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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來了，上海市浙江商會年會上“大佬”們都說了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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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樂琰 2015-12-31 20:42:00

這也是一個真正的商業變革的時代，商業變革，每個人對機會的判斷是不一樣的。有的人把這個機會看作機會；災難，有人把災難看成機會；有人把好好的機會做成了災難；而很多人又把災難做成機會。其實機會在沒有形成機會的時候，才是真正的機會。

浙江省寧波市委副書記、市長盧子躍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資料圖：盧子躍（CFP/圖）

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浙江省寧波市委副書記、市長盧子躍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盧子躍簡歷

盧子躍，男，1962年3月出生，漢族，浙江永康人，1979年11月參加工作，1982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大學畢業，工商管理碩士。現任浙江省政府黨組成員，寧波市委副書記、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

曾任永康市委常委、古麗鎮黨委書記；永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東陽市委常委、副市長；東陽市委副書記、市長；義烏市委副書記、市長；蘭溪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臺州市委常委、秘書長；臺州市委常委、臨海市委書記；麗水市委副書記、市長；麗水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浙江省副省長、省政府黨組成員等職務。

（簡歷摘自寧波市人民政府網站）

各省戶籍城鎮化率比較：浙江、福建本地人最不愛城鎮戶口？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城鎮化速度將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城鎮化發展也將轉向規模擴張和質量提升並重。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成為城鎮化的最重要任務。

那麽近年來，我國的戶籍城鎮化率進程是怎麽樣的呢?各地區的戶籍城鎮化又存在哪些差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近年來各省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走勢、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比較，力圖呈現出各地城鎮化進程的一些差異特點和發展潛力所在。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緩慢

近日，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5》(下稱《報告》)在北京發布。報告顯示，去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6.1%，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兩者之間存在著16.2個百分點的差距。

不僅如此，與2010年數據相比，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間，盡管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如火如荼，但真正反映城鎮化質量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的幅度仍小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根據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中國居住城鎮的人口接近6.66億人，城鎮化率達到49.68%，全國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鎮。到2015年，這一數據達到了56.1%，5年間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了6.42個百分點。

在戶籍城鎮化率方面，根據《報告》，2010年這一數據是34.17%，到2015年，這一數據達到了39.9%，5年間提升了5.73個百分點，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幅度低了0.7個百分點。

報告分析，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不快，一方面是由於跨省、跨地區轉移人口尚未出臺統一的政策安排，外來人口特別是跨省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展緩慢。一些人口流入較多、農民工落戶意願較強的地區還沒有制定具體的戶籍改革方案;一些地方對制定相關配套政策方面重視不夠;一些地方制定具體落戶條件時對本地人寬、對外來人口嚴。部分地區雖然降低了落戶和外來人口享有公共服務的門檻，但是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仍然存在“玻璃門”的現象。另一方面，農村相關權益保障機制不健全，農民對進城落戶擔憂仍然存在，落戶的積極性不高。

《報告》指出，新型城鎮化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理順人、地、錢之間的關系。目前涉及人的戶籍制度改革進展相對較快，但涉及地和錢的改革進展相對滯後。人口轉移與土地、資金要素保障不匹配，導致地方缺乏動力承擔市民化成本，城鎮化合理用地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戶籍人口城鎮化需要錢，相應的教育、醫療、養老以及保障房等所有的公共產品供給都要投入很多。地方政府在缺錢的情況下，對城市建設更為熱衷，而對與民生緊密相關的公共產品供給積極性不高。“戶口不是問題，戶口後面的各種公共服務的供給，才是最大的問題。”

另一方面，無論是四大一線城市還是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都設置了較高的落戶門檻。評論指出，這些門檻將龐大進城人口中的“合格”部分切割走，篩掉了“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對象。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實現區間被壓縮到了三四線城市和城鄉結合部。

但是，與此相反，就業和多樣化發展機會最多的地區，恰恰是戶籍人口控制最嚴的地區，這些一二線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而放開戶口準入、能最大程度消化“戶籍城鎮化率”任務的地方，卻是機會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帶，這些地方自身的城鎮戶籍人口還在外流，即便放開落戶，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這也正是戶籍城鎮化提高緩慢的最大原因所在。

各省戶籍人口城鎮率：上海居首、貴州最低

具體到各省份，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存在較大差異。

關於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新計算方法，有關部門還在深入研究。但近期來自貴州省統計局的一篇《對當前貴州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城鎮化的對比分析》，根據學術界常用方法，暫用戶籍非農業人口代表戶籍城鎮人口，用非農業人口比重代表戶籍城鎮化率，披露了全國各省戶籍人口的比率數據。

根據貴州省統計局發布的這篇文章顯示，2014年，有16個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最高的上海達到了90.32%，而最低的貴州只有16.4%，兩者之間相差約76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轄市的戶籍城鎮化率位列前三。其中，上海市唯一一個超過了九成的省份，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於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省份。2014年上海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89.60%，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了0.72個百分點。

北京緊隨上海之後，位列第二，這一比例達到了81.74%，是唯一位於80%到90%區間的省份。在北京之後，是天津和江蘇兩個位列60%到70%區間的省份。

其中，江蘇這一比例達到了60.14%，是直轄市以外唯一一個超過60%的省。值得註意的是2010年2014年這4年間，江蘇提升了9.37個百分點， 一舉超越了遼寧、廣東，位居全國第四。第一經濟大省廣東以54.32%的比例位居全國第五。

在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江蘇兩個沿海經濟大省後，來自東北的三個省份也位居全十，遼寧、黑龍江和吉林分列第六、七、九位。

“這主要是歷史原因。”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東北的工業化進程較早，建國後我國的一系列大項目都放在東北，所以當時東北的工業化、基礎設施、城鎮化在全國最高。“這些大項目都是大國企，能解決人才、工人的落戶，工業化程度高，帶來城鎮化程度也很高。”

不過這三省4年間提升的幅度都不大，分別只有0.7、0.76和1.42個百分點，落後於全國水平。“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大項目促進了東北經濟的發展。但在市場經濟時代，這也導致了機制體制等一系列問題。目前東北的城鎮化率雖然高，但年輕人、青壯年外流比較厲害。”丁長發說。

此外，2010年到2014年，有6個省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出現了下降，其中有4個為中部省份，分別是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這四個省份與沿海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三角洲聯系十分緊密，大量的人口流向這兩個三角洲，包括不少城鎮人口和大學畢業生也遷往沿海發達城市。

與之相比，一些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大幅提高，比如青海由30.09%提高到47.95%，提升了17.86個百分點，提升幅度位居全國第一。西南的雲南提升了12.58個百分點。江蘇提升了9.37個百分點，提升幅度位居全國第三，沿海省份第一。此外，重慶(7.14)和廣西(6.81)兩個西部省份提升幅度分列四、五位。

浙江福建人最不愛落戶城市？

與三大直轄市和廣東、江蘇等地相比，東南沿海的兩個經濟發達省份浙江和福建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則明顯偏低，兩省的這一數值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位居全國中下遊。其中，福建這一數值為34.26%，位居全國第18位;浙江這一數值為32.52，位列全國第21位。

不僅如此，4年間，兩省這一數值提升的幅度也都比較小，福建4年間提升了0.31個百分點，浙江提升了1.58個百分點。兩省提升幅度均小於全國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方面，浙江達到了64.87%、福建61.8%，兩省均位居全國上遊。從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對比來看，浙江和福建成為差距最大的兩個省份。其中浙江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落後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32.35個百分點，這一差距位居全國第一;福建兩者差距27.54個百分點，居全國第二。也就是說，這兩個省大量的人口已經居住在城市里，但戶籍都還在農村。

值得註意的是，浙江和福建兩省的所有地市人均GDP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是全國區域發展最為均衡的兩個省份。為何這兩個省份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這麽低?是這兩個省份的人都不愛落戶城市嗎?

在丁長發看來，這一現象與兩省的產業、經濟結構有關。廣東和江蘇外企眾多，國企也不少。而山東、東北等地國企占比更大。相比之下，浙江和福建國企占比最少，更多是以草根的民營經濟為主，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技術和資本要求不高，這些企業在解決落戶、社保等方面很少涉及。

另一方面，作為區域發展較為均衡的省份，浙江、福建的鄉鎮經濟發達，不少地方農村口比城鎮戶口更具吸引力。在浙江湖州，2015年啟動戶籍改革之後，從城鎮到農村的戶口遷移，比農民進城落戶要多很多。在溫州，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希望將戶口遷回原籍。

來自福建泉州的陳先生大學06年畢業後在泉州市區一家金融企業上班，4年前為了生二胎特地將戶口遷回泉州農村。“戶口放在農村，孩子讀書啥的也沒多大影響。放回農村還可以有一些分紅。”陳先生說，他家族的大部分人都在各地做生意，也都在城市里買了房子，孩子在城市里讀書，但大部分人戶口都還在農村。

“人都是理性的。如果遷到城鎮獲得的福利和收益還沒農村戶口多，那自然就沒有吸引力”，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人們是否落戶城市，關鍵在於背後的含金量。每個人都會根據成本與收益比來決定是否落戶城市。浙江、福建等地的一些發達農村戶口之所以更有吸引力，是因為這些地方有土地、山林等要素資源值錢，所以一些地方出現了“逆城市化”的現象。

在此前4月國家發改委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認為，隨著農村各種條件改善的程度越來越好，特別是城鄉差距越來越小，會有不少農民不願意落戶到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農民在土地產權上有特殊的權利，有農村承包地的承包權，有農村宅基地的權利。“所以很多農民會自己做出判斷，如果覺得他在農村的產權給他帶來的好處比他進城之後政府賦予他的福利和好處更有吸引力的話，他可能會選擇不落戶。”

“但是這種現象主要發生在離城市或者城鎮比較近的地區，而在偏遠地區的農民，那個地方的宅基地不值錢，承包地掙到的錢是很有限的，即便是完全自己種，種糧食一畝地就一年幾百塊錢的收入，和城市打工一年幾千塊錢的收入相比是差很多的。”徐林說。

表1 各省份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變化

表2 2014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對比

(數據來源：貴州省統計局)

24個小城鎮房價過萬 浙江為何最多

今年以來，在樓市進入到高燒模式之後，一線城市和二線核心城市的房價均已十分高昂。對部分年輕人來說，周圍的小城鎮似乎是不錯的選擇。不過，現如今，要在核心城市周圍的小城鎮居住也已不易。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根據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發布的全國小城鎮房價排行榜統計發現，已有24個小城鎮的房價突破萬元大關，這些小城市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環深圳、上海和北京三大一線城市周邊，由於一線城市購買力外溢所帶來的房價上漲。另一類主要是浙江板塊的很多縣城(縣級市)，前幾年浙江房價整體上漲較快，基數較高，近些年房價實則較為平穩。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小鎮既包括了縣、縣級市，也包括東莞、三亞等不設區縣的地級市下屬的郊鎮，因為在這些城市的鎮相當於其他城市的區縣。由於數據依據的是各城市所轄縣市級區劃的小區在當月出售的存量住宅均價的算術平均值(元/㎡)，區域範圍較小、樓盤不多，而且是一月一統計，因此數據相對變動較大。

環一線城市上漲快

這其中，排名第一的仍然是三亞的鳳凰鎮，其均價達到16891元/㎡。憑借得天獨厚的地理氣候優勢，三亞吸引了大量北方人來過冬、養老，置業需求旺盛，前幾年三亞房價一直高漲，曾長期位居全國第四，只是近兩年才有所下降。鳳凰鎮房價已經比之前高峰期時下降了不少。

東莞鳳崗鎮房價今年以來扶搖直上，與鳳凰鎮的差距已然很小，只少100多元/㎡。今年1月，鳳崗鎮的房價還只有14489元/㎡，位居全國第四，但4個月間就上漲了2000多元。按照目前鳳崗鎮的上漲態勢，超過鳳凰鎮指日可待。

與鳳崗鎮相似的還有同樣毗鄰深圳的東莞市塘廈鎮，這個經濟大鎮今年1月房價還只位居第八，但5月已升至全國第四，4個月間房價上漲了3000多元，漲勢超過了鳳崗鎮。

在超過萬元大關的24個小城鎮中，東莞就占據了7個之多。這是因為在深圳房價高漲的情況下，大量的購買力外溢到東莞的臨深片區置業，直接造成了東莞的房價直線飆升，今年臨深片區幾個鎮的房價同比上漲都在50%以上，房價明顯超過東莞市區。

與之有相似邏輯的還有北京周邊的廊坊、上海周邊的蘇州轄下的一些郊縣。例如毗鄰北京的河北廊坊轄下燕郊鎮(屬縣級市三河)以16728元/㎡位居第三；三河市位居第八，大廠縣位居第18，香河縣雖然沒有過萬，但是也超過了9000元，位居第40。

在河北，有“北三縣”的說法。所謂“北三縣”，是指廊坊市下轄的三河市、大廠回族自治縣、香河縣，這三個縣市行政上隸屬河北廊坊市，卻被京津包得嚴嚴實實，成為河北的“飛地”。特殊的地理位置，讓這里成為了河北的經濟特區，可謂離北京最近的“後花園”，吸引了大量受制於北京高房價而轉移過來的購房需求。

此後，北京市政府東遷，通州城市副中心確立，通州發布史上最嚴限購政策，與通州一河之隔的“北三縣”和京南的固安（即廊坊“四小虎”）樓市之火越燒越旺，漲幅甚至跑贏了深圳，構成了環京樓市中最為活躍的四個板塊。

繼今年3月滬、深等一線城市之後，環京北三縣（燕郊、大廠、香河）和固安4月相繼發布樓市限購限貸政策，環京地區大量樓盤待售停售，廊坊“四小虎”遭遇限購冷水，樓市開始降溫。

得益於一線城市房價高企、購買力外溢的還有蘇州的昆山、常熟等地。易居智庫研究總監嚴躍進說，今年3月後，滬深部分剛需以及投資投機購房需求開始轉移至周邊的城市，也帶動了周圍地區房價的上漲。

不過，大量非本地人“任性”買房，也給這些在收入和消費水平上明顯低於一線城市的二三線城市居民增加了不小的壓力。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研究員曹倪娜分析，由於需求溢出效應，環一線城市周邊吸引了大量有購買力的購房者，推動房價快速上漲，而這部分人的收入並不全部來源於當地，推高了這些小城市的房價收入比。

浙江板塊：高位橫盤多年

與環一線城市相比，另一部分房價上漲較快的小城鎮主要來自浙江板塊。在24個房價過萬元的小城鎮中，來自浙江的就有10多個，可見浙江房價整體水平比較高。

這其中，溫州轄下的瑞安市以15260元/㎡位居全國第五，臺州轄下的溫嶺市位居第七，金華轄內的義烏和永康也進入到前十名。溫州的永嘉縣、臺州的臨海市、麗水的青田縣、溫州的樂清市、杭州的淳安縣、寧波的臨海縣房價也都過萬。此外，江山、海寧、象山、武義、余姚等縣(縣級市)房價雖沒過萬，也都超過了9000元/㎡。

浙江板塊房價普遍較高，有多重原因，一是在全國各省份中，浙江的民營經濟和縣域經濟最為發達，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在直轄市以外的各省份中最高。從自然地理條件來看浙南、浙西等地都是丘陵地帶，山地多，平地少，城市發展空間比較小，房價比較高。

另一方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浙江經濟影響較大。受外貿經濟、制造業、民營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浙江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其後不少資金脫離實體經濟，流入了房地產。2009~2010年浙江房價上漲十分迅猛，脫離了經濟基本面，所以含有較大泡沫成分。杭州、溫州的房價都超過了廣州，直逼上海、北京。

不過，2011年後由於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浙江板塊房價開始大幅下跌。而在2014年以來全國樓市普遍下行的時候，浙江板塊率先下跌，跌幅比較大。嚴躍進說，過去浙江民間資本充斥樓市，投資投機型的購房需求較大。隨著實體經濟漸趨疲弱，房價持續上漲態勢終究難以支撐。

今年4月，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布《近6年70城房價趨勢報告》（下稱《報告》），對全國70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價格按定基增幅進行排序，即對比2010年全年的房價。

研究發現，2015年12月份增幅列在後10位的城市分別為溫州(-22%)、唐山(-3%)、杭州(-3%)、海口(-2%)、寧波(-2%)、蚌埠(-2%)、泉州(-1%)、金華(0)、青島(1%)和大理(1%)。這其中，浙江板塊占據了4個，即溫州、杭州、寧波和金華。也就是說在過去五六年間，浙江板塊的房價基本沒有上漲，甚至還略有下跌。

不過，如果以2014年底的數據對比2010年的數據來看，溫州為-24%，杭州為-8%，寧波為-6%。可見2015年以來浙江板塊已經有了明顯的反彈。今年以來更是進一步上漲。

當然，即便在止跌反彈過程中，浙江省內不同城市的分化亦十分明顯。浙江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3月份，浙江11個設區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普漲，上漲的城市比上月增加4個，其中，漲幅較大的是杭州(2.3%)、寧波(1.6%)、溫州(0.5%)。同比7漲3降1平，其中，漲幅較大的是杭州、寧波、溫州；降幅較大的是臺州、衢州、舟山，分別下降3.1%、0.8%和0.5%。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的分化仍十分明顯。

“救火隊長”車俊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十八大之後少有外地官員空降浙江

資料圖：車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網站/圖）

日前，中共中央決定，原新疆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車俊，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浙江省長李強調任江蘇省委書記。

作為東部沿海發達省份，浙江的幹部向來外調幾率較大，但外地幹部調入浙江的機會並不多。車俊入浙，將成為浙江省委常委會班子少有的從外省空降的常委。

此前，浙江三任省長呂祖善、夏寶龍、李強都是本地成長起來的幹部。其中，呂祖善、李強都是浙江當地人，夏寶龍不是本地人，但2003年自天津市委常委轉任浙江省委副書記，到2011年擔任省長，在當地也已工作了8年。

十八之後，包括李強此次外調，浙江至少已經向外輸送了9名省部級幹部，而只有3名省委常委從外省調入浙江。

除了最近調入的車俊，現任浙江省委組織部長廖國勛、常務副省長袁家軍也從外省調入。廖國勛此前任貴州省委常委、秘書長，袁家軍任寧夏回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

車俊系十八屆中央委員，1955年出生於安徽。2005年，時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的車俊，被調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後轉任省委組織部長，2008年5月任河北省委副書記。

2008年6月，“三鹿毒奶粉”事件發生，時任河北石家莊市委書記被免職，車俊臨危受命，當年9月兼任石家莊市委書記，上任當天，車俊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群眾致歉，並表示要把處置好三鹿奶粉事件作為頭等大事。

2010年5月，車俊被派往新疆，擔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兵團黨委書記、政委、新建集團董事長，當年9月被明確為正部級幹部。

2015年4月，車俊卸任兵團職務，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成員。

浙江:省級派駐紀檢組前5月約談848人次

（新華社/圖）

記者從近日召開的浙江省紀委派駐機構工作交流會上獲悉，今年前5個月，省級紀檢派駐機構共開展監督檢查254次、巡察78次，發現駐在單位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方面問題314個，提出意見建議463條，開展函詢54件次，談話約談848人次，監督執紀問責成效初顯。

今年是浙江省級派駐機構全覆蓋後的第一年。35家省級單位派駐紀檢組嚴格執行中央和省委、省紀委要求，在中央紀委六次全會、省紀委五次全會和派駐機構全覆蓋工作動員部署會等重大會議召開後，及時向駐在單位黨委（黨組）通報會議精神，召開專題會議學習傳達，研究部署貫徹落實意見，並與實際工作精準對接。

派駐全覆蓋後，根據中央和省委要求，派駐紀檢組不承擔與駐在單位主體責任有關的工作。省直派駐機構強化派駐和監督意識，準確定位，聚焦主業。目前，省直派駐機構幹部在駐在單位的分工兼職均已清理規範到位，駐在單位黨風廉政建設由黨組（黨委）主抓直管、日常工作由相關職能部門承擔已成為常態。

明確職責定位，讓派駐的權威和優勢，更顯著地展現在執紀審查中。今年前5個月，共有22家省直派駐機構對98件問題線索進行調查核實和處理，其中結案59件，提出問責建議19條，並督促相關部門對12名責任人進行責任追究。

此外，省直派駐機構結合駐在部門實際，推進制度建設。據統計，今年1至5月，省直派駐機構為制定完善工作流程和辦法、規範工作程序和監督行為，共出臺相關配套措施70余項。同時，還督促駐在單位黨組（黨委）建立健全相關制度213項。

省紀委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年下半年，省直派駐紀檢組將盯緊“四風”問題新動向、新表現，突出監督執紀重點，抓住“關鍵少數”，強化執紀審查，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努力打造一支忠誠幹凈擔當的紀檢監察派駐機構幹部隊伍。

原浙江證監局潘某進行內幕交易 已開除公職

據中紀委網站8月4日消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的有關規定，我會依法對潘某違規違法行為進行了立案調查、審理，並向當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依據及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

2016年4月25日，一份行政處罰決定書在證券業引起關註。原浙江證監局潘某進行內幕交易，違法持有、買賣股票。履行必要程序後，證監會對其正式下達《行政處罰決定書》。此前，已對核查中發現的潘某操作他人證券賬戶買賣股票問題作出處理，給予其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1月31日，中央第七巡視組向證監會反饋專項巡視情況時，嚴肅指出其“防範廉政風險不到位，防止利益沖突機制不健全，存在滋生腐敗的隱患”。

“中央巡視組反饋的問題嚴肅中肯，切中要害，令人警醒。”證監會黨委書記、主席劉士余到任後立即全面了解巡視情況，全力以赴抓整改。今年2月份以 來，證監會黨委把巡視整改作為證監會最重要最緊迫的政治任務，作為一條工作主線，嚴格按照中央的精神和要求，持續推進，並以此推動提升對資本市場的監管能 力。

依法監管，依法履責。今年4月，證監會印發了2016年度立法工作計劃，進一步做好證券期貨監管立法工作，證監會擬制定、修訂的規章類立法項目合計26件，其中列入“力爭年內出臺的重點項目”的11件，切實發揮法制對於證券期貨監管執法的支持、保障作用。

從嚴監管，重拳治亂。上半年，證監會受理涉嫌證券期貨違規違法線索338起，啟動初步調查案件241起，新立案件138起。辦結立案案件101起， 同比增長25%，移送公安機關案件28起，同比增長27%，累計有253名涉案當事人被采取限制出境措施，20.13億元涉案資金被凍結。同時，證監會對 88起案件作出處罰，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109份，較去年同期增長84.75%，罰沒款共計25.54億元，作出市場禁入決定書4份，對7人實施市場禁 入，其中2人被實施終身市場禁入，行政處罰的結案效率和懲處力度持續提升，有效震懾了資本市場違法犯罪。

全面監管，不走過場。在監管對象方面，上半年證監會公開的立案稽查案件、違規違法行為查處情況、行政處罰結果中，涉及的監管對象多樣，有上市公司及 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大股東，也有證券期貨經營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等中介服務機構，其中對審計和評估機構還是首次。凡 是違規違法的，無論是誰，都必須依法從嚴監管。

“為了讓權力在陽光下公開透明運行，我們采取多項整改措施，加強對發行上市、並購重組、機構監管、市場監察、稽查執法等重點部門、敏感崗位的監督制 約，加強對易尋租、易被圍獵的權力的約束規範，讓監管幹部做到有權不可任性、有權不能任性。”中央紀委駐證監會紀檢組組長王會民說。

巡視期間，證監會就公開發布了《關於進一步規範發行審核權力運行的若幹意見》，修訂發行審核內部工作規程，推動形成“標準清晰、程序規範、公開透 明、集體決策、監督有效、全程留痕”的審核機制。堅持發審會全程錄音錄像，遇複雜疑難和重大無先例問題均按程序召開專題會議討論決定，全面細化審核人員應 當回避的具體情形等等，真正做到程序規範，經受得住檢查。

針對巡視組反映的監管幹部及其家屬買賣股票問題，證監會牽頭開展違規買賣股票專項清理整治工作。駐會紀檢組向系統各單位、部門印發通知，要求認真進 行自查。在自查的基礎上，委托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對證監會系統人員是否開立股票交易賬戶以及具體交易情況進行全面掃描，掃描結果統一報紀檢組核查。 目前證監會全系統已完成自查自糾工作。

嚴格規範稽查執法行為。出臺《中國證監會稽查辦案十項禁令》及配套紀律處分辦法等文件，對案件線索報送、立案、取證、認定等行為劃出“紅線”，明確 違紀行為責任追究辦法。健全稽查部門案件內審工作制度，強化內審機制對辦案的監督制約作用。制定行政處罰執法責任制的若幹規定，明確案件審理環節和工作人 員職責，嚴格審理時限，建立評議考核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研究制定案件調查證據規則、常規案件審理標準和新型案件法律適用、量罰標準，規範稽查執法行為。

樂視投資近200億在浙江建汽車工廠 計劃年產40萬車

8月10日下午消息，樂視超級汽車工廠啟動項目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舉行。樂視宣布，將投資近200億，在浙江湖州德清的莫幹山經濟開發區建設超級汽車工廠和汽車生態小鎮。按照樂視規劃，第一階段規劃用地4300畝，計劃年產40萬臺整車，第一期的年產量為20萬輛。

樂視方面，除了賈躍亭出席之外，樂視聯合創始人、副董事長劉弘以及樂視超級汽車中國區總裁兼COO張海亮參加會議。而樂視超級汽車聯合創始人、中國及亞太區CEO丁磊並未露面。

樂視在汽車領域的布局由來已久。2014年12月，賈躍亭宣布樂視“SEE計劃”，將著力於汽車的電動化、智能化、互聯網化，打造超級汽車以及汽車互聯網電動生態系統。2015年4月上海車展，樂視宣布與阿斯頓馬丁共同研發造車項目，今年2月，雙方宣布成立合資公司並進行代工。今年4月20日，樂視LeSEE概念車正式對外亮相。賈躍亭對外介紹稱這款車主打智能互聯概念，可實現自動駕駛、自我學習，且具備人臉識別、情緒識別、環境識別和路徑識別等功能。

據悉，賈躍亭曾想把首家超級汽車工廠落地距離北京近一些的地方。中國銀泰投資有限公司大力推動了該項目落戶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