳琳和程細寶隨即接管了董事長、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秘書三大要職。

不過，年會當晚出現在記者面前的王石，似乎並不擔心萬科變成下一家南玻A，反而放言“如果資本把文化‘強暴’了，只能說明這種文化太脆弱”，並表示相信萬科文化能夠“抵禦資本的力量”。

在寶能和恒大等“資本力量”不斷強化其在萬科股權結構中的話語權之際，王石的“文化自信”來自何方？

萬科試驗

獨特的混合所有制結構及規範透明的公司治理機制，令深陷於股權爭奪漩渦中的萬科，意外地成為了國資管理體制改革探索中的一個意義深遠的“轉型試點”。

早在數月前“寶萬之爭”進入高潮之際，南方周末記者報道稱：對於試圖推廣混合所有制的國資管理方而言，在早期經營過程中無意間成為“混合所有制典範”的萬科，其控制權之爭的意義遠非簡單的“市場個案”，而是關系到國資管理體系改革的“關鍵一環”（參見南方周末2016年6月30日《撕萬科》）。

10月20日，萬科獨立董事華生發表《萬科之爭的公司治理和國企改革意義》一文。他在文中深入分析了現代企業制度中“經營者主導、所有者監督”的合理性，以及國企改革多年來受困於“政企不分”和“所有者缺位”的兩難困境，並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以管資本為主管理國有資產”的國資管理體制改革中，關鍵就在於建立起“經營者支配、所有者監督”的現代企業制度。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華生強調萬科作為一個國內罕見的“現代企業制度樣本”，其“非常脆弱和不完善”的改革模式恰好代表了“國資國企改革和上市公司治理發展的方向”，才是他不遺余力地支持和呵護萬科模式的真正原因。

在華生這番“自剖心跡”的陳述背後，中國國資和國企管理體系正在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機制轉型。市場各方逐漸形成的共識之一，就是國資管理要擺脫早期“所有者控制”的理念，借助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市場監督機制，培養建立起國資不控股而能夠有效保值增值的“混合所有制”現代企業機制。

據媒體報道顯示，截至目前已有近七成央企實現混合所有制，首批7家壟斷類央企混改試點方案即將批複。同時地方國企共開展了135項重組整合，36家省級國資委改組組建了142家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全國國資委系統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已達1082家。

對於數以千計即將或已經轉型的“混合型國企”及其身後的國資“小股東”們來說，在曾經“資本為王”乃至莊股橫行的證券市場文化中，如何通過市場規則的完善維護全體股東的利益公平，已經成為國資改革進程中刻不容緩的課題。

正如華生在文章中所指出，在歐美等成熟資本市場中，由於嚴格的信息披露和監管法例，上市公司大股東幾乎沒有因控股特權形成的“控股權溢價”，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中，由於大股東“控制特權”而形成的控股權溢價高達平均市值60%甚至兩倍以上：萬科股價在控股權爭奪中的暴漲即是典型案例。

在這個意義上而言，“萬科實驗”的真正意義，不在於管理層能否通過資產置換等方式引入“善意大股東”，而在於在已經形成經營者與所有者分離的公司治理結構下，萬科管理層能否充分發揮多年來所形成的規範透明的管理文化，在保障公司穩健經營的同時，維護包括華潤在內的諸多“小股東”們的公平權益。

在公司治理機制和市場規則完善的過程中，萬科的管理層乃至全體員工，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來自內外各方的種種挑戰與考驗。包括惡意收購方寶能在內的各方股東，則將成為砥礪萬科混合所有制下現代企業機制運作與平衡的“試金石”。

王石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媒體交流會上，他不但向包括寶能和華潤在內的多方股東發出善意的信號，強調萬科堅持“混合所有制”的制度選擇，同時宣稱自己堅信萬科文化將直面未來的考驗，吸收更多經驗與做法後，“在國際上亮出中國企業的新模式”。

寶能模式：另類資產證券化

突破諸多保險監管“邊界”後的前海人壽，把自己打造成了將關聯控股方寶能系旗下房地產項目通過險資套現的另類“資產證券化平臺”。

就在萬科管理層重新調整自身心態與姿態的同時，作為這場股權爭奪戰的發起者寶能系及其所代表的“險資並購”模式，正面臨著來自市場和監管規則的考驗與挑戰。

在舉牌萬科一役中，寶能系精準的時機把握、規模驚人的金融調動能力以及令人眼花繚亂的資本運作手段，即便是寶能模式的批評者，也不得不對此表示佩服。

據媒體統計，在發起股權爭奪戰之初，寶能系在全國範圍內調動了包括保險、銀行和券商、基金在內的二十余家金融機構，動用了十余種金融杠桿工具。而如此複雜的金融資本運作，居然沒有“行差踏錯”。

據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等人牽頭完成的“寶萬之爭”研究課題分析，盡管寶能系在收購過程中動用了大量新型融資工具和高達4倍的融資杠桿，卻“並未違反現有金融監管規則”——難怪其收購過程被市場觀察人士稱為“走鋼絲一般的精密”。

在設計精巧的融資並購方案背後，寶能系旗下核心融資平臺前海人壽過去數年間驚人的資產規模增長，則充分展示出了包括多家“保險黑馬”在內的新型金融機構的“超常規增長”：前海人壽從2012年成立時17.3億元總資產，到2015年末便實現了約90倍增長，2016年更達到120倍以上。

據其剛剛發布的新聞稿中介紹，公司在2016年前三季度已經實現規模保費收入792.75億元，總資產2148.7億元，凈資產244.97億元，並以65.48億元的凈利潤成為“最盈利非上市險企”。

在過去數年中，似乎擺脫了中國宏觀經濟周期“地心引力”的新興險資機構們，究竟是依靠什麽樣的“秘訣”創造出遠超巴菲特的一個個“投資神話”？在這一系列“超常規增長”的背後，是否隱含著某些外界所不知曉的制度缺失與市場風險？

寶能系在“寶萬之爭”一役中的華麗亮相，令這一低調潛行多時的“險資收購”模式為社會公眾所知悉。其後各方媒體迅速跟進的調查和市場研究者們的深入分析，開始漸漸揭開“險資黑馬”們背後的資本運作模式。

據新財富和第一財經等媒體報道顯示，早在2011年寶能系便開始了“雙線運作”，一方面在二、三線城市密集拿地，項目開發總預算超過800億元；另一方面則以一系列錯綜複雜的關聯公司運作，實現了對其核心金控平臺前海人壽的實質性控制乃至“100%控股”。

多位投行及保險業資深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指出，前海人壽從註冊成立到資本運營的過程中，突破了包括股東控股比例、公司高管利益沖突以及不得進入房地產投資領域等諸多險資監管“邊界”，通過借道隱性關聯公司等方式大規模收購其控股方寶能集團旗下地產項目。

新財富的調查顯示，在前海人壽的21家子公司中，除3家與保險業務相關外，其余18家幾乎全部為房地產相關業務，而其中在2015年收購或設立的就高達15家。這些從股東結構到註冊資本金額都“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殼公司”，在由寶能系註入旗下房地產項目後，再被前海人壽以股權收購的方式“接盤套現”，套現資金則成為寶能系用於其他房地產開發和上市公司股權收購源源不斷的資金來源。

前海人壽2016年公布的巨額投資收益大部分來自對已收購地產項目的“二次估值”：其2016年上半年高達129億元的投資收益中，持有不動產項目評估增值部分高達215億元之巨，半年內評估增值超過五成。

在現行監管機制下，類似前海人壽這樣的壽險公司，其資產收購和評估無需通過監管部門審核，只需要按照自行評估的價格報監管部門備案，這意味著無論是收購寶能系旗下地產資產，還是其後的“二次評估”增值，均可由前海人壽所挑選的資產評估機構“自己說了算”，其資產增值的真實性與公允性外界無從知曉。

突破諸多保險監管邊界後的前海人壽，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家另類的“資產證券化”平臺：平臺一端是寶能集團旗下“打包”裝入的房地產項目，另一端則是在資產荒背景下，急於尋求高收益投資產品的各類銀行資管與理財資金。

作為“轉化平臺”的前海人壽，一頭高價購入關聯方資產包，另一頭則以迅速膨脹的資產規模為依托，通過銀保渠道大規模發行變相“高息債券”——萬能險產品。但在從收購項目到保險產品銷售之間，並不存在從“真實資產回報率”到產品增值這一價值傳導，而是以隱含剛性兌付的“高息承諾”替代了真實的資產回報率。

這一“另類資產證券化”模式並非萬能險所獨有，而是廣泛出現在從信托到私募在內的諸多資管理財產品中。購買者大多看中的是其高於銀行存款和固定收益產品的利息回報，但卻忽略了這一“高息回報”背後所隱含的流動性風險：由於發行機構的回報承諾並非與真實的資產回報掛鉤，因此在投資資產收益遠低於承諾利率的情況下，發行機構只能依靠不斷擴大新增融資覆蓋前期的本息支出。

一旦類似“滾雪球”的融資模式被打斷，大量短期融資產品的兌付壓力極可能造成企業資金鏈斷裂，形成類似銀行擠兌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在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等市場研究者看來，突破了險資監管諸多規範要求的萬能險產品，正在變成類似於美國1980年代盛行的“垃圾債”（高收益債券）模式——在長達十年的垃圾債市場繁榮之後，美國社會為此付出了一千八百余家儲貸機構破產，數百人入獄和高達1660億美元的政府救助代價。

王石2016年三度“致歉”。（東方IC/圖）

新型監管模式

在金融市場從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的轉型巨變中，以宏觀審慎為導向的綜合金融監管體制的有效運作，有賴於資本市場“公共治理結構”及市場規則體系的不斷完善。

11月26日，由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等人牽頭完成的“寶萬之爭”研究課題發布，這份長達22萬字的報告肯定了“寶萬之爭”對於當前中國經濟體制和公司治理的積極意義，並指出收購過程中寶能動用了高達4.2倍的杠桿資金及大量新型融資工具，“並未違反現有金融監管規則，但為監管帶來了新的挑戰”。

多位曾經參與監管規則制定的市場研究人士都向南方周末記者表達了自己的疑問：在明明突破了早期險資監管諸多禁令與邊界的情況下，寶能系與前海人壽的資本運作怎麽就“未違反現有金融監管規則”？

面對這一“違反常識”的監管規則認定，只能從中國金融資本市場近年所發生的“業態轉型”進行理解：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後的金融混業經營漸成現實，長期“各管一段”的分業監管體系面對著一個空前複雜的市場變局。

截至2015年末，高達23萬億元的銀行理財資金、16萬億元的信托資產、11萬億元券商資管、8.4萬億元的公募基金以及1.77萬億元的保險資管產品，構成了一個規模近百萬億，產品交易結構日益複雜、融資杠桿越壘越高的金融混業市場。

從2012年開始，券商系、基金系、保險系乃至民營企業“產融結合”形態下的金融控股模式迅速湧現；跨平臺、跨行業的“結構性融資”產品迅速打破了前期的“準信貸”影子銀行模式，形成了在不同監管標準、資金成本和收益模式之間跨市場、加杠桿套利的“大資管模式”。

但在長期分業監管體制下，這一突然打通的“大資管”市場，引發了大量以跨界金融操作為標誌的“監管套利”行為——這也正是“寶萬之爭”研究課題中所指出的“監管挑戰”所在。

在市場規則和監管體系重塑與完善過程中，中國金融體系面臨的另一個關鍵挑戰，則在於從傳統的行政管制式監管，轉向以市場規則為底線的資本市場“公共治理結構”的完善。

原證監會首席法律顧問高西慶在一次論壇演講中指出，在完善資本市場公共治理結構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建立起政府“權力清單”和企業“負面清單”：政府部門只能在其“權力清單”內行使管理職能；而企業則除了“負面清單”中所列明的禁區之外，“法無禁止則可為”。

資本市場的“公共治理結構”恰如企業層面的“公司治理結構”：作為市場規則的制定方和監管方，監管當局不能再以行政化選擇為市場挑選“輸家”與“贏家”，而是在保障規則公平透明的前提下，讓各方市場主體在充分的市場化博弈基礎上，各自承擔自身的風險與收益。

而在萬科管理層即將面對的企業制度探索與考驗中，以“萬科文化”為依托的公司治理機制能否得以有效運行，同樣有賴於資本市場“公共治理結構”的建立與完善——如果沒有市場規則約束下的多方股東博弈，“一股獨大”下的萬科管理層也不免要重蹈南玻A覆轍。

在這一市場監管理念下，監管層不能簡單地把“板子”打在“合規沖撞”風險底線的新型金融機構及其控制人身上——只要沒有違反現行監管條例，它們的成敗應當由市場選擇來決定。

但這並不意味著監管者無所作為。隨著“寶萬之爭”的爆發，包括萬能險在內諸多資管理財產品的風險防範迅速被納入監管機構們的重點議程，在銀監、證監部門連續推出監管強化措施的同時，保監會也在8、9月期間密集推出一系列監管強化政策，從對中短存續期產品額度計算重大調整，到對險資與一致行動人舉牌收購上市公司的監管，再到壽險精算制度完善等多個層面不斷修訂完善。

市場研究機構翔實深入的課題研究報告，各監管部門迅速對原有監管法例進行修訂調整，逐漸體現出金融監管體系轉型的方向與雛形：那就是逐步以市場預期引導代替行政管制，以整體性的規則完善取代個案式的風險處置。

11月24日銀監會公布的《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風險管理指引（修訂征求意見稿）》中，對諸多跨界新興金融模式的“動力源”——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進行了更加嚴格的規範與約束，並且提出了外部審計和信息披露的具體要求。

在這一“源頭治理”式的監管約束下，包括前海人壽在內諸多前期以“負債式擴張”迅速做大規模的新興金融機構們，也將面臨著從前期“監管套利”式規模擴張，向以真實的市場化運作“創造價值”轉型的全新挑戰。

打造國家級人防改革試驗區 上海自貿區力推人防行政審批改革

上海自貿區獲批人防行政審批改革試點，並建立“國家級人防改革試驗區”，明確將浦東新區建設成為全國人防改革創新發展基地，引領國家人防改革發展方向。

12月28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人防辦主任沈曉蘇表示，根據《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人防行政審批改革試點方案》及實施計劃，上海自貿區將啟動3類12項改革，優化人防工程結建政策，強化人防工程結建審批管理，強化人防工程事中事後監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防空法、上海市民防條例規定，建設單位新建民用建築，應當結合修建戰時可用於防空的地下室;不宜修建的，建設單位應當按照規定繳納民防工程建設費，由市民防辦統籌安排，就近修建。另外，上海市的地鐵、隧道等地下交通幹線以及地下的電站、水庫、車庫等地下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應當兼顧防空需要。

沈曉蘇說，所有新建民用建築都必須結合配建人防地下室，但是如何配建，配建指標的多少，會根據不同建築形態、建設方案的基礎埋置深度以及建築結構的變化而變化，“這就造成土地出讓環節和規劃審批環節，不能夠明確確定應該配建多少人防工程。”

因此，沈曉蘇表示，很多企業都有一個共同的訴求，希望在土地出讓環節就明確能夠配建多少人防空間。

而此次改革，上海就簡化了人防工程配建面積的計算規則，進而在土地出讓環節就可以明確人防工程配建要求。

具體來說，新建住宅或商業辦公樓，按照地上面積的10%配建人防空間;倉儲則按照5%配建，進一步提高了透明度，也提高了行政審批的效率。

此外，上海還提出，應配建人防工程建築面積小於1000平方米的建設項目可易地建設;通過易地建設推動人防工程區域均衡。

沈曉蘇表示，上海目前的人防建築總的開發量已經達到了戶籍人口人均1.8平方米的體量，基本達到使用需求，考慮到建築面積小於1000平方米的建設項目，可配建的人防空間真正可使用面積不多，因此可以改為繳納易地建設費，在人防工程設施體量相對不足的老城區、中心城區配建，以實現人防工程的區域均衡。“易地建設費統一繳納市財政，由市財政專款管理，專款專用。”沈曉蘇說。

此外，新的試點政策還包括：人防工程拆除審批實行告知承諾，對人防工程資產評估企業實施行業自律;人防工程設計、監理資質審批實行“證照分離”改革;合並人防工程檔案接收驗收事項，簡化人防工程竣工檔案管理;對人防工程施工圖實行社會化審查，由民防行業協會實施管理評估;加強人防工程安全質量監督，落實區級人防工程安全質量管理職責;落實區、街鎮屬地化管理職責，實現人防工程網格化管理;開展人防工程防護設備及設施專業檢測;建立誠信管理體系，強化人防行業管理等。

今年5月13日舉行的第七次全國人民防空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強調，人民防空事關人民群眾生命安危、事關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成果。要堅持人民防空為人民，把這項工作擺到戰略位置、納入“十三五”規劃，與其他工作同步抓好，團結一心開創人民防空事業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要在新型城鎮化中統籌推進人民防空建設。把人防工程作為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的重要載體，更好發揮地下資源潛力，形成平戰結合、相互連接、四通八達的城市地下空間。要增強重要經濟目標防護功能。建立分級分類防護機制，對已建目標有計劃有步驟實施防護改造，對新建目標同步落實防護措施。推動部分重要經濟目標逐步轉入地下。

浦東新區副區長張玉鑫說，人防改革試點的時間節點已經明確，要實現三個“三分之一”，也就是三分之一的改革舉措在2016年底完成;三分之一的改革舉措在2017年上半年落實;三分之一的改革舉措在2017年下半年完成，同步做好試點經驗總結，完善制度規範，形成可複制、可推廣的試點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