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建行揭開債轉股大幕  多方開啟新里程“起跑”

債轉股的大幕已然拉開。10月10日，國務院發布的《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和《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

作為對“政策東風”的最迅速回應，10月16日，建設銀行與雲南錫業集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下稱“雲錫集團”)在京簽署總額近50億元的市場化債轉股投資協議，並同時與建信信托、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中信建投證券等多家公司分別簽署基金管理、財務顧問、法律和資產評估等專業服務協議。

一位資產管理公司戰略研究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未來參與債轉股企業可能重點在產能過剩行業中的大型國有企業，這類企業資產規模雄厚、債務壓力較大，同時，具備上市公司“殼資源”的企業可以借助資本市場轉讓股票，便於投資者到期獲得投資收益後實現股權退出。

國企債轉股落地 以基金撬動社會資本

繼全國首單央企市場化債轉股項目——武鋼120億元轉型發展基金出資到位後，本次建行與雲錫集團的簽約，共同落實總額100億元全面降低杠桿率框架協議，標誌著全國首單地方國企市場化債轉股項目成功落地。

具體而言，該項目包括雲錫集團下屬二級、三級子公司的五個子項目，分兩期落地，每期50億元。首期有3個項目，預期實施後，能降低雲錫集團15%的杠桿率，其中第一個項目資金為20億~30億元，預期由此降低雲錫集團5%的杠桿率。首期23.5億元投資到位後，能幫助雲錫集團降低負債率4.57%，節約財務成本近億元;資金全部到位後，預計將總共降低企業資產負債率15個百分點。

在操作層面，由建設銀行及建信信托負責這個項目，建行負責尋找客戶、商談協議等，建信信托負責基金管理，資金則主要來自社會資本，銀行也會出一部分錢作原始資本金，但僅占少量。

據介紹，建行將采用基金模式動員社會資金投資雲錫集團有較好盈利前景的板塊和優質資產。基金所募集的資金最終將“全部用於還債”，但為規避道德風險，主要是用於償還建行以外的債權。此外，本次債轉股一大特點是，債和股的業務板塊並非一一對應。

“之所以選擇雲錫集團作為市場化債轉股的標的，是因為雲錫集團遇到了暫時性困難。”建行債轉股項目組負責人、總行授信審批部副總經理張明合表示。

據了解，由於有色金屬行業的價格下降，過去3年，雲錫集團累計虧損60億元，凈資產由150億元下降到100億元左右。借助金融工具實行債轉股後，雲錫集團將降低杠桿率、減輕債務包袱，輕裝上陣。預計到2020年，雲錫集團將以收入不低於810億元、利潤總額不低於23億元的良好業績回報投資者。

對於備受市場關註的定價問題，張明合表示，債權方面，建行以1：1的企業賬面價值承接債務;股權方面，由於項目不同，價格也不一樣。總的來說，非上市公司的股權經過評估市場價轉股;上市公司（錫業股份、貴研鉑業）的股權參照二級市場價格做安排。“我們會避免采用明股實債的方式，”張明合表示，“此外，債和股也不是一一對應的，對這家企業的股權投資並不一定要來源於這家企業的債務。這樣的安排，能將投資者對回報的需求與企業去杠桿的需求更好地匹配起來。”

值得關註的是，雲錫集團債轉股最顯著的特點是完全遵循市場化原則，在轉股對象選擇、轉股實施機構設立、轉股條件和價格、轉股資金來源及退出等方面都必須堅持由相關方自主平等協商來確定，強調公開、公平、透明，依法合規、利益共享、風險共擔，而政府主要是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資金支持，積極引導解決轉股所需資金和投資收益不確定等問題，強化調控和監管。

誰主“債轉股”

近年來，中國實體經濟經歷過“加杠桿”的瘋狂後，正步入經濟下行期和經濟結構調整，企業也勢必承受“去杠桿”的苦痛，債轉股則成為企業降杠桿、減輕債務負擔的一個重要支點。隨著本輪債轉股大幕的徐徐拉開，中國身受債務負擔羈絆的企業數不勝數，究竟哪些企業能夠降低債務、凸顯股權價值呢?

對此，國務院債轉股《指導意見》明確給出了資質和條件，嚴申“四個禁止”和“三個鼓勵”，即嚴禁扭虧無望、已失去生存發展前景的“僵屍企業”，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企業，債權債務關系複雜且不明晰的企業，以及有可能助長過剩產能擴張和增加庫存的企業作為債轉股對象。

同時，鼓勵發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包括：因行業周期性波動導致困難但仍有望逆轉的企業;因高負債而財務負擔過重的成長型企業，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成長型企業;高負債居於產能過剩行業前列的關鍵性企業以及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企業。

銀行作為銜接企業方與社會資金方的金融機構，可以說扮演著“伯樂”角色。建行副行長龐秀生此前就表示，要選準、選好轉股目標企業。結合去產能、去庫存等重點任務要求，通過試點來驗證和厘清適合市場化債轉股企業的條件和標準並嚴格執行。一方面，不保護過剩和落後產能，不為“僵屍企業”死而複生提供機會或助長借機逃廢債，不影響去產能、去庫存的各項措施縱深推進;另一方面，要對關鍵性企業，通過債轉股支持其轉型升級、兼並重組，增加有效供給，培育新的發展動力。

一位資產管理公司戰略研究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未來參與債轉股企業可能重點在產能過剩行業中的大型國有企業，這類企業資產規模雄厚、債務壓力較大，同時，具備上市公司“殼資源”的企業可以借助資本市場轉讓股票，便於投資者到期獲得投資收益後實現股權退出。

這從建行雲錫債轉股的股權退出方式可見一斑。據介紹，建行在投資經營層面將作為積極股東，參與管理。退出可以按照市場化方式，將雲錫集團未上市部分裝到兩家上市子公司，從而退出。此外有遠期回購協議，雙方約定，如果未來管理層業績不達到預期，雲錫集團將對股權進行回購，建行由此退出。

在投資期限上，張明合表示：“一般來說，股權投資沒有期限，但我們是按照5年的投資期限制定方案的。我們對管理層有經營業績上的要求，如未來業績沒能達到預期，會要求企業回購股份。如業績如期恢複，投資者可以正常減持。此外，我們還計劃將一些非上市公司的資產註入上市公司，以實現退出。”

未來債轉股前路漫漫

作為首單地方國企債轉股的落地樣本，雲錫集團債轉股中的“債”主要是目前成本比較高、抵押條件苛刻、期限結構不太匹配的債務，本次債轉股落地並不是完全落幕，而是涉及企業、銀行、社會資金多方利益者共同開啟的新里程的“起跑”。

對於債轉股的潛在風險，張明合表示，參與者面臨著如何把控市場風險、如何代表投資者與股東參與改善公司內部治理、如何化解歷史包袱三方面的實操困難。

盡管債轉股的“長跑”路途存在不確定性，但前景向好。在資金來源上，張明合表示，未來債轉股將引入適合進行股權投資的機構投資者，比如險資、養老金、券商、資產管理公司等，這些機構投資者各具特色;銀行端的資金來源可借助理財資金渠道集中社會財富，在滿足監管部門依法合規的要求下，打破剛性兌付，為社會資本對接好的投資標的。

在上述資管戰略研究員看來，由於全球資產收益率走低，固定收益類投資收益持續下行，加之國內資本市場權益類投資冷淡，債券違約風險事件層出不窮，多重因素交織背景下的“資產荒”，通過債轉股實現股權投資獲取超額收益，為社會資本提供了一種選擇。因此，從投資者需求而言，社會資本對債轉股企業的標的趨之若鶩。

事實上，投資方已經在經濟周期轉換中嘗到了參與債轉股的“甜頭”。據介紹，在上一輪債轉股浪潮中，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作為股東參與債轉股，通過好的操作已於去年實現股權退出，並獲得了接近3倍的投資回報。

但必須承認的是，本輪債轉股才剛步入現實，商業銀行參與債轉股還有很長的路走。由於銀監會對商業銀行持有企業股權實行嚴格的資本管理要求，據了解，目前建行正在向監管部門反映，希望把債轉股中銀行自身投入的少部分資金計提要求的期限從兩年調整到五年，否則按照現在的監管要求，超過兩年便要計提12.5倍的資本。

揭开“无中生有”的贪腐戏码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568

近日热播的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曝光了一起“苍蝇式腐败”案例，广西北海银海区征地办的部分工作人员伙同个别镇村干部、社会人员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这起案件共有16人牵涉其中，而作案手法基本都是无中生有。

虚报拆迁户、虚报拆迁面积、虚报地面上的青苗数量……纵观已查处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像上述人员一样，个别官员借职务之便无中生有搞虚报冒领的事例在基层屡见不鲜，这一现象为何频频出现？如何织密防范硕鼠的制度牢笼？

造假招数眼花缭乱 背后暗藏权钱交易

所谓无中生有，归根到底就是围绕项目、数字和人员做文章。违纪官员或编造项目，或在数字上掺水分，或在人员上虚列捏造，进而达到骗取各种补偿款和项目资金的目的。

当前，随着国家大力推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各种补贴资金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一些人开始打项目资金的主意，而编制虚假材料、虚报项目就是骗取涉农资金的主要手段，背后往往隐藏上下串通的权钱交易。

据媒体报道，江苏省扬州市农委畜牧兽医处处长段某接受一家养猪场老板的请托后，明知不符合财政补贴政策要求的情况下，仍把补贴项目给了养猪场。最终，养猪场凭着虚假项目获得60万元补贴资金，按照事先约定的返还比例，25万元也进了三级农业部门小金库。

相比较而言，在数字上注水比编造项目更为常见。如，在河南省纪委通报的一起案例中，平顶山市第一看守所部分人员就是通过虚报在押人员数量，冒领市财政在押人员伙食费220.06万元。看似头绪复杂，其实在这类人心中，明明白白算好了“两本账”：一面虚列人员上报，以便套取更多资金，一面自己掌握，用于实际发放补助，而这中间的差额，就拿来中饱私囊。

有的人不满足于凑数，还在人员上做起了文章，申报补助的名单上频频出现“影子人”。据媒体报道，日前，湖北纪检监察机关对部分地区冒领退耕还林补助资金问题进行查处，其中，在建始县茅田乡兰鸿槽村，曾任村支部书记的黄中华、村主任刘永璋、计生专干樊振慈等三人，用“李平”“刘元”等32个虚假农户姓名申报214.26亩退耕还林面积。

更荒唐的是，除了虚构人员名字，部分已经死亡、多年前已搬迁的人员也成为补助发放中的“影子人”。纪检监察机关透露，以兵营镇为例，下辖的10个村都有类似做法，且这种做法已持续8年。

俗话说孤掌难鸣，无中生有的招数若想做到天衣无缝，需要有人来“配合”，在很多已查处的“无中生有案例”中，违纪者的亲朋好友都被不同程度拉下了水，并对分享不法所得来者不拒。例如，重庆市纪委通报的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典型案例中，有不少村干部伙同亲属沆瀣一气、共同造假，从中捞取实惠。

这些事实表明，基层党员干部直接和群众打交道，不正之风一旦发生，便有很强“传染性”，对社风民风是极大的破坏。在广西北海银海区骗取征地补偿款一案中，先是征地办人员找到个别镇村干部和熟悉的村民，彼此串通，骗到补偿款后一起瓜分，进而有村民听说别的村民捞到了好处，又主动找征地办工作人员提出“合作”，一个损公肥私的小动作，就可能影响一大片。

制度漏洞监管乏力 助长硕鼠侥幸心理

无中生有的招数尽管眼花缭乱，背后其实都指向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制度有漏洞，监管不到位。

哪些领域有多少项目资金、什么标准、什么程序，对于行业内的人员来说可能一目了然，但是由于一些补助项目的信息公开不够，对于普通群众而言，了解和知情程度却并不高。如果再加上政出多门、责任不明，九龙治水很容易酿成一笔糊涂账。

例如在基层，很多部门都有自己的补助项目，而这些项目之间又可能存在交叉。如果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一个项目在多个部门同时走程序，基层群众想把事项了解清楚就难上加难，无中生有的漏洞也就越来越大。

源头上有不透明的问题，复核时也有走形式的问题。一些地方的主管部门在项目复核时，要么“坐在车里转转，隔着玻璃看看”，要么干脆不复核，任凭下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格德恩呼都格村，党支部原书记卡木尔在申报小麦种植面积时，私自增加了13户没有种小麦的村民，虚报面积500多亩，冒领补贴款5万多元。案件被查处后，卡木尔曾说：“以前上面不来复核，是村里面自己复核种植面积，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往上报以后，上面也就确定了。”

制度和监管的漏洞，进一步助长了部分基层干部的侥幸心理，私欲也在逐渐膨胀。在基层个别地方，干部的权力设置过于集中，审批决策一人说了算，个别党员干部习惯了“一言堂”，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他们胆子越来越大，面对利益的诱惑，一再突破党纪底线，继而铤而走险。

就像卡木尔说的那样：“村里面当这个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都是我一个人兼，当时我也觉得在这个村里面，也就我说了算，可以说是权力最大的，时间一长胆子越来越大。”

责任层层压实到基层 让无中生有伎俩再难施展

铲除个别党员干部借无中生有捞取私利的基层腐败土壤，需要把责任压实到基层，充分调动起基层党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前，党中央已经明确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落实。省市两级党委、纪委要把责任传导到县乡、压实到基层，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管理监督，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

目前，河南省已经完成巡察工作顶层设计，参照中央和省级巡视工作模式，在全省范围内全面铺开巡察工作，巡察对象覆盖乡镇，延伸到村。巡察组到镇村之后，与群众全面接触，听取意见、受理举报，一大批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被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把巡察延伸到基层，正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生动实践，也能够全面、系统、精准地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必须严肃处理、决不姑息。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桂汉良认为，虚报冒领国家补助的行为，决不能搞批评教育、下不为例，要坚持追钱与追责并举，既要追回发放不当的补助资金，也要对相关人员严肃问责处理。

10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对各级纪检机关查处的93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行点名通报曝光，一批虚报数据、伪造材料、假冒身份套取国家补助的相关责任人得到惩处，对于心存侥幸者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

由于基层贪腐问题点多面广，无中生有手段五花八门，他们往往隐藏在项目环节的各个角落，让这些贪腐伎俩现出原形，还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河南省新乡市开设“市县联动、剑指四风”互联网举报平台，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鼓励群众采用文字、视频、图片、电话等方式对基层不正之风和贪腐问题进行监督，使监督无处不在。平台开通后，不断汇聚社会监督力量，基层贪腐问题呈下降趋势。

在源头上压实责任，在过程中强化监管，在全社会汇聚监督力量，笼子越扎越紧，违纪官员无中生有的伎俩将失去施展的空间。（张建 赵晟）

解讀|雲計算付費用戶翻番 阿里財報揭開增長下一級

馬雲不久前關於“阿里明年將不再提電商”語出驚人，在財報業績上也得到了佐證。

北京時間11月2日晚7點，阿里巴巴集團發布2017財年二季報，繼上季度開始分部披露業績後，該季度仍按照核心電商、雲計算、數字媒體與娛樂、創新及其他業務四分部進行披露。其中阿里雲付費用戶數與去年同期相比翻番，成為最大亮點之一。

整體上看，第二財季經調整自由現金流達139.43億元；總收入為342.9億人民幣，同比增長55%；凈利潤為70.8億元，去年同期凈利潤則高達227億元，同比下降69%。分析認為，這並非因經營層面因素所致，而是去年同期由於重新評估阿里健康資產價值、並由此計入一筆高達186億元的非經常性收益，但今年同期不再有這部分收益所致。

按分部來看，阿里巴巴集團核心的電商業務當季錄得284.9億元收入，去年同期為202.3億元，同比增長40.8%。在電商行業增長普遍趨穩的大背景下，阿里的電商業務在雙11前交出這個增速數字，對今年雙11不啻為一種明朗預期。但年度活躍買家增長情況不樂觀，截至2016年9月30日，阿里巴巴零售平臺的年度活躍買家規模為4.39億，與上季度環比增長只有1％，與去年同期相比也只有13%的增速。這說明，電商的人口增長已經觸摸到天花板，未來電商業務收入增長將主要依靠貨幣化率的提升和客單價的增加，這也解釋了為何天貓平臺瘋狂引入像Burberry、UGG這樣的高毛利大牌商品。

值得關註的是，本季度財報披露的阿里國際零售業務（主要包括天貓國際進口和速賣通出口）在總收入中的占比有去年同期的2%增長到本季度的4%。相對應的是中國零售業務（天貓、淘寶、聚劃算）的總收入占比由78%降為70%。對於將全球化作為目標的阿里電商，這一變化趨勢是利好。分析認為，國際業務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阿里集團的關聯公司菜鳥網絡的跨境業務發展。菜鳥在香港和澳洲新開設了全球訂單履行中心（GFC），幫助外海商家將商品賣到其他海外地區。

阿里CEO張勇針對財報的一句話值得玩味。他表示，“這是阿里巴巴集團一個偉大的季度，有著超越我們核心商務業務的強勁表現。很高興我們的雲計算業務持續快速增長，我們也看到潛力巨大的新集成數字媒體和娛樂業務。”

張勇提到的阿里雲本季度取得14.9億元收入，同比增長130%，連續6個季度同比增速在3A（AWS、Azure、Ali Cloud）中領跑。更為值得關註的一組數字是，去年同期阿里雲凈利潤為虧損7.3億，最新財報顯示這個數字約為4億，表明阿里雲的虧損在進一步收窄，市場有聲音預測阿里雲有望在下一季度迎來盈虧平衡。

聯系到10月份在杭州雲棲小鎮舉行的雲計算大會上，阿里雲表示全面下調產品價格，核心雲產品價格降幅最高達50%。阿里雲方面在回應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一方面是付費用戶的規模效應做起來了（財報顯示，本季度阿里雲付費用戶數為65.1萬，環比增13%，同比增速翻番達108%），這讓阿里雲有底氣降價；另一方面，核心技術升級也讓產品本身看到了可以較大幅度降價的空間。這也說明，當阿里雲在行業中率先發展到一個數量級後，它就相當於擁有了這個市場的定價權。阿里CFO武衛認為，阿里雲現階段業務重點是繼續快跑、提升產品創新、鞏固市場地位。

至少近兩年，馬雲反複在公開場合為雲計算“站臺”，預演雲計算將成為未來商業社會的水電煤。從這個角度看，水電煤這類基礎能源的價格理應回歸到“平民水平”，讓更多中小用戶享受到雲計算的驅動力。事實上，在阿里雲一直將普惠中小企業作為目標的前提下，它也在同步努力拓展像海關總署這類的中央級大客戶，畢竟大客戶一方面對利潤提升有“速成”效果，更重要的是政務類雲計算應用對提升全社會公共服務效率和建設智慧城市具備價值。

至於張勇提到的數字媒體與娛樂板塊，由俞永福領導的阿里文化娛樂集團（籌）剛剛確立了核心發展戰略，以UC和大優酷兩個業務帶動旗下的阿里影業、阿里音樂等其他業務協同發展。當前季度，該業務收入達36.08億元，同比增長302%；但另一方面利潤虧損從去年同期的12億元擴大到本季度的22億元。這表明，在視頻等整個數字娛樂行業普遍沒有找到穩定盈利模式的大背景下，阿里大文娛在擴張期仍面臨不小的盈利壓力。好在收入的高增速暫時給俞永福留出了較大的施展空間。

馬雲說阿里不再提電商，一方面是說線上線下融合的“新零售”將取代傳統電商模式，另一方面他正是看到了像雲計算、數字媒體業務的前景才做出此判斷。

證監會前局長受賄案揭開IPO發審 “遮羞布”

兩年前的冬天，時任證監會投資者保護局(下稱“投保局”)局長李量被中紀委帶走調查，“金融打虎”大幕悄然拉開。

李量

接下來的一年中，伴隨A股的暴漲暴跌，證監會多名官員先後落馬，包括證監會原副主席姚剛和原主席助理張育軍。除監管機關內部人員被查，還有中信證券原總經理程博明、澤熙投資總經理徐翔等被帶走或逮捕。

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10日公開審理了李量受賄案。檢方指控李量在發行部門任職的12年間利用職務之便為樂視網等9家公司提供“幫助”，收受公司投資人財物合計693.622654萬元。

江蘇省檢察院信息顯示，李量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李量案調查周期長，但庭審僅用了半天時間。“今天上午就結束了。”揚州市中院相關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同一天，山東省青島市人民檢察院對徐翔等人涉嫌操縱證券市場系列案向法院提起公訴。“近幾年，特別是股災前後資本市場的一些違法犯罪的典型案件，預計近期會有一個相對集中的審判。”浙江裕豐律師事務所律師厲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司法機關需要作出最終的判定，對整個市場起到“切割”作用，為某些重大案件畫上句號，否則市場各方會一直觀望、不確定狀態。

審批的背面：權力尋租

2014年12月1日，中紀委宣布李量涉嫌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組織調查。當時就有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投保局一直是個“冷衙門”，不知道李量因何出事，可能與其負責發行審核工作的經歷有關。

2015年8月7日，證監會黨委決定給予李量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同時透露了其被調查的原因——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收受禮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賄賂。

從揚州市人民檢察院的指控理由來看，李量的問題確實出在IPO“審批權”上。

檢察院稱，2000~2012年，被告人李量利用擔任中國證監會發行監管部發行審核一處處長、創業板發行監管部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利，為廣東康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樂視網信息技術(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申請公開發行股票或上市提供幫助，並於2000~2013年收受上述公司投資人所送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693.622654萬元。

李量在擔任投保局局長之前，長期從事公司制度、金融、證券市場研究及證券發行監管工作。在2009年創業板開設時，李量出任證監會創業板發行監管辦公室副主任。從2009年開始，直到2012年4月輪崗，李量一直負責創業板發行審核工作。2012年，李量調任證監會機關黨委常務副書記，並於2013年就任證監會投保局局長。

粗略計算，李量在發行部門任職期間，曾審核或組織審核的A股主板、創業板和H股上市公司IPO申請達到1000家以上。

按照當前新股發行審核制的框架，企業上市的一個關鍵節點，是通過發行審核委員會的審核。在整個審核流程中，企業尋租的方式有多種多樣。

比如，不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通過“打通關系”硬上，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提前“插隊”早上。如果權力尋租成功，也就意味著最核心的發審委審核成為走過場，公正性、公平性、公開性都難以保證。

有業內律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審核制下發審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發審委的中立性無法保證。對於上述因李量提供便利而成功上市的公司，當時審核的發審委委員原則上也應該承擔責任。

“近幾年證監會已經在審批流程、信息公開方面做了很多推進，但是只要是審，就有利益輸送、權力尋租的空間和可能。”厲健表示，每一家企業情況不同，只要權力在某些審批人的手中，那就有非常大的尋租空間。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是盡快推進發行體制改革。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法學教授劉俊海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定罪量刑能有效懲處個案主體，但是這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作為資本市場源頭反腐的制度設計關鍵是，要全面升級《公司法》、《證券法》中涉及一級資本市場（發行市場）準入的制度設計，積極推動股票發行由核準制轉變為註冊制的改革進程。

“要讓監管者做到‘好人好當’、‘清清白白’，不能讓‘好人進去、壞人出來’。”劉俊建議，在全面建設投資者友好型社會的同時，也要建立健全確保監管者依法行政、誠信行政的一系列好制度，確保好人進去做好事、壞人不願和不敢做壞事、也做不成壞事，即使偶爾做出壞事，也會付出沈重的代價。

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證券法》還處於緊鑼密鼓地修訂過程之中。他建議立法者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IPO註冊制改革，既要立足中國國情，也要大膽借鑒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成功制度經驗，切實使中國的資本市場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同時推進監管轉型，真正建設服務型、法治型證監會，不斷提升監管的公信力。

行賄者：投資人

有受賄者，就有行賄者。

江蘇省檢察院公布的信息確認了康美藥業與樂視網這兩家上市公司的部分投資人為行賄方。

對於其他7家公司是誰，市場人士猜測可能涉及此前令氏家族利用投資平臺匯金立方參股的公司。

進入11月以來，樂視網股價持續下跌，11月2日單日跌幅達7.49%，當日股價收於41.01元/股。11月6日，樂視創始人賈躍亭突然公開發聲對公司一直以來的快速擴張表示反思。不過投資者信心並沒有得到挽回，隨後股價繼續下跌，截至11月10日下午收盤，公司股價收於37.99元/股。

樂視網10日走勢（來源：Wind咨訊）

在法院公開點名之後，位於風暴眼的樂視網10日下午緊急發公告做出說明，稱“公司始終依法經營，樂視網及其實際控制人在內的現各主要股東、董監高人員均與上述事項無關，不受到任何影響”。

樂視的回應字眼講究、定義清楚，其中最值得註意的是對“現在”相關人員剝離嫌疑，言下之意，對之前已經退出的股東並不做表態說明。

2014年10月，在李量被帶走調查之前，賈躍亭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澄清：“樂視成功的背後沒有靠任何政府關系的幫助，匯金立方是正常投資，在樂視的發展過程當中也沒有任何實質的幫助。”從股東變化情況來看，樂視網上市後，匯金立方確實獲利退出。

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劉俊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行賄與受賄是對偶關系，對受賄者追究刑事責任，對行賄者也應該追究刑事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打造幹凈透明、清清爽爽的政商關系，才能扭轉“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才能讓誠信企業在資本市場脫穎而出，才能把資本市場打造成誠實信用、多贏共享的國民財富中心。

那麽誰是受賄者?從檢察院指控信息來看，李量在2000年至2013年“收受上述公司投資人所送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693.622654萬元”。也就是說，行賄主體不是上市公司，而是上市公司的“投資人”。

“一般而言，控股股東是企業上市的最大獲益方，也最有可能為了企業上市鋌而走險。如果是控股股東，法院表述可能就會直接說明是控股股東，說是‘投資人’可能是另有所指。”厲健分析，即使是小股東，通過利用關系資源與監管層“搭橋”幫助企業上市，也可以在事成之後獲得翻倍的暴利，這樣專門從事此類事宜的投資機構，隱蔽性更強，查處難度很大，對市場的危害更大。

至於前述9家上市公司是否會受到波及，厲健表示要從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如果其中有公司本身不符合上市條件，通過李量的“幫助”而發行上市，這就是以違法犯罪手段騙取上市資格，涉嫌欺詐發行。對於這種情況，需要監管部門進一步調查。

第二，如果企業本身符合上市條件，通過李量的“幫助”得以提前上市，獲得上市便利，這樣的企業在上市資格上沒有問題，對市場危害也較小。但是，行賄與受賄的關系依然存在，需要追究法律責任。

“上市公司應該主動對公眾投資者作出交代。”厲健表示，未來法院判決最終結果會進行網上公開，屆時涉及的全部公司名稱、行賄金額都會公布。

揭開外匯儲備規模下降的神秘面紗

近期，外匯局公布的三季度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三季度儲備資產減少了1363億美元。對比此前人民銀行公布的外匯儲備規模數據，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663.82億美元，比二季度末下降387.79億美元。相比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的降幅，外匯儲備規模少降了975億美元，差異較為明顯。為此，筆者查閱了外匯局網站，就導致兩者差異背後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首先，兩者可能存在統計口徑方面的差異。外匯局在2009年的國際收支報告中收錄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外匯儲備記錄方法的調整》專欄顯示，按照《國際收支統計手冊》(第五版)的定義，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外匯儲備資產記錄的應是交易變動，而國際投資頭寸表中記錄外匯儲備存量，既包含交易變動，也包含非交易變動。外匯局從2009開始，在編制國際收支平衡表時，按照國際慣例對平衡表中外匯儲備資產記錄方法進行調整，即從以往記錄外匯儲備年度余額變動數據，調整為僅記錄外匯儲備資產交易變動數據，剔除非交易變動的影響。因此，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外匯儲備資產的存量變動包括兩部分，一是由於國際收支交易引起的外匯儲備的變動(交易變動)，二是由於價格、匯率等非交易因素引起的價值變動(非交易變動)。

其次，按此推算，兩者差異可能主要來源於資產、匯率變動帶來的外匯儲備規模變動。從已公布數據看，交易因素是-1363億美元，排除誤差與遺漏等其他原因，非交易因素大約為975億美元。這與傳統上認為外匯儲備規模變動的背後單純反映的是資本外流壓力的邏輯並不相符。

第三，從三季度市場數據看，也佐證了資產、匯率是外儲變動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觀點。一方面，全球債券和股票價格出現明顯上漲，其中以美元標價的全球債券指數(Barclays Global Agg Total Return Index)上漲了0.82%，標普500指數上漲了3.85%，歐元區斯托克50指數上漲了5.16%，日經225指數上漲了6.43%。這有利於外匯儲備投資的資產估值上漲。另一方面，非美元貨幣對美元匯率整體上漲，美元匯率指數(DXY)下跌了0.71%，歐元上漲了1.23%，日元上漲了1.85%。外匯局相關人士曾多次表態，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於美元、歐元、日元等多種貨幣，非美元貨幣的上漲折算為美元後，對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規模有推升作用。

就在撰寫此篇文章之際，新一月的月度外匯儲備規模數據發布，截至2016年10月31日，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206.55億美元，較9月底下降457.27億美元。外匯局有關負責人對此表示，外匯儲備規模的變化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10月份的情況看，非美元貨幣對美元總體貶值，資產價格也出現回調，增大了規模下降的幅度。這無疑進一步印證了筆者關於“資產、匯率是外儲變動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觀點。只不過對於普通民眾，特別是個人投資者來說，其真正關註的重點可能仍是“外匯儲備大幅下降反映資本外流加劇”之類的以偏概全卻吸引眼球的新聞標題。

近日美國大選結果剛剛出爐，“黑天鵝”事件日益增多，可能進一步加劇金融市場的波動。在看待外匯儲備規模時，更要全面考量。（作者系行業研究人士）

“凱里兩命案”後續：違紀調查揭開18年懸案

凱里經濟開發區甘塘路職工住宅小區，黃某坤分到的別墅。（南方周末記者 肖柞公/圖）

多個信源證實，兩嫌疑人是同窗，出身同一國企，小時候一起打架，長大後多次共事，而遇害的派出所副所長，也是他們兒時的玩伴。

黃某坤曾擔任過開發區城鄉管理局局長等職。據媒體報道，他曾安排另一嫌疑人到開發區運管部門上班。知情人透露，黃某坤曾讓其二哥出面，低價買地又高價賣出。

黃某坤的律師最初接手時只代理職務犯罪部分，他婉拒采訪，僅表示：單憑指紋幾乎不可能定罪。

2016年7月5日，貴州省黔東南州凱里市棚戶區改造辦副主任黃某坤，因涉嫌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5個月後，媒體報道稱，黃某坤在錄入指紋時，儀器突然大聲響起——懸了18年的派出所副所長遇害案和銀行行長滅門案，意外告破。

1998年，平靜的小城凱里接連經歷兩場噩夢：10月17日深夜，凱里市大十字派出所副所長安坤遇害；12月1日午後，中國銀行凱里支行行長樂貴建一家三口被滅門。

2016年12月17日，南方周末披露兩案案發時的相關細節（參見《18年前殺人案，違紀官員是嫌犯？》）。

據一位接近專案組的人士介紹，除了黃某坤外，還有另一嫌疑人潘某平。兩人為同窗好友。案發後，嫌疑人黃某坤曾給當地官員當司機，後來走上了仕途；潘某平則遠赴省外打工。

對於嫌疑人的背景和作案的動機，南方周末記者做了進一步的調查。

中午一點半，鐵門被打開

派出所副所長安坤遇害的地點，位於凱里市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大樓（現已拆遷）二樓與三樓之間的樓梯轉彎處。當時，他可能正準備回三樓的住所休息。

據上述接近專案組的人士介紹，案發時間在夜間12點左右，因電影公司大樓晚上不營業，被害人遺體第二天早上才被人發現。

警方到達現場後看到，安坤後腦處被人用鈍器襲擊，胸前有兩處刀傷，“兩刀都穿透了。”安坤的一把六四式配槍丟失。

曾在凱里電影公司工作24年的劉強（化名）回憶，1998年前後，安坤與妻子感情出現問題，安坤與電影公司領導有些私交，就租了三樓的房子一人居住。

上述接近專案組的人士還透露，案發前大約一兩個星期，安坤剛剛購買了一份人身意外保險，受益人是其女兒。

從原凱里電影公司大樓走到大十字派出所，大約只需三四分鐘。派出所一墻之隔，則是中國銀行凱里支行（以下簡稱“凱里支行”）大樓。

中行凱里支行行長樂貴建，是在418醫院家屬區17號樓501室的家中遇害的。滅門案現場慘不忍睹：樂貴建頭部中槍傷，妻子、女兒身上都有多處刀傷。聽到異常聲響去查看的18號樓鄰居劉巧雲倒在門口，胸部有槍傷，刀傷多達二十余處。

據上述接近專案組的人士介紹，警方調查發現，嫌疑人在樂貴建家開了三四槍，彈痕檢驗結果顯示，子彈來自安坤丟失的六四式手槍。兩案遂並案處理。

多位鄰居回憶說，當天中午，樂家傳來淒慘的尖叫聲，接著是急促的腳步聲，和家具的倒地聲。鄰居們以為是吵架或“在打孩子”，不少人曾開窗探視。劉巧雲撥通樂家的電話座機，但一接通就被掛斷，於是親自上門“勸架”，結果一去不回。

此外，嫌疑人或許相當了解樂貴建一家的生活規律。

嫌疑人與樂貴建本人是否相識，南方周末記者尚未掌握。據參與創辦中行凱里支行的石琪（化名）透露，案發前幾年，黃某坤妻子在他管理的科室里工作過。也就是說，嫌疑人妻子曾是樂貴建的下屬。

樂貴建所住的501室位於頂樓，與502室住戶一起在樓梯處加了一扇鐵門，平時處於關閉狀態。每天中午一點半，樂貴建夫婦還在睡午覺，女兒會準時打開鐵門，到418醫院門口坐公交去凱里一中上學。

而上述接近專案組的人士透露，慘案發生在中午一點半左右。一位鄰居回憶，聽到女孩叫聲的時間為一點二十分左右。

根據現場可大致還原：樂貴建女兒倒在門口，可能是開門瞬間就慘遭毒手，時年12歲；接著其妻房曉遠被殺，倒在廚房門口；樂貴建倒在沙發上，但並非受傷後立即死亡。

事後警方分析，兩名嫌疑人可能曾逼迫樂貴建說出存款折密碼，並將滅門案定性為謀財害命案。

樂家丟失了一塊當時價值三十多萬元的手表，也有現金丟失。殺人後，嫌疑人還翻箱倒櫃，連床墊也用刀劃開，疑為搜尋財物。

小城發大案，警方沒放棄

18年來，17號樓501室一直被警方封存，以便隨時查勘現場、提取物證，警方還不時打開窗戶通風，以防黴變。

在案發現場，警方提取到指紋、毛發等包含嫌疑人生物信息的檢材。18年後，這些證據終於派上用場——隨著儀器的響起，嫌疑人終於被鎖定。

上述接近專案組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了可能的犯罪邏輯：

案發前，嫌疑人欠下一筆賭債。當時，凱里全市地下賭場最多時有十余家。除了嫌疑人外，大十字派出所副所長安坤生前也經常玩牌機（一種紙牌電子遊戲機）。

嫌疑人的計劃是，先搶槍，再搶錢。

據鄰居回憶，樂貴建擔任銀行行長十多年，妻子房曉遠是418醫院人事科科長。1995年前後，樂家就已添置了空調、冰箱、電視機等電器，還有麻將桌，鄰居經常來打麻將。

市區的派出所副所長，和銀行的行長，在小城凱里，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們的遇害，無疑給當地蒙上了陰影，也給公安機關帶來巨大的壓力。

據上述接近專案組的人士介紹，上級辦案人員和貴州當地警方沒有放棄努力，兩案專案組一直未被裁撤，人數最多時曾抽調黔東南州各縣警力數百人。

案發後，警方曾懷疑一名當地男子是犯罪嫌疑人。在兩案案發前，這名男子曾盜取黔東南州體校的一支手槍，受雇試圖刺殺該州某縣的一名官員，但後者受重傷並未死亡。

經過長達3年的搜尋，警方在河南將該男子與其妻子抓獲，但調查發現，該男子並無殺害樂貴建一家的作案時間。

警方排查樂貴建的社會關系時發現，樂貴建生前經常與當地一些領導打麻將，平時接觸的多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士。因此，警方一度懷疑，嫌疑人並不是當地人，而是外地人或受雇的職業殺手，作案後潛逃。

黃某坤別墅已有幾個月無人居住，除了看門狗。（南方周末記者 肖柞公/圖）

嫌疑人、被害人，兒時玩伴

凱里市汽車運輸總公司（以下簡稱“凱運公司”）公安科一名要求匿名的職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地公安機關已經到該公司調查潘某平。

多個信源證實，被害的派出所副所長安坤，及嫌疑人黃某坤、潘某平，均為凱運公司子弟，小學、初中都就讀於凱運公司子弟學校（現凱里市第十二小學）。

據凱運公司退休幹部王傑（化名）介紹，安坤的父母都在凱運公司工作，父親是修車工，母親在油胎科。安坤出生於1964年，有兩個妹妹。

黃某坤的父親生前是凱運公司的客車駕駛員，母親沒有工作。在4子1女中，黃某坤排第四，也被叫“黃老四”。

一份民事判決書顯示，黃某坤出生於1968年。但其生母生前好友劉梅（化名）、其二哥的一位同事均表示，黃某坤出生於1965年。劉梅稱，黃某坤出生後，她曾去探望。

據潘某平的小學同班同學張正（化名）介紹，潘某平生於1965年，外號“苗苗”，其父曾在凱運公司三車隊修理客車。潘某平有一個遠嫁浙江的姐姐，和一個弟弟。

張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上世紀六十年代，因“三線建設”，凱里建立了多家國企。他們是最早的一批大院子弟。子弟群體間互毆時有發生，其中凱運公司子弟風氣最甚，人數也最多，僅他們這一年齡段的人就多達千人。

劉梅記得，年齡相仿的黃某坤、潘某平、安坤，少年時曾是玩伴，“安坤還算得懂事；黃某坤就狠，你說他他會瞪你；潘某平的話少得很。能在一起玩還真是有點怪。”

張正回憶，潘某平不太愛說話，成績一般，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是同年級的黃某坤。他曾目睹黃某坤、潘某平與人打架，“兩個人又兇又會配合，還不是別人先打他們，是他們兩個挑起來的。”

離開子弟學校後，安坤走上了與其他二人不同的人生軌跡。

安坤的小學同班同學曾強（化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安坤學習成績優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考入貴州民族學院（現貴州民族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先到凱里的一個鄉鎮鍛煉，後調到凱里市公安局。因學歷高、工作能力突出，大約在1997年，安坤調任城區的大十字派出所任副所長。

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黃某坤、潘某平進入凱運公司。黃某坤先在客運站工作，後調入潘某平所在的三車隊修理客車。

凱運公司公安科另一位要求匿名的職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1992年，因黃某坤拒絕交納養老金，凱運公司將其除名。

潘某平的兩個同學則稱，“凱里兩案”案發後，經姐姐安排，潘某平離開凱運公司，去了江浙一帶打工。

新京報的報道稱，案發後，潘某平在浙江打工當保安，並不好混，曾被黃某坤叫回來了，在凱里經濟開發區（以下簡稱“開發區”）運管部門上班。

那時的黃某坤，已經成了一名官員。

領導的司機，當上了領導

離開車隊後，黃某坤一度從商。

據王傑介紹，1992年，黃某坤租下凱運公司俱樂部（現凱里隆豐商貿城四期A區服裝城）經營一家錄像廳，妻子幾乎每晚來錄像廳幫忙收錢。

據新京報報道，黃某坤還開過兩家冰棒廠和一家歌舞廳。但1996年歌舞廳起火，黃某坤經商的積蓄盡失。王傑說，黃某坤一度不得不開農用車養家糊口。

黔東南州鎮遠縣一位早年下海經商的幹部劉琦（化名）回憶，1999年末，一位楊姓領導即將從鎮遠調任凱里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在凱里物色司機，選中了當時在一個派出所剛做了幾個月協警的黃某坤。

據劉琦回憶，2001年清明節前後，鎮遠縣領導依習俗，請做過當地主官的楊姓領導回鎮遠喝滾山酒，開車的就是黃某坤。楊姓領導下車後，黃某坤獨自站在車頭處抽煙，動作不太雅觀，“當時我身邊的領導就說，混混才那樣抽煙。”

楊姓領導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當時他從鎮遠縣委書記調任主持開發區籌建的一把手（凱里經濟開發區2000年7月掛牌成立，為黔東南州第一個省級開發區），開發區工委為領導班子配了一部廣本轎車作為公務車，並向社會招聘了一批工勤人員開車。黃某坤正是招聘的工勤人員之一。

不過，楊姓領導否認黃某坤是其所招，稱黃某坤是經其鎮遠縣老鄉、開發區工委二把手洪金洲推薦才被招聘的。此外，他還表示，這部廣本公務車是為領導班子服務的，不是他的專車，黃某坤也為洪金洲和其他領導開車。

公開簡歷顯示，2000年12月，洪金洲調任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2004年9月，升任開發區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2012年2月升任黔東南州副州長。2013年，因涉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罪落馬。

到開發區之前，洪金洲長期在鎮遠縣工作，官至副縣長。上文提到的民事判決書顯示，黃某坤為鎮遠縣人。

而楊姓領導對黃某坤的印象是，低調、熱情、辦事認真。他在開發區當了6年一把手，黃某坤從未向他提出過崗位要求。2006年6月，他調離開發區時，黃某坤還是一名沒有編制的工勤人員，月工資一千多元。

不過，2007年前後，黃某坤擺脫司機身份，到開發區城鄉管理局（以下簡稱“城管局”）任職。

據黃某坤二哥黃某凱的同學王康（化名）介紹，2009年，黃某凱向單位凱運公司請長假，到開發區承包綠化工程，主管部門正是黃某坤任職的城管局。

2011年前後，黃某坤升任凱里經濟開發區城鄉管理局局長、黨支部書記。

開發區管委會一位要求匿名的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城管局，黃某坤與關系親近的同事以兄弟相稱，一些下屬叫他“四哥”。

他還透露，曾有引資企業反映城管局侵害其利益，管委會要求城管局開會討論與商人和解，“他（黃某坤）主持會議，安排下屬拿著一份空白的會議紀要讓商人簽字，最後不了了之。”

從違紀調查，到命案偵查

2015年8月，黃某坤調任凱里市棚戶區改造辦公室副主任。但這或許成為其落馬的導火索。

王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黃某坤需要向繼任局長交接工作，重點是賬目。因賬目不清、長時間無法交割，紀檢部門介入調查。

據他介紹，2016年上半年，開發區城管局一位會計因涉嫌挪用公款被紀檢部門帶走，被移送黔東南州臺江縣檢察院後，黃某坤曾嘗試去探視，但被拒絕。

2016年7月5日，黃某坤因涉嫌嚴重違紀被紀檢部門帶走。7月8日，凱里市人民法院下達的（2016）黔2601行審21號行政裁定書顯示，黃某坤還擔任凱里市拆遷安置指導辦公室副主任一職。

據熟悉黃某坤違紀案情的人士透露，黃某坤涉嫌的主要違紀問題是，私設小金庫，但參與者可能不止他一人。

這位人士透露：9月初，臺江縣檢察院對黃某坤立案偵查；10月28日，律師最後一次會見黃某坤；11月底，黃某坤妻子曾被警方接走以配合調查；12月初，案件退回自偵部門繼續偵查。

上述接近專案組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黃某坤被紀檢部門移交到臺江縣檢察院後，檢察院采集黃某坤的指紋並輸入電腦，與未偵破案件嫌疑人信息比對時，電腦發出警報聲。

黃某坤的律師最初接手時，只代理職務犯罪部分，他婉拒采訪，僅表示：單憑指紋幾乎不可能定罪；針對目前的媒體報道，其家屬不排除通過法律途徑維權。

凱運公司一位要求匿名的職員還透露，2016年8月，公司內部開會傳達：已退休的黃某坤二哥黃某凱因涉嫌向弟弟黃某坤行賄90萬元，被紀委調查並開除黨籍。

上述接近專案組的人士證實，在城管局任職期間，黃某坤曾看中開發區一塊升值空間較大的土地，但自己不敢出面，便讓其二哥黃某凱出面，低價買入又高價賣出，凈賺320萬元。但事後，黃某凱只分給黃某坤90萬元，兄弟二人因此反目。

為求證上述說法，南方周末記者幾度前往凱運公司，但均未能找到黃某凱本人。

2009年，黃家內部也曾出現嫌隙。根據（2010）黔東民終字第148號判決書，五兄妹中的四人共同購得開發區的一塊土地，但起了糾紛。2009年9月，姐姐將大哥和包括黃某坤在內的兩個弟弟訴至法院。

官司一直打到二審，2010年3月31日，黔東南州中院作出判決，將該地塊產權的70%給了姐姐，三兄弟各分得10%。

上述判決書顯示，黃某坤的住處為凱里市北京東路東方花園。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開發區任職後，在甘塘路職工住宅小區，黃某坤還分得了一套位於半山腰的獨棟別墅。

鄰居及小區保安均證實，主人是黃某坤。小區工人介紹，別墅已三四個月無人居住；2016年12月中旬，曾看到有警車停在這棟別墅門口。

奇怪的是，2016年9月14日，一家食品公司註冊成立，註冊人與黃某坤妻子姓名一致，註冊地點就位於黃某坤的這棟別墅。

如今，院內只有兩條狗看家。

摩摩電影節之《寒戰II（Cold War II）》：揭開劣政司司長唔辭職選特首之謎

不動產登記，揭開多少糊塗賬

2016年10月8日，在上海市浦東新區不動產交易登記大廳，工作人員為市民辦理業務。當日起，上海開始在全市範圍內全面實施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新華社/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2月9日《南方周末》）

河北省廊坊市燕郊鎮，與北京直接接壤，與天安門的直線距離只有30公里，相當多中央單位企業的直屬單位搬遷至此，同時，相當多的跨省北漂一族聚居於此。2015年底，這個小鎮的戶籍人口只有不過10萬，但它的流動人口居然有70多萬。可見，北京這個超級經濟體的巨大吸附力量。

在2017年春節前後，一個問題浮出水面。燕郊多個小區的業主向政府和媒體反映，在重新進行不動產登記時發現，他們的房屋不能進行不動產登記，他們原先擁有的房產證無效。換句話說，如果拿不到不動產登記證，就意味著他們的房子失去了買賣交易、貸款抵押和轉讓遺產的資格。

此事並非孤例，據調查，整個燕郊鎮，存在類似問題的小區多達十幾個，牽涉人數巨大，引起了相當部分業主的不解和要求“給個說法”。

原因何在？政府部門的調查非常清楚。很簡單，這些涉及的小區的確不具備頒發不動產產權證的資格，因為他們房屋下面的土地首先就不合規。中國商品房土地只有一種性質，那就是國有建設用地，其中能夠用來蓋商品房並頒發房地產權證的又分為住宅用地和商業用地等用途屬性，在這兩種土地上建的房屋產權分別為住宅性質和商業性質，一般分別為70年產權和40年、50年產權兩種。

廊坊市國土部門的調查顯示，這些小區看上去都是住宅，但在土地性質上卻並非住宅用地或者商業用地，大量都是工業用地，甚至是違章用地和綠化用地。

此處就能看到2015年起全國開始的不動產登記制度施行的必要性，其目的就是要通過嚴格的登記制度最終讓很多不合規、不合法、打擦邊球的所謂歷史問題現出原形。

問題來了。我們固然可以說開發商狡黠奸詐，他們將原本的工業用地甚至違章用地、綠化用地用來蓋房，卻從民眾手里拿到了商品房的價格，但是，建住宅小區這麽大的事情，沒有當地房管局、建設局、規劃局等多個部門的批示，根本無從建起。最好笑的是，這麽多小區房子多年前已經取得了房地產權證，當地政府又是怎麽頒發這個房地產權證的？

2017年2月7日，燕郊鎮所在的河北省三河市官方連夜下發《致廣大業主的公開信》，認定上述十幾個小區中的五個小區可以辦理不動產登記，其他小區也正在核查中，政府將成立多個部門的聯合調查組，進行摸底調查。官方最後表示，堅決維護群眾合法利益，下決心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這或許是媒體介入最終解決問題的另一個成功案例。不過，我們必須回過頭檢視當地官方口中的所謂歷史遺留問題。根據調查，燕郊鎮房地產市場領域的亂象重重絕非三年五年之弊，而是由來已久。相當多開發商以“文化旅遊、休閑娛樂”或者“工業園區”的名義拿地，但最終卻醉翁目的不在酒，大量建設住宅，縮水其他配套。土地的違規使用非常嚴重。

如果沒有2015年起強勢推行的不動產登記制度，就不能將這些土地、房產亂象倒逼出來。不過改革的確不容易，在很多地方，不動產登記制度也遭到阻礙，其中原因，就是受到類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在整個全國範圍內，還有多少個類似燕郊鎮這樣的情況，還有多少土地、房產的糊塗賬，必須盡快解決，給百姓一個說法，給改革一個交代。

財政部部長兩會“首秀”，揭開個稅改革神秘面紗

“這是我聽到最詳細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介紹。”3月7日，在看完財政部部長肖捷的首場全國兩會中外記者發布會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這樣對第一財經記者評價道。

個稅改革因直接影響老百姓“錢袋子”而備受關註。在近些年全國兩會的財政部部長記者會上，這一問題每次都被問及。此次也不例外，關於個稅改革進展及主要內容和影響，正是肖捷在發布會上被問的第一個問題。

肖捷表示，目前個稅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未來將綜合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按年匯總納稅，同時對財產轉讓所得繼續實行分類征收，並考慮增加教育支出等專項抵扣，來降低納稅人負擔。

詳解個稅改革

此次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距肖捷履新“財長”不到半年，作為全國兩會的“首秀”，他接過中外記者拋來的個稅改革、地方債危機、減稅降費等熱點難點問題，在103分鐘內一一作答。

就大家所關註的個稅改革，肖捷回應稱，目前個稅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總的思路是個稅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案總體設計、實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制。

目前我國的個稅制度是分類所得稅制，具體被分為11類，包括老百姓熟悉的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等。

這11類將如何綜合，哪些又繼續分類？

肖捷稱，目前基本考慮是將部分收入項目，比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等，實行按年匯總納稅。對於如財產轉讓所得等其他方面的收入、所得項目，也考慮繼續實行分類征收。

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是官方首次披露綜合、分類所得的具體思路。將工資薪金、稿酬等勞務收入實行綜合所得的好處是，讓個稅稅制更加公平公正。

在綜合部分所得的基礎上，為降低個人稅負，肖捷表示還將考慮適當增加與家庭生計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比如“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國外經驗來說，綜合稅制的個稅普遍會有專項扣除，包括孩子教育支出費用、贍養老人費用、住房利息等。專項抵扣的好處是充分考慮了各個家庭負擔不一，讓個稅制度更加公平公正合理。隨著制度條件的完善，中國也可以做到。

目前工資薪金收入個稅免除額為3500元，下一步是否會繼續提高？

肖捷對此表示，將根據居民消費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測算，以此確定是否提高免征額，該提高就提高。

馮俏彬認為，這意味著未來個稅免除額將根據生活成本變化，采取動態調整機制。

此次肖捷並未談及個稅稅率調整。不過3月7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在審議財政預算報告時建議，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低至25%。

肖捷表示，從國際經驗來看，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增加稅前扣除的一些專項項目，需要相對成熟的社會配套條件。比如作為稅收征管部門來說，需要掌握與納稅人收入相關的涉稅信息，以保證新的個稅制度改革能夠順利實施。

張健菁認為，目前需要建立一個居民個人收入信息的綜合平臺，為下一步專項扣除鋪路。

馮俏彬表示，掌握納稅人涉稅信息需要銀行、稅務等多部門實現信息共享，目前我國具備掌握納稅人收入等涉稅信息的基礎條件，下一步是做好運作協調。

今年的預算草案報告明確提出了制定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設總方案，這將推動個稅改革進展。

回應減稅降費、地方債熱點話題

除了個稅，肖捷還回應了企業家非常關心的減稅降費等熱點話題。

他詳細介紹了今年5500億元減稅降費舉措。比如減稅方面，增值稅的稅率檔次由4檔減並至3檔；享受減半征收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標準年應納稅所得額提高至50萬元等。降費方面，財政部將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政府性基金，取消或停征35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等等。

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肖捷重申了減稅降費政策，並將主要矛盾指向了清費，這個方向很正確。

“今年的減稅降費措施出臺之後，並不意味著給企業的減負工作畫上了句號。我們要繼續強化‘放水養魚’意識，不會局限於僅算眼前的小賬，更要算經濟發展的大賬，要通過繼續給企業減負為市場加油。”肖捷稱。

此外，肖捷在上述發布會上，首次披露了我國最新的政府債務情況。

他稱，2016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約為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前不久公布的去年GDP初步核算數計算，負債率約為36.7%。中國地方債風險總體可控。

肖捷也指出了近年來少數地方存在不同程度的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他表示下一步將堅持‘開前門’和‘堵後門’並舉的做法，進一步健全地方債管理機制，切實把債務風險關進籠子里。

對於今年國務院確定3%財政赤字率，他評價稱，這個安排積極穩妥。一方面2.38萬億元的赤字規模比去年增加2000億元，能夠滿足實施減稅政策和保障重點領域的支出需要。同時，中國政府的債務率和其他國家相比，比較低，現有的赤字規模也是留有余地。

馮俏彬表示，肖捷在擔任部長一職前就已長期在財稅部門任職，財稅工作經驗豐富，並擁有深厚的專業功底，而他在國務院副秘書長的任職經歷，更是增加了他在更高層次上認識和推動財稅問題解決的經驗，這將有利繼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揭開美帝股息免收陀地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