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多家研究機構21日稱，在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過程中，上海與全國其他地方相比，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方面的問題並不突出，最突出的問題是“降成本”與“補短板”。
當日，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科研處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2017年上海經濟形勢分析報告會，並發布了《上海經濟發展報告(2017)》。
上海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表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的重大舉措，是解決經濟發展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必然要求。上海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先行者，肩負著實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探索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和科技進步道路，為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新舊增長動能轉換先行先試的任務。
課題組認為，在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過程中，上海與全國其他地方相比，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方面的問題並不突出，雖然這些問題在某些範圍也存在，如產能過剩是局部性的，房地產過剩僅限於商辦樓宇方面，金融風險以外部輸入為主，但上海最突出的問題是“降成本”與“補短板”。
課題組表示，一線大城市面臨著越來越高的地價、持續攀升的融資成本和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等壓力，許多企業利潤率下降，不得不向二、三線城市轉移。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就必須切實幫助企業降低各類成本。
課題組分析，“成本”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非稅收費種類繁多。非稅收費包括專項收費、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費等多種類型。其中，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中涉及企業收費的有64項，占全部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的50%以上，對企業來說負擔過重。
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高。上海大型國有企業眾多，銀行信貸資金多向大型國有企業集中，擠占了中小企業的信貸資源。中小企業受資產和規模的限制，一般較難符合銀行貸款的要求，只能通過民間融資渠道進行融資，長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
商務和用工成本較高。主要表現在辦公成本高、土地成本高，企業的社會保障負擔較重。
在土地成本方面，數據顯示，上海自2007年開始實施工業用地招拍掛制度以來，工業用地價雖然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出現了波動，但上升的趨勢未變。2012年以後，工業用地價格呈現持續上升態勢，特別是2015年以來，上海每季度工業用地平均價格的同比上升幅度均保持在10%以上。2016年第三季度，上海工業用地招拍掛出讓平均價格已高達每平方米2324元，同比上升10.5%。
制度性交易成本高。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法律、法規、政策等需要付出的成本。比如上海的知識產權保護落實不到位、行政審批手續不夠簡化導致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升高。
課題組稱，降成本的關鍵在於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上海在降成本的過程中，需要采取“組合拳”的方式，通過降低企業稅費負擔、融資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幫助企業緩解成本上升的壓力，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課題組介紹，上海“短板”也有三個方面：
城鄉收入差距大是上海突出的短板。 隨著上海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推進，城鄉差距逐步凸顯。2015年，上海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05元，農村常住居民收入約為城市常住居民收入的44%。上海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大，中心城區小學的年實際生均公用經費投入是郊區縣的1.6倍，每千人執業醫師數是郊區縣的1.5倍，人均擁有公共文化設施面積是郊區縣的1.4倍，上海城鄉之間在教育、醫療、文化資源配置上的差距非常大。
城市環境治理不到位也是阻礙上海發展的短板。課題組介紹，近年來，上海市某些區域違法經營戶增多。2016年1~8月，上海共拆除違法無證建築3776萬平方米，是2015年拆違總量的2.7倍，超過年初預期的3300萬平方米目標。
上海的綜合交通運營管理也存在短板。道路擁堵嚴重，快速路區段、交叉路口常發生擁堵;軌道交通高峰時期擁擠嚴重，包括1號線和2號線在內的10條軌道交通線路在高峰時段經常處於超負荷運行的狀態;地面公交高峰時段平均運營時速低於每小時12公里，換乘等待時間長，乘客滿意度低;路網局部連通性不高，“斷頭路”還沒有全部打通;交通運營秩序不佳，中心城區存在多個秩序易亂的交通集散點，交通違法行為高發。
課題組稱，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強城市環境治理，提升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和運營效率將是上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
課題組建議，上海應控制重化工業產能，為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產業騰挪資源和空間。加快轉移改造傳統制造業，堅持人口、土地、環境、安全“四條底線”，用足用好自貿區平臺，以浦東新區政府職能轉變為突破口，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進一步推進政府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使上海的投資環境更加優化、貿易更加便利化。建立更加透明開放的市場準入制度，破除限制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發展的準入障礙，清理行業準入限制，制定和調整相應的技術規範和標準體系，使各類企業能夠實現更高效率的運營。
此外，課題組建議，通過全面推行負面清單、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使自貿區的權責清單制度與國際貿易和投資新規則逐步對接，進一步劃定政府與市場、企業、社會之間的權責邊界，形成權責清單動態調整和長效管理機制，為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談判提供制度支持。同時，充分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構建以企業誠信為評價內容的監管體制，建立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的人才管理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