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日,美國白宮在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與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電話會談後表示,特朗普同意出席5月的北約國家領導人會議。
特朗普
白宮發布的聲明稱:“總統特朗普同意出席5月在歐洲舉行的北約國家領導人會議。”
該聲明中還表示,特朗普總統和斯托爾滕貝格“就烏克蘭東部的潛在和平沖突解決方案進行了磋商”。
特朗普此前曾猛烈抨擊北約,但在此次與斯托爾滕貝格的電話中,其態度似乎軟化不少。
據悉,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北約成員國增加了該組織今年的軍備支出,這是自2010年以來的首次。外界認為,此舉是“對伊斯蘭國和俄羅斯帶來的日益增加的戰略挑戰”所作出的回應。
2月7日晚間,全球最大外匯經紀商之一福匯(FXCM)因對客戶實施欺詐,並被美國監管放終身逐出了美國,股價一夜暴跌近50%。
2月8日中午,第一財經記者向相關方面求證並獨家獲悉,嘉盛集團(紐約證交所股票代碼:GCAP)在昨天公布了有關簽訂收購福匯美國業務客戶的意向書後,今天宣布現已達成最終協議。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過去三個月中,來自福匯美國客戶的平均日交易量約為24億美元。本次交易的財務條款未予公布。
嘉盛首席執行官Glenn Stevens稱:“我們很高興的迎接福匯美國客戶使用我們屢獲殊榮的嘉盛Forex.com服務,我們是全球最大、資本最充足的零售外匯交易商之一,他們將成為我們的客戶。嘉盛集團運營業務已達17年,在保護客戶資金安全和對客戶外匯交易需求的支持方面擁有卓越的經驗,我們對於有此成就感到自豪。”
記者獲悉,此前福匯在美國市場擁有34%的市場份額,占據霸主地位,而嘉盛與安達各占24%與26%,因此嘉盛在成功收購福匯業務後將會占有58%。昨日記者便向嘉盛方面求證,但由於嘉盛收購福匯的北美業務還將要通過監管部門的許可,因此尚不能公布。而如今,嘉盛則可謂得到了美國零售外匯市場的半壁江山。
嘉盛集團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外匯和差價合約交易服務提供商之一。公司目前受八個司法管轄區監管,擁有大約14萬客戶、超過15億美元資產。除了受美國監管的零售外匯業務,公司還在英國、日本、中國香港、澳大利亞、新加坡、英屬開曼群島和加拿大,以FOREX.com和City Index兩個品牌在全球運營受監管的零售交易業務。除了零售交易業務,公司還經營廣泛的多元化業務,包括在美開展的零售期貨業務和國際機構交易業務GTX。
說到福匯此次折戟的原因,主要出在“言行不一”,觸犯了美國監管層的底線。
“的確很多零售外匯交易商從客戶虧損中受益,這也是為什麽福匯在2007年推出了樹立了行業榜樣地位的無交易員平臺(no-dealing-desk execution system)。”這是福匯CEO Drew Niv在2015年接受采訪時的表述。
在2010年福匯上市之初,其跟客戶之間的無利益沖突就是最大的賣點之一,其招股書首段便表明,福匯只賺點差,不會通過客戶虧損盈利等。
然而,此次美國監機構 CFTC經調查發現,大多數通過福匯的無交易員平臺進行交易的單子流向了某家特定的流動性提供商(Effex),而這家流動性提供商則將這些交易訂單的大部分做市利潤作為交易返傭(Payment of order flow)返還給了福匯,福匯通過這個方式變相的得到了客戶的虧損,而隱瞞了自己和客戶有直接利益沖突。
據匯眼網分析,就在2010年到2014年的4年里,福匯從Effex獲得了高達7700萬美金的做市利潤返傭,這部分返傭是這四年中福匯客戶總虧損的70%。NFA(國家期貨協會)的調查人員表示,福匯不僅試圖誤導自己的客戶福匯與流動性提供方之間的關系,而且還企圖隱瞞信息、幹擾NFA的調查結果。而直到今天,Effex已經成長為了全球擁有三個辦公室的跨國金融服務提供商。
CFTC此次的懲罰措施著實不輕——福匯與其母公司罰款700萬美金、吊銷美國監管牌照,不允許福匯在美國繼續經營外匯業務(即美國客戶不能在福匯開戶)。福匯的CEO和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Drew Niv和William Ahdout吊銷資質,終身禁止兩位在NFA的成員資格。
一般而言,在線外匯交易平臺分主要分為兩種: 有處理後臺模式(Dealing Desk,簡稱DD)和無處理後臺模式(No Dealing Desk,簡稱NDD,即福匯模式)。有處理後臺模式(DD)的外匯交易平臺又叫做市商(Market Maker,簡稱MM)。 無處理後臺模式(NDD)的外匯交易平臺可細分為STP和ECN+STP。
就盈利模式而言,DD或做市商通過點差來盈利,並在需要的時候與客戶持相反的方向交易;NDD類的外匯交易平臺沒有處理後臺,個人交易者的交易規模太小,是無法進行銀行同業市場的外匯交易,NDD的外匯交易平臺起的就是橋梁的作用,將二者直接連接起來,讓個人交易者也有機會交易。NDD類的外匯經紀商,可以通過收取傭金或者讓傭金免費但進一步提高點差來保持盈利。
某位於歐洲的外匯經紀商人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全球來看,好的平臺還是很多的。其實上述兩種模式歸根到底大同小異,投資者其實最終都是跟做市商交易,因此重要的是交易成本低、交易環境好,有時候做市商面臨的市場風險其實更大。福匯的客戶可能並沒有多少利益損失,但此次福匯折戟的原因主要就是在於他們隱瞞了利益輸送。”
2月21日據福州新聞網消息,昨日,中共福州市委十一屆四次全會召開,審議和表決通過長樂市撤市設區相關事項。經全會審議和表決通過,同意申報撤銷長樂市,設立福州市長樂區,所轄行政區域範圍和政府駐地不變。
省委副書記、市委書記倪嶽峰主持會議。市委副書記尤猛軍、林曉英,市委常委修興高、洪波、王進足、薛侃、林飛、陳曄、高明、蔡戰勝、吳深生、張忠,十一屆市委委員、候補委員出席會議。市紀委委員列席會議。
會上,市委常委、市政府黨組副書記、常務副市長林飛作關於長樂市撤市設區相關情況的說明。
資料圖
2月24日消息,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關於同意新建山東菏澤民用機場的批複》,機場性質為國內支線機場,場址位於菏澤市定陶區孟海鎮黃莊村附近。項目總投資約18億元。
國務院辦公廳21日發布《關於調整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通知》,通知顯示,同意丁學東、郭樹清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肖捷、尚福林不再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職務。
2017年3月3日,國務院任命丁學東為國務院副秘書長(正部長級);任命郭樹清為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
通知截圖
“人工智能”無疑是近兩年來科技圈最火爆的詞語,沒有之一。
現在,人工智能正逐步在醫療、金融、交通、教育、零售等行業湧現大量的應用場景。或許不久將來,人工智能的承載體比如機器人,有很大的可能將普遍成為人類生活的另一半,或女友,或老婆,甚至是男友和老公,還或是同事、朋友。我們是不同的物種,但要共處一個世界。
美國加州Abyss Creations公司研發的RealDoll是一系列真人大小的伴侶機器人。這些平均售價6,000美元一個的機器人擁有學習能力,能與人談情說愛。其最大的特點是逼真,所有制作環節都是手工完成,細到臉上的雀斑都能看到。
根據用戶需求,在定制方面,RealDoll有18種女性體型,2種男性體型,共39張面孔和5中膚色。
該公司首席執行官Matt McMullen表示:設計的背後理念不是性,而是陪伴。我預感人們可以在這種機器人中找到陪伴感。把機器做成人的模樣,除了你希望這種陪伴成為可能以外我想不出其他的原因。
盡管公司堅稱RealDoll的主要功能是陪伴,但它還是遭到了“反性愛機器人運動”倡導者的批評。
機器人倫理學家凱瑟琳等人呼籲人們關註“性愛機器人”會給社會帶來的副作用,並勸說科學家和機器人專家拒絕參與性愛機器人的研發。凱瑟琳認為,性愛機器人項目將危及全人類在社會中的絕對主導地位。
人類之所以有七情六欲無非是為了兩個目的,一是生存,二是繁衍。如果沒有這些目的,人工智能一旦有了七情六欲,會給人類帶來怎樣的沖擊?是否會破壞現有社會體系、威脅人類安全,超過、統治甚至甚至毀滅人類?還是會與人類和平共處?
那麽問題來了,在越來越多與機器人共處的世界里, 人工智能到底該不該產生七情六欲?
4月27日消息,據CNBC報道,白宮方面表示特朗普已與墨西哥總統涅托及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通話,特朗普稱同意目前不終止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同時三位領導人同意要促成NAFTA協議的重新協商。
白宮稱,唐納德·特朗普總統與墨西哥總統培尼亞·涅托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進行了會談。兩個對話都是愉快和富有成效的。特朗普總統同意此時不終止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領導人同意根據其所需迅速進行相關內部程序,以便為所有這三個國家的利益重新談判NAFTA協議。
特朗普總統說:“我有幸通過重新談判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得到更新……我認為最終結果將使三國更加強大和更好。
特朗普政府一直在研究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行政命令。此前特朗普就曾於1月22日表示,計劃近期與加拿大和墨西哥領導人商談,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在1992年簽署、1994年1月正式生效的三國間全面貿易協議,旨在消除貿易障礙,創造公平競爭的條件,增加投資機會,對知識產權提供適當保護,建立執行協定和解決爭端的有效程序,促進三邊、地區以及多邊合作。為此,三國共享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三國貨物可以互相流通並減免關稅,但對貿易區以外的國家,則仍然維持原關稅及障礙。
特朗普競選時多次批評該協定,誓言上任後立即重新談判或者退出該協定。特朗普認為,這是美國簽署過的“最糟糕的貿易協議”,所以必須重新談判,要將因自由貿易而流失海外的美國就業崗位“奪回來”。
白宮此消息傳出後,截至目前加元兌美元直線拉升,大漲0.59%,墨西哥比索兌美元更是暴漲0.96%。
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以來,一直縈繞在投資者心中的疑問是:特朗普政府及本屆國會將如何為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制定政策?是否如此前國會多位議員所力推的那樣,CFIUS還將繼續擴權?
美國財政部部長姆努欽顯然不這麽認為。
應專註於國家安全審查
當地時間5月2日,姆努欽在接受電視采訪時,首次澄清了外界尤其是投資者長久以來對特朗普政府將如何對待CFIUS的疑問。他作出了兩點說明,首先指出在外資對美投資方面,美國政府堅持要阻擋的外資,將僅僅“出於國家安全原因”;其次,CFIUS審查也不針對哪個特定國家。另外,他不贊成它大幅度擴權,不過卻承認CFIUS的權限可能會略有擴大。
按照設置,設立於1975年的CFIUS是隸屬於美國財政部但跨部門運作的政府機構,其主席由美國財政部部長兼任。
姆努欽此次發言旨在安撫外資投資者對目前國會在CFIUS改革擴權方面的疑慮。近來,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都在施壓美國財政部,敦促其擴大CFIUS審查的範圍,例如包括好萊塢電影工廠在內的“軟實力”範圍。
不過姆努欽對此反駁稱,投資審查“無關文化議題,就是有關國家安全。”
“我認為CFIUS已經做的很多,我們也有很多工具。”他表示,“有些事情可能會稍微擴大,國會也正在為做變化著手準備,但我認為CFIUS已經給了我們很多保護。”
一位美國頂級律所的資深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對CFIUS的擴權呼聲主要在擴大對食品安全以及經濟利益這兩類審查的權力方面,前者可以參考此前中資收購美國最大豬肉生產商案例中的一些小插曲。
實際上,在上述收購案中,CFIUS並不認為該收購案對美國造成影響,然而美國國會卻認為外國企業購買美國最大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有可能事關美國食品安全,並影響國家安全,不過最終CFIUS仍給出了該收購對國家安全沒有威脅的結論。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目前在此方面,已經提出的方案是來自於共和黨參議員格拉斯累(Chuck Grassley )和民主黨參議員史達布諾(Debbie Stabenow)聯合提出的“2017食品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議案”,這一議案專註於強化CFIUS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監管。
不針對任何一國
在經濟利益方面,國會共和黨與民主黨也在醞釀多重方案。目前已經初具雛形的包括參議院共和黨黨鞭科尼(John Cornyn)所主導的議案以及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墨(Charles Schumer)所主導的CFIUS改革議案。
在科尼的法案草案中計劃對CFIUS進行三方面的改革:第一,當出現那些對美國存在國家安全威脅的國家時,要降低CFIUS審查的起始標準,但是不會列出國家名單,即針對審查對美投資所帶來高風險的國家;第二,將明確列出一個國家安全敏感產品系統,如半導體類資產等;第三,提高國會在決策時對CFIUS的透明度,即國會希望更多知情權。
在2012~2014年期間,CFIUS共對358筆交易進行了審查,而中國成為了首要審查目標。該機構共審計了68筆來自中國的收購申請,其次是英國(45筆)、加拿大(40筆)、日本(37筆)以及法國(21筆)。
姆努欽在此次采訪中特地澄清,CFIUS的審查不是針對任何一個對美投資國家的。
民主黨人舒墨的議案則旨在加強貿易執法,比如將為CFIUS審查標準增加所謂的經濟“凈利益”測試。
美國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和榮鼎集團25日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也指出,國會議員需要決定未來外資對美投資的審查範圍:是僅僅專註於國家安全審查,還是要包括一個更廣泛的“凈利益測試”,並反映該投資對於美國的全面利益,而各州參議員也要在更好的防禦機制和外資進入其選區所帶來的紅利之間權衡。
根據上述報告,2016年中國對美投資高達46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00%以上,為當地創造近5萬個直接就業崗位。
報告說,2016年,美國已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對外投資目的地之一,而中國也已成為美國最主要的直接投資來源地之一。2000年以來,中國累計對美投資超過1090億美元。
報告顯示,並購是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的主要方式,在其中,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等東西海岸地區是中企對美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中企對美國中、南部地區的投資呈迅速增長態勢。中國企業在美國的附屬公司數量由2015年的1900家激增至2016年的3200家。
報告著重指出,截至2016年底,中國投資已累計為美國創造14.1萬個直接就業崗位。
推動擴權並不容易
有國會內部人士對外媒透露,考慮到擴大CFIUS審查範圍會降低外資進入美國,這些有關擴權的法案在政治上恐怕是很難推動的,而且對於註重就業的兩黨參議員而言都是非常困難的。
按照上述報告,到2016年底,98%的美國國會選區都有中國投資,其中有59%的主要選區自2000年開始收到了少於5000萬美元的中資投資,32%的美國選區收到了5000萬~5億美元投資,而9%的選區則收到了超過5億美元的投資。
CFIUS的審查通常是保密的,數據也會滯後一年才公布。在2016年公布的2014年年度報告中,CFIUS共審查了147筆交易,遠高於2013年的97筆,其中24筆針對中國在美投資。
此前,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則在其發布的年度報告中首次提出,為保證美國的國家安全,建議國會修改相關法律,授權CFIUS禁止中國國有企業獲得對美企的有效控制權。這是USCC成立以來第一次做出希望國會修改法案以限制中企在美收購的建議。英國媒體對此評論稱,盡管USCC的報告對國會是一項沒有法律效用的建議,然而這體現了當前針對中國投資不斷增長的警惕。
美富律師事務所中國合夥人孫川在發於第一財經的報告中認為,“中國投資者對美國資產的興趣依然高昂。許多中國投資者的關鍵問題是:特朗普政府將如何為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制定政策? 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將導致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受到更嚴格審查,中國投資者可能會將目光轉向其他國家。”
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是中美達成《雙邊投資協定》(BIT)。榮鼎集團在此前一份報告中也認為,BIT可以給予美國投資者在中國預設的權利,幫助美國企業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避免雙方FDI的政治化,在長期範圍內,令中國對美投資使得美國受益。
《2017年美國企業在華白皮書》中也繼續提出,中美兩國政府應爭取及時達成一個高標準的BIT,並稱希望兩國政府在BIT中列出簡短的負面清單,只對真正敏感的安全領域做出明確界定以限制投資,並利用雙邊對話機制,為兩國投資者創造為對方經濟發展和就業做出更大貢獻的機會。
按照華潤設想,萬科向深圳地鐵定向增發20%的股份之後,深圳地鐵再將其中10%股份以市場價格轉給華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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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未來肯定是要針對“萬寶之爭”寫回憶錄的,但萬科獨立董事華生已經替他寫了一部分。
華生在其新書《萬科模式-控制權之爭與公司治理》中,除了透露了其“拍案而起”的緣由是因華潤而起的“不平”之外,還在“萬科之爭大事記”章節中,首次披露了諸多未為外界所知的各方博弈細節。
2015年12月17日晚間,王石在萬科內部的講話開始流傳,彼時他稱不歡迎“寶能系”成為第一大股東,因為“信用不夠”;次日,萬科A+H股票雙雙停牌,萬科股權事件自此全面進入公眾視野。
在王石內部講話時點,寶能系增持萬科股份已達22.45%,公眾普遍認為王石當時講話,以及停牌反應已稍顯遲鈍。實際上,除了王石內部講話中提到與寶能系掌門人姚振華夜談4小時之外,萬科管理層在之前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寶能系在當年7月上旬開始增持萬科股份達5%,下旬繼續增持至10%後,萬科總裁郁亮就赴香港,向當時第一大股東華潤集團董事長傅育寧匯報,判斷寶能系“劍指”第一大股東,請求華潤增持或助其引入戰略投資者。
7月29日,王石在北京繼續向傅育寧匯報。彼時傅表示支持萬科,但華潤當時一是缺乏增持資金;二是正在整合旗下業務板塊,地產不是方向,即使有資金也只能酌情增持;三是不反對引進新的戰略投資者。
8月下旬,萬科管理層提出定向增發20%H股的想法,但華潤方面因擔憂增發會攤薄自身權益、萬科對華潤的業績貢獻度下降而反對,該想法最終擱置提交董事會審議。華潤建議萬科先回購A股,然後再發行相同數量H股。
接下來,寶能系繼續增持萬科至15.04%並超越華潤成為第一大股東,萬科方面也少量回購A股,期間華潤也少量增持萬科奪回第一大股東地位。事態繼續發展,寶能系增持勢頭不減,到2015年年底,寶能系持股已達20%,安邦也增持萬科達5%,萬科似乎已易主。
此時萬科與華潤還在磋商方案,其中包括華潤在二級市場增持、華潤置地住宅業務與萬科整合、華潤集團將華潤置地的股份給萬科、萬科向華潤集團發行股份等。但始終沒有實質進展,萬科開始與多家央企和深圳國企進行接觸探討重組可能性,與境外兩家機構也開始開展談判。
王石內部講話之後,各方全面“開戰”,期間還爆出華潤與寶能系“一致行動人”、王石對寶能“道德綁架”、萬科重組對象等諸多插曲。
12月27日,王石、郁亮在深圳向傅育寧匯報工作,傅表示無論重組或增發均有為難之處,但雙方共識是不管誰參與重組,都將保持國資第一大股東地位。華潤還進一步強調稱,暫不考慮華潤置地與萬科的整合問題,不反對萬科與其他國資的重組方案。
各方在焦慮中度過春節,正式迎來關鍵的2016年。在這一年里,兩個關鍵時點是,3月17日萬科臨時股東大會通過繼續停牌、推進重組的議案,以及6月17日華潤在審議重組方案的董事會中投下反對票。
臨時股東大會的插曲是,華潤會後向媒體“抱怨”萬科與深圳地鐵簽約沒有經過董事會討論通過,存在程序問題,這也標誌著華潤對萬科管理層的不滿徹底暴露在公眾視野。
由於華生為萬科獨立董事,他全面參與了董事會,對整個過程較為了解。在他新書的“爆料”中,早在2016年2月3日,萬科團隊就在香港向華潤匯報了與深圳地鐵的重組意向,且股票發行量可能要超過“寶能系”,華潤方面對此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2月24日,王石發短信請求向傅育寧當面匯報重組事宜;次日,華潤方面表示準備收購證金、匯金持有萬科的股票;再3天後,王石向深圳市領導匯報重組事宜。
3月11日上午,王石、郁亮通過傅育寧的秘書向傅育寧發短信,請求在臨時股東大會之前在北京當面匯報重組事宜。失誤出現在下午董事會會議中,萬科方面以與深圳地鐵重組只是合作意向,尚未形成預案到董事會審議階段為由,未將重組事項在正式議程中列入討論。
華生對此評論稱“這顯示萬科團隊在華潤態度曖昧的情況下,決意繞開華潤,自行盡可能向前推進與深圳地鐵的合作”。
3月12日,深圳地鐵與萬科在地鐵大廈進行戰略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下午現場照片外傳,華潤立即詢問,郁亮等以合作“無法律約束力”回複,但華潤方面要求:不要就此事公告;如果公告,不要談股權層面的問題。
次日,萬科收到深交所問詢函,要求作出公開說明,萬科不得不準備進行披露,並通知華潤。3月14日,萬科公告與深圳地鐵的合作備忘錄,同時取消了雙方聯合媒體見面會,郁亮等到華潤總部匯報,承認溝通不足,希望建立機制,聽取華潤方面意見和批評。
華潤除了會見媒體公開了與萬科管理層的矛盾之外,還在4月份與深圳地鐵會談,表達了重回第一大股東地位的意願,希望深圳地鐵退出萬科重組,但遭到後者拒絕。
事件發展到第二個節點,在6月17日召開審議重組預案的董事會前半個月,深圳國資委組織華潤、深圳地鐵進行協商,華潤方面要求保留第一大股東地位,如萬科向深圳地鐵定向增發後,後者持股不能超越10%,且要將投票權委托給華潤,以便華潤獲得25%的投票權,否則華潤將對重組預案投反對票。
10天後,深圳市主要領導就重組事項與傅育寧會談。深圳市希望華潤支持萬科的資產重組,傅則表示,同意的前提是萬科向深圳地鐵定增20%之後,後者要將其中10%以市場價格轉給華潤,且前提方案協議與定增協議同時在法律上生效。深圳市政府要求國資委進行協調,但所有操作必須合法合規,符合上市公司監管要求。
6月15日,各方再次坐上談判桌,認為上述方案不具可操作性。華潤口頭動議與深圳地鐵一起參與定增,各認購10%的股份;深圳地鐵提出,請華潤支持協助現有方案在董事會、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繼續保持萬科核心團隊的穩定,待本次交易完成後再簽署股份轉讓協議。
6月16日,深圳國資委、深圳地鐵集團以及萬科向深圳市領導匯報重組事宜。深圳市主要領導表示,希望華潤支持萬科,深圳國資委協調深圳地鐵入股萬科後,在依法依規前提下,支持華潤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隨後,深圳市政府向國務院國資委報告了上述情況。
6月17日中午,華潤向萬科提議當天下午的萬科董事會探討新的方案,如繼續審議原方案,華潤將投反對票。華潤新方案為:萬科以現金購買深圳地鐵的土地資產;第一步交易完成後,在適當時機向華潤、深圳地鐵定向增發各10%的股份,現金認繳,華潤將方案抄送國務院國資委和深圳市政府。
最終在下午的董事會中,原方案以7票贊成、3票反對、1票因關聯交易回避表決的結果通過,引發了對於這1票回避表決是否計入表決總票數的討論,萬科與華潤的矛盾也進一步加劇。隨後,寶能、華潤先後發表聲明指責萬科“內部人控制”問題。
10天後,寶能系更是提請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罷免萬科所有董監事。同日,王石在微信朋友圈指責華潤“毫無遮掩地公開和你狙擊的惡意收購者聯手”。次日,華潤與寶能在萬科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中,聯手否定了萬科董事會、監事會報告。
華潤與寶能的一系列行為引發國務院國資委、監管機構的關註,深交所要求寶能自查是否與華潤是一致行動人關系;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則首次針對萬科股權事件表態“央企不與地方爭利,只要有利於深圳的發展,有利於企業的發展,我們就支持”。
壓力之下,華潤被要求不得與寶能一致行動、不得再就萬科事件隨意表態、任何行動要預先征得國務院國資委同意。同時,華潤也聲明對罷免萬科董事、監事的提議有異議,但表示“華潤會從有利於公司發展的角度,考慮未來董事會、監事會的改組”。
2016年7月3日,萬科董事會會議,全票否決了寶能系提請的罷免議案。華潤通知萬科準備部分改組董事會,讓王石出局的提議因上面不同意在會上並未提出,從而避免了一場攤牌。
再後來,萬科管理層高調反擊,向監管部門舉報寶能系;華潤方面就退出萬科與各方談判,協商價格;恒大入局搶籌,就借殼深深房與深圳市政府談判。到2017年1月13日,華潤將所持萬科的全部股份轉讓給深圳地鐵,後續恒大將所持股份表決權讓渡給深圳地鐵,再然後寶能系被處罰,形勢日趨明朗。
華生認為,縱觀萬科各方股東局勢,無論最終有誰提名董事,從選票格局看,萬科管理層話語權已較此前大為增強。目前,萬科管理層面臨董事會改選局勢,仍然持股的寶能系,以及新晉股東深圳地鐵,處於微妙的董事會席位博弈階段。
大體來看,華生新書中的大事記,向公眾詳細展現了各方博弈的過程與一些細節,有助於理解這場商戰的最終邏輯。但仍有大量“未解之謎”,如寶能的真實意圖、恒大入局意圖、華潤最終為何退出萬科等等問題,這些也許真的要等到關鍵當事人王石寫回憶錄來解答。
按照華潤設想,萬科向深圳地鐵定向增發20%的股份之後,深圳地鐵再將其中10%股份以市場價格轉給華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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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未來肯定是要針對“萬寶之爭”寫回憶錄的,但萬科獨立董事華生已經替他寫了一部分。
華生在其新書《萬科模式-控制權之爭與公司治理》中,除了透露了其“拍案而起”的緣由是因華潤而起的“不平”之外,還在“萬科之爭大事記”章節中,首次披露了諸多未為外界所知的各方博弈細節。
2015年12月17日晚間,王石在萬科內部的講話開始流傳,彼時他稱不歡迎“寶能系”成為第一大股東,因為“信用不夠”;次日,萬科A+H股票雙雙停牌,萬科股權事件自此全面進入公眾視野。
在王石內部講話時點,寶能系增持萬科股份已達22.45%,公眾普遍認為王石當時講話,以及停牌反應已稍顯遲鈍。實際上,除了王石內部講話中提到與寶能系掌門人姚振華夜談4小時之外,萬科管理層在之前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寶能系在當年7月上旬開始增持萬科股份達5%,下旬繼續增持至10%後,萬科總裁郁亮就赴香港,向當時第一大股東華潤集團董事長傅育寧匯報,判斷寶能系“劍指”第一大股東,請求華潤增持或助其引入戰略投資者。
7月29日,王石在北京繼續向傅育寧匯報。彼時傅表示支持萬科,但華潤當時一是缺乏增持資金;二是正在整合旗下業務板塊,地產不是方向,即使有資金也只能酌情增持;三是不反對引進新的戰略投資者。
8月下旬,萬科管理層提出定向增發20%H股的想法,但華潤方面因擔憂增發會攤薄自身權益、萬科對華潤的業績貢獻度下降而反對,該想法最終擱置提交董事會審議。華潤建議萬科先回購A股,然後再發行相同數量H股。
接下來,寶能系繼續增持萬科至15.04%並超越華潤成為第一大股東,萬科方面也少量回購A股,期間華潤也少量增持萬科奪回第一大股東地位。事態繼續發展,寶能系增持勢頭不減,到2015年年底,寶能系持股已達20%,安邦也增持萬科達5%,萬科似乎已易主。
此時萬科與華潤還在磋商方案,其中包括華潤在二級市場增持、華潤置地住宅業務與萬科整合、華潤集團將華潤置地的股份給萬科、萬科向華潤集團發行股份等。但始終沒有實質進展,萬科開始與多家央企和深圳國企進行接觸探討重組可能性,與境外兩家機構也開始開展談判。
王石內部講話之後,各方全面“開戰”,期間還爆出華潤與寶能系“一致行動人”、王石對寶能“道德綁架”、萬科重組對象等諸多插曲。
12月27日,王石、郁亮在深圳向傅育寧匯報工作,傅表示無論重組或增發均有為難之處,但雙方共識是不管誰參與重組,都將保持國資第一大股東地位。華潤還進一步強調稱,暫不考慮華潤置地與萬科的整合問題,不反對萬科與其他國資的重組方案。
各方在焦慮中度過春節,正式迎來關鍵的2016年。在這一年里,兩個關鍵時點是,3月17日萬科臨時股東大會通過繼續停牌、推進重組的議案,以及6月17日華潤在審議重組方案的董事會中投下反對票。
臨時股東大會的插曲是,華潤會後向媒體“抱怨”萬科與深圳地鐵簽約沒有經過董事會討論通過,存在程序問題,這也標誌著華潤對萬科管理層的不滿徹底暴露在公眾視野。
由於華生為萬科獨立董事,他全面參與了董事會,對整個過程較為了解。在他新書的“爆料”中,早在2016年2月3日,萬科團隊就在香港向華潤匯報了與深圳地鐵的重組意向,且股票發行量可能要超過“寶能系”,華潤方面對此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2月24日,王石發短信請求向傅育寧當面匯報重組事宜;次日,華潤方面表示準備收購證金、匯金持有萬科的股票;再3天後,王石向深圳市領導匯報重組事宜。
3月11日上午,王石、郁亮通過傅育寧的秘書向傅育寧發短信,請求在臨時股東大會之前在北京當面匯報重組事宜。失誤出現在下午董事會會議中,萬科方面以與深圳地鐵重組只是合作意向,尚未形成預案到董事會審議階段為由,未將重組事項在正式議程中列入討論。
華生對此評論稱“這顯示萬科團隊在華潤態度曖昧的情況下,決意繞開華潤,自行盡可能向前推進與深圳地鐵的合作”。
3月12日,深圳地鐵與萬科在地鐵大廈進行戰略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下午現場照片外傳,華潤立即詢問,郁亮等以合作“無法律約束力”回複,但華潤方面要求:不要就此事公告;如果公告,不要談股權層面的問題。
次日,萬科收到深交所問詢函,要求作出公開說明,萬科不得不準備進行披露,並通知華潤。3月14日,萬科公告與深圳地鐵的合作備忘錄,同時取消了雙方聯合媒體見面會,郁亮等到華潤總部匯報,承認溝通不足,希望建立機制,聽取華潤方面意見和批評。
華潤除了會見媒體公開了與萬科管理層的矛盾之外,還在4月份與深圳地鐵會談,表達了重回第一大股東地位的意願,希望深圳地鐵退出萬科重組,但遭到後者拒絕。
事件發展到第二個節點,在6月17日召開審議重組預案的董事會前半個月,深圳國資委組織華潤、深圳地鐵進行協商,華潤方面要求保留第一大股東地位,如萬科向深圳地鐵定向增發後,後者持股不能超越10%,且要將投票權委托給華潤,以便華潤獲得25%的投票權,否則華潤將對重組預案投反對票。
10天後,深圳市主要領導就重組事項與傅育寧會談。深圳市希望華潤支持萬科的資產重組,傅則表示,同意的前提是萬科向深圳地鐵定增20%之後,後者要將其中10%以市場價格轉給華潤,且前提方案協議與定增協議同時在法律上生效。深圳市政府要求國資委進行協調,但所有操作必須合法合規,符合上市公司監管要求。
6月15日,各方再次坐上談判桌,認為上述方案不具可操作性。華潤口頭動議與深圳地鐵一起參與定增,各認購10%的股份;深圳地鐵提出,請華潤支持協助現有方案在董事會、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繼續保持萬科核心團隊的穩定,待本次交易完成後再簽署股份轉讓協議。
6月16日,深圳國資委、深圳地鐵集團以及萬科向深圳市領導匯報重組事宜。深圳市主要領導表示,希望華潤支持萬科,深圳國資委協調深圳地鐵入股萬科後,在依法依規前提下,支持華潤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隨後,深圳市政府向國務院國資委報告了上述情況。
6月17日中午,華潤向萬科提議當天下午的萬科董事會探討新的方案,如繼續審議原方案,華潤將投反對票。華潤新方案為:萬科以現金購買深圳地鐵的土地資產;第一步交易完成後,在適當時機向華潤、深圳地鐵定向增發各10%的股份,現金認繳,華潤將方案抄送國務院國資委和深圳市政府。
最終在下午的董事會中,原方案以7票贊成、3票反對、1票因關聯交易回避表決的結果通過,引發了對於這1票回避表決是否計入表決總票數的討論,萬科與華潤的矛盾也進一步加劇。隨後,寶能、華潤先後發表聲明指責萬科“內部人控制”問題。
10天後,寶能系更是提請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罷免萬科所有董監事。同日,王石在微信朋友圈指責華潤“毫無遮掩地公開和你狙擊的惡意收購者聯手”。次日,華潤與寶能在萬科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中,聯手否定了萬科董事會、監事會報告。
華潤與寶能的一系列行為引發國務院國資委、監管機構的關註,深交所要求寶能自查是否與華潤是一致行動人關系;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則首次針對萬科股權事件表態“央企不與地方爭利,只要有利於深圳的發展,有利於企業的發展,我們就支持”。
壓力之下,華潤被要求不得與寶能一致行動、不得再就萬科事件隨意表態、任何行動要預先征得國務院國資委同意。同時,華潤也聲明對罷免萬科董事、監事的提議有異議,但表示“華潤會從有利於公司發展的角度,考慮未來董事會、監事會的改組”。
2016年7月3日,萬科董事會會議,全票否決了寶能系提請的罷免議案。華潤通知萬科準備部分改組董事會,讓王石出局的提議因上面不同意在會上並未提出,從而避免了一場攤牌。
再後來,萬科管理層高調反擊,向監管部門舉報寶能系;華潤方面就退出萬科與各方談判,協商價格;恒大入局搶籌,就借殼深深房與深圳市政府談判。到2017年1月13日,華潤將所持萬科的全部股份轉讓給深圳地鐵,後續恒大將所持股份表決權讓渡給深圳地鐵,再然後寶能系被處罰,形勢日趨明朗。
華生認為,縱觀萬科各方股東局勢,無論最終有誰提名董事,從選票格局看,萬科管理層話語權已較此前大為增強。目前,萬科管理層面臨董事會改選局勢,仍然持股的寶能系,以及新晉股東深圳地鐵,處於微妙的董事會席位博弈階段。
大體來看,華生新書中的大事記,向公眾詳細展現了各方博弈的過程與一些細節,有助於理解這場商戰的最終邏輯。但仍有大量“未解之謎”,如寶能的真實意圖、恒大入局意圖、華潤最終為何退出萬科等等問題,這些也許真的要等到關鍵當事人王石寫回憶錄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