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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5月22日至6月15日開展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抽查

發改委網站稱，經國務院同意，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和脫困發展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定於2018年5月22日至6月15日組織8個抽查組分赴21個省（區、市）開展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防範“地條鋼”死灰複燃專項抽查。

抽查地區包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雲南、陜西等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抽查重點包括各地區防範“地條鋼”死灰複燃和已化解過剩產能複產、淘汰落後產能、嚴禁新增產能等工作開展情況。

電子支付增勢放緩，防範化解風險仍是監管主旋律

“創新是支付體系保持活力發展的重要因子，安全是支付體系健康持續發展的首要條件。”央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樊爽文近日公開表示。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近日發布的《中國支付清算發展報告（2018）》（下稱《報告》）顯示，2017年，我國非現金支付業務和支付系統業務金額的同比增長率較之去年明顯下降。尤其是近年來迅猛發展的電子支付業務，去年的增長亦趨於平緩，甚至在去年一季度，非銀行支付機構處理的網絡支付首次出現環比負增長。專家解讀稱，這一方面體現了產業的趨於成熟，另一方面是在“強監管、去杠桿、防風險”背景下，監管者加強了第三方支付監管的結果。

樊爽文表示，以安全與效率為目標，防範和化解支付服務市場風險，仍將是支付監管的主旋律。他並強調，要關註支付行業壟斷格局的形成對支付市場安全的影響。

電子支付增長勢頭趨緩

2017年，“強監管、降杠桿、防風險”是我國金融部門的主旋律，而相應的政策措施不僅直接影響著支付清算系統的建設和運行，也在支付清算數據中得到了反映。

《報告》顯示，2017年，我國非現金支付業務和支付系統業務金額的同比增長率分別為1.97%和5.86%，明顯低於去年的6.91%和16.70%。與此同時，創造GDP所需的平均支付清算交易金額也出現了下降的跡象。自2016年之後，創造1元GDP對應的非現金支付金額再度下降，從49.56元變為45.46元。創造1元GDP對應的支付系統業務規模也自2010年以來首次下降，從2016年的68.78元變為65.46元。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煉在報告發布現場解讀時表示，這種貨幣流通相對於實體經濟活動的規模緊縮有一部分是近期“降杠桿”成效的體現，也說明我國的金融深化過程已經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

值得註意的是，在近年發展迅猛的電子支付業務方面，隨著這一產業逐漸走向成熟和對於第三方支付監管措施的強化，其增長趨勢也變得較為平緩，並且顯示出與傳統支付業務類似的季節性特征。2017年第一季度，非銀行支付機構處理的網絡支付首次出現了環比增長率為負的情況。

在結算賬戶方面，單位結算賬戶和個人結算賬戶的增長率都延續了2012年以來的下降趨勢，並且個人結算賬戶增長率的下降趨勢要比單位結算賬戶更為明顯，尤其在2017年更出現了一個較大幅度的下挫。

“聯系到個人結算賬戶的迅猛增長與新興互聯網支付方式發展之間的高度一致性，這種增長率的平緩可能也是新興支付產業走向成熟的一個標誌。與此同時，個人結算賬戶增速的下降也反映了中國人民銀行近年來加強個人銀行賬戶管理的成效。”程煉表示。

回顧去年，人民銀行不斷強化對支付市場的監管並推動支付服務市場繼續改革開放。

一是在制度建設方面，著手研究起草《非銀行支付機構監督管理條例》，提升“2號令”（《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的法律層級。正式發布《條碼支付業務規範》和《條碼支付技術規範》。為落實國務院深化行政審批改革和“放管服”要求，著手研究銀行賬戶制度改革，建立本外幣一體化賬戶體系。並且經國務院批複同意，取消企業銀行賬戶開戶許可證核發試點工作已經在江蘇泰州和浙江臺州正式開展。

二是在市場開放方面。2017年6月，根據《國務院關於實施銀行卡清算機構準入管理的決定》，人民銀行出臺《銀行卡清算機構管理辦法》，又發布了《銀行卡清算機構準入服務指南》，完成了銀行卡清算市場準入的法規制度體系構建。同時，對外資支付機構準入進行深入研究，形成了開放外商投資支付機構的總體思路，並於2018年3月正式公告。

三是重要支付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主要表現在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網聯）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二期加快推進，2017年10月“債券通”結算功能如期上線。

四是支付服務市場監管方面，持續打擊支付服務市場違法違規行為，整頓市場秩序，凈化市場環境。2017年按照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行動的統一部署安排，人民銀行清理處置了230多家無證機構，並且將持證機構為無證機構提供服務的行為作為檢查重點，遏制市場亂象。

警惕風險 規範創新

盡管增長率有放緩之勢，但是支付市場目前仍舊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長。去年信用卡的發卡量增長26%，應收賬款也保持了36%的增幅。在移動支付領域，支付寶、微信兩家寡頭仍舊保持了較好的增長勢頭，擁有的客戶群體越來越大。

相關數據顯示，2017年居民杠桿率較2015年上升10%，2018年一季度信用卡半年逾期未償信貸余額較2015年末增加87.1%。“這些風險值得從業者關註。”交通銀行信用卡中心總經理王衛東表示，他列舉了目前在支付市場尤其是銀行卡的支付市場由於創新所帶來的一些風險。

比如，編造交易手腕的升級。“本來一個POS機對應一個商戶，現在一個POS機對應一萬個商戶（號稱萬戶侯），可以輕易模擬出20倍甚至100倍的虛假交易場所。”他稱。

再如，余額代償魚龍混雜。余額代償這兩年發展迅速，包括平臺的代償模式、信用卡的套現模式。王衛東指出，盡管少數平臺的余額代償有一定的客戶識別和風險評價能力，但還有不少平臺模式是比較粗放的，相當於現金貸。甚至有部分持牌機構也成為代償平臺一些主要的資金提供方。“余額代償蘊含著比較大的市場風險，貸款的使用失控會形成風險的誘因，因為代償平臺無法有效監控，並且管控貸款的實際用途缺乏貸後管理。”他稱。

樊爽文在報告發布現場演講中指出，創新是支付體系保持活力發展的重要因子，安全是支付體系健康持續發展的首要條件。他表示，從監管角度而言，規範和安全仍將是支付行業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以安全與效率為目標，防範和化解支付服務市場風險，仍將是支付監管的主旋律。這麽做，根本上也是為了推動創新。

此外，在支付服務推動普惠金融工作中，要特別關註安全，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因為普惠金融的消費者，普遍風險承受能力更低，資金安全需要更高。”他說。

樊爽文還強調，要關註支付行業壟斷格局的形成對支付市場安全的影響。網絡經濟條件下，強者恒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更為明顯。如何防止這類機構濫用市場地位，形成大樹底下不長草的局面，如何解決通過排它性的關聯服務、捆綁銷售、交叉補貼、價格歧視等，從而抑制中小機構創新發展，影響支付服務市場健康持續發展，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至關重要。此外，還應關註支付信息和數據安全。

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化解金融風險，根本措施是財稅改革

十九大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我國金融領域尚處在風險易發高發期，要把主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牽頭抓總下，金融系統充分發揮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作用，抓緊補齊監管制度短板，有效控制宏觀杠桿率和重點領域風險，積極化解影子銀行風險，穩妥處置各類金融機構風險，全面清理整頓金融秩序，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當然，隨著金融去杠桿步伐加快，很多銀行表外資產轉回表內，當前有必要進一步拓展銀行的資本金補充渠道，增強其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的能力。

最近一段時間，市場在討論是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利於去杠桿，還是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有利於去杠桿。事實上，在近年杠桿率處於高位，勞動生產率在下降或處於低位的背景下，貨幣政策的空間很小。因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引發房地產泡沫，緊的貨幣政策又會使債務不可持續。此時，只有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才能為去杠桿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通過財稅改革為核心的結構性改革，使資產的回報率高於名義利率。

未來一段時期，圍繞高質量發展與防控金融風險這兩大主題，核心的關切點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根本措施是利用好經濟金融調控政策換來的寶貴時間窗口，加速推進財稅改革，減少地方政府等軟約束主體的“擠出效應”，降低資金、勞動力、土地等各項生產要素的成本，提高實體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和投資回報率，激發市場經濟主體的內生活力。

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與防控金融風險這兩大主題的關鍵所在

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近年來，我國人口紅利消耗殆盡，依靠基建和房地產拉動經濟，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據我們初步測算，2007～2015年，我國TFP從4.73持續下降到1.36，正是經濟增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的內在動因。而當前金融風險的根源同樣是全要素生產率和投資回報率的下降。2007～2015年，我國單位GDP需要的資本投入量從3.5上升到6.7，即以資本產出衡量的資產收益率8年下降近1倍，年均下降11.25%。據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測算，中國資本回報率從2004年的24.3%降低到2013年的14.7%，其間以年平均5.7%的速度下降。其直接後果是債務增長越來越快於經濟增長，債務償還越來越依賴借新還舊，進一步加劇資產泡沫，引發脫實向虛。從利率的角度也可以說明這一問題。降利率能否降杠桿，取決於資本回報率的動態變化，只有當降息同時伴隨資本回報率的上升，且資本回報率上升速度大於名義債務擴張速度，降息才有利於降杠桿。從2009年到2016年，我國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由7.97%持續下降到5.44%，7年累計下降46.5%，年均降幅6.64%，但利率下行的同時杠桿卻在上升，同期單位GDP需要的資本的投入量由3.5上升到6.7，關鍵還是在於資產回報率下降更快。

整體來看，財稅改革滯後是各項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是從資金成本來看，主要是財政宏觀調控過於依賴擴大政府性投資的方式，對民間投資形成“擠出效應”。從2009年以來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實行快10年了，主要形式是擴大政府性投資和扶持特定產業發展。結果，國有企業、地方政府、產能過剩的僵屍企業占用過多的財政金融資源，導致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經濟內生增長動力遲遲培育不起來，逆周期調節的宏觀經濟政策難以退出。

二是從勞動力成本看，社保繳費使得用工成本太高。近年來，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加速，全國老齡辦最新統計，截至2017年年底，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2.4億，占總人口比重達17.3%，平均近4個勞動力撫養1位老人。因歷史與制度原因，我國社保和養老欠賬太多，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歷史債務償還機制缺失，政府財政一直沒有償還轉制成本。在職一代既要通過代際轉移支付贍養已經退休一代，同時又要為自己的將來做準備，從而造成了後代人必須提高繳費率，各項社保繳費負擔占到企業用工成本的40%。在“降成本”政策中，養老金繳費率僅在有條件的地區下調1個百分點，邊際改善效應十分微弱。

三是從土地成本看，一方面是跨省的建設用地指標調劑制度長期缺位，人口聚集的發達地區建設用地指標短缺，另一方面是地方稅收體系不完善，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較高。近年來，在全國政府財政收入中，房地產相關的各種稅收，包括房地產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契稅、房產稅、土地增值稅等，加上土地出讓金收入，與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值最高達到約45%。地方財政與房地產泡沫形成利益共同體，會激勵地方政府在獨家壟斷區域性土地市場控制供地節奏，人為擡高地價和房價。房地產泡沫反過來又進一步拉擡用地成本，並且間接推升勞動力成本。

總而言之，圍繞高質量發展與防控金融風險這兩大主題，我們核心的關切點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根本措施需要加速推進財稅改革，破除阻礙資源有效配置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提高投入的產出效率。

二、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是全社會杠桿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2017年之前的一段時期，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較快，2012-2016年年均提高13.5個百分點，債務風險“灰犀牛”引發各方持續關註。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將“去杠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一。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經濟穩中向好及穩健中性貨幣政策有效實施，2017年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速度明顯放緩，全年上升2.7個百分點至250.3%。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59%，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政府部門杠桿率為36.2%，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住戶部門杠桿率為55.1%，比上年高4個百分點。雖然總體風險可控，但其中的結構和趨勢還需具體分析。

從地方政府債務看，我國地方政府名義債務不高，但隱性債務風險突出，這也是對我國債務風險判斷的爭議點。國際清算銀行對我國政府債務估計高出財政部7～8萬億元，差距主要來自對隱性債務的判斷。由於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部分國有企業存在的隱性擔保，一部分國有企業的負債實際上構成地方政府的隱性負債。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測算，2016年考慮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中國廣義口徑政府部門杠桿率為62.2%，已超過歐盟警戒線標準，而狹義口徑政府杠桿率僅為36.6%；預計2022年廣義口徑政府部門杠桿率將升至91.5%，超過國際公認的90%杠桿率閾值標準。從國有企業債務看，雖然2017年年末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已降至有公開數據以來最低的55.5%，但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仍穩定在65%左右，很大程度上源於民營企業去杠桿的速度大於國有企業，表明地方政府隱性負債的壓力持續存在。

關於居民部門杠桿，我國居民部門杠桿近期上升較快，且存在系統性低估。2017年，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為 55.1%，比上年高 4 個百分點。考慮到居民普遍存在通過借貸籌集首付的行為，且通過互聯網金融得到的貸款未計入居民負債，我國居民杠桿率可能更高。居民部門負債中相當大一部分是借貸是用於滿足購房需求，居民杠桿率快速增長也反映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明顯扭曲。當前一、二線城市嚴格調控，三、四線城市政策相對緩和。一、二線城市市場供求矛盾並不直接反映在價格上，而是反映在量縮價穩、推遲網簽、價格失真、庫存虛高等方面；三、四線城市的棚改、貨幣化補償，消化了庫存，市場熱度高，但容易導致盲目樂觀。如此一來，居民的資金流向三、四線城市買房，這是泡沫以另外一種方式在體現。而歷史經驗也反複證明，如果經濟和金融發展過分倚重房地產，並聽任房地產價格持續快速上漲，則其極有可能成為觸發系統性風險的結構性短板。如果不完善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只能“按下葫蘆起了瓢”，只是把一些問題暫時掩蓋了，並沒有真正地解決房地產的問題，並導致居民部門杠桿率的持續攀升。可考慮將房地產稅作為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的重要內容之一，探索在一些熱點城市率先推出房地產稅試點。

三、道德風險是地方政府債務最大的風險點，財稅改革滯後是當前“財政風險金融化”背後的重要原因

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是貫穿於中國幾千年政治經濟史的核心命題。從歷史上看，由於我國中央地方財政關系沒有理順，地方政府行為曾多次陷入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當前大家普遍關心的地方政府政府債務問題，也是央地財政關系不順的集中體現。

（一）分級政府間的權責劃分不清楚，導致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無序膨脹。

首先，我國地方政府包括省、地級市、縣、鄉鎮等，四級政府的稅收收入約占全國總稅收收入的30%，且在稅率和稅基設定上沒有任何自主權，根本不足以支撐其支出責任。然而，我國的相關制度沒有賦予地方政府合理的舉債權，限制地方舉債的法律法規又缺乏可執行性，並不能有效管住地方政府的舉債行為。比如，中央財政曾以不列赤字的特別國債註資匯金公司，地方政府有樣學樣設立融資平臺，在預算外舉債，輕松地繞開1995《預算法》禁止地方政府舉債的規定，形成接近20萬億的債務，並且沒有人因此而受到責任追究。2015年《預算法》放開了地方政府舉債的口子，但是僅僅是將舉債的權利下放到省級政府，直接花錢的地級市、縣兩級政府沒有直接自行發債的權利，借錢、用錢、還錢的主體不一致。同時，2015年《預算法》還對地方債務規模做出了限制，並不能滿足地方收支缺口，可以預見，地方融資平臺隱性負債現象依然不能杜絕。

其次，從各級政府支出責任安排來看，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實際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所導致的。比如精準扶貧、棚戶區改造、地下管廊建設等領域，主要都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政策目標。在這種情形下，地方政府的支出到底有多少債務是辦自己的事情，有多少債務是因中央政策要求而衍生出來，根本無法區分清楚。相應的，地方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中央政府分擔償還債務的責任，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很容易向中央財政傳導。

（二）收益性項目與公益性項目的界限不清，政府債務與非政府債務沒有明確區分。

在預算管理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政府債務與非政府債務存在嚴格的邊界區分。比如，有現金流的項目，本身經濟效益不錯，一般是通過“收益債券”來融資，靠項目收益來償還；沒有現金流的項目，社會效益大於經濟效益，則通過“一般責任債券”來融資，靠未來稅收來償還。然而，我國地方政府只考慮降低融資成本，把有現金流的收益性項目與缺少現金流的公益性項目混在一起“打捆融資”。絕大部分通過地方融資平臺舉債形成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實際是用到了有一定現金流的收益性項目，本來不應當列入一般政府債務。現在，融資平臺的債務處於一種政府與非政府之間的模糊地帶，背後往往隱含著政府信用擔保和兜底預期，變成了剛性兌付的準政府債務。

（三）“剛性兌付”使得“道德風險”問題十分突出。

中央政府對“道德風險”問題一直十分警惕，《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文）、《預算法》、《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應急處置預案》（國辦函〔2016〕88號）等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反複強調“中央不救助”原則。但是，這項原則沒有得到地方政府、金融市場的嚴肅對待。

一是我們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模式導致地方政府債務剛性兌付。2010年的地方政府債券試點，完全由中央政府代理發行，無法體現地區差異。2011年開始，上海、浙江、廣東、深圳等四省市試點地方自行發債，但實際花錢的主體是城市政府，省級政府是代市、縣政府發債，並且額度審批權仍由中央控制。這種代發債券的安排沒有體現誰花錢、誰舉債、誰負責的原則，必然導致剛性兌付。中央政府調動資源的能力最強，省級政府調動的資源能力則遠遠大於城市政府。在市、縣政府層級，由於國庫單一賬戶制度沒有執行到位，地方政府掌握著土地出讓金、社會保險基金等財政專戶資源，同樣具有較大的騰挪空間。為了實現剛性兌付，地方政府甚至會擠占經常性項目的資金，並要求中央提供轉移支付資金彌補剩下的資金缺口。

二是金融機構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判斷，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宏觀上，金融機構的風險分析不準確，沒有區分不同地區的償債能力。由於地方財力中一大塊來自中央轉移支付，地方政府發債的收益率，並非地方財政收支平衡、債務風險等狀態的反映，而是對中央兜底的預期，地方債券的收益率與國債收益率無法拉開差距已經表明了這一點。人民銀行最早在2003年提出金融生態的概念，2005年首次開展了地方金融生態評價工作，力圖從宏觀上評估和區分地方政府的舉債能力和誠信水平。微觀上，從以往記錄來看，由於地方政府缺乏明確的財政紀律約束，金融機構從來沒有見到過地方政府“破產”。盡管2011年4月雲南省公路開發投資有限公司曾向債權銀行發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還本”，2017年8月湖南省寧鄉縣人民政府曾聲明“2015年1月1日以來在國有公司融資過程中出具的所有擔保函、承諾函全部作廢，其承諾、擔保事項及行為無效”,但是兩份公函最終都被撤回，沒能打破剛性兌付。因此，基於歷史經驗，金融機構存在財政兜底幻覺，迷信地方政府債務“剛性兌付”，從而扭曲了自身行為決策，對政府債的定價存在扭曲，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提供貸款的定價也存在扭曲，導致商業銀行和金融部門低估了地方政府財政風險。實際上，由於制度上沒有規定地方政府如何“破產”，金融機構也不知道如何執行地方政府“破產”，壞賬應如何處理，哪些地方政府資產可以執行彌補壞賬損失。

（四）預算管理與財政信息透明度較低。

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金融市場對地方投融資項目的篩選、檢驗功能，發揮金融市場對地方政府行為的約束作用，前提條件是融資主體是透明的、硬約束的。然而在實踐中，目前的預算管理並沒有將經常性預算與資本性預算分開，地方政府也沒有公布政府資產負債表，財務信息的透明度依然很低。金融機構與地方政府相比相對弱勢，很難充分掌握地方政府的未償還債務及償債能力等有關信息，很難按照市場化原則有效識別項目風險。

四、加快落實財稅改革，實現高質量增長和防範金融風險

僅僅推進金融改革，引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還不足以解決高質量發展轉型和防範金融風險面臨的問題。從實體經濟運行來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需求管理措施，主要是用來幫助解決短期問題或周期性問題，難以解決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從維護金融穩定來看，適時采取流動性管理措施，雖然有助於暫時緩解危機，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但是也可能激發軟約束主體繼續加杠桿的道德風險。比如，針對日益顯現的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從2015年開始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據估計累計置換規模14.24萬億元，表面上化解了顯性的流動性危機，但規範地方政府債務融資的制度建設進展緩慢，實際上只是將償債壓力後移，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在此之後，地方政府仍然在采用多種隱性負債方式繼續擴大債務規模。

從國際視角來看，目前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正在逐步正常化，都在推動結構性改革，全球競爭的主旋律正在轉向改革的競爭，誰的結構性改革做得徹底，誰就會在下一輪經濟發展中搶得先機。回顧中國自身歷史，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獲得了巨大的改革紅利，積累了成功推進改革的豐富經驗。當前，避免宏觀經濟金融政策的副作用，實現高質量增長和防範金融風險，唯有利用好寶貴的改革窗口期，加速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激發實體經濟內生增長活力。事實上，打破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部門的“預算軟約束”，破除民營資本背後一道道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本身就是釋放“改革紅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在財稅領域應當做好以下改革措施。一是完善財政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更多采用有力度的減稅政策。即使采用政府性投資工具，也必須在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和硬化對地方政府預算約束的基礎上進行。二是落實國有資產劃轉社保的措施，為降低社保費率創造條件。三是改革地方稅收體系，降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加快形成以消費稅、房地產稅、資源稅為主的地方政府收入體系。盡快出臺房地產稅制度，並且與一次性批租70年土地使用權的出讓金制度平穩銜接過渡。將地方政府從短期的土地增值收益中解脫出來，削弱地方政府維護房地產泡沫的動機，並增加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調控房地產價格的政策工具。四是建立“一級政府、一級財政、一級預算、一級稅收權、一級舉債權”體系，提高地方政府收入與支出的匹配度。各級政府的財政相對獨立、自求平衡，放松中央政府對債務額度的行政性約束，發揮地方人大的約束作用，由地方人大自主決定發債的額度、期限和利率，提高地方政府舉債額度，徹底打開地方政府規範融資的“正門”。完善治理體系，提高債務信息的透明度，更多發揮金融市場的約束作用。五是完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框架，提高地方政府預算管理和財政信息的透明度。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把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融資活動全部反映在預算中。區分保運轉與搞建設兩個錢袋子，確保債務資金僅用於投資建設類支出。中央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行政地位優勢，統計各地的財政收支規模、資產負債狀況並向社會公布，促進財政信息透明化，向投資者提示地方債風險。六是探索建立地方政府破產制度，對地方政府行為形成硬約束。所謂政府破產，僅是財政的破產，而不是政府職能的破產。政府破產制度是對地方政府的約束，不是對居民的懲罰，普通公眾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太會受到政府破產的影響。（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IMF把脈中國：經濟繼續表現強勁，金融風險加速化解

7月1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董會結束了與中國的第四條款磋商，並於7月26日在美國華盛頓發布中國經濟2018年度報告，即第四條款磋商報告。

IMF認為中國經濟繼續表現強勁，預計2018年增長率將小幅下降到6.6%，原因是金融監管收緊措施的滯後效應以及外部需求的減弱。IMF執董們對於中國果斷將政策重點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的戰略表示歡迎，並對於近期在改革方面取得的進展表示贊賞，特別是采取降低金融風險的措施和持續推進經濟開放。

IMF建議，中國應該在現有改革議程的基礎上，利用當前的經濟增長勢頭，通過以下方式做到未雨綢繆：繼續控制信貸增長、加快推進再平衡進程、讓市場力量發揮更大作用、促進開放、實現政策框架的現代化。

IMF也提及，人民幣匯率與基本面基本一致，但波動性仍然低於新興市場貨幣，建議繼續擴大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並支持中國此前將逆周期調節因子調至零。

金融部門化解風險的速度加快

IMF認為，近兩年來，中國監管機構采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來處理金融體系高風險領域過度擴張的問題，例如銀行間借款、理財產品及銀行的表外業務活動。 關鍵措施包括：限制理財產品的增長以及銀行對可轉讓大額存單(屬於批發融資)的依賴度、更嚴格執行“穿透”原則，並調整貸款損失準備金計提要求，以鼓勵確認並處置不良貸款。

“這些措施不僅縮小了影子銀行部門的規模，也減少了銀行與非銀行之間的相互關聯。”IMF表示。2017年，銀行部門資產增長8%，為2016年增長率的一半，銀行資產總額占GDP的比率也自2011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融資成本稍有提高，反映了信貸風險定價更加合理。同時，風險差別化水平的提高也導致企業債券市場中的違約事件數量增加（但仍相對較少）。同時，央行維持了批發市場充足的流動性，以防出現任何系統性流動風險。

IMF也提及，中國最近宣布了針對大規模(占GDP的120%)資產管理業務的重要指引。隨著金融市場不斷放開，並且由於中國儲蓄率很高，資產管理部門近年來發展迅速，但其迅速擴張也反映出存在監管缺口，導致套利肆無忌憚。特別是，銀行依賴於“通道”業務，通過表外工具授信，以此替代銀行貸款。銀行使用多層中介和結構複雜且不透明的產品作為通道，將投資者的資金輸送給最終借款人，導致期限和流動性嚴重不匹配。

IMF認為，資管新規和理財細則有助進一步化解金融部門風險。值得註意的是，在規範資管行業的同時，近期監管部門也愈發重視去杠桿的平穩有序，並加強與市場溝通。

在2018年中國資產管理年會期間，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副局長陶玲就表示，在資管新規實施中，把握既要積極化解風險，也要給予金融機構轉型時間和空間，做到寬嚴有度。“例如，對於非標投資，堅持從嚴規範，但為避免影響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融資，允許公募資管產品適當投資非標，明確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的核心要素，對非標回表作出安排，非標轉標的規則也在制定中。再如，對資管產品鼓勵基礎金融資產以市值計量，同時兼顧債券、非標等資產投資的現實情況，允許滿足一定條件的產品以攤余成本計量。”她稱。

她還表示，要進一步加強與市場溝通，增加政策透明度，消除不確定性。資管行業聯通多類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牽一發而動全身，促進行業規範是一項長期任務，需要人民銀行、金融監管部門不斷認識規律，持續改進和完善監管，也需要金融機構鼎立配合、主動調整。

繼續改革、未雨綢繆

盡管IMF對中國近期取得的進展表示肯定，但也認為，中國仍應該在以下幾大方面做到未雨綢繆：繼續控制信貸增長、加快推進再平衡進程、讓市場力量發揮更大作用、促進開放、實現政策框架的現代化。

針對信貸增長，IMF認為，盡管中國信貸增速得到控制，但應提高信貸效率，持續改善信貸配置，以減少信貸擴張放緩對經濟增長造成的拖累。

報告提及，例如，金融機構需要在2020年年底前處理完不合規的資管產品。將這些產品的信貸重新中介化、轉變成正常的銀行貸款（其資本風險權重和貸款損失撥備通常更高），這應該會逐步影響到銀行擴張信用的能力，並提高風險差異化。為了進一步改善經濟中信貸配置的整體效率，應強化國企 （特別是地方國企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預算約束。監管機構還應考慮收緊宏觀審慎政策，以控制家庭債務的快速增長。

就再平衡進程而言，IMF認為，2017年中國的再平衡速度放緩，體現為消費對GDP的貢獻自2013年以來首度出現下滑，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增速也有所放緩，收入不平等程度仍較高，原因包括外部需求、國內政策支持以及生產者價格指數再次上漲。這些也凸顯加速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

針對讓市場發揮更大力量，IMF建議中國應該更果斷地開展國企改革。對“管資本”關註的同時，應采取措施使國有股東與國企管理層保持距離，增加國企上繳預算的紅利，完成國企社會責任向政府的轉移。

就促進開放而言，IMF認為，與其他二十國集團的新興經濟體相比，中國在服務貿易和投資方面的開放程度仍相對較低。對此，中國表示，中國仍將承諾堅持自由貿易與多邊主義，在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12 大部門的160個分部門中，中國承諾開放9大部門的100個分部門，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承諾開放108個分部門的水平。

近期中國也采取了多項措施以擴大開放，包括：降低了多個外商投資準入門檻(如金融服務領域)、大幅削減了汽車及多種消費品的關稅以及就服務貿易開展試點項目。

提升人民幣匯率彈性

2017年，中國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下降了0.4個百分點，降至1.4%，IMF預計2018年將進一步縮小到GDP的0.9%。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在2017年基本穩定，IMF評估認為人民幣幣值大體符合基本面，同時認為匯率的彈性應該進一步提升。

報告提及，中國人民銀行同意應繼續提高匯率彈性，保持匯率處於與國際收支相符的合理均衡水平。

IMF認為，人民幣每日交易區間的中間價定價機制應當是透明和自動性的。2017年5月人民銀行引入逆周期調節因子，央行對此的解釋為，“之前人民幣曾存在非理性、自我實現的貶值壓力，而逆周期調節因子有助於更好地反映宏觀經濟的基本面。 但逆周期調節因子在決定貨幣價值方面並不發揮決定性作用，且其目前已被回調至零。”

近期，交易員普遍反饋，人民幣匯率已經在真正意義上變得更加市場化，這表現為美元/人民幣短期、歷史波動率已逐步接近成熟市場貨幣，機構預計人民幣未來雙向波動將進一步擴大。

“現在人民幣的波動可以說已經非常市場化了，因此交易和風險對沖的難度和要求也開始提升。”某國內人民幣報價銀行金融市場部交易主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責編：林潔琛

社論：提振生育率重在化解後顧之憂

隨著各地陸續出臺刺激生育政策，以及關於全面放開生育甚至鼓勵生育的呼聲漸高，如何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低生育率問題引來熱議。

需要明確的是，中國目前低生育率問題頗為嚴峻。2017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了63萬人，這一數據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預測還要低，換言之，自2016年實施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以來，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從人口決策的重要參考數據出生率來看，2017年只有12.43‰，遠低於2.1%的維持代際更替水平；國務院此前發布了《“十三五”衛生與健康規劃》，提出目標是到202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要回升至1.8左右，目前來看殊為不易。

面對生育意願和出生率的下降態勢，一些地方開始思考解決之策，包括湖北鹹寧、山西、陜西等地開始提出鼓勵、獎勵生育乃至全面放開生育的政策和建議，其中湖北鹹寧發文鼓勵擴大公共服務供給，有針對性地解決養育子女的後顧之憂。

的確，雖然隨著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達到一定階段，國人生育意願都會隨之降低，包括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都是如此，想要扭轉趨勢也幾乎不可能。不過和其他國家與地區不同的是，中國由於執行了數十年計劃生育的原因，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要快得多，且目前中國生育率畸低也有自身獨特的原因。

毋庸置疑，維持一定水平的生育率不論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抑或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諸多問題都至關重要，甚至還關乎中華民族複興大勢。因此，針對當前遇到的低生育率問題，急需精準施策逐步化解。

很明顯，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不再符合時代趨勢，因為人口對於國家而言，已不是負擔而是最重要的生產力。所以繼此前全面實施二孩政策後，當下應盡快徹底放開生育，給國人自主選擇生育多少的權利。

當然，政策糾偏對生育率的提振會很有限，因為在目前中國經濟和城鎮化水平發展階段，想要自然地逆轉生育率，國際上尚無先例，且從全面放開二孩之後的實際情況也可以看出，不解決國人“不願生”的難點和痛點，單單依靠放開生育政策只是杯水車薪。

相比發達國家居民“不願生”的諸多原因，中國生育率低背後是沈重的“生易養難”，而養孩子困難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和住房。

中國人有重視教育的傳統，海外華人華僑亦不例外，依靠教育改變命運為國人所信奉。事實也證明，國人為了學區、學位等教育資源可謂不惜一切，根據新浪教育發布的《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整體教育支出占到家庭年收入的20%以上，中產階層更是不惜一切。與之相對的是，中國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尤其是職業教育不受重視，如高中階段錄取率不到六成。

住房問題對生育率的抑制也顯而易見，“高房價是最有效的避孕藥”近年一直流傳於國人口耳之間，雖頗為辛酸但也是現實的寫照，尤其是對於大城市的年輕人而言，自身住房條件都難以滿足。

因此，欲提振生育率，除了未來要效仿發達國家在產假、稅收優惠、補貼以及職場平等之類方面發力，眼下最為重要的是解決自身制約生育率的因素。教育方面，應該加大教育投入，在中小學階段提供更多的優質教育資源，緩解國人對於小孩教育的擔憂；住房方面，通過多渠道多主體供應等措施，讓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住有所居，化解不敢生育的主要後顧之憂。

責編：許雲峰

四大AMC介入化解P2P風險 收債、托管仍面臨諸多難點

P2P網貸風險處置又出新招。8月16日，有消息稱中國銀保監會召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AMC）開會，協助化解P2P風險，要求四大AMC主動作為以協助化解P2P的爆雷風險，維護社會穩定。

一位四大AMC的高層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確認了上述消息，並稱該公司參加並收到了上述會議內容。不過，“只是初步研討，AMC參與還有很多的困難和障礙，操作上主要有兩條渠道，幫助收購債權或托管問題平臺。”另一家接近四大AMC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近期，監管部門已密集下發P2P網貸風險處置文件。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多家AMC與P2P網貸公司後發現，雖然目前二者合作較少，但AMC對P2P不良資產並非全然不感興趣。

一位AMC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之所以較少涉足，一個主要原因是AMC方面對P2P平臺的資產真實性與存在的法律風險障礙有較多擔憂。此次，隨著銀保監會召集四大AMC開會，協助化解P2P風險，監管部門這一明確清晰的表態將有助於減少AMC的顧慮。

“一些頭部P2P平臺的資產還是真實有效且優質的，一些資產出現逾期後，目前主要是在平臺內部‘轉債’，如果能夠獲得AMC協助，對於緩解平臺流動性有較大好處。”一位接近地方金融辦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

收購債權將成風險化解主渠道？

第一財經獲悉，此次銀保監會召集四大AMC開會，初步研討了將收購債權事宜作為協助化解P2P風險的主要措施，一位接近四大AMC的內部人士強調，這“只是初步研討”。

此前雖有一些地方資管公司曾和P2P合作過，但合作主要在於將資管公司及旗下產品搬到P2P上銷售。AMC參與P2P平臺的不良債權處置案例極少。

上述接近地方金融辦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限制了二者的合作。首先，AMC方面對P2P行業並不具有全面清晰的了解；其次，此前一些平臺資產與AMC價格有一些差異，雙方談不攏；最後，AMC對P2P資產真實性和法律上是否存在障礙抱有顧慮。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四大AMC有資產處置經驗，但民間金融資產複雜，涉及問題太多、難度較大。它們之前主要處置的是銀行的企業債務，個人債務處置難度大。

一位接近銀保監會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由專業公司來收P2P債權難度極大，不會成為P2P風險化解主渠道，但是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也未嘗不可。

該人士指出，目前對四大AMC及各省市國資資產管理公司而言，它們擅長的是收購大批發業務及額度較高的大公司不良債權，還有流動性出現問題的債權標的。而P2P則都是些零散的千元、萬元的標的，涉及人數卻達上萬人，四大AMC對此也缺乏相關經驗，小的AMC公司在這個領域更是欠缺經驗。因此，只能抱著實驗的態度探索處置的可能性。

不過，京東金融一位部門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近年來由於消費信貸業務增長快，一些資產管理公司也開始接觸小額、多筆的個人債權。AMC對於P2P債權並非全然不感興趣。

此外，上述接近銀保監會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收購過程中，有些債權是真債權、有些則是假債權，AMC公司在收購中需要慎之又慎，“在收購過程中，收到良性退出的P2P公司和真實有效債權的份額不會太大，因為如果能夠良性退出，P2P公司就自己做了，資產管理公司還需要有收益，成本太高；碰到假債權，AMC手段不足，反而是公檢法方面有更大優勢。”

一位接近四大AMC業務部門人士對第一財經表示，P2P最大的問題是債權債務關系都在網上，雙方互不認識，也就談不到了解資金用途，更不能監控資金流向，一旦有惡意欺詐行為，就難以追索。此外，跟企業債權相比，這個沒有風控措施，清收難度大，而且過於分散，成本高。

強監管釋放穩定信號

盡管AMC處置P2P不良債權面臨重重問題，但在業內看來，此次銀保監會召集四大AMC開會，釋放了明確的監管信號，也打消了此前AMC參與該行業的疑慮，亦有助於提振P2P的行業信心。

近期，監管部門密集下發P2P網貸風險處置文件，明確依法打擊轉移資金、跑路等惡性行為，此前，央行也要求，上報借本次風險事件惡意逃廢債的借款人名單至央行征信系統。

例如，近日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聯合召開網貸機構風險處置及規範發展工作座談會，提出了應對網貸風險的十項舉措，提出依法打擊轉移資金、跑路等惡性行為。

而在此之前，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下發的《關於報送P2P平臺借款人逃廢債信息的通知》指出，各地應根據前期掌握信息，上報借本次風險事件惡意逃廢債的借款人名單。

業內人士指出，上述債務人端的監管措施收緊，有助於加強AMC對P2P債權興趣。

上述接近金融辦人士表示，銀保監會召集四大AMC開會表現出的明確清晰的態度以及近期密集下發P2P網貸風險處置文件的行為，將有助於打消AMC顧慮及樹立行業信心。

他指出，一些平臺資產真實有效且優質，出現逾期後，目前是在借款人之間相互倒手，行業中稱之為“轉債”，一些平臺如果能夠通過AMC處置一些逾期或不良資產，對一些良性平臺的流動性改善有較大好處。

近期《人民日報》也發文指出，及至今年，部分企業資金鏈條相對緊張。這些在平臺上借款的企業，原本就是在正規金融機構難以獲得融資的企業，資金壓力更大，此時更容易出現違約。另一方面，隨著行業監管政策趨嚴，一些網貸平臺難以為繼，或被動或主動退出市場。

上述接近地方金融局人士表示，AMC轉債建立在良性平臺擁有真實資產基礎上，隨後才會與AMC產生轉債的價格問題，對於一些虛假標的龐氏騙局平臺，沒有資產就談不上轉債，也無法渾水摸魚。

北京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黨委書記、91科技集團董事長許澤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四大AMC協助互聯網金融行業化解風險，是政府釋放出的金融穩定信號，可以安撫市場不必要的恐慌情緒，提振信心。一方面，強監管政策頻頻發力，網貸平臺逐步出清走向合規發展；另一方面，“國家隊”入場是在凈化行業生態，在問題平臺退出的同時為行業的穩定運行保駕護航。這有利於切實發揮互金行業普惠金融的作用，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

托管、存管差異為AMC介入擺難題

在上述協助化解P2P風險研討會上，除了收購債權外，托管問題平臺也成為了四大AMC協助化解P2P風險的一大重點。另據媒體報道，此次會議最主要的決定是打通AMC也可托管處置P2P的通道。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目前P2P平臺多由銀行托管，不過，當前托管、存管概念界定混亂，權利義務不清。

根據市場公開資料整理，7月初至今，全國雷爆的上百起網貸平臺中，其中不少平臺涉及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而這些“雷爆”平臺中，不乏有平臺在銀行進行了存管，依然難逃“雷爆”命運。

業內人士指出，這些存管、托管的“雷爆”P2P平臺涉及虛假宣傳、被“隱去”的聯合存管模式以及“雙存管”等，真實、有效、受監管的銀行存管監管並不清晰。

此次讓四大AMC也參與托管P2P問題平臺，是否能緩解P2P存管、托管亂象？

上述接近銀保監會內部人士表示，中國的存管與國際上的存管是兩個概念，P2P賬戶存在銀行責任不清晰，無具體制度要求和監管規定，只靠合同約定的籠統條款，難以操作、更難監督，缺乏約束力。此外平臺很少配合存管銀行做資金安全保障和必要的信息披露。

他指出，國際上真正的托管不是目前一般意義上國內P2P存管的概念，資金提供方有很大權力，要求及時披露財產，要求托管機構做必要資金安全管理以及知悉資金運用。

他指出，國外托管與國內存管的差異，會造成AMC介入P2P平臺時拿不到多少有效的托管資產，如果資金不在托管人手上，投資人和借款端兩頭的管理也無從談起。他指出，成千上萬資金提供方，對P2P平臺進行托管管理是個浩瀚工程。在國內，目前監管部門對托管整體要求尚未提出細致安排，雖然國內托管業務規模大，但履行責任及合同細節不能完全保護資金提供方利益。

他認為，在國內托管規則與國際尚未接軌的大背景下，四大AMC參與P2P托管可以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例如國際上道富銀行雖然有完善的托管制度，但也沒有對千百元、小萬元金額賬戶進行托管的先例嘗試，在這種情況下，希望AMC可以在此背景下鍛煉自身托管能力，讓P2P托管實打實落地。

責編：黃賓

金融委部署化解兩類風險，對網貸平臺分類施策

新一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下稱“金融委”）成立以來，兩度聚焦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8月24日，國務院副總理、金融委主任劉鶴主持召開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專題會議。7月2日，新一屆金融委成立並召開首次會議，也是研究部署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等相關工作。

24日的會議主要關註兩類風險，一是網絡借貸行業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進展情況，二是上市公司股票質押風險情況。會議還研究了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的有關舉措。

今年我國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放在了三大攻堅戰之首，其中防風險的重中之重是金融風險，尤其是在當下一些宏觀經濟增長指標回落、金融風險顯性化的階段，加上中美貿易摩擦等外部因素。今年4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也顯著走弱，國內資本流出面臨壓力，股市比價疲軟，債市再爆違約潮，加之最近的網貸平臺風險頻發。這種情況下，金融委今年所做的事情將非常多。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中心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稱，今年金融委將緊緊圍繞兩大主線，一個是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一個是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網貸風險處置為第一議題

此次金融委召開會議，在8月下旬這樣的時間節點，把網貸平臺的風險處置作為首要議題，並且會議的目標非常明確，不是泛指互聯網金融，而是網貸平臺。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說明近期各地網貸平臺出現的危機，已經引起了國務院以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關註。

針對網貸平臺的風險處置，會議明確，下一步，要繼續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政策的節奏和力度，處理好短期應對和中長期制度建設的關系，紮紮實實做好工作。

具體來看，工作主要分為三方面：首先是做好網貸風險應對工作，要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各部門間的分工和責任，共同配合做好工作。其次，要深入摸清網貸平臺和風險分布狀況，區分不同情況，分類施策、務求實效。最後，要抓緊研究制定必要的標準，加快互聯網金融長效監管機制建設。

“網貸平臺註冊地是一個地方，但是投資者是全國性的，單純靠地方或者某一個部門來解決是不可能的。”趙慶明對第一財經稱，會議明確了處置網貸平臺的風險，需要中央和地方之間分工協作，做好配合。

尹振濤表示，P2P網貸平臺的風險整治需要經歷三個階段，首先是摸清問題，然後出臺整治方案，最後是驗收通過。從金融委會議的精神來看，目前監管者定性的網貸平臺還處於摸清問題的階段。

會議還提出，要分清情況，分類實施。“從這里可以看出，中央對網貸平臺的態度並非‘一刀切’，說明還是認可一些合法經營的平臺的價值，對於這一類平臺，要建立長效機制，讓其合法生存。”趙慶明說。

在尹振濤看來，所謂的分類管理，並不是根據業務模式分類，而是合規性的分類。即哪些平臺是合規的、哪些是可以通過整改進一步合規的、哪些是需要無風險退出的、哪些是已經涉及違法需要依法處置的。

“根據不同的類別，出臺不同的細則和規定，推進網貸平臺的整改和風險化解，最終實現去偽存真。”尹振濤對第一財經記者稱。

最後，會議提出要設立標準和長效機制。尹振濤表示，實際上這兩者的核心都是營造環境，通過建立行業內、跨行業的標準，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並且形成長效監管的環境。

最近幾個月來，各地P2P網貸風險頻發，成為當下金融領域一個重要的風險點。對此，國家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出臺了一系列的手段，緊急處置和化解風險。其中就包括了應對網貸風險的十項舉措，提出依法打擊轉移資金、跑路等惡性行為；監測資金流向，管控高管人員，引導問題機構良性退出；依法緝捕外逃人員，全力做好追贓挽損；回應和解決群眾合理訴求；嚴禁新增網貸機構等。

早在今年7月，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下一階段工作方案就已出臺，明確了時間節點，P2P網絡借貸和網絡小貸領域清理整頓完成時間，延長至2019年6月，其他各領域重點機構應於2018年6月底前，將存量的違規業務化解至零。

6萬億股權質押

在經歷了近三年的市場整治之後，資本市場場外杠桿大幅下降，目前主要的杠桿就是股權質押融資。根據華創證券統計，目前A股市場上有3400多家公司參加了股權質押，目前股權質押的總參考市值達6萬億元規模，占A股總市值10%左右。

回顧過去五年，2015~2017年是股權質押規模快速上升時期，其中2015年是股權質押規模增量最多的年份，質押市值49302億元，同比增長91%。今年以來共有1693家公司新增11224筆股權質押，股權質押規模8486.25億元。

針對股權質押風險，24日的會議提出，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要創造好的市場環境，鼓勵和幫助市場主體主動化解風險。要通過紮實推進改革開放，創造良好市場預期，維護金融市場穩定。

“目前資管新規等監管角度都出現了一些邊際緩和，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提供一些融資便利的途徑，幫助股權質押方和被質押方協同化解風險。”華創策略首席分析師王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A股市場股權質押風險整體可控，且處於風險逐月下行的趨勢。

他解釋稱，當市場連續下跌時，就會催生股權質押帶來的“螺旋式”下跌風險。可以從兩個維度對風險進行測算，包括高比例質押風險和高爆倉風險。

首先，從股權質押比例分布結果來看，目前A股中質押比例集中於30%~40%區間，質押比例超過60%的公司數量較少，超過70%的僅8家，高質押比例公司可能面臨更多的解押壓力，第一大股東高集中度的股票質押發生風險或給上市公司造成較大流動性損失。

其次，根據測算，以跌至平倉線的下跌空間排名來看，休閑服務（14.53%）、國防軍工（14.08%）、銀行（13.67%）及商業貿易（13.06）下跌至平倉線的“安全空間”較大，在市場調整下股權質押爆倉風險相對較小，而采掘（9.83%）、通信（9.91%）、電子（9.91%）及建築裝飾（10.15%）等下跌空間較小，屬於高爆倉風險行業。

“以采掘為例，如果行業指數下跌10%，股權質押就有爆倉風險。但需要註意，指數不同於個股，而且從年初以來已經下跌了20%左右，再跌10%的概率是相對比較低的。”王君稱，6月、7月單月風險是比較高的，不過近期調研發現，已經有券商和上市公司在交流，共同利用各自的資源關系，協助上市公司補倉降低風險。所以從實際來看，風險也在有所緩解。

據他統計，股權質押的解押時間集中在未來兩年，2020 年以後股權質押到期規模逐漸減少。未來一年（2018.7~2019.6）質押到期規模為1.86 萬億，約為整個A股市場總市值的3%。各月度存在的已有質押壓力呈總體下降式分布，2019年上半年解押壓力逐漸減弱。

進一步深化改革

會議還研究了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的有關舉措。會議強調，要進一步深化資本市場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突出矛盾，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會議指出，要抓緊研究制定健全資本市場法治體系、改革股票發行制度、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質量、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立統一管理和協調發展的債券市場、穩步推進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拓展長期穩定資金來源等方面的務實舉措。

具體有哪些舉措呢？26日的網易經濟學家夏季年會上，證監會主席助理張慎峰已經對此作出詳細解答。他在上述年會發表公開演講時表示，下一步的工作具體包括五個方面。

首先是堅持以改革為主線，夯實基礎制度。積極推進上市公司並購重組，完善發行審核和並購重組監察機制，進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和透明度。抓緊推進股份回購、員工持股等基礎性制度改革。修訂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研究建立上市公司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ESG）報告制度，全面提升上市公司質量。推動落實公募基金參與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賬戶試點。

二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加快推動證券行業放寬外資股比限制政策的落實落地。進一步優化滬深港通交易機制。抓緊推進滬倫通各項準備工作，爭取年內推出。積極支持A股納入富時羅素國際指數。修訂QFII、RQFII制度規則。推動更多的已上市期貨品種對境外交易者開放。

三是規範發展私募基金市場。加快推動出臺《私募投資基金管理暫行條例》，修訂出臺《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進一步健全創業投資基金差異化監管機制，優化創業投資基金發展環境，不斷提升私募基金行業規範運作水平，更好支持創新創業。

四是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範化解工作。在金融委的統一指揮協調下，堅持“穩”字當頭，努力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為服務實體經濟、深化資本市場改革開放提供堅實保障。

五是強化依法全面從嚴監管。加強上市公司和各類證券期貨機構監管，強化稽查執法力度。充分利用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大力提升監管科技化智能化水平。

責編：任紹敏

證監會：強化監管，切實防範化解區域性股權市場風險

8月30至31日，證監會在四川省成都市組織召開區域性股權市場規範發展座談會，證監會黨委委員、副主席閻慶民出席並講話。

閻慶民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把發展直接融資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紮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黨的十九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服務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補”，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擴大股權融資占比，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要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的十九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精神以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資本市場的重要論述上來，不斷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覺悟，統一思想，深刻認識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的重要意義，把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實處。

閻慶民表示，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和實踐，區域性股權市場發展初具規模，成為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初步建立了制度框架、形成了系統有序的市場生態、發揮了扶持小微企業的作用、建立了協同監管工作機制。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區域性股權市場作為新生事物，還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區域性股權市場實現規範健康發展，要夯實基礎，練好內功，做到“六個著力”，不斷提升服務小微企業的能力和水平：一是著力做精股權融資業務，二是著力提升專業服務能力，三是著力發揮普惠金融功能，四是著力提升掛牌公司質量，五是著力搞好市場基礎建設，六是著力發展合格投資者。

閻慶民強調，要強化監管，切實防範化解區域性股權市場風險。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是三大攻堅戰之首，證監局要責無旁貸地把區域性股權市場監管工作當做分內之事，既支持地方做好監管工作，又要嚴格落實好各項政策要求。地方金融監管部門要切實扛起日常監管主體責任，組織開展現場檢查，依法查處違法違規，承擔風險處置責任。證監局和地方金融監管部門要對問題和風險增強敏感性，做到早發現、早處置、早預警，加強信息溝通交流，著力提升監管效能，及時防範化解風險。

閻慶民要求，證監會近期將重點在信息系統規範、轉板合作對接、專業機構參與、自律管理服務等方面推進區域性股權市場規範發展。地方政府要切實按照國務院文件要求，將區域性股權市場作為小微企業扶持資金的綜合運用平臺，通過貼息、擔保、設立引導基金或股權投資基金等多種方式扶持小微企業。各方要創造條件，積極營造有利於區域性股權市場規範發展的有利條件和良好環境，協力促進區域性股權市場規範發展，為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服務實體經濟作出更大貢獻。

四川省有關領導同誌出席會議並致辭。

在會上，證監會有關司局解讀了區域性股權市場監管政策，中國證券業協會介紹了自律管理情況及後續工作安排，部分與會的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區域性股權市場運營機構進行了經驗交流。

本次座談會是證監會組織召開的區域性股權市場首次全國性會議。國務院有關部委相關司局、證監會有關部門（單位）負責同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金融監管部門、證監局負責同誌，全國34家區域性股權市場運營機構負責人參加了會議。

責編：顧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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