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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曝光的巴拿馬文件，揭露十九年前的一宗神祕藝術品交易， 拍賣公司佳士得從中獲得巨額利潤，但真正的大贏家，是隱身幕後的英國富豪。

一九九七年，當時的英國首富路易士（Joseph Lewis）與拍賣公司佳士得的幕後交易，在十九年之後被「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曝光，讓我們驚覺，原來超級富豪賺錢如此容易。

藝術品拍賣會場上，拍賣官的公開喊價、收藏家競相舉牌、場上濃得化不開的鈔票氣味，富豪不計代價一定要將舉世無雙藝術品據為己有的強烈自我，堪稱資本主義運作極致的象徵。但是這個象徵，卻被巴拿馬文件戳破了虛假的「公開透明」面貌。

九七年十一月十日，兩千名收藏家擠滿紐約佳士得拍賣會場，搶拍的標的，是被稱為拍賣史上僅見的「岡茲收藏」（The Ganz Collection）。岡茲夫婦（Victor and Sally Ganz）被譽為現代畫作最頂級的收藏家，從畢卡索以下，件件都是頂級珍品。

搶先標下轉賣 利潤對半分八七年岡茲先生過世，太太為了繳納遺產稅，拿出十二幅畫作賣了近五千萬美元；九七年一月太太也過世了，四名子女決定將父母的所有收藏都拿出來拍賣。總共一一四幅最經典的作品，質量超越大多數美術館的收藏，成為徹底改變藝術品拍賣史的里程碑。

佳士得為了岡茲收藏辦了四次拍賣會，焦點中的焦點，就是九七年十一月十日的拍賣會。總數五十八件最精華的作品，佳士得在公園大道的會場舉行長達一個月的預展，吸引了兩萬五千名來自全世界的頂級藏家親臨；拍賣會場更破天荒擠進兩千名藏家舉牌，外加六十線電話的場外委託。

九七年的四場岡茲收藏拍賣會，一一四件作品初始的收購成本是四九○萬美元，佳士得拍賣的總金額卻高達二億零六百萬美元。

拍賣會的重頭戲是畢卡索的《阿爾吉爾的女人》（Women of Algiers），岡茲在四十年前以七千美元買入，拍賣會場被「一位來自中東的神祕買家」，以三一九○萬美元的天價搶走。

不幸的是，十九年後曝光的巴拿馬文件卻告訴大家，岡茲拍賣之前的六個月，整批岡茲收藏的最精華部分，已經被當時的英國首富路易士卡位、先賺走一手了；十一月十日拍賣的當時，大家搶買的畫作，早就不屬於岡茲家族所有。而且，佳士得不只賺取拍賣的手續費，拍賣的利潤，有一半都被佳士得自己賺走了。

在岡茲拍賣前的九七年四月，路易士在南太平洋小島國紐埃（Niue）設立了辛百利控股公司，就是在此次巴拿馬文件的主角、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律師事務所協助下完成的。

紐埃是個完全不會被注意的小島，它距離最近的大國紐西蘭有二千四百公里遠，島上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辛百利控股公司在九九年撤銷登記，根據巴拿馬文件的資料顯示，這家公司成立的目的只有一個：買入岡茲收藏，隨後在佳士得拍賣會出售。

路易士四月設立辛百利公司，五月二日就用一億六千八百萬美元，整批買走了一一四幅拍賣會的畫作；而且就在買入畫作的同一天，與佳士得拍賣公司簽約，授權舉辦岡茲收藏拍賣會。

更令外界吃驚的是，五月二日當天還有另外一紙合同，簽約對象是史賓克父子公司（Spink & Son），這家公司是佳士得的子公司，後來在二○○二年也被清算掉了。雙方合約言明，岡茲收藏拍賣收入「超過一．六八億美元（即路易士購入成本）的部分，由史賓克與辛百利五五分帳。」也就是說，佳士得作為拍賣公司，除了枱面上的佣金，枱面下還拿走了一半的溢價利潤。

炒藝品也炒股 一年賺50億路易士為何如此慷慨，拿了超過新台幣五十億元來買岡茲收藏，然後還願意與佳士得對分一半的利潤？

原來，路易士當時不只炒畫，還炒佳士得股票。他是佳士得最大的單一股東，持股最高曾達到二八．七％，佳士得當時還是英國倫敦的上市公司。就在熱鬧無比的拍賣會後，投資銀行華寶（SBC Warburg Dillon Read）組了一個銀行團，向佳士得股東提出私有化的收購案；華寶收購因為價位太低沒有成功，卻成功吸引了一位法國富豪，出價二億英鎊將路易士的股權買走。

路易士的操作神乎其技，用一億六千八百萬美元，在岡茲收藏拍賣賺了近兩千萬美元；再用私有化題材拉抬佳士得的股票，賺進更驚人的一億英鎊。前後不過一年，就賺進超過新台幣五十億元的利潤，而且幾乎是穩賺的無本生意，絕對是金融教科書不能錯過的頂級操作教材。

路易士不是等閒之輩，實際上，他與金融大鱷索羅斯並肩在一九九二年打過著名的英鎊大戰。索羅斯是全世界媒體的焦點，大家都說索羅斯這一役「賺進十億美元」；其實英格蘭銀行（英國央行）在這場匯率大戰中慘賠三十四億英鎊，倫敦金融圈的說法是：「路易士才是最大的贏家，他的獲利遠遠超過索羅斯，只是這老傢伙不願意曝光，把所有的鎂光燈都給了索羅斯。」路易士在九○年代，就靠著一筆又一筆的外匯交易，成為當時的英國首富，為數甚少的媒體曝光報導，說他在巴哈馬的豪宅「不論是臥室、浴室，還是客廳，每個房間都布滿了外匯交易的報價螢幕。」不過，路易士因為重押貝爾史登投資銀行，在○八年貝爾史登倒閉的前夕，還持股近一○％而慘賠，英國媒體說，貝爾史登讓他損失了三分之一的財富。根據《富比世》雜誌的調查，路易士至今仍是擁有八十二億美元（約新台幣二千六百億元）的超級富豪，排名英國第六。

九七年路易士與佳士得的交易模式，一直延續到今天。拍賣公司在拍賣會前就找好「保證買回」的金主，言明如果拍賣無法落槌，金主就以特定價格買回；相反的，如果拍賣超過保證買回價格，就由拍賣公司與金主對分利潤。台灣幾位知名的藏家，都與拍賣公司簽過類似合約，幾年下來，雖然「一件都沒有買到」，卻已賺進好幾千萬美元。

成立空殼公司 專收購名畫同樣在巴拿馬文件曝光的藝術品交易，還有著名的《拄著柺杖的紳士》（Seated Man with a Cane）。這幅莫迪吉安尼（Modigliani） 一九一八年的畫作，曾是著名的猶太珠寶商史泰特納（Oscar Stettiner）的收藏，卻在二次大戰時被納粹強取；直至九六年六月佳士得倫敦拍賣會上，被納馬德家族（Nahmads）用兩百萬美元（約新台幣六千六百萬）標走。

一一年，史泰特納的孫子向美國聯邦法院提告，要求納馬德將畫歸還給猶太家族，納馬德則堅持這幅畫作已不屬於他們，所有者是一家稱為「國際藝術中心」（International Art Center）的公司。

隨著巴拿馬文件曝光，具體資料顯示，這家登記在巴拿馬的國際藝術中心公司只是一家空殼公司，而且納馬德家族實際控制這家公司長達二十年；現在納馬德家族的實質領導人大衛．納馬德，從一四年就是巴拿馬國際藝術中心的唯一股東。

納馬德可能因此被迫歸還這幅名畫，如今，價值在新台幣十億元以上。

有趣的是，十九年前被黑箱操作的岡茲收藏，價格仍然不斷攀升。當年《阿爾吉爾的女人》創下三一九○萬美元的紀錄，到了去年五月，又再度成為佳士得紐約春拍的焦點，飆出一億七千九百萬美元的天價（含一二％的拍賣公司佣金），神祕買家花了新台幣五十八億元才搶到，是人類史上最昂貴的一幅畫作。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撰文 / 乾隆來

有一份政務官工作，內容是制定國家方針大計，你願意承擔重責大任嗎？如果你接受這份工作，接下來你面對的，就是自己與家人的全面犧牲。你得在最沒效率的官僚體系下做事，還得面對立委的頤指氣使； 你的薪水不高、年資不能累積、卸任後禁止從事相關行業，還可能被司法調查。 而且，你與配偶名下全部財產，都要公開到網路上給大家說三道四。 很不幸的，你和很多人才一樣，都不想。 而台灣正面對這樣的問題……。

好官難尋！馬政府看守內閣，官員紛紛露出「真面目」，法務部部長羅瑩雪暴走成為全國話題、教育部部長吳思華備詢兩度缺席……。荒腔走板的案例在五二○前層出不窮，讓民眾緊盯新內閣成員，希望能滿足期待。

然而，四月底，準行政院院長林全內閣成員終於全部出爐，卻被外界批評「又老又男」，不但平均年齡超高、女性閣員也只有一成，遠低於國際比率。我們都沒有傑出的年輕人或女性了嗎？為什麼林全找不到呢？

「政務官來不來，他考慮的是付出的犧牲可以得到什麼。」林全接受《今周刊》專訪時說：「如果做政務官有很大的成就感，其他的犧牲就不重要；相反的，如果他預期沒什麼成就感、沒辦法真的改善國家，就算很小的犧牲，也要考慮很久。」很不幸的，台灣的政務官，就是處處被要求犧牲。

「看林全找人就知道，真的很難！」帶領三十七名政務官總辭之際，行政院院長張善政對《今周刊》的記者說。馬政府任期最短、卻也是評價最高的行政院長，張善政在剛擔任副院長，尋找政務委員時，也曾苦嘗碰壁滋味，對尋覓政務官的苦，甚是熟悉。

為了 150元 價值股票遺失，跑去報案葉匡時：我真的不好意思，但規定要申報財產「找政務官難處在哪？有太多了，講不完！」張善政從來就不是會打官腔的官員，他直說：「申報財產絕對是。」也就是規定政務官要財產申報公開在網路上的法令。「我同意財產要透明，不能做利益衝突的事。」但是他也指出：「申報財產就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不但申報，最後還要公開，讓媒體拿來做文章。」身為少數放棄Google高薪，跳槽進政府為國家做事，張善政感嘆：「企業界做得很成功的人，財產一定不少，為何要公開給人家品頭論足？」講到財產申報，的確是許多政務官還沒上任前，就想打退堂鼓的阻礙。前交通部長葉匡時就透露，他第一次任職研考會政務官，就為了價值僅一百五十元台幣的股票，鬧得啼笑皆非。

「我以前有一家公司的股票，賣剩下十五股，然後我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所以我就打給監察院，我說這十五股怎麼辦？結果監察院就說，那你要去警察局報遺失。」葉匡時回憶。「到了警察局，警察說你來幹嘛？我說不好意思，我的股票不見了，只有十五股。警察一聽傻眼，還是幫我做了筆錄。」葉匡時說：「那時一股股價是十塊錢而已，我真的不好意思，但我要申報財產，然後再把報案紀錄寄去給監察院。」政務官身負國家發展政策的重責，但台灣的制度卻對他們極不友善，總是要求政務官「犧牲一下」。台灣又有多少人才，禁得起犧牲？

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犧牲，政務官有因此更清廉嗎？日前才因為貪汙案被起訴的立法院前祕書長林錫山，在陽光法案專區的廉政專刊上，今年三月申報資產「僅」一億一千多萬元；檢調因案外案「意外」發現他名下二．五億元的可疑資產。

公開財產捉不到貪官，卻把誠實申報的政務官全家有幾條項鍊，甚至居家地址隱私公開，更讓不少政務官候選人打消念頭。「配偶財產也要申報，錢太少會被笑，錢太多，孩子看到不就沒鬥志了？」一名卸任政務官表示。事實上，美國早在二○一三年就取消聯邦官員在網路上揭露財務資訊的規定，主要理由就是擔心這個公開財產的制度，會「衝擊人才擔任公職的吸引力」。

有志之才不願出任政務官，問題錯綜複雜，財產申報只是其中一個問題。台灣政務官的阻礙，日積月累，盤成了一道巨大的牆，橫在精英人才與政府公職之間，密密麻麻，就像張善政口中的「太多了，講不完」，造成了蔡英文政府現在的人才危機。

照理說，蔡英文以壓倒性票數當選總統、民進黨又取得國會多數，有志之士應該樂於進入新政府一展抱負；而幾乎在去年就確定勝選的蔡英文執政團隊，也應該早有準備。然而，林全組閣卻踢盡鐵板。

一個職位，連問７個人都沒人要來曾銘宗：台灣政府人才危機，沉重代價全民要背「我很努力去找，可惜問了七個人都沒有答應……。」林全在四月十五日，公布財經內閣人選時，透露自己在徵詢金管會主委的過程中，如何四處碰壁。「不管是在金融界快要退休，或是我覺得很年輕、應該有勇氣來一試的，都不願意來。」這不只是新政府的難題，而是藍綠都該正視的國家危機。《今周刊》分析從近年三次政黨輪替的中央內閣的背景，若與美國比較，可以看出兩大問題。

第一，不論誰執政，台灣政務官的年齡都偏高，且有越來越老的趨勢；第二，我們政務官來源，七至八成都是文官與學者的「趕鴨上架」；不同於總統制的美國、內閣制的英國，從專業人士到國會議員的養成，有一條完整的人才培育管道。

「政務官是決定國家發展方向最重要的人，但現在越來越難找到人才為政府服務，若無法扭轉趨勢，全民將付出沉重代價。」金管會前主委、立委曾銘宗分析當前局勢，語氣悲觀。

因此《今周刊》以面訪及問卷調查，追蹤訪談三十二位現任及卸任政務官，試圖釐清問題癥結。

受訪者中有高達七八．二％認政府不足以吸引優秀人才擔任政務官，只有一六．一％人有再次擔任政務官的意願，可見台灣罹患了「政府大腦衰竭症」，且症狀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嚴重。

要治病前，我們得先找到病因，也就是先搞清楚：為什麼台灣沒有人要來當官？

病因 1 僵化法規妨礙施政 我像赤著胳膊上戰場「揮灑空間」，大概是所有政務官投身公職前最大的期盼。林全也認為「政務官看代價和成本，要看他能發揮什麼」。但「法規僵化妨礙施政」，是最多人共同的遺憾。

「防災型都更，是我在內政部裡最想推動的政策。因為如果發生強震造成土壤液化，台北市可能會倒幾千棟房子。我都和國防部協調好地了，但最後卻不了了之，我爭取不了自己想做的政策，就只有走人。」前內政部長李鴻源說，未竟志業，是所有政務官最不願發生的事。

「我就是一個沒有武器的將領，赤著胳膊上戰場。」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說。他說，當初推動創新創業中心，好不容易找到了老舊社區裡的廢棄印刷廠，「我們已經規畫好怎麼重整那個破工廠，結果里長不讓我們用，整個計畫就被擋了下來。」「沒有做好，我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但是一個里長就可以擋你，政務官怎麼做事？」讓政務官有志難伸的元凶，就是台灣特殊的憲政體制、僵化的法規及文官任用制度。除了政務官手上的政策工具太少，曾銘宗也指出：「台灣公務員的晉升辦法幾乎沒有彈性，政務官空有想法，卻無法拔擢他認為最適當、最有想法的文官來執行業務，當然感覺無力。」怕被冠上圖利罪，只好處處刁難廠商李鴻源則認為，保守心態是來自法規的綑綁，「如果一項採購案流程走得太順利，檢調就會介入偵辦；公務員怕犯了『圖利罪』，當然處處刁難廠商、將法規從嚴解釋。

但這項罪名是很荒謬的，公務員正正當當沒收回扣，圖利廠商是讓民眾賺錢帶動經濟，有什麼不對？防弊重於一切的法規框架，就沒法有效率地運作。」林全也認同，公務員時時擔心被懷疑圖利廠商，長久下來，公務員不如不做事的心態，終將導致政府前進的滾輪逐漸變成龜速，政策推動的品質不佳與效能不彰。

病因2 與立院互動困難 被立委針對性羞辱，誰受得了文官體系的僵化，只是政務官要對付的障礙之一。對政務官而言，直屬上司除了行政院長與總統以外，還得依據「行政對立法負責」的《憲法》精神，定期到立法院報到，接受民意監督。然而，「與立法院互動困難」，恰好是受訪者心目中，擔任政務官期間三大困擾之一。

最近馬政府卸任前的政務官，在立法院荒腔走板的演出，在張善政的眼中，與其說是「擺爛」，不如說是與立委長期不健康互動下的爆發。他認為，「在立法院浪費時間，如果是有效溝通就認了，問題是很多時候是在配合立委做秀……。企業界認為立委理性質詢畢竟是少數，對立委貶多於褒，這也是攬人的阻礙。」花大把時間備詢，冷僻問題對施政沒幫助「政務官的工作是制定政策方向，所以我期待和立委做政策辯論，但立法院談的，多半是地方建設要給多少錢之類的庶務性問題，這種縣政府層級的問題，根本不是政務官該關心的，我找個署長來就可以解決。」李鴻源認為，自己耗費了大量時間與立委對答，內容卻經常無關政策路線。

文建會前主委盛治仁也認為，總質詢是立委與行政部門辯論重大政策議題的場域，立委可以事先將問題提供給行政院，讓各部會先行準備，才能進行負責任且有品質的討論，「總質詢的目的不是在演『百萬小學堂』，用冷僻的問題把部長問倒，對施政一點幫助也沒有。」事實上，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先進民主國家，口頭質詢時間、內容，都有嚴格限制，以防國會殿堂成為議員的秀場。枱面上，民眾看到的是質詢內容，但是枱面下與立委互動更為辛苦。

管中閔說，立法院中興大樓（編按：多數立委的辦公室所在地）像他第二個辦公室。「動不動就會被立委叫去說明。退休老兵宿舍的問題，也要我去。副主委還不行，要不然他沒辦法對選民交代！」管中閔說。

病因3 薪資低又沒保障 只有退休的人才想來退休金、職涯規畫等一般人在找工作時優先考慮的基本條件，政務官不但必須打折，甚至根本沒有保障。

薪資多寡，是衡量一份工作是否吸引人的最簡單條件。接受《今周刊》問卷調查的政務官幾乎一致認為，國內政務官待遇確實偏低；但多數人也同時強調，收入多寡，絕不是讓人不願進入政府的主因。

「如果只考慮薪水，我當初根本不會考慮公職。如果擔任政務官，能透過制定政策與分配資源的權力，帶給國家長遠且正面的影響，成就感絕對可以彌補損失的收入。」在盛治仁的眼中：錢，並不是太重要。

但如果條件也無法使人滿意，薪水當然可以是被斤斤計較的一環。事實上，部長級公差交際的特別費，每個月有七萬元，遠低於直轄市議會議長二十萬元的特別費，甚至年終獎金也經常被立委威脅刪減。一名卸任的財經官員就說：「如果訂出KPI（關鍵績效指標），像GDP（國民生產毛額）沒達標，要我不領薪水都行。但被選擇性針對，誰受得了？」無論從事什麼行業，保險與退休金都是法律保障的基本條件。

雖然任期滿兩年的政務官，卸任後可按職等與服務時間，一次領取數目不等的退職金；但政務官服務年資，無法與勞保或公務人員服務年資合併計算。就連當兵服義務役，都可以累積公務員的年資；擔任政務官為國家做事，卻不能累計年資，甚不合理。

除了年資無法併計，學者若在借調擔任政務官期間屆齡符合退休資格，還必須回到原單位報到才能辦理退休，不能以政務官身分辦理教職退休。董保城一三年擔任考選部長申請退休時，就被教育部要求辭去政務官身分一天，回政大報到後再復職，因此兩度向行政院提出訴願。

「我在學校的年資已經符合退休資格，沒有多領國家一塊錢，教育部卻要我辭掉部長一天，這凸顯了台灣對政務官的不尊重。要一個部長為了退休金辭職一天，不是可笑嗎？這樣還有誰願意當政務官？」他說。

未來職涯發展，是一般人評估一份工作的重要指標，但在台灣，政務官不僅沒有保障，偏偏又是最沒有未來性的職業，原因就在於有限縮政務官出路的「旋轉門條款」。

想拉攏企業界人才，難上加難根據《公務員服務法》規定，政務官卸任三年內，不得從事與過去五年業務主管相關營利事業的經理人、董事等職務。這項條文，讓企業界人士毫無進入政府服務的可能性。「我很希望財經部會首長，可以從企業界出來。」林全坦承：「但例如金融界出來做官，卻因為旋轉門（條款）三年不能回金融業，他要去哪裡？對中壯年的人才，這是很大的威脅。所以只能去找退休的人。」葉匡時則建議，應採「資訊揭露」與「行為規範」雙管齊下，而非僵硬的名目限制。

若卸任政務官欲前往民間企業任職，相關單位及國會可比照英、日，組成審查委員會，只要確認政務官任期內未涉及與業者直接利益相關行為，未來職務也無遊說原任職部門可能，就能自由任職。

病因４政黨輪替就被司法調查 我做事怎敢勇往直前？

如果從事一份職業的風險，是被檢調司法單位用放大鏡檢視一舉一動，甚至可能遭羈押判刑，有誰願意鋌而走險？「當你因為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遭受調查、追殺，你會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你知道自己做事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勇往直前，但我不能接受做事畏首畏尾的自己、投鼠忌器，這樣是沒辦法替國家做事的。」一位扁政府的高階政務官，訴說著自己卸任後遭司法迫害，從此再也不願出任公職的心聲。

「我做行政院副院長時督導二次金改，卸任後因為二次金改案被特偵組傳訊，檢察官竟然問我：『你和吳淑珍有沒有親戚關係？』」行政院前副院長吳榮義談起自己的經歷，聽來雖然像是一則趣聞，但在當事人心中留下的陰影，不是外人所能想像。

扁政府時代的政務官，大多都有遭到司法偵辦的經驗，被起訴甚至羈押最後卻被證明無罪的案例也不少。業界出身的財政部前次長楊子江即強烈呼籲，「無論任何政黨執政，都應嚴禁以司法為工具，行政治鬥爭之實。」長遠來看，要改變「誰肯來當官」的遊戲規則，都得透過國家憲政體系及公務員體制的改革。但許多法令的改革，要從現在開始推動。最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心態，也要開始轉變。

五二○將上任，對新政務官應多點肯定「很多政務官剛上任，對政府運作不熟悉，就像只有開小汽車經驗的人突然開起貨櫃車，一定跌跌撞撞。

但台灣的政務官都是坐上駕駛座才開始訓練，如果摸索期間犯了錯被大肆攻擊，陣亡率當然很高。換了一個人進來還是重新進入摸索、陣亡的循環中，最後就變得沒人願意蹚渾水。」李鴻源認為，媒體與政論節目理應監督政府，但不該拿著顯微鏡檢視細節，或對政策做不合理的扭曲攻擊。

「我們都嘗過這個苦頭，我也很希望林全內閣可以成功。」管中閔說：「一做不好，在野黨就會見獵心喜。對新政府，社會應該要有耐心，不要用過去那種不理性的方式（監督政府），兩年、三年後再來檢視，新政府才有辦法做事。」「如果社會對於認真、有政績的政務官多一點肯定，我相信有很多人會不計較辛苦、待遇為政府服務。可惜過去這幾年，因為藍綠和意識型態的差異，讓人對進入政府比較猶豫。但信任與同理心需要時間慢慢建立，政務官與立法院、媒體、社會大眾，都應該負起對等的責任。」即將入閣接任環保署長的李應元下了這樣的結論。

組閣心聲》

林全：不要讓部會首長越做越小外界說我們組閣不順，我覺得不完全正確。這是選擇的問題，如果你找政務官，用的是比較低的標準，當然可以很快組起來。我們設了一個標準，結果找的人不來，要用一樣的標準再找、再挑剔一點，自然就會比較花時間。所以，不能用不順來講。

至於批評女性閣員過少，我們也很認真在找，民進黨也刻意培植了很多女性人才出來。但是現在中央、地方都執政，就把人都用完了。

要不要做政務官，他考慮的是付出的犧牲可以得到什麼，也就是「成本」與「成就」。在做政務官的成本上，我們不要讓他覺得做了無謂的犧牲。例如旋轉門和財產公開、信託等，應該要做得更細膩。

不過，政務官考量最重要的，不是代價和成本，是看他能發揮什麼。越來越少的政務官把事情做出成果來，我覺得，這跟政務官部會首長「越做越小」有關。

為什麼會越做越小？這不是他做得不好。第一，總統要滿足選民的期待，壓力很大的，很多事情就會親自指示。指示院長就算了，有時候甚至打電話給局長、科長。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部長、局長……兩手垂在身側兩邊，反正總統直接指示科長了，政務官怎麼會有成就感。

第二，是被扣上「圖利廠商」的威脅，讓他做事綁手綁腳。此外，還有另一個威脅：如果司法和監察院品質不好，對於行政部門也是很大的約束，而我們實際上也有這個問題，讓政務官做事變得非常困難。

所以我覺得，政務官如果要讓他能做事，就是允許部會首長能有犯錯的空間，這樣他才願意做事。如果你不允許他有犯錯空間，他兩手一垂，你要我做什麼我再做，反正錯了也不是我負責，等於是逼他走上不做事這條路。

（楊卓翰）

撰文 / 許秀惠、楊卓翰、鄭閔聲、陳前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