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記者獨家獲悉,硬蛋將於本月與百度簽訂AIoT(物聯網)領域框架合作協議,百度作為AI端,硬蛋作為IoT硬件端,將吸納20~30家方案商,雙方共同篩選一些合作夥伴。
百度和硬蛋的現場參會人員向第一財經記者確認了雙方正在接觸洽談,但詳細合作仍需後續推進。
記者了解到,雙方將先搭起合作框架,百度將作為硬蛋科通產線的第一步,通過線上線下,讓硬蛋平臺上相關企業了解百度的技術,硬蛋技術人員將先通過百度培訓了解,然後再做二級培訓。未來,通過硬蛋的方案打包設計能力將百度的技術應用到更多垂直領域當中,比如汽車等行業,並將在未來引入硬蛋實驗室人員參與討論。
這初步勾勒出了硬蛋與百度合作背後的訴求輪廓。百度希望第三方來幫助推廣AI技術,並轉化為應用,但沒有盈利需要。硬蛋及其母公司科通芯城會把百度推向供應鏈上遊,把技術模塊化逐步推動向芯片化發展。為此硬蛋將組件2-3人的專人負責團隊,形成運營計劃,建立考核機制。硬蛋的方案設計可以加入百度的技術。對兩家而言,硬蛋的AI是短板,百度的IoT是短板, 兩者可互相補充。
“百度開放了語音、圖像、視頻的處理。很多的數據處理的能力已經開放給了開發者,現在我們已經有了50萬的開發者基於百度的自我開發能力進行創新。未來的五到十年,每一個行業都在深度的和人工智能的技術結合。” 百度高級副總裁朱光在博鰲亞洲論壇期間時說。
據他透露,目前已有50萬開發者在基於百度的開發平臺進行創新。他預測未來的五到十年,每一個行業都會深度的和人工智能的技術結合,“有一些非常大的平臺公司會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工具、更好的算力、更好的算法,幫助他們在這個行業里實現人工智能的變革。”
對硬蛋而言,這不是第一次參與生態聯盟的建設。此前,硬蛋與英特爾聯手了打造機器人生態系統。據了解,此前硬蛋與英特爾合作目的有四:1)增大在IoT硬件領域的行業地位2)為英特爾技術產品增加出貨量3)雙方共同培養潛在客戶、英特爾尋找投資對象4)科通硬蛋扮演營銷平臺,幫助英特爾技術模塊化,硬蛋作為中間層。但此次硬蛋與百度合作的不同點在於,百度做開放平臺,且技術完全免費。
百度在該會議中還提到了百度的定位,百度有很多機器人需要的語音、語言處理、視覺等技術,相當於“技術商店”和服務者,暫時不去搶占垂直方案市場,“要把百度的定位和市場說清楚,哪怕損失一部分市場”。
而硬蛋也表達了自身定位於IoT種類齊全的平臺,不做垂直領域。這符合硬蛋平臺產業化的需要。此前,硬蛋發揮引流作用,為科通芯城帶來了IC元器件需求;如今硬蛋在考慮提升自有產品銷售,將硬蛋實驗室從研究機構升級為AI硬件設計公司,以Kepler系統為基礎,設計及銷售一系列AI核心硬件產品,可以應用在AI+工業自動化上,可為物聯網設備鏈接平臺上的語音、圖像等相應服務;最終,透過孵化硬蛋平臺上的項目,以股權投資變現。
“不同於PE投資,硬蛋在項目公司的股權是用服務換來的,在很多項目中,硬蛋是co-founder(聯合創始人)的角色。如果能從我們眾多的項目中走出幾家獨角獸公司,這將大幅提高硬蛋的變現能力,有助於硬蛋平臺的持續投入和擴張。”康敬偉曾在2017年度財報業績交流會上有著如此期待。
在今年的AWE(中國家電及消費電子博覽會)上,硬蛋宣布與百度、雲知聲、奇點汽車、艾米機器人等多家AI企業達成合作,並正式啟動“AIoT計劃”,旨在幫助產業鏈上遊的AI技術提供商與下遊的IoT硬件廠商對接,將AI技術應用到IoT場景中,加快中國IoT產業向AIoT產業轉型。
周六,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下稱“港交所”)和全國股轉公司在北京簽約合作,邁出了企業在新三板、港交所兩地同時掛牌上市的第一步。
根據簽署框架協議,新三板企業可以在不摘牌的情況下在港交所發行H股,股轉公司不設前置審查程序及特別條件,但仍需要經過中國證監會核準以及港交所聆訊。
分析人士指出,由於新三板流動性未能滿足一些企業的需求,有越來越多企業從新三板退市,3+H有利於防止新三板優質企業流失,能夠為頭部企業提供國際化融資渠道,修複低估的醫藥企業估值。
“3+H”框架落地激活市場
周六,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下稱“港交所”)和全國股轉公司在北京簽約合作。中國證監會、北京市金融局、中證登相關負責人參加了會議。
記者從簽約現場了解到,股轉公司與港交所簽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以下稱《備忘錄》),為企業兩地掛牌建立了基礎性的合作框架。
根據《備忘錄》,新三板掛牌公司可以到境外發行股票並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簡稱“發行H股”),無需從新三板摘牌,但應當遵守《國務院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及中國證監會相關規定。股轉公司不設前置審查程序及特別條件。
掛牌公司申請發行H股需要經過中國證監會核準,及香港聯交所聆訊,從董事會決議開始到完成H股發行上市,每一步都要做好信息披露。
股轉系統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表示,3+H既是股轉公司圍繞對外開放戰略,推進國際化改革,也是有部分新三板掛牌公司提出了在京港兩地同時掛牌融資的迫切需求。
“3+H模式具體細節還沒有出臺,我們很關註,我們歡迎有這種制度推出,兩邊同時掛牌能把新三板優質企業激活。”一家新三板生物科技公司人士對第一財經表示,“企業不至於完全脫離新三板,而且股東人數多的話,摘牌難免會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
另一位知情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3+H對頭部企業來說能夠擴充國際化的融資渠道,因為新三板流動性不好,融資渠道並不那麽暢通。雖然具體怎麽操作現在還不清楚,但是企業很願意去參與。”
他表示,由於新三板流動性未能滿足一些企業的需求,有越來越多企業從新三板退市,包括在公眾和資本市場上比較知名的企業如酒仙網等等也紛紛退市了,這給市場管理者也帶來了較大的壓力。
截至目前,新三板掛牌企業總數為11472家,其中創新層企業1280家,做市企業1297家。過去一年里,已經有1000多家企業從新三板退市,其中包括100多家創新層企業。企業加速摘牌下,掛牌企業數量開始凈減少。
今年2月,新三板明星企業華圖教育正式摘牌,同時申請在港交所上市。根據安信證券研報,目前有108家新三板公司可能符合港交所主板上市標準,281家新三板公司符合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
光大證券研報指出,“新三板+H 股”兩地掛牌可以留住部分準備從新三板摘牌而去港股上市的優質企業,防止新三板優質公司流失,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新三板市場與港股市場接軌,為未來發行制度等進一步改革埋下伏筆。
陸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又下一城
隨著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腳步加快,近來境內市場和香港市場互聯互通的舉措頻頻亮相。
4月11日,在海南博鰲論壇上,人民銀行新任行長易綱宣布了多項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政策,其中就包括將大陸和香港股市的互聯互通額度擴大4倍,北向通從130億元擴大到520億元,南向通從105億元擴大到420億元。
4月20日,深交所發布並實施H股“全流通”試點業務實施細則,使得H股在境內的國有股、法人股能夠在境外市場流通。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在周六簽約儀式致辭時表示,港交所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部分,和中國市場血脈相連,又使用國際市場化制度,能助力中國與世界融合。
他指出,“兩個市場(港交所和新三板)有天然的改革和開放的特點,能幫助國家解決暫時還解決不了的問題。新三板發行H股到香港上市,將不需要從新三板退市。在新三板還享受到國際市場的優勢。”
在李小加看來,由於A股有大規模散戶的特點,導致發行制度改革很難推進。新三板雖然解決了前端發行的問題,但在投資端目前還存在限制。在這種限制放開之前,新三板和港交所的合作能使得一萬多家企業有新的選擇。
股轉公司總經理李明在致辭中則表示,新三板和港交所在投資者結構等方面各有特點,合作有利於優勢互補,互惠互利。香港為內地創新創業企業走向世界提供了渠道,股轉也邁出了國際化的第一步。
他表示,未來股轉公司還將不斷完善市場功能,提供更多開放多元的舉措,助力為企業引進國際資本。
安信證券研報認為,新三板是以國內機構投資者為主的市場,由於流動性缺失,市場存在大量市盈率8倍-12倍的優質公司。港股市場主要以境外投資者為主且投資期限都較長,新三板+H股有望修複新三板低估值的優質公司特別是醫藥類公司。
在周六的簽約儀式上,有神州優車(838006.OC)、中投保(834777.OC)、君實生物(833330.OC)、天士營銷(872087.OC)、山水股份(833741.OC)、百合網(834214.OC)、新片場(834630.OC)、成大生物(831550.OC)、中青博聯(837785.OC)、中國康富(833499.OC)、原子高科(430005.OC)十家新三板企業和三寶科技(1708.HK)一家港交所上市公司的代表出席。
不過,接近監管人士告訴第一財經,出席儀式並不代表企業被圈定為試點企業,兩地掛牌上市細則還有待確定,簽署備忘錄只是第一步。
備受關註的房地產稅仍在立法中,關於其如何征收、何時落地一直受到市場關註。
4月26日,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網站發表的《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 首先要改革“改革方式”》一文稱,可以在中央頂層設計框架下,地方政府根據各地差異化和區域開展“基層試錯”,吸取經驗教訓,逐步探索適合中國的房地產稅制度。
徐忠文章稱,近期,部分城市相繼推出租售並舉、租購同權、共有產權住房以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可以進入租賃市場等試點工作的探索,對抑制房價過快上漲有一定的作用,但依然屬於輔助性政策,仍需要從根本上解決房地產市場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其中,房地產稅是一個重要的政策措施。
十八屆三中全會早已明確提出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會議發言人張業遂表示,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和財政部牽頭組織起草,目前正在加快進行起草完善法律草案、重要問題的論證、內部征求意見等方面的工作,爭取早日完成提請常委會初次審議的準備工作。
徐忠表示,“中國這麽大且不平衡、各地情況比較複雜,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一方面,國際上很難提供成熟的經驗;另一方面,國家內部很不平衡,城市和農村、東部和西部、工業農業和服務業發展非常不平衡。房地產稅改革可能造成的影響很大,決策層不容易下決心。
對於房地產立法是否可以借鑒國際經驗,徐忠表示,就房地產稅而言,中國這麽大,內部發展這麽不平衡,而且還是一個轉型經濟體,很難確保國外借鑒的法律真正適用。
因此,徐忠認為,在當前我國房地產稅試點條件相對成熟下,現階段可以讓各個地方去搞試點。
徐忠稱,這樣的好處是,改革往往應從小範圍開始,而且要強調改革是一種允許“試錯”的過程,可以先試點,如果發現問題,吸取經驗教訓,有些措施可以取消,有些措施可予修正,體現為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而且從個別地方改革試點如北京、上海或其他地方,一旦出現問題對中國整個經濟不會有那麽大的損害,風險可控。房地產稅作為地方稅種,地方政府有試點的積極性。可以在中央“頂層設計”的框架下,地方政府依據各地差異化的位置和區域開展“基層試錯”。
房地產稅作為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的重要內容,政策方向非常明確。徐忠說,從當前我國實際情況來看,加快推進房地產稅改革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目前,應采取“寬稅基、低稅率、可負擔、含存量、逐步實施、激勵相容”的原則,加快推進房地產稅改革。
在他看來,“寬稅基”是指征稅對象應涵蓋全部房地產,體現公平原則;“低稅率”是指稅率設置應簡單易行,不應過高,如在0.2%-1.0%之間並由各地自行決定,以便執行;“可負擔”是指應按一定標準設定免征額,如人均30—60平方米的免征面積,以降低居民負擔,提高征稅效率。“含存量”是指房地產稅征收範圍應同時包含增量和存量房地產,而不是像重慶和上海等地的試點中只在增量上做文章,將房地產稅征收與交易環節掛鉤,以有利於居民代際公平,促進存量房供給。
“逐步實施”是指房地產稅應采取先試點、再推廣的改革步驟,在推出首批試點具體方案同時,明確逐步全面實施具體期限,以有效引導市場預期;按照激勵相容的原則,可將房地產稅試點與地方發行市政債規模掛鉤,逐步增加以房產稅作為市政債償債來源的比重,更好地激發地方推進改革的積極性,推動改革走向深入。
此外,還應理順房地產稅同建設、交易環節稅費的關系。隨著房地產稅逐步推開,要同步下調建設和交易環節的稅費,維持合理稅負水平,完善有利於居民持續換購住房的稅收政策。
“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一個成功經驗是分散決策、地方制度適度競爭、優化趨同,只有通過試點,才能夠在推行過程中知道當前在推進房地產稅究竟有什麽樣的問題,什麽樣的措施是合適的,什麽樣的措施是不合適的。先‘自下而上’,然後再‘自上而下’,二者相結合,才能成功。改革也容易推進。通過競爭優化趨同去推進房地產稅和其他房地產的政策措施,這樣才能夠尋找到適合中國特色的長效機制。”徐忠說。
近年來,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經歷了爆發式增長,但因機構監管下的監管標準不統一,逐步暴露出局部監管空白、監管套利以及影子銀行風險加劇等風險隱患。在此背景下,2017年11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會同當時的三會一局起草《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正式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2018年3月28日《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獲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指導意見》提出對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要遵循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的監管理念,實現對各類機構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的全面、統一覆蓋。中國資產管理行業此前基本是在“機構監管”框架下發展的,此次《指導意見》提出“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的理念,將“功能監管”明確作為未來資產管理行業監管的重要原則,成為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監管的重要轉折點。
功能監管是指對資產管理產品不再按照機構類型來劃分,而是按照產品的功能和特性進行劃分,同類產品適用同等規則,彌補交叉性金融業務的監管漏洞。從全球範圍看,功能監管是各國資產管理行業監管的普遍原則,但是在功能監管原則上的監管機構架構卻因各國不同的金融市場特點和金融監管框架沿革而有所差異,例如美國是多頭功能監管模式,英國是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的雙峰監管模式,新加坡是統一功能監管模式。隨著《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審議通過,中國新的金融監管框架“一委一行兩會”(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基本確立,對資產管理行業的功能監管也有望在“一委一行兩會”金融監管框架下展開。分析資產管理行業功能監管框架的國際經驗,並對比與中國的異同,能夠為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的進一步規範和發展提供啟發和借鑒。
中國資產管理行業“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
從規模角度考察,中國資產管理行業近些年經歷了爆發式增長,成為發展最快的金融細分領域之一。經初步估算,截至2017年底,中國金融機構開展的資管業務規模約為109萬億元。但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資產管理行業也暴露出一系列風險隱患。
從資金流動的鏈條看,在資金來源方面局部存在事實上使用剛性兌付方式吸收散戶資金的情況;在資金運作方面也局部存在采用多層嵌套方式規避監管的情況;在資金流向方面還局部存在對底層資產的無法穿透使資金流向難以及時可控的情況。站在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的角度來看,部分金融機構通過較低的融資成本從市場獲得流動性,並通過質押和期限錯配、重複加杠桿等來實現套利,然而這種套利在終端需要實體經濟用更高的回報率作為支撐,如果實體經濟達不到更高的回報率,資金就可能會在金融體系內空轉,既浪費大量金融資源,積累風險隱患,又在客觀上擡高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在“大資管”推動資產管理產品相互融合的背景下,資產管理行業的發展現狀顯示出原有的“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機構監管方式已經不能對資產管理行業風險進行統籌監管,需要監管框架的跟進和調整。2017年中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了要加強功能監管,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並設立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中國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範職責。隨後,“資管新規”明確了統一同類資產管理產品監管標準的方向,也明確了資產管理行業未來“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的監管理念。結合2018年兩會上公布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在對資產管理產品統一標準的基礎上,國務院金融穩定委員會和中國人民銀行有望強化對整個資產管理行業的一致監管,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有望同時對監管對象的資產管理業務實施監管,即實現“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
展望預期中的新的資產管理監管框架,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負責資產管理行業重大問題的統籌和協調,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擬定資產管理行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資產管理行業的宏觀審慎管理,中國銀行保險監管管理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管管理委員會作為兩大微觀審慎監管機構,在統一的資產管理監管標準下,分別負責銀行、保險、信托行業和證券、基金、期貨行業的資產管理業務微觀審慎監管,維護資產管理機構穩健運行,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新的監管架構體現了對資產管理行業“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的監管理念”,是結合目前資產管理行業發展現狀和風險隱患的一次跟進式調整。
在新的監管框架下,《指導意見》有望對資產管理業務進行統一的定義,並制定統一的行業監管標準。資產管理業務指銀行、信托、證券、基金、期貨、保險資產管理機構等金融機構接受投資者委托,對受托的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的金融服務。《指導意見》分別對資產管理產品分類及投資要求、信息披露要求、投資者分類、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要求、分級產品設計等方面進行了具體的規定,力求實現對各類機構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的全面、統一覆蓋。
資產管理行業功能監管框架的國際經驗
目前,根據波士頓咨詢發布的《2017年全球資產管理報告》,全球資產管理規模約為69.1萬億美元,由美國主導的北美市場仍是規模最大的地區市場,管理資產額占全球的48%,歐洲約占30%,亞洲發展較快,但總體規模仍然較小。本文選擇美國、英國和新加坡作為代表,分析其資產管理行業的監管框架。
1. 美國資產管理行業的多頭功能監管模式。
美國資產管理行業在全球資管行業中居於領導地位,並且在過去數年中經歷了危機沖擊之後的恢複性增長。截至2016年底,美國註冊投資公司[主要包括共同基金、封閉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及單位投資信托(UIT)]管理的資產總額達到19.2萬億美元,其中,共同基金以16.3萬億美元的資產總額維持全球第一的地位。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美國私募基金的總資產規模為10.52萬億美元,已經步入穩定增長的成熟階段。美國對資產管理行業的監管屬於多頭功能監管模式,即在功能監管原則下,由不同的聯邦監管機構對不同的資管產品實施監管。
在美國,由於早期法律對證券概念的包容性界定,大部分資產管理產品統一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監管。各金融機構都可以發起投資公司,面向公眾投資者發售投資公司份額。通俗地理解,美國每款基金產品都是一個“投資公司”,而基金公司(類似貝萊德基金、先鋒基金,即中國通常理解的基金管理公司)則是投資公司聘請的投資顧問。但美國投資公司具有投資合同的全部特征,屬於《1933年證券法》定義的“證券”中的一種,因此投資份額公開發售前需向SEC註冊登記為證券,投資公司則需要按照《1940年投資公司法》的要求建立投資公司的治理結構,披露相關信息,在SEC註冊登記為“註冊投資公司”。註冊投資公司在成立後需要接受SEC的持續監管。如果金融機構擔任投資公司的投資顧問,也需要按照《1940年投資顧問法》在SEC註冊,成為“註冊投資顧問”並接受SEC的持續監管。
美國商業銀行的集合管理基金獲得《1940年投資公司法》的豁免,無須向SEC註冊為投資公司,但接受美國貨幣監管總署(OCC)的監管。集合管理基金具體包括共同信托基金(Common Trust Fund)和集合投資基金(Collective Investment Fund),前者是普通的集合管理信托賬戶,後者是僅限於豁免聯邦稅的員工退休金賬戶、福利金賬戶、利益分享賬戶、股利紅利賬戶等賬戶的集合管理。集合管理基金是只有商業銀行和信托機構才能發行和管理的,屬於美國商業銀行傳統的信托業務,受OCC的監管。獲得《1940年投資公司法》豁免的最重要條件是信托基金的成立是以建立真誠善意的信托關系為目的,僅用於幫助信托、遺產和其他信托賬戶的管理,不能面向公眾投資者銷售或進行廣告宣傳,且不能在信托費用之外收取額外的信托賬戶費用。由此可見,美國商業銀行的集合管理基金不同於中國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中國商業銀行理財產品出現的“資金池—資產池”模式以及“銀信合作”模式等在國外並沒有對等物。
此外,投資於商品期貨和期權的集合投資工具——商品基金(Commodity Pools)由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監管。商品基金管理人和商品交易顧問應按照《1974年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法》和《2000年商品期貨現代化法》進行註冊並接受CFTC的監管和考核。大部分商品基金是對沖基金的一種,向機構投資者或者成熟投資者出售,但也有少部分商品基金面向公眾投資者發售,此時便應按照《1933年證券法》的要求在SEC註冊。
為了維護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加強了對金融系統的宏觀審慎監管,資產管理行業也被納入宏觀審慎的監管框架。根據《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美國於2010年設立了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負責對於威脅金融體系整體穩定的潛在風險的識別和防範。FSOC有權認定某些非銀行金融機構或金融基礎設施具有“系統重要性”,向相關監管機構推薦使用更嚴厲的監管標準,美聯儲也被《多德法案》賦予對FSOC認定的“系統重要性”非銀行金融機構或金融基礎設施實施宏觀審慎管理的權限。
2. 英國資產管理行業的雙峰監管模式。
截至2016年底,歐洲的資管行業總規模達22.8萬億歐元,其中英國的資管行業規模達7.8萬億歐元,市場份額超過三分之一,超過第二名法國的兩倍。相對而言,資管行業對英國的重要程度遠高於歐洲其他國家,顯示出英國強大的資產管理能力,與英國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相符。
英國對資產管理行業的監管屬於雙峰監管模式,一“峰”是維護金融體系整體運行穩定的審慎監管機構,另一“峰”是通過合規監管來維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監管機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英國將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全部集中於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危機後,為了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英國將FSA拆分為審慎監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PRA)和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PRA是英國央行附屬機構,FCA是獨立於央行的機構,但兩者都接受英國央行的指導,前者負責對存款機構、保險公司和系統重要性投資公司等的審慎管理,基於前瞻性分析對監管對象進行主動監管,後者主要負責PRA監管範圍外的金融機構的日常監管,維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和金融市場秩序。
在英國資產管理行業,開放式集合投資產品被統一稱作“集合投資計劃(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主要由FCA依據《2000年金融服務與市場法》(FSMA)進行監管。各類金融機構都可以發起設立集合投資計劃,但需要在銷售前向FCA申請核準或認可。金融機構需要經FCA授權成為授權公司(Authorized Firm)後才能擔任集合投資計劃的管理人。FCA對管理人進行內控制度、自有資本數額、商業道德規範等方面的監管。私募基金由於不向公眾投資者銷售,因此無須向FCA申請核準或認可,但其管理人需要經FCA授權並接受持續監管。
3. 新加坡資產管理行業的統一功能監管模式。
新加坡作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近十年來其資產管理總規模一直保持較快增長。新加坡對資產管理行業的監管屬於統一功能監管模式,即由統一的綜合性監管機構對資產管理行業實施監管,這一監管者既要負責整個行業的宏觀審慎管理,又要負責各個金融機構的微觀審慎監管。具體來看,新加坡金融監管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MAS)是新加坡的金融監管部門,承擔中央銀行調控和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行業監管的雙重職責,也是負責新加坡資產管理行業準入和監管的主體。在MAS監管的金融業務牌照中,證券期貨與基金管理即為新加坡的資產管理牌照,也被稱為資本市場服務牌照(Capital Market Service License,CMS),CMS牌照包括的業務種類有證券交易、期貨合約交易、杠桿式外匯買賣、咨詢業務、基金管理、證券融資、提供證券保管服務、房地產投資信托管理和信用評級服務,申請人可選擇一項或多項經營,但需滿足相應的經營條件。由此可見,新加坡的資產管理業務都統一在一張金融牌照下,按照《證券期貨條例》(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接受MAS的統一功能監管。從事金融投資咨詢、投資產品銷售等業務的需要有財務顧問牌照,並接受監管。
總而言之,MAS對新加坡資管產品的監管註重的是在合理的產品分類基礎上的行為監管。類似英國對資管產品的界定,新加坡將面向多數投資者的資管產品統稱為“集合投資計劃”,並按照投資者是普通投資者、合格投資者還是機構投資者將集合投資計劃分為三類。面向普通投資者的集合投資計劃在投向限制、杠桿率要求以及發行程序等方面接受更為嚴格的監管,另外兩類可豁免大部分要求。在此基礎上,MAS對資管產品的“投資者適當性”原則要求較高,強調將合適的產品賣給合適的投資者,對資管產品在銷售過程中的信息披露要求較為嚴格,通過《證券期貨條例》和《財務顧問法》等法規對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金融機構進行行為監管。
中國新的資產管理行業監管框架與國際模式的比較
第一,均體現了統一標準下的功能監管,但具體監管架構各異。
縱觀以美國、英國、新加坡為代表的資產管理行業監管框架的國際經驗和中國新的監管框架,可以發現,各國雖然具體的監管機構架構不同,但都體現了功能監管的基本原則。雖然美國資產管理行業是多頭功能監管模式,但其具有相同屬性的“投資公司”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統一監管,英國資產管理活動由金融行為監管局實施統一的行為監管,新加坡資產管理活動由金融監管局實施統一監管,監管內容普遍涵蓋註冊申請、投資範圍、產品發行、信息披露、豁免情形等。
各國具體監管架構的差異則體現了各國金融市場特點和監管沿革的差異。美國資本市場發展歷史悠久,金融體系較為完善和成熟,各類金融機構業務邊界清晰,契約觀念深入人心,早年的《1933年證券法》《1940年投資公司法》和《1940年投資顧問法》等為美國資產管理行業發展奠定了統一監管的法治基礎。英國的金融市場開放程度較高,為了防範外部風險對本國金融市場的沖擊,將已有統一監管的功能拆分成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進一步細化監管職責。新加坡屬於小國金融,將金融活動進行統一監管,便於金融監管的統籌協調。
目前,中國證監會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委員會監管體系下的資產管理規模各占資產管理總規模的一半,而近年銀行體系的資產管理業務快速擴張,其“剛性兌付”的特點形成了實質上的“影子銀行”風險,需要結合銀行信貸業務的監管納入宏觀審慎管理框架進行規範,因此在功能監管基礎上的分機構監管存在合理性。可見,資產管理行業的監管框架沒有最優模式,需要結合各國市場特點和監管目標進行合理化架構。
第二,均將資產管理行業納入宏觀審慎監管框架。
資產管理行業在資金的獲得和投向上都面臨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在金融市場出現風險事件時更容易加速風險傳播速度、擴大風險傳遞範圍,特別是隨著資產管理行業規模的擴大,這種影響將更為顯著。縱觀各國在危機後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雖然具體的監管機構設計架構不同,但都普遍將資產管理行業納入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確立“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並將資產管理活動作為金融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評估其潛在風險,研究應對手段。
目前,中國的“資管新規”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對資管行業進行統一的規範,延續了央行2016年開始實施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思路。未來,央行及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有望進一步發揮對各領域金融活動的宏觀審慎監管職責。此外,監管層還需要加強資管行業數據監控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設,規範數據統計口徑,形成定期上報制度,便於宏觀審慎監管部門對行業風險的監測。
第三,但相比國際經驗,中國資產管理行業部分領域基礎法律關系的模糊成為行業發展的隱患。
基礎法律關系的確立是資產管理產品治理和監管的基礎。國際上,各類集合投資計劃的法律關系為信托關系,投資管理人對投資者負有“信義義務”,要求投資管理人以真誠和忠誠的態度為投資者的最大利益行事,如此,才能真正突出資產管理行業“代客理財”的性質。
反觀中國的資產管理行業,各監管機構對於資產管理產品的法律關系界定一直不十分清晰,導致金融機構在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時既存在信托關系,又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或者是基於資產管理產品當事人的特別約定,使“銀信合作”“銀證合作”等通道業務的對接成為可能,也可能使投資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此次的《指導意見》雖然對資產管理業務進行了統一界定,但是背後仍然缺乏充分的基礎的法律支撐。因此,需要從資產管理行業的基礎法律制度角度入手,明確資產管理產品的信托屬性,為資產管理行業的健康發展奠定法治基礎。
(巴曙松系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王琳系中國證監會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博士後。僅代表個人觀點。摘自《清華金融評論》,有刪節)
國家主席習近平10日上午在山東青島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說,再過5天,上海合作組織將迎來17歲生日。撫今追昔,本組織走過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取得了重大成就。
習近平指出,17年來,我們以《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為遵循,構建起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建設性夥伴關系。這是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開創了區域合作新模式,為地區和平與發展作出了新貢獻。
習近平提出,要倡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觀。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秉持開放、融通、互利、共贏的合作觀。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同時,習近平宣布,中方將在上海合作組織銀行聯合體框架內設立300億元人民幣等值專項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