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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奪命”電話詐騙案背後利益鏈

如果不是8月19日的一通電話，18歲女孩徐玉玉在10天後就可以到南京郵電大學報到了。

這通電話，騙走了徐玉玉上大學的9900元費用。此前一天，徐玉玉接到了教育部門發放助學金的通知，而騙子也聲稱有一筆助學金要發放給她。這讓她放松了警惕。在報警回家的路上，徐玉玉突然暈厥，不幸離世。

徐玉玉事件前後，同樣的悲劇發生在一名大二學生宋振寧身上。

《魯南商報》8月25日報道稱，宋振寧在8月18日接到一個來自濟南的陌生電話，對方在電話里稱自己是公安局的，並稱宋振寧銀行卡號被人購買珠寶透支了六萬多元。騙子說出了宋振寧的銀行卡和身份信息，取得了信任。8月23日，宋振寧因心臟驟停而離世。

徐玉玉和宋振寧均來自山東省臨沂市。

在不斷呼籲個人信息保護的今天，電信網絡詐騙手段卻正朝著更貼近用戶特性的方向發展。是誰泄露了“徐玉玉們”的個人信息，甚至知道了她正在申請助學金，從而實施了“精準“詐騙?電信運營部門的虛擬號碼存在著怎樣的漏洞?個人信息泄露案件中又存在著怎樣的利益鏈條?

虛擬運營商落實實名制迫在眉睫

據媒體報道顯示，徐玉玉接到的詐騙電話號碼屬於171號段，即所謂的虛擬運營商號段。

以170/171號段為主要服務平臺的虛擬運營商，無需自己建設通信網絡，而是租用實體運營商(電信、聯通、移動)的網絡開展電信業務。

多地公安部門在發布詐騙預警時表示，170/171號段是電信詐騙“重災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實名制登記存在漏洞。

目前，中國通信行業根據2013年9月1日起施行的《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要求，用戶辦理固定電話、移動電話(含無線上網卡)等入網手續時，要向電信業務經營者提供真實身份信息，也就是要實名制。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接受第一財經1℃記者采訪時表示，由於虛擬運營商還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監管措施尚未到位，目前虛擬運營商確實存在對電信實名制落實不力的問題。

朱巍介紹說：“在三大運營商積極推動實名認證的背景下，虛擬運營商明知在沒有進行實名認證的情況下還把號碼放到書報亭、報攤等地方進行大量的推廣。大量此類號碼未進行實名認證是直接導致它們成為詐騙主要手段的原因所在。”朱巍認為，因此虛擬運營商無法脫責，至少應該承擔行政法上的責任。

《人民郵電報》報道的數據稱：目前的惡意詐騙短信中，有近44%都來自170號段。今年一季度，在工信部強力打擊通訊信息詐騙專項活動的背景下，由於虛商用戶的快速增長，虛商垃圾短信、詐騙短信的投訴量也大幅上升，雖然環比下降了40%，但投訴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65%。

今年4月，工信部信息通信發展司曾就虛擬運營商監管問題表態稱：“工信部一直高度重視轉售企業的電話實名制工作，在宣傳管理、細化措施、加大查處等三方面采取了各種措施。虛擬運營商被打上詐騙等標簽不利於行業發展，更影響了170號段用戶的合法權益，工信部將繼續支持虛擬運營商依法依規發展，同時要加強監管，做到放管結合，放而不亂。”

朱巍建議，工信部要特別考慮出售、租售虛擬號段的方式和地點，並加以有效監管。

誰泄露了你的個人信息

誰最早“偷了”公民的個人信息，並對外出售、傳播?

為此，1℃記者以“非法獲取個人信息”為關鍵詞檢索了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到的12個判例中，泄露者的身份包括：派出所輔警、醫院街道社區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甚至還有互聯網公司的“內鬼”。

湖南省郴州市中級法院今年4月發布的一份司法文書顯示，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李某在湖南省宜章縣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擔任輔警期間，利用該所其他民警的數字證書進入公安機關內網上的全國人口查詢系統，獲取公民個人信息2000余條，並以每條40元不等的價格出售給一個手機QQ上認識的網友，獲贓款將近十萬元。

法院二審認定，李某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一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1.5萬元。

山東省日照市的一起判例顯示，陳某甲在日照市嵐山區安東衛街道經營著“大自然婚紗攝影店”和“芝麻開門兒童攝影店”。

為了招攬顧客，自2014年6月份至8月中旬間，他以每條5元的價格分別向張玉、陳某乙購買在嵐山醫院出生的新生兒出生時間及家長姓名、家庭住址、聯系方式等個人信息84條和330余條。

彼時，張玉、陳某乙的身份是日照市嵐山醫院安東衛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

此外，一些網購平臺，因存有大量個人信息交易數據，也為不法人員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提供了可能性。

上海的一起判例顯示， 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上海一家電子商務服務公司的副總裁授意該公司信息部負責人購買一號店網站客戶訂單信息。

這位信息部負責人聯系到原一號店網站員工繆某某，從繆某某處取得一號店網站數據庫賬號、密碼、配置服務器的IP地址及端口，並通過技術手段先後三次竊取一號店網站客戶訂單信息共計300余萬條。

最終，法院一審認定繆某某犯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罰金人民幣1.5萬元。

誰在交易你的個人信息

人人都是個人信息的生產者，卻不清楚個人的信息數據是如何被儲備、保護、使用，甚至轉讓或買賣。

1℃記者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信息網檢索發現，非法購買公民個人信息幾乎是電話詐騙案件中的“標配”。公民個人信息被層層轉賣，並最終用以實施詐騙。在一些案例中，甚至可以看到“精確”購買某一類公民的個人信息。

吉林四平市鐵西區法院今年7月發布的一份判例顯示，自2015年1月起，被告人付某乙加入了非法販賣公民個人信息數據的QQ群，在該群中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後，轉手以每條信息0.1元至1.2元不等的價格賣給王某丁，獲得8千元。

王某丁同樣加入了類似的QQ群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同時把從付某乙等人處購買的公民個人信息，特別是涉及咨詢或購買過“柏年康成”集團產品的公民個人信息，經過加價，以每條0.5元至1.5元不等的價格二次出售給了王少寶等人組成的銷售假藥團夥。

在此期間，王某丁非法銷售公民個人信息30余萬條，銷售金額達20余萬元，獲利4萬余元。

安徽省馬鞍山市也發生了一起類似的電話詐騙案件：白某通過QQ多次購買包含姓名、住址、聯系方式等內容的公民個人信息。從2013年12月起，白某又把這些信息通過QQ賣給張某，約定每1000元購買13000條，張某利用上述信息實施電話詐騙活動。

在白某被扣押的電腦主機硬盤及U盤存有公民個人信息累計有177萬條之多。偵查人員在其U盤中隨機抽取的公民個人信息與全國機動車/駕駛人信息資源庫、全國人口基本信息庫中的信息相符。

越來越多的案例顯示，當下個人信息數據泄露、非法買賣的形勢正越發嚴峻。

為了加強個人信息保護，歐盟、美國都正在出臺一系列的法規和文件。例如，歐盟擬在9月份進一步強化個人隱私保護，準備將WhatsApp、臉書和skype等互聯網通信服務商也納入電子隱私指令的監管之下。

在中國，2015年11月起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明確規定，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另外，對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將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給他人的從重處罰。

盡管泄露、出售公民個人信息已入刑，但是從實踐來看，由於個人信息保護涉及多部門交叉管理等原因，要真正強化個人信息保護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癌癥精準治療領域新技術研發獲突破 實現對癌細胞定向幹預

中國研究人員在英國《自然·方法學》期刊網絡版上發表論文說，他們開發的一項新技術可高效控制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基因編輯系統，從而實現對癌細胞的定向幹預。

據新華社9月6日消息，近年迅猛發展的CRISPR-Cas9系統具有很強的基因編輯和調控能力，通過sgRNA的精確“制導”和cas9核酸酶實施靶向基因功能操作，兩者協同實現編輯和調控能力，這一系統已在生命科學和醫學等多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的研究人員通過互補結合核酸適配體RNA莖部序列與CRISPR-Cas9系統中sgRNA負責識別靶基因的序列，實現了對CRISPR-Cas9系統的控制，形成一套可精確調控基因激活、抑制和切割等多重功能的新技術。

傳統方法主要借助外部“力量”來消滅癌細胞，但往往會傷及無辜正常細胞，引起極大副作用。對於基因突變導致細胞信號轉導異常的癌癥，研究人員利用新技術能夠控制癌細胞內信號流動方向，有效幹預癌細胞的多種“惡性”行為，啟動這些細胞自身的死亡程序。

研究人員已利用包括膀胱癌在內的多種類型癌細胞驗證了這套新工具的有效性。論文第一作者、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的劉宇辰表示：“這是過去傳統研究方法所不容易或無法實現的，而由於正常細胞不存在癌細胞特有分子，因此它們基本不受影響。”

論文通訊作者、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的黃衛人說：“課題組正測試一些體內基因輸送系統的有效性和生物安全性，如工程化大腸桿菌、溶瘤病毒、免疫細胞、納米 顆粒等等。未來如果成功，將能夠進一步提升這種工具的抗癌效應，並且也能拓展到多個領域，包括癌癥、糖尿病等多種疾病的精準治療方案也有望得到改變。”

中國大型癲癇精準醫學研究項目啟動 預期於2018年12月底完成

由複旦大學牽頭，聯合北京大學、中南大學、首都醫科大學、重慶醫科大學和廣州醫科大學及10所附屬醫院，6日在上海啟動癲癇精準醫學研究項目。這一項目將搭建癲癇精準醫學全國性合作研究、數據共享平臺，繪制我國癲癇疾病突變譜，致力於減少出生缺陷和並發癥，改善預後，降低致殘率。

據項目負責人、複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副院長王藝教授介紹，全球現有癲癇患者約6500萬，致殘率、致死率高，帶來沈重的社會經濟和心理負擔，僅美國每年用於癲癇疾病的補助費用就高達26億美元。癲癇病因學複雜，臨床表現多種多樣，目前大眾對於癲癇的認知，大部分停留在“倒地、抽搐、口吐白沫”等疾病發作時的生理表象，也因此覺得癲癇非常可怕、無法根治。

專家認為，近幾年，我國癲癇的臨床表型分類日益精細化，組建了癲癇精準醫學協作網，積累了相當數量的高質量臨床及生物樣本資料，並在基因突變機 制和靶向治療研究方面取得成效，具備精準化診治的優勢和條件，癲癇已成為繼腫瘤研究後，又一個大有希望實現精準化醫學研究的重要疾病。然而，這一疾病臨床 表現和病因學均存在很大的異質性，有很多臨床預判、治療方案選擇等問題未解決，尤其在早期預警、療效與嚴重不良反應預測以及疾病預後評估等方面存在諸多難題。

項目將針對相關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利用已有的癲癇大樣本病例，選擇與遺傳相關的癲癇患者20000例，其中兒童和青少年15000例，成人5000例，進行臨床精細表型數據獲取與分析;並對這20000例病例進行遺傳代謝檢測，從中獲取遺傳變異數據進行分析並繪制癲癇的基因突變譜;最後，利用神經病學、分子遺傳學、神經生理學、多模態腦影像和心理學，結合數理方法，發展大數據定量分析方法和計算神經網絡數學模型，對癲癇病人生物複雜現象進行跨層次大數據整合分析。

據了解，項目組建了多學科專家團隊，預期於2018年12月底完成。

互聯網電視三年內達7.6億 激活電視精準營銷時代

互聯網電視用戶已經越來越多，不僅吸引了大量移動端、PC端互聯網用戶向大屏遷移，也讓傳統電視端具有了互聯網基因，精準營銷成為可能，一個龐大的精準營銷廣告盛宴正在向大屏端敞開。

9月23日，悠易互通聯合知萌咨詢機構研究發布的《2016互聯網電視程序化購買趨勢報告》(下稱《報告》)中指出，隨著互聯網電視發展，互聯網用戶和傳統電視用戶開始向大屏幕“遷移”。更好的觀影體驗、更權威的媒介渠道等優勢，讓互聯網電視相比渠道具有獨特的精準營銷優勢，讓廣告程序化購買在互聯網電視領域大規模開展。

去年，中國互聯網電視覆蓋用戶月均實現了100%增長，50寸智能電視逐漸成為主流 ，互聯網電視產業進入提速階段。悠易互通CEO周文彪表示，今年，客廳大屏價值變現模式逐漸清晰，第三方監測體系的成熟，互聯網電視程序化購買時代來臨。

互聯網電視爆發 用戶往大屏遷移

所謂互聯網電視，是指利用統一的內容管理與分發平臺，通過開放的互聯網，連接電視機或機頂盒等電子產品，向電視機終端用戶提供互聯網視聽節目集成運營服務。

從2010年廣電總局發放牌照，互聯網電視行業在探索中前行，2011年至2014年，廣電181號文件《持有互聯網電視牌照機構運營管理要求》帶來了利好消息。視頻網站促進互聯網電視產業鏈形成。

據Digitaltvresearch、騰訊大數據，預計2018年，全球互聯網電視設備數量將達到7.6億臺，其中互聯網電視一體機將達到2.59億臺。2015年國內智能電視銷售量超4055萬臺，2015年OTT盒子市場零售量1213萬臺，互聯網電視用戶激活率70%。

一個重要的趨勢正在發生：互聯網用戶和傳統電視用戶開始向大屏幕“遷移”。根據互聯網電視程序化購買課題組抽取全國1000位用戶進行調查。調查顯示，在各個數字化的媒介渠道中，PC和手機依然是用戶最主要的信息渠道，但是，由於智能電視的發展，用戶開始從PC、移動端遷移至客廳大屏，原來接觸互聯網較少的部分受眾也從傳統電視用戶向互聯網電視轉移。

根據《報告》調研結果，相比較傳統電視，互聯網電視用戶更年輕、收入更高、興趣更多元化、收視高峰也更持久。

目前，互聯網電視用戶規模不斷增長，2015年整個互聯網電視行業用戶實現100%的增長。觀看時段不斷擴散，互聯網電視用戶收看時段從“黃金時段”向全天各個時段擴散。觀看時長不斷增加，聚集客廳觀看互聯網電視的時長不斷增加，原來被PC、移動端搶奪的時間重新回歸客廳。

互聯網電視程序化購買新機遇

互聯網電視給大屏端精準營銷、程序化購買帶來新機遇。程序化購買指的是通過數字平臺，代表廣告主，自動地執行廣告媒體購買的流程。

國家廣告研究院院長、中國傳媒大學教授丁俊傑表示：“互聯網電視帶來了新的營銷價值和潛力：第一，傳統電視所具有的營銷價值和營銷潛質，以及營銷性的功能，包括廣告在內，一部分是被其他媒體跟互聯網轉移了，但是，將來最大的遷移是互聯網電視，把傳統電視臺，大屏幕的所有東西遷移到互聯網電視上，這必然會帶來新的營銷空間。第二，互聯網電視會有很多新增的內容，這就是電視還在，電視臺不在的場景，客廳的屏幕重新回到人們的生活當中，在人們碎片化的小屏幕上解決不了的內容需求，以及在這些碎片化營銷中解決不了的問題，還是會回到大屏幕。回到大屏幕以後，大屏幕又會把一些新興媒體當中具有的一些品性和品質，以及營銷價值重新聚合到一起。所以，我覺得互聯網+這個概念下的互聯網電視的大屏價值，潛力是巨大的，只是我們怎麽把它體系化、概念化和實用化，包括完善其評估的方法。”

技術革新推動程序化購買與電視的融合，互聯網電視推動電視廣告進入精準化時代。

“如今，不論在技術的成熟度上，還是在媒體、廣告代理等的參與上，品牌程序化購買所需要的條件都基本具備，但真正驅動品牌程序化購買浪潮的，還是客戶。互聯網電視本身對受眾具有很好的宣傳效果，消費者的互動體驗和信息的交互，未來會有很多可以進行程序化購買的核心人群標簽，能夠成為精準投放的基礎，所以我認為大屏的程序化購買也是非常值得關註的。”Admaster COO 陳傳洽表示。

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廣告主程序化購買投放預算中，通過電視程序化購買及戶外廣告程序化購買渠道投放的廣告主也已分別達到23.5%及6.6%，這一比例也正逐漸擴大。

“移動端所有程序化購買都是變化的，可能小商品容易實現沖動性購買，但是價格偏高商品或者高附加值的產品需要更具說服力的平臺。單純從廣告上來講，有一個研究說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廣告和在互聯網看到一個廣告，消費者更加信任電視廣告，從這方面看，智能電視明顯優於PC和移動端。”秒針系統副總裁李希翔表示。

三大問題待解

互聯網電視程序化購買需要解決的三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廣告主認知和接受度不高，還需一定時期的市場培育。業內人士 Rich Astley指出：“首先，電視的庫存其實是稀缺的，80%的廣告價格都是確定的;其次，因為電視程序化購買公司較少，因此實際上對電視庫存來說沒有競價，大部分都是面對面的交易;最後，電視程序化購買的分配和優化也是一個發展瓶頸。電眾數碼副總裁郝雁嵩也表示，目前市場還未達到一定規模，互聯網電視程序化購買盈利模式尚不明朗，大多廣告主仍處於觀望狀態。

第二，廣告內容與展現形式的創新面臨考驗。愛奇藝數據研究院院長葛承誌表示，家庭場景與獨自收視其實也對素材創意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不僅體現在前傾觀看與後仰觀看的區別，也體現在家庭成員互動與私密性娛樂的區別，不過遺憾的是，PC、移動視頻的時代對這個問題行業上不太敏感，也難以有量化的數據進行指導，但隨著三屏合一的趨勢不斷出現，相信這個問題會逐步為人所重視。第三，缺乏監管機制，行業生態圈尚不完善。電眾數碼副總裁郝雁嵩表示，資源壁壘和技術壁壘的存在，數據準確度有限，互聯網電視端的精準投放還需克服不少困難。互聯網電視生態圈處於各自為政局面，難以實現有效監管，尚需時日進行梳理以達到規範化和統一化。

不管如何，行業發展前景已經被業內認可。悠易互通CEO周文彪表示，多屏時代程序化電視購買能量大爆發，這將是整個程序化購買市場重要增長點。程序化電視購買作為程序化購買的一個新分支，2016年將迎來爆發期，並將和PC、視頻、移動、社交產生聯動，所獲得的人群分析及畫像則會更加精準。

貴州貴安新區試點大數據精準扶貧運營管理

大數據正在精準扶貧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20日，在精準扶貧--大數據背景下的雙創實踐專業論壇上，貴州省貴安新區黨工委委員、管委會副主任黃家耀稱，貴安新區現正在與省大數據辦合作，在新區試點大數據精準扶貧運營管理。

他認為，過去“大水漫灌”式的扶貧不是精準扶貧，不能動態管理。

目前，貴安新區正在通過前述試點合作，以大數據貫穿識別、決策、匹配、幫扶、管控、精準扶貧的全過程，通過系統及時準確的掌握新區貧困人群的數量、貧困程度和原因，針對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類型的貧困對象對癥下藥。這樣有利於為政府科學制定扶貧政策提供數據支撐。

黃家耀舉例稱，最近處理的一個貧困對象脫貧，就是通過大數據了解到他的孩子就讀免費師範大學，教育負擔減輕才脫貧的。還有，政府也通過APP軟件清楚的了解到貧困戶從哪些項目中能夠收入多少，全年的總收入有多少，“大數據能夠非常精準的反映這些情況”。在電商扶貧方面，大數據也發揮著很大作用，因為農民能夠通過看數據了解到全國的農產品市場價格信息，就會以此來調整種植結構，按照市場規律來種植，保證市場銷售。

貴安新區於2014年1月正式獲國務院批複成立，成為第八個國家級新區。今年5月獲批成為全國首批雙創示範基地。新區成立之前，15萬人口中有7485人貧困人口，88個行政村中有17個貧困村。不過，到2015年年底，已經基本實現了7000多人全部脫貧，17個貧困村全部脫帽。黃家耀說，今年準備接受第三方的評估。

對於從今年開始的扶貧工作，貴安新區決定以更高標準進行脫貧。

根據貴州官方網站，貴安新區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召開會議將新區的貧困人口可支配收入標準，由原來的2300元/年提高為現在的6000元/年。這遠高於中央和省2015年確定的貧困人口可支配收入標準2986元/年。

黃家耀稱，按照新的脫貧標準，通過最近的摸底調查，現在新區有213戶貧困戶，6287人還沒有達到，這是現在貧困的現狀。對於今後的扶貧工作，他提到，今年實現高標準的脫貧，到2018年在全省率先實現小康，到2020年實現全域的初步現代化。要通過算賬來精準脫貧。對每個貧困戶6000元收入的構成，要算得清清楚楚。

本次論壇是“創響中國”貴安站巡回接力活動的組成部分。“創響中國”巡回接力活動由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科協發起，旨在在全國範圍內傳播雙創理念，激發全社會雙創熱情。

保護個人信息：“精準詐騙”需要“精準治理”

（向春/圖）

今天，數據正在成為隱私最大的載體。一個數據極其充沛的時代，也是一個隱私極其脆弱的時代。

人人都有免於恐懼的權利，這是信息社會最起碼的安全準則。中國社會要避免出現更多的基於個人信息的精準詐騙，就必須從基礎做起，從規則、法律和標準做起，做到精準治理、精準打擊。

從1946年第一臺電子計算機發明，到1989年萬維網誕生，再到近年來數據的爆炸，信息時代一路狂奔，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沈重過。2016年8月19日，因為個人信息泄露而遭遇詐騙，準大學生徐玉玉病發死亡，此後各地不斷爆出信息詐騙導致的惡性案件；2016年8月29日，又傳出清華大學一名教師被騙1760萬元，案犯掌握信息之精準、騙局之精細，令人瞠目。

一條條信息的泄露，一道道防線的失守，一次比一次更嚴重的傷害，整個社會都在追問：是誰泄露了徐玉玉等人的隱私信息，讓騙子可以按圖索驥，實現精準詐騙？又是誰通過數據操縱篡改他人的人生，連知識精英都未能幸免？

我認為，這些案件表明，中國社會的個人信息保護體系還未成熟，要盡快面對和化解系統性的危險。

原因，是多方面的。

問題一：違法成本低

很多人驚詫，在中國，地下非法信息買賣就像買賣一根蔥一樣方便，是無法可依嗎？

實際上，雖然中國尚未出臺全國性、系統性的個人信息保護辦法，但立法層面的基本框架已經具備。據專業人士統計，中國有至少40項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法規。

在國家層面，泄露公民個人信息已經入刑。2015年8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規定：“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該條款常被指責處罰力度不夠，與當前電信詐騙的猖獗程度及其帶來的嚴重後果不匹配。

2015年3月，國家工商總局頒布了“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此外還有“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網絡安全法”等一系列法規都有相關規定。

在地方政府層面，也有諸多嘗試。如“杭州市網絡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山西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辦法”都有涉及這個話題。

這些法律法規看起來很多，但散落在各個部門，不成體系。這說明，從中央到地方，都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但如何增強立法修法系統性、科學性，進一步強化落實已是當務之急。

舉一個例子。2015年12月，安徽省就該省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其中有條款規定：“經營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消費者個人信息的，應當給予消費者經濟賠償”，賠償的額度為“非法提供個人信息獲取的收益”和“給消費者造成的實際損失”兩者中的較大者，“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賠償額度不低於500元；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賠償額度不低於3000元”。

我當時就為這“500元”和“3000元”的最低額度暗暗叫好，因為這明確地標明了違法者的風險和成本，大大降低了執法的難度和舉證的門檻，清晰明確，可操作性強。

但令人意外的是，2016年2月，安徽人大宣布該條例正式實施，在其最終的定稿中，“500元”和“3000元”的最低罰款額度等規定都被一一刪除了，僅僅提出了經濟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到底多少，沒有明確。

可以想象，立法過程當中的猶豫、反複和最終的妥協。這反映了我們的立法對這種違法行為的“惡”認識不足、決心不夠大。

徐玉玉等人的遭遇表明，放任個人隱私數據泄露、倒賣，整個社會將付出慘重的代價。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源源不斷地產生數據，這些數據表征著我們的位置、狀態、習慣、喜好和需求，一旦這些個人數據落入詐騙者手里，人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徐玉玉”。在精心構置的精準詐騙中，騙與被騙是一種獵與被獵、吃與被吃的關系。

總結起來說，法律規定不成體系，令出多門，一旦出現違法的問題，消費者不知道應該向誰投訴、無法鎖定責任、茫無頭緒，管理部門也莫衷一是、互相推諉。再加上法律條文概念化、處罰標準模糊、操作性不強，受害者就會面臨舉證困難，即使證據確鑿，對不法分子的處理也無關痛癢，犯罪分子就更加囂張。

相比較而言，也有不少國家要規範得多，他們正在不斷地拓展著個人隱私保護的外延。如歐盟即將推出一項強化個人隱私保護的政策，規定手機等電子設備可以記錄一個人曾經停留過的地理位置，相關企業將被禁止處理這些數據，除非經過匿名處理或得到用戶的明確允許。

此外，從文化傳統和個人權利意識上來說，大眾的隱私意識比較淡泊，最終導致分散、寬泛的法規成了擺設、硬不起來。數據表明，2015年全國電信詐騙發案近60萬起，破案率卻不到3%。大量的案件，消費者只能自認倒黴、不了了之。中國在個人信息保護上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

問題二：信息過度收集

除了立法的問題，數據的收集者也存在類似問題。當下中國社會的數據收集，是一種泛收集、過度收集，沒有科學規劃，也缺乏權利意識。

再以徐玉玉一案為例，其助學金申請表格包含了26個數據項，其中不僅包括姓名、身份證號、聯系方式、住址，還有個人照片、生日、銀行賬號、學號、家庭經濟情況、家庭成員信息等。這些數據不僅呈現了申請者自身的狀況，還反映了她的社會關系網。悲劇發生之後，各方討論，但鮮有人認真地問一句：申請助學金真的需要如此多的數據嗎？

過度收集的問題還在於，大部分的數據在收集後，都沒有加密保存。今天的信息技術，已經讓數據複制、轉移的成本非常低廉、過程非常簡單快捷。沒有加密的數據，基本上就是在“裸奔”。

簡而言之，數據被大量收集起來，又沒有加密保存，非但無用，一旦落入不法分子之手，還有副作用，甚至反作用。

因此，我們應該質疑、反思現行的數據收集體制和機制，重點是其合法性、正當性和科學性。

回到上文中提到的“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其實對數據收集的問題也有規定:“經營者未經消費者同意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的……或在消費者明確表示拒絕，仍向其發送商業性信息的，都將受到處罰”。但在現實生活中，這條法規得不到有效的實施：中國仍然存在大量未經個人同意就收集數據的，絕大部分人也不知道自己居然有拒絕的權利。

一個人一生填報的表格、提交的信息，其實非常可觀。1995年，美國聯邦政府做過統計，他們一年的信息收集任務需要65億個小時才能完成，這相當於320萬人一年的工作量。也就是說，除了填表格，這320萬人什麽都不用做，也需要一整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美國聯邦政府下達的信息收集任務。到2009年，信息采集的時間已經上升到99億小時。

這其中有相當部分是重複采集，還有相當一部分，一經收集，可能只使用一次，便永遠沈睡在檔案庫中。

過度收集會造成多方面的問題。我認為這方面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美國有專門的“紙面工作精簡法”規範政府的信息收集，其規定，任何一個部門如果要向社會收集數據，必須得到信息管制辦公室（OIRA）的批準。這個辦公室首先判斷該項數據在整個政府的範圍內是否屬於重複收集，如果不重複、又要求合理，將會授予該部門一個“信息收集許可號”。這個“號”是政府收集數據的通行證，並限定了本次數據收集的範圍。缺少這個號，公民有權拒絕填報。

對於和個人身份相關的數據項，在采集之後，無論是靜態存儲還是動態傳輸，都必須加密。除了加密，政府還應該設計完整的管理機制，例如，政府文件有絕密、機密、秘密、公開之分，相應級別的公務人員只有權力查看相應級別的文件。有關於公民隱私的個人數據也一樣，要有特定的權限才能接觸、查看。道理很簡單，如果一份申請表，需要層層遞交、審批，經手的人越多，數據泄露的風險也越高。

在加密手段尚未普及的情況下，應該盡量減少、避免“過度收集”。這將從源頭上減少信息泄露的風險，把個人數據的風險降至最低。中國應當盡快出臺相應的法規，明確統籌的部門，詳盡規定數據收集的目的、類型、流程和使用權限，抑制過度收集數據，這不僅可以提高數據收集的科學性，還可以減輕全社會的負擔、減少“信息擾民”。

問題三：數據監管有漏洞

關於立法者、數據收集者，主要是制度建設。接下來，我想談談數據的管理者，管理得好不好，直接決定了制度的剛度。

2016年9月9日，公安部公布了徐玉玉案信息泄露的原因：嫌犯杜某利用技術手段攻擊了“山東省2016高考網上報名信息系統”，並在網站植入木馬病毒，盜取了包括徐玉玉在內的大量考生報名信息。

高考關系到千萬學子，網上報名系統如此脆弱，這令人心驚。2015年，國內網絡安全界的翹楚“安恒公司”對2.6萬個教育行業網站進行了評估和監測，發現了19.3萬個漏洞，平均每個教育網站漏洞7.4個。其他公共服務網站也同樣不容樂觀，25萬個政務網站有漏洞841萬個，平均每個政府網站漏洞34個。

也就是說，徐玉玉之案源於“外盜”，網站的脆弱為“外盜”打開方便之門，外盜猖狂。

但除了外盜，還有“內盜”“監守自盜”，更加防不勝防。

這方面我有親身經歷。半年前，我離開阿里巴巴，在杭州註冊了自己的新公司。在走出當地工商局的第二天，騷擾電話就來了：請問是觀數的塗總嗎？需要開發票嗎？需要購買複印機嗎？需要財務服務嗎？需要律師服務嗎……

一開始，這些電話來自杭州本地，一兩個星期之後，寧波、臺州等周邊地區的電話接踵而至。再接下來，河北、內蒙古、廣東一個個跨省電話輪番轟炸。每接一個電話，我就知道，我的數據又被賣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在辦公室放下電話，望向遠方，我仿佛看到一條地下數據買賣的黑色鏈條在不斷地延伸。

我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吐槽了這段經歷，引來了大量網友的共鳴：一名孕婦去醫院建卡，一回到家就接到月子中心的營銷電話；另一網友在人社廳報名參加一個資格考試，隨後就接到上百條買賣答案、修改成績的短信……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2016年8月，北京海澱法院就判處一起教育機構“內鬼”倒賣信息案，罪犯之一楊某先後在北京3家教育機構工作。其間，楊某私自拷貝複制公民個人信息兩百余萬條，將這些信息分批出售，平均每條信息賣半分錢，共獲利1萬余元。

相當一部分的個人數據泄露緣於公共機構工作人員的監守自盜。

立法分散、寬泛，執法不力、管理乏力，黑客橫行、家賊難防，它們最終將徐玉玉們推向了深淵。如果數據的巨人行走在流沙之上，崩塌怎麽避免？

問題四：運營責任不清

徐玉玉案暴露的另外一個重大問題，是關於電訊運營商的，作為電話、短信的平臺運營者，我認為，其在大眾輿論中的責任也一直有模糊不清之處。

據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2016中國網民權益保護調查報告》，2016年上半年，中國網民平均每天接到3個騷擾電話、2.9條短信。不難計算，平均一天就是十幾億個電話、十幾億條短信，不妨追問，這些業務每個月、每一年為運營商增加了多少收入？

這令我聯想到另一個社會熱點：阿里巴巴打擊“假貨”。作為中國最大的電商平臺，阿里曾因平臺上有假貨流通和欺詐行為備受批評。有人為之辯稱說，阿里巴巴只負責平臺的建設，對平臺上流通什麽東西，阿里負不了責，也不用負責任。

這些論點站得住腳嗎？大家都看到了結果，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受累於假貨，阿里的股票一跌再跌。

和阿里一樣，三大運營商也是一個平臺。電商平臺上流通的是實物，三大運營商平臺上流通的是虛擬信號。實話說，電商平臺上的實物商品千千萬萬，差異性很大，而三大運營商平臺上流通的虛擬信號相對單一，主要是短信和電話，要說打假的難度，遠小於阿里。

我在阿里任職期間，對此深有體會。為減少假貨，阿里成立了2500人的專職打假隊伍，1萬多名“小二”參與；搭建了上百個模型，根據關鍵詞、照片、語義等維度進行監控分析，一年間刪除了1.2億條涉假商品鏈接。阿里還繪制了一張展現了各地假貨活躍情況的“假貨地圖”，派人前往這些市場暗訪。

阿里打假的成果尚待時間檢驗，但其做法運營商應該借鑒。

電話詐騙看似虛無，同樣有其可控的源頭。在現有大數據手段下，根據頻繁撥打陌生號碼、通話時間長短、是否為改號號碼等特征，甄別哪些號碼每天撥打騷擾電話、群發詐騙短信並不難。

但三大運營商是否做出足夠努力呢？

綜觀當下電信欺詐泛濫的現實，我們不難發現，三大運營商不是管不好，而是管得不力，管得不到位。誠如工信部近日所言，“不排除個別基層電信企業為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而罔顧社會責任。”

建議：成立隱私保護局

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的隱私意識向來薄弱。

今天，人類“隱私”的表現形式，正在經歷大的演變。從歷史上看，人類早期的隱私集中表現在以住宅為中心的物理空間上，意味著個人可以在這個空間內不受監督、不受幹涉地發展個性、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隨著新技術的產生和發展，對隱私權的侵犯已經不需要物理的、強制性的侵入，即便在公共場所，個人也有隱私，隱私從以“住宅”為中心變遷到以“人”為中心；進入信息社會，隨著政府和商業機構大規模收集個人數據，隱私又逐漸從以“人”為中心轉變到以“數據”為中心。

今天，數據正在成為隱私最大的載體。一個數據極其充沛的時代，也是一個隱私極其脆弱的時代。

最近一兩年來，在歐美發達國家，Google、Facebook等互聯網巨頭登上新聞頭條，往往不是因為其技術創新，而是因為隱私糾紛。因為它們擁有了大量的用戶數據，時時可能侵犯個人隱私。美國的大部分互聯網公司，也因此設置了首席隱私官，但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中國有企業設置這個職位。

隱私保護，是一個全球的問題，我認為，未來幾十年，它將成為全世界大數據時代的頭號社會話題。

除了在大眾層面上普及隱私的觀念和意識，我們還需要調整監管措施、改進治理方法。我的建議，是建立個人信息保護的統一立法、明確標準和執法主體，成立專門的隱私保護部門，以期對信息泄露、電信詐騙等行為進行“精準打擊”

例如在政府的監管部門——工信部設立專門的部門。

據了解，工信部下設了三十多個司局，執行相關職能的，有“網絡安全管理局”和“信息通信管理局”，在網頁上，我看到它們的職責有：“電信網、互聯網網絡數據和用戶信息安全保護管理工作”“監督管理電信和互聯網市場競爭秩序、服務質量、互聯互通、用戶權益和個人信息保護”等相關職能。但我認為，當前網絡安全的範疇太大，任務很重，這兩大部門互有交叉、職責不清。

我建議工信部率先成立一個專門的“個人隱私保護局”。具體名稱可再商榷，但其職責就是制定相關隱私保護政策，打擊因為個人數據泄露導致的詐騙行為，保護公民的隱私權益，未來的各級政府，都應該有隱私保護的工作部門。

這是一個時代的要求。在諸多發達國家，除了正在完善相關隱私保護法律，還在著力調整行政職能、設立專門的隱私監管部門。美國的聯邦政府，下轄有七十多個部委直屬機構，其中絕大多數不僅設立了首席數據官，還設立了首席隱私官。

人人都有免於恐懼的權利，這是信息社會最起碼的安全準則。中國社會要避免出現更多的基於個人信息的精準詐騙，就必須從基礎做起，從規則、法律和標準做起，做到精準治理、精準打擊。

（作者為《數據之巔》作者，大數據專家）

一行三會：實現精準金融服務 打贏脫貧攻堅戰

根據國家扶貧日活動安排，10月16日，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國務院扶貧辦在北京共同舉辦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金融扶貧”為主題的金融扶貧平行論壇。全國性銀行業金融機構、證券業協會、有關保險公司負責人參加了論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楊子強、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歐青平出席論壇並講話。

楊子強指出，中央作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以來，人民銀行等金融部門緊緊圍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加強金融扶貧的頂層設計和工作部署，推動金融扶貧信息共享，完善貧困地區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健全激勵約束機制，聚焦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現精準金融服務，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強有力支撐。

當前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中央及時精準地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部門要做好金融對扶貧投入的加減法，通過優化資金投入結構，提高金融扶貧質量和精準度，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各金融機構要按照“五個一批”的要求，更加註重精準對接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特別需求，踐行普惠金融，註重金融服務的多樣化供給，強化市場化機制建設，提高貧困人口金融服務的可及性和獲得感。同時要推動建立健全風險分擔機制，發揮社會各界扶貧的整體合力，加強部門協調聯動，提高金融扶貧質量和效果。

陳文輝指出，保險業金融機構將不斷健全貧困地區保險服務網絡，進一步深化銀保合作，完善脫貧攻堅金融服務。歐青平對如何發揮部門政策合力，更好實現“精準”扶貧，改進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金融服務提出了意見建議。

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郵政儲蓄銀行、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證券業協會以及貴州農村信用聯社有關負責同誌分享了他們在金融助推脫貧攻堅方面的工作經驗和做法。銀監會普惠金融部李均鋒、證監會辦公廳曾彤、保監會財險部何浩、扶貧辦開發指導司吳華、中國人民大學馬九傑、河北省扶貧辦王留根、貴州省金融辦李瑤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的金融精準扶貧進行了交流討論。

精準醫療成本高 科學家計劃十年讓六成病人用得起

在美國提出抗癌“登月計劃”後，中國科學家也提出“10年內實現60%腫瘤消失，60%病人用得起”的目標。

近日在上海舉辦的“2016國際精準醫療學術及產業論壇”上，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以色列國家精準醫療計劃負責人阿龍·切哈諾沃表示，在個體化醫療新時代，患者的治療方案應該量身定制，“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藥物更加精準，把不確定的範圍縮小，掌握患者的發病機制，又將夠推動新藥研發。”

作為生物醫藥的發展趨勢，精準醫療已經吸引了各國在此大力布局。

2015年初美國提出“精準醫療計劃”。2015年3月，科技部召開國家首次精準醫學戰略專家會議，提出了中國精準醫療計劃。並提出2030年前，我國將在精準醫療領域投入600億元。

2016年3月8日，我國“精準醫學研究”重點專項2016年項目指南正式公布，實施周期為2016年—2020年。這被認為是精準醫療國家戰略部署揭曉。

攻克癌癥成為各國精準醫療計劃的中心，今年初美國提出抗癌“登月計劃”。

中國並不是全球患癌比例最高國家，但由於人口基數大，2015年有429.2萬例新發腫瘤病例和281.4萬例死亡病例，相當於平均每天有1.2萬人新患癌癥，有7500人死於癌癥。

基於新一代CAR-T在內的多項精準醫療技術，上海細胞治療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錢其軍提出抗癌“白澤計劃”——10年內實現60%腫瘤消失，60%病人用得起。

上海細胞治療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是上海市目前唯一的市級細胞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目前已布局細胞治療、細胞凍存、基因檢測等業務，在腫瘤免疫治療等領域內的12項核心技術進入國家專利局保密審核程序。

“精準醫療時代，免疫治療已成為癌癥治療的顛覆性技術。”錢其軍說。

精準醫療正在全球範圍內吸引大量的資本和科研力量進入。

君聯資本董事總經理周宏斌說，2015年精準醫療全球市場規模約600億美元，複合年均增長率15%以上，是整體醫藥行業增速的3倍以上。“腫瘤診斷和個性化治療是中國精準醫療產業最大的市場部分。”

目前，精準醫療產業領域率先爆發的是基因測序，這也是精準醫療的基礎和入口。從早期的生育生殖檢測，到目前的腫瘤診斷，技術的不斷突破升級帶動市場規模增長。

在這個領域，除了華大基因以外，貝瑞和康、諾和致源、安諾優達，以及達安基因、迪安診斷等上市公司也參與其中，在基因測序領域的中下遊進行競爭。

而測序上遊的測序儀器和試劑，則幾乎被Illumina(NASDAQ:ILMN)、Life Technologies兩大國外巨頭壟斷。

目前，君聯資本在精準醫療領域累計投資了約2億美元(含人民幣)，前期項目主要聚焦在基因測序和診斷領域，近兩年開始布局個性化新藥研發、免疫治療技術領域，如2014年投資創新藥公司信達生物、2016年投資上海細胞治療集團。

周宏斌表示，2015年全球約50%的腫瘤臨床實驗和免疫治療相關，並且可以和化療、放療、靶向療法、基因技術等“搭檔”探索聯合治療。

近日，美國市場研究公司markets and markets發布報告稱，全球癌癥免疫治療市場的規模將從2016年的619億美元，增長到2021年的1193.9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達14.0%。癌癥的發病率增加以及醫療開支不斷上升推動市場的增長。

作為癌癥免疫療法中的主力軍，PD-L1/PD-1抗體已經展現了良好的市場前景。今年上半年，百時美施貴寶的PD-1抗體Opdivo銷售額達15.44億美元，增長853.09%。而在2015年，Opdivo全年銷售收入為9.42億美元。

巨大的市場也吸引了眾多國內藥企的積極參與，包括信達生物、百濟神州等研發藥企，以及恒瑞醫藥、複星醫藥等傳統藥企也在布局。

此前信達生物董事長俞德超曾表示，該公司研發的PD-1單抗已進入I期臨床試驗，主要用於治療晚期實體瘤，臨床前數據顯示有更顯著的療效，有望成為同類產品中的佼佼者。

在腫瘤免疫療法中，細胞治療也備受關註。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16日，全球正在進行的CAR-T臨床試驗有173項，中國開展的CAR-T臨床試驗數量位居全球第二，共計30項，涉及24個靶點，僅次於美國。

周宏斌認為，基因診斷、免疫技術的不斷進步，推動“基於細胞免疫治療的聯合療法”可能徹底改變癌癥治療，是具有重大投資價值的人類突破性技術。

不過，今年5月國家衛計委叫停“免疫細胞治療的臨床應用”，周宏斌認為，政策的不確定性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使得擁有技術領先性和臨床資源的公司更有機會構築壁壘。

但是，阿龍·切哈諾沃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精準醫療的成本很高，如何讓精準醫療覆蓋到需要的患者，需要科學界、企業界以及政府的共同努力。

錢其軍介紹說，Opdivo(PD-1抗體)+Yervoy(CTLA-4抗體)組合使用的話，第一年花費大約25.6萬美元，第二年單獨使用Opdivo，花費大約15萬美元;如果使用默沙東的Tecentriq (PD-L1抗體)，每年花費大約15萬美元。

“多種抗體聯合應用將大幅度提高療效，但也將明顯提高價格及產生嚴重並發癥。”錢其軍說，國內細胞免疫治療患者能承受的價格應該在10萬元以內，價格過高就無法大規模推廣。

顯然，預期的市場藍海，依然取決於技術突破的進展。

【基因濤略】爭議腫瘤精準醫療：泡沫已經出現了嗎

對於國內每年新增的430萬腫瘤患者來說，精準醫療的發展或成為生命的曙光。

但近日，腫瘤精準醫療被發表在《自然》和《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兩篇文章推上了審判臺，被指“精準策略沒有給大多數腫瘤病人帶來好處，腫瘤的精準治療僅僅是一個待證明的假說。”這一觀點在國內醫療界引起極大爭論，有贊同者也有反駁者。

“靶向治療在有些腫瘤中已經展示出非常理想的療效，盡管目前的靶向藥物還較少，未來一定是精準醫學的重頭戲。但今天的靶向治療不是精準醫學的全部，腫瘤精準醫學治療應是手術、放療、化療及生物治療(靶向治療、免疫治療)等各種治療方式綜合運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精準醫學重要推動者詹啟敏對此爭論發出以上觀點。

那麽，中國國內腫瘤精準醫療效果目前到底如何?腫瘤精準醫療是否存在泡沫?今天的“基因濤略”來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腫瘤精準醫療如何發揮作用?

精準醫療相對於傳統醫學而言。雲健康基因科技首席信息官朱明赴表示，精準醫療先把人群進行了最好的細分，讓每個人都盡量獲取了最佳的治療方案。除了癌癥，精準醫療的概念正逐漸延伸到糖尿病、心血管等各種慢病上。

精準醫學如何體現個性化?以應用於腫瘤個性化指導用藥和耐藥追蹤的液體活檢舉例，一個被確診的腫瘤患者，在沒有基因檢測之前並不知道哪些藥物可能有效，只有患者試用無效後再換藥，這樣對病人身體是極大損傷，延誤了癌癥患者寶貴的治療時間。

現在，在應用了液體活檢的醫院，患者可以通過一管血進行基因測序，根據病人的基因突變情況，選擇最合適的腫瘤靶向藥。同時，還可以進行耐藥追蹤，在治療中，病人一旦耐藥，腫瘤又會複發，可以通過基因測序繼續指導患者換第二代靶向藥進行治療和控制。

如果個性化治療可以實現，不僅可以提高病人存活率，還可以節約大量的醫療開支。當然，目前腫瘤精準醫療不論在美國還是中國，都處於剛起步的階段。除了液體活檢要解決的靈敏度問題外，國內腫瘤精準醫療同時面臨的問題是，靶向藥還比較少。

以腫瘤精準治療為目標的恒瑞源正首席科學家周向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即使基因檢測可以測出腫瘤患者的基因突變，國內靶向藥選擇是難點，癌癥病人在中國可以選擇的藥只有幾種，很多靶向藥(在研藥物一期二期)國內沒有上市，只能去印度買仿制藥，很多藥對病人不是適應癥，需要跨適應癥使用，比如患者得了腸癌，輝瑞的克挫替尼針對的是肺癌，跨適應癥狀使用在美國是允許的，中國卻沒有規範，可能會造成醫療糾紛，這樣中國醫生就不會給病人開這種藥。當然，美國可選擇的靶向藥有幾十種，所以一些癌癥病人選擇海外就醫，但花費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

“腫瘤精準醫療，不是光測了基因突變，用了靶向藥，就能立刻實現的，還需要很多配套科研成果，比如藥物精準輸送系統，腫瘤細胞精準識別，多種治療藥物的研發，大數據疾病智能預測模型的建立等，需要同時轉化，才能形成效力。寫(批判)文章的人顯然是把精準醫療的挑戰和機遇想天真了。”南京美琳洛琦醫藥軟件技術有限公司創始人陳越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不過，國內還沒有一項統計可以明確現階段腫瘤精準醫療的效果，但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獲知了一些對精準醫療持樂觀態度的案例。

嘉興市婦幼保健院產前診斷醫生苗正友說，自己2013年被診斷罹患肺癌，2015年經過貝瑞和康的腫瘤分子診斷檢測出低豐度ctDNA突變，並針對性使用靶向藥，逐步恢複健康。

連雲港醫院腫瘤中心主任蔣曉東對第一財經記者分享了三個使用MASCT細胞技術治療惡性黑色素瘤和軟組織肉瘤的真實案例——在第一二周期使用後，患者均獲得不同程度的治療進展。

對於罹患腫瘤的病人來說，在經過傳統治療效果甚微之後想嘗試精準醫療技術的心情無可厚非，但醫生需要告知這項技術所處的階段。周向軍說，如果技術仍處於臨床試驗階段就要明確告知，一些公司不經過臨床試驗就直接推廣到醫生患者的做法值得商榷。

有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基因檢測只是精準醫療的入口，靶向藥研發和臨床試驗、審批上市，以及免疫治療的發展等，對於腫瘤精準醫療的推進也至關重要，而這一系列的領域在國內才剛剛開始，挑戰大過機遇，在這一階段潑冷水未免過早。

行業仍處於教育市場階段

也有人認為，批判的言論只是給火極一時的精準醫療“降降溫”，讓各界用更理性、更冷靜的心態來對待產業的發展。

精準醫療在中國確實很熱。2015年3月，科技部召開了國家首次精準醫學戰略專家會議，計劃在2030年前，中國精準醫療將投入6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支付200億元，企業和地方財政配套400億元。“十三五”期間將啟動“精準醫療重點科技研發計劃”，並將選擇性地在全國各個具備條件和優勢的區域中的醫院和社區內建設示範中心。國內，不完全統計有150多家基因產業相關公司在近兩年設立，並在融資的不同階段，也會出現各行業在發展早期都會有的“圈錢、圈地”的亂象。

腫瘤精準醫療被認為是國內基因產業瞄準的最大的一塊蛋糕，我國目前總體腫瘤發病率和死亡率較高，腫瘤患者五年生存率僅為30%左右，而美國已達到66%。保守估計每個患者的治療費用在10萬元左右，那麽整個腫瘤市場的容量將超過4000億元。

當然，基因組學的應用的範圍不僅在腫瘤癌癥領域，還包括無創產前基因檢測，新生兒遺傳病篩查、耳聾篩查，胚胎植入前檢測以及微生物基因組等。

基因產業是否有“泡沫”？只能說基因產業的發展還將經歷爬坡向上的過程，資本的泡沫也會被擠壓而有所回落。從行業發展來看，確實處於非常早期。

朱明赴表示，目前國內(腫瘤領域)幾家領頭(基因測序)公司，幾年累計檢測過的病人勉強以萬例計，考慮到全國一年新增430萬癌癥病人，目前所有公司加起來的市場占有率的綜合，還是極低的。行業還處於教育市場的階段，決策者、投資者、公司從業人員、醫生和患者都需要教育。

周向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一些公司做精準醫療的難點在於，精準醫療想在醫院生存，必須教育醫生，否則醫生不給開處方。即使醫生開了基因檢測的處方，如果檢測到了基因突變但是沒辦法治療也不行，必須把所有手段綜合起來，對病人綜合管理。

周向軍認為，所謂的綜合管理就是根據病人的基因檢測結果分層對待，比如一個人做了基因檢測，沒有突變那就是正常人群，如果有胚系突變，就是易感人群，就需要做定期檢測。如果是早期腫瘤患者，需要做腫瘤測序，確定靶向藥，就需要指導病人境內買藥或是到香港，美國等地就醫。而這些是目前的腫瘤科醫生無法實現的。

目前，周向軍正在籌備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成立源正精準醫療門診部，采購國內提供腫瘤基因檢測的公司作為供應商，腫瘤科醫生通過多點執業在這里可以開出跟腫瘤相關的精準醫療處方，而手術、治療都可以繼續回醫生所在醫院進行。後臺配合醫生做病人的報告解讀，功能分析，醫學解讀，免疫檢測，來實現精準醫療平臺化。

當然，目前條件下腫瘤基因測序的成本也比較高，一次液體活檢市場價在一萬五左右，一般腫瘤病人治療過程中會有幾次檢測，再加上使用昂貴的靶向藥等，成本頗高。

朱明赴表示，理想狀況下，測序成本要低、檢測準確率要高，所有癌癥病人都要在給治療方案前先做基因檢測。若幹年後，對於癌癥病人，如果沒有基因檢測就給治療方案，會像現在不測基礎體溫就直接配藥一樣荒謬。

對於全行業來說，朱明赴認為，今後幾年，只要作為中流砥柱的十來家到幾十家公司能撐住局面，泡沫就不會出現。民間資本作為推動精準醫療前進的重大力量，今後應多考慮投資發展差異化產品的公司，多考慮發展幹預手段和治療項目的公司。

【立言】精準詐騙，不怕你是聰明人

（向春/圖）

打個電話問陌生人要錢，成功的幾率是多少？估計比雙色球中一等獎的概率還低。如果電話那頭的是個騙子呢？情況很不樂觀。

10月27日，中國手機反騷擾反詐騙聯盟2016年度峰會發布了《2016詐騙電話活動規律與行為特征分析報告》，全國詐騙電話的成功率約為千分之一。使用手機撥打的詐騙電話，成功率更高，達到了0.28%。即是說，騙子每用手機打357個電話，便有一個接近成功。有人統計正經公司的產品銷售們打的營銷電話，成功率也只有0.5%至2.5%。電信詐騙之猖獗，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曾有一段時間，說起電信詐騙，多數人的反應是小心謹慎即可，不要貪小便宜即可。以為判斷力基本正常的人，就不會上這些當。

但如今，電信詐騙的手法變化多端，日新月異，連高級知識分子、公眾人物、大學生等都紛紛中招。其中玩的套路，也各不相同。通知中獎、貴婦重金求子之類的詐騙，利用的是人貪小便宜的心理。冒充公檢法騙人轉賬至安全賬戶，騙人說家人有緊急情況需要用錢的，是利用人一時慌亂中的判斷失誤。猜猜我是誰的詐騙，冒充前同事舊朋友，可以說是利用了人們的輕信，也可以說是利用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還有一些針對特定人群的詐騙，更容易得逞，也為禍更大。比如轟動全國的徐玉玉案，便是詐騙分子獲取了教育系統的學生助學金信息，針對獲發助學金學生的精準詐騙。河北豐寧是以冒充東北黑社會的詐騙著稱，東北人躺槍了。這種騙局成功率也不低。主要針對的，則是生意人。

生意人有幾個笨的、蠢的、隨隨便便輕信的？但生意人也有軟肋，也有弱點。這種手法很簡單，冒充東北黑社會打電話給目標人群，聲稱你惹了麻煩，有人要對付你，然後叫你給點錢幫你消災。由於詐騙的對象是生意人，而生意人平時處理各種生意往來，出現糾紛，甚至鬧上法院也不少見。正好手上有糾紛在處理的生意人，接到這樣的電話，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理，出於破財消災的心態給錢，被騙的幾率不低。

按照河北豐寧當地警方提供的信息，這些冒充東北黑社會電話詐騙的豐寧人主要來自選將營和西官營兩個鄉的共七個村，不過，根據記者調查，除了這兩個鄉七個村外，緊鄰的隆化縣兩個鄉多個村也愛扮黑社會。這四個盛產精準詐騙人才的鄉從地理位置上不僅相鄰，且基本形成一個三角區域。又一個獲得了騙局地理標誌的地方，讓當地良民也跟著背黑鍋。

精準詐騙，是騙局界的新一代產品類型，在段位上遠遠超過廣撒網式的隨機詐騙。你以為你聰明謹慎不貪婪就能躲過了嗎？瞄準一類人軟肋與弱點的騙局，利用你本能的恐懼感的騙局，是騙局界的翹楚，不怕你是聰明人，不怕你沒有軟肋，不怕你事到臨頭沒有恐懼。赤裸裸利用人性的弱點。那種“被騙就是犯傻”的刻板印象，不適用於精準詐騙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