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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應樂天批準“薩德”供地：將堅決采取必要措施

2月27日，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針對樂天決定為部署薩德系統提供土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稱，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不滿。中方反對在韓部署薩德系統的意誌是堅定的，將堅決采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安全利益，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美韓承擔。

耿爽說，“我們強烈敦促有關方停止相關部署進程，不要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

耿爽表示，美韓推進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嚴重破壞地區戰略平衡，嚴重損害包括中國在內的本地區有關國家戰略安全利益，不利於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中方反複強調，理解有關方維護自身安全的合理關切，但一國安全不應建立在損害別國安全的基礎上。遺憾的是，韓方罔顧中方利益關切，執意配合美方加緊推進有關部署進程。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不滿。

據韓聯社2月27日報道，韓國國防部27日表示，樂天集團當天召開董事會會議，決定把星州高爾夫球場地皮轉讓給國防部用於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該報道說，若雙方正式簽約，會很快開始設計和施工，在5-7個月內即可完成“薩德”部署。

獨家 ｜ 易綱答第一財經：暫時沒有加息、降準的必要

3月4日早晨7點40，第一財經記者在全國政協經濟組駐地鐵道大廈獨家采訪到央行副行長易綱。對於市場當下熱議的經濟是否有加息、降準的必要以及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問題，易綱給出如下回複。

現在美聯儲已經開始加息，中國有沒有加息的必要?易綱告訴第一財經，加息的問題還得以國內考慮為主，以我為主，具體要看經濟、物價等方面。“我覺得還得再看一看。”他稱。

對於是否有降準空間?易綱表示，要綜合研究，考慮方方面面。盡管當下我國外匯占款在持續減少，但應該說，流動性還是很正常的、穩定的。

今年我國貨幣政策定調為穩健中性，將用何種指標體現穩健中性?易綱對本報記者稱，“觀察，央行肯定要做到不松不緊。”

3月4日，政協小組討論將在各駐地正式開始。

社科院藍皮書建議：未來有必要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

針對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核準環節多，效率不高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治藍皮書課題組建議，未來有必要將現有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和變更、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的分類管理方式進行整合，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從而減少環節，提高效率。

3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2017年《法治藍皮書》和《中國外資準入管理的發展與展望》。

目前，我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外資準入法律法規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以憲法為核心、《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等三資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為基礎、《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外匯管理條例》和《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等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為指引的外資準入綜合管理法律體系，以及《海商法》、《郵政法》、《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和《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一些涉及外資行業準入和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

課題組稱，中國成功搭建了外資準入管理的機構監管框架，商務部門、發展和改革委分別為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項目的管理部門，工商部門負責外商企業的註冊登記手續，外匯管理部門負責境外機構和境外個人在中國境內直接投資的外匯登記，交通、工業和信息部門等特定行業主管部門則具體負責本行業內外資的行業準入和管理。

隨著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以及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之際，擁有引資大國和海外投資大國雙重身份的中國在外資準入管理上也開始了進一步的探索。

課題組稱，中國引入了自貿試驗區的制度設計。中國在自貿試驗區內推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備案”管理模式，在自貿試驗區外施行“指導目錄+備案”管理模式，並進一步強化“先照後證”改革後的事中事後監管。

此外，在國家安全審查方面，中國也相繼通過了《關於建立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和《國家安全法》，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進行國家安全審查。

法治藍皮書同時表示，外商投資準入管理模式的變化帶來了一些問題，包括如何與外商投資綜合管理法律體系和外資行業準入管理法律體系相互銜接，外資準入管理的監管框架能否適應這種改變，缺乏《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情況下準入管理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利益等。

法治藍皮書表示，第一，外資三法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為適應對外開放需要而制定的法律，明顯已經不適應當前發展的需要，僅對三部法律進行小範圍修訂，難免會影響中國外商投資綜合管理法律體系的發展，也拖後了外商投資管理基本法律的出臺。

第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並輔之以備案管理的外資準入管理新模式與當前的行業準入管理法律體系還存在一定的銜接問題。以互聯網內容信息服務為例。當前互聯網已經與傳統行業深入融合，原有《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法規所建立的分類審批、技術優先和備案管理等已經不適應現有發展的需要。

第三，外資準入管理的監管框架對新管理模式的適應短時間是無法完成的。盡管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項目備案都已經在全國範圍內鋪開，然而與之配套的信息備案系統能否順暢運行，公務人員能否及時處理，如何甄別備案中的虛假信息以及能否判斷備案前應接受國家安全審查均構成了對從事備案工作的公務人員能力的直接考驗。此外，由於自貿試驗區外以《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年修訂)》為基礎的的負面清單並不能全面覆蓋國內所有行業外資準入的領域，因此，備案人員對負面清單外的行業法律熟悉程度也會給備案造成影響。

第四，《國家安全法》雖然已經通過，然而具體實施細則一直沒有出臺，在此情況下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利益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課題組認為，應加強頂層設計，盡快出臺《外國投資法》。《外國投資法》應為外資準入管理的基礎性法律，法律除了繼承現有三資企業法的備案管理制度外，應當明確規定外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概念、準入管理、信息報告、投資促進和投資保護等基本制度，並強化違反法律的處罰措施，從而起到保護、規範外資準入管理行為的作用。

法治藍皮書建議，加快制定和修改電信等行業準入管理法律，做好與外資準入管理改革的銜接。修改《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行業準入法律，改變分類審批、技術優先和備案管理等不適應發展需要的管理模式，從消費者和用戶角度將物理網絡和傳統通信(電話、傳真和短信等)、內容信息服務(互聯網信息服務)等進行分類立法，加強內容管理水平，從而做好行業準入管理和外資準入管理新模式的銜接工作。

法治藍皮書建議，在繼續推進大部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監管機構人員的能力建設和增進機構的協同監管水平。未來有必要將現有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和變更、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的分類管理方式進行整合，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從而減少環節，提高效率。

同時，鑒於部分外資準入管理等中央事權下放，有必要加強中央、省級，甚至是市(區)、縣級外資準入管理部門機構監管人員的能力建設，提高其管理能力和水平，進而避免備案管理的差異化和對國家安全審查工作的疏忽等。此外，外資準入管理部門應加強與行業管理部門、市場管理部門的信息共享和協調，增強機構間的協同監管能力，做好外商投資準入管理、行業管理和市場管理的銜接工作。

課題組建議，在全國範圍內鋪開外資準入備案管理之際，盡快出臺《國家安全法》第59條的實施細則，厘清“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的內容，借鑒《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明確規定審查範圍、審查要素、工作機制和程序等內容，為我國外資準入國家安全審查工作提供指引。

新黃浦：領資投資增持計劃不以獲取控制權為必要目的

新黃浦3月22日晚間就領資投資三度舉牌等事項回複上交所問詢稱，領資投資本次股份增持計劃的實施不會導致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發生變化，不以獲取上市公司控制權為必要目的。此外，截止公告日，因領資投資剩余10億元出資尚未實繳到位，本期增持計劃完成後，領資投資無增持計劃。

對於上交所發布的《關於對上海新黃浦置業股份有限公司權益變動事項的問詢函》，新黃浦相關方公司控股股東領資投資回複道，本合夥企業認為新黃浦一直處於穩健和可持續發展中，能夠帶來長期、穩定的回報。綜上，基於對新黃浦未來發展的長期看好，本合夥企業自2017年1月開始持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並於3月4日披露了對上市公司的新的股份增持計劃。截止2017年3月15日本合夥企業已部分實施了上述新的股份增持計劃,增持股份 28,058,230股。但本次股份增持計劃的實施不會導致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發生變化，不以獲取上市公司控制權為必要目的。

同時領資投資表示， 截至目前，雖然本合夥企業所實施的增持金額已經超過該股份增持計劃所披 露的計劃增持金額之區間下限，即5億元人民幣，但尚未超過該股份增持計劃所披露的計劃增持金額之區間上限，即10億元人民幣。且該股份增持計劃所披露的計劃增持期間尚未屆滿，即尚未超過 3 個月。因此，前述股份增持計劃尚未履行完畢。截止本回複函公告日，因本合夥企業剩余10億元人民幣出資尚未實繳到位，在前述增持計劃完成後，本合夥企業目前無股份增持計劃。

國家能源局：京津冀發展核電有必要、在論證 但沒有時間表

國家能源局核電司副司長史立山23日上午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在京津冀地區發展核電符合這一地區的實際，“我們也正在積極推進，但沒有時間表”。

國家能源局核電司副司長史立山。攝影/章軻

23日，環境保護部、國家能源局等聯合召開的有關核安全新聞發布會現場。攝影/章軻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專家表示，我國京津冀地區汙染嚴重，而這個區域恰好核電占比極低，應在這一地區推進核電發展。

在23日上午環境保護部、國家能源局等聯合召開的有關核安全新聞發布會上，史立山表示，目前我國面臨的能源癥結就是煤炭比例非常大，特別是京津冀地區，是我國化石能源比重非常高的地區，調整能源結構的任務非常艱巨。

“在這一地區發展核電，應該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對今後核電的布局和發展，可能會超出我們大家的設想。”史立山說。

他透露，“在京津冀地區發展一些核電有必要，也有規劃，也在論證。”

京津冀是我國華北地區一個快速發展中的經濟集群，總人口1.3億，是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三增長極。但同時，我國10個空氣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中超半數位於這一地區。

環保部環境規劃院、京津冀區域環境研究中心一項研究結果顯示，京津冀區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次PM2.5環境容量分別約為66.8萬噸/年、79.8萬噸/年和28.0萬噸/年。而實際上，京津冀區域排放的這三類汙染物總量分別為158.85萬噸/年、213.03萬噸/年和90.76萬噸/年，承載指數分別達到2.38、2.67和3.24。

從能源構成來看，河北省嚴重依賴化石燃料，90%的電力源自燃煤發電，煤炭、玻璃和冶金行業幾乎都以煤炭為唯一燃料。可再生能源在河北省的能源構成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比如，河北省到2015年的風電裝機容量只有9吉瓦，而到2015年9月，全國風電裝機總容量已經超過105吉瓦。

陳春花：提升組織管理必要的四個基本命題

春暖花開 2017-04-20 11:18

本文由春暖花開（微信ID：CCH_chunnuanhuakai）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鄰章。

在不斷學習和研究組織管理命題的過程中，讓我受益良多，正如在講授組織行為學中所獲得8個核心問題一樣，組織管理的命題也是我一直關註和思考的內容。無論是從研究本身，還是不斷去觀察企業實踐，我把組織管理命題歸結為以下四個：

1、組織存在的關鍵是個人對組織的服務，即對組織目標有所貢獻的行為。

2、我們常常集中精力考慮組織的問題，而忽略了組織中的個體。

3、必須正視組織生存的關鍵影響因素。

4、組織需要具有彈性能力。

很多時候，企業經營者會問我，到底什麽是組織管理，怎樣才可以提升組織管理的水平，如何才能提升組織管理的能力等等，如果要厘清這些問題並得到答案，那就需要從上述的四個命題出發，組織管理就是要解決這四個問題，並確保有關這四個命題的回答能夠推動組織實現目標並與時俱進。

一  個體與組織目標的關系

四大命題之一：組織是為實現個人生存目標和組織目標而存在的。組織存在的關鍵是個人對組織的服務，即對組織的目標有所貢獻的行為。

任何管理者如果要進行組織管理，首先都需要理解組織中的個體特性是什麽，其目的是了解個體與組織最真實的關系是什麽？在組織行為當中，個人與組織的關系是第一個需要正視的問題，管理者常常被“人本管理”的思想混淆，組織中的成員也常常認為個體是最重要的，因為在他們看來，組織是由人構成的。這些理解似乎沒有錯誤，但是事實上卻是理解有誤，如果要正確理解組織，就很清楚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實現目標，而不是為了人。

組織能否發揮效用，取決於組織本身能否帶動組織成員一致性的行為，大多數的情況下，組織成員有著不同的目的和行為選擇，如何讓這些不同目的和行為的人集合在一起？其關鍵要素是什麽？就是組織目標。組織因目標而存在，同時也因實現目標而獲得組織成員的認同。

而組織得以存在的是否還有其他的關鍵要素呢？的確還有，另外一個關鍵要素就是合作。組織基於合作，而合作基於個體生存的需要，組織是由於個人需要實現他自己在生理上無法單獨達成的目標而存在的。為了生存下去，這種合作系統就必須在實現組織目標方面是有效果的，而在滿足個人動機方面是有效率的。只有組織目標的制定，才能使環境中的其他事物具有意義，組織目標是使所有事物統一起來的原則。這是我們首要需要幫助管理者厘清的概念，如果不能夠很好的理解人與組織的關系，也就無法理解組織行為的選擇，我們也可以把這一點稱之為組織的屬性。

二  個體與組織的關系

四大命題之二：我們常常集中精力考慮組織的問題，而忽略了組織中的個體。

在一個組織結構中，人與人之間是一個目標為前提的生存，人與人應該是承擔各自的責任和目標，從而擁有了不同的權力和資源，因為這些的不同，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公平但非平等。其實這正是所謂一個人在組織中的“身份”，也就是指在現有的情況下這個人具備的各項條件，這些條件由他在組織中的權利、特權、豁免權、責任和義務，換句話說，對他的行為的限制、規定和約束組成，而這些也決定了其他人對他的期望。

一個組織中，當正確地識別某人的身份成為一項任務，所有人又都認真地完成這個任務，當所有人的身份都以不同的稱號、頭銜、稱呼、身份的標誌或者外在行為模式而為公眾所熟知時，身份就逐漸制度化了。人與人之間在組織中的不同的身份會帶來不平等，因而，我們需要特別處理好正式組織中身份制度問題。

讓管理者理解個人和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是需要特別關註的，如果不能夠處理好組織中個體能力的發揮，組織目標也就無法實現。組織管理就是要求我們：在集中精力考慮組織的問題的時候，不要忽略了組織中的個體。

三  組織與環境的關系

四大命題之三：必須正視組織生存的關鍵影響因素。

在全新環境下，面對多元價值取向的員工，以及員工與組織的全新的關系等等變化，組織管理如何發揮效用，正是核心命題之三所傳遞的概念——必須正視組織生存的關鍵影響因素：

（1）“社會及其結構、市場、客戶及技術”；

（2）組織價值觀以及組織氛圍。

在很大程度上，以上這兩點相互依賴。如果一個組織管理的設計通常會集中體現在激勵體制設計中，如果一個激勵體制不能肯定組織的哪種行為是有效的，那麽這種管理就無法確保或者維系組織所需要的凝聚力、合作和服從。相反，一個不能給組織帶來凝聚力、服從和合作的組織管理設計也無法有效地指導組織的行動。

因此，我們針對每一個組織管理設計所需要問的問題就是：這個組織管理設計能夠在協調考慮組織的外部環境的前提下決定組織的行動嗎？這個組織管理設計是否能使組織成員服從組織決定，從而使組織能夠有效地執行決定呢？這兩個根本性的問題，可以使得我們很好的判斷組織管理效用本身。

在今天的環境中，隨著互聯技術和大數據的普及，更多的員工成為知識型員工，他們對於自我的認知非常明確，對於生活有著清晰的追求和目標，過去，很多員工願意更多的工作而不計較個人的需求，很多員工都會認為工作是生活的唯一目的，但是今天這樣的情況已經非常少，人們並不會把生活和工作混為一談，更多的是把工作和生活並列為人生的兩大目標，如何處理好工作目標和生活目標之間的矛盾，是管理者需要面對的挑戰。

更大的挑戰是，人們已經不再局限於一個地區，一個組織來選擇，他們會願意嘗試新的行業，新的組織，新的工作，以及新的生活挑戰，這些都導致了“員工忠誠度下降”。面對這樣的情況，一方面要求管理者理解人們自身的需求特征，同時也要求管理者有能力留住員工，提升組織的凝聚力，獲得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這是組織管理的又一個重要挑戰。

四  組織的可持續性

四大命題之四：組織要有彈性能力。

組織變革和調整在今天已經是常態，這是基於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組織成長的挑戰，很多企業在成長和環境變化中所獲得成果讓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不能夠保持組織的彈性，組織會成為發展的瓶頸。企業組織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可持續發展”的困難，這是因為，企業組織追求的“效率和長期適應能力”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

事實上，企業或其他組織都面臨著“追求效率和追求長期適應能力”這兩者之間的一個深刻矛盾，可以把它簡稱為“效率與適應能力”之間的一個組織悖論。具體說來，就是一個企業必須提高效率才能適應此時此地的環境，才能生存和發展；而為了得到高效率，企業組織的結構越加趨於嚴謹和穩定，這時企業的效率最高，但是它的效率越高，對此時此地環境的適應越好，它對未來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就越差，它的長期適應能力也就越差。也就是說，此時此地的短期效率和對未來環境的長期適應能力之間有著一個深刻的矛盾。

組織在今天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要面對變化，都要具備彈性能力，進行自我變革，其關鍵的原因是組織已經無法讓自己獨立存在而不需面對變化和混亂的環境，組織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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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謀劃收緊關鍵領域收購，但業內為何稱“沒有必要”

歐盟在最新的一份關於外國投資的報告中稱，在維持開放和合作的同時，要特別針對 “出於戰略原因”對歐洲核心科技進行收購的行為進行仔細研究並出臺相應措施，但業內人士稱，這樣的舉措沒有必要。

歐盟在當地時間5月11日發布的《反思：控制全球化》文件中提出，歐盟不能在面對全球化的時候太“天真幼稚”，這也是繼今年2月法意等歐盟一些最大成員國呼籲歐盟委員會設立外資收購審查機制以遏制中國對歐洲科技公司的投資之後，歐盟委員會最新也最明晰的一次書面回答。

不過，在這份24頁的文件中，歐盟在抱怨“公平貿易投資待遇”時，僅以“某些國家”帶過，這也體現了歐盟內部對於要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自由貿易和投資這一問題的分歧。

多名在歐洲從事協助中資赴歐並購投資的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對此均指出：第一，歐盟成員國各自已有對於戰略性資產限制並購的條例，且並不統一;第二，考慮到歐盟國家在對待外資方面分歧較大，而且設立上述類似於美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歐盟層面審查機制需要各成員國投票通過才能立法，因此希望不大。

一位在南歐從事並購投資的資深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法國，由於經濟常年不景氣，許多此前靠歐洲或法國本土業務就能盈利的企業家現在也犯了難，時常到中國尋找機會。如果上述泛歐審查機制出臺，恐怕會嚇跑一些潛在的外國投資者，於是在商業團體內部就出現了反對聲音。

限購核心科技企業

上述文件稱，一些國家享受著國際開放紅利，但卻在國內經濟方面不對外國企業實行互惠原則。雖然仍要支持開放和合作，但是歐盟不能在面對全球化的過程中“太天真了”。

具體而言，雖然對外國投資的開放仍是歐盟主要原則，也是歐盟的主要增長來源，然而，最近歐盟內對外國投資者，特別是“收購擁有關鍵技術的歐洲公司的外國國有企業”表示擔憂，且歐盟的投資者往往並不享有在對方國家進行相似投資行為的對等權利。對於這些問題，歐盟在文件中指出，“需要仔細分析並采取相對的行動。”

文件同時指出，結束全球規則中的漏洞和提高標準可能需要時間。在此期間，歐盟必須擁有能夠掌握的手段，恢複公平競爭環境，並對從事不公平貿易做法的國家或公司采取果斷行動。

雖然上述歐盟文件在貿易和投資部分只字未提中國，不過字里行間難掩對中國的指向。

“買買買”引發反彈

歐盟的擔憂，來自於今年2月德法意等國對設立外資收購審查機制的呼籲。當時，上述三國致信歐委會，呼籲歐盟授予其在收購案件中更多否決權，以抵禦外國對歐盟敏感高科技企業的不對等收購。

在信中，德法意三國經濟部長向歐盟貿易專員馬姆斯特羅姆(Cecilia Malmstroem)表示，歐盟國家可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阻止外資收購，也應擁有以“經濟原因”名義阻止收購的權利。信件還列出了可以阻止收購的5項條件：譬如當出現依靠國家資金或旨在購買重要技術的收購案件時等。同時，如果投資者希望在此收購的公司中占有主導股權地位，則這些收購案就要被阻止。

上述條件同此前德國經濟部做出的一份提案十分類似，即如果歐盟外國家收購者收購股份達到了董事會投票權的25%以上，政府有權阻止這一收購行為，如果投資背後有外國政府身影，那麽歐盟有義務幹預，這一點又分為四種情況：投資受產業政策引導;政府補貼投資者;收購企業為外國國有企業;德國企業進入該投資者來源國的準入十分有限。

在中資企業並購了德國機器人制造商庫卡後，加上德國大選因素，這一並購案觸發了德國政界人士對中資對歐投資的反彈。

與此同時，2016年中企在歐洲“買買買”創下新高也引發了歐洲某些政治勢力的警惕。根據2017年1月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和柏林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數據稱，2016年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激增76%，至351億歐元(約合2569億元人民幣)。相比之下，歐盟在華並購交易額則連續第二年下滑，降至77億歐元(約合563億元人民幣)，而中國投資者在歐盟的並購支出更是歐盟企業在華並購支出的四倍。

這種對比在德國表現得尤為明顯。中國在德並購額從2015年的12億歐元激增至2016年的110億歐元，占中國對歐盟投資的首位，而德國在華並購額為35億歐元，也是中國在德並購額首次超過德國在華並購額。數據顯示中國對歐盟的投資主要集中於高新技術和先進設備制造領域，且一半的投資額流入德國和英國。

上述報告則指出，這種投資之間的差距令歐盟中出現了認為歐中之間缺乏“互惠”的觀點。

成員國已有規定

法德意提出上述要求後，歐委會回複表示，充分理解成員國的擔憂並認為這些提案值得討論，且表示歐盟需要評估是否擁有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所有工具。

但實際情況是，除了時隔3個月後歐委會發出了上述文件外，尚未采取任何具體措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9月的德國大選之前任何重大決定要後延，而且各成員國在貿易問題上的敏感性不同，首先應就原則達成一致。

上文提到的在南歐進行並購的資深人士對記者明確表示，不認為歐盟有采取措施的必要，以法國為例，他們已經在核電等戰略領域有了一系列詳細的交易規定，而且並非針對中國，只要是外國投資者都必須遵守，如此國家層面的投資規定已經足夠了。

另一方面，歐委會內部也在保護核心科技產業和堅持自由主義信條方面有不同見解。主管貿易的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卡泰寧即將訪華並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行前他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很難想象歐委會要對一個企業或一個企業家說，因為你的公司太棒了所以不許賣。”

卡泰寧表示，對於歐盟，最好是繼續尋求充分的投資互惠。“如果歐盟企業與其他國家的企業在並購方面享有相同待遇的話，那就不用擔心了。”

目前中歐之間正在就《中歐投資協定》繼續談判。5月9日，歐盟駐華大使史偉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歐領導人6月還會在布魯塞爾會晤，希望領導人會晤能在經貿領域給《中歐投資協定》註入新動力。

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局長肖遠企：同業業務比較穩定，市場沒必要緊張

3月以來銀監會密集下發的7份監管文件以及截止4月份開出的470份罰單，一系列監管政策使得近期市場籠罩在緊張氣氛中。不今日“銀監會近期重點工作通報”通氣會上披露的數據看，同業業務以及銀行理財數據都比較穩定。

“4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理財產品余額為30萬億元，比3月末增加了1.1萬億元，比年初也有所增加。” 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局長肖遠企會上表示。此外，銀行業金融機構持有的同業存單余額為4.2萬億元，比3月末增加將近700億元，發行的同業存單余額為7.8萬億元，比3月末增加1384億元。

而同業投資規模將近37萬億元，比年初增加了4萬億元。3月末社會融資規模中的信托貸款余額7.01萬億元，增速遠遠高於去年同期。委托貸款余額13.8萬億元，比年初增加了6300億元，同比增長將近20%。

“市場沒有必要緊張，應該更加輕松起來。”肖遠企指出，從數據來看同業業務還是比較穩定的，有一些小幅度的調整。但是這種調整，我覺得可能是市場對相關政策有一些誤解，或者誤會，導致緊張。

第二，一些金融機構對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對自己的業務進行了主動調整。肖遠企表示，金融機構主動進行調整說明這家機構管理能力非常強。主動調整、向好的方面調整、向有利於風險防控方面調整，銀監會堅決支持。

開正門，不走旁門

3月底以來，銀監會一個月連發7份監管文件，從出文速度、密度、力度都屬空前絕後。

肖遠企指出，七個文件擺在桌子上做對比，發現沒有什麽新的這些監管規定，特別是沒有定量的規定，有些定量指標沒有，都是對現有的制度的一個系統歸類，這些制度、規定、要求過去都有，散落在不同的辦法、文件里，這次系統地歸類、系統地重申。

相關監管文件從操作方法上，已經對潛在的可能的影響進行充分評估，包括對經濟的影響，對市場的影響，對於銀行業經營行為的影響，進行評估，所以在操作範圍，包括一些要求的結構方面、力度方面，都有很好的把握。

銀監會采取的這一系列監管政策，一方面使銀行經營更加穩健，各項經營指標、風險指標穩中向好，另一方面也對金融市場起到了穩定的作用，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有利於防範風險、有利於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

肖遠企指出，前期出臺的金融政策，在指導思想和目的上是要開正門，不走旁門，堅持疏堵結合、標本兼。所有監管制度和規定，都不是限制業務，只要合法合規經過批準的業務，其實都是受到鼓勵和支持的。

尚未進行實地現場檢查

今日，銀監會發文指出，監管政策的實施上，銀監會在堅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監管思路和方向，開展監管行動的同時，也充分考慮銀行業風險實際，科學把握力度和節奏，穩妥有序推進。

一是有計劃實施。做好工作步調和時間安排的統籌協調，為各項工作落實時限設置一定間隔，實行錯峰推進。二是分步驟推進。工作設定自查、督查和整改等環節，以自查摸清底數，以督查確保真實，以整改促進規範。

三是合理安排過渡。自查督查和規範整改工作之間安排4至6個月的緩沖期，為銀行實現合規達標預留時間。監管部門還將根據不同銀行的實際情況，靈活確定整改時限要求。四是實行新老劃斷。對新增業務，嚴格按照監管標準進行規範;對存量業務，允許其存續到期實現自然消化;對高風險業務，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制定應對預案。

肖遠企指出，目前，監管部門還沒有進行實地現場檢查，還處於銀行業自查和摸底階段要把底數搞清楚，做到心中有數，把防控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這一點絕不能動搖。

銀監會網站顯示，2017年以來銀監會加大監管處罰力度，今年一季度，銀監會系統作出行政處罰485件，罰沒金額合計1.9億元;處罰責任人員197名，其中，取消19人的高管任職資格，禁止11人從事銀行業工作。

銀監會現場檢查局副局長喻劍萍對第一財經指出，現場檢查每年都有常規安排，不是今年就突然變化了，只是今年特別關註。每年的檢查都是根據當前的風險點，以問題為導向確定工作重點工作。

“並未增加人力物力進行監管檢查，銀監會的檢查工作采取銀行自查自糾與監管檢查相結合方式，第一階段是自查自糾，銀監會鼓勵銀行自查自糾，推動銀行提升管理能力。此後銀監會檢查人員會進駐機構進行查實查核。” 喻劍萍指出。

喻劍萍透露，銀監會進駐機構對相應工作進行查實查核，不同項目全年有不同安排，一些項目銀監會尚處於銀行自查剛剛結束，銀監會進場階段過程中。另一些常規檢查銀監會早就開始做了。針對目前已經暴露的銀行，銀監會會重點關註查核核實。首先，銀監會首先化解，控制風險，同時要依法保護消費者權益。在這個基礎上要求機構進行核實，在摸清案情的情況下從嚴處理。

銀監會肖遠企：近期監管文件並無新規定 市場沒必要緊張

5月12日據中國證券網消息，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局長肖遠企剛剛在發布會上表示，所有的監管制度規定都不是要限制或取消某一個業務，只要是合法合規的都鼓勵和支持，制度的制定主要目的在於規範機構經營行為，規範市場秩序。對於監管密集發文影響市場情緒的問題，肖遠企表示市場對此沒必要緊張。

“當然，對於不合規經營、不利於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不利於防範風險、不利於市場穩定的，監管絕不手軟，反過來，則會堅決支持鼓勵。”肖遠企說，這是制定一系列監管制度的初衷和目的。

肖遠企說，從內容上來看，近期發的監管文件並沒有新的監管規定，特別是沒有定量的規定，都是對現有制度的梳理和強調，過去都散落在不同的文件里。而且，銀監會對潛在的影響也做了充分的評估，包括對市場的影響，要求把握好節奏，有計劃實施，統籌協調，各個政策的落實推進都有間隔，錯峰推進，不是一個時點推進，給機構消化時間。

他還表示，銀監會對相關檢查也是分步驟推進的，目前尚在自查階段，主要是為摸清底數，之後進入督查階段，最後整改。肖遠企說，監管必須對整個銀行經營情況、風險水平以及支持實體經濟方面存在什麽問題進行摸底，做到心中有數，以便有針對性的解決問題。

並且，銀監會對政策制度的落實也設定了過渡期，設有4-6個月的緩沖期，同時實行新老劃斷，對已發生的業務允許存續到期自然消化，沒有強行贖回等要求。而對高風險業務，銀監會已要求制定應對預案。

信貸收緊挑戰房企制造業基因：轉型運營商的必要命題

記者 張敏

樓市深入調控過程中，降杠桿措施對房企的影響在逐步放大。

這一方面體現在房企傳統融資方式不斷受到緊縮甚至部分被完全封鎖，另一方面則是需求端居民個人貸款規模占比漸趨減少對房企滾動開發帶來的影響。

資金命脈該如何延續？實際上房地產行業近年來在金融化方面的嘗試從未間斷，且呈現三個階段的轉變。在這背後，不但是開發商們需要尋求相對穩定的資金渠道，更是進入存量時代環境下，房企必須面臨的挑戰：提高資產管理能力。

不過目前而言這種嘗試並未成規模化效應，則也有大環境因素的影響。

房企降杠桿十字路口

為解決融資問題，近年來，房企在金融領域的布局越來越多。對於國內房企的轉型而言，這是重要一步。因為按照國外經驗，當市場進入存量房時代，房企的角色將從此前的“開發商”轉變為“運營商”。其中對金融工具的熟練運用，將是必備技能。

信貸層面的大幅緊縮，導致房地產市場降溫的同時，再度令房企的生存命題浮出水面。

中原地產統計顯示，2017年前5月，房企在內地資本市場的融資規模為1232.4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7.7%。同期的海外融資規模則達到148.75億美元，同比上漲97%。但從多家企業的融資案例不難看出，當前海外融資的成本已比去年有明顯提高。

作為資本密集型行業，資金可視為房企的“生命線”。融資環境的周期性緊縮，正在蠶食不斷下滑的利潤率。由於當前的“拿地-開發-銷售”模式本質上與制造業並無不同，因此房企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資料（資金）價格上漲的問題，這一問題不僅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甚至可能危及資金鏈。

過去幾年間，房地產企業不斷布局金融領域，涉足如保險、銀行、基金等業務。但分析人士指出，這種多元化嘗試雖有融資層面的考量，但更多是出於增加盈利點、平衡風險的目的。

相比傳統的房地產開發銷售模式，業界更為推崇以凱德為代表的資產管理模式，並希望將其作為實現長遠發展的模版。但政策層面對資產證券化的限制，以及資本市場對規模和盈利的要求，使得這種轉型仍存不少疑問。

“蹺蹺板效應”

房企海外融資的規模，與內地融資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雖然統計口徑不同導致數據有所差別，但統計局給出的海外融資變化趨勢，卻與中原地產的報告相當一致。

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1-5月，房企利用外資42億元，同比下降72.1%。到今年同期，房企利用外資的規模就升至90億元，同比增長115.1%。短短一年間，變化趨勢陡然反轉。

就在去年第三季度，還有不少房企以“借新還舊”的方式，將成本相對較高的美元債務，置換成人民幣債務。

導致外債受青睞的主要原因，在於國內的融資環境。

盡管低利率環境並未改變，但從去年三季度開始，為配合房地產調控，銀行、信托、基金等融資渠道就受到全面監管，部分渠道已被封死。與此同時，針對購房者的降杠桿政策，也導致銷售端的資金來源大幅下滑。統計局的數據還顯示，今年前5月，房地產企業到位資金來源中，個人按揭貸款的增速為8.6%，去年同期的數據則為“增長58.5%”。

在我國房地產調控史上，類似的案例大量存在。如在2009年，房地產企業利用外資規模470億元，同比下降35.5%。由於調控樓市的“國十條”和“新五條”陸續出臺，到2010年，利用外資的規模就轉而增長了66.0%，達到796億元。其間，國內貸款、個人按揭貸款、定金及預收款的增速均大幅下降。

有業內人士將其稱為“蹺蹺板效應”，即隨著國內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變化，境內融資和境外融資容易出現此消彼長的變化，且這種變化往往會在短時間內出現。

但由於美國進入加息通道，當前海外融資的成本已有明顯擡升。綜合企業融資案例來看，近期海外融資的成本多在5.5%以上，而在去年四季度之前，房企在內地的融資成本普遍低於5%，部分央企的發債利率甚至低至4%以下。

如龍光地產5月在新加坡發行的一筆永續資本證券，利率為7%；明發集團在新加坡發行的一筆債務，成本則達到11%。4月，景瑞控股和億達中國分別在香港聯交所發行企業債，利率分別為7.75%和6.95%。

中原地產認為，美元走強後，熱錢將流出中國市場，疊加內地債券市場融資難，這會加劇房地產企業“錢荒”窘境。房企面臨“海內海外融資收緊+銷售回款減少”的多重難題，如果2018年的市場繼續低迷，企業的盈利能力將受到很大影響，部分企業的資金鏈將出現問題。

制造業“基因”難改

事實上，由於銷售向好，以及抓住了發債窗口，就現階段而言，房企的資金問題並不嚴重。在機構給出的例行評級中，大部分房企的債務評級維持在去年同期水平，並未出現太多下調現象。

但低杠桿下的焦慮情緒，凸顯出房企在生存方面的難題。

“房地產企業沒辦法決定貨幣環境的變化，只能被動應對。”北京某上市房企相關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房地產業現有的“拿地+開發+銷售”模式，從本質上說屬於傳統制造業模式。資金和人力、建材等一樣，屬於生產資料的一種。

他表示，正如任何制造業企業都沒辦法解決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問題，房企也很難真正解決資金成本問題。

為解決融資問題，近年來，房企在金融領域的布局越來越多，綠地、華潤、萬科、恒大、泛海、正榮等房企均在金融業有所布局，其涉足領域包括證券、基金、銀行等。中天城投則幹脆將股票簡稱改為“中天金融”，意在表明發力金融領域的決心。

上述人士指出，從模式來看，房企多采用新設業務條線、股權投資等方式介入，並未將金融業作為主營業務來做。可以看出，其更多是出於增加盈利點、平衡風險的目的，並沒有真正解決發展模式的問題。且對於房企的融資需要，也很難真正解決。

但他認為，對於國內房企的轉型而言，這是重要的一步。因為按照國外經驗，當市場進入存量房時代，房企的角色將從此前的“開發商”、“制造商”，轉變為“資產管理商”、“運營商”。其中，對金融工具的熟練運用，將是運營商的必備技能。

在這方面，國內房企較為推崇的模版為美國黑石與新加坡凱德。凱德的模式被認為是“PE+不動產運營+REITs”，這融合了優秀的不動產（特別是零售商場）運營管理能力以及強大的金融能力。黑石則在不動產運營的基礎上，建立了資金平臺和資產平臺，運營能力更為全面。

早在2010年，時任萬通地產董事長的馮侖就曾提出做中國的“凱德置地”，但此後的實踐並不成功。其它房企亦有轉型實踐，但因時間較短，目前下結論為時尚早。

上述房企人士認為，資金和盈利問題的浮現，正在提示房企轉型的緊迫性。但對於國內企業而言，仍有兩個障礙需要跨越。其一，政策層面的限制，導致資產證券化的條件並不成熟；其二，資本市場對於盈利能力有著較高要求，在轉型過程中，如何保持業績的平穩，也是對企業運營能力的重要考驗。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