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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陳——一個製造業企業家的命運 B座12樓

http://xueqiu.com/3495536609/24604659
昨天去看了一家企業，一家做危化品壓力容器的工廠。

　　老闆姓陳，敦實憨厚，寸頭、黝黑，襯衫領子敞開至第二粒紐扣，褲腰別鑰匙一串。

　　老陳是我的遠房親戚，鉗工出身，94年創業，夫妻二人白手起家，05年以後，漸漸在業內打出了知名度，杭汽輪、民生藥業都成了他穩定的客戶，企業的年產值都在1500萬以上，40左右的毛利率，60多個工人，還有11畝的自有土地和7000平方的廠房。算不上大成，在當地也算得上是創業成功的典型。

　　壓力容器這個行業沒有特別的技術含量，設備是關鍵，老陳的企業雖然每年都盈利，但大部分的資金都投到了土地、廠房和設備上了，自己並沒有過上別人想像中的富裕生活，房子倒有兩套，一套自住，另外一套留著給兒子當婚房。

　　得插一句。很多沒有做過企業的人，總以為一個創業做企業的人，一旦掛上總經理、CEO的頭銜，就和香車寶馬賓館酒樓聯繫起來了，殊不知，經營企業也許是世界上最最苦逼的活計了。不說體力上的累，光是每天要讓你做決定的一大堆不確定就足以讓你精神耗盡。最近「正和島」的「每日一問」在討論企業家最重要的性格是什麼，各種答案都有，激情、樂觀、堅強、韌性、鈍感等等，這些都很重要，要我來說的話，如果只能有一條，那就是勇敢。創業就是在有限資源和無限夢想之間尋找一條最短的路徑，它的最大特點就是不確定性，所以每走一步都是一次選擇，產品、模式、團隊都是由一次一次的細小選擇決定的，而選擇就意味著對未知風險的承擔。關於創業者的性格，如果還要再加上一條，那就是堅持。

　　老陳的企業還有一個特點是，訂單模式，客戶在簽訂合同以後，一般只預付30%的款項，交貨後再結清剩餘款項的60%，餘下的10%要做質保金。所以，每個單子自己還要再墊資30%。

　　問題就在這裡。這個30%就決定了老陳企業的現金流命脈，上游的鋼材企業很強勢，到款才能提貨，下遊客戶也得罪不起，經常要拖款，一不小心，餘下的10%還收不到。

　　一邊是材料要墊資，一邊是設備要升級、廠房要擴建，所以，老陳就向銀行貸款，11畝土地+2000平米有房產證的廠房，評估後抵押貸款500萬，又通過和當地一家企業互保貸到500萬。

　　但就是這互保的500萬，最後要了企業的命。今年上半年，那家互保企業突然倒閉了，銀行馬上追索到老陳這裡，先是起訴，又是封賬號，老陳被迫陪了500萬。但企業還得要經營，怎麼辦?民間融資!

　　聽說我在做投資，老陳輾轉找到我，讓我幫他想辦法。昨天，在老陳廠裡待了半天，一遍梳理之後，結論還是無解。到今天這個地步，老陳已經沒有一樣可以用來作價的資產了，連兒子的婚房也都過戶給了別人，破產只是遲早的事情。

　　一個勤奮敬業的企業家，怎麼就會淪落到這樣的田地呢?我想老陳自己也會有很多的納悶，就像當年胡雪巖手握1000萬兩的巨額現銀怎麼就鬥不過英國人的洋行呢，或者，李鴻章號稱世界第五的北洋艦隊怎麼就干不過日本人呢?

　　我們可以把老陳的失敗歸咎於互保這種邪惡的制度，歸咎於老陳在設備廠房上的一再投入，歸咎於企業的經營能力不足、技術水平低下，等等，但最根本的是，靠資金、靠設備投入這樣的模式，已經不足以支撐一個企業的發展了，老陳的企業家素養也已經不符合這個時代的要求了。它的出局，雖然悲壯，卻是必然。

　　30年前，一個鐵匠可以成為魯冠球，倒賣大豆可以做到王石，我接觸很多60上下的企業家很多都是早期的手工業者，有做木匠的、搞機修的，計劃經濟下的不安分份子和手工業者成為了中國的第一批企業家，那是時勢使然。老陳的年齡應該算是第二代企業家了，有一技之長，也同樣勇敢，所以他也能將企業帶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流水已逝，他卻還赤腳站在原來的水中求他的劍。

　　特別認同不知誰說的一句話，無論是創業還是投資，有兩點同樣重要：1、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2、能扛到那一天。

那些因被長期羈押而出局的企業家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6862.html

「遲來的正義是非正義」，這句話對於被長期羈押的企業家來說，無疑是一種鑽心的疼痛。長期羈押的企業家在等待審判結果過程中往往焦灼無比，身心疲憊。無論審判結果如何，他們似乎難以逃脫「家破」，甚至是「人亡」的命運。

太子奶創始人李途純翻盤 被拘15月後無罪釋放

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挪用資金罪、職務侵佔罪而被檢察院拘留長達15個月的李途純，最終因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等，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區人民檢察院發出不予起訴的文件。只是，15個月過去，曾經一手創辦的太子奶已易手他人，與他已沒有任何關聯。以近乎生命的代價，他沒有能夠阻止太子奶的破產重組。

張克強被羈押900多天 嚴重超期

從2011年1月14日失去自由算起，身陷鹽湖股權案的福布斯富豪、華美集團總裁張克強已經在云南省看守所度過了900多天，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他住在看守所的日子將達到4位數。據看守所通報，一審宣判可能還要拖到10月份，且不排除會繼續延長。律師稱，「這已是嚴重的超期羈押了。」

企業家投資失敗從人大代表變階下囚 自稱湖北李途純

2003年，浙江商人李家巨受隨州市招商引資邀請，聯合出資5000萬元收購了湖北鐵樹紡織印染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鐵樹集團)；2008年，鐵樹集團以8122萬元的價格被隨州市國資委回購；2010年，隨州市轉手將鐵樹集團廠區186畝土地以3.6億元賣出，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地王」。此後，李家巨相繼因合同詐騙、職務侵佔的罪名被調查拘留，等到200多天后李家巨「無罪釋放」從看守所出來，他的10年隨州行也幻化成了「竹籃打水」。

 

企業家賣廠房被指詐騙 承諾交4600萬換無罪釋放

作為煙台匯和絲綢公司老闆，邱照軒6年來一直陷身於新橋集團的糾葛，並付出不菲的代價：在看守所被關了整整21個月，被煙台芝罘區法院以合同詐騙罪判處15年有期徒刑。在承諾放棄新橋4600萬元拆遷補償之後，邱照軒在2008年12月被煙台市中院二審宣告無罪。邱照軒案被網友稱為「中國首例綁票判決拆遷案」，是透視失范的地方公權力「圍追堵截」民營企業家的典型樣本。

 

女企業家喬紅霞奇案：被羈押5年重獲自由

甘肅女企業家喬紅霞案件更可謂是一波三折。喬紅霞與青島澳柯瑪銷售公司之間因貨款及返利等問題產生糾紛，澳柯瑪先在青島起訴了喬，喬隨後在甘肅起訴了澳柯瑪。蘭州中院、甘肅高院很快兩審審結，均判喬紅霞勝訴。青島中院在甘肅高院對喬紅霞的民事判決已經生效的情況下，仍然對該案進行審理，並以詐騙罪判處喬紅霞無期徒刑。「兩高」在兩地「議員」的壓力下，撤銷了兩地的判決，並指定由天津司法機關管轄，經補充偵查，天津檢方認為該案不構成犯罪，將該案退回青島市公安局。此時，喬紅霞已經被羈押三年多。而按照法律程序，青島市公安局應當立即撤銷案件，無罪釋放被長期羈押的喬紅霞，但青島市公安局在已經作出取保候審的情況下，「委託」澳柯瑪方面繼續把喬「關」在青島某賓館內，將其變相羈押。一直到2007年6月13日，喬紅霞才被無罪獲釋。

鐵本集團十年一夢 戴國芳中年待業

戴國芳，原鐵本公司董事長，經歷了漫長的近四年羈押。其於2004年4月被捕。2009年4月17日，戴國芳被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虛開用於抵扣稅款發票罪」，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刑期剛好與其被羈押時間一致。據公開披露的信息，2004年當中央檢查組還沒有完全開展工作，戴出「破財消災」的天真想法，向檢查組遞交了一份「自查報告」，報告中承認「我公司虛開發票近2億元，抵扣稅額近2000萬元。」，第二天他又馬上將抵扣稅款補繳給當地國稅局。而法院最後認定戴的犯罪事實也基本上就是戴的自查報告，還認定其因積極補繳稅款，有立功表現，因此減輕處罰。最初外界對戴國芳和鐵本的未來曾有多種想像：有的說他打算繼續辦鋼廠，還有的說當地政府會給他幾千萬幫他重振旗鼓，後來證明都是空穴來風。一位匿名的當地銀行負責人說，「事情都過去五年了，因為鐵本的事銀行行長都換了幾任，他要東山再起比較難，誰還敢給他貸款？」

顧雛軍被羈押超兩年 多次提取保候審未獲批

顧雛軍，科龍前董事長，2005年7月28日被羈押，該案自2006年12月在佛山市中院結束庭審後，2008年1月30日才作出一審判決。而包括顧雛軍在內的該案九名被告已被羈押逾兩年半。通過知情人提供的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瞭解到，被告人劉義忠、嚴友松、張細漢、晏果茹、劉科均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而被告人曾俊洪更是被判無罪。也就是說，這些被告的羈押期限已經遠遠超過法院判處的刑罰期限。該知情人透露，在羈押期間，顧和其他的被告曾經多次提出取保候審申請，但是未獲批准。

趙新先與三九的興衰:成也蕭何 敗也蕭何

趙新先，原三九集團的掌門人，2005年11月21日以涉嫌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刑事拘留。直到2007年2月14日，深圳市羅湖區法院才開始開庭審理。2007年8月10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濫用職權罪判處被告人趙新先有期徒刑一年零十個月，此時，趙新先的刑期將近結束，一個多月後，趙新先就出獄。

俄羅斯首次經濟特赦 轉軌期企業家的罪·罰·赦

http://www.infzm.com/content/93202

為了激發國內的經濟活力，俄羅斯對經濟犯罪首次進行特赦。但這個一再「縮水」的特赦方案能否重振俄羅斯經濟，能否重建俄羅斯社會對法治的信心，依然有待觀察。

2013年7月4日，俄羅斯開始實施為期6個月的經濟特赦。

這是俄羅斯第一次經濟特赦，旨在提升商業環境。特赦對象是經濟活動中第一次被判刑的罪犯、嫌犯或被告，涉及俄刑法和民法中與企業活動相關的27項罪名。儘管最後實施的方案比最早的提案縮水不少，但依然影響了數千俄羅斯商人的命運。

俄羅斯總統企業家權益委員會負責人鮑裡斯·季托夫（Boris Titov）向當地媒體透露，截至2013年7月底，一共赦免了87人，其中釋放了3名服刑犯，解除了對13人的隔離審查，免予處罰10人，停止對61人進行預審。為獲特赦，經濟罪犯已歸還國家財政和受害人經濟損失4300萬盧布（約合超過8000萬人民幣）。

「翻過1990年代的篇章」

在「特定案件」中的犯罪指控，用季托夫的話說，成為了「奪取財富」的一種手段。僅僅2009-2012年間，「不少於60萬人被指控，110924人被定罪」。

季托夫是此次特赦的發起人。他生於1960年，父親曾是俄羅斯外貿部的官員。

自1983年畢業於莫斯科外交學院國際經濟學專業後，季托夫在俄羅斯對外貿易協會工作了6年，之後開始經商。

季托夫親歷了蘇聯解體，也懂得俄羅斯商人的生存處境。2005年開始，季托夫開始涉足政界。在普京政府任職以前，他是非政府組織遊說機構「商業俄羅斯」的領導者。

2012年，普京再次當選總統時，定下了一項改善國內商業環境的任務。這其中包括，要將俄羅斯在世界銀行投資環境指標的排名在五年內從第120位提高到第20位。為了這一目標，普京設置了一個專門的機構來保護企業家的利益，使其免於政府官員的干擾。這個機構就是俄羅斯總統企業家權益委員會，當年6月，季托夫被普京任命為該委員會負責人。

普京直接指導該委員會的工作。在當地媒體報導的一次與委員會的座談中，普京描述了後者的工作任務，「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季托夫和委員會不要參與商業利益遊說，保護那些事實上已經觸犯法律的人，而是主要致力於幫助那些權利受損的企業家，幫助恢復他們的合法權利。我可以肯定地說，很不幸，這類情況很多，有許多工作要做。」

上任不到一年，2013年5月初，季托夫就拿出了一份關於經濟特赦的方案，建議國家杜馬（即俄聯邦會議的下議院）在企業家節（5月26日）宣佈特赦經濟犯。在他看來，特赦將確保「一個穩定和增長的經濟」。

季托夫對俄羅斯《生意人報》解釋說，赦免是「翻轉寫於荒蠻的1990年代的歷史篇章」。按照他的說法，那一時期「遊戲規則由概念而非法律來解釋」。他認為，「那一時期商人們成為和不公平競爭鬥爭的犧牲品——這些鬥爭經常是在法庭畫下句點。」

在1990年代蘇聯解體進行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中，私有化成為事實上最為重要的關鍵詞，幾乎所有國有資產都落入私人手中。但這場倉促的私有化是如此混亂而沒有規則，招致諸多不滿，並給政治勢力提供了各種理由。

這被克里斯蒂婭·弗里蘭描述為「古怪的資本主義」。這位前《金融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在她記錄這場大變革的《世紀大拍賣》一書中寫道，「在這個社會中，每個商人都可能是潛逃的罪犯。那是前克格勃官員的天堂，是他們以高尚的法治的名義實施國家控制的最佳環境。」

尤其是2000年普京上台後，一度對寡頭們非常強硬，某種程度上是順應民眾呼聲，但也被普遍評價為暗含別的心思。

在「特定案件」中的犯罪指控，用季托夫的話說，成為了「奪取財富」的一種手段。僅僅2009-2012年間，「不少於60萬人被指控，110924人被定罪」。很多情況下，「受害人沒有出現，他們卻受到法律制裁」。

在季托夫看來，雖然「已經展開了經濟領域犯罪立法更加人性化的工作，稅法得到修訂，鼓勵商業的措施更加透明」，但過去十年俄羅斯商人們的處境並沒有改善。

普京的轉變

「此後法律已經做了大幅修正，如果以今天的法律來衡量，許多商人本來就不應該進監獄。」這一次，總統表現出更急切的心情，普京在演講中呼籲國家杜馬在夏季假期到來之前通過該特赦。

其實，俄羅斯政界對於經濟特赦的呼聲已久。俄自由民主黨早在2012年4月就向國家杜馬遞交議案，建議赦免「經濟犯」中的未成年人、18歲前犯法的人，多子女、懷孕以及55歲以上的婦女、60歲以上的男性、有3歲以下孩子的男性案犯和殘疾犯人等。當時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隨後的「開放政府」會議上也表示，將向國家杜馬建議近期內大赦經濟犯，但最後並沒有結果。

民眾對特赦的態度，則呈現出巨大分歧。2013年5月18-19日，俄羅斯輿情中心在42個地區選取1600位居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33%的人支持，36%的人反對，還有31%的人未表態。

但這一草案還是獲得了俄羅斯國家杜馬的支持。同月，國家杜馬發言人謝爾蓋·納雷什金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部分支持季托夫關於特赦經濟犯的提議。「一些人認為那些所謂的經濟犯們可以並應當被特赦。另外還有些經濟犯們應該繼續服刑。」不過，他同時還表示，「為了理解這兩部分的比例，我們需要做更細緻的研究。」

季托夫的這一提案也提交給了普京，可是根據媒體報導，普京認為「太粗糙」，且準備不夠充分。比如，普京指出草案所涉及的在押商人裡，包括了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材料的軍火走私犯，顯然不妥。他建議重新起草，把赦免條件規定清楚。

普京的這番表態，被外界解讀為反對特赦的信號。

根據俄羅斯憲法規定，國家杜馬具有做出大赦決定的權力，既不需要聯邦委員會（上院）的允許，也不需要總統簽字。也就是說，即使沒有普京的支持，特赦也可以進行。

事實上，1994年，俄羅斯國家杜馬曾通過一項政治大赦，當時的總統葉利欽既沒有支持，也沒有反對，而是採取默認的態度。

不過，在前一次表態之後不到一個月時間裡，普京的態度逆轉。2013年6月21日，他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宣佈將大赦經濟犯罪。

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年度經濟事件之一，有著「俄羅斯達沃斯」之稱，聚集了來自幾十個國家的數千名代表。2013年第17屆論壇的主題為「尋求建立新的全球經濟體系」。

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們對普京的宣佈報以掌聲，媒體普遍解讀為普京正在力圖改善俄羅斯投資環境。

「此後法律已經做了大幅修正，如果以今天的法律來衡量，許多商人本來就不應該進監獄。」這一次，總統表現出更急切的心情，普京在演講中呼籲國家杜馬在夏季假期到來之前通過該特赦。

半個月後，7月2日，國家杜馬以298票贊同、1票棄權、無票反對的表決結果，一天三讀通過了普京總統提出的經濟特赦令。

寡頭沒有心情投資

「普京這次總統任期所遇到的困難是空前的，在外部投資難以增長的情況下，必須通過大赦來增加國家經濟的內部活力。」

「普京現在面對經濟、政治上的重大選擇。如果不大赦由於1991年經濟自由化引起的寡頭和民眾的敵對情緒，那麼寡頭也沒有心情在俄羅斯進行深入投資。」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研究大學卡港諾夫教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是俄羅斯世界和平基金會董事，也是前國安會秘書長伊萬諾夫的好友。

無論是經濟的穩定還是增長，都缺乏刺激，這是俄羅斯目前面對的現實。而在普京第二次就任總統以來，俄羅斯已經出現了一股有錢人的移民潮。

「普京這次總統任期所遇到的困難是空前的。」俄羅斯外交部亞洲司前司長、現為世界和平基金會副主席、負責普京在非政府活動方面的全面協調工作的托拉拉雅說。在他看來，國際非政府組織認為俄羅斯的人權狀況在退步，外部投資必將受到影響，必須通過大赦來增加國家經濟的內部活力。

俄羅斯商業環境不容樂觀，越來越多的政界人士都很清楚這一點。在2013年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長別洛烏索夫說，2013年1至5月俄經濟增速僅為1.8%，他認為投資下降是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俄羅斯總統助理納比烏林娜也在論壇上表示，俄羅斯經濟增速若想保持5%以上就必須大力改善國內投資環境。

此時，極度依賴能源產業的俄羅斯正面臨著轉型的壓力。

現今的俄羅斯首富阿利舍爾·奧斯曼諾夫（他不僅投資於俄羅斯傳統的能源產業，還是美國著名社交網站Facebook最大的海外股東），在接受莫斯科獨立電視台採訪中就提出，俄羅斯寡頭需要進行一次投資創新，但前提是國家必須在對寡頭和獨立企業經營人的管理上進一步放鬆。在他看來，俄羅斯需要在創新產業上進一步鬆綁，這樣才能夠在外資投入沒有增長的前提下，保持內部的活力。

特赦的「減法」

欺詐、挪用和造成財產損失，是過去俄羅斯經常用來對付商人們的「大棒」。但在此次特赦中，這些罪名大多不包括在內。

不過，普京在演講中同時宣佈，特赦將只適用於那些第一次犯罪的人。這意味著，他已經就特赦範圍做了一次減法。

最後執行的特赦，在國家杜馬又做了一次減法——根據俄羅斯總統企業家權益委員會提供的數據，目前一共有110924人因為經濟犯罪而被判刑，他們最初的建議是，特赦涵蓋53種經濟罪名，基本覆蓋到這11萬人。但最後通過的特赦方案，只適用於刑法規定的27種犯罪行為，罪名幾乎收窄了一半。

在俄羅斯有關經濟犯罪的罪名中，最有爭議性的是刑法第159條所規定的罪名（欺詐）、第160條（挪用）和第165條（以欺騙或者不守信用造成財產損失）。這三條均包含在俄羅斯總統企業家權益委員會的赦免提案中，但只有159條中的部分情況進入了最後的赦免方案，其餘兩個罪名均不在特赦之列。

欺詐、挪用和造成財產損失，是過去俄羅斯經常用來對付商人們的大棒。甚至連反對派領導人阿列克謝·納瓦爾尼也是因此挨打——他被指遊說一家木材公司簽署不利協議，導致該公司損失約人民幣30萬元，並被控盜竊該公司價值約人民幣319萬元的資產。2013年7月14日，納瓦爾尼被判處5年監禁，隨後又暫時獲釋，但是與這次經濟特赦無關。

俄羅斯經濟界最著名的挨打者，則是前俄羅斯首富、石油公司尤科斯總裁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他能否得到特赦，成為俄羅斯社會眼下的關注焦點所在。

經濟特赦實施前一週，霍多爾科夫斯基在獄中迎來了50歲生日。十年前，霍多爾科夫斯基和合作夥伴被捕，之後被指控詐騙和逃稅，判刑8年。他們兩人本應在2011年出獄，但是在2010年12月再次被指控侵吞超過2億噸石油和洗錢，加判6年。很多人認為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京及其支持者操縱了這些判決，從而使霍多爾科夫斯基這位政治上潛在的敵人喪失自由。

不過，2010年的第二次指控，使得霍多爾科夫斯基直接被排除在特赦範圍之外。因為他並不滿足普京公佈的特赦條件——只適用於第一次犯罪的人。

北京時間2013年8月6日下午14點，霍多爾科夫斯基針對他的第二次審判，向俄羅斯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但當天就被駁回，只不過爭取到了減刑2個月。

在5月初提出特赦提議時，季托夫曾經希望影響到11萬人，但在7月末，他不得不改口說「數千人將重獲自由」。

比一次特赦更重要的

「如果他們不能這麼做，任何特赦商人的做法都是沒有意義的。」

特赦只是一次性的動作，但是真正積極的影響，是司法實踐能否有相應的變化，因為這決定了人們獲釋之後是否會繼續他們的商業活動、創造新的工作崗位——企業家是否會擴大他們的生意。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公司和市場分析研究所主任Andrei Yakovlev接受俄羅斯媒體採訪時如此表示。他說，2000年前後，很多人因為捏造的指控被監禁，接著有人搶奪他們背後的財產。

不過，俄羅斯經濟特赦正式實施一週後，在一場匪夷所思的死後審判中，已故律師謝爾蓋·馬格尼茨基被判有罪，這給經濟特赦蒙上了陰影。

2008年，在俄羅斯警方涉嫌參與2.3億美元稅務欺詐的庭審中，作為代理律師的馬格尼茨基指證警方實質上沒收了他客戶的公司，並利用這些公司開展騙稅活動。此次指證後不久，馬格尼茨基被指控逃稅，未經審理就被監禁了11個多月，直到因併發症於2009年末死於獄中，年僅37歲。

此事曾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2012年1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馬格尼茨基法案》，拒絕對那些被控違反人權的俄羅斯人發放簽證，並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眼下，對馬格尼茨基的這場判決再度引起了質疑。

全球化問題研究所主任米哈伊爾·傑利亞金就公開對特赦的效力表示懷疑。在他看來，一方面，應該要更加依法辦事，確保將來人們是因為事實上的犯罪被法院傳訊；另一方面，政府官員要停止對經濟事務的干預，同時不再濫用稅收系統來恐嚇商人。「如果他們不能這麼做，任何特赦商人的做法都是沒有意義的。」

走出牢獄的企業家們究竟有何改變 東方愚

http://www.zhanghua.cn/?p=5282

企業家	原企業	出獄時間
蘭世立	東星	2013
顧雛軍	格林柯爾	2012
李途純	太子奶	2012
張海	健力寶	2011
黃宏生	創維	2010
唐萬新	德隆	2009
陳九霖	中航油（新加坡）	2009
龔家龍	天發	2008
戴國芳	鐵本	2008
趙新先	三九	2007
闞治東	南方證券	2006
胡志標	愛多	2006
鄭俊懷	伊利	2008
管金生	萬國證券	2003
吳勝明	個體戶	2003
喬贏	紅高粱	2003
孫大午	大午	2003
禇時健	紅塔	2002

 

據《21世紀經濟報導》稱，曾被稱為「中國民營航空第一人」、「湖北首富」的蘭世立已於2013年8月7日出獄。蘭世立3年前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他在服刑期間喊冤稱「不能把民企當成豬一樣殺肥了就殺掉」，甚至從獄中傳出一封 「絕筆信」。

粗略數下最近十多年入獄又出獄的企業家或經理人，知名的就有十八位。其中最近兩三年出來的，除蘭世立之外，還有顧雛軍、李途純、張海、黃宏生等人，早些年出來的則有禇時健、孫大午、喬贏、吳勝明等人。

鐵窗富豪出獄後的行蹤分別是怎樣的？十年間，他們的罪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牢獄之災究竟對他們有怎樣的改變？

 

體制內外有別，重操舊業者多

十八人當中，有五人嚴格意義上說不能稱之為企業家，而只能說是國企經理人。他們分別是紅塔集團前董事長禇時健、萬國證券前總裁管金生、南方證券前總裁闞治東、三九集團前董事長趙新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前總裁陳九霖。

管金生選擇淡出了公眾視野。但他作為中國證券界「教父」級的人物，江湖地位還在，有機構向他發出邀請，他答應了。於是一邊養老，一邊做起財經顧問。他最近也是罕見的一次參加公開活動，是在2013年7月18日一場講述萬國證券歷史之新書的發布會上。管金生見到多位其萬國舊部時笑容可掬。

與管金生不同，闞治東選擇重返資本江湖，玩轉股權投資，一邊是挑選華銳風電這種超級項目，一邊與各省市地方政府結盟。他的個人品牌同樣還在，加上熟悉體制內的遊戲規則，官員們喜歡，國內外各種機構信任，可謂一拍即合。

陳九霖出獄後做過擬上市公司的財經顧問，也玩過股權投資，後來成為央企子公司葛洲壩國際工程有限公司眾多副總經理中的一位。但他現在更喜歡講段子、做「微博紅人」、「創業導師」；不久前說有一位「大老闆」，請他「搞一個30億美元能源基金」，不過要等牟其中出獄後一起搞。

趙新先選擇回歸醫藥業，加盟南京小營藥業集團。這家企業的前身是隸屬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的一家藥廠；趙新先是軍人出身，三九集團前身也是隸屬解放軍總後勤部的一家藥廠。

也就是說，五位國企經理人中的四位，出獄後或是不同程度地與體制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或是利用自己在體制內的餘溫獲取資源。而唯有禇時健這位出獄時已經74歲的老人，選擇遠離喧囂，種起橙子，把果園視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乾淨的土地。

剩下的十三位民營企業家，他們出獄後的想法大多是「離政治越遠越好」。孫大午走向企業幕後，甚至愛上了考古；連一向張揚的健力寶前總裁張海，也刻意保持低調，幾乎無人知道他的去向。

中國民營企業家沒辦法做到獨善其身，不可能與政治絕緣，但他們應當盡力做到和政治保持距離，或是繞道而行。對於蹲過監獄的商人而言，他們尤其明白這一點。

天發石油創始人龔家龍曾被稱為「中國民營石油第一人」。現在他仍對資源行業情有獨鍾，不過戰場不再是國內，而是海外。他聯合其它資本買下加拿大一油氣公司，並興致勃勃描述他未來的資源王國「有石油，有鉀礦，也有鈾礦，甚至還有玉石。」

和龔家龍一樣重操舊業者的出獄富豪佔到多數。當年赫赫有名的鐵本鋼鐵創始人戴國芳於三年前創辦江蘇德龍鎳業有限公司，目標是「打造中國乃至世界最大鎳鐵生產基地」。

如果說在資源行業東山再起難免再在政商關係上遭遇牽絆的話，像紅高粱快餐創始人喬贏等一樣回到充分競爭行業者，如果在商業技能上避開政策雷區，或許真的能夠做到「在商言高」。

如果要論「正能量」，或說出獄後取得成績大小的話，創維集團創始人黃宏生最值得一提。在香港監獄服刑的經歷改變了他的性格——從一個原先極權、霸道、自我的企業掌門，蛻變為懂得授權、善於分享、熱衷激勵的「隱形船長」。

黃宏生出獄首年，在全球彩電量萎縮的背景下，創維營收卻大漲34%；他更是推動通過分拆上市的方式（擬將一家上市公司拆為三家），給團隊內部創業的機會。最新的消息是2013年8月6日，外界猜測良久的創維機頂盒業務分拆上市方案出爐。

 

控制不住的咆哮，適可而止的討伐

相比前些年出獄者的低調，最近兩年出獄的幾位都可以稱之為「咆哮哥」。蘭世立在獄中實名舉報武漢市副市長，稱地方政治玩弄東星航空於股掌之間；格林柯爾系創始人顧雛軍出獄後更是戴上自制「草民無罪」的高帽召開新聞發佈會，舉報包括前證監會副主席在內的四名高官；太子奶創始人李途純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濃，其多位家人受到迫害，自己到牢裡轉了一圈後被判無罪，他不依不饒，舉報湖南株洲市副市長……

他們為什麼咆哮？皆因政商關係惡化是其落馬的助推器。這與他們是否清白無關，而是說另一種可能性：如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沒那麼劍拔弩張，至少入獄時間不會那麼早，或者在牢的呆的時候不會那麼長。

什麼樣的土壤孵化什麼樣的種子，「企業家身上都是有原罪的」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共識。縱觀十八位企業家入獄時大體所處的三個不同階段，是瞭解時代和牢獄如何改變他們、出獄後他們如何改變自己的另一個視角。

第一個階段是十年前，有別於1980年代個體戶吳勝明因為「投地倒把」就被判處死刑（後改判，2003年出獄），經過1990年代的野蠻生長後，由於摸不準法律法規的邊界而入獄成為「潮流」。

孫大午和喬贏屬於那一波，二人的罪名皆為「非法集資」。孫大午事件當年引發大討論，並最終促成了私有財產入憲。

第二個階段是2006年前後，中國經濟狂飆猛進，證券市場也是一路高歌。民間商人與地方政府都看到「大產業夢」並不遙遠。一些商人的理念是「產值與利潤壓倒一切」，有人則信奉「金融掌控世界」。但他大都沒有預料到的是中國的市場經濟人治成份濃烈，在利益面前沒有絕對的均衡，「多輸」於是成為家常便飯。

戴國芳和唐萬新便是這一類型的典型輸家；但輸家絕不僅僅只是他們。

第三個階段是2009年至今。中國在全球金融海嘯中表面上風淡云輕，實際上卻可能是受傷最重的。因為在屏蔽外界衝擊力的過程中，行政部門之「有形之手」得以冠冕堂皇地越伸越長。當越來越飢渴而凶悍的全球性金融與產業資本來到 面前，中國的政治家和企業家們在都視其為可以磋商、可以利用、可以與第三方制衡的盟友。然則一旦交惡，最先出局者定是民企。

李途純和蘭世立則是在這一背景下倒掉的。李途純除了舉報地方官員外，現在還指證花旗銀行在辦理太子奶抵押五仙山過程中存在欺詐、造假和行賄；而壓倒蘭世立的最後一根稻草眾所周知——通用電氣資本航空服務公司（GECAS）。

但如果說「咆哮哥」們生不逢時卻又是不妥當的。拿蘭世立來說，拋開他的激進之外，其性格缺陷也讓他吃不了兜著走。四年前蘭世立剛剛出事時，我到武漢調研時，聽一位知情的朋友轉述湖北省當年一位主要領導對蘭世立的一句規勸：「禍從口出，禍起蕭牆……要是在戰場上，只要敵人還有一個人還有一口氣，還有一顆子彈，對準你一槍，你就和他是一樣的下場了。」

更重要的是，民間對政治家們的抱怨聲和質疑聲越來越強烈。與十年前相比，民眾更懂得表達情緒和訴求的必要性。而在堵與疏的選項前，官員們總是習慣性喜歡前者。他們人為地選擇站在民營資本的對立面，最後必須有人付出代價。

經濟起伏似乎十年一個輪迴，而中國法治市場的建設似乎也是十年一輪迴。十年前前坊間談的是孫大午案。十年後談的是吳英案、曾成傑案。吳英差點被砍頭，曾成傑已經被秘密執行死刑。

顯然，咆哮是咆哮哥們的權利。但相比吳英和曾成傑，他們又是幸運兒。不過，聰明人懂得咆哮只是一種技巧，且需掌握分寸，而糊塗者天真地以為聲勢大就有理，甚至想扳回一局半局。

企業家入獄現象不會消停。雖不至如驚弓之鳥，但防患於未然然、萌生退意，成為「棄業家」或轉移資產到海外者正絡繹不絕。那些繼續奮戰、曾經激昂，以及有過牢獄經歷的企業家們，如果用一句話說其最大的改變的話，那就是他們更懂得什麼叫「講政治」，也真切體會到了馮侖在電影《中國合夥人》中那句描述中國商人應有姿態的台詞「小姐心態、寡婦待遇、婦聯追求』之意境。

誰奪走了企業家的快感? 張化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88c400101msu4.html
2007年，中國石油到A股市場隆重亮相。這是中國企業界的驕傲。IPO 價格區區16.7元。不貴。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無需我廢話。我真誠地為成千上萬的股民的巨額虧損而難過。但是，大家有沒有問一個實質性的問題：中國石油所代表的究竟是什麼？

它的遭遇能否說明公有制摧毀價值，過度監管扼殺企業？我不知道。

中國石油的廣大員工跟其他員工一樣勤勉。不過，這家企業所代表的是壟斷，低效率。更關鍵的問題，它身上集中了政府的過度監管。大家不要一味地批評政府。咱們老百姓應該自責，咱們也都十分崇尚公有制和監管，大家動輒呼籲"加強監管"。我問你，你有沒有跟大家一起呼籲，"進口天然氣的價格要管制"，"石油價格要管制"，"員工不能辭退"，"改善福利"，等等？如果一家企業被咱們的管制壓得喘不過氣來，它的管理層即使有十八般武藝，也施展不出來。當然，大家知道，它的管理層並不是生意場上摸爬滾打出來的領袖。

如果中國石油不上市，那咱們就可以永遠自己騙自己：錦旗，獎狀，豪言！部級單位，世界500強。等等。但是，不幸的是，它上市了。這就意味著，全世界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它具體是如何為股東增值的。它的成本控制如何，項目進展如何，整個公司是否進取。

當然，遠洋集團，中冶集團和大批其它國企也面臨同樣的挑戰。

我們無法怪罪德國人或者孟加拉國居民。這些企業都是被咱們中國人自己折騰的。而且，大批民企也已經被咱們弄得痛不欲生！股民啊，你正在為此付出代價！你還將繼續付出代價。

你可能會說，你從來不買股票。其實，你也變相在付出代價：你或者你的家人能否找到工作？看看咱們自己把公司都監管死了，或者奄奄一息，他們哪裡還有能力和意願聘用你或者家人？

我出版了一本英文書，《影子銀行的內幕》。瑞士銀行在倫敦舉辦了一場大型午餐會，讓我跟投資者們聊聊這本書。有一位已經讀過這本書的基金經理說，你的故事太壓抑了。在中國做生意那麼累嗎？如果英美的企業家碰到那一半的困難，早就放棄了！

做生意為什麼那麼痛苦？我們連打哈欠也要申請拍照。買兩支鉛筆，也要所有董事們開會，並且還要面簽許多文件。

中西文化都強調和讚美執著，"堅持到底就是勝利"，但是，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回答，"人生太短。放棄吧！"他們完全不想一天接待三個政府檢查組，晚飯要在同一家餐館應酬兩，三批官員。咱們逼著咱們的企業家做了多少此類事情？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老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悲壯，這確實悲壯，但是，做生意難道不可以多點樂趣嗎？

最近，一個德國企業家對記者說，"中國還有一點成本優勢。感謝上帝，中國人缺乏創意。否則，我們德國人哪裡還有市場？"我接觸的中國企業家很多，他們一天到晚被無窮無盡的政府會議，送往迎來以及巴結政府討批文，已經弄得精疲力盡，哪裡還有創意？哪裡還有快感？

請不要怪政府，怪咱們公眾自己。你看，咱們一邊抱怨公務員太多，老百姓養活不了，一邊打破腦袋想當公務員；一邊抱怨政府監管壓得企業喘不過氣來，一邊鼓吹"加強監管"。如果你不明白你持有的高速公路公司的股票為什麼虧錢，請讓我提醒你，過去幾年，你不是跟大家一起鼓吹政府取消節假日收費嗎？那直接傷害了上市公司的10％的利潤。如果你不明白你持有的航空公司的股票為什麼不爭氣，那我就告訴你，咱們到處傷害它們，它們能爭氣嗎？如果你納悶你的養老金賬戶為什麼終究只是個黑洞，那我就告訴你，咱們容忍碩鼠，懶漢和冗員，那你想得到什麼？...

不要做想像中的企業家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55342.html

大家應該都碰到過這麼一群人， 有基礎有能力，經常參加各種活動和會議，對各種大小事和業內八卦瞭如指掌，懂得各種行內行外的規則，一說起自己熟悉的行業便能滔滔不絕，旁徵博引，但是對於自己的產品和公司卻一直因為各種原因停滯不前，好像一直都在計劃，可能是一個需要N年才能做完的計劃……

土匪把他稱為「想像中的企業家」。

沒有任何貶義，他們絕對不是空想家，他們也很努力和勤奮，但是土匪知道遲早會為他們嘆息， 他們也一直不可能會是他們想像中的樣子。 他們只是花了太多的時間去接受一些看上去有意義而實際沒意義的信息，參加看上去有意義而實際沒意義的活動，浪費了原本應該用來實踐的時間。

只有行動和成果才能成為企業家。

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坐下來， 和兄弟們一起做事情。

國外有篇文章寫了這麼一個「想像中的企業家」轉變的故事， 找了中文的版本，希望能給大家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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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07年，我毅然離開了大公司，加入了創業者的隊伍。像很多第一次創業的人一樣，我對這種冒險非常的興奮。同樣也跟很多第一次創業的人一樣，我茫然沒有頭緒。

我參加各種活動，聚會，研討會，和西雅圖本地的創業社區密切交往。當我到了硅谷後，我發現這裡有更多的活動，聚會，更多的研討會。在這個創業生態系統裡，一切很忙、很活躍，我收穫了大量的人們共享出來的知識和體驗，我如飢似渴的享用著。

我還滿腔熱情的看了很多的博客，視頻和書籍。活動、聚會、研討會中人們分享和討論的都是非常好的主題。

我甚至還加入了一個創業孵化機構!

直到決定開辦自己的公司時，我才意識到，所有我的閱讀、觀看、參加的活動實際上沒有給我帶來任何的用處。我是認真的。完全沒有任何用處。大部分我學到的東西都想不起來了，剩下一點能記住的也很少能應用到我現在的處境裡。學習他人的經驗和成功對我就像是在吃快餐，像是吃那些味道很好的垃圾食品，讓我膨脹，讓我自滿。抱歉我在潑冷水，但這是事實。

起初，我努力把我學到的東西應用到我自己的問題裡。不靈。這不可思議的時刻真的到來了，我平靜的接受了這個事實：我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去學了一些根本不需要的東西，我相信有人說過的一句話正是在嘲笑我的這些行為：所有的這些活動，研討會，博客文章都只是用來多拖延你一天立即行動的另一個藉口。我默默的接受這個事實，以一個新手的心情往前走，沿著這個方向，我相信我將會理解出什麼才是我需要的。

所有的變化由此而來。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種東西，想在這種存在著不確定性、具有風險的創業冒險活動中創造，成就，前進。但我們還有另外一種東西，每個人都希望能感到確定，可靠，讓我們能做出正確的決策，讓我們在這條道路上不至於失敗、使自己受傷。矛盾衝突就是從此產生的。

可是這些博客，活動，訪談並不能真正的消解這些矛盾。只是暫時的，它讓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做和我同樣的事情，讓我放鬆。去創業是讓我走出我的安逸環境，而我所做的只是從一個安逸環境跳到另外一個安逸環境。你知道嗎?我就職於一個不錯的公司!

一天，我反省一下我目前的狀況，發現自己忙於很多事情，唯獨沒有把時間用於自己的產品上。幾個月後，我終於鼓足勇氣對自己說：這唯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的坐下來去做事。

別誤會。我覺得有些博客和研討會還是有價值的。但除非你真正的去實施什麼事情、給你所學所擴展的關係網創造一個用武之地，你就是在浪費你的寶貴時間。

下面就是一些幫助了我去克服這「創業困惑綜合症」的東西：

— 我數週內不再閱讀創業新聞和博客，我意識到對於我的產品我不缺任何東西。至於誰又獲得了融資，誰被收購了，以及為什麼在Google Chrome的競爭下IE喪失了它的市場份額，這跟我沒有任何關係。我唯一要關新的人是客戶，我唯一要關注的事情他們的需求和願望、如何提供他們最有價值的東西。

— 我數月不去參加那些創業相關的活動，而且開始通過咖啡和酒去交接朋友。每月我仍可能會去參加一兩個活動，但那只是為了娛樂。我不再迷惑於為了成為一個企業家而且參加那些創業相關的活動。

— 我通過小項目來實踐學習。我把一些想法細化成容易管理的細目，給自己設定期限去完成它們。項目和試驗品是神奇的教學工具，因為你在學習你想要的，你在獲得第一手資料。就像Keynotopia這個項目極大的幫助了我產生靈感，形成思路，我可以看見它，和它交互，展示給別人 —— 這就是我首先要把它做出來的原因!有時一些小項目還可以讓你獲得不少收入

— 每走一步，我都準備好一個問題清單，它能讓我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裡走。是該去獲得更多的訪問量?改進產品?還是在不提高訪問量的情況下提高收入?我整理出最好的問題，然後研究它，諮詢人們，然後把獲得的答案立即付諸於行動。這些信息我都不會讓它們在我的大腦裡轉的太久。

— 這是我的最愛：我更多的恐懼是產生於因為沒有去行動，而不是相反的害怕去行動。我認識到，晚一天我沒有讓客戶接受我的方案，競爭對手就多一天的機會比我先達到客戶要求。我甚至設想到了如果我不能行動起來，最終將會看到最可怕的噩夢：從辦公室又回到密爾頓，在Innotech的小隔間裡飽食終日，拿著那個紅色的訂書機，等著下一次的發薪日。這正是我需要的充滿魔力的緊迫感。

— 我第一是要把事情完成，然後才是把事情辦對。我知道(深受教訓)，做事的勁頭重要無比。如果你在得到一個想法後不能立即付諸實施，最終很有可能的結局是這個想法被束之高閣。如今不論何時我得到了一個想法，我會盯著它讓它成為現實，讓它變成實際。我立即行動，雖然方式不成熟，但之後想辦法改進，這樣就學會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

— 面對現實：如果你不走出你的安逸環境、動手去幹，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等待再等待，罕有行動。

我想留給你們一句改變了我的生活的名言：成功的人並不是一定比別人更有才智和更幸運。他們只是在不斷的嘗試、不斷的失敗，直到成功。

不要做想像中的企業家。用行動和成果成為企業家。

姚勁波，何以成為站長圈頭號企業家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101/55963.html

【導讀】站長出身的創業家常自信於產品和技術，大多自卑於戰略（他們不願意承認這點，但戰略並不等於設想）與管理。這使他們無法成就平台級的事業，因為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的員工都數以千計，他們無從管理。賴霖楓、龐升東、戴志康等早年站長圈的風雲人物們，仍在彌補這一課。姚勁波是個孤例。

來源：i黑馬 ??文/和陽

姚是個域名商人，在這個被認為「和投資古董有異曲同工之處」的領域裡，他展示了嗅覺和耐力。站長之王蔡文勝說，「2000年找到域名論壇eachnic.com易域網，創辦人是姚勁波，後來賣給萬網也是現在域名城，一下找到組織感覺。中國最成功投資域名者都是從易域開始的。」

現在看來，他的蛻變也在這一時刻啟動。域名大神姚勁波正式接觸了更大的夢想。2001年，均任職於中國萬網的姚勁波、金鑫、李如彬三人聯合創業，是為學大教育的前身。姚勁波告訴《創業家》，「我們知道即使是家教公司也可以上市，家教這個服務特別小，但你把它做成100個店，那就是很大的收入。」那年，賴霖楓尚未創立雨林木風，戴志康剛以窮學生的姿勢創業。

2005年姚勁波在副總裁任上離開中國萬網，龐升東從未在一個規模級的企業待過。同年，姚勁波也離開了學大教育，學大教育早年能初步成功，還因為姚勁波積累了點管理技能，「我懂點IT技術，我知道怎麼把各個店管理起來不亂，把人管理起來不亂。」姚勁波走之前給李如彬和金鑫各分了點股份，「優化學大的股權結構」，這說明他知道分享和退讓。姚想做分類信息網站網站時已經財務自由，蔡文勝說姚勁波「是奔著事兒去的」。

他積累起的管理經驗、創始人心態是其他站長們無法兼具的。賴霖楓、戴志康都是80後，他們生不逢時錯過了互聯網的主流浪潮。龐升東1977年生，年齡合適，但生長於生意人思維濃厚的寧波台州，潛意識裡這讓他畏懼管理喜歡管戰略和產品。高春輝1975年生，只比1976年生的姚勁波大一歲，高也的確曾是中國個人站長第一人，但他是職高畢業，草根極客的色彩太濃，於是他始終混跡於一個狹窄的領域。而姚勁波走的四平八穩，由商人至高管至聯合創始人至2005年創立58同城，一步一個台階。

但並不是每一個1976年生的大學畢業生從事互聯網，都能在2013年中概股不利局面並未結束的情況下，做出一個逆勢上漲、市值超過20億美元的58同城。姚勁波也遇到過不自信，徬徨，怯懦。

姚向《創業家》描述2005-2009年時的自己的心態，「我是個人站長出身，不確定我的能力能不能跟上這個公司的發展，也不知道我每天做的決定是不是正確，總是不由自主去做一些產品、技術上比較細節的東西，那是我擅長的。我們前4年是公司拉著人走。」

但他終於意識到了一個公司的基本人力架構應該是什麼樣：老闆去影響那些在某些方面比自己牛很多的強人。他也知道自己應該幹嘛：放權+分錢。他也做出了諸多行動：堅定未來方向、各種挖人行動（執掌58同城地推團隊的莊建東是姚勁波併購而來；執掌58同城產品的陳小華是姚勁波從趕集網挖來）、讓下屬稱讚的放權力度。

姚勁波說「後來才是人才拉著58同城走。」

企業家們喜歡講故事

http://www.yicai.com/news/2013/11/3114037.html
企業家們都喜歡講故事，尤其是自己的創業故事，說到動情處，都要忍不住掉眼淚。老百姓們也喜歡聽企業家講故事，尤其是那些「屌絲逆襲」的勵志故事，聽到動情處，也要忍不住掉眼淚。大家都過得不容易，按理說「人艱不拆」，不過聽多了形形色色的故事，我還是忍不住要吐個槽，拆一拆那些企業家的故事，尤其是那些都開始寫傳記的企業家的故事。

傳記是對一個人的畢生總結，一個好的傳記應該是經過周密訪談，歷時多年才寫成的。《喬布斯傳》就是一本很好的傳記，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是一個非常資深的媒體人，他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採訪了喬布斯身邊的各種人——包括他的家人、同事和同行，還有他的對手，然後通過反覆交叉求證，從而得以完整和相對客觀地呈現一個完整的喬布斯。即便如此，他也只能說儘可能真實地還原喬布斯的一生，這樣的傳記是可信的。

但在中國，大多數的企業家的傳記不是這麼寫的。大多數傳記的寫作流程是這樣的：作者和傳主聊了多少個小時，然後結合一些公開資料，幾個月就寫成一本書。敬業一點的作者會有一些對同行和同事做一些訪談，但總的來說這種觀察和描述是相對單緯度的。這種傳記有很強的公關色彩，很多企業家之所以願意寫傳記，也是希望能留下一些名聲。他們很少有勇氣其直面自己的所有過去，會有意無意地修飾自己的人生，這也是人之常情。

曾經看到一本首富的傳記，寫了他在五歲的時候看到一群螞蟻在搬家，然後作者就說企業家的雄才大略在五歲時就看出來了。我當時就在想，這不是在扯淡麼？！中國的歷史有個傳統，一個人只要做成了一點事情，他在出生的時候往往就是天有異象、電閃雷鳴……或者像金正恩那樣，兩歲的時候就會打槍，三歲的時候就會駕駛汽車之類的。在中國，很多傳記的作者往往都在美化作者，缺乏對傳主客觀全面的描述，很難完整地呈現傳主的經歷和思想。

很多傳記故事往往只有開頭和高潮，卻沒有過程和低谷。其實，一個人成功路上一定是有低谷的，只不過那些企業家不說罷了，就像心頭的一道傷疤一樣。創業就像穿過一個漫長的隧道，你心中有一個信念，但是你看不到光明，你必須不斷地往前走，中間經歷了很多煎熬和掙扎，後來見到了一束光，你成功了，這是大多數真實的創業故事。

但是，很多傳記文章中間看不到過程的艱辛，看不到內心的掙扎和糾結，我們看到只是一個開頭和結尾，沒有看到過程。其實真正的故事，過程中間才是最有魅力的，但是一方面這些人不會說，因為這個過程是非常艱難的。很多作者也沒有足夠耐心去問，當然這些故事都是單緯度的。如果說一個人只是說他講自己的故事，因為人都是有侷限性的，他往往看到的是他自己對自己有利的一面。他倒不是非常撒謊，其實人嘛總歸是有侷限性，所以這個時候，這種所謂的傳記，往往就缺乏了真實性的考慮。

還有一個誤區是媒體屬性決定的。媒體就像一盞探光燈，在茫茫黑夜之中可能站著一百個人，這時候一個探光燈打過去，照到了某一個人。這個人當時已經成功了，然後媒體就開始給他們總結：這個人為什麼能成功呢？它去搜索他所有的背景資料，還有他的一些言論，然後得出一個結論：這個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過去做過一件什麼事，說過什麼話。反正一個人要是成功了，以前做的任何事都是對的，其實不過是一種事後總結罷了。

真實的版本是：當媒體在描述一個人的成功時，必定有99個跟他同樣的努力，同樣勤奮，天分也差不多，但就是運氣差一點這樣的創業者。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因為他們失敗了，媒體的探光燈照不到他們的頭上。這也是媒體的悲哀，因為它照到的只是成功者，當然有時候也有失敗者的案例，但這種案例也是根據媒體的需要來選擇的。單個來看，即便這些故事完全真實，但是這種個案的真實，又能多大程度上反映作為一個群體的真實呢？

創業像登山一樣，一開始可能有100個人登山，然後半山腰的時候發現只有10個人在繼續登，然後繼續登，快到山頂的時候可能只有兩三個還在攀登，其他人都已經退出了，或者掉下去了，最後才有一到兩個人成功登頂。這時候媒體的話筒伸到他面前，請問你是怎麼成功的？這個人侃侃而談，然後媒體會把這個故事包裝給讀者。讀者也需要這種故事，因為他們看到了希望，也從中獲得激勵。企業家、媒體和讀者達成某種默契，他們各取所需，共同塑造了我們通常看到的創業故事。

有一個知名的經理人寫過一本暢銷書：《我的成功可以複製》。一個道德上有瑕疵的經理人算不算成功？這個問題可謂見仁見智。但我想說的是，認為某個人的成功可以複製，這是天大的謊言。沒有人的成功可以複製，每個人的道路都是與眾不同的，你可以向他人學習他的成功經驗，但你永遠無法複製別人的成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因此千萬不要去模仿別人，走自己的路，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

EMBA之後企業家混什麽圈子？私人董事會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4/0216/58689.html

i黑馬最近聽到一個很火的詞“私人董事會”，號稱是新時代企業家的圈子。從2013年中期開始，私人董事會突然走紅起來，很多培訓機構都開始打著“私人董事會”的旗號做活動了，雖然活動品質有些良莠不齊，但還是可以看出這個模式正在變得流行。從這種趨勢可以看出，企業家的學習習慣和社交模式都在發生變化。私人董事會完美地把高管教練、行動學習和深度社交結合起來，受到很多企業家的追捧並不奇怪了。來關註私人董事會這種新的領導力發展模式把!“你的公司目標不清、文化畸形、戰略搖擺!”十幾人的飯桌上，一位男企業家大手一揮，像拿著把手術刀，戳向坐東的女企業家，直擊其企業痛點。女老板一時百感交集，趴到飯桌上啜泣，後來起身跑到衛生間里嚎啕大哭，不能自已。等出來買單時，尷尬的同桌人，都默默走光了。開飯之前，他們一桌人，在女老板的公司，開了私董會，討論的議題就是如何幫助女老板解決企業面對的難題。通過提問題，幫助發起議題的CEO，找出解決方案，是私人董事會(下稱私董會)的通用模式。那天的提問，格外尖銳。會議結束後，討論意猶未盡，把話題延伸到飯局上，於是有了女老板飯桌上大哭的畫面。因為有保密協議，這位女士是誰、究竟問了什麽問題，我們無法得知。但這個真實的故事，最近被多位五五私董會的會員在飯桌上提起，包括女老板自己。事後說起那次討論，她一直感激大家的啟發式提問，之所以哭，有那麽一刻，創業的種種辛酸，突然湧上心頭，同時意識到，企業出現的諸多問題，根源就在自己身上。“反求諸己”式的領導力塑造，就要找到痛點。那天晚上聽到這個故事的，還有從北五環的公司，趕到南五環飯桌上的於忠蘭。“跑那麽老遠，不是為吃頓飯，就是想見這幫子人。”於忠蘭和飯桌上的人，都因私董會而彼此相識。一個月一次的小組討論、一次飯局、一次公開課，她都不會錯過，私董會已成為生活中最重要的圈子。在自己的小組，於的外號是“正能量”，常常滿面春風，為大家化解壓力。她開玩笑說，聽到每個人面對的各種難題，才知道，誰也比誰好過不到哪里去。這麽一想，自然就把壓力看淡了。有時候，別人聽了自己的遭遇，也會平衡些。於堅持開了4年私董會，慢慢的，傾訴對象，從丈夫和家人，轉向了私董會的CEO們，把扮演垃圾情緒回收站的丈夫，解放出來。“做企業決策的孤獨感和壓力，現在主要靠私董會化解掉。”於忠蘭開心地笑著說。讀過EMBA的她，一比較發現，高大上的商學院，在幫助CEO解決現實問題上，並不如私董會，同學間的交情，多數泛泛，無法像私董會里的小組成員這般，觸及到內心最隱秘的部分。問題的私密性，讓主持會議現場的總裁教練(或稱陪練)，看到企業一把手最真實的那一面：究竟是該和妻子離婚，娶紅顏知己，還是不離婚保持現狀?如何趕走不理解企業發展目標的二把手?決策失誤後，如何重建信心?……極度私密化的情感問題、人事任用以及經營管理困惑，都會被拿到私董會上討論。提問越私密，小組成員之間的信任度越高。信任成了這個圈子的關鍵詞。――“信任到能把公司最真實的那個賬本跟小組成員公開。”五五私董會的鉆石組成員王戈說。王戈2007年加入私董會，成為國內第一批先行者。“這是有設計機制在里面的。”王戈說，例如，小組成員的選拔非常關鍵，“三個緯度，企業規模相當、行業規模相當、年齡相當，主要是30到50歲的年齡檔。”這三個緯度，決定了小組成員在經營企業過程中，面對的困擾大同小異，感興趣的問題接近，還能引起情感共鳴。信任感提高後，進一步降低了溝通成本。於忠蘭對於本組成員，經過兩三年的坦誠交流，熟悉彼此的企業，問題一提出來，不需要過多解釋背景，就能知道來龍去脈，問題的針對性也加強，她把私董會當成自己的“智囊團”，圈子的定制化特點突出。“按平均每人二十年的經驗計，今天在這間屋子里，我們擁有近三百年的經驗資本，遠超任何一個個體的經驗總值。相信通過結構化的分享，我們從彼此身上學到的東西會遠超聽一位老師講課。來，讓我們開始吧，你今天帶來了什麽問題?”外灘董事會CEO、兼首席陪練官蘭剛，經常用這樣的方式，做會議開場白。2012年，媒體人出身的陳雪頻創立了智慧雲領導力發展機構，進行企業高管培訓。2013年，他在深度剖析了私董會的模式後，這種模式一下子流行起來，一下子有十幾個組織搞起了自己的私董會。陳雪頻也順應趨勢，把業務重心轉向私董會，他結合自己在家族企業方面的優勢，為家族企業的二代企業家以及媒體人出身的企業家定制私董會，這種細分化的定位風格，讓私董會定制化的特點更加顯著。不論如何定位和分組，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同一組成員，不存在同行業的競爭者，以此避免商業機密的泄漏。跨行業的搭配模式，無意中又契合了跨界整合的互聯網社交趨勢，“給我們打開思考的視角。”王戈認為，跨界思維的融合，成了私董會受追捧的又一因素。“至今為止，還沒發生一起因為商業機密泄露，或者人事任免糾紛的訴訟。”有著商學院教授經歷的肖知興，認為自己從商學院轉向到私董會，選擇了一條適應潮流的路徑。私董會成員之間的信任度，是商學院、同鄉會、兄弟會等社交圈子難以做到的。“並不是一開始就敢把私密性問題拋出來，也是一步步試探的結果。”於忠蘭說，反過來，信任度逐漸提高後，小組成員之間的黏性和依賴性，也會增加，當大家都敢於說真話了，真問題就能解決了。考察私董會的黏性，很簡單一條，就是續費力。王戈在私董會里，一呆就是近7年。但每年的會費，僅為商學院的十分之一左右，讀兩年商學院的費用，夠他在私董會里用10年。費用其實不是企業主首要考慮的問題，“時間成本是最要緊的。”王戈說，對於企業一把手，如何在最短時間，提高決策質量，同時又化解掉職場壓力，是最大需求。私董會一般的流程是這樣的：教練將不同行業的15至20位企業一把手組建一個私董會小組，期限以年劃分，小組成員，包括教練簽署保密協議，每次討論的議題，由每位成員提出，最後投票表決，被選中的問題持有者，召集大家到自己的公司，舉行私董會。開場後，所有人的手機上交，以此保證會議不被打擾。然後教練介紹規則，問題持有者，按照特定格式，闡述自己的困擾，拋出問題。做太陽能電力設備出口的於忠蘭，今年發起的議題中，兩次被投票選中，其中一個問題是，2013年澳大利亞市場的出口貿易，是進還是退?和於忠蘭都在2011年加入五五私董會的王建，2002年單槍匹馬創業，成立北京西普陽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與高校合作，進行一系列的IT工程碩士培訓，以及教學設備方案提供。2012年企業營收上了5000萬。他的目標是2016年過億。站在5000萬的坎上，眺望1個億，他向私董會的朋友們拋出一個問題：如何做三年規劃?問題拋出後，小組成員都要通過問題來發言，例如：你過去業績的增長源在哪里?你願意花多大的代價，開除二把手?領教工坊的創始合夥人肖知興，把這種提問稱為，“蘇格拉底式的提問”，或謂產婆術。在私董會，教練引導小組成員，像蘇格拉底那樣，剝洋蔥般把問題引向根源，而不是直接給結論，或者出謀劃策。通過問題，最後讓議題發起人，一步步找到最佳方案。“內心其實有很多答案，只是不知道選哪一個，拋出問題，讓大家的給我啟發。”當小組成員輪番提問後，王建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搭建核心團隊，建立企業文化，放權，從具體業務中解脫出來，將重心放在企業方向和戰略的架構上。向CEO學做CEO的私董會模式，和商學院正好反過來。“商學院是大家帶著耳朵來上課，私董會是帶著嘴巴來提問。”王戈對比，中國企業主，習慣輸入，不習慣輸出，所以，不願分享的企業一把手，不適合參加私董會。讓企業家追捧的私董會，緣何在2013年形成燎原之勢?――這一年，中國所有傳統行業的業態，都在進行各種革新，大公司在瓦解，自組織在壯大。蘭剛這樣描述：互聯網時代，信息易得，行動驅動的學習模式才是最高效的。私董會上的分享，正符合這個特點，企業家貢獻的即時性案例，鮮活，有料。互聯網顛覆傳統，包括圈子文化。靠商學院、俱樂部等模式，引領企業圈子文化的美國人，在私董會潮流中，沒有在中國市場上堅持到最後。從2007年進入國內，想把在美國成長了50多年、以誠信分享企業幹貨的私密性圈子――私人董事會(下簡稱私董會)引入中國市場，到不久前撤資，這家號稱全球領先的CEO發展機構――偉事達(VISTAGE)，耐性遠不及其在日本市場堅持的20年。也許因為在日本以失敗收場，他們對東亞企業文化的封閉性有所忌憚，在中國開局不利後便匆匆撤資，賣掉特許經營權，直營變加盟，留下偉事達私董會這塊招牌。喜劇的是，美國人剛走，私董會的圈子文化，立馬在2013年紅火起來，北京、上海兩地，甚至地方上，私董會都成了個時髦名詞，比如成都的天府私董會。“美國人沒發現，中國企業家的開放程度，遠高於日本。”任偉事達(中國)私董會主席的張偉俊，接受采訪時提到，尤其接受過西方教育的年輕企業主。2010年張偉俊加入偉事達(中國)，組建起一個13人的私董會小組。四年後，小組人數已達23人。最近新加入的這位，是在國內快餐業做到前三的CEO。張的自我定位是“領導力教練”，不歸屬於任何組織，只接受聘任。他自嘲上半輩子被學校、機關、公司各種組織管著，現在一個人就是一個組織，後EMBA時代，一個人就可以是一個商學院，從授課到給企業做顧問，走的是個人品牌的路線。美國人沒看清，借助互聯網對社交模式的重塑，中國企業家開放的節點，在2013年全面爆發。以往膜拜企業大佬的追隨效應遞減，從創業者到中小企業高管，以點聚集，形成去權威化、去中心化的網狀聯結，“進入到組織學習的Web2.0革命時代。”2011年底離開偉事達，和朋友創立外灘董事會的蘭剛如此總結，“未來幾年，私董會模式會進入快速發展期，”蘭剛想在企業家圈子里，掀起一場“學習的革命”。這場革命其實不是某個人發動，而是一群看準趨勢和互聯網社交革命特點的領先者，準確地站到了風口上，風一起，在2013年的北京、上海兩地，私董會的圈子效應，同時爆發。“過去利用信息不對稱賺錢，今天信息泛濫，企業家缺乏的不再是商學院所傳授的信息和理論，而是思考。”蘭剛指出的思考，就是靠教練的穿針引線，誘發小組成員提出真問題，幫助發起議題的企業主，提升自我覺知力，將企業家的成長機制，依靠激發內心力量和自我認知實現。用偉事達教練張偉俊的話講，教練是私董會成敗的關鍵，其扮演的角色，“就是珍珠項鏈的那根線，沒有線，珍珠只是珍珠。”“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肖知興指著領教工坊的LOGO說，一個人射箭，“反求諸己”的意味在里面。從最早的五五私董會，到偉事達(中國)，以及外灘董事會、領教工坊、智慧雲，不論是采用7部提問法，還是8大環節，或者所謂的三段論，無疑例外的，都是讓企業家在提問中，照鏡子般發現自身問題，自己找答案。“如果是別人給的答案，相當於從外界抱養的孩子，總比不上自己生的孩子受重視。”肖知興打比方，私董會的教練，話越少越好，但前提是，教練能夠引導大家的討論，挖掘到正確的答案。因此有經營企業經驗的退休CEO，是教練的最佳人選。現實困境是，中國退休的CEO，往往不會出來，願意出來的，過於好為人師，不會傾聽，也不能算合格。退休前擔任惠普中國區總裁的孫振耀，加入到私董會教練隊伍中。“當出現越來越多的孫振耀，私董會才會可持續發展，並真正幫助到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個人成長。”眼見私董會模式紅火起來，不少培訓機構、俱樂部改頭換面，開始用這個概念拉攏會員。張偉俊有些擔心，害怕合格教練的缺失，讓一個很好的學習+社交圈子，走了彎路，再次陷入浮華社交圈子的陷阱里。另一面，倘如不懂流程設計的私董會，將保密機制沒有做到位，一旦發生泄密問題，也會帶來不少負面效應。後EMBA時代，各種圈子迷人眼。 相關公司： 數據來自 創業項目庫 作者：王超 | 編輯：weiyan | 責編：韋

羈押一千天，休庭兩年，「鹽湖股權案」再開審 民營企業家張克強的「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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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鹽湖集團是否存在「國企門檻」，是詐騙罪能否成立的關鍵。鹽湖集團原話：「優先選擇國有企業」。辯護律師：「法律問題只能以法律的規定為準」。

公訴案件一審的審限最長為三個月，延長需得到批准。張克強被羈押超過三年，此案一審程序超過兩年。昆明中院：「法院不可能做違法的事。」

「1135天。」

福布斯富豪、廣東華美集團董事長張克強精準地記得失去自由的每一天，一字一頓。

2014年2月21日上午9點30分，「鹽湖股權案」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級法院再次開庭。晚上10點45分，審判長楊忠敲響法槌，宣告庭審結束，擇日宣判。

一審程序，走了足足兩年。此案2011年12月30日第一次開庭，2012年1月4日戛然而止。

這起案件被定性為重大經濟詐騙案件。公訴方稱，「鹽湖集團」的股東只能是國企，張克強等人通過信託方式，入股云南國企「興云信投資」，以認購青海國企「鹽湖集團」股權，構成詐騙，受害者是國家。此言一出引發外界爭議。

兩年的漫長休庭後，檢方這次新追訴單位行賄罪。

「罪加一等」

2014年2月21日晚上7點半，昆明中院第二審判大廳依然燈火通明。庭外的大堂沒有照明，身影模糊的旁聽者和辯護律師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十幾袋麥當勞全家桶堆放在大堂的入口處。

一小時前，審判長楊忠在徵詢訴辯雙方意見後，決定加班夜審。

同案被告人、原云南煙草興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興云投資」）總經理董曉云先撐不住了，他患有糖尿病，法警不得不前往10公里之外的云南省看守所取胰島素。開庭時間又推遲了30分鐘。

檢方稱，董曉云涉嫌受賄，而首次開庭時他們又發現了單位行賄的「漏罪」。呈堂的直接證據是一份A4紙打印的協議。

2007年6月的一天，在昆明翠湖賓館，廣州華美豐收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美豐收」）法定代表人宋世新將夾著協議的牛皮紙信封交給興云投資總經理董曉云。

這紙由宋世新草擬、加蓋華美豐收公章的協議書約定，在深圳興云信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興云信投資」）股權變更相關手續辦理完後，乙方將享有青海鹽湖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鹽湖集團」）500萬股的收益權。

協議書還限定：在鹽湖集團股權上市並獲得流通權一年後中止；協議一式二份，雙方簽字蓋章生效。

「華美豐收」是廣東華美集團控股的一家資產投資公司，後來為收購鹽湖股份與他人組成三方聯合體。

「興云信投資」是興云投資在深圳的一家子公司，董事長為曾擔任過興云投資總會計師的楊承佳，不過，興云投資總經理董曉云才是真正的決策者。

檢方認定，「乙方」指的就是董曉云，其收受了華美豐收贈送的500萬股鹽湖股票收益權，參考價值約1億餘元；檢方進而指控「甲方」華美豐收構成單位行賄罪，張克強、宋世新等華美集團5名高管作為直接責任人，應予追責。

華美豐收和5名高管的律師，對單位行賄罪均作無罪辯護。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擔任華美豐收的辯護人。他指出，這其實是一份無效的協議：只有甲方簽章，乙方是空白；且該協議早已自動終止，並未履行。因此，華美豐收客觀上沒有實施行賄行為。

趙秉志同時認為，華美豐收主觀上也不存在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目的的行賄故意，因為將興云信股權轉讓給華美豐收本身是正當的，不是「不正當利益」。他還指稱這份協議書是為了盡快辦理股權過戶手續，應董曉云的索要「被迫無奈而採取的手段」，「謀取」的是有效的民事合同約定的利益。

張克強的律師朱征夫則以沒有策劃、組織、批准或參加所謂「行賄行為」，甚至「毫不知情」等理由，為張克強辯護。

曲線入股

國企幹部董曉云和民企大佬張克強的交集，據後者在法庭上陳述，只有唯一的一次。「2007年他們來廣州，請他吃過一頓飯。不是後來在看守所裡看材料，連他的名字都想不起來。」

在興云系與華美系多年的生意往來，華美豐收法定代表人宋世新是關鍵的中間人。

宋世新是張克強的湖南同鄉，1998年應聘為華美集團投資部經理，因「天才」的出色業績受到張克強賞識。後來華美豐收的日常管理也由其一手操持，張克強很少過問。

2000年前後，通過朋友介紹，宋世新結識興云投資的高層，並幫助後者的證券業務扭虧為盈，賺得上億元利潤。這也俘獲了董曉云的信賴。

上述受益，全部來自一隻叫「鹽湖鉀肥」的股票。

投資嗅覺敏銳的宋世新在大學時代就盯上了鹽湖鉀肥。或許也因為這只股票，鹽湖鉀肥的母公司鹽湖集團也進入他的視野。在上世紀90年代末，鹽湖集團曾有高達57%的股權被作為不良資產劃撥到信達和華融。宋世新曾主動上門去購買鹽湖集團被處置的股權，但被拒之門外。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宋當時被拒是否有類似國企門檻的因素。

在成功幫忙興云投資理財後，2004年年中，宋世新說服了後者去認購57%鹽湖集團股權。董曉云後來在筆錄中佐證：「如果不是對宋世新投資能力的信任及其與鹽湖集團的私人關係，我們不會去投資鹽湖集團。」

興云投資的母公司——云南中煙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云南中煙」）也派人一同去鹽湖集團所在地格爾木做前期考察，並達成投資意向。

然而，2005年11月，國務院發文控制煙草企業對非主業的多元化投資，一夜之間，鹽湖股權項目被云南中煙否定。

興云投資不甘心。「我覺得項目很有潛力，放棄很可惜。」第一次開庭時，董曉云說。

此後，興云投資的子公司興云信投資「替父上陣」，承續認購鹽湖任務。

2006年6月20日，興云信投資與青海省國資委簽訂了優先認購信達持有的鹽湖股權的協議。十天後，青海省國資委下發「118號文」同意鹽湖集團向戰略投資者增資擴股13157.89萬股。7月8日，興云信投資與鹽湖集團簽訂了增資擴股的框架協議。

簽了字，麻煩到。因為該項目已被否定，偷偷單干的興云「父子」不可能尋求母公司云南中煙的資金支持。找錢的任務，交給了幫他們理財的宋世新。宋世新把項目書遞給了自己的老闆張克強。

此後，代表興云信投資與鹽湖集團接觸的，實際上就是宋世新。後來他在庭審時辯稱，青海方面其實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他們都叫我廣東華美的老宋。」

2006年9月18日，興云信投資與鹽湖集團簽訂增資擴股協議，約定出資2億元收購那13157.89萬股股權。加上「青海國投」轉讓的3818萬股，興云信投資的持股量逾1.69億股，佔鹽湖集團增資後總股本的7.56%。

認購這1.69億股，耗資達3.69億元。興云系的實際出資僅4000萬元。佔大頭的3.29億元，來自華美豐收、宋世新之妻王一虹和深圳禾之禾投資公司（以下簡稱「禾之禾」）組成的三方聯合體（以下簡稱「華美聯合體」）。

從信託到收購

在成功入股鹽湖集團後，為保障資金安全，華美豐收決定收購興云信投資這個「殼資產」。

2006年11月24日，華美聯合體與興云信投資的股東興云投資、云煙展銷部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約定前者以7030萬元（剔除華美聯合體的信託資產和興云信投資自己出資的4000萬元鹽湖股權收益）收購興云信投資全部股權。

不過，第一次股權轉讓失敗。興云信投資總經理崔偉向董曉云匯報稱，出售由國資持有的興云信投資需要云南中煙的批文，辦理工商變更時卡在了批文上。

折中的辦法是，2007年2月12日，華美聯合體與受託人興云信投資、擔保人興云投資、云煙展銷部簽訂了一份信託協議，將其出資及投資所形成的鹽湖集團股權作為信託財產，委託興云信投資代持和管理。

收購計劃暫且受阻，好消息先從天而降。2007年初，A股開始了氣勢如虹的上漲歷程，這時，又傳來鹽湖集團積極上市的消息。傳言雖有不確定性，但華美系和興云系共同持有的7.56%鹽湖股權賬面價值已大幅上升。也正從此時起，它們原本堅固的盟友關係開始出現裂縫。

宋世新在筆錄中稱，2007年5、6月份，在深圳，他曾與興云信投資董事長楊承佳有過一次暢談。「楊承佳說，他很清楚，他有權力處置華美豐收公司、禾之禾公司和王一虹三家託管在興云信投資名下的股權，還說他曾經做過賣掉和別人合作取得的東西，獨自取得收益的事情，但他會保證本金安全。我聽了他的話很擔心。」

宋世新還表示，興云信投資的子公司深圳興云誠實業公司（以下簡稱「興云誠實業」）總經理潘捷也向他表達過類似態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宋世新曾在一次宴會上拿啤酒瓶欲追打潘捷，「打了潘捷，也就是得罪了楊承佳。」興云誠實業的董事長也是楊承佳。

在得罪潘捷、楊承佳之後，宋世新直接去找這倆人的頂頭上司董曉云，於是，有了其在翠湖賓館拿出贈送500萬股鹽湖鉀肥股權收益協議書的一幕。

儘管董曉云沒有在協議書上籤字，但似乎不影響股權轉讓手續在被擱置一年後順利重啟。

2007年12月20日，華美集團、華美豐收和興云信投資的股東興云投資、云煙展銷部簽訂協議，約定以8050萬元的價格收購興云信投資100%股權，華美集團佔30%，華美豐收佔70%。

2008年2月29日，在簽訂股權轉讓協議，並完成工商過戶手續後，華美集團和華美豐收正式成為了興云信投資的股東。這家國有企業也變為民營企業。

一顆「地雷」也悄悄埋下。

根據興云信投資總經理崔偉的供述，當他再次表達工商變更需要云南中煙的批文時，董曉云說，「我們生活在農業社會，深圳是一個商業社會，你們會有辦法的。」

最終，興云信投資的員工找到一家辦理工商登記的中介機構，在支付23萬元之後完成工商變更手續。日後云南省公安機關查明，該中介機構在向工商部門提供的全套文件中，轉讓協議、云南中煙的批覆文件及產權交割單均為造假。

遭遇曝光和舉報

張克強剛剛將鹽湖集團股份穩穩地收入囊中，僅過了一個星期，2008年3月6日，鹽湖集團成功借S*ST數碼的殼登陸上交所，更名作「ST鹽湖」。興云信投資持有的鹽湖集團1.69億股，折為2.25億股ST鹽湖。

此時正趕上中國牛市高峰的尾巴。2008年5月7日，以收盤價31.87元/股計算，興云信持有的ST鹽湖股票已升值至七十多億元。

不過，隱身的出資人還沒有來得及分享不斷翻紅的賬面帶來的驚喜，媒體曝光和內部舉報接踵而至。

2008年5月13日，《證券市場週刊》刊文《ST鹽湖重組幕後：70億國資以7000萬賤賣》披露，持ST鹽湖股權市值超過70億元的國企興云信投資實已被民企買下，買主僅付近7000萬，「這個價格低得讓人難以置信」。報導稱，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華美集團董事長張克強及其親信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2008年6月6日，興云信投資通過ST鹽湖發佈公告，為其先前未如實披露公司所持ST鹽湖股份系信託財產，向廣大投資者道歉。

與此同時，2008年5月左右，一封舉報信寄往云南中煙，控告其曾孫公司興云誠實業董事長楊承佳和總經理潘捷低價賤賣國有資產股權、侵吞國有資產、挪用公款炒股等違法違紀行為。據南方週末記者核實，舉報人為興云誠實業的合作夥伴，一位周姓深圳地產商。

2008年7月，云南中煙等上級企業進駐深圳調查，初步查明興云投資「國有資產安全存在重大隱患」，「個人違法犯罪行為跡象明顯」。2010年12月20日，昆明市中級法院以職務侵佔罪和受賄罪判處潘捷有期徒刑20年，楊承佳因受賄罪獲刑11年。兩人上訴後均維持原判。

潘、楊二人被查，已涉及國資變賣議題，楊承佳更曾親自參與認購鹽湖股權工作。但總之案件到了這裡似乎未再繼續深入，董曉云一度安然無恙。

「云南中煙同意給我們善後，畢竟我們這筆投資有10多倍的收益。」時隔三年之後，董曉云在庭審時陳述。

2009年3月，形勢突變。云南中煙再次收到三封舉報信，由云南省紀委轉來。舉報直接引爆之前埋下的「地雷」：稱楊承佳等人偽造上級機關文件和批覆，賤賣70億元鹽湖集團股權。

此後，審計署昆明特派辦進行審計，中央領導批示要求查處相關責任人。

2010年4月11日，時任華美豐收總經理宋世新被云南警方刑拘，理由是涉嫌濫用職權。

2011年1月12日，華美集團董事長張克強在北京被云南警方控制，從此失去人身自由。按照代表法，除非是現行犯，刑拘人大代表須報請人大批准後方可實施。

據張克強在法庭上敘述，他當時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要求和律師通電話，但手機被搶走。「直到半夜兩點鐘，公安都在要求我辭去全國人大代表。」

張克強堅稱自己沒有犯罪，拒絕辭職。第二天，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罷免張克強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云南警方隨即作出刑拘決定。三個月後，董曉云落馬。

 

激辯國企門檻

2011年12月30日9點半，昆明市中級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鹽湖股權案。

庭審持續整整三天。控辯雙方激烈交鋒，火力點集中在詐騙罪名上。辯方打出「借腹生子」的比方，「孩子長大了，就不是爸爸的兒子了？」公訴方立即拋出「狸貓換太子」的典故予以還擊。

公訴人首先擺出立論前提：青海鹽湖集團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對股東資格進行了限定，只能是國有企業。然後認定：不具備鹽湖集團股東資格的張克強等人，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並不甘心，「產生了非法佔有國有股權的目的」。在興云信投資股權轉讓及後來工商變更手續中出現的偽造批覆文件等行為，則被歸為具體的詐騙手段。

據此，檢方指控張克強、宋世新等華美系高管利用深圳興云信的國有企業身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高達44.66億元國有資產，構成詐騙罪；而董曉云、崔偉等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華美豐收謀取「不正當的非法利益」，被訴以受賄罪。

「國企門檻」是否存在，是詐騙罪能否成立的關鍵。

檢察院在開庭一週前才獲得相關證據，即2011年12月23日鹽湖集團出具的《關於2006年增資擴股招股條件情況的函》。函件中有如下原話：「青海省政府和鹽湖集團歷來都重視對企業國有資產的監督和管理，對於鹽湖集團的戰略投資者，我們優先選擇國有企業。」

對於被公訴方當做證據的同一句話，辯方有不同理解：「優先選擇」國企，並不排斥民企。

「法律問題只能以法律的規定為準，」張克強的辯護律師朱征夫說，我國當時的法律和政策層面均未對鹽湖集團或鹽湖鉀肥項目的投資設置門檻。「退一步講，即使地方政府和鹽湖集團設置了所謂的投資門檻，該門檻的設置也是違法的。」

律師還揪住了控方的兩處「硬傷」：一是找不到受害人，二是各方其實都賺了錢。

自第一天開庭，7位辯護人便輪番追問公訴人：本案的被詐騙對象到底在哪裡？直到2012年1月4日，法庭進入辯論階段，公訴人終於拋出「謎底」——國家。旁聽席一片嘩然。

「中國夢」

時隔兩年，庭審氣氛遠不如第一次劍拔弩張。在長達數十個小時內，除開法律程序規定的發問，三名年輕的女性公訴人未追問過被告人。到了晚上，旁聽席上不少人頭枕椅背睡著了。

10點45分，審判長宣告庭審結束，擇日宣判。被帶離法庭時候，張克強頷首微笑，一臉平靜。

2011年12月31日，同樣的地點，走出審判庭時，張克強曾仰天高喚，「我的2011年終於結束了。」他的家屬和同事甚至也跟他道「元旦快樂」。他或許未料到，2012年、2013年也結束了。

按照新刑訴法規定，法院審理的公訴案件一審，應當在受理後兩個月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上級法院可批准延長三個月，需要再延長的，只能報請最高法院批准。張克強第一次受審時，新刑訴法尚未實施，當時的審限是一個月（最多不超過一個半月）。

張克強的另一位辯護律師劉麗娟認為，不管是按照新刑訴法，還是舊刑訴法計算，司法機關對張克強已超期羈押。

南方週末記者曾發短信給昆明中院院長羅朝峰，詢問此案審理期限，羅請記者聯繫該院辦公室主任王翁陽，王當面表示，「法院不可能做違法的事。」

在等待判決的3年裡，瑜伽是張克強每天的必修課。羈押他的云南省看守所與著名的海埂體育基地僅一路之隔，基地每週末對外開放，在靜得令人發慌的看守所大院，可聽到球場上的笑聲和呵斥一陣蓋過一陣。監舍位於航線上，天氣好的時候，抬頭還可見銀色的飛機飛翔。

對於張克強而言，投資鹽湖集團，令其失去的不僅是自由。

離開張克強的華美陷入停頓狀態。在庭審中，張克強稱，3年裡，華美及其旗下學校、企業直接經濟損失超過30億元。2013年，張克強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排名落到了第177位。6年前與其並肩的馬化騰高居第5位，許家印排第13位，王傳福也跑到了第27位。

「我不是暴發戶，更不是土豪。」張克強說。他行伍出身，1993年由辦學起家，逐步建立起龐大的民營教育集團。2007年，因參與發起併入股保利地產，張克強初登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就排到了第41位，緊隨馬化騰，排在王傳福和許家印之前。那時，鹽湖集團還未上市。

此次開庭時，那部分「騙來」的鹽湖集團股權（2011年ST鹽湖與鹽湖鉀肥合併為鹽湖股份）的賬面價值，已從最高時的70億縮水至7億左右。

在最後的陳述中，張克強說，如果能被無罪釋放，他將在國內外宣傳云南、推廣云南、投資云南，為云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釋放正能量，「這是我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