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意大利修憲公投結果出爐,選民用響亮的“不”回應了總理倫齊的改革方案,倫齊黯然宣布辭職,反對派和民粹主義者則興高采烈的慶祝勝利。
然而公投結果並不僅僅意味著把總理趕下臺這麽簡單。這對歐盟而言是重大挫折,歐洲一方面要應對英國退歐可能帶來的動蕩,另一方面,隨著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即將上臺,如何處理新形勢下的歐美關系也成為重大課題,如今政局帶來的動蕩風險同樣不容忽視,原本歐盟明年將進行大選的國家包括荷蘭、法國、德國,如今又多了一個。
另一方面,雖然全球金融市場周一並沒有受到意大利公投結果太多影響,公投結果可能加深外界對“負債累累”的意大利銀行業的擔憂,這或許將對本周四召開的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會議造成微妙影響,屆時歐央行將決定債券購買計劃的命運,到底是延期還是到明年3月結束。前歐洲央行官員馬策爾弗拉茨謝(Marcel Fratzscher)表示,意大利不會回到危機中,但這拖延了處理國內銀行業巨額債務、高企的失業率的時機,改革不能一鼓作氣就將面臨危險。
同是天涯淪落人
經歷了數十年的政局動蕩,倫齊曾經被視為給意大利帶來穩定的希望,然而投票結果顯示,支持修憲的選民剛剛超過40%,這結果比此前任何一份民意調查結果更差。倫齊的離開意味著意大利明年將提前大選,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將對權位發起沖擊,目前看來可能性不大。
就在上周,法國現任總統奧朗德宣布不再謀求下一任任期,殘酷的現實及低迷的支持率讓他成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成立以來首位選擇不連任的總統。而在英國公投結果出爐後,時任英國首相的卡梅倫也黯然離職,並辭去議員職務。短短半年間,三個歐洲大國領導人因國內反歐勢力興起而選擇離開或者不再連任。
明年歐洲更危險
按計劃歐盟將在明年3月在意大利首都羅馬召開集團會議,2017年是歐盟《羅馬協議》簽署60周年。1957年,在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基礎上,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6國政府首腦和外長在羅馬簽署《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後被統稱為《羅馬條約》。會上歐盟將商討英國退歐事宜,如今會議能否繼續在羅馬舉辦成為了疑問。
明年3月底也是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所前表示啟動退歐程序,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最後期限,目前看來還要通過英國最高法院這一關。今年10月英國最高法院作出判決,英國政府必須得到議會的投票表決才能啟動退歐程序,英國政府隨後提起上訴。周一英國最高法院開庭聽取政府的上訴陳詞,最終判決結果可能在明年初揭曉。
4月法國大選將拉開戰幕,目前法國前總理菲永和極右翼“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是最大熱門。作為改革派領導人,菲永提出了5項改革建議,包括在憲法中列入預算平衡、改革地區組織、終結左翼堅持的特別養老金制度、為移民設立配額、減少議員人數。不知道倫齊的失敗是否會給菲永敲響警鐘。
意大利的民調機構沒有失靈,如選前民調一樣,大部分意大利人對總理倫齊提出的憲法改革公投投出了否定票,倫齊也如此前承諾的那樣宣布辭職。
倫齊也如此前承諾的那樣宣布辭職
公投失敗是否會引發意大利政治危機?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會否因此起勢贏得大選,從而帶領意大利走上“脫歐”的道路?如此種種,公投前諸多猜測成為讓人擔憂的現實問題。不過,不少歐洲觀察家認為,目前關於意大利政治未來的擔憂有些過於誇大,“五星運動”想讓意大利“脫歐”沒那麽容易。
“五星運動”組閣命運難測
當地時間5日淩晨,意大利憲改公投初步結果出爐,反對票超過贊成票近20個百分點,倫齊宣布將辭職。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本屆政府到此結束,他將前往總統府遞交辭呈。倫齊此前表示,此次憲法改革主要涉及削弱參議院權力以及把部分地方權力收歸中央,精簡機構,節約開支,以推行必要的改革措施,反對派則指責其打著改革旗號,掃除政治反對派。
經濟學人智庫(EIU)區域經理拉弗蒂(Tom Rafferty)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倫齊辭職後,預計意大利將建立一個過渡政府,並在2018年初的意大利大選前調整選舉法案。因為根據現行的選舉法,屆時很可能產生政治僵局。
英國《金融時報》的分析也認為,倫齊辭職後,最可能的結果是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Sergio Matterella)任命一位新總理管理國家政務,直到2018年初的下一次議會選舉。至於新總理人選,幾乎可能肯定的是將會是一雙“安全的手”,例如意大利參議院議長格拉索(Piero Grasso),或者在國際社會廣受尊敬的意大利財長帕多安(Pier Carlo Padoan),再或者是倫齊領導的民主黨中的其他部長。
而過渡政府的主要任務是準備一項新的選舉法案取代現行制度,確保政府可以完成五年任期,同時,下次大選的議會紅利席次(額外的獎勵席次)屬於獲得勝利的聯盟,而非某單一政黨。如此一來,即便“五星運動”贏得選舉,也不太可能在議會占據主導地位。
拉弗蒂認為,反對憲法改革的公投結果將令倫齊領導的原已分裂的民主黨進一步撕裂,將促使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在下次大選中躍升為第一大政黨,但不會在議會占據多數席位。為組建政府,迫使該政黨必須和其他政黨建立聯盟。
“鑒於‘五星運動’對意大利政壇老牌政黨的強硬姿態,以及後者對‘五星運動’政策和執政能力的擔憂,EIU認為這不可能成功。”他說,更可能的情況是,建制派政黨被說服聯合起來迫使“五星運動”退出政府,之後中左翼和中右翼組建一個不穩定的執政聯盟,當然,也不太可能進行有意義的政治經濟改革。
因此,有觀點認為,無須將擔憂著重放在“五星運動”及其提出的意大利脫歐公投上,在很多方面,關於意大利政治未來的擔憂被過於誇大了。
最現實的麻煩
對於歐盟各國政府和金融市場來說,倫齊的失敗將加強外界對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政治和金融不穩定性風險的不安。有歐洲觀察家認為,目前危險並不在於意大利將陷入政治混亂或落入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的手中,但對於意大利銀行、公共財政和經濟現狀的擔憂是有切實根據的,需要該國推出切實可行的措施。
更加直接和現實的麻煩是意大利銀行業。意大利第三大銀行、也是最脆弱的銀行錫耶納銀行原計劃在公投後公開募集50億歐元資金,公投失敗讓人們對該行融資能否成功產生質疑,而一旦該行出現問題,將動搖外界對意大利整個銀行業的信心,市場對倫齊失敗的緊張情緒可能進一步令其承壓。
自從金融危機後,意大利經濟低迷,銀行業一直未能走出困境,經合組織在上個月的一份報告中稱,意大利銀行業不良貸款高達3600億歐元。此前有消息人士稱,為平息可能出現的市場動蕩,歐洲央行已經做好增持意大利國債的準備。
在意大利,銀行業和政治息息相關。該國家庭持有約1700億歐元銀行債券,根據歐盟條例,任何銀行倒閉,預計普通的意大利債券持有者將不得不承擔一些損失,這可能造成難以預料的政治後果。如果意大利政府采取措施支撐銀行業,則將令公共債務大增,目前該國公共債務已經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33%。
而在這些擔憂的背後是,自1999年加入歐元區以來,意大利經濟幾乎沒有增長。2014年倫齊政府上臺以後,進行了勞動力市場和稅務改革,根據意大利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5年意大利經濟終於增長了0.8%,此前3年一直持續衰退。
倫齊下臺後,類似的改革看起來已無望,下屆政府的執政時間只有1年多,其主要精力將集中在修改選舉法案上。
拉弗蒂表示,拒絕改革將對意大利經濟產生不利影響。投資者信心的喪失可能令銀行的資產重組計劃失靈,因此對金融部門的影響是近期最主要的風險。此外,由於投資者把有限的經濟改革作為中期的考量因素,意大利仍將很容易受到信任危機的影響。
英國“脫歐”公投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報告預計意大利經濟要到2025年才能重返金融危機後的高位,並將該國今年經濟增長率預期下調至低於1%,明年則為1%。
據央視新聞報道,當地時間11日中午,意大利外交部長保羅·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在總統府與媒體見面,宣布接受總統馬塔雷拉的總理任命。馬塔雷拉是經過數日協調磋商後作出上述任命的,但還需要參眾兩院通過信任投票,新總理方可組建新政府。
真蒂洛尼今年62歲,與前任總理倫齊同屬意大利民主黨,自2014年10月起任意大利外交部長。12月4日意大利憲法改革公投失敗後,時任總理的倫齊表示承擔一切責任並辭去總理職務,總統馬塔雷拉隨即展開各黨派政治協商。
媒體見面會現場
據此前報道,本月4日,意大利就修改憲法舉行了全民公投。投票結果顯示,反對票大大超過支持票。時任總理倫齊主導的政治改革遭遇重創,他隨即宣布辭職。馬塔雷拉要求倫齊在參議院通過2017年度財政預算案後正式辭職。參議院於7日通過預算案,倫齊正式辭職。
西雅那銀行將歐洲金融業推向危機的臨爆點。
彭博消息稱,意大利第三大銀行西雅那銀行(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於北京時間12月23日淩晨發表聲明表示,未能找到錨定投資者,包括證券化在內的50億歐元增資計劃失敗。
隨後,意大利內閣援助銀行業會議於今晨結束,意大利總理真蒂洛尼在會上宣布,意大利政府同意援助銀行業,已經通過援助銀行業的法令,旨在令銀系統更加穩固,援助銀行業的計劃與歐盟的規則一致,政府同時也正在研究援助西雅那銀行的方法。
此前有消息稱如果增資失敗,意大利政府計劃買入西雅那銀行50%-70%的股份,該行將因此陷入該國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銀行國有化。
百年老店命懸一線
經過很長時間的掙紮,這家意大利最古老的銀行再次深陷危機。西雅那銀行建於1472年,是意大利歷史最為悠久的銀行,也是目前意大利第三大銀行。這並不是西雅那銀行第一次瀕臨困境,卻是最為兇險的一次。
西雅那銀行於12月21日在官網宣稱,預計該行當前106億歐元的凈流動性倉位將在四個月後消耗殆盡,而非此前預期的11個月。該消息公布後,意大利西雅那銀行股價盤中暴跌19%至15歐元,刷新1999年掛牌以來最低報價。
據悉,西雅那銀行已經掙紮了很長時間,今年夏天,西雅那銀行在歐洲銀行管理局的壓力測試中失敗後,一直在募集50億歐元,但該計劃最終未贏得投資者的青睞。
同時,原先有可能在計劃中投資10億歐元的卡塔爾主權財富基金,也未承諾買入股份,這意味著西雅那銀行已經錯過了歐洲央行為其設定的募集資金的截止日期,集資計劃徹底失敗。
事實上,一旦西雅那銀行危機爆發,其他意大利銀行都不能獨善其身。今日,西雅那銀行股價勁跌7.5%,而意大利銀行業指數收跌0.1%,盤中一度大跌1.9%。
Aberdeen資管公司投資經理Patrick O’Donnell此前表示,“如果西雅那銀行的救援計劃失敗,那將對其他等待資本重組的銀行是一個巨大的噩耗。如果意大利無法挽救其銀行業,那這就意味著真正的混亂來臨。歐洲又將重新面臨政治、歐洲央行、銀行業盤互交錯的複雜局面。”
政府救助或成唯一出路
據英國《金融時報》此前報道,隨著公投的失敗和倫奇的辭職,意大利的銀行家們其實早已經判定西雅那銀行私營部門救援方案的“死亡”,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於國家救助。
意大利財長帕多安於今晨援助銀行業會議結束後表示,預計西雅那銀行將尋求援助,意大利政府正在研究支持西雅那銀行的措施,政府通過法令援助銀行業將為西雅那銀行提供穩定,將會有援助西雅那銀行的具體方案,必須得到歐盟批準,將觀察是否有其他銀行需要救助。
意大利議會也於本周三批準了意大利銀行業200億歐元的救助基金,其中部分資金將用於救助西雅那銀行。意大利政府官員日前表示,政府將補足西雅那銀行資本重組中的資金缺口,撥款不設上限。
200億歐元的救助基金或許將能救助幾家最為脆弱的意大利銀行。高盛預計,意大利銀行業將需要380億歐元的資金以達到資本充足。
意大利財長Piercarlo Padoan向國會表示,政府對處於困境中銀行的救助將讓儲戶免於受到大的影響。意大利政府希望讓持有21億歐元西雅那銀行債券的私人投資者承擔損失。
不良資產成核心危機
不僅是西雅那銀行,整個意大利銀行業目前集體深陷危機。而西雅那銀行則暴露了意大利銀行業的核心危機——規模龐大的不良資產。
最近幾年,西雅那銀行接受數輪援助,但境況未獲改善。截至2015年年底,其不良資產高達469億歐元。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雅那銀行共融資約150億歐元,但2011年至2014年期間的虧損也達到這一數額。西雅那銀行最後一次融資是在2015年,籌得30億歐元。
意大利最大銀行——意大利裕信銀行(UniCredit)上周二也表示,將進行該國最大的一次售股,借此籌集130億歐元,用於消除177億歐元的不良資產,以便能到2019年時提振獲利並提高派息。
太平洋資產管理公司(Pimco)7月的一份報告顯示,截至6月30日,意大利銀行業不良貸款風險敞口(non-performing exposure)總額達到3610億歐元,而不良貸款總額達2100億歐元。若按3600億歐元來算,不良貸款率約為18%,而若按意大利政府經常引用的2000億歐元計算,其不良貸款率約為11%。
另據歐洲銀行業管理局7月22日發布的數據,截至一季度末,整個歐盟銀行業的加權平均不良貸款率為5.7%,意大利則高達17%,作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高企的不良貸款對整個歐盟構成的威脅要更大。
相關研究表明,意大利原本希望通過經濟發展逐漸吸收掉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隨後歐債危機時累積的不良資產,但無奈意大利經濟持續低迷,高福利和勞動生產率低下等問題始終困擾著意大利經濟,不良資產越積越多,直至發展到目前不可收拾的局面。
當一個意大利人用“亂七八糟”來形容自己的首都時,這個國家的狀況可能不會太好了。
伊諾(ELeonora)是土生土長的意大利人,生活在北部城市博洛尼亞(Bologna)。該地曾被評為意大利生活質量最高的城市,蘭博基尼就是當地最著名的企業。而伊諾此時正在巴黎留學,而意大利亂糟糟的現狀是她出國讀書的首要原因。
“我前年高中畢業就到巴黎讀大學了,因為現在普通意大利大學的畢業生,如果沒有國外學習的經歷,很難找到工作,即使找到了,薪水也很低。”伊諾說,“夏天的時候,梵蒂岡廣場或是許願池邊上的冰淇淋小店,好多都是年輕人在賣冰淇淋。因為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去做這些季節性兼職,做完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再繼續找另一份工作。”
2016年,意大利的失業率高達12%,意大利央行預期的GDP增速僅為0.9%。青年就業困難、經濟停滯、銀行業搖搖欲墜,這一切使全國“憤青”隊伍不斷壯大,民粹主義高漲,意大利在歐元區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萎靡不振的意大利
在羅馬的街頭,擡頭是金碧輝煌的拜占庭式建築群和時不時出現在小廣場上的古典噴泉,低頭卻隨處可見一堆堆積聚在破舊垃圾桶邊長久無人清理的垃圾堆。
“當地的廉價超市越來越受歡迎。我爸爸他們公司因為要節省開支,這兩年都會有一段時間每周只要上三天班,薪水也在變少。”意大利目前的經濟狀況已經開始影響伊諾這些普通民眾的生活。
意大利經濟近十年來遭受政治不穩定、經濟停滯不前以及缺乏結構性改革等諸多問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該國就已經處於低速增長狀態,2001~2007年間平均增長率僅為1.2%。2009年更是萎縮了5.5%,創下幾十年來GDP的最大下跌記錄。此後,意大利經濟也未出現明顯的複蘇趨勢,2012年和2013年,GDP分別收縮了2.4%和1.8%。
剛剛出爐的2016年經濟數據或許可以讓意大利人多少燃起點希望:根據中國駐意大利經商參處的官方數據,意大利央行確認了意大利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為0.9%,同時預測2017年GDP增速為0.9%,2018年GDP增速為1.1%。
55%的人支持脫離歐元區
意大利可能會在今年6月提前舉行大選,幾大主要政黨利用民眾滋長的反歐元情緒進入了明爭暗鬥的階段。在伊諾看來,現在所有的政黨都很差,而五星運動算是其中“最不差”的那個,原因是該黨“支持脫離歐元區”。
“我周圍的同學和家人都非常想要脫離歐元區,因為自從我們開始使用歐元,意大利的經濟就越來越差,物價比之前上漲,連每天吃的披薩和咖啡豆漲價了,但是找不到工作,收入很低,而且經濟上還要受歐洲央行的控制。”伊諾說,這些觀點也主要來自五星運動黨的宣傳,而她身邊的不少人都對此信服。
五星運動黨近期就宣稱,如果在大選中獲勝,將對是否留在歐元區內進行公投,因為歐元是意大利經濟複蘇的最大障礙。
雖然這些觀點忽視了引入歐元這十幾年里的通脹、國際能源市場價格波動等因素,但德國智庫伊弗經濟研究所所長克萊門斯•福斯特表示,如果意大利經濟水平無法達到民眾滿意的水平並且認定歐元是意大利經濟恢複的障礙,意大利很有可能退出歐元區。
最新民調顯示,目前贊成留在歐元區內的受訪者比例僅為45%,這一數據相比2015年底的55%出現了大幅下滑。
五星運動近年來人氣大漲與持續低迷的經濟有很大關系。五星運動由意大利知名喜劇演員貝佩•格里洛於2009年建立,主要通過互聯網和社交網絡宣傳政治主張和抨擊傳統政治的弊端,觀點激進且有煽動性,追隨者中青年人占據大多數。
就在意大利西雅那銀行自救計劃步入絕望邊緣之時,意大利國會如及時雨般豪擲200億歐元兜底,然而這一看似喜人的消息,真的能讓意大利銀行業轉危為安嗎?
據意大利媒體報道,2月17日,意大利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將通過發行200億歐元國家債券,拯救西雅那銀行和其他陷入困境的銀行,這也是意大利救助銀行業措施的一部分。此項決議主要為了避免歐洲央行出手,觸發清盤危機。
200億歐元僅能解燃眉之急
時隔近3個月,意大利眾議院最終批準了該法案。實際上,意大利總理真蒂洛尼早在去年12月19日就已經召開內閣會議通過了此法案,並向國會申請200億歐元國債。法案包括遵守國家援助規定,提供應急流動性保障、向陷入困境的銀行註入資本等措施。銀行將被要求防範資本重組,避免債券持有人受影響。
西雅那銀行將是第一批接受救助的銀行,該行此前於12月融資失敗。西雅那銀行建於1472年,是意大利歷史最為悠久的銀行,也是目前意大利第三大銀行。去年12月底,歐洲央行通過壓力測試計算發現,西雅那銀行的資金缺口為88億歐元。據該行此前估算,僅存的凈流動性儲備將於今年3月底耗盡。
對於該法案的通過,倫敦資本集團資深市場分析師Ipek Ozkardeskaya表示,意大利政府現在需要拯救國內所有銀行業,此項決議會使意大利銀行業爭相要求政府救助,最終可能令該國政府陷入更大的危機中。據境外媒體數據,200億歐元債券並不足夠,整個計劃至少需要520億歐元。
另有相關分析師也認為,有關做法將會令其余7家深陷財務困難的銀行有樣學樣,要求意大利政府為債務兜底,引發惡性循環。意大利第一大銀行裕信銀行於1月底預計2016年凈虧損將近118億歐元,擔心達不到歐洲央行既定的資本要求,將配股集資130億歐元。
目前,意大利的負債水平等於國內GDP的133%。此前有報道稱,意大利的不良貸款高達3600億歐元,占歐元區不良資產總額的1/3,這不僅侵蝕了銀行業的利潤也削弱了投資者的信心。市場普遍認為,該國剩余的發債空間有限,200億歐元的救助資金只能解燃眉之急。
國有化代價不菲 非良策
意大利政府希望通過將銀行國有化的方式來幫助銀行業度過危機。此次將西雅那銀行國有化將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意大利最大規模的國有化行為,一旦成功實現,接下來Veneto Banca SpA和Banca Popolare di Vicenza也將進行國有化。
Quaestio資本管理公司董事長Alessandro Penati本月初稱,意大利政府可能會在一段時期內持有這兩家銀行的股份。Quaestio資本管理公司2016年也參與了 意大利銀行業的救助。
雖然倫齊政府此前一直努力避免將西雅那銀行國有化,但隨著公投的失敗和倫奇的辭職,意大利的銀行家們其實早已經判定西雅那銀行私營部門救援方案的“死亡”,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於國家救助。
意大利過渡政府一名官員表示,國有化的代價不菲。根據歐盟相關規定,成員國要想用納稅人的錢對銀行進行救助,需要該行的投資者承擔一些損失。但對於意大利政府而言,目前該國銀行業主要依賴散戶投資者支撐,國有化行動可能會打擊國內居民信心,動搖政治根基。
西雅那銀行危機一旦擴散,其債券投資者將蒙受損失,連鎖反應還會波及裕信等意大利更大規模的商業銀行。裕信已經感受到唇亡齒寒,這家銀行同樣需要在未來幾周籌集高達130億歐元的救助資金。
相關研究表明,意大利原本希望通過經濟發展逐漸吸收掉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隨後歐債危機時累積的不良資產,但無奈意大利經濟持續低迷,高福利和勞動生產率低下等問題始終困擾著意大利經濟,不良資產越積越多,直至發展到目前不可收拾的局面。
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第四季度意大利GDP年率初值1.10%,預期值1%,前值1%。意大利財長帕多安表示,該項數據好於預期,意大利經濟有望在2017年回暖。
Andrea Illy在去年年末來過一次中國。當時這位白頭發意大利人並不是以Illy咖啡第三代繼承人的身份而是作為意大利奢侈品行業協會(Altagamma Foundation)的主席來中國為意大利的一眾奢侈品搖旗吶喊的。
他問周邊的中國人,知道哪些意大利奢侈品品牌。多數人報出來的無非是在國內曝光頻率最高的那幾個,Bulgari、Bottega Veneta、Fendi、Gucci、Prada、Valentino等。
這也難怪,而意大利歷來的優勢產業就是皮革業,幾個大品牌的業績里,相關的產品占了大頭。以Gucci為例,這家公司2016年產品銷售品類中,皮革制品占到了55%、鞋子占到了17%。
Andrea Illy有些不甘心地說,其實意大利奢侈品行業涉及多個產業包括家居設計、食品飲料、酒店、汽車等。他隨即補充了幾個名字,但響應者寥寥無幾,這讓他意識到作為協會主席的肩負重任。在他眼里,意大利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和高品質的手工藝傳統,要知道威尼斯的鞋匠、佛羅倫薩的皮匠從中世紀開始就蜚聲歐洲。
那麽意大利奢侈品企業有競爭對手嗎?當然。目前在全球,能與意大利比肩的奢侈品品牌大多都來自法國。比較來說,意大利企業在服裝和配飾(鞋類和箱包)等品類上表現強勁,而法國企業的產品在珠寶、美妝、香水等品類上則更加突出。
有意思的是,波士頓咨詢公司(BCG)在日前發布了一份《全球奢侈品行業消費者洞察結果》報告,調研了十個國家的消費者。這份報告稱,心目中“意大利制造”的奢侈品更具吸引力;29%的受訪者偏愛“意大利制造”的奢侈品,而23%的受訪者青睞“法國制造”的奢侈品。
看上去,意大利的奢侈品似乎扳回了一局。但其實並不全然如此。
在資本的裹挾下,不斷有意大利公司被外國投資客買走。法國的LVMH集團旗下的Bulgari、Fendi、Emilio Pucci、Acqua di Parma、 Loro Piana以及開雲集團旗下的Gucci、Bottega Veneta、Pomellato原本都是意大利企業。
筆者問Andrea Illy,為什麽法國更容易誕生奢侈品集團巨頭,而意大利的企業則喜歡單打獨鬥?他聳了聳肩解釋,意大利是個多民族國家,之前一直在打仗,整個國家在150多年前才統一。且意大利人生性比較自由主義,要彼此合作還挺難的。
隨著奢侈品傳統買家、歐洲消費者在這方面的支出放緩,意大利的傳統奢侈品企業近些年一直在尋求走出國門。但問題是,想要走出本土在國際市場謀求一席之地並不那麽容易,首先公司必須需要有一定的規模。英國《金融時報》在2013年給出的觀點是:單一品牌要想在國際競爭中擁有一線生機,收入規模至少要達到10億至20億歐元。
許多公司並不能達到這樣的要求。就筆者了解到的是,相對於法國,意大利85%的企業是家族企業,其中三分之二的家族企業是由家族自己人在管理。而意大利奢侈品家族的內部矛盾導致企業落入外人之手的悲劇並非個案,Gucci、Valentino家族的狗血醜聞曾是當地街頭小報的最愛新聞素材。
跨國並購在未來無疑會變得頻繁。在2016年年底,一家來自甘肅的企業斥資近15億元收購了意大利頂級珠寶品牌Buccellati 85%的股份。
樂觀的觀點是,當品牌擴張到一定程度遇到瓶頸時,賣掉自己給大集團是好事,無非只是利用外部的投資幫助品牌本身發揚光大而已。話雖不錯,但另一方面讓人擔憂的是這一系列的變動也許會導致創始人、設計師的離開,產品風格、生產質量發生改變等。
現代奢侈品針對的銷售人群在逐漸擴大。但這也是一件喜憂參半的事情。因為雖然買家多了,但對於奢侈品企業來說,這些消費者並不是所謂的“核心顧客”。如上述波士頓咨詢的調查顯示,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某些奢侈品的價格與實際價值不符。而美國消費者與千禧一代對這種價格與價值的脫節格外敏感。
所謂的奢侈品在最初的概念從來都是高級、精巧的手工制品而非大量生產的工業產品,如要談“性價比”就成了笑話。
可惜的是,這樣的趨勢也許會讓那些中小型的意大利家族奢侈品品牌更加雪上加霜,從售價上來說,“小而美”的它們和大財團旗下的品牌無法抗衡。
http://www.xcf.cn/tt2/201704/t20170417_780405.htm
菲亚特、克莱斯勒、吉普、道奇、法拉利、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经济学人》杂志、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再保险巨头PartnerRe,这些在业界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属于同一个家族:意大利首富阿涅利。命运多舛的阿涅利家族是如何跨越无数重大考验,成功走到今天的呢?
对世代传承的家族企业来说,传承过程中既有风平浪静的平稳延续期,也有险象环生的动荡颠覆期。危机往往不可预见,有时比家族预想之中来得更快。传承是家族企业最脆弱的时刻,需要家族的远见规划和应变能力,而不幸的是,只有少数家族能在意料之外的跌宕起伏和兴衰成败中力克逆境,延续家业常青之路。
意大利首富阿涅利家族(Agnelli)横跨政商两界,一直以来都是财富与荣耀的象征,被称为意大利“王族”。家族控股公司EXOR集团作为一家多元化跨国企业,涵盖汽车、电讯、航空、保险、金融、媒体等多个行业,拥有菲亚特、克莱斯勒、吉普、道奇、法拉利、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等汽车品牌,以及《经济学人》杂志、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再保险巨头PartnerRe等知名企业。2015年销售额1525.9亿美元,总资产1704.2亿美元,在2016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排名第19位,占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可谓富可敌国。
然而,如此辉煌的阿涅利家族却在过去百年间几经浮沉,面临企业债务危机、继承人意外身亡、家族成员争产、母子决裂、CEO逼宫等重重危机。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成功的传承并不是偶然的,阿涅利家族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策,那么命运多舛的阿涅利家族如何跨越无数重大考验,成功走到今天的呢?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带领研究团队远赴意大利都灵,访问了阿涅利家族第五代继承人、EXOR集团董事长约翰·埃尔坎(JohnElkann),与这位掌管巨型企业的年轻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流。菲亚特历史悠久的总部位于都灵林格多(Lingotto)大楼,楼顶的巨大环形测试跑道令人印象深刻,那里曾是菲亚特工厂生产汽车的最后环节。大楼四层保留了阿涅利第三代传奇领导人乔瓦尼·阿涅利二世(Giovanni “Gianni” Agnelli,以下称为“詹尼”)的办公室,办公桌台面有一张几位年轻家族成员身着尤文图斯球衣的合影,其中一位便是如今的掌门人——第五代家族领导人埃尔坎。
2000年前后,家族第三代掌门人詹尼与胞弟翁贝托·阿涅利(Umberto Agnelli)相续去世,家族灵魂人物的突然离去加剧了菲亚特的债务危机,当时年仅28岁的埃尔坎力挽狂澜,对家族的股权结构进行大刀阔斧地重组,重新定义了家族企业在新世纪的发展战略,建立了以家族控股公司(控股型家族办公室)为核心的管控系统,最终成功带领家族摆脱危局。
面对艰难挑战,究竟是什么给了阿涅利家族坚持不懈的强大力量?在超越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阿涅利家族在企业传承中走过什么样的弯路,又如何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控股型家族办公室EXOR集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阿涅利家族的传奇经历又能给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带来哪些独特的经验与思考?
不可取代的意大利工业之王
阿涅利家族在意大利工业领域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有如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Medici)。13-17世纪间,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美第奇家族从经商起家,后又跻身银行界,在政治、宗教和商业领域都颇有威望。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期间的无数艺术杰作,多半为美第奇家族而作。
1899年,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与8位社会名流在都灵市创办了菲亚特(Fiat,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Torino,直译为“意大利都灵汽车公司”)。起初所有股东都持有同等的股份,随后一场早期的权力斗争在几位股东之间展开,最终阿涅利在1902年成为菲亚特的CEO。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张,乔瓦尼和两名合伙人加大了投资力度,提高了股权比例。1907年的金融恐慌迫使企业重组,在银行的压力下股东们几乎失去了全部股票。但阿涅利获得了银行的支持,得以保留公司的控制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菲亚特的工程技术越发领先,率先在欧洲投资建设福特流水线,并扩展到拖拉机、飞机和火车的生产中。到1929年时,菲亚特已经成为意大利第三大工业集团。
乔瓦尼早在1927年就成立了控股公司IFI(Industrial Financial Institute),拥有菲亚特的控股权,并进行多元化扩张,陆续投资了饮料(Cinzano)、混凝土(Unicem)、煤炭(Vetrocoke)、航空运输(Societa Aviolinee Italiane)、水电能源(SIP)、出版(La Stampa)、建筑(Impresit)、足球(尤文图斯俱乐部)和滑雪度假村(Sestriere)等多个行业。乔瓦尼成了意大利工业王子,他的地位如日中天,获封意大利共和国勋爵,并被授予终身参议员,“参议员”绰号正是因此而来。
IFI成了家族重要的控股公司,乔瓦尼和儿子爱德华多(Edoardo)几乎拥有IFI的所有股份。意大利另外两个工业家族倍耐力家族(Pirelli轮胎)和博莱蒂家族(Borletti百货商店)拥有剩余的股份。从1990年代开始,意大利法律要求所有意图收购上市公司30%及以上股份的投资者进行全面要约收购。由于菲亚特的规模非常庞大,想要获取控制权需要承担全面收购的巨大成本,因此有能力对菲亚特发起敌意并购的投资者寥寥无几。此后,阿涅利家族一直通过IFI持有菲亚特30%以上的股权。
家族第二代继承人爱德华多意外去世,第三代家族成员乔瓦尼·阿涅利二世(昵称“詹尼”,下同)接下了带领家族企业的重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意大利和菲亚特。盟军解放意大利时,新政府查封了菲亚特,指控乔瓦尼和CEO维托里奥·瓦莱塔(Vittorio Valletta)与法西斯政府合作。新政府解散了董事会,任命外部经理人进行管理,并开始讨论把菲亚特国有化。1945年12月,乔瓦尼去世,享年79岁,但左倾的意大利政府并不信任年轻的詹尼。那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重新取得家族企业的控制权。时年62岁的CEO瓦莱塔最终获取了新政权的决定性支持。阿涅利家族重新获得了菲亚特的股权,并在1946年底赢回管理权。
詹尼带领下的菲亚特风生水起。1950年代的战后重建极大地帮助了菲亚特。1957年推出的菲亚特500型号轿车,因价格合理、身型娇小,能够顺畅地穿梭于意大利的大街小巷,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人民汽车”。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曾评价说:“我们许多人都曾坐在菲亚特500里初次亲吻女孩,菲亚特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菲亚特更成为罗马教皇的专属座驾,深受意大利民众的喜爱。1966年,瓦莱塔83岁退休时,菲亚特已经成为意大利第一大工业企业,并于1968年在意大利股票交易所上市。
1957年,詹尼收购了一家控股公司并改名为IFIL(IstitutoFinanziario Italiano Laniero),用以持有在银行业和出版业的投资。1958年创建了IFINT(IFI International),用以持有所有海外投资,IFINT在1993年重组为EXOR集团,并逐渐收购了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等汽车公司的控股股权。
意大利1970年间的学生运动、工人罢工、政教分歧带来了政局动荡,恐怖组织“红色旅”残酷杀害了4位菲亚特经理,27人袭击受伤。在动荡的年代,詹尼和胞弟翁贝托仍然坚持亲自执掌企业,展现了家族在危机时刻的领导力和对企业的坚强承诺。
菲亚特当时背负了大量昂贵的短期债务,亟待获得新的投资。1977年,詹尼注入6亿美元资金,保持了阿涅利家族30%的股权比例,但一笔来自于利比亚国家银行(Libyan National Bank)的4.15亿美元投资,使其获得了9.7%股权(后增持到14%)和2个董事会席位。为了获得美国的理解,詹尼与老布什、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都曾当面沟通。由于当时卡扎菲尚未认定为国际恐怖组织首脑,因此,虽然引起公众哗然,但菲亚特并未因此受到严重损失。
詹尼的个人魅力极为出色,他对意大利战后现代经济的发展有着无以伦比的贡献,地位如日中天。2003年1月24日,81岁的詹尼因前列腺癌去世。意大利都灵万人空巷,政要、足球明星、工人、宗教领袖挤满街道为其送行。当时的意大利总统和总理双双出席了由都灵大主教波列多主持的葬礼。
总理贝卢斯科尼在悼词中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詹尼·阿涅利是我们这个国家注目的中心。”总统卡洛·阿泽利奥·钱皮(Carlo Azeglio Ciampi)称,詹尼的离去让意大利留下了巨大的空缺。意大利众议院发言人的声明更能显现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他是我们所有一切的象征,无论是国家经济腾飞和战后重建的时期,还是恐怖主义的黑暗年代,菲亚特和阿涅利家族的历史与意大利的历史相互交织。”
传承模式:有且仅有一位领导人
百年以来,阿涅利家族的传承模式独树一帜:家族企业中存在且仅存在一位终身制的家族领导人,他们称之为家族长老(Capo di famiglia)。詹尼曾指出:“一位主要股东的存在非常重要,因为他能从整体出发、最好地代表所有股东。以菲亚特为例,主要股东就是阿涅利家族,我们拥有企业1/3股权和相对控制权。这个主要股东要对成千上万信任他的股东负责。CEO需要参考点和为之负责的人,其他股东则需要这个人作为股东利益的向导。”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创始人乔瓦尼·阿涅利的直系男性后裔才能担任家族领导人。直到最近,女性才开始跻身菲亚特或其他家族控股企业的决策层。家族长老有责任在下一代里寻找有意愿、有能力的继承人。詹尼说:“重要的是,家族每代中都有担负起责任及拥有合适才能的人。”家族成员的能力对于家族能否持续成功关系重大,而阿涅利家族很早就开始物色、培养接班人。
阿涅利家族采取的是“不分业、不分家”的集中传承模式,家族资产及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快速决策,适合二战后飞速发展的意大利经济。一名强势的家族领导人能够显著地提高决策效率,避免多位股东意见不合所产生的分歧,让家族企业更具竞争优势。虽然家族领导人拥有最大决策权,但阿涅利家族也设立了良好的治理体系,听取所有家族股东的意见。最重要的是,由于家族传统的影响力如此深刻,家族股东对家族领导人的信任如此之深,一旦老一辈家族领导人选定新一代领导人,全体家族成员都会尽力维护接班的完成。当然,这种将赌注押在唯一一名领导人的模式也存在问题和风险。
在众多子女中,最终决策权杖交给谁?选择下一任家族领导人的标准是什么?虽然阿涅利家族领导人往往德高望重、深受信赖,但如果接班人的选拔过程不能服众,也可能引发矛盾纠纷。这些不满有可能在上任领导人去世后、无人主持大局之时爆发。
权力集中一人意味着削弱了他人的权力,因此平衡众多家族分支的利益十分重要。如果集中资源带来的益处无法弥补劣势,就可能导致部分家族成员退出。此时不愿分家的其他家族成员需要回购股票以保持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而这通常耗资巨大。
终身制领导人需要具备杰出的领导力才能带领庞大的家族事业,这对个人能力的要求极高。新一代接班人刚上位时往往生活在前任领袖的阴影下,压力巨大。而且,当唯一一位领导人发生意外时,很容易对家族企业造成重大的冲击。因此,在接班人尚未准备好时,拥有可被托付的家族顾问和职业经理人十分必要。
从1920年开始,乔瓦尼·阿涅利就把菲亚特与其他企业的日常运作和管理职权委托给了多位非家族职业经理人,自己担任菲亚特董事长。乔瓦尼开始时大力培养儿子爱德华多(Edoardo)成为接班人,爱德华多30岁时就开始管理尤文图斯球队,后来被指定为菲亚特的董事会成员。但事与愿违,1935年爱德华多43岁时悲剧性地死于飞行事故。时年66岁的乔瓦尼·阿涅利悲痛欲绝,但考虑到菲亚特的未来,他还是迅速在众多孙辈中挑选了一位继承人——爱德华多14岁的儿子乔瓦尼·阿涅利二世(詹尼)。
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在阿涅利家族第四代身上。詹尼育有一女一子,其子爱德华多(Edoardo)生性腼腆并向往精神修行,据意大利《共和国报》及英国《卫报》报道,爱德华多反对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并由此批评菲亚特集团的行为。根据家族传统,爱德华多本应继承父业,但因其缺乏带领庞大菲亚特集团所需的魄力及影响力,詹尼将其排除在接班人之外。后来,爱德华多在2000年自杀身亡。
1995年,詹尼指定他的一个侄子乔瓦尼·阿尔贝托·阿涅利(Giovanni Alberto Agnelli)为继承人。但年仅32岁的阿尔贝托晋升不久后便死于一种极为罕见的胃癌。詹尼于是直接跳到第五代寻找继承人,选择了年仅21岁的外孙约翰·埃尔坎(JohnElkann)。
在家族成员意外连连的情况下,阿涅利家族采用了世界上非常罕见的隔代传承模式——第一代直接传给第三代,而第三代直接传给第五代,跳过了第二代和第四代。这种创造性的隔代传承方法化解了家族的传承危机,充分显示阿涅利家族的过人胆识。
总结阿涅利家族的传承时刻可以发现:1945年,24岁的詹尼接任祖父乔瓦尼;2003年,27岁的埃尔坎接任外祖父詹尼。巧合的是,第一代乔瓦尼比孙子詹尼大55岁,而第三代詹尼比外孙埃尔坎大55岁。这意味着老一辈家族领导人在70岁左右时(第三代20岁左右)才能开始培养下一代领导人。
无独有偶,根据笔者之一高皓与香港中文大学郑宏泰教授的研究,香港饮食龙头美心集团伍舜德家族也采用了“隔代传承”的模式。伍氏家族的第二代男性成员,不是缺乏继承家业的才干或兴趣,就是健康欠佳,还有部分成员另起炉灶,这些都促使第一代选择了“隔代传承”的方法,直接培养第三代接班。创始人伍舜德先将管理大权交给胞弟伍沾德作为过渡,同时积极培养长孙伍伟国,最终成功实现了世代传承。而“隔代传承”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老一代身体健康、寿命较长,这样才能够稳住大局,给第三代充分的历练时间,建立领导权威。
第三代到第五代:内忧外患的接班时刻
2000年前后,汽车行业变幻莫测,全球竞争越发激烈,菲亚特逐渐落在竞争对手后面。由于汽车企业需要巨额资金来进行研发,詹尼开始为菲亚特寻找合作伙伴以降低研发成本。2000年,菲亚特与美国通用汽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互换股权,通用汽车拥有菲亚特20%的股权,菲亚特则拥有通用汽车5%的股权;阿涅利家族还拥有菲亚特的“卖出期权”,即有权要求通用汽车自2004年1月24日起,以市场价购买菲亚特剩余80%的股权。
2003年詹尼不幸因前列腺癌去世,享年82岁,胞弟翁贝托·阿涅利接任家族控股公司GAeC、IFI以及菲亚特集团的董事长,但也在一年后因肺癌离世,享年70岁。一夕之间,两位老一辈家族领袖先后离世,而第五代埃尔坎年仅27岁,公司内外众说纷纭。
当时菲亚特集团的经营情况非常糟糕:连续5年亏损高达120亿欧元,每天净现金流出百万美元,股价从2001年前最高时的每股20欧元跌到了7欧元。菲亚特的车型研发与目标市场都出现战略性失误,意大利人民曾经的热情不复存在。
相对其竞争对手,菲亚特一直有着低研发投入的历史。大众、通用汽车和丰田三家常年占据汽车企业研发的前三位,丰田和大众甚至分别占据了2011及2013年全球所有企业研发排行榜的榜首。研发投入不足导致了1990年代菲亚特车型匮乏。菲亚特的Uno车型在1980年代获得成功,1990年代则靠Punto车型维持。然而,寄予厚望的Stilo车型失败得一塌糊涂,预计的40万辆年产量仅达到18万。失败的汽车模型不但意味着多年研发经费的流失,也意味着机会成本、生产及销售费用。在替代车型下线之前,Stilo的生产线和销售渠道都已投入完毕,菲亚特被迫承担持续的运营成本亏损。
另一个致命伤是盲目提高产能。菲亚特被巴西和波兰市场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认定自己能够在除美国以外的全球市场获得成功,于是菲亚特过度使用杠杆,四处贷款盲目扩张,希望能够在别的国家、别的行业多元发展,对冲菲亚特逐渐下降的市场地位。但是巴西遭遇经济危机、韩国汽车入侵波兰市场,这两个市场并没能带来明显的转机,而菲亚特在意大利的市场份额也逐渐下降。庞大的固定成本很难在短时间内减少,现金流开始干涸。2001年,菲亚特的总负债为355亿欧元,其中190亿欧元来自意大利银行。当年集团销售额为580亿欧元,其中240亿欧元来自汽车业务。
巨额亏损让菲亚特集团处境艰难。为了改善财务状况,菲亚特前CEO弗莱斯格(Fresco)在2002年融资近70亿欧元:大约10亿欧元来自于股东增资,这意味着阿涅利家族和其他IFI股东必须投入3亿欧元来维持30%的股权;出售集团旗下非战略性公司获得近30亿欧元;另外30亿欧元来自于银行的强制性可转换贷款。如果无法偿还,贷款将自动转为集团股份。如此一来,银行将成为集团的最大股东,从而危及阿涅利家族的控制权。
此时,朱塞佩·莫尔基奥(GiuseppeMorchio)已经是三年内更换的第四任CEO了,他2001年离开著名轮胎生产商倍耐力(Pirelli)加入菲亚特。莫尔基奥上任后迅速展开重整计划,说服所有股东再次对集团注资18亿欧元,加速出售非核心业务资产,用来支付庞大的汽车研发经费,特别是投入到他认为会畅销的小型车研发中。同时,他从欧洲各地招揽经验丰富的汽车行业管理者加入。一年后,菲亚特汽车销量增长率多年来首次超越行业整体水平。但是,销售收入增长还不够快,菲亚特很难撑过可转债的还款期限。如果菲亚特不能在2005年9月之前还债,银行将拥有菲亚特集团的控制权。
尽管莫尔基奥看起来拥有领导菲亚特集团的能力,但他却在危难之时提出了一项令阿涅利家族极为震惊的要求——他要求一人身兼菲亚特集团的董事长与CEO,理由是,这两个职位的合并会让他在与银行的艰难谈判中更为有力。但是,在阿涅利家族的百年历史中,董事长一直都是由家族元老出任的,而CEO有时由家族成员担任,有时由职业经理人担任。
莫尔基奥提出的要求让阿涅利家族左右为难:一方面,在经历董事长去世的震荡后,菲亚特集团非常需要一个像莫尔基奥这样的强大领导人,尤其是要给银行、供应商和客户等利益相关者以信心;另一方面,如果答应莫尔基奥的强势要求,又会改变阿涅利长久以来家族治理的平衡,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家族与企业的关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不但企业经营危机四伏,职业经理人趁火打劫,家族内部也是纷争不断。詹尼并没留下正式遗嘱,只留下三封日期分别为1983年、1985年和1999年的简短手写书信,指明将不动产的用益权给妻子玛莱拉(Marella),所有权给女儿玛格丽塔(Margherita)和儿子爱德华多(由于爱德华多在2000年自杀身亡,并没留下后代,其遗产份额由母亲及姐姐获得),詹尼在信中明确表明希望外孙约翰·埃尔坎成为接班人。家族成员对继承人的安排没有异议——詹尼生前就对埃尔坎栽培有加,让他继承更多的家族企业股权——这些迹象都表明,埃尔坎早在1997年便被外公钦点为家族接班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菲亚特生死存亡的关头,第四代家族成员玛格丽塔(詹尼的女儿)将亲生儿子埃尔坎告上法庭,阿涅利家族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头浪尖。2003年开始,她先后给家族顾问写了七封信,在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清点詹尼所有的现金、投资及房地产。原来,詹尼并没有向女儿玛格丽塔透露家族资产的细节,而家族律师、顾问与公证人在阅读詹尼遗愿时,玛格丽塔也不在现场(意大利法律并不要求继承人在现场),这种有意无意的隐瞒态度引起了玛格丽塔的恐慌。
对于在意大利政商地位极高的阿涅利家族,玛格丽塔的公然挑战显然不可接受。家族成员一致支持詹尼及玛莱拉的决定,成为新任家族领导人埃尔坎的后盾,拒绝与玛格丽塔有着任何更多的交流。玛格丽塔的儿子埃尔坎和拉普也与她断绝了往来。
直到2004年3月,阿涅利家族才与玛格丽塔达成第一次和解:玛格丽塔获得部分不动产和艺术收藏品(当时估值5亿欧元)及3.5亿欧元现金,作为放弃家族企业股份的补偿;作为交换,她承诺永不挑战父亲詹尼对其资产的处置。但是,尽管当时各方达成了共识,玛格丽塔却在2007年重申被顾问瞒骗,称自己在谈判期间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指责自己的父亲在海外隐藏巨额遗产,再次提起了诉讼。
此时的阿涅利家族可谓内外交困:在公司方面,菲亚特面临着严峻的经营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及职业经理人的火中取栗和咄咄逼人;在家族方面,家族在一年内先后痛失两位重要领导人,而根基未稳的埃尔坎年仅28岁,还要面对来自母亲的诉讼大战。此时的阿涅利家族将如何应对风雨飘摇的挑战呢?
力挽狂澜的继承人
约翰·埃尔坎197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在伦敦、里约热内卢和巴黎成大,能熟练运用四国语言。高中时与父母移居法国,高中毕业当年搬回意大利都灵。当时,詹尼曾建议外孙埃尔坎到米兰的博科尼大学读经济学,但他最终选择了更具挑战的都灵理工大学修读工程。埃尔坎从小耳濡目染,对家族事业很感兴趣,而回到都灵也为埃尔坎创造了更多与詹尼和翁贝托相处的机会。
在都灵理工大学攻读工程学位期间,埃尔坎低调地在菲亚特集团旗下不同业务部门轮岗实习,比如英国伯明翰的车头灯厂、波兰蒂黑的产品生产线、法国里尔的汽车专卖行,累积了大量工作经验,加深了他对家族企业的了解。2000年,埃尔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都灵理工大学,获得工程学位。毕业后,他被世通用电器录用,任职于集团审计项目部(Corporate Audit Staff,CAS),先后在亚洲、美国及欧洲多地工作。
通用电气集团审计项目集结的可谓 “精英中的精英”,功能大致相当于台塑总管理处和三星秘书室。这个项目的宗旨是通过严密筛选、艰巨训练和实战审计,为通用电气培养下一代企业领导者。集团审计项目时长两年,为最有潜力的员工提供最佳的职业发展机遇。这个项目的招聘流程非常严格且漫长,通常持续3-6个月,需要经过层层面试及技术案例分析。根据Business Insider的一篇报道,每年大约200-300人加入公司审计团队项目,但最后完成整个流程并晋升到高管级别的员工仅有2%。
入选员工会先参加一个长达4周的训练,之后被指派到遥远地区,与不熟悉的环境和人员合作,以测试他们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领导能力和批判思维。审计团队成员每年在集团不同业务部门和不同国家轮岗三次,因此能够对整个公司的业务、管理、财务、风险管理、合规、并购等各个层面进行全面、深入了解,在短时间内积累丰富的实战经验,同时扩张在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
集团审计项目是GE培养高管的摇篮。例如,通用电气高级副总裁及CFO Jeffrey S. Bornstein在完成公司审计团队项目后升任执行审计经理,两年后晋升为GE航空引擎服务的CFO,随后担任GE塑料CFO,最后成为通用电气集团CFO。同样,GE非洲总裁及CEO也是公司审计项目的校友。由此可见,埃尔坎在家族企业以外的职业发展也是十分优秀的。
2004年詹尼及翁贝托去世后,埃尔坎成为GAeC及菲亚特集团的副董事长,2010年成为GAeC和菲亚特集团的董事长,2011年成为EXOR集团CEO兼董事长。但在2004年时,家族股东都为埃尔坎捏着一把汗:“继承家族企业是一回事,但接手一个烂摊子又是另一回事。”家族对当时企业的担忧可见一斑。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尽管阿涅利家族的接班之路坎坷不平,但同时也迫使更优秀的下一代更快登上历史舞台。与詹尼打过交道的人曾经形容其“充满魅力,但同时具有强大的压迫力及统治力”,尽管埃尔坎一路以来都十分优秀,但要超越形象如此高大的外公仍然十分困难。然而,埃尔坎却极为成功地与詹尼的独特风格区分开来,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分支第六代掌门人大卫·罗斯柴尔德(David de Rothschild)如此评价:“家族认为,约翰·埃尔坎是最有资格去面对这个命运的人。他十分勤勉,拥有极为重要的优雅举止以及聆听他人的能力。”
詹尼曾在职业经理人维托里奥·瓦莱塔的监护及指导下长达20年才正式接班。埃尔坎则只用了6年就掌控大局,将深陷泥潭的菲亚特转亏为盈,带领家族走入新时代——通过控股型家族办公室EXOR集团持有家族实业和投资组合。埃尔坎的经营业绩十分炫目,他在接班并重组家族企业之后,EXOR集团的股价上涨了7倍。
“摄政王”与下一代家族成员
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内,家族可能暂时没有合适的接班人,或者下一代年纪尚轻、经验尚浅,家族企业的平稳过渡需要一位非家族领导人,既负责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又担起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重任。接班人成熟后有两种选择:既可以从这位非家族领导人手中接过CEO权杖,又可以继续由非家族领导人担任CEO,而自己担任董事会职位。这个角色很像欧洲的“摄政王”或中国的“临终托孤”。
在“摄政”过程中,家族和非家族领导人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信任和忠诚是先决条件。如果非家族领导人过于强势,可能不愿意归还本来应属于家族下一代的权力,这样就是所托非人,权力会失控;如果家族过于强势,非家族领导人也难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在这点上,诸葛亮式的忠诚显然是每一个家族可遇不可求的期盼。
在阿涅利家族发展历史上,家族顾问及高级经理人在传承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过渡作用。在第一次家族传承中,1945年乔瓦尼·阿涅利去世时,他选择的接班人詹尼当时只有24岁。为此,与乔瓦尼共事多年的总经理瓦莱塔作为“摄政王”工作到83岁才退休离任。
在第二次家族传承中,加贝蒂则担任詹尼忠实的家族顾问,担任家族控股公司IFI的CEO。1996年,年满75岁的詹尼正式退休,由多年来担任菲亚特集团常务董事的罗密蒂出任菲亚特董事长,作为过渡人物。但是詹尼和翁贝托相继去世时,家族还未来得及进行安排,CEO莫尔基奥就开始展示出强硬的一面,要求同时兼任董事长和CEO。
经过多次的家族会议讨论,阿涅利家族决定与莫尔基奥分道扬镳——家族无法再信任一个在危难之时逼宫的职业经理人。埃尔坎开始寻找下一位CEO人选,他秘密飞往日内瓦,希望说服塞尔吉奥·马尔乔内(Sergio Marchionne)接任CEO。马尔乔内当时是EXOR集团控股的一家瑞士上市公司SGS的CEO及菲亚特集团董事,但他对汽车行业毫无经验。马尔乔内回忆说,与埃尔坎见面的翌日,他接到了家族顾问加贝蒂的电话:“我知道你昨晚见了一位年轻人,他是阿涅利家族的代表。”谁也没想到,一位是年纪轻轻的家族领导人,一位是对汽车行业毫无经验的非家族经理人,这两个人竟然成为日后的最佳组合。
新的家族企业治理架构就此形成:时任法拉利主席蒙特泽莫罗担任菲亚特集团董事长,约翰·埃尔坎和兄弟拉波·埃尔坎担任副董事长,而马尔乔内担任CEO。
在访谈中,埃尔坎向本文作者高皓坦诚地说道:“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们能够快速改正错误。重要的不是如何避免出错,而是如何尝试修复。在那些年里,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在组织上最重要的决策就是人——我们幸运地任命了塞尔吉奥·马尔乔内,他随后成功地对企业进行了深度改造。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正确地选人,而不是快速地选人。”
对于埃尔坎与马尔乔内这一黄金搭档,曾关照埃尔坎多年的LVMH集团董事长伯纳德·阿尔诺形容:“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的默契模式,约翰管理战略,并不插手集团的日常运营。”
作者高皓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中兴系瑞士银行UBS董事总经理、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叶嘉伟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17年3月15日,一名婦女在意大利熱那亞的公爵宮整理展出的意大利畫家阿梅代奧·莫迪利亞尼畫作。(東方IC/圖)
意大利專家調查發現,去年一場著名畫家阿梅代奧·莫迪利亞尼作品展的幾乎所有展品都是贗品。一個消費者權益保護團體10日要求退票款。
畫展去年3月至7月在意大利西北部城市熱那亞的公爵府舉行。安莎通訊社報道,展覽期間,一些專家質疑展品真實性。檢察部門啟動調查後,畫展提前三天閉幕。
受熱那亞檢方委派調查的專家伊莎貝拉·誇特羅基認定,展出的21件作品中至少有20幅是偽造。據他推斷,這些畫所用的顏料與莫迪利亞尼常用的那種不一致。
消費者權益保護團體成員富里奧·特魯齊鼓勵購票觀眾以欺詐為由要求退款。這個團體還為購票觀眾設立熱線電話。
熱那亞公爵府去年在畫展閉幕後說,展覽組織和展品選擇都外包給一個私人組織機構。美聯社報道,因這起事件帶來負面影響,熱那亞公爵府正在尋求賠償。
意大利《晚郵報》援引兩名展覽負責人之一魯迪·基亞皮尼的話報道,他只收集畫作信息和證明文件,不負責展品真偽鑒定。
基亞皮尼說,在得出最終結論前,他依舊相信那些畫作是“好的”。
阿梅代奧·莫迪利亞尼是意大利畫家和雕塑家,活躍於20世紀早期。
偽造的莫迪利亞尼作品先前也曾引發尷尬。上世紀八十年代,三個大理石材質的人頭雕塑從他的家鄉、西部港城里窩那一條運河中打撈出水,外界起初認定它們是遺失已久的莫迪利亞尼傑作,之後卻發現只是三名學生的惡作劇。
(來源:新華社)
5月30日,備受市場矚目的意大利國債拍賣結果正式出爐。10年期國債投標倍數達到1.48倍,5年期國債投標倍數達到1.53倍。渣打中國財富管理部投資策略總監王昕傑告訴記者,這一結果超出了市場預期。
國債拍賣這一結果出爐後,意大利國債收益率的瘋狂飆升有所暫緩,但收益率水平仍處於歷史高位。截至記者5月30日晚間發稿,意大利五年期國債收益率報2.25%,這一收益率為4月底的3.47倍。
受國債拍賣結果提振,意大利股市也在連續五日暴跌後開啟了反彈,截至發稿,意大利富時MIB指數上漲了2%,此前五個交易日內累計跌去了7.4%。歐元也自近七個月低點位置展開了反攻。截至發稿,歐元對美元報1.1636,日內漲幅達到100點。
國債拍賣成“強心針”
意大利財政部數據顯示,北京時間5月30日,意大利財政部發行17.5億歐元的5年期國債、18.2億歐元十年期國債以及20億歐元的2025年到期浮息債券。
其中,10年期國債投標倍數達到1.48倍,中標利率3%,創2014年5月以來最高;5年期國債投標倍數達到1.53倍,中標利率2.32%,創2014年2月以來最高。
王昕傑告訴記者,意大利發行國債的成本較此前明顯提高了。但在近日市場情緒緊張的情況下,這一投標倍數已經超過了市場的預期,證明市場對於意大利國債的投資意願還是比較樂觀的。
王昕傑還對記者分析道,近日意大利股債市場下跌最主要的原因是意大利新任總理放棄組閣,導致總統可能解散議會,重新選舉。再次選舉的風險在於,疑歐派可能獲得組閣權,並導致意大利走向脫歐的極端情況。
他認為,政治的不穩定導致投資者拋售意大利資產,意大利股市和國債也就成了市場的拋售對象,意大利國債利率上升並不代表意大利的主權信用風險。
“昨夜意大利五年期國債的CDS有所上漲,但遠不到有信用風險的程度。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曾表示,正在重新檢視意大利的主權評級,但可能在重新選舉前不會有定論。”在王昕傑看來,意大利股市的下跌也與經濟基本面關系不大,而是政局不穩定的情況下,投資者情緒主導了近日的暴跌。
股債雙殺暫時企穩
在國債拍賣結果出爐後,歐股跌勢也有所緩解。截至發稿,意大利富時MIB指數上漲了2%,歐洲斯托克50指數上漲0.41%,法國CAC40指數下跌0.26%。
此前數日,意大利股市遭遇持續殺跌。5月23日開始的五個交易日內,意大利富時MIB指數已經下跌了1711點,累計跌幅達7.4%。意大利債券遭遇拋售程度則更為驚人,盡管國債拍賣結果在一定程度提振了市場信心,但國債收益率水平仍處於歷史高位。
截至發稿,意大利五年期國債收益率報2.25%,這一收益率為4月底的3.47倍。十年年期國債報2.9%,為2014年5月以來高位。
對於國債收益率的走高可能帶來的影響,中金公司宏觀部認為,首先,國債收益率上升可能直接加重政府利息負擔。目前意大利政府債務存量達 2.3 萬億歐元,利息支出成為沈重的財政負擔。即便得益於歐央行量化寬松(QE)拉低利率,意大利政府 2017年利息支出也達到 656億歐元,占當年GDP 比例的3.8%。其次,債券價格大跌可能沖擊銀行融資能力,如果持續時間較長甚至可能進一步沖擊銀行信貸供給能力。
那麽,當前的股債市場企穩能否持續?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這仍要取決於意大利政局能否進一步企穩。據了解,5月30日,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將與總理科塔萊利(Carlo Cottarelli)進行關鍵討論。
“我們認為意大利經濟基本面遠好於2011年時,目前為止發生危機的概率並不大。不過政治不確定性帶來的影響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期。”中金公司宏觀部認為,意大利相對德國息差擴大的情況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前也可能持續。
避險資產再受追捧
近日,歐股、歐債劇烈波動後,全球市場避險模式再現。德國國債、美國國債以及瑞士法郎再度受到市場追捧。
大華銀行環球經濟與市場研究主管全德健告訴記者,大量投資者賣出意大利債券,轉而購買德國債券,造成了德債收益率的回落。
伴隨著近日歐股、歐債的暴跌,大量資金還湧入了美債市場。截至發稿,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報2.87%,較五月中旬的高點3.11%回落了24個基點。
除此以外,瑞士法郎也再度成為投資者避險的有力工具,5月14日以來,瑞郎對歐元累計上漲了3.79%。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告訴記者,在歐元受挫的過程中會對瑞郎形成向上的推動作用,在歐元資產波動較大的時候,資金就會從歐元轉入瑞郎進行避險。
張明表示,歐元去年表現過於強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去年歐洲政治比較平穩,市場情緒過度樂觀,而現在市場的預期發生了調整。記者註意到,北京時間5月30日,歐元對美元一度下跌至1.1519,創下2017年11月以來新低。
全德健也告訴記者,由於意大利脫歐的潛在風險再一次成為市場焦點,意大利的一系列政治問題對近日歐洲的資產價格以及歐元對美元匯率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
不過,今日,歐元也自近七個月低點位置展開反彈。截至發稿,歐元對美元報1.1636,日內漲幅達到100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