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23日,世界銀行集團行長金墉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行長金立群簽署諒解備忘錄,加強兩個機構之間的合作與知識共享。
該諒解備忘錄為世界銀行集團與亞投行在共同感興趣的領域加強合作提供了一個整體框架,這些領域包括發展融資、員工交流、分析調研工作等。這份備忘錄為兩個機構在地區和國家層面進一步加強合作鋪路。
金墉表示:“世界銀行集團從一開始就與亞投行密切合作,我們已經在為阿塞拜疆、印尼等國的項目提供聯合融資,我很高興我們進一步加強我們的合作夥伴關系。”
“開發機構之間的密切合作,對於充分利用稀缺資源,吸引私營部門參與,滿足我們所服務的人民的願望,至關重要。”金墉表示。
一年前,世界銀行集團曾與亞投行簽署了投資項目聯合融資框架協議。自那時以來,亞投行與世行為五個項目提供了聯合融資,包括巴基斯坦的發電項目、阿塞拜疆的天然氣管道項目和印尼的貧民區改造項目、大壩安全項目、區域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等。兩個機構正在商討在2017年和2018年進行更多的聯合融資項目。
此外,亞投行和世行集團面向私營部門的國際金融公司在緬甸聯合投資了一個電力項目,並且在商談更多的潛在投資項目。
金立群表示:“簽署這一諒解備忘錄符合我們的新型國際主義願景,深化了我們同世界銀行集團的關系,建立了一個便於加強合作和分享信息的機制。我們高度重視我們兩家的夥伴關系,因為通過共同努力,我們顯著提升了在亞洲取得積極成果的潛力。”
此前金立群22日在華盛頓表示,在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方面,全球各多邊開發銀行間應通力協作。
金立群在發言一開始就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複興開發銀行等同僚表示感謝。他說,亞投行第一年75%的貸款項目是與其他同行合作發放,只有25%是靠自己。沒有這些同行的大力支持,我們不可能提供這些貸款。
他說,這實際上是在向全世界傳遞一個強烈的信號,即對於基礎建設發展而言,多邊開發銀行確實可以一起合作。
金立群表示,最近十年我們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金融合作。對於規模龐大的基礎建設項目來說,一個機構或一個國家很難單獨完成,尤其是考慮到國家間、地區間的連接項目,就更需要我們作為一個團隊通力合作。
在金立群看來,更重要的是亞投行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要股東,調動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來支持基礎建設,同時也促進其金融行業的發展並調動私營部門的力量。“在我看來,發展中國家應當靠自己的努力擺脫貧困,獲得更大的經濟發展。”他說,相信各多邊開發銀行能夠一起協作,“沒有競爭、只有合作”,當大家一起努力,就可以有更好的政策對話。
2015年,世界銀行集團和亞投行籌建多邊臨時秘書處簽署過一個全面合作與知識交流諒解備忘錄,該備忘錄已於亞投行正式成立後終止。
由中國創建的亞投行在2017年批準13個新成員加入後,成員總數增至70個,成為僅次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第二大多邊開發機構。
2日據路透中文網消息,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對由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發展壯大表示歡迎,稱這對地區經濟有積極意義;他並呼籲國際性金融機構之間加強合作,以滿足亞洲飛速增長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
“基礎設施需求是巨大的,單靠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不可能完全填補這一缺口,”曾擔任亞開行總裁的黑田東彥在一個與亞開行有關智庫主辦的論壇上說。
他表示,由中國、印度和日本發起的良性競爭也許會對改善基礎設施建設起到積極作用,並促進經濟成長和社會包容性。
黑田東彥說,亞投行的建立及其吸引了很多會員都是“好”事,因為他們可以幫助滿足亞洲地區快速增長的基礎設施融資需求。
“亞開行已促進了亞洲區域合作,也力圖把地區動議相互關聯起來。這是我們應該走的方向,而不是制定單一的亞洲計劃或亞洲動議,”他說。
“推動區域動議並把它們相互關聯起來,這是比較現實的做法。”
黑田東彥還敦促政界控制地緣政治沖突,稱地緣政治沖突“對誰都沒有好處”。
日本追隨時任總統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政府,也未加入亞投行,部分原因是擔心該行與亞洲開發銀行(ADB)沖突,後者總部位於馬尼拉,由日本和美國主導。
黑田東彥的講話是迄今為止日本決策者對於亞投行不斷發展壯大最為有力的背書。
黑田東彥出生於1944年,曾獲得東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和牛津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99年至2003年間擔任日本財務省財務官。2005年2月1日出任亞洲開發銀行行長。2013年3月20日出任日本央行行長。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13日在北京宣布其理事會已批準新一批7個意向成員加入,成員總數擴大到77個。
據新華社報道,據亞投行行長金立群介紹,此次新增的7個成員包括巴林、塞浦路斯、薩摩亞3個域內成員,和玻利維亞、智利、希臘、羅馬尼亞4個非域內成員。
7個意向成員加入獲批後,還需走完國內法定程序並將首筆資本金繳存銀行後,才能成為正式成員。
今年3月,亞投行自去年1月正式開張以來首次宣布接納13個新成員,成員總數從57個擴大到70個。目前這13個成員正在完成相關程序。
亞投行表示,今年將繼續歡迎新的成員加入。
2015年可謂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在國際舞臺上大放光芒的元年。同年3月12日英國申請加入亞投行後,G7國家紛至沓來,亞投行朋友圈不斷擴容,目前G7國家還有美國和日本尚未加入。
近期,人民網發表了“日本是否加入亞投行態度模糊,或為當初誤判尋找借口”為題的文章,稱代表日本政府帶隊來華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日本執政黨自民黨二號人物二階俊博,在5月15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日本應盡早加入亞投行,“應做好心理準備,不能太落後於人”。不過,也有日本官員有不同的表態。
日本媒體《日經新聞》早在2016年4月15日發表的一篇報道中卻曾提及,中方“曾力邀日本加入亞投行作為創始成員國”,並可以獲得一系列“優惠待遇”,包括“在亞投行管理層給予日方一個最高級別副行長的位職,以及一個專門給日本的董事席位”。更有議論講,中方當時為了爭取日本作為創始成員國加入,是“苦口婆心”。
對此,亞投行高層人士近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於接納新的成員,亞投行的態度向來是開放的,“我們對任何國家的態度從來就是不卑不亢,一視同仁,絕對不會懇求,苦口婆心,私下交易或許諾”。
日本對亞投行態度出現微妙變化
盡管二階俊博等人對亞投行的態度積極,但5月16日,日本財務大臣麻省太郎在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講:“日本(對亞投行的立場)完全沒有任何變化。”當天,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又重申了日本仍然持靜觀其變的立場。
日本政府高官對是否加入亞投行一事近期密集釋放出截然不同的說法,似乎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對此事拿捏未定、模棱兩可的狀態。不過有日本資深媒體人表示,部分日本官員表示願意加入亞投行,可能是一種“讀懂空氣”的表現。“讀懂空氣”是日本的一種說法,意為“感應周圍的人,作出相應的行為”。在亞投行受到全球各國高度認可的同時,日本似乎也讀懂了空氣。
其實,早在2015年中,日本媒體對於“日本叫板亞投行”的報道就躍入大眾視野。日媒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在未來5年內投資1000億美元來用於亞洲各國基建投資,規模等同於亞投行的法定資本。
盡管“叫板”似乎有失偏頗,不過作為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開行”)最大的股東,日本擴大亞洲基建投資的想法並非心血來潮。2015年5月3日,麻生太郎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召開的亞開行研討會上表示,日本政府將攜手民間企業擴大亞洲基建投資,計劃建立日本國際協力機構與亞開行的合作框架,在人才、資金等方面進一步做出貢獻,這會為亞洲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對此,日本《讀賣新聞》認為,日本希望利用“高品質”和“信賴度”等優勢,提高存在感,並用相當於亞投行1000億美元資本金的註資,與倡議設立亞投行的中國展開主導權之爭。
對於財政負債不輕、人口老齡化嚴重的日本而言,複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建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推測1000億美元可能主要不是來自於政府財政,而是一般的商業性融資,因為日本民間擁有巨額的金融資產,政府至多可能是提供一定的利息補貼或融資擔保。”
值得註意的是,日本和美國此前都曾表示,亞投行治理結構和透明度是他們最為關註的。日本和美國也沒有排除未來加入亞投行的可能性。
其實,自從建立以來,亞投行始終強調的就是開放、透明和高效。接近亞投行的人士也對媒體表示,股份分配按照域內域外各25%和75%的比例分配,其中域內75%的股份按域內各個國家GDP比例分配。即使日本當初以創始成員國身份參與,也是按這一原則分配股份,這是非常公開透明的。
此外,亞投行的治理結構,其主要包括三層: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理事會為銀行的最高權力機構,並可根據亞投行章程授權董事會和管理層一定的權力。在運行初期,亞投行設非常駐董事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就重大政策進行決策。亞投行還將設立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落實管理層的責任,並根據公開、包容、透明和擇優的程序選聘行長和高層管理人員。
至於亞投行的采購政策,更是向全球開放,無論相關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是否是亞投行成員,均可按亞投行采購政策確立的公開、公平、透明的標準和程序參與投標。這與日本主導的亞行采購只對其成員國的機構開放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人員招聘,也遵循著同樣的原則。
此外,亞投行在項目所屬地的選擇方面也並不存在地域偏袒。亞投行的首批四個項目總計5.09億美元的貸款,涉及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和城市發展等領域。
亞投行項目穩步推進
亞投行在今年1月16日迎來了開業一周年。在此期間,亞投行建立和完善了組織架構,為7個亞洲發展中國家的9個項目提供了17.27億美元貸款,未來更多基建項目落地可期。
亞投行現有57個創始成員國,其中亞洲域內國家占比達到75%。目前亞投行已收到書面申請加入材料的國家有20多個,預計2017年成員國將接近90個。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世界經濟論壇期間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他表示:“亞投行緊緊抓住基礎設施的主題,例如公路、電力等,”他稱,之所以強調電力的重要性,是因為亞洲國家在過去20-30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就,眾多人口脫貧,“因為生活水平提高,對電力需求自然提高。”
例如,亞投行第一個獨立融資的項目就是孟加拉國電力輸送升級和擴容項目。制約這個國家發展的主要瓶頸就是電力,如果能把輸變電的技術提高,等於多造了幾個電廠。
具體而言,亞投行的“配電系統升級改造項目”正是針對孟加拉國電力系統的問題和現狀設計的,項目的一部分就是對達卡變電系統進行改造,減少系統的配電損失,年節電量大約為2190萬千瓦時,相當於每年減少了16400噸的碳排放。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就引進了新的輸變電技術,效果顯著。現在中國電網建設相當發達,因此亞投行也要在成員國推動電力投資。
此外,交通也是關鍵。亞投行去年的項目中還包括一個印尼的棚戶區改造項目,
“這是亞投行和世界銀行合作的項目,覆蓋了好多城市,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環境,改善了交通、供水、供電。”金立群告訴記者。
值得註意的是,這個棚戶區改造項目目前被印尼政府列為印尼棚戶區改造的示範。頭兩期工程和世行合作,改善了這片區域5635人的生活。接下來,亞投行將和世行攜手,在未來五年對印尼東部的154個城市970萬個貧民窟進行同樣的改造工程。
作為一家銀行,亞投行雖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但風險收益也是考量之一。
金立群對記者表示,“一方面,國際機構對主權國家貸款時,借款國家會提供主權擔保,因此風險很小,除非這個國家陷入了巨大的經濟危機。但是我們也會做非主權擔保項目,即私營部門項目,其意義重大,因為私營部門可以創造很多就業,且不需要主權擔保,這使得主權國家的債務得到減輕,但對亞投行來說存在風險。”因此,關鍵在於控制風險。
“未來亞投行也會參與股權投資,效益可能更好。但亞投行不是以盈利為最大目標的機構,只是要以盈利保證機構的財務健康,確保長期融資能力。”金立群稱,私營部門項目最高為18年,特殊情況也可以延至20年;主權擔保項目的最長期限則可以為35年。
其實,這也是國際機構給借款國家提供的重要支持,因為多數國家不具備在國際市場融資的實力,就算錢借到了,成本也很高,一旦融資成本高達8%-10%,未來要怎麽還呢?通過亞投行貸款就可以降低成本,同時我們可以拉長貸款期限,這樣就能降低邊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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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半前,由中國倡議組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下稱“亞投行”)正式開業。截至目前,亞投行成員數由成立之初的57個增至86個,參與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數達到26個,涉及十多個國家,貸款總額超過45億美元。更有意義的是,亞投行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世界證明——亞投行並非是中國的亞投行。
在近期複旦大學舉行的“上海論壇”期間,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了亞投行副行長安周奇(Joachim von Amsberg),其職責包括監督銀行戰略議程的落實、為銀行制訂投資組合運營政策等。他此前擔任世界銀行負責開發性金融的副行長。
“現在亞投行已經有了近2年半的記錄,是一個真正能遵循最高項目標準、精簡高效確保環境和社會可持續性的多邊開發性銀行,而不是起初如部分臆測所描述的是一個中國控制的銀行,朋友圈擴大至86個也證明了亞投行的信用。” 安周奇對記者表示。
他也表示,未來的項目投資將側重三大方面:首先,項目將聚焦清潔能源、可持續性城市、城市公路等;其次是實現跨國及跨區域聯通,包括中亞和東盟等地區;第三大重點是吸引私營部門融資,“如何設計一個結構,涵蓋一籃子項目,且國別不同,風險和融資成本可控,以此來吸引養老基金、保險機構等長期資本投資。”他告訴記者。
兩年半批準26個項目
歷時27個月,亞投行於2016年1月16日在北京宣告開業,成為全球首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其總部設在北京,成立的宗旨是促進亞洲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並且加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57個國家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包括域內37國和域外20國。
“兩年多來亞投行批準了26個項目,規模有大有小,且項目涵蓋範圍廣泛,包括交通、能源、可持續城市。” 馮阿姆斯貝格特別提及了緬甸的能源項目,2016年亞投行貸款2000萬美元,批準了在緬甸曼德勒地區的敏建項目,即在湄公河流域興建、運營一座225兆瓦的綠地燃氣輪機聯合循環電廠項目。該項目由亞投行、國際金融公司(IFC)和亞洲開發銀行(ADB)聯合註資。
亞投行的項目也堅持采用最高標準。由於是聯合投資項目,亞投行采用IFC的環境社會標準和政策。鑒於項目的龐大規模、複雜性以及巨大的環境風險與影響,IFC將其列為A類項目。對在農村地區擴展工業活動的關切包括對空氣質量的累積影響,移徙建築工人的湧入,相關社區面臨的健康與安全風險,以及河水管道沿線沒有土地所有權或求償權的5至10戶家庭的搬遷問題。作為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程序的組成部分,共舉行了三輪地方利益攸關方磋商,包括就業、可及性、地表和地下水的質量、用電、氣體排放及其對健康的影響、以及噪音問題。
“這也是亞投行創造的一個先例,即將資金引入基礎設施項目,而且是像緬甸這樣具有挑戰性的市場。”安周奇告訴記者。
除此之外,北京“煤改氣”、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印度古吉拉特邦農村公路項目等等,都是經過亞投行的融資項目亮點。
盡管由中國倡議成立,亞投行的項目時至今日只有一個在中國。亞投行於2017年12月11日宣布,將投資2.5億美元於首個在華項目,幫助北京燃氣集團推進總額約7.5億美元的北京市農村“煤改氣”項目。同年7月初,這一項目的概念評估完成,8月完成了長達65頁的環境和社會管理計劃報告。隨後的11月6日,銀行工作人員完成該項目終評,12月8日提交亞投行董事會討論通過。其他融資方包括:北京市政府(2.28億美元)、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3000萬美元)、北京燃氣集團(2.53億美元)。這也是亞投行首次與來自中國的基金合作。
未來投資聚焦三大重點
與剛籌辦時的高調不同,近一年來亞投行頗有臥薪嘗膽之勢。“比起講故事,我們更希望把項目落實,未來亞投行的項目投資主要會關註三大重點。” 馮阿姆斯貝格告訴記者。
他表示,首先是持續聚焦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領域和可持續城市,例如城市鐵路。早在2016年8月13日,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紹爾果德至哈內瓦爾段項目就正式開工,這也是亞投行首批投資項目之一,旨在為當地建設一條全長64公里,雙向四車道的瀝青混凝土路面高速公路。項目全面建成後,將成為巴基斯坦南北交通運輸走廊組成部分,並將有效縮短首都伊斯蘭堡、費薩拉巴德和木爾坦等城市之間的行車時間,有助於加強旁遮普省南部與巴基斯坦其他地區的互聯互通,完善巴南北向高速公路網絡。
其次,亞投行更加聚焦的是跨境互聯互通。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此前提及,在銀行成立的頭一個年頭里,就為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緬甸、阿曼、阿塞拜疆等7個亞洲國家的9個項目提供了17.3億美元貸款,撬動公共和私營部門資金125億美元,這對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具有積極意義。
此外,安周奇也告訴記者,進一步吸引私營部門投資將是下一個重點。亞投行總資本金為1000億美元,包括200億美元實繳資本(paid-in capital)和800億美元待繳資本(callable capital)。“目前我們所有的項目融資動用的都是200億美元實繳資本,雖然並不缺資金,但考慮到可持續性,亞投行未來一是要吸引私營部門融資,二是可以發債,此前亞投行已經獲得了穆迪、惠譽和標普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最高信用評級。”
“例如養老基金、保險機構,其對亞投行的項目非常感興趣,這些長期投資者需要的是穩定的現金流,這也是基建項目可以做到的。目前的關鍵在於找到風險可控的項目,並將一些國別不同的項目組成一個多元化的‘投資組合’,吸引私營部門資金。” 安周奇稱。
他也提及,亞投行是準商業運行,條件比商業銀行優惠,不追求盈利極大化,但必須實現財務可持續性,這樣才能長期提供更多項目融資。此外,亞投行沒有分一類國家和二類國家,傳統多邊開發銀行的一類國家是捐款國家、二類國家是借款國家。在亞投行,所有成員的項目都可以開發,但是發達國家一般不會借款。
確保運營精簡高效
從遊說各國加入到章程談判,各國對亞投行提出的“精簡、廉潔、綠色”的核心價值理念,以及“對腐敗零容忍”的宣言始終印象深刻。
安周奇對記者稱,“如果非要說一個挑戰,那就是隨著亞投行成員不斷壯大、項目越來越多,如何維持銀行運營的精簡和高效。”其實,如IMF、世界銀行等老牌多邊機構都面臨這一問題。
“目前亞投行工作人員不到200人,未來計劃擴大到500人左右,但我們絕對不會很快就擴張到1000人,我們需要聚焦客戶的訴求、保證股東的利益,而不是一味拓展領域、消耗資本金,例如研究和政策咨詢等領域就可以與其他智庫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他稱。
當然,除了運營方面,亞投行在治理結構上已經突出了精簡和高效的特點。亞投行管理架構方面,吸取了ADB和世界銀行的經驗,比較大的區別在於不設常駐董事。董事會重在制定政策、決策重大事項,管理層重在政策執行,而常駐董事兼顧兩端,多被認為容易造成效率低下。
“董事會和管理層要做到職責清晰,兩者間應該有嚴格的界限,這樣才能更有效率。另外,銀行的運營將貫徹‘透明、公開、負責、獨立’的原則,確保董事會行使監督職責。”金立群此前表示。
不可忽視的亮點在於,亞投行是對於全球治理結構的一大創新,“其治理結構更能反映新興市場的訴求,突出多邊合作其實是可以由新興市場來引領的,而不一定需要G7牽頭,事實也證明現在的治理模式非常高效。” 安周奇稱。
bylee在19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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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soup在20樓提及bylee在19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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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股搞甚麼垃圾都唔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