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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上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著重“降成本”、“補短板”

上海多家研究機構21日稱，在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過程中，上海與全國其他地方相比，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方面的問題並不突出，最突出的問題是“降成本”與“補短板”。

當日，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科研處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2017年上海經濟形勢分析報告會，並發布了《上海經濟發展報告(2017)》。

上海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表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的重大舉措，是解決經濟發展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必然要求。上海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先行者，肩負著實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探索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和科技進步道路，為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新舊增長動能轉換先行先試的任務。

課題組認為，在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過程中，上海與全國其他地方相比，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方面的問題並不突出，雖然這些問題在某些範圍也存在，如產能過剩是局部性的，房地產過剩僅限於商辦樓宇方面，金融風險以外部輸入為主，但上海最突出的問題是“降成本”與“補短板”。

課題組表示，一線大城市面臨著越來越高的地價、持續攀升的融資成本和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等壓力，許多企業利潤率下降，不得不向二、三線城市轉移。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就必須切實幫助企業降低各類成本。

課題組分析，“成本”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非稅收費種類繁多。非稅收費包括專項收費、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費等多種類型。其中，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中涉及企業收費的有64項，占全部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的50%以上，對企業來說負擔過重。

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高。上海大型國有企業眾多，銀行信貸資金多向大型國有企業集中，擠占了中小企業的信貸資源。中小企業受資產和規模的限制，一般較難符合銀行貸款的要求，只能通過民間融資渠道進行融資，長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

商務和用工成本較高。主要表現在辦公成本高、土地成本高，企業的社會保障負擔較重。

在土地成本方面，數據顯示，上海自2007年開始實施工業用地招拍掛制度以來，工業用地價雖然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出現了波動，但上升的趨勢未變。2012年以後，工業用地價格呈現持續上升態勢，特別是2015年以來，上海每季度工業用地平均價格的同比上升幅度均保持在10%以上。2016年第三季度，上海工業用地招拍掛出讓平均價格已高達每平方米2324元，同比上升10.5%。

制度性交易成本高。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法律、法規、政策等需要付出的成本。比如上海的知識產權保護落實不到位、行政審批手續不夠簡化導致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升高。

課題組稱，降成本的關鍵在於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上海在降成本的過程中，需要采取“組合拳”的方式，通過降低企業稅費負擔、融資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幫助企業緩解成本上升的壓力，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課題組介紹，上海“短板”也有三個方面：

城鄉收入差距大是上海突出的短板。 隨著上海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推進，城鄉差距逐步凸顯。2015年，上海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05元，農村常住居民收入約為城市常住居民收入的44%。上海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大，中心城區小學的年實際生均公用經費投入是郊區縣的1.6倍，每千人執業醫師數是郊區縣的1.5倍，人均擁有公共文化設施面積是郊區縣的1.4倍，上海城鄉之間在教育、醫療、文化資源配置上的差距非常大。

城市環境治理不到位也是阻礙上海發展的短板。課題組介紹，近年來，上海市某些區域違法經營戶增多。2016年1~8月，上海共拆除違法無證建築3776萬平方米，是2015年拆違總量的2.7倍，超過年初預期的3300萬平方米目標。

上海的綜合交通運營管理也存在短板。道路擁堵嚴重，快速路區段、交叉路口常發生擁堵;軌道交通高峰時期擁擠嚴重，包括1號線和2號線在內的10條軌道交通線路在高峰時段經常處於超負荷運行的狀態;地面公交高峰時段平均運營時速低於每小時12公里，換乘等待時間長，乘客滿意度低;路網局部連通性不高，“斷頭路”還沒有全部打通;交通運營秩序不佳，中心城區存在多個秩序易亂的交通集散點，交通違法行為高發。

課題組稱，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強城市環境治理，提升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和運營效率將是上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

課題組建議，上海應控制重化工業產能，為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產業騰挪資源和空間。加快轉移改造傳統制造業，堅持人口、土地、環境、安全“四條底線”，用足用好自貿區平臺，以浦東新區政府職能轉變為突破口，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進一步推進政府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使上海的投資環境更加優化、貿易更加便利化。建立更加透明開放的市場準入制度，破除限制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發展的準入障礙，清理行業準入限制，制定和調整相應的技術規範和標準體系，使各類企業能夠實現更高效率的運營。

此外，課題組建議，通過全面推行負面清單、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使自貿區的權責清單制度與國際貿易和投資新規則逐步對接，進一步劃定政府與市場、企業、社會之間的權責邊界，形成權責清單動態調整和長效管理機制，為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談判提供制度支持。同時，充分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構建以企業誠信為評價內容的監管體制，建立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的人才管理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

商務部：著力推進服務貿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4日，據商務部網站消息，2016年，我國服務貿易保持了較好發展勢頭，全年服務進出口額超過五萬億元人民幣，增速達14.2%，實現了服務貿易“十三五”的良好開局。服務貿易正成為對外貿易發展和對外開放深化的新引擎。

商務部服貿司負責人指出，2016年全年，我國服務貿易發展呈現以下特點：

從規模來看，達到5.35萬億元人民幣，首次突破5萬億大關，預計世界排名將繼續保持第二。服務貿易占外貿比重達到18%，比2015年增加了2個百分點。

從結構上看，廣告服務、維修服務、金融服務等高附加值服務出口增幅分別達到47%、48%、50%。

從地域上看，試點地區的引領集聚效應十分明顯。15個試點地區的服務貿易年增速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大部分超過了20%，全國占比則達到50.8%，占據了半壁江山。

從市場來看，與中國香港服務貿易額近2000億美元，與美國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美國成為我第一大服務貿易逆差來源地，逆差達523億美元。與“一帶一路”沿線市場服務進出口額合計1222億美元，占比提高了3.4個百分點;其中服務出口額占比達21.5%，比2015年提高11個百分點。

該負責人表示，近年來服務貿易面臨的國際形勢嚴峻複雜，世界服務貿易發展速度明顯放緩。2012-2015年，全球服務出口年均增速僅2.2%。2016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一系列決策部署。一是深化體制改革，在上海等15個省市(區域)開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在原有21個服務外包示範城市的基礎上又新增10個示範城市。二是加快政策創新，發布了《服務出口重點領域指導目錄》;面向15個試點地區推出了財稅支持政策，把試點地區8類服務貿易企業的所得稅從25%降到了15%;啟動了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引導基金設立程序。商務部深入貫徹相關決策，一手抓試點示範地區建設，積極打造服務貿易制度高地;一手抓國家新政策的落實，不斷激發服務貿易發展潛力。

下一步，商務部將著力推進服務貿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服務貿易加快發展，力爭實現服務貿易增速高於全球的目標。一方面，要加快推進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進一步落實財政、稅收、金融、便利化政策，優化服務貿易監管模式，及時總結可複制可推廣經驗。另一方面，要加快落實政策，擴大服務出口。統籌推進實施《服務貿易發展“十三五”規劃》，加快設立300億元的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引導基金，著力擴大技術、文化、服務外包、中醫藥服務等重點領域的出口。

交通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實現“一降兩提高”

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27日表示，推進交通運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擴大交通運輸有效供給，實現“一降兩提高”，即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運輸效率、提升服務品質。

27日下午14時36分，李小鵬走下汽車，走入國新辦新聞發布會會場。攝影/章軻

在國務院新聞辦當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李小鵬表示，新常態下，推進交通運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宗旨是堅持人民交通為人民，辦好人民滿意交通;主攻方向是擴大交通運輸有效供給，實現“一降兩提高”。推進交通運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作為主線貫穿構建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全過程。

李小鵬說，交通運輸部為此將做四個方面的工作：

優化供給結構，既要補短板，深入推進交通扶貧脫貧攻堅，加強各種運輸方式有效銜接;又要抓好新領域、新業態發展，重點加快推進交通與旅遊、交通與物流等融合發展，提高交通運輸供給體系的適應性。

提高供給效率，重點抓好物流業增效，特別是要充分發揮企業的作用，暢通物流大通道，大力發展多式聯運、甩掛運輸等先進貨運組織方式，支持“互聯網十高效物流”新業態發展。

提高供給品質，重點抓好出行品質提升和基礎設施提檔升級，加快完善高品質、多樣化、個性化的客運服務，推進實施公路水運品質工程。

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健全交通運輸價格機制。統籌推進重要運輸環節普遍性降費和結構性收費調整，大幅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清理規範經營性收費，著力減輕企業負擔，降低物流成本。

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在新聞發布會上。攝影/章軻

日前，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和交通運輸部聯合編制並報國務院批準的《“十三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規劃)已經頒布實施。《規劃》明確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綠色的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部分地區和領域率先基本實現交通運輸現代化”的總體目標。

交通運輸部預計，“十三五”期，新增鐵路營業里程約3萬公里、高鐵約1.1萬公里，高速鐵路覆蓋80%以上的城市人口100萬以上城市;新建改建高速公路通車里程約3萬公里，基本覆蓋20萬以上人口城市;新增沿海港口萬噸級及以上泊位超過300個，內河高等級航道基本建成;新增民用運輸機場50個以上，基本覆蓋20萬以上人口城市。

新聞發布會上，李小鵬表示，在補短板方面，著力強化交通扶貧脫貧攻堅。以貧困地區為重點大力推進鄉鎮、建制村通硬化路建設，力爭2019年實現所有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

在降成本方面，李小鵬表示，將著力促進物流業“降本增效"。既做“加法”，推進多式聯運示範工程，暢通物流大通道，支持港口集疏運公路、鐵路建設;又下大力氣做好“減法”，進一步推動西部省份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落實取消船舶登記費和船舶及船用產品設施檢驗費政策，深化港口經營性服務收費改革。

在強服務方面，李小鵬說，將著力提升供給品質。重點支持50個城鄉交通運輸一體化示範縣建設，建設改造400個普通國省幹線公路服務區，打造一批特色突出的旅遊風景道示範工程，建設一批公路水運品質工程示範項目。此外，交通運輸部還將抓緊細化完善促進“互聯網+交通運輸”、通用航空、郵輪遊艇、交通旅遊融合發展等新領域、新業態發展的政策措施，積極創新監管方式，為行業創新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

玉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 種糧大戶為什麽還會虧損？

按去年11月份的價格，黑龍江省玉米規模種植戶平均每畝虧損約200元，山東省種糧大戶每畝每畝虧損10-50元，部分售價低的大戶虧損達到200元，若按當前價格計算，虧損更多……

日前，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下稱“農業部農研中心”)舉辦的“2017年農村經濟形勢分析會”上，農業部農研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習銀生稱，當前我國正在推行的玉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但是改革任務依然任重道遠。

取消玉米臨儲政策的連鎖反應

玉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表現在玉米種植結構調整到去庫存、逐步理順產業鏈，以及國內外價格倒掛的大幅縮減。

比如，玉米種植面積13年來首次調減，2016年，全國玉米播種面積551億畝，比上年減少2039萬畝;單產398.2公斤/畝，增長1.3%;總產21955.4萬噸，減少2.3%。2016年，國家取消玉米臨時收儲政策，玉米價格回歸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基本理順，區域間的價格倒掛也開始消失，期貨市場活躍度顯著上升。

習銀生稱，臨儲政策取消後，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快速接軌，國內外價格倒掛大幅縮減並基本消失。今年1月，配額內的國外玉米運抵我國南方港口的到岸稅後價為1709元/噸，比國內玉米到港價高120元，扭轉了持續三年多的價格倒掛局面。

玉米及替代品的進口沖擊也得到有效抑制。2016年，進口玉米316.66萬噸，同比減33.0%;進口高粱、大麥、DDGS、木薯幹四種替代品2214.58萬噸，同比減41.0%。

此外，2016年，國家也放棄了臨儲玉米順價銷售規則，改為按市場價格競價銷售。全年政策性玉米拍賣成交數量2183萬噸，加上臨儲一次性轉為儲備輪換糧2006萬噸，全年政策性玉米出庫量近4200萬噸，明顯高於前幾年水平。

供給側改革面臨的挑戰

盡管一年多來，玉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但是改革任務依然任重道遠。

2012年以後，國內玉米消費需求下降，但臨儲政策未及時適應市場變化，收儲價格繼續提高，收儲量逐年增加，刺激玉米產量屢創歷史新高，導致玉米產需嚴重脫節，供大於求格局不斷加劇。

習銀生提到，2016年結構調整雖取得成效，消費需求也有所恢複，但預計產大於需仍超2000萬噸，供大於求格局尚未有效緩解，庫存壓力依然巨大。目前，臨儲玉米結存處於歷史最高水平。玉米質量問題較為突出，黃曲黴素超標、超期存儲、混種混收混儲等使玉米品質難以滿足市場需求，優質飼用玉米供應偏緊，成為玉米及替代品大量進口的重要原因。

當前，國內還不得不正視農業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國際競爭力下降的事實。

根據農業部農研中心的研究發現，2004-2015年，我國玉米每畝成本年均遞增9.9%，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成為主要推動力，年均增幅分別達11.3%、13.9%。2003年，我國玉米每畝成本比美國低26.6%，2015年比美國高出56.1%。斤糧成本2000年以前與美國基本相當，2015年達到1.11元，比美國高出123.1%。

另外，玉米生產粗放式發展，農業資源環境壓力加大。

此前，玉米生產以面積擴張為主，單產增長相對滯後。2004年以來，玉米面積增長對產量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8.3%。玉米面積持續擴張占用了稀缺的耕地資源，加大了環境壓力。與大豆、雜糧等作物相比，玉米需消耗更多的水肥等資源。2015年，全國玉米每畝施用化肥折純24.3公斤，比大豆多15.96公斤;玉米每畝農膜費用4.64元，大豆基本不用農膜;玉米每畝排灌費21.53元，比大豆多18.73元。玉米面積單向擴張，導致種植結構單一，犧牲了合理的輪作方式，不利於生態多樣性和地力養護。

對於新型經營主體來說，在玉米價格大幅下跌的情況下，土地流轉費對種糧大戶等新型經營主體的壓力很大，不少地方的種糧大戶普遍虧損。農業的規模經營發展由此面臨挑戰。

根據調研數據顯示，黑龍江省玉米規模種植戶每畝成本超過800元，按去年11月份價格收入600多元，平均每畝虧損約200元。山東省種糧大戶每畝成本760-800元，按去年11月份價格計算，每畝虧損10-50元，部分售價低的大戶虧損達到200元。若按當前價格計算，虧損更多。

習銀生還提到，目前土地承包戶與流轉戶爭搶玉米生產者補貼的情況較多，種糧大戶不易獲得補貼，不少地方已出現種糧大戶大規模毀約棄耕現象，不利於現代農業發展。

為啥“結構性理財”老是達不到預期最高收益率？

隨著“3·15”消費者權益日的臨近，近期上海消保委聯合上海師範大學商學院課題組做了一項調研，指出多家商業銀行去年上半年到期的部分理財產品，最高預期收益率與實際收益率差距很大。而這些理財產品，多為“結構性”銀行理財產品。

那麽，什麽是結構性理財產品?投資者該怎麽看待它的預期收益率呢?市面上名目繁多的銀行理財產品，其背後究竟有著怎樣的運行機制?一直被投資者抱怨的那些不透明的內幕到底是什麽?第一財經記者就此采訪了包括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相關負責人以及某銀行產品開發部門高管在內的銀行業內人士。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人士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結構性理財產品不同於一般理財產品，廣大投資者要選擇與自己風險承受能力相適應的產品。”

偏“債”VS偏“股”

表面來看，目前市面上銀行的一般理財產品，年化收益率約在4%左右，而且是不保本不保息的;但結構性理財，最高預期收益率高於一般理財產品，有的在年化6%一線、有的甚至可以超過年化10%。而且，據第一財經記者從監管方面采訪獲悉，在滬銀行業結構性理財產品中，92%還是“保本型”產品。

更高的收益率、加上大比例的保本產品，乍一聽會讓部分投資人感到困惑，難道這不符合風險與收益成正比的基本道理嗎?

其實不然。在某銀行產品開發部門高管看來，如果要給銀行理財產品分個類，這些產品大致呈現兩種走向，“一種更偏向於‘債’類理財、一種更偏向於‘股’類理財。”他表示。

銀行的一般理財產品，就是該人士所謂的偏向“債”類的理財產品，這更像是一個借貸的延伸。投資人的錢並沒有一一對應地去投了某一個標的，而是進入了一個“資金池”，和其他人的資金一起運作;而相應的，銀行那頭還有一個“資產池”，由銀行采購央票、銀票、企業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等等，將其虛擬地置入一個池子內，體量大致與“資金池”相當。

據統計，截至2016年末，在滬商業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中，逾9成均為此類“資金池-資產池”類理財產品。

由於這種理財產品的資產“采購”權事實上在銀行手中，因此投資人獲取的基本上為一筆標準化收益，並不會因為其中個把標的壞賬，收益就從4%突然變成了3%。“雖然監管要求這類產品不得說自己保本保息，但事實上，僅就目前情況來看，這類產品或多或少有銀行的隱性信用在里面。”上述銀行產品開發部門高管表示，如果真遇到了資產利率隨著市場利率有所下降，或者資產質量下滑了，銀行可以通過發新一期理財產品時降低收益率來調劑。

但從銀行的定價角度來看，“資金池-資產池”類理財產品其實無法形成固定定價模式，市面上參差的收益率基本是參考了發行產品當時市場上資金面收縮情況、同業競爭情況而定，銀行會對其手上的“資產池”進行成本和收益估值，然後將成本通過產品分攤給投資者們，再將收益“蛋糕”一塊一塊分給銀行管理部分、托管部分、銷售和渠道部分、信托費用部分，最後留下的那塊“蛋糕”給產品購買人，參考理財產品期限進行定價。

不過，這種一般銀行理財雖然至今保持著剛性兌付，預期收益率也均為到期實際收益率，但一名券商銀行業分析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種理財產品的風險不在於單筆違約，而在於機構整體的流動性風險。目前已曝出3起中小金融機構同業理財打破剛兌事件，個別中小金融機構的交易風險已經引起同業警覺。由此，投資人也需要考慮某個機構的“系統性”問題。這也是此類產品被要求註明“不保本不保息”的原因。

“基石”+“期權”

不同於上述一般銀行理財產品，被消保委重點指出“最高預期收益率與實際收益率差距很大”問題的結構性理財，則是一種更偏向於“股”類的理財，換言之其背後是投資人真的在一一對應做投資，每單投資都有一個確定的標的。

什麽是結構性理財?市場普遍將其解釋為：“基於衍生產品或者衍生品交易方式的創新性金融工具”，其核心部分是期權定價模型(Black-Scholes-Merton Formula)。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相關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將其解釋為，商業銀行結構性理財產品內嵌期權、互換等衍生交易，產品收益與利率、匯率、各類指數等標的的波動掛鉤，其運作方式與一般理財產品不同。

對於收益率，該負責人稱，此類理財產品設有預期收益區間，根據市場表現情況獲得對應收益，並不能保證實現產品設置的最高預期收益水平，而一般理財產品只設置單一預期收益率。

那麽，結構性理財產品的結構設計究竟是怎樣的呢?上述產品開發部門高管“庖丁解牛”，他分析稱，目前銀行最常見“結構化產品”的產品結構，基本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風險控制的“基石”，一部分是爭取收益的“期權”。兩者的占比分配取決於該產品對收益的預期以及對風險的承受程度。

“基石”部分是指，銀行將客戶投資本金的相當一部分來作無風險投資或交易，產生一個固定的預期收益。比如目前銀行較流行購買“零息債券”，即一種以貼現方式、不附息票發行的債券，而銀行可於到期日時按面值一次性獲得本利。

除債券方式以外，“基石”部分也有其他操作途徑。東亞銀行(中國)財富管理處總監陳柏軒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曾透露該行的一款結構性理財操作方式，其“基石”部分使用了美元利率掉期，用交換期權封住了一個固定收益。

“封住一個固定收益後，銀行就可以拿風險資產的盤子去進行期權投資。”上述銀行產品開發部門高管舉例，假設對於一款保本型產品，銀行可以用95元購買到期面值100元的零息債券，就意味著銀行將有5元的期權投資配比。

該高管進一步介紹，目前的期權投資有四大市場，俗稱“四大金剛”，按風險從小到大排序，依次是利率市場、匯率市場、股票市場和商品市場。商品市場的黃金或原油ETF較為流行，市面上不少產品與之掛鉤，以沖擊高收益。

“對沖部分的模型比較複雜，有看漲期權、看跌期權，甚至可以看波動幅度;模型上，可以設立一個限值、或一個區間。”該高管介紹。

由此，結構性理財產品和一般理財完全是兩種概念，對於其實際收益率是否能夠達到預期最高收益率，兩者事實上也並不具有可比性。對於結構性理財，市場風險是完全曝露在投資人面前的，其最高收益率僅在投資方向選擇最準確時出現，大概率情況下，到期實際收益率會跌入後幾檔收益，甚至於某些設計激進、可沖擊更高收益的產品，還可以設計成不保本的，亦即投資人要承受產品到期出現本金虧損的可能性。

據了解，在理財業務較為成熟的國際市場，銷售機構一般不向投資者預測結構性理財產品的最終收益概率，以免誤導投資者的購買行為。

事實上，商業銀行在發售結構性理財產品時，多面向具備一定投資經驗、有相應風險承受能力的客戶。經商業銀行向第一財經反映，購買此類產品的客戶一般了解利率、匯率、黃金等掛鉤標的市場情況並具備較為豐富的投資經驗。購買此類產品的投資者根據自身對市場的判斷，能夠承受一定風險，來博取可能的高收益。

周小川：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將給予結構性信貸政策傾斜等激勵機制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今日(3月10日)召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答記者問時談到，從全球來看中國在數字普惠金融方面已經走在前列，但是仍然有較大的發展潛力，需要發揮科技力量，疏通政策制度方面障礙。

2016年全球G20峰會在中國杭州召開，在此次峰會上，發布了由中國參與制定並推動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

周小川表示，從普惠金融來講，G20已經闡述了若幹年。全球經濟危機後，全球經濟發展更多依靠新興市場，金融服務需要更多惠及大眾。“經濟複蘇的過程中不能只看老牌發達國家，同時應該將資源更多地引導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面向弱勢群體，金融服務應更多向這方面傾斜。”周小川稱，目前中國已經在多方面開展基層金融服務，包括農村信用社、三農服務、社區金融服務、支付手段等等。

全球普遍共識認為，對於社區、邊遠地區的金融服務最有效的辦法是利用數字技術網絡和移動設備。周小川表示，央行和業界會共同遵循這一服務方向，其中更為重要的是業界，包括傳統金融行業，例如銀行業、特別是小型金融機構，對此政府和央行層面希望給予一定激勵機制。除金融機構外，科技類企業也應遵循該方向提供技術支持，逐步改變貧窮、偏遠地區和基層地區的金融服務不足現象。

目前，包括肯尼亞利用手機發展普惠金融等地區的經驗已經被關註和借鑒。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表示，在數字普惠金融方面中國已經走在世界前列，當前更多強調在農村邊遠地區，讓廣大農民享有存款、貸款、匯款、支付、保險、查詢等基本金融服務，讓觸達邊遠地區的基本金融服務在扶貧攻堅和改革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並且在提供服務過程中註意金融安全，將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G20峰會期間，螞蟻金服總裁井賢棟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業界談普惠金融多年，但在具體推進過程之中，有幾個核心難題很難解決，第一，如何有效地觸達更多的用戶，覆蓋用戶的問題，覆蓋的成本能否合理且和可持續。第二，信息獲取的成本，如何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風險管理的成本。這是兩大難題，但今天可以利用數字技術以可持續的方式解決這兩個問題。

周小川同時也指出，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和普及尚有較大的潛力。目前，科技力量發揮不充分，仍有較多政策制度方面的障礙，通過改革開放學習全球中普惠金融的先進經驗是黨中央國務院扶貧攻堅任務的主要內容。“在激勵政策方面，其中貨幣政策中，結構性信貸政策傾斜、扶貧再貸款也會在這個層面給與支持。”周小川說。

此前，在2016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易綱層披露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的8條內容。分別是：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監管框架;擴展數字金融服務基礎設施;采取盡責的數字金融措施保護消費者;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監測數字普惠金融進展。

周小川：貨幣政策更加中性一些有利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3月10日表示，貨幣政策總體來說還是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在穩健方面適當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會有利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多企業要“三去一降一補”，如果貨幣太松的話，壓力就不夠。

3月10月上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易綱、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副行長範一飛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以下為發布會實錄：

經濟日報記者:近期，人民銀行在公開市場上利用各種工具，市場認為在引導貨幣市場利率上行，有人會有這樣的擔憂，認為會傳導到實體經濟頭上，會加劇實體經濟“融資貴、融資難”的情況，您怎麽看？更有人覺得，央行在收緊貨幣政策，甚至以後還會有加息的可能，您認為市場該如何理解央行的這樣一種操作？

周小川: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還是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或者更明確的說法，就是我們的貨幣政策是穩健中性。至於使用各種各樣的工具，確實中央銀行工具箱的工具比較多，工具的使用自然可能也帶有引導市場價格、引導預期，同時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但是也不見得對每次操作數量、價格都要作出過度解讀。貨幣政策總體來說還是穩健中性。

周小川:至於有一些人的擔心，我覺得應該從兩個方面說。首先，如果經濟中貨幣數量太大，像總理說的，我們不搞大水漫灌，但如果真是大水漫灌的話，實際上對經濟還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上升、資產價格泡沫等各種各樣的問題。與此同時，貨幣政策在穩健方面適當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會有利於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多企業要“三去一降一補”，如果貨幣太松的話，壓力就不夠，所以要從幾個方面來看。

周小川:至於說融資成本，“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首先這些年這個現象還是始終存在的，但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融資比例實際上每年都是在上升的。現在中國已經達到一個什麽情況呢？在人民幣企業貸款60多萬億這麽一個盤子下，已經實現了貸款余額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和小微企業三分天下，基本上都是三分之一。以前不是這樣的，以前是大型企業占一半以上，中型企業和小型企業占的比例比較小一些。大概從2010年左右開始，貸款新增量中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基本是三分之一了，但是余額還有很大的差距。到去年，大、中、小三個組成部分都是三分之一。所以，在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銀行業、金融業自己也在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說，要更多地面向中型企業、小微企業。因此，融資難的問題會逐漸有所緩解。而價格問題是除了名義價格，還要看實際價格，這跟物價和其他因素有關系。

遵義力推“黔貨出山” 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11日，“黔貨出山”——遵義綠色農產品北京行展示展銷暨投資推介會在京舉行。此次推介會共推出50個農業產業項目，吸引200余家企業參加。其中，現場簽約項目15個，投資總額達105億元。

素有“黔北糧倉”之稱的遵義，農業基礎深厚、歷史悠久，是貴州省糧食主產區和重要的農業產地，全市擁有以茶葉、蔬菜辣椒、生態畜牧業、中藥材、幹鮮果為重點的“5大主導產業”和以竹、烤煙、馬鈴薯、酒用高粱和特色食糧為主的“5大特色產業”。

中共遵義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市長魏樹旺表示，遵義綠色農產品十分豐富。舉辦此次活動，就是要讓更多的人認識和了解遵義綠色農產品，將遵義綠色農產品推向全國，推向世界。遵義將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努力生產更多更優的綠色農產品，大力推動“黔貨出山”。

此次推介會上，遵義市將全市農業優勢資源打包，共拿出50個優選項目。現場有15個項目集中簽約，總投資達105億元，主要涉及農業資源開發、農產品種植和深加工、飼料生產、電商批發冷鏈物流園建設、養殖產業扶貧、智慧農業等領域。

結構性改革助力全球經濟複蘇

“世界經濟：穿越不確定性”是2017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開篇話題，來自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分析全球經濟的現狀、面臨的挑戰以及對未來的發展提出建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余斌表示，2016年世界黑天鵝事件頻發，2017年世界政治經濟領域依然存在許多風險點，比如美國政策調整以及地區熱點事件，加上逆全球化思潮擡頭，都對全球經濟走勢帶來不確定性。

“但是，不確定性不等於偶然性。”他認為，“當前全球政治經濟領域不確定性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大程度上是長期結構性失衡的必然結果。要順利穿越不確定性，根本在深化結構性改革。中國政策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需要結構性改革。”

全球經濟複蘇處在重要關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當前全球經濟複蘇處在重要關口。

經過金融危機後8年的調整，世界經濟出現新曙光。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主要經濟體指標有不同程度改善，G20制造業PMI加權值持續位於擴張區域，大宗商品市場逐步回暖，持續多年的通縮風險有所緩解，國債收益率逆勢上揚，金融市場風險偏好有所提高。當前形勢下，若為了維護一時利益，關起門來搞貿易保護主義，切斷資本、商品和人員流動，尋求自家獨享的安全避風港，將會使世界經濟複蘇面臨更大不確定性，而順應全球化發展趨勢，克服全球化負面效應，打造全球化升級版，推動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更加公平、更有活力、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將為全球經濟開辟更加光明的未來。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保羅·羅默認為，世界普遍采用了房地產開發的模式和思路來創造經濟增長點，現在我們要反思這種模式是否正確。

“城市大規模開發在不斷進行，但要複制這樣的模式就需要提高警惕，我們有可能面臨一些新的突發的問題。”保羅·羅默稱，新世紀以來，我們的建築規模急劇擴張，幾乎要在現有的基礎設施上增加100倍。我們需要眼光長遠，先把基礎打好，不要急於建設。“緊急的問題往往並不重要，而重要的問題也不是一時能夠解決的。”他表示。

經合組織幕僚長、G20協調人加芙列拉·拉莫斯表示，盡管近年來世界經濟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挑戰已經超出了預期。經合組織預計，2017年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是3.3%，2018年是3.6%，仍低於危機前的4%的增長率。但是，中國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

她認為，當下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包括，某些經濟展望和資產價格出現了脫節;因為財富的分配不均，反全球化情緒有擡頭的趨勢。跟中國有關的風險是私營部門信貸的過度增長，以及高負債率、高杠桿等。

不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張濤看來，情況或許沒有那麽悲觀。全球經濟複蘇的動力在不斷增強。經濟增速回升的展望讓我們看到了積極樂觀的跡象。其中，新興市場國家在過去幾年提供了70%的增長，未來仍將會保持這樣的比例。而美國的一些財政刺激手段已經就緒，歐洲盡管進展緩慢但也在不斷複蘇。

張濤認為，當下較大的挑戰包括金融環境的大幅收緊，尤其是美聯儲加息後的前景令人擔憂。其次是來自政治局勢的發展，或許會阻撓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此外，還要確保全球人民都可以從增長中受益。

“所以，我們需要考慮增長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影響和後果，我們應該有意願做更多的工作，促進全球發展能夠更包容、更加均衡。”張濤稱。

他表示，對於發達國家，我們需要刺激需求，也需要解決公司負債過高的問題，幫助他們清理資產負債表。在新興市場，需要他們有穩健的宏觀審慎的監管和金融市場，特別是在中國，中國正在轉向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它的發展如果能夠成功，對中國自己、對世界都是有益的。

世界銀行前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考希克·巴蘇則認為，“轉折點”一詞可以非常恰當的描述全球經濟的現狀。“世界經濟現在已經進入非常困難的時期，增長在放緩。但是，比放緩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國家的經濟表現有一些分化，這也意味著有一些新的機會。”他認為，如果發達國家關上國門，中國在全球會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國可以利用這樣的資源大有作為。此外，印度、墨西哥等國家也值得矚目。“這些國家都可以使用勞動力連接技術，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從而能夠在世界面臨的困難中獲得更多的收益。”

需警惕逆全球化風險

對於全球經濟而言，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未來的政策走向的影響至關重要。

對於特朗普未來的經濟政策走向，巴爾舍夫斯基表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是有兩個方面會對其政策構成影響。第一是他在競選中做出的承諾，就是經常在媒體里講的話。第二是他所在政府里某些人的觀點。在他看來，特朗普的政策是會更孤立主義、更民族主義、更多靠向保護主義這一側。“我們能知道的是會有調整變化，只是不知道調的幅度和方向到底有多猛。”他稱。

那麽，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會對全球貿易構成怎樣的影響?

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指出，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進程中，隨著GDP的上升印證了全球經濟是從中受益的，包括實現了大規模的減貧。其中受益最多的國家就是美國和中國。美國過去幾十年也一直在努力推動全球化和市場化的開放。但是，目前這個趨勢正在逆轉，因為美國深層次還存在著對全球化的疑慮。

她稱，在此前一個調查中，加入全球經濟體系對美國是否有利，其中86%的學者認為美國確實從中受益，但49%的公眾答案是否定的，這說明對此問題，民意上已經出現了非常深刻的分裂，也就是保護主義的擡頭。

這在特朗普公布的最新政策中可見一斑，包括藥違背世貿組織協定，要提升關稅、封閉邊境等。“也許這些做法並不會扭轉全球貿易發展的總趨勢，但是我們想看的是這僅僅是一個小幅度的政策調整，還是預期著以後大規模的政策轉型。”巴爾舍夫斯基表示。

她認為，美國如果脫離這種全球化的進程，風險很高，對中國尤其如此。中美兩國都肩負責任，要保證世界市場的開放，而且也有責任建立一個互利共贏的雙邊關系。這意味著中國需要進一步地進行經濟改革和開放，減少歧視性的措施，這樣才能保證全球化的活力。

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任務取得新突破

據發改委網站消息，4月26—27日，2017年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書記、主任何立峰出席會議並作了題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 紮實做好2017年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講話。中央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劉鶴出席會議並就“推動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幾個重大問題”作講話。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成員、副主任連維良出席會議，並主持召開了地方發展改革委負責同誌座談會。國家發展改革委秘書長李樸民出席會議。

會議傳達學習了黨中央、國務院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決策部署，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的一系列創新理論，牢固樹立“四個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貫徹落實到具體改革實踐，既當改革促進派，又當改革實幹家，擼起袖子加油幹，齊心協力抓落實，推動改革工作不斷取得新進展新突破。

會議就全面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務，落實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政府工作報告》關於2017年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各項部署，落實國務院批轉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2017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國發〔2017〕27號)提出了具體要求，安排了2017年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

會議認為，去年以來，各地區各部門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有力促進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去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圓滿完成，“十三五”實現良好開局。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運行延續了去年下半年以來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勢頭，新動能培育與傳統動能改造提升協同發力，市場預期和供需關系持續改善，供給結構不斷優化，積極因素繼續增多，主要指標好於預期。隨著中央一系列重大政策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措施加快落地見效，經濟增速連續兩個季度略有回升，促改革、調結構與穩預期、穩增長良性互動，穩中向好的態勢在加強。這些成績的取得，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的結果，體現了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是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的結果，體現了狠抓政策落實的“釘釘子精神”;是全國上下團結奮鬥的結果，體現了廣大幹部群眾“擼起袖子加油幹”的熱情。

會議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制約因素依然較多，內外部挑戰交織疊加，國內經濟結構性失衡尚未扭轉，新舊矛盾和問題錯綜複雜，經濟持續向好的基礎仍不穩固，經濟形勢的複雜性和走勢的不確定性依然較高。要有效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夯實經濟持續穩定向好的基礎，推動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必須堅定不移持續深化改革。

會議強調，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關鍵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下半年將召開黨的十九大，在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意義重大。經濟體制改革工作要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要求，把握好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多推有利於增添經濟發展動力的改革，多推有利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改革，多推有利於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於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性的改革，突出抓好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突出重點、攻克難點，提高改革整體效能。

會議指出，今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一方面，要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任務取得新突破。紮實有效去產能，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完善職工安置、債務處置、資產處理等政策及市場化退出機制，持續推動鋼鐵、煤炭等重點行業化解過剩產能，有效防範煤電過剩產能風險。因城因地因層施策去庫存，把去庫存和促進人口城鎮化結合起來，健全購租並舉的住房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積極穩妥去杠桿，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推進資產證券化，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強化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財務杠桿約束，逐步將企業負債降到合理水平。多措並舉降成本，加大現有減稅降費力度，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通過深化改革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精準加力補短板，創新投融資體制，進一步放開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公共服務等領域，進一步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加快提升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創新發展、資源環境等支撐能力。

另一方面，著力抓好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要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下決心再取消、下放一批可以由市場決定、由地方承接的審批事項和審批權限，以清單管理推動減權放權，嚴控自由裁量權，強化事中事後監管，切實把該管的事項管住管好、管出水平，做到放管結合、並重。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加快落實以新型核準制度為核心的投資審批制度，完善政府投資體制，規範政府投資管理，進一步發揮政府投資的引導和帶動作用。進一步加大價格改革力度，加快放開競爭性領域和環節價格，完善輸配電、天然氣、醫療服務等重點領域價格形成機制。深入推進國企國資改革，推動“1+N”文件落地見效，加快重點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大力推進電力、油氣、鹽業等重點行業改革，持續夯實市場經濟微觀基礎。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著力抓好“三個一批”，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剖析一批侵害產權的案例，總結宣傳一批依法有效保護產權的好做法、好經驗、好案例，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深化市場體系改革，加快擴大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試點，深入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全面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保障市場公平競爭。深化財稅金融改革，加快推進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落實和完善全面推開營改增政策，深化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為實體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三大戰略體制機制創新，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細化和落實“人地錢掛鉤”政策，著力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用改革的辦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的實施，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健全創新驅動發展體制機制，建立健全科技創新激勵機制，深入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擴大服務業、一般制造業、采礦業對外開放，推進高標準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深化國際產能合作，不斷提高對外開放質量和水平。大力推進養老保險、教育、醫藥衛生、文化等社會體制改革，織密紮牢民生保障網，進一步提高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和水平。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認真落實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切實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

會議強調,今年改革要把握好幾個問題，一要把握好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有些需要加快的改革必須努力加快推進，有些四梁八柱的改革要穩步推進，有些需要防範化解的重大風險點要及早排除，從而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要把握好各項改革舉措的出臺時機，增強自覺性，體現精準性，避免盲目性。二要吃透今年的經濟形勢特點。一方面，經濟運行穩中向好，特別是新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轉化為自覺行動，將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另一方面，結構調整任重道遠，經濟發展還處於過關期，仍面臨不少挑戰。必須堅持用新常態的大邏輯分析研判經濟形勢，通過改革開放下大氣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三要堅持問題導向。緊緊抓住影響全局穩定的突出問題，尤其是經濟發展的難題和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深入調研，提出明確的改革對策和方案。四要在中央統一部署下，創造性開展工作。我國發展差異性大，改革要從實際出發，把中央的頂層設計和充分發揮基層首創精神更好結合起來，既堅決貫徹落實中央的統一部署，又要在實際操作中密切結合當地具體情況，進行適當的合理調整，鼓勵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對基層創新中的好經驗好做法，要及時總結和宣傳推廣。五要善於抓落實。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完成好規定動作，嚴格把握好進度，排好時間表，責任落實到位，高質量地完成任務;要按照問題導向原則選好自選動作，抓住突出問題推進改革。對已經出臺的政策，要善於通過抓典型的辦法狠抓落實，抓兩頭、帶中間。在國企、金融、科技、教育、養老、生態等領域，都要能抓出一批好的典型案例，以點帶面，推動改革落地見效。六要抓好改革隊伍建設。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著力解決政府管得偏多、市場作用發揮不充分問題。要善於學習、深入調研，掌握第一手情況，增強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對一些基本問題，要老老實實學習，吃透基本概念，把握基本定義，紮紮實實提出改革辦法。要負責任、敢於擔當，負責改革的同誌要一級一級承擔責任，以飽滿的精神狀態把工作抓起來，以改革工作的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各地發展改革委主要負責同誌、分管負責同誌，國務院有關部門相關司局負責同誌以及有關單位負責同誌參加了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