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太多有關中美貿易紛爭的文章——盡管中美貿易紛爭遠未達到戰爭級別，但很多人都已經把它定義為“貿易戰”了。眼下關於中美貿易的分析文章多如牛毛，但從歷史縱深角度去分析的似乎不多。本篇文章試圖從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角度去分析中國成為全球貿易第一大國的歷史必然性以及它將面臨的挑戰。
中國成為全球貿易大國深層原因——移民替代
有關國際貿易的理論很多，最出名同時也是最古典理論的便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說”，他認為，每個國家不一定要生產各種商品，而應該集中力量生產那些利益較大或不利較小的商品，然後通過國際貿易，在資本和勞動力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總量將會增加，如此形成了國際分工。
但從古至今的國際貿易事實卻並不像李嘉圖的理論那麽理想化，如中國自明朝開始就出現了國際貿易的大量順差，中國向其他國家出口絲綢、瓷器等，並換取銀子，但從國外進口的商品卻很少，原因是什麽呢？因為中國至少宋朝開始，銀子就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了。
到了明朝嘉靖時期，政府確立“一條鞭法”的賦稅及徭役制度，合並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大大簡化了征收手續，同時使地方官員難以作弊。中國持續幾百年的銀本位制應該就是從那個時代開始確立的。據估計，1550~1800年的大約250年間，中國共獲得了大約12億兩白銀，占了這段時間內世界白銀總產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
又如，從全球貿易史看，西方國家最初從東方進口的主要商品是香料，原因在於，大部分香料類植物多是印度及東南亞國家的特有植物，歐洲無法種植；在交通方式極不發達的古代，香料成為了奢侈品。因此，被中國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西方貿易，同時也被稱為“香料之路”。
因此，全球貿易起初並不是因為勞動力比較成本不一導致分工不同而促成的。到了今天，我們同樣沒有發現世界各國都能夠心安理得地接受全球貿易格局下的“生產分工”。
例如，工業化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所向往的模式，發展高科技也是所有工業國的目標；即便像美國這樣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80%的國家，仍然希望“再工業化”。各國產業發展目標的趨同化，才是導致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中國應該是屬於二戰之後由農業國成為工業大國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但中國並不是一個成功的特例。例如，日本和韓國是二戰後兩個僅有的成為制造業強國的成功案例，這似乎很難從比較優勢說和資源稟賦理論來解釋。
筆者在幾年前曾經發現，全球三大制造業大國——日本、德國和韓國，它們的共同特征是人均耕地面積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如2013年全球人均耕地面積為3.45畝，其中德國為2.25畝，日本為0.51畝，韓國為0.49畝。尤其是日本和韓國，不僅耕地極少，而且國內礦產資源也匱乏。
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也只有1.3畝，由於地少人多，只有發展工業，同時通過出口工業品來提升收入水平。
日本和韓國同屬東亞國家，受儒家文化影響較大，勤奮而好學，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還有：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它們都無一例外地成為全球人均國民收入排名前20%的國家或地區。這也印證了儒家文化具有“致富”理念。
讀人類歷史，實際上就是讀一部戰爭史，戰爭目的多半是為了獲得更多資源，勝者為王，可以占有失敗者的土地和財富。如此看來，全球的資源分配永遠都不會是合理的。15世紀的所謂地理大發現，說白了就是為了尋找和掠奪當地財富。歐洲人得益於地理大發現，使得他們的人口遷徙幅度最大，美洲、澳大利亞乃至非洲的南非等地，都被他們占領並成為永久主人。
研究中國的疆域變化歷史，同樣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凡是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國土面積變大了，凡是漢族統治的朝代，國土面積變小了（唐朝或為例外）。原因或許容易解釋：入侵的少數民族均為遊牧民族，而漢族屬於農耕民族，前者比後者更富有侵略性。從歷史上看，侵略失敗的案例遠多於成功的案例。
從歷史上看，當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都遇到災荒的時候，前者采取的應對舉措往往是搶掠，這就是秦始皇為何要花巨大代價築長城的原因；後者則多為“逃荒”，例如，清末出現的闖關東現象，實際上就是當華北地區遇到災荒後的持續向東北移民現象。
如今，中國國內的移民仍在持續，如東北、西北和華北的人口都在凈流出。總體看，一二線城市的人口會越來越多，農村人口會越來越少，是根本原因是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低，太多的人擁有太少的耕地。
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而言，向外移民數量總是相對有限，且解決不了中國的人均資源擁有量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問題。因此，要提高國民收入，只有發展出口貿易。從這個生存發展模式看，出口的本質就是“移民替代”。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國別限制，那麽，中國至少可以有2000萬農民去美國從事農業勞動，發展精耕細作農業，或許能讓美國的農業產量再提高三分之一。因為美國只有200多萬專職農民，而按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農民超過兩個億，約為美國的100倍。
正是因為有了國家，就有了移民限制，這使得中國一直存在勞動力總量與其他資源總量不匹配的問題，只有發展外貿才能解決勞動力相對過剩問題。日本和韓國也是如此，盡管中國與日韓的經濟體制不同，但出口導向戰略卻是一致的。2017年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全球分別排第一、第四和第六，均超過它們GDP在全球的排名。
200年來西方對華政策並無本質變化
19世紀是全球霸主是英國，殖民地無數，當年也是打著通商的旗號挑起事端。1840年前後的鴉片戰爭，英國則稱之為通商戰爭，最終清政府簽署了屈辱的南京條約。也就是說，當貿易條件對西方有利的時候，他們竭力要求對等貿易，開放中國市場；當貿易條件對他們不利的時候，則實施貿易保護政策。
二戰之後，美國確立了全球霸主地位，但美國又面臨了外貿赤字居高不下的問題，如上世紀80年代初時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巨大，是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來源。因此，1985年，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幹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即“廣場協議”。
廣場協議引發了日元持續升值，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也就是說，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這迫使日本政府為了維持國內景氣度而被迫采取低利率政策，進而引發資產泡沫破滅。從此日本經濟一蹶不振。
隨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擴大，美國對中國也采取了各種對抗措施，如在10年之前，主要是對中國的紡織服裝出口設置了反傾銷、反補貼及特保措施等非貿易壁壘，10年後的今天，則主要針對高科技產品采取知識產權保護、不承認市場經濟地位等舉措，甚至準備加征關稅。
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限制，主要原因是美國貿易逆差過大，如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順差要占美國貿易逆差總額的46%。至於指責中國對美貿易存在違反公平貿易的事實，其實只是由頭，如果中國能做出符合特朗普所期望的讓步，則貿易紛爭基本可以平息。
特朗普上臺一年多來，為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主要采取了限制移民和保護貿易這兩大舉措。如前所述，出口貿易的一大重要功能就是“移民替代”，因此，限制移民和貿易保護實際上是一回事，就是要給予美國白人更多的就業機會，保護美國的制造業。可見，美國從“國際主義”價值觀退回到“民族主義”價值觀的傾向越來越明顯。
回顧歷史，1882年美國實施“排華法案”後，根據移民局記錄，1884年中國人入境人數大幅減少，到1892年，全年竟沒有一個中國人來美國。1892年，美國國會立法把所有的排華法案都延長了十年，且新增了許多歧視華人的條款；1902年再度立法延長所有排華法案十年；1904年，美國國會議決：排華法案永遠有效。
1943年，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專門針對特定國家移民限制的“排華法案”被廢除，筆者認為被廢除的原因，主要是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之間成為了盟友，因此，本質上看，“廢除”並不是完全是“正義”驅動，更多是“利益”驅動。
據美國人口統計局數據，2015年美籍華裔家庭的平均收入為10.85萬美元，比美國總體家庭平均收入水平高36.8%，而且本科以上學歷者占比也高於全美平均水平。這也是為何特朗普要限制移民的原因，尤其是亞裔在美國所獲得的收入和職位普遍比較高，或多或少地影響了白人的發展機會。
因此，東亞國家各民族世世代代處在人多地少的環境里，養成了勤勞和高儲蓄的習慣，註定了他們更有條件成為高收入階層，但這種通過移民或貿易方式來改變自己命運的謀生方式，這種追求財富的“拜財神爺”文化，容易與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習俗相沖突。故從19世紀開始，西方就形成看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理論。
二戰之後，全球總體處於歷史上持續時間較長的和平發展階段，全球殖民地數量大幅減少，經濟競爭成為全球國別競爭的主要方式，這使得中國再度成為全球最具潛力的競爭者，因此，西方國家對中國政策仍然延續近200年的主基調，就是防範和遏制。
中國崛起勢不可擋：勞動生產率提高才是主因
特朗普認為，中國對美貿易之所以能維持高順差，與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有關，但他卻沒有能夠找到“操縱匯率”的依據。縱觀過去30年中美貿易史，不難發現，無論是人民幣處在貶值階段還是升值階段，對美貿易順差都在不斷擴大。因此，“匯率操縱說”並不成立。
以日本為例，1985年日本被迫簽訂廣場協議，美國等發達國家要求日元升值，在短短三年時間里，日元對美元升值近一倍，但這依舊未改變日本的出口強勢，盡管以日元標價的出口增幅明顯回落，但以美元標價的出口增幅卻依然強勢，對美順差水平進一步擡升，1991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額要占到美國貿易逆差近60%，似乎是廣場協議前的兩倍。
可見，匯率高估與否並不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的主因。那麽，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主因是究竟什麽呢？我們研究發現，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升，才是決定出口競爭力的核心因素。如日本在上世紀60、70年代，雖然名義工資漲幅驚人，但由於勞動生產率平均有高達10%左右的年增幅，故單位工資成本的實際增幅相當有限。
構成勞動生產率的三要素是勞動力素質+資本密度+全要素生產率，中國勞動生產率提升對制造業的貢獻，則主要來自勞動力素質的提高。
如截至2015年，美國有近40%的人受過大專以上教育，而中國只有12%，相當於美國1972年的水平。盡管中美勞動力素質差距巨大，但中國勞動力素質的改善幅度卻非常驚人：2000年中國大專以上學歷者僅占全國人口的3.6%，相當於美國30年代中期水平，到了2010年上升至9.0%，相當於美國1959年的水平，即中國10年走過了美國24年的路。
中、美、日以產出衡量的勞動生產率
若以就業人數及GDP來衡量勞動生產率水平，則美國的中位數水平增速在過去20年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國則超過了8%。
過去30多年來，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規模估計超過美國最近100年的投入量，這是中國制造業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他新興經濟體望塵莫及的。中國工人的薪酬水平雖然上升了不少，但目前仍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盡管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用工成本低廉，但產業配套、交通運輸條件和勞動力素質等方面與中國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因此，特朗普認為“不公平貿易”是造成美國貿易逆差的主因，顯然是有失公允的。中國經濟落後於發達經濟體，因此它應該擁有“發展權”，即過去發達國家通過侵略和暴力來搶占原住民土地和財富，而後發國家只能通過移民來分享部分資源；如今連移民都受限制，那至少給點自由貿易的權利吧？
回看過去40年的歷史，中國的崛起已經勢不可擋。由於全球出口貿易的最大特點就是此消彼長：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出口競爭優勢黯然失色，日本在經歷了連續六年的外貿逆差後，2016年才稍有順差。
從1989年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恰恰都發生在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積極引進外資的過程中，如中國對美出口份額正是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顯著提升的，這正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對美出口份額下降的開始。
筆者並不認為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的高增長是奇跡，因為最近30年的高增長起因是過去一二百年的低增長，即超跌反彈而已，所以，反彈至今，中國仍屬於中等收入國家，與同屬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差距還是非常大。
正是因為如此，中國還將繼續發展，即便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也無法遏制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因為中國不同於日本，前者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對外貿的依賴度會逐步減少。所以，中美貿易沖突也將長期持續下去，沖突的背後，實際上反映了勞動生產率增速的差異。
從中美貿易的商品和服務看，彼此存在很大的互補性，因此，貿易戰的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這也應該是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過去40年來，中國的開放度已經大大提高了，故中美之間不大可能出現愈演愈烈的貿易戰，更不會升級為另一場“鴉片戰爭”。
盡管如此，筆者認為，從長期看，中美貿易紛爭很難化解，因為中國的崛起必然伴隨著美國競爭力的下降，美國必然會為了維持霸主地位而不斷給中國設置障礙。（李迅雷系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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