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第十二屆中國國際核電工業展在京召開,中國核工業集團(下稱“中核集團”)稱,在核電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國研發的核電技術分別引起多個國家的合作興趣。其中,中核集團已經向巴基斯坦出口的兩臺新型核電技術目前進展順利。
上述兩臺新型核電技術被命名為“華龍一號”,是中國自主研發的第三代核電品牌。中國核電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巍在上述展會期間稱,目前,中核集團海內外華龍一號共有4臺核電機組開工建設均進展順利。
第一財經記者從中核集團獲悉,在國內,華龍一號全球首堆——中核集團福清核電5號機組自2015年5月開工以來,進展好於預期,預計今年5月,福清核電5號機組將實現穹頂吊裝,這意味著中國的三代核電首堆工程進展順利。
此外,中核集團稱,華龍一號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核電2號機組於2015年8月20日開工建設;2016年卡拉奇核電3號機組也已開工,目前工程進展順利。
中國一直是巴基斯坦核電市場最重要的參與者。巴基斯坦恰希瑪核電工程是中國第一個對外援建核電項目,也是中國核電企業目前唯一出口的商用核電機組,被譽為“南南合作”的典範。自1991年以來,中國已向巴基斯坦出口多臺核電機組,其中恰希瑪1號、2號3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機組已分別於2000年和2011年投入運行,恰希瑪3號、4號和卡拉奇2號和3號機組正在建設中。
卡拉奇核電2號、3號機組總造價近100億美元,是巴基斯坦國內目前最大的核電項目,廠址位於阿拉伯海沿岸、巴基斯坦卡拉奇市附近,距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約900公里。
巴基斯坦發展核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隨著原油價格的猛漲,巴基斯坦經濟和電力需求的增長,斷電在巴基斯坦成為常態,而由此引發的社會動蕩更是迫使政府制訂了一項能源安全計劃。
中核集團還稱,除了巴基斯坦外,目前已與阿根廷、英國、埃及、巴西、沙特、阿爾及利亞、蘇丹、加納、馬來西亞等近20個國家達成了合作意向。
5月6日,一年一度的巴菲特股東大會在美國奧馬哈舉行,將近5萬名投資者從全球各地趕來“朝聖”。外界傳聞,這或許是8月即將年滿87歲的“股神”沃倫·巴菲特和他的合夥人——現年93歲的查理·芒格最後一次親自參加股東大會。
據早前發布的致股東信稱,2016年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凈值大增275億美元, A級和B級兩種股票的每股賬面價值漲幅都達到了10.7%。在現有管理層接管公司後的52年間,公司每股賬面價值已經從19美元漲至172108美元,複合年增幅達到19%。
財報顯示,得益於投資收益的增加,伯克希爾去年四季度利潤增長15%。不過,由於保險業務的業績波動較大,2017年一季度,公司業績增速放緩,再保險集團和General Re部門均陷入虧損,不包括部分投資利潤的營業利潤下滑4.8%,至35.6億美元。
雖然一季度表現略不盡如人意,但巴菲特卻顯得波瀾不驚,他在股東大會上表示,短期內投資回報的波動其實根本不意味著什麽,伯克希爾可以承擔很多這方面的損失。“我們並不是很執著於短期業績問題,因為我們更看重內在價值。截至3月31日,公司已擁有超過900億美元的資金,我希望用這些收益繼續進行投資。”
從伯克希爾過往的出色表現來看,巴菲特的“底氣”顯然其來有自。一直以來,巴菲特註意保持資產、負債和現金流三者間的有序平衡,正是因為他長久堅守的資金分配原則,使他穩站於“金融浪潮”之上。伯克希爾分別在2015年和2016年奪得美國企業美元收益保有量的第一名,其收益要比排名第二的企業多出數十億美元。
GMBP Capital公司創始人兼CEO Howard Chen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08年金融危機後,巴菲特依舊持有約230億~250億美元現金做緩沖墊,而現在已經達到837億美元,與資產總值保持一定的平衡。“巴菲特對價值投資、風險控制和現金流的優秀控制,正是他成為成功投資者的原因之一,是他留給我們每一個投資者的寶貴經驗和財富。”
學無止境從來都不是老生常談
不管是誰都有持續學習的必要,巴菲特也不例外。巴菲特曾說,每個人終其一生,只需要專註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而他確實身體力行地做到了,一生都致力於學習和研究股票投資。
巴菲特在今年回答股東問題時笑稱,世界的變化總是千奇百怪,在慢慢學習的過程中或許會發現自己犯了錯,之前學習的知識可能並不是正確的,因此必須適應新的觀點,當然這個過程很艱難。“我覺得美國所發生的一切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包括政治等諸多方面,整個世界不斷向我們展開一幅幅畫卷,並且節奏很快。而我能夠不斷學習而且享受其中,至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我並沒有特別的見解。”
在HBO拍攝的關於巴菲特最新的紀錄片《成為沃倫·巴菲特》(Becoming Warren Buffett)中,巴菲特說,自己比大部分孩子讀的書都多,他從小就開始閱讀和學習所有與股票投資相關的書籍,不僅讀遍了父親所有的收藏,大部分時間都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里度過,直到現在,他依舊每天花大量時間閱讀各種新聞、財報和書籍。
關於巴菲特讀書之多,芒格曾經評價:“我這輩子遇到來自各行各業的聰明人,沒有一個不每天閱讀的。而沃倫讀書之多,可能會讓你感到吃驚,他是一本長了兩條腿的書。”
上海銀杏資本共同創始人與投資組合經理張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每個人都希望有好的投資回報,但這應該是投資智慧的結果,複利回報率與學習的複合速度成正比。張峰認為,投資之“道”是一個哲學性課題,投資者應該擺脫“股價是否過高”、“什麽值得買”這一類具體結論式的發問,學習思維體系。
“能否舉一反三越學越快,有所進步進而投資有道,和學習息息相關。”張峰對記者稱。芒格亦在會上提到,伯克希爾成功的關鍵不是比市場上大多數人有更為特別的想法,恰恰贏在比別人理性。正所謂“守正出奇”,芒格表示,當人們總想一次性掙快錢的時候,風險就會尾隨而來。
“理性、持續學習、對政治價值觀的堅持、保持長期的視角、懂得創新,這就是成功的幾大DNA。”張峰進一步表示。
投資都會犯錯,而他卻“錯”成了“股神”
在巴菲特的身上可以看到許多“變”與“不變”。“不變”的其中之一便是,多年來股東大會開場洋溢著熱情、幽默感和正能量的企業宣傳電影。“除此之外,巴菲特還一直追求高純度的企業文化,追求企業做正直的事,著眼做長遠的正確的事,自我學習和超越,這是他堅持的不變。”張峰表示。
而其中的“變”則指巴菲特在錯誤中的反思與改變。巴菲特並非從投資生涯的一開始便是受到上帝眷顧的寵兒,哪怕是馳騁市場數十年後的今天,巴菲特依舊在錯誤中不斷學習,比如最近他就改變了對科技股的態度。
張峰曾在2011年與巴菲特共進午餐,直面“股神”,今年已經是他第七次參加巴菲特股東大會。他認為,自己一直從巴菲特身上獲得啟發,其中重要的一條便是“投資就是要獨立思考,不僅從成功中思考,也從失敗中思考”。
巴菲特在股東大會上承認自己對亞馬遜的判斷有誤,其坦言,沒有預料到亞馬遜發展得這麽好,也沒有覺得它會像現在這樣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亞馬遜做的這些像雲方面的業務,都是具有很大潛力的。巴菲特說,當我們打造零售帝國的時候,發現亞馬遜會帶來顛覆性的變化,而自己確實低估了亞馬遜CEO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的才華,不僅是他的遠見卓識,還有執行力,“(但此前)他成功的可能性一點也不明顯。”
不過,芒格立即補充道:“我不感到任何遺憾。”他指出,想要在當初發現亞馬遜的投資價值比發現谷歌還要困難。芒格說,盡管錯過了亞馬遜,但他們也收獲了一些其他的投資。
張峰表示,一直以來巴菲特也在不斷反思自己的投資決策和結果,這從側面反映“股神”也是人,而人的投資思維就有局限性。“在公開表示意識到錯失了亞馬遜的同時,對蘋果公司的不斷大舉進倉證明巴菲特調整速度很快。”公開資料顯示,“股神”的繡球從2016年開始便不斷拋向蘋果,每一季度數據皆顯示加倉。
今年年初,巴菲特在接受CNBC采訪時表示,2017年以來他已將投資蘋果的倉位提高了一倍以上。若算上今年新增持的7000萬股,目前共持有蘋果1.33億股股票,持股比例達到了2.5%。
巴菲特認為,雖然自己並不使用iPhone,但蘋果銷售的不單是手機概念,更是一種“非常具有黏性的產品”。他對蘋果很有信心還表現在,此前曾公開澄清,伯克希爾買入蘋果股票是他本人的決定,而非如市場猜測般由其副手之一“擅作主張”。
蘋果公司股價近日來屢創歷史新高,5月9日單日漲幅0.64%,報153.99美元,市值達到8029億美元,年初至今累計漲幅超過30%,市值穩居全球上市公司第一。
人無完人,“股神”也有馬失前蹄、投資失敗的時候。據外媒5月5日消息,巴菲特已經決定拋售伯克希爾旗下所持有的四分之三IBM的股票,並且已從一季度開始陸續拋售。他在接受CNBC采訪時稱,伯克希爾對IBM集團已經喪失信心,目前已經出售大約三分之一的持股。
自2011年巴菲特看中IBM以來,股價一直不甚理想,而IBM公布的2017年一季度財報顯示,公司營收為181.6億美元,創2002年一季度以來新低,同比下滑2.8%,是連續第20個季度下跌。
巴菲特已經為“解套”早作打算,但依舊抵不住損失的不斷擴大。據公開數據,伯克希爾在2016年底累計持有8120萬股IBM股票,占比8.61%,持倉價值約在130億美元。
雖然外界有質疑巴菲特是否不懂科技類公司,但Howard對此持不同觀點。他認為,巴菲特當時並不是以價值投資的角度或出於對科技公司的青睞投資IBM,而是因為看好IBM在高科技領域的8000多項專利,幾乎占據了行業內超過70%的專利份額,具有一定的壟斷性而做出的選擇。
Howard表示,IBM僅靠授權專利給其他公司就能夠取得足夠穩定的現金流,然而,IBM的經營出現巨大判斷性失誤,錯失了高科技轉型的節點,十年以來並沒有重視雲計算、個人使用(B2C)等領域的發展,去年更是將占公司營收50%的consulting業務出售。因此,Howard認為,對IBM的投資失敗,並不是巴菲特投資理念出了問題,而是IBM的領導決策和經營不善所導致。
“一位87歲的投資家,犯錯的時候敢於當著全世界的面自我總結和批評、不戀戰、不鉆牛角尖,所以他才具備成功的素質。”張峰對巴菲特在股東大會上的自我反省表示非常敬佩,“是人都會失敗,在失敗中反思,哪怕下一次再跌倒,這次的失敗也會好很多(fail better)。”
當地時間周三,歐洲央行發布研究報告顯示,歐元區失業率幾乎是官方數據的兩倍:勞動力市場實際失業率約為18%,官方數據為9.5%。
藍色為“失業”,綠色為“未充分就業”
報告寫道:“以更廣泛的失業率衡量方法,將失業和未充分就業勞動力加總後,目前歐元區勞動力市場失業率在18%左右,幾乎是9.5%官方失業率數據的兩倍。”
繼成為富國銀行最大股東後,巴菲特將美銀的優先股轉換為普通股,由此成為了美國銀行的大股東,並獲利達150億美元。
金融危機時巴菲特的救市之舉,最終讓他獲利頗豐。人們紛紛在討論他驚人獲利外,也不得不敬佩他當年在股市崩潰時入市的獨到眼光。 抄底這個策略大家都會,但巴菲特的抄底卻總是個穩賺不賠的生意。
他的救市之舉更讓人回想其摩根,那個在1907年挽救了美國金融業危機的銀行家。作為全球最大兩家銀行的最大股東,巴菲特如今儼然扮演著危機時的最後貸款人角色,其地位也堪比當年的摩根。
巴菲特抄底vs摩根救市
在1907年,一場金融大恐慌不期而至:一場操縱銅業公司股價失敗的事件,引發了銀行擠兌危機。銀行的恐慌很快蔓延至股市中,當時股價創下了1900年的新低。一時間,華爾街陷入了巨大的恐懼中。
這時,金融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出手了。作為紐約最有門路的銀行家,他先是自己借出了大量資金給陷入危機的美國信貸公司,並成功說服其他銀行一道救市。 他還勸服這些銀行家向股市投入了2500億美元資金,瀕臨崩潰的股市才得以勉強平靜下來。
成功挽救了金融危機的摩根可以說是擔任了現代央行所承擔的角色。也是經此恐慌,美國開始意識到應該建立現代央行機制,央行成為最後的央行,並在關鍵時刻給銀行伸出援手。
而在金融危機,巴菲特所擔任的角色與摩根也有得一比。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來襲,幾乎所有的公司都遭遇了資金短缺的情況,大家都陷入了恐慌之中,這與1907年的情況幾乎是一樣的。金融危機如此強大,就連高盛,通用電器等老牌大公司也紛紛陷入了困境中。
總結而言,巴菲特擔當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私人部門的實際“最後貸款人”,在2008到2011年間他共斥資了250億美元,對資金周轉出現問題的公司等註資。
當年的抄底讓巴菲特掙得盤滿缽滿
如今,巴菲特因為當年的抄底,掙得盤滿缽滿:
在高盛的投資,當高盛贖回優先股時,巴菲特獲得的股利和贖回溢價約21.4億美元,而且巴菲特最終不花一分錢上,得到高盛當時價值14億美元的股票;
在美銀的投資上,巴菲特獲得的優先股股利和未實現資本利得接近150億美元;
在通用的投資上,巴菲特的總獲利也到了13億美元。
值得註意的是,如果將巴菲特的這幾筆交易放到一起,是有規律可循的。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高盛,美銀和通用電氣這四筆交易:
這時,巴菲特逆勢入市,分別給高盛,通用電器等多家公司等註入了資金:
2008年9月下旬,巴菲特同意對高盛註資50億美元;作為回報,他獲得了高盛市值50億美元的優先股,股利為盈利的10%;同時獲得了普通股認股權證,允許他以115美元/股的價格收購高盛另外價值50億美元的普通股,當時該股股價為125美元/股。
2008年10月,巴菲特向通用電氣公司投資30億美元,並獲得其優先股和認股權證。正如高盛一樣,通用電氣為其優先股向伯克希爾支付10 %的股利,在隨後的5年中,伯克希爾在任何時候都可以以22.25美元每股的價格購買價值30億美元的通用電氣股票。
2011年,當美銀美林深陷危機時,巴菲特又向美銀投下50億美元換得優先股,並以每股7.14美元的價格購得美銀7億份股票的認股權證。
從三筆交易中,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共同點:
1. 註資以獲得優先股和看漲期權;2.優先股利息相當高,達到盈利的10%;3. 看漲期權的行權價要比現價。
所以說,雖說抄底入市,但股神就是股神,在入場之前,巴菲特就會談好條件。所以也有人說,在如此豐厚的條件下,巴菲特基本上都是穩賺不賠的。
聲望堪比摩根:出了事都來找巴菲特
同時還坐擁美銀美林和富國銀行的第一大股東,並擁有高盛的股份,堪稱銀行業的老大,如今在銀行業的超然地位和摩根有得一拼。他的聲望不僅讓企業陷入第一個想到要求助他,而這也幫他談到了幾乎最好的交易條件。
就在六月,當加拿大次貸之王HCG陷入危機搖搖欲墜之際,公司也找到了巴菲特救助。在本次救助中,巴菲特買股票實際僅出資3億美元,但通過與HCG的協議在24小時內就爆賺91%:2.7億美元,年化收益率33100%,這還沒算一年後將收入囊中的1.8億加元利息。
正如見智研究所在其分析中所言:
這一次出手“相救”HCG中間充滿了老巴的精心計算,而其做法與金融危機期間救高盛,在本質上都是相通的。金融危機期間,巴菲特通過這種“無風險”操作,足足賺了100億美元。
然而即便是被巴菲特“算計了”,表面上看是HCG送走了“死神”,請來了“閻王”,但本質上這筆交易對雙方而言達成了雙贏(但納稅人卻又輸了)。同時,HCG這個加拿大的高利貸之王,最終也向吃瓜群眾展示了如何從高利貸“成功脫身”。
這一次救助與當年拯救高盛如出一轍,巴菲特猶如當年摩根在世,不僅賺得“名聲”,還讓“股神”招牌愈加耀眼.
(來源:華爾街見聞 作者:歐薏)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在我看來,可以用我所寫的一本書《人地城》中的一句話來概括:“人類演化的一條軌跡,是更多的人離開土地,匯成城市。”
翻看1978年的數據,當時全國人口9.6億,鄉村人口7.9億,城鎮人口1.7億,城市化率18%。全國的就業人口4億,2.8億在農業,0.69億在工業,0.49億在服務業,農業就業占總就業的70%。考慮到老年人和青少年在農村大量參加農業勞動,但在城鎮卻無法正常就業,農業實際的就業占比要更高一些,可能達到80%。10億人口8億搞飯吃,說的就是這個局面。
40年之後,中國的城鄉局面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看公布的2016年數據,全國總人口為13.8億,就業人口7.7億,其中2.1億在農業,2.2億在工業,3.4億在服務業。考慮到農業就業可能存在的高估,實際的農業就業還要少一些。農業就業的占比,已從80%下降到27%甚至更少。很多人已經離開土地,匯入城市了。每年春節的返鄉潮,是大量農民工已經進城的集中寫照。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商朝開始,迄今已經3000多年。3000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第一次改變了這一局面,中國農民第一次大規模地離開土地,這無疑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最根本的社會結構變遷。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容器,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人類社會已經取得的經濟增長,是和城市的發展伴生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化的成果。而中華文明的複興能達到怎樣的高度,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城市化能走多遠。
而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農民進城的步伐,在筆者看來可以分為兩步——第一步從鄉村到工廠,第二步再從工廠到城市。
中國農民進城第一步:從鄉村到工廠
據筆者的觀察思考,從鄉村到工廠的第一步從1978年開始,大致到2012年結束。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基本實現了初級和中級的工業化,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一階段的重大事件,包括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民營企業蓬勃發展、住房商品化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等。
通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10億人的吃飯問題,把8億農民從土地上解放了出來,為工業化提供了勞動力基礎;上世紀80年代風起雲湧的鄉鎮企業,是農民從鄉村到工廠的第一次嘗試。因為不能離開土地,農民就把工廠開在了農村;1992年以後,農民工進城的限制取消,城鎮中的工廠——也就是民營企業開始迅速崛起。
住房商品化和加入WTO這兩件事,為城鎮里的工廠提供了巨大的市場需求。房地產拉動了基建、建材、汽車、家電、機械等行業,使得過去十多年中我國沒有內需不足問題。加入WTO則使得中國巨大的勞動力和世界成熟的商品流通市場結合,帶來了巨大的外需。內外需結合,拉動了中國的工業生產,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生產技術得到巨大進步,形成了巨大的產能。
在和世界市場結合的過程中,在內外需的雙重拉動下,中國的中低端制造業的競爭力得到極大提高,基本完成了初級和中級工業化,為更高級的工業化奠定了經濟和技術基礎。回首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成就。
這一發展階段的典型特征,是全國成了個大工地,各地都在修工廠、搞基建、建房子。招商引資和工業園區,是快速工業化的重要抓手,實質是降低工業化的初始成本,快速形成產能,開拓和占領國內外市場。大規模基建的實質,是完善基礎設施網絡,降低市場流通的成本,幫助形成更大規模的市場。房地產的實質,不僅是滿足居住需求,更重要的是為投資渠道匱乏的中國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儲蓄機制,為居民發行“城市發展股票”,買了這個“股票”的人,都獲利頗豐。
中國農民進城第二步:從工廠到城市
前面講的是從鄉村到工廠,中國農民進城的第一步。在此之後,中國農民開始了從工廠到城市的第二步征程。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城市替代工廠,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
從2013年開始,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集中表現為經濟增速的“三個反超”和房地產價格的“一個分化”。這“三個反超”和“一個分化”,從數據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經濟增速上的“三個反超”,指的是大城市對中小城市的反超、消費型城市對投資型城市的反超、服務型城市對制造型城市的反超。這三個反超,說明以服務和消費為基本特征的大城市,已經取代以投資和制造為基本特征的中小城市,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戰場。
房地產價格的“一個分化”,指的是從2013年開始,中國房地產市場結束了大中小城市“同漲同跌”的局面,開始了“大城市大漲,中城市小漲,小城市基本不漲”的分化格局。2013年,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分化元年。
房價是一個城市發展潛力的綜合反映,房價的分化說明中國城市發展遍地開花的局面已經結束,而潛力大的城市開始領跑。
“三個反超”和“一個分化”的背後,是中國經濟增長機制的重大變化。經濟發展的動能,從工業化轉變為了城市化。經濟發展的主戰場,則從工廠轉變為城市。農民作為中國經濟和社會變遷的生力軍,將要完成從工廠到城市的關鍵轉移,完成從工人到市民的身份蛻變。
在中國農民進城的第一階段,表面上進的是“城”,實際上進的是“工廠”。大量的農民工,進的是車間和工地。在快速工業化的背景下,這有高度的合理性。
沒有就業機會的進城,不會帶來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拉美國家比如巴西、阿根廷,雖然城市化率很高,但由於沒有充分的產業支撐,經濟發展遇到很大瓶頸,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在這一歷史階段,中國的城市,其實就是工廠,因為這些城市是以工廠為核心建立的。沒有工廠,就沒有就業,沒有生產,沒有經濟增長,沒有稅收。相關的生產型服務行業,也是以工廠為依托的。我們回頭看這一段歷史,一定會從“招商引資”和“工業園區”這兩個充滿時代特色的詞語中,清晰發現工廠在這個階段城市發展中的核心作用。
不過,由於缺乏市民身份和基本的公共服務,這些進城農民有了一個特殊的名稱——農民工。這個詞的意思,是他們不是市民,而是工人,還是城市的過客。
那麽中國農民進城的第二步,就是從過客變成居民,從工廠走出來,融入城市。盡管面臨各種困難,中國農民的吃苦耐勞和創造財富的能力毋庸置疑。
中國的“再城市化”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家,因此中國農民進城的“兩步走”,必然對應著中國城市化的“兩步走”:第一步是城鎮化,第二步是都市化。
中國城市化的第一步是城鎮化,核心是建工廠,以工廠為核心建城市。這一步高度符合中國當時的國情,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這一步中,中國完成了初步的工業化,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形成了初步的國內市場,為進一步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打下了基礎。目前這一步已經基本完成,中國已經實現了基本的工業化,成為了世界工廠,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城市化的第二步是都市化,是把以前以工廠、以生產為核心的城鎮,改造為以市場、以交換為核心的都市,或者叫“再城市化”。再城市化不是拋棄以前的城鎮,而是以“城”為基礎,發展“市”。在“城”與“市”的二元對立中,“城”是經濟基礎,“市”是上層建築,“城”是硬件,“市”是軟件。“城”與“市”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在很多國家,從鄉村到工廠、從工廠到城市這兩步,是同時進行、交替前進的。但在我國的具體國情下,這兩步被分開了。具體說,工業化領先於城市化單兵突進,根源於中國的兩個天然存在的優勢。
首先,是後發國家的技術學習優勢。中國的經濟起飛晚,可以充分學習高收入國家的先進技術,然後和自己的勞動力結合,快速實現工業化。不僅技術,很多產品也是借鑒高收入國家的發展路徑,風險很小。
其次,成熟的世界商品流通市場給中國帶來了現成的市場資源。中國的改革開放恰逢第二次經濟全球化,世界商品流通市場趨於完善,中國可以充分利用世界市場資源進行大規模工業生產,而不必一步一步去開發市場,這樣就進一步加速了工業化。
和工業化相比,城市化沒有那麽快。工業生產在勞動力、資金、技術到位的情況下,可以快速複制、快速叠代,工業化的速度可以非常快。但城市的本質是人口聚集而成的一套生態系統,是一套基礎設施之上的功能機構複雜分工網絡,只能慢慢生產出來,不是一下子能“複制”出來的。
工業化的突飛猛進和城市的慢慢生長,客觀上形成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局面。
中國的再城市化,就是要解決城市化滯後的問題。以前,我們比較註意城市硬件;以後,則要更加註意城市軟件。具體而言,就是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承載力,吸納更多的人口,讓城市的毛細血管充分發育,讓城市成長為健全的生命有機體,更加便利、舒適、宜居。
城市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成為13.8億中國人身體舒張、靈魂飛翔的港灣。這一點做得有多好,決定著中華文明的高度。
城市發展能將中華文明帶上更高峰
人類從鄉村向城市的遷移,並不是哪里獨有,而是伴隨著整個文明史。無論是東方的中華文明,還是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每一次繁榮都以一個當時標準的超級城市為特征。從古巴比倫到古希臘,從古羅馬到君士坦丁堡,從商朝的殷都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洛陽,從唐朝的長安到宋朝的汴京、臨安,再到明朝的北京,都是當時的超級大城市。
“條條大路通羅馬”這句話的本意,是古羅馬帝國的每一條路,都通向首都羅馬,都可以為羅馬運送糧食和物品。公元150年左右,也就是將近2000年前,古羅馬帝國達到鼎盛,疆域橫跨地中海,其首都羅馬盛極一時,人口達到100萬左右,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百萬人口的巨型城市,比我國的唐朝長安還要早500年左右。當時的羅馬,是地中海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也就難怪條條大路都要通往羅馬了。
史學家保羅·貝洛赫在《城市與經濟發展》一書的開篇寫道:“這世界上沒什麽事情比城市的興起更令人著迷了。沒有城市,人類的文明就無從談起。”人類歷史上有趣的故事,都發生在城市里。
城市不僅在歷史上是文明的坐標,也是現代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載體。在主要發達國家,城市化率都達到80%左右甚至90%以上。而且,目前95%以上的經濟產出都在工業和服務業,都集中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農業的產值比重很低,在1%左右,德國、英國都只有0.65%左右。農業就業的比重也很低,較高的日本有3.6%,德國、英國都只有1%多一點。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中國正在向進一步的城市化邁進。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也僅有城市的進一步發展,才能將中華文明帶上更高的高峰。北上廣深已居於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列,人口規模已經很大,資源集聚能力已得到證明。還能走多遠,想象空間無限。中國是個大國,人口基數大,發展潛力大,城市化率還只有58%,又恰逢數字技術和智能革命的時代,因此,一切皆有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