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四年內,「台灣自由行」吸引逾一百四十四萬名粉絲,利用社群的力量,成功把人民幣留在台灣。 一家集中火力專做陸客自由行的旅遊電商,成軍短短一年半就獲利,二○一六年營收上看一億三千萬元,陸客透過他們,安排宜蘭賞鯨、到九份看優人神鼓表演,或是在花蓮秘境攀岩、泛舟的行程,更把人民幣留在了台灣的免稅商店和伴手禮。他們是用什麼手法讓陸客上門消費? 第一步:自媒體養粉絲天天上遊記抓住九○後胃口 這家電商坐落在台北中正區,它的前身是台灣最大的陸客自由行服務網站,在新浪微博打造出擁有一百四十四萬粉絲的王國,二○一三年新浪微博影響力百強榜中,躋身兩岸三地企業類第十八名。 「在大陸新媒體浪潮中,它是兩岸三地率先、也是唯一討論陸客自由行的企業微博,」出身新浪網的創辦人陳國柱指出,讓陸客群眾的關鍵,是花上四年經營自媒體,天天提供自由行資訊及遊記攻略,累計已有四萬七干五百條原創內容,粉絲遊記攻略約一千一百則,數量是同類型微博之冠。 不計盈虧的養眾策略,台灣自由行的粉絲數從二0一一年的三十萬人次,累積至今共一百四十四萬人次,足足成長三.七倍。關鍵在於,它抓住中國八0後、九0後對於來台自由行的共鳴性。 「檢視新浪微博的社群影響力,看的不是『粉絲數』,而是『活躍度』,」董事長江志祥指出,據統計,截至二。一五年第三季,新浪微博整體平均活躍度只有一0%,但:口灣自由行」微博的活躍度卻高達四九%。 然而,社群媒體的影響力終究得取決於行動力:究竟叫不叫得動粉絲,甚至把口袋裡的錢掏出來? 時間拉回到二0一二年。二口灣自由行」微博粉絲數正式突破百萬大關,總經理高復平回憶,當時平均每天約有一干五百名粉絲,在微博留言詢問來台自由行,特別是墾丁到花蓮的交通問題,讓團隊聞到了「錢味」。 同年十一月,台灣自由行成立市調平台,調查出陸客伴手禮首選是森田面膜,火速與經銷商合作推出團購活動,上線才三小時,就賣出八萬片面膜;也與台中人氣甜點名店糖村合作,推出牛軋糖禮盒團購,引發搶購熱潮,短短兩天營收達六十七萬元,讓團隊對大陸鐵粉的行動力印象深刻。 第二步:善用市場區隔 支付寶唯一合作旅遊電商 試水溫的結果,讓台灣自由行的團隊看到「巾場」已經成熟,決定跨足旅遊電商,把人氣變成現金。 這樣一個透過社群創造市場的利基,主打陸客自由行的市場區隔,意外得到了「支付寶」的青睞,成為目前全台獨家與支付寶合作的旅遊電商,利用一張QR code貼紙、一支智慧型手機,就能做陸客生意。 支付寶去年十二月攻進台灣,鎖定在台北的寧夏、永康、西門商圈,和高雄六合夜市舉辦的「1212」活動。台灣自由行總共推廣全台三干間店家以及攤商使用支付寶,也配合轉發微博,期間共發了三十三則訊息,累積點閱率高達五百一十一萬三千人次。 第三步:培養自有車隊 首創免費接送+消費模式 中國旅遊電商在客源地擁有龐大能量,台灣自由行在內部動腦激盪後,想到了如何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方法:打出「交通脾」。砸下六百萬打造自有車隊接送陸客,並與台灣大車隊合作,在台首創計程車結合免稅店的包車服務模式,重組了旅遊供應鏈。 陸客在台北市打電話叫台灣大車隊的車,到昇恆昌免稅店消費,可享免費接送;到昇恆昌後拿卡蓋章,陸客憑卡叫車可再享免費送機服務,台灣自由行賺的是昇恆昌的退佣,新模式一開,同業e-go、鼎運旅行社也開始模仿。這種模式也破解了中國旅行業者一條龍武服務,台灣業者賺不到周邊錢的困局。 同時,看準自由行客人不喜歡被推銷購物的心理,主打「全程無購物」,推出才短短一年,就拿下陸客交通需求量最大的墾丁、花蓮對開路線近四成的市占率,去年光是車隊營收就超過二干七百萬元。 「從去年下半年至今,車隊服務已成為公司最大營收項目來源,占比高達四五%,」財務長潘奕彰說,「自有車隊不僅提高公司營收,同時也能即時掌握陸客的實體交易商機,」包括一0一紀念品、悠遊卡、面膜、鳳梨酥及茶葉,台灣自由行也提供代銷代購的服務。 從粉絲經濟快速轉變成商機,讓公司成立一年半就獲利。二0一五年營收超過五千五百萬元,較前年翻倍成長,毛利率達一九%至三二%,遠超過傳統旅行社僅一0%的毛利率。 台灣自由行模武反映出,台灣旅行業或許無法在資本規模上,與中國業者一較高下,但只要善用社群媒體的口碑行銷,建立互聯網Plus生態系統,在產品和服務上創新,仍有機會突破重圍,取得利基。 |
「我想過簡單的生活。」年薪破百萬的台北上班族高耀威,憑著在地職人精神與阿嬤支持,他走出店門,投入街區改造。 花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做街上的事,我如魚得水。」台灣去年話題最多的正興街,有一個虛擬的街區改造組織「正興幫」,幫主高耀威這樣說。 正興街位於台南市,去年因發行台灣第一份街區刊物《正興聞》,從台灣紅到海外;今年它會更紅。四月,日本京都京田邊市一條老街要來台灣與正興街合辦運動會,日本NHK電視台還報導了這場跨國街區運動會,一條短短一百公尺的小街,躍上國際媒體。 第一幕:這裡以前只有三家店 一個移居台南的IT白領,讓國際觀光客慕名而來。 這條街,假日人潮擁擠,必須要封街才能維持秩序,平日中午不到,就有拖著行李的遊客,第一站就來台南正興街報到;賣冰淇淋的人氣名店蜷尾家、泰成水果店,店門還沒打開,就開始排隊、抽號碼單。 六年前,它還是一條沒落的台南老街,短短一百公尺只有三家店,遊客稀落;如今,街上有三十六間店,是台南小旅行必去之地,連日本、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背包客都來了;街上三位素人阿嬤,被台南市政府請去拍廣告片,擔任觀光大使。 究竟是什麼力量,讓這條不起眼小 街,在六年內翻轉命運? 南台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助理教授戴偉峻觀察這條街一年,他認為,正興街不是台南最早的街道社區,但,現在活躍非常多。會紅的重點有二個:一、有靈魂人物,二、有整體活動,「沒有這兩個,就沒有效果,」他說。他比較曾經暴紅的神農街與正興街說,神農街像是一個湖,靜靜在那邊,不知道的人不會去;但正興街引了很多渠道,有報導街區人與事的《正興聞》,有吸引年輕人的街頭演唱會,不會靜靜等人拜訪。 這條街不像其他街區會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有理事長可以向政府申請發展經費,形成一個勢力團體;「正興街沒理事長、沒經費,就靠關鍵人物高耀威一個人,」戴偉峻說。 六年前,高耀威原本是台北上班族,是一家數位內容公司的行銷主管,年薪超過百萬元。為了「想做自己的事」,他和另一半陳雅文離開科技業,在網路上創辦「彩虹來了」T恤品牌,成績不錯;在紅樓擺攤後發現,兩天營業額三萬元,比網路一個月的營業額要好,決定開實體店面。 朋友介紹,他們南遷,在正興街租房子開店,是正興街第三家店。裝潢期間,隔壁一位七十歲賣草莓的阿嬤買來一大串粽子請他們吃,「就是那種照顧外地來的遊子的感覺,「高耀威說。 另一位九十二歲的獨居阿嬤,自己煮飯,一個人吃不了那 多,就主動找他們搭伙。看他的店沒什麼客人,又主動介紹街上老店泰成水果店第三代老闆來買他的T恤,促成兩家店六年來的情誼。 「伊足認真(他很認真)!」去正興街採訪時,阿嬤們這樣形容高耀威;那天,《正興聞》第四期出刊,高耀威一拿到雜誌,馬上挨家挨戶拿給那些有被採訪到的阿公阿嬤看,「你看,你地家啦(你在這啦)!」他指著雜誌裡的照片說,一位阿嬤競還挑出裡面錯誤的日文,一直對著他念個不停。 「我的這些阿嬤,就是小蜜蜂,幫我傳遞訊息。」他說,阿嬤很幫他,聽到有人批評他,會透過「在地人脈」去幫他澄清,終結這些謠言。「我在這邊做一件事,傳給第四個人,訊息可能會傳歪,這些問題我觸及不了。」阿嬤就會默默當他的宣傳官,好像護城河一樣,城外不管戰況多激烈,城內的他,幾乎毫髮無傷。「你可以感受到,你在一個城堡,你聽到外面在打仗,他們打仗、在叫囂,但是好像對我都沒影響,」高耀威說。 街區改造並不簡單,尤其要一群人往同一個方向走,更非易事;但三年下來,他繼續花上八成心力給街區,「讓我很想繼續下去的動力,是人與人之間排除功利企圖,很純然的善的對待。」而且,「我隱約感覺到,原本無能為力的事,正朝向善的方向改變,這就是我要的幸福感。」 正興街有五十四戶,住戶十戶,四間空屋,三十六家店,四間工作室;高耀威的店原本就有客群,加上後來蜷尾家冰淇淋變排隊名店,原本沒落的正興街,開始吸引店家前來。高耀威的店開得早,想來這裡做生意的人,鄰居都會推薦來找他,他漸漸變成開店顧問。 三年前,大家生意還沒很好的時候,蜷尾家李豫提議一起出去玩,那次旅行,觸動高耀威辦活動的想法。一方面他做過電台主持人,對辦活動並不陌生,另一方面,也想試試能不能藉由活動吸引人潮。 第二幕:正興幫 把身邊做魚漿、水果的職人串起,街的味道就出來了。 第一場,找風和日麗唱片行(台北獨立唱片行)的歌手演唱,只花八千多元,竟然有吸引力,信心大增。辦活動有了人潮,活動發起人高耀威就成了街區的領頭羊,他也發現自己擅長做橫向整合。「我身邊一堆職人,做魚漿的、做水果的、做飯的、沖咖啡的……,我只要把他們串起來,味道就出來了,」他說。 有想法,卻沒有資源。「我一開始幾乎是充滿挫敗,」辦活動要花錢,不少人卻告訴他:「不要找我!」最後他發現,大家不願意掏錢,但願意出力,於是活動道具,他們幾乎都自製,而這種大家一起出力的模式,讓參與店家關係更緊密。 高耀威捨掉事業擴張機會,薪水只剩下過去五分之一,他認為,來這裡根本花不到錢,甚至還能存錢買房子;他投入街區改造,主導假日封街,成立虛擬組織「正興幫」,最近更名為「正興諸事會社」,幾乎天天在臉書上分享街區小事,不定期辦活動。正興街紅了,有街區前來取經,鄰近國華街、台北赤峰街,都有人前來。 「(整合)最困難的,是人,」高耀威綜合三年來的整合心得,一群人能一起不為利益做事,要先有感情基礎,才有共事的可能。 「社造的核心,就是溝通,」他說,最重要是建立了兩大基本共識。第一,不計較。「我都做了百分之八十,你只做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有什麼好計較的?」整條街好,每家店就會分到應得的利潤,這個共識一定要有。 但高耀威也認為,不能要求大家都跟他一樣,花很多時間在街區,「這是我的興趣啊,我不能想,我做這麼多,大家不一起來做。」當你發現這間店,他沒辦法幫助你,因為他在追求最好的東西,還是要給他掌聲,「大家的心要很寬。」因為店家拿到的成績,還是會回鎮到街區,提高質感, 「一條街,不是只有營造,重要的是,你的店要做好。」 第二,「金錢要透明,不要拿錢。」高耀威很早就主張「經費透明」,因為人跟人之間的信任,要建立很難,要崩毀,是一瞬間;「如果有一天,我們辦一個活動,我在裡面拿一萬元,如果有人知道,就會產生不信任慼、會懷疑,所以,我乾脆從頭到尾都不拿。」他說:「我們的街,是沒在計較的,因為沒有錢在裡面,就沒什 好計較的。」 正興街熱門後,每逢假日必塞,人車爭道,險象環生:因此,高耀威提出「封街」,禁止車輛進入。提案給市府,市府同意,就開始做。 封街,得有「街擋」,告訴車輛不能進入。高耀威建議,封街物要有創意,於是他找朋友設計,用市府原本要花的經費,做出二十六個漂亮的貓咪圖案街擋,變成正興街的觀光景點。 「如果只是封街,那沒什麽意思。」他認為,如果是一隻貓來告訴你,這裡不能停車,香菸不能亂丟,用可愛的圖案來教育遊客,「就讓那個矛盾變有趣。」原本,封街要找官員來宣傳效益,也被他阻止:「可以不要這樣嗎?」結果,辦了三場公益演唱會,還有結餘捐出去。 他更會在封街假日,主動勸離違停的車子,不惜粗話相向。他最近還把阿嬤撿到的香菸蒂,PO上臉書大罵;別人認為的小事,對他都是大事。 第三幕:與人互動是天命 我不在正興街, 就是在往正興街的路上。 「店,是有社會責任的。」局耀威說。除了他,蜷尾家李豫也是。蜷尾家生意好,客人製造垃圾也多,李豫認為這是他的責任,每天結束營業後,他和員工就會把整條街掃過一遍,連爸爸也出來幫忙。 「我天生就喜歡跟人互動,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人與人的互動,」高耀威說。透過這些事,他覺得:「我走在天命,就是如魚得水。」現在,他就算在忙,還是可以睡滿八小時,生活的餘裕,讓他很滿足。 「如果我們想事情都去想下一代,或下下代更長遠的事,那我覺得善的東西,就會跑出來。」他進一步說,將來會不會各地狼煙,其他街區發現原來這樣做也可以,如果這樣,正興街就產生「超越一條街」的價值了。 高耀威現在每天「如果不在正興街,就是正往正興街的路上」,看到遊客臉上的幸福,他就洋溢著幸福慼。一條街像是一個花園,百花齊放,而他是那個不捨不棄的園丁,所以感到特別幸福。「有沒有可能,將來台灣更多人,七分飽就好,不只顧理念,也顧肚子,這樣,就會讓我們的環境變好。」 點亮了一條街之後,高耀威認為大家都可以為這塊土地做點事,有心,就有著力的地方。 幸福是:「我感覺到原本無能為力的事,正朝向善的方向改變,這就是我要的幸福感。 |
2016年3月1日,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抵京。當日是政協委員報到的第一天。(視覺中國/圖)
又到兩會時間。今天,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本組專題帶你透過兩會細節,讀懂中國特色民主制度。
“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座談會上,分成“挺核派”和“反核派”兩派。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政協的職能是協商,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禮堂,面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順豐速運董事長王衛直言不諱地道出他對快遞業的擔憂:對快件實行“100%管控”,會讓快遞企業變成“一種類型的病人”,所有企業都要“吃藥”,勢必會影響行業發展。
當天,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了一場“雙周協商座談會”,主題是為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除了二十多名全國政協委員,王衛作為行業代表,也應邀參加。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十二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自2013年10月22日起,已舉行46次,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舉行。
“雙周協商座談會”,其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 “文革”開始後被迫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
此番重啟有繼承,也有創新。就發起主體來看,當時由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現在則由中共領導的全國政協發起。
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會議一般都是在隔周四的下午三點召開,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2015年7月2日,第34次座談會的主題是“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何丕潔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那次座談會。
“俞正聲主席在開場中說了當天要重點討論哪些問題之後,大家就開始討論了。”何丕潔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大家發言結束後還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像有的大會發言,與會者把話講一遍就散會了。”他也發現現場氣氛比較活躍,大家著裝也多是便裝,比較隨意。
另一位曾參加過雙周協商座談的委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座談會發言大家都很踴躍,快結束時,還出現了搶話筒的現象。看到委員們爭搶發言,話筒都顧不上用,俞正聲讓大家“再說一個”,他還笑著說,“大家說發言機會難得,是在批評我,因為我與大家見得少。”
關於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定位,俞正聲在2013年10月22日召開的首次座談會上解釋:“通過定期邀請各界別委員主要是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座談交流,聽取意見和建議,使雙周協商座談會成為溝通思想、增進共識、協調關系、凝心聚力的協商平臺。”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雙周協商座談會傳統,可追溯至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政協的“雙周座談會”。1950年3月,一批認同中共政治綱領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了“時事政治座談會”,舉行頻次是每兩周一次,被稱之為“雙周座談會”,也叫“神仙會”。參加會議的有當時全國政協組織的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派、無黨派推選的代表,以及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當時不僅是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內部也流行“雙周座談”。
但不久,雙周座談參會代表、內容、舉行頻次就發生了變化。1955年,全國政協常委會決定,雙周座談會改為不定期舉行,由秘書長根據情況召集。座談會內容為:聽取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報告;座談時事政治;協商有關單位提出的問題和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舉行了114次的“雙周座談會”中斷。“文革”結束後,雖然有些民主黨派的地方組織恢複了“雙周座談”,但全國政協層面一直沒有恢複。
2013年,新一屆全國政協產生後,作為落實中共十八大精神、推進“協商民主”的一項制度建設和創新,中斷了近半個世紀的“雙周座談”得以恢複。
重啟後的“雙周座談會”,在名稱中加了“協商”二字,體現了“延續但不照搬”,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同時,也契合了中共中央強調的“協商民主”。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第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快遞條例的制定”建言獻策。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從已召開的4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來看,議題領域較廣,精準扶貧、媒體融合、政府職能轉變、“絲綢之路”經濟帶都有涉及。而且無一例外,俞正聲主席都親自參加,聽取意見建議並和與會者交流探討。
“議題通過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以服務大局為目的展開,也考慮社會民生和百姓關註的重要問題。”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說,另外,議題也會根據政協委員們的調研結果,以及在提案中提到較多的問題來確定。
南方周末記者從全國政協相關人士處獲悉,協商題目的確定程序是,先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推薦,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
據何丕潔介紹,每年年底,全國政協的各個專委會、局委辦以及政協領導,就會提出下一年重點調研關註的問題,這時就要確定哪些議題適合雙周座談,哪些適合放到政協常委會討論。
“那種‘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問題我們不討論。”全國政協專職副秘書長劉佳義接受媒體采訪時進一步闡述了對議題的要求。他說,座談會註意選擇現實生活中存在而又解決得不好、切口較小的問題來協商。
2014年11月13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的議題是“建築工人工傷維權”這個話題,如果籠統地談農民工問題講幾天也講不完,但從“工傷維權”這個小切口來說,卻能談得比較深入。
確定議題之後,接下去的工作就是選擇參會人員。
由於每次參會的只有20人左右,不僅要涵蓋全國政協相關委員會的委員,還要考慮交過相關提案或在大會發過言的政協委員,以及相關的專家學者。考慮到政協委員的廣泛性,在人員選擇上還要突出統戰色彩和界別色彩,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更多的參加機會。正是從這個角度考慮,將參會的中共政協委員限制在30%左右。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之所以參加了“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相關法律問題與對策”的座談會,就在於民革向來比較註重“三農”問題。其實在2014年4月3日,召開落實全民健身條例雙周協商座談會時,也邀請了何丕潔,“但我沒有參加。”何丕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推薦民革黨員中一位在直轄市任副區長的委員參會,該委員在政府工作中主抓教育、體育,談起來就有的放矢。
按照慣例,每次座談會召開前,相關部門還要進行調研。據何丕潔介紹,討論農村土地確權這個議題前,民革中央和全國政協提案委員開展了專題調研,很多政協委員都通過提案等方式提出了建議。
座談會每次開會,除了邀請全國政協委員,還會邀請幾位相關的專家學者。2015年6月18日,全國政協就建築工程消防審核驗收召開了座談會,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淩雲就應邀出席。
“參加座談會還是蠻有意義的。”余淩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學者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總希望能把研究心得和看法向決策機關反饋,影響決策。
會議前,余淩雲按要求寫了份發言稿傳到全國政協,之後又根據政協的反饋意見修改了發言稿。發言不超過8分鐘,他回憶,每個人發言時,俞正聲或是插話,或是提問,或是做個簡短評價。
原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是無黨派界別的政協委員,因其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關註,被邀請參加了2015年10月8日召開的“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與風險”座談會。
崔永元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回憶,他大概是半個月前接到通知的,座談會召開當天,他和其他與會者各自前往政協禮堂。會議開始後,先是重點發言,每個重點發言者有8分鐘發言時間,這是事先有準備的。之後是自由發言,實際就是舉手發言,每人有5分鐘發言機會。快到5分鐘時會有工作人員遞去紙條,提醒時間快到了。
崔永元註意到,俞正聲有時也會插話。當時有個研究轉基因的專家在發言時說,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已經研究成功了,應該在國內推廣。俞正聲就問了一句:“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和人吃的轉基因玉米怎麽區分?”專家沒有回答上來,沈默片刻之後,低頭接著念稿子。
“座談會的會風很好,沒有啰里啰唆。”崔永元說。
崔永元參加過兩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第一次是2014年12月12日,議題是“城市化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這個議題比較容易形成共識,都覺得需要保護,只是在保護和發展的關系上有分歧。
第二次就是“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和風險”,這一次各方有觀點對立。會議前的通知中明確要求每個人說自己的觀點,相互之間不要爭論,因為一爭論起來就沒完沒了。
“但我還是違反了一點紀律。”崔永元說,他聽到某部委一位人士的觀點時,就直接表示了抗議,大概有兩三個回合的爭論。
實際上,在雙周協商座談會上,類似的交鋒經常出現,因為選擇出席者時,就已註意到邀請一些觀點對立、有代表性的委員或專家參加。
2014年1月9日,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議題是“核電和清潔能源發展”,會上就分成了兩派,“挺核派”認為,核電是清潔能源,在霧霾日益嚴重、能源結構調整迫在眉睫的情況,中國應該更多使用清潔能源。
但“反核派”認為,核電站在技術上並不成熟,應該實行總量控制。爭到激烈處,主持會議的俞正聲笑著維持秩序:“我們是只交鋒,不爭吵。”
雙周協商從一開始定下的工作原則中,有一條是“堅持廣開言路、求同存異、民主協商、集思廣益”,鼓勵各界別委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充分發表意見和見解。
2014年5月27日,在“化解產能過剩”座談上,全國政協常委李毅中就直言不諱:“化解產能過剩雖然經過了很多努力,坦率地講,成效並不顯著。”“對於產能過剩的行業,再好的項目也不能上了。”
2016年1月21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雙周協商座談會。曾經參會的委員註意到,主要是委員和應邀出席的專家在說,俞正聲偶有插話,他特別希望有互動。(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圖)
為確保協商成效,每次座談會召開時,國家相關部委的負責人要到場與委員對話,直接聽取意見,為相關建議“落地”開辟便捷通道。
兩年多下來,經濟、民生等相關部委負責人,幾乎都受邀參加過雙周協商,其中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受邀的頻次最高,成了常客。
2013年11月21日的座談會主題是“為維護職工群眾切身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言獻策”。會上,政協委員顏輝提出建議,應從立法源頭上確保職工“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在場的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就回應:2020年前,人社部將在全國推行全民參保登記計劃,努力推動95%的養老保險參保率。
當天派員去現場的還有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廣電總局等部委,如果委員的意見與在場某個部門有關,俞正聲都會點相應的部委領導作回應,並強調:“政協的職能是協商,不是給你們作指示,而是給你提一些好的建議和意見。”
社會組織是社會協商的重要載體。2014年7月25日,全國政協對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進行了協商座談,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到會介紹了相關情況,並與委員們互動交流。次日,他就召集民政部相關司局負責人,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改革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
從結果來看,到目前不少雙周協商的意見已經影響了政府決策。
2013年12月24日,雙周協商座談會討論了汽車尾氣問題後,形成了報告給中央。該報告提出,僅占汽車保有量13.4%的黃標車,卻排放了81.9%的細顆粒物,後來,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輛600萬輛。
2013年11月7日,有關建築產業化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之後,中央領導同誌在報送的信息上批示:“推進建築產業化勢在必行”,要求住建部會同有關部門深入研究。
據全國政協相關人士介紹,雙周協商座談會推行之初,不是所有中央領導都能看到協商的成果,初期座談會結束後,是將協商成果以信息專報的形式,報送相關的中央領導,一般不會報送有關部委。
2014年3月開始,全國政協將協商成果報送到中央領導和相關部委,推進了協商成果的落實轉化。
建築業工傷保險,在過去視為“老大難”問題,社會上呼籲了十幾年但一直沒有解決。2014年11月13日,全國政協以“建築工人工傷維權”為議題進行了協商座談,這實際也是全國政協社會法制工委從2013年就開始跟蹤調研的專題,並與人社部、住建部、總工會、安監總局等部門進行調研。那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又圍繞資金來源、體制機制障礙、部門利益等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然後形成了供國務院決策的參考建議。
2014年12月,國務院四部委終於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解決了多部門十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推行,不僅推動了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是發揮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主體作用的一個探索,讓更多的政協委員有了“存在感”。
過去全國政協委員一年只開一次會,委員主體作用難以得到充分釋放和發揮,這個現象被稱為“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政協常委每季度開次會,政協主席副主席每月開次會)。但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20名左右的政協委員,一年能邀請400人。一屆5年,就有2000人可以通過雙周協商座談會參政議政,改變了“年委員”的印象。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啟動,也使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這一定位更加清晰。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主任劉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協商民主作為十八大之後的高頻政治詞匯,呈現出越來越被肯定的走勢。盡管在延安時期的“三三制”(延安時期的一種政府組成機制,共產黨員、工農、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政治協商”已經有“協商”的意思,但那時還是一種“民主協商”,而不是“協商民主”。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鄭萬通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早在1991年中央領導同誌就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有兩種形式,其中就包括“協商”:“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2006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論證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形式”。但到那時,還只有“協商”,尚未明確提出“協商民主”這一概念。
在“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全國政協做過不少推動工作。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提出了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加強協商民主工作,成為當年兩會熱點。2007年11月15日,國新辦發表了《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確認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概念。
十八大報告不僅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了“協商民主”,並提出了“協商民主制度”概念,從而將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上升為制度形式。
有媒體報道認為,協商民主或許成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重要路徑。政協作為專門的協商機構,在2013年3月產生新一屆全國委員會之後,便把對加快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進行部署,並對增加協商的頻度和提高協商層次進行了探索。
2013年5到6月間,全國政協赴全國各地,對協商民主的推進情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研,調研共分八個組,經過多次討論後,全國政協決定重啟“雙周座談”。
現在,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兩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再加上專題協商、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可見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政協的參政議政格局。
首爾最貴地段的江南區、一坪約百萬元台幣,有一條為紀念首爾與伊朗首都德黑蘭締結姊妹市而取名的「德黑蘭路(Teheran-ro)」,短短三.五公里,原本是大財閥如三星、現代等總部大樓的所在地,現在舊區卻注入新血,有了七家新創育成中心,匯聚創投、風險資本家,以及無數的新創公司,折射出韓國新創生態圈的蓬勃生機。 這些新創育成中心,各有來頭。功能最多元,規模也最大的「夢園」(D.Camp),由韓國二十家銀行出資五千億韓元(約台幣一三八億元)成立。六層樓的獨棟大樓,提供八十個免費座位和設備,讓年輕創業家不花一毛錢,便能專心在此築巢逐夢。 兩年前,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曾和兒子郭守正到此參訪,不僅簽下合作備忘錄,還捐贈了包括筆記型電腦、顯示器等硬體設備。 毗鄰的「新創者聯盟」(Startup Alliance), 背後金主是LINE的母公司、入口搜尋網站NAVER,出資一百億韓元(約台幣二.七四億元),任務是串聯官方與民間網路業者、電信商,帶領韓國新創團隊揮軍海外市場。 亞洲唯一、全球第三座Google創業園區,落腳在現代集團大樓的地下二樓;諾基亞(Nokia)的通訊研發中心也設在德黑蘭路。 在這條新創街上,政府也沒缺席。由韓國中小企業管理處成立的「TIPS Town」,負責提供政府資金,與私募基金和加速器(編按:為新創業者提供資金、指導、人脈、訓練、活動等支援)合作,投資新創公司;首爾市政府成立的「開浦數位創意園區」(Gaepo Digital Innovation Park)預計九月開幕,瞄準物聯網和金融科技。 如今,江南區幾乎每天都會舉行與新創企業有關的會議或活動,七家新創育成中心把投資、人際網、空間等創業生態系統的要素結合起來,形成良性的生態圈,人才、資源、資金和培訓,一次到位。 有別於美國矽谷,許多新創公司如臉書、推特等,都是在大學「玩樂」中誕生;在韓國,新創公司被當成「事業」,由政府號召大企業出錢出力,形成新創生態圈的三大特色。 第一個特色,政府揪財團打群架,建立起完善的生態系統。 「亞洲各國政府都在積極推出各項鼓勵新創的政策與計畫,但也逐漸發現到,僅僅獎勵新創企業的成立,無法直接複製另一個矽谷。」台灣新創競技場執行長黃蕙雯指出,更多的資源應該放在建構強健的在地生態系統。 扶植新創的育成中心、加速器等,台灣也在做,韓國和台灣有何不同?黃蕙雯指出,韓國政府號令大企業掏錢支持新創,並統整分散在各政府部門的新創計畫,這種打群架的模式,在「新創一條街」充分展現。 舉例來說,政府成立的韓國風險投資公司(Korea Venture Investment Corp)提供二十億美元資助韓國創投,目前已催生三百八十個新的創投基金,成為年輕人創業的活水。 此外,韓國中小企業管理處和十八家創投基金合作,以一比五的出資方式支持新創,也就是當創投基金對一家新創公司投資十萬美元,政府將投資五十萬美元,最高達到創投基金投資規模的七倍。目前,已有九十家新創公司分別獲得六十萬美元的投資。 他,開拓O2O旅遊平台靠韓流魅力,打進中國市場旅遊O2O(從網路到實體)平台「在首爾」,就是其中一家受惠於政府和創投聯手投資的新創公司。 「政府和天使基金的投資,是創業的第一桶金。」當初募集到三億韓元,讓三十四歲的李敬俊有了第二次創業的機會。 二○一○年「在首爾」創立時,主要是出版中文旅遊雜誌,一三年轉型為旅遊平台,以中國遊客為目標,提供自由行的行程規畫、旅遊地圖、觀光巴士、購物網站等O2O服務。 一四年,「在首爾」獲得韓國創投K Cube投資七億韓元;一五年再獲Nice集團注資三十億韓元,用來拓展電子商務。李敬俊指出,借助韓流風靡中國的力量,針對中國消費者打造購物平台,讓觀光客透過「在首爾」網站,一次購足各種流行的伴手禮、美妝、服裝等商品。 由於瞄準中國市場,該公司有九成員工會講中文,目前微博有一三三萬粉絲、雜誌讀者達三萬人。 韓國新創生態圈的第二個特色,是透過「學長拉學弟」的引領方式,帶來人際網的加乘效果。 黃蕙雯指出,韓國的新創育成中心講究傳承,例如「夢園」以校友、學長姊制來引導新創業者;加速器SparkLabs則有類似當兵的「梯隊」制,因此,在短短二、三年就孕育出一百多個新創團隊。相較於韓國新創的集體性行動,台灣顯得單兵作戰。 不僅如此,創業成功的韓國企業家也搖身一變,成為天使投資人或成立私募基金,在創業路上,以學長身分拉拔學弟,形成良性循環。 他,投入Fintech領域推理財機器人,用戶超過20萬Newsy Stock共同創辦人文景祿,就是受到學長們創業精神的感召,原本在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韓國資誠(PWC)上班,也曾在香港寶來證券工作的他,在二十九歲那年毅然辭職創業。 文景祿投入的創業領域,正是時下最夯的金融科技(Fintech),為投資人提供量化的選股資訊及理財機器人的股票推薦服務。「這項服務是在一二年八月,股市表現不好時推出的,對象是需要準確數據和量化分析的專業投資人。」目前用戶超過二十萬人,每月收費一百至五百五十美元,早在對外募資之前,就已損益兩平。 去年一月,距離文景祿創業僅兩年半,這個新創公司就被韓國移動媒體企業聯盟 Yello購併,文景祿更登上了《彭博商業周刊》評選的「五十位亞洲之星 」榜單。 韓國新創生態圈的第三個特色是:在創業之初,就制定全球發展目標,首爾只是跨足世界的跳板。 近年來,簽訂多個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韓國政府以全球市場為舞台,推行「K-Global」計畫,提供新創公司進軍海外市場所需的一切支援,包括品牌和行銷策略。 雖然首爾人口約一千萬人,密度高且相對同質,是創業者練兵的理想實驗場,但群聚在首爾的創業家都深諳,他們的市場在海外。 他,開發企業通訊軟體「創業的第一天,我們就全球化」開發出企業通訊軟體「JANDI」的Toss Lab,是韓、台、日共同創設經營的跨國新創公司。Toss Lab目標很明確:「從創業第一天,我們就全球化,同時在台、韓、日本上線。」目前JANDI已有三萬個台、韓、日企業用戶。「我們將通訊及檔案管理功能整合在一起,讓企業及團隊內部溝通及合作更加便利。」Toss Lab經營策略經理金秀英解釋。成立不到兩年,Toss Lab已募得四五○萬美元的外部資金。其實,在選擇投資者之際,他們就以「得到創投在市場人脈和策略布局的協助」為主要考量,例如日本軟銀創投及台灣心元資本,幫助他們順利進入日本及台灣市場,韓國創投HnAP則有東南亞市場經驗。 「政府的最大作用在於,打造良好的生態系統,讓年輕人實踐夢想,同時,讓創業的成功故事激勵更多年輕人,勇敢創業。」夢園總經理金光鉉對韓國新創發展,下了樂觀的注解。 撰文 / 鄧麗萍 |
擔任行政總廚十五年,開創醬料食品工廠一炮而紅, 產品豐富多元,從日式壽喜燒醬賣到提拉米蘇慕斯粉, 為了開拓客源,不惜斥資兩百萬元舉辦試吃活動。 「我只想讓料理變得平易近人。」英國名廚傑米.奧利佛,因為將食譜變得簡單、人人都能上手,而在英國大紅二十年,背後的祕密是他對烹調的熱情。 藏身雲林的一家五千坪的食品工廠,每天生產兩千公斤調味醬料等加工品,從泰式辣醬、日式壽喜燒醬到提拉米蘇慕斯粉,共五千多種產品,這裡是「冠廚餐飲集團」的祕密基地,背後隱藏著一位廚師對餐飲的熱情,希望沒有餐飲經驗的人也能輕鬆當老闆,讓更多人能享用料理美食。 十五年前,陳宏賓放棄行政總廚工作,創立冠廚,輔導餐飲創業者,從店面裝潢、財務及行銷管理,再到食譜教學,最後再將調製好的醬料及周邊食材賣給客戶,陳宏賓創造了另類的餐飲加盟「一條龍」! 包套式服務 財管、裝潢…應有盡有 一般消費者或許不熟悉「冠廚」,但他們供應醬料的餐廳多達三千五百家,輔導創業一千五百間,其中不乏知名上市櫃餐飲集團、餐飲連鎖店及主題式餐廳。冠廚餐飲客戶遍布中國、新加坡、泰國、越南、美國等十三國,今年四月在西班牙成立子公司,建立歐洲據點。 陳宏賓曾在台中知名餐飲集團「安蘭居」(巨大執行長夫人吳春蘭為董事長)擔任行政總廚,前後十五年,從食材料理到擺設布置,都由陳宏賓一手包辦,他心想:「當一名廚師,只能服務一家餐廳的客人,我要創業,服務更多人。」經常到日本參訪的他發現,日本的餐飲連鎖店都可以開上千家分店,「關鍵在於食材、生產程序全都標準化,變得容易複製!」二○○一年,陳宏賓想出獨特的創業模式:自己不經營餐廳,而是輔導想開餐廳的人創業,從料理教學、食材提供、財務管理、店面裝潢的一條龍加盟方式。 「我們輔導的客戶必須簽約,開店後向我們買醬料。」冠廚行政助理楊麗琴解釋,冠廚會提供基礎開店輔導,也能提供專業開店規畫,例如商圈評估、人員訓練、開幕準備等其他付費服務。 「這種加盟方式滿創新的,加盟者還能擁有自己的品牌!」實踐大學餐飲管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高秋英指出,冠廚的經營模式與南僑在中國、台灣兩地賣油脂有些相似,都以賣食材為主,再提供額外服務綁住客戶。 「頭三年創業,就燒掉一千萬元,其中有兩百萬元,砸在讓客戶試吃。」陳宏賓一開始就確立主要的營收來自食材銷售,不但在頭三年就研發出兩百種產品,並積極到各地舉辦「試吃」活動。 設體驗廚房 「老闆候選人」邊學邊吃 「我的經營就是試吃啊!」也因此三年內吃出五十家客戶。第四年開始,他在全台各地成立了十三個「體驗廚房」,讓更多嚮往創業的未來老闆,免費體驗專業廚師的「烹飪教學」,也品嘗冠廚食材做出來的料理。這套體驗模式同時也輸出到國外,冠廚旗下的三十五位廚師飛往香港、西班牙等地教學,讓各國新創業者都能品嘗冠廚的美味料理。 出身農家的陳宏賓,對台灣自產的農產品,一直有深厚的感情,在原料使用秉持「台灣有的產品,就不用國外的」,像是洋蔥、大蒜、胡蘿蔔等,都是向國內各地產銷合作社或農會購買。「冠廚還有在做農場到餐桌活動,讓更多人體驗種田。」台灣慢食協會副祕書長謝懿慧補充。 陳宏賓將台灣當成冠廚的「亞洲糧倉」,透過醬料將台灣農產品輸往全世界。但是兩年半前,陳宏賓有了新想法:「歐洲的獨有食材,應該也要讓亞洲人能夠品嘗!」陳宏賓在一場食品展上遇見在西班牙經營餐廳和食品工廠的華僑,兩人一拍即合,陳宏賓決定在西班牙成立工廠和廚藝教室,一方面能將台灣的食材賣入當地,二來也計畫將西班牙的地中海食材加工,輸回亞洲國家,目前也在英國倫敦、義大利找到總經銷商。 「西班牙是歐盟糧倉,可以將食材賣回亞洲。」陳宏賓擘畫藍圖是,「只要有太陽的地方,就有華人;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華人餐廳。」由於打進西班牙市場,有助搶攻西語系國家商機,未來將挺進非洲,完成夢想。 撰文 / 黃家慧 |
23歲的回族姑娘王霞把自己打扮得像出嫁一般,站在自家門前,在黃土高原強烈的陽光照射下,顯得格外的靚麗。
“小的時候日子可苦了。”6月13日,王霞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記得當時有許多遊客來這里玩,我們就陪著他們轉,給他們講當地的故事,這樣,他們會給我們一點吃的喝的。我們當時穿的衣服也很破,補丁打補丁的。”
離王霞家不遠處就是須彌山、火石寨兩大景區。幾年前,王霞家在當地開辦了第一家農家樂,做些面點賣給遊客,再後來開起了旅店。自2012年擴建了火石寨水雲公路、2013年擴建了須彌山至火石寨景區道路後,到火石寨景區的遊客人數劇增。
“遊客每人住一晚的費用是50元,要是講價錢的話,我們還會壓低到40元,小孩子免費,還含早餐。”王霞說。
記者看到,在王霞家的三間農家屋內,每間屋子都有七八張床。大的房間還有餐桌、沙發等家具。“每年的4月到10月是旅遊旺季,營業收入每天有1000多元。半年收入有20多萬元。”她說。
王霞的故事僅僅是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近年來精準扶貧的一個縮影。從缺衣少食到奔赴小康,固原正在改寫著“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的歷史。
固原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集中連片的特殊困難地區,地處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六盤山區。固原市所轄4縣1區都屬國家級貧困縣,新一輪扶貧開發又將六盤山區列為全國14個集中連片困難地區之首。
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固原市貧困人口由50.1萬減少到了26.7萬,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10年的3477元增長到了2015年的7002元,年均增長10%以上。而按照《固原市脫貧攻堅總體規劃》,到2018年實現現行標準下的26.7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435個貧困村全部銷號、5縣(區)全部摘帽。
“其中,發展旅遊業是固原實施脫貧致富戰略的關鍵一著。”固原市委常委、副市長陳濟丁對記者說。
陳濟丁介紹,固原有許多旅遊景觀,是寧夏旅遊資源最富集的地區,也是寧夏傳統文化遺存最集中的地方,有詩形容固原“龍潭天影荷花映日,六盤雲蒸須彌佛光,古嶺雁鳴丹霞翠色,耕讀彌新朝那遺韻,古道迢迢舊隘新曲”。
“其實,與國內其它景區相比,固原單一的景區可能並不具有優勢,但如果通過公路串起來,就不一樣了。”陳濟丁說。
也正是出於這一考慮,近年來,固原市開始全力構建旅遊環線公路網絡。按照建設“井”字形大通道的構想,打通斷頭路,統一規劃,構建旅遊環線公路網絡,並把環線公路建設成為旅遊路、生態路、文化路、產業路、安全路。旅遊環線總里程1370公里,由“兩縱兩橫”4條旅遊主通道、1條生態旅遊環線、3條特色精品路組成。
根據這一規劃,在相關節點設立一批美麗鄉村遊示範點,盡量保留原生態,使用自然景觀,並與當地產業相結合,打造一批特色產業帶和亮點村莊,幫助農民脫貧致富。
固原市交通運輸局給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到2014年,固原以各縣城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半徑20公里的鄉村,基本實現了城鄉公交一體化,票價與城市公交一樣,老百姓切實體會到了“1小時”同城生活圈帶來的便利、快捷、安全、準點、經濟。
西吉單家集村利用區位優勢和進出暢通的交通條件,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和清真牛羊肉屠宰販運業,農民及時把鮮肉和皮貨遠銷新疆、陜西、甘肅等地,年交易額近1.5億元,居西北地區村級畜產品市場之首。
固原市交通運輸局介紹,全市每年公路建設可吸納農民工就業近2萬人次,包括參與運輸車輛,年收入在10億元以上。若延伸至車輛維修、地方砂石材料采購等相關產業鏈條,沿線農民從中收益更為可觀。
路通了之後,西吉縣吉德慈善產業園也做出了大膽的規劃,到2020年,引進入園企業50家以上,完成固定資產投資50億元,園區實現工業總產值約30億元,增加值達9億元,入園企業能夠吸納1萬人以上勞動力就業。
在省道202線沿線,西吉縣硝河鄉也提出“豎起特色旗,打出民族牌,發展鄉村遊,走向富民路”的口號,實施202省道經濟發展帶建設、休閑農業建設,規劃建設觀光農業、特色村寨、回鄉文化園等18個項目,全力打造宜居宜商宜遊的回鄉風情小鎮,吸引居民留在家鄉,共同努力脫貧致富。
“西吉是一座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城,但隨著交通條件的不斷改善,使得越來越多的人來到西吉。明年你們再來,我會帶你們參觀火石寨大石城景區,那里是國際大片《阿修羅》的主要取景地。”西吉縣縣長武維東對記者說,“要想富先修路。西吉正是圍繞路在布局產業。今後還要修更多的路,更好的路。通過路,讓群眾看到脫貧致富的希望。”
王霞也告訴記者,因為看到了脫貧致富的希望,最近半年,附近的農家樂多了起來。記者看到,在王霞家旁邊,一個新辦的農家樂已經張掛起一排排紅燈籠。
“你加我微信吧!”記者歸走時,她對記者喊道。
23歲的回族姑娘王霞。攝影/章軻
固原市便利快捷的農村公路。攝影/章軻
固原市獨特的旅遊景觀。攝影/章軻
西吉縣吉德慈善產業園里的農產品加工企業。攝影/章軻
西吉縣特色蔬菜基地的農產品正在裝車。攝影/章軻
貧困地區的農民對盡快脫貧致富充滿期待。攝影/章軻
短短五百公尺的重慶南路上,共十四家商旅進駐,業者多是無旅館經驗者,似有和位在西門町的「前輩」一較高下意味。 台北市西門町的蓬勃發展,讓周遭以重慶南路為中心的書店街,正變成台灣最熱門的商旅一條街。 短短五百公尺的街道,就有十四間商旅進駐,這裡,成為全台平價旅館密度最高的區塊。據仲介業估算,自忠孝西路到衡陽路之間的區段,就有十家營運中的旅館,另有四間正在籌備中,總房數已達一千五百房。 台灣房屋商仲部副總經理施光明指出,重慶南路位屬站前商圈(站前商圈屬中正區),具台北車站五鐵共構的交通便利性,且鄰近觀光客最愛的景點西門町,加上商辦租金成本是台北市商圈中最低,三大利多吸引業主投資平價商旅。 有趣的是,在這個最競爭的街道上,進入者卻多半是新手。 銀行業搶當包租公 五%投報率比東區更好賺 金融業者在熱潮中也樂當包租公,以賺取外快。 總部遷到信義計畫區的華南銀行,去年釋出重慶大樓出租給旅館業者,目前正在裝潢中,也即將加入戰局。 台灣金聯則將歌 林大樓七至十一樓 部分,出租給富驛酒店集團,規畫為 八十八間房的「謙 商旅」。據了解,其背後業主正是股市名人賈文中。以市場行情估算,台灣金聯一年至少有二千六百萬元以上的租金進帳。 「這一帶的商辦租金投資報酬率,比東區店面還要高,」施光明分析,金融業出租商辦的投報率約在三%至五%之間,比起東區店面的一,六%至二%為高一。 此外,「這裡的大樓屋齡老舊,土地比較細分,」戴德梁行研究顧問部協理薛惠珍說,重慶南路舊大樓的都更改建,耗時冗長,在過渡期間經營商旅,將可為不動產帶來效益。 鏡頭轉到重慶南路尾端,鄰近植物園的悠逸行旅,鮮黃色大樓外觀,引人注目。 為在競爭激烈的戰場突圍,今年二月甫加入戰局的膠帶製造大廠炎洲集團,為最低價每床五百五十元的青年旅館,大手筆砸下四千多萬元的裝修費,打造星際太空艙、小套房及數位化的個人床位,打破背包客住宿環境簡陋的印象。 菜鳥攻人低價小房型 特設女性樓層,住房率七成「我們想做五星級的青年旅館,」悠逸行旅總經理何政霖說,重慶南路一帶的平價旅館多位於大樓內,獨棟產品相當少見,雖然地點較偏遠,但能在住宿體驗和旅客服務上做出差異化,把缺點化為優點。 例如,針對女性對於安全的需求,特別設置女性專屬樓層。從房間到衛浴空間,都以女性使用者需求來設計,包括洗手台大面鏡子、三班制的房務清潔,成功吸引日本和韓國的女性背包客客源,開業三個月住房率已達七成。 即便有經營旅館經驗的業 者,在轉型時也把此區塊做為試兵地。 登上興櫃 的和昇集團, 在國內外擁 有十四間休 閒會館,去 年開始透過 購併方式正 式跨足商旅 業務,以「和 昌商旅」品 牌,進軍站前商圈一級戰區。 「這條街上的旅館比7-Eleven 還多!」和昌商旅總經理蔣士壯說,為了不和平價旅館削價競爭,和昌商旅在規畫之初並不追求坪效,而將每個房間維持在八坪大小,比平價旅館的房間大了三分之一。「我們的廁所,都快比膠囊旅館的房間還大,」蔣士壯說。 老烏做縮小版飯店 賣物超所值,房價高八成六連天成飯店也以副品牌「蜂巢旅店」在此進入商業旅館市場,從均價三千五百元的房間,轉戰平均房價二千八百元的中階市場。 不同的「新手」們加入,讓這個戰場的房價從最便宜五百五十元到二千八百元不等,各自因為不同的局限性,反各有特色。 本土飯店體系有品牌號召,為讓品牌具延續性,蜂巢旅店全數使用星級飯店等級備品,房間配置「就像是縮小版的飯店房間。」這讓其定價無法太低,年均房價約比重慶南路平價旅館的房價高出八成六。 不過,天成飯店集團表示,蜂巢旅店設有健身房、置物櫃、交誼廳等公共設施,加上飯店等級的服務水準,「絕對物超所值。」如果說,西門町是五星級飯店集團的副品牌爭戰區,重慶南路則是另一個形態的戰場:新手多,反而選擇更多元。 五星飯店集團的副品牌,為何不進駐重慶南路一段的戰區呢?施光明說,就像住豪宅的人不會輕易介入國宅區一樣,「跑到重慶南路來,反而會破壞形象。」加上此區大樓屋齡老舊,且多為大樓商辦改裝為旅館,目前有合法登記者才六家,安全性仍有隱憂。 現在,隨著眾多平價旅館進駐,餐飲店也聚集。依據實價登錄資料顯示,重慶南路店面租金再度站上每坪每月四千元的租金行情。不過飯店業者認為,此區產權結構較複雜,獨棟的產品稀有,其他飯店業再進軍的可能性不大。 屹立七十年的書街力拚轉 型,這群新手業者現在第一個要面對的挑戰就是陸客團來台人數減少的問題,還有住宿安全的爭議。若能克服,其連結站前商圈與西門町人潮的地理優勢,確實有機會讓這條老街再翻身。 撰文者林淑慧 |
今日,一條視頻創始人徐滬生在其朋友圈宣布獲得新一輪融資,投資方為CMC,創伴,飛馬旅。
i黑馬訊 7月7日消息 今日,一條視頻創始人徐滬生在其朋友圈宣布獲得新一輪融資,投資方為CMC,創伴,飛馬旅。他同時還透露,一條目前日收入近百萬人民幣,基礎用戶達2000萬。
資料顯示,這是一條繼今年二月拿到B輪融資後的再次融資,也顯示了資本市場對短視頻、新媒體加電商商業模式的認可。一條是定位“生活、潮流、文藝”的短視頻新媒體,商業模式是廣告和電商,成立於2014年。
以下是徐滬生微信朋友圈內容:
錢沒進賬,都不算自己的錢。所以,現在可以正式說了:謝謝本輪投資的領投方CMC,謝謝創伴、飛馬旅。謝謝黎瑞剛、楊振宇等老大。……我們一個上線不到兩年的小公司,現金儲備近2億,日收入近100萬,但是市場潛力更大。我們的電商平臺正式啟動不過兩個多月,就積累了數十萬買家。基礎用戶2000萬,還遠遠不夠,(要)繼續做大用戶,做大收入。
徐滬生朋友圈
三年前,實體蛋糕名店亞尼克跨入電商,締造生乳捲銷售傳奇。 亮眼成績前,創辦人吳宗恩也曾嘗敗果,但他領悟到:人生不是贏在起跑點,而在轉捩點! 撰文•萬年生 二五%、三○%、九○%,這三組關鍵數字,藏著暴紅團購商品亞尼克生乳捲的賺錢密碼:去年,它共賣出一三九萬條生乳捲、台灣市占約二成五,回頭客率逾三成,一年貢獻超過四億元,等於亞尼克目前近九成的營收,都來自這款明星商品。 今年四月,受惠母親節檔期,亞尼克實體加電商更創下一個月賣破二十四萬條生乳捲的新紀錄。加總上半年則賣破百萬條,雙雙稱霸台灣蛋糕和團購美食排行榜。 「亞尼克是生乳捲第一品牌,沒有第二品牌,其他人最多是兼著賣,只有亞尼克是當成主力商品。」台灣蛋糕協會執行長林廷隆指出,如果一天只做兩個蛋糕,門檻當然不高;但一天做兩百個就有門檻,一天做出上萬個,不是門檻、是權威。 不過,這個平均每十秒就賣出一條生乳捲的銷售奇蹟背後,亞尼克董事長吳宗恩卻足足花了十年,並曾吞下虧損兩億元的失敗苦果,才嘗到這口甜蜜商機。 故事,要從十六年前新北市萬里海邊的七坪蛋糕店說起。那年,只有國中學歷、烘焙學徒出身的亞尼克創辦人吳宗恩選擇開店創業,一顆奶油大泡芙,批發價十八元、零售只賣二十元,就這樣靠著「零售最低價」策略,竟讓這個最早位處「野狗比人多」地點的蛋糕店一夕暴紅,全盛時期要排隊兩小時、營收破億元。 暴紅,頻開發新品不懂管理、行銷 慘賠收場但成功來得快,去得也快,二○○六年,他首嘗敗果。一方面,技術出身的他毫無數字概念,看準每天收現金不會被倒帳,每天只擔心做不出來,從不擔心沒生意;但產品線擴大後,部分產品的定價明顯低於成本卻不自知,直到財務告訴他虧錢,他還不相信。「做這麼多、收那麼多現金,怎麼可能……。」精算成本後,他只能乖乖漲價,但為了符合成本卻犧牲了市場期待,每次漲五元、十元,業績就掉三、四成。 忙著埋頭做蛋糕的他,又忽略了外在市場變化,亞尼克靠平價策略與先行優勢打下的市場,開始受八十五度C在內的競爭對手大量展店鯨吞蠶食,業績下滑速度更快了。他為了維持營運規模開始舉債經營,甚至一度負債上千萬元。 好不容易打下的蛋糕半壁江山,被後進者八十五度C瞬間占據,但吳宗恩卻沒有灰心,他決定要用自豪的技術再下一城,「我技術那麼好,再做其他東西就行了,你又超越不了我。」他先研發新產品冰淇淋,卻忽略亞尼克品牌記憶點是蛋糕,失敗收場;不服輸的他,三年後再創「安娜可可」品牌,販賣巧克力和馬卡龍,初期一個月能賣出五萬顆馬卡龍,卻沒備戰網路通路,結果惡魔蛋糕等後進者,挾著電商趨勢一舉攻城掠地,他的戰績隨即被逆轉,新品牌一年燒掉兩、三千萬元,去年忍痛停損熄燈,二度嘗到敗果。總結算來,「這幾次的錯誤嘗試,讓我賠掉兩億元!」吳宗恩說。 一二年,朋友一句話,讓他對這兩次失敗有了全新的注解。當時,朋友打趣地對他說,若有食品同業遇到商品開發的困難,「我會建議他去亞尼克看看,就會知道有什麼潛力新商品。」吳宗恩說,乍聽這話以為是恭維:「我成為大家模仿對象。」但仔細一想,才聽出其中的弦外之音,「原來,我們從來只會幫市場開發商品,卻沒有真正的行銷經營。」他這才領悟到,過去的成功來自於在廚房認真做、不斷開發新商品,卻只把自己定位在開發上,忘了思考行銷策略。「人真的要有教練,兩億元就是我最大教練!」說這話時,吳宗恩的臉上掛著招牌憨厚笑容:「人生不是贏在起跑點,而是贏在轉捩點!」聚焦,打造明星商品空運日本原料 還強打電商林廷隆觀察,亞尼克經過開實體店成功、失敗,以及通路與產品轉型,所以比別人提早準備好,「吳宗恩是在錯誤中學習,(成功)都是學費繳出來的。」兩次失敗讓吳宗恩學到聚焦,不能自認技術好就不務正業,而要專注把一件事情做到好,「亞尼克做巧克力很奇怪,做冰淇淋也不對,但做蛋糕就對了。」同時,他也懂得光有開發還不夠,還要持續經營才能打造明星商品。 有超過二十年烘焙經驗的他發現,明星商品其實就和電影明星一樣,必須要有親和力,不只看起來不討厭,也不能像過去失敗的馬卡龍有距離,才能極大化市場。看好蛋糕捲類商品有段時間在日本熱銷,在台灣又是普羅大眾市場;再加上剛好過去曾到日本北海道考察過的農場與加工廠,願意對外出口生乳,天時、地利到位,一三年,他開始用日本原料打造出生乳捲。 產品力,是明星商品成功的最基本元素。亞尼克的生乳捲,用的是日本北海道乳源。吳宗恩說,北海道生乳一公升批發價四百元起跳,約是歐洲同商品的兩倍半;吳宗恩這次一開始便抓緊趨勢,鎖定過去沒主攻的電商通路,同時,為和市面多數採冷凍等非新鮮現做的團購蛋糕區隔,他刻意要求師傅提早到凌晨零點上班,就為追求當天可以宅配出貨,讓消費者吃到新鮮口感,「我們是全台灣最早起床做蛋糕。」創新,首創生乳捲發千萬獎金 激勵員工銷售「亞尼克空運日本原料、提早生產的職人用心,有做到商品差異化。」東方線上前行銷副總監李釧如觀察。 其次,消費者吃蛋糕時習慣把鮮奶油刮掉,往往沒鮮奶油的蛋糕銷量也比較好,所以亞尼克的新商品不叫鮮奶油捲,而取名生乳捲。「這名詞是我們喊出來的,一定要創造一個關鍵字讓消費者有記憶。」吳宗恩透露。 為刺激銷售,亞尼克還懂得提供內、外部行銷誘因。除運用達一定數量免運費、七六折、贈送商品等網購美食常見行銷策略之外;當第二年月銷量在兩萬條卡關時,他對內部大膽宣布,「只要月銷量突破六萬條,不分職位,兩百位員工每人六萬元獎金!」這個大絕招,果然讓所有人拚命洽談合作通路,甚至賣進直銷商,結果一四年底達標,包括學徒、端盤子服務生在內,一舉發出一千兩百萬元獎金。「雖然賺到的錢全部撒出去,但自此之後銷量從沒掉下來。」這筆生意經,他算盤撥得精。 但李釧如提醒,團購產品天生有生命週期限制,亞尼克恐怕也要面對未來隨著新美食崛起,約三、四年開始從高點退燒的明星商品接替問題。 事實上吳宗恩已悄悄布局。亞尼克現已技轉日本代工廠製作生乳捲,七月,日本官網、奇摩、亞馬遜等電商已開始預購,預計八月樂天也將開賣。「他是第一個敢去日本賣甜點的台灣蛋糕業者。」在林廷隆的眼裡,亞尼克搶攻日本,就像台灣球員挑戰大聯盟一般。 過去,一八○公分高的吳宗恩總習慣穿著純白顏色麵包師傅制服、繫上紅領巾受訪;現在,走過失敗、重新定位自己的他,不再走入廚房幫忙做蛋糕,也脫下廚師服,改穿起了西裝。「你的視野多大,產品就可以賣多遠,企業就可以做多大。」敢挑戰精緻甜點大國日本,他的膽識與勇氣,讓台灣蛋糕傳奇,有了新章節的可能。 |
(農健/圖)
一個城市政府的殫精竭慮,一場持續兩年的社會試驗,一批民間組織的固執堅持,引發了廣州一條重要內河的保護意識覺醒。當我們在關註政府如何優化調整供水格局時,更廣闊的思考視角是,一條城市河流如何實現社會共治。
“對於老廣州來說,流溪河就是母親河。”2016年8月6日,廣州市政協委員韓誌鵬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是珠江的支流,也是唯一一條全流域在廣州境內的河流,老廣州人喝著流溪河水長大。因水質問題,先是2010年廣州將西部三大水廠的取水點搬離流溪河,2016年7月,廣州市舉行聽證會,對全市飲用水源保護區劃相應進行調整。
這亦是中國城市河流的縮影,一面是城市規模擴張、人口劇增與沿河居民要求發展的現實,一面是流域生態保護、水質改善的城市夢想。
當廣州市政府為這條“內河”殫精竭慮時,社會力量起而行之,以有別於官方的資源和視角切入流溪河保護,為我國河流治理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樣本。
2016年8月10日,廣州市環保局長楊柳來到樂明村時,3戶村民正嘗試在農田里養殖澳洲淡水龍蝦。放在兩年前,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綠芽基金會”)副秘書長張誌強剛開始駐村時,當地人肯定不會接受這“異想天開”的建議。
樂明村位於流溪河上遊的廣州市從化區,距離廣州市區車程兩小時。一條溪水由此發端並匯入流溪河。在這里,一場守護流溪河水源地的鄉村試驗已經默默進行了兩年。
2015年一整年,張誌強都住在樂明村。他負責的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在樂明村推廣生態農業,讓全村179戶村民不使用農藥化肥。
在流溪河上遊,濫用農藥化肥造成的農業汙染是主要汙染源,這也是中國農村普遍面臨的面源汙染。張誌強做過檢測,剛出山的清泉流經村莊和農田後,水質降為三類水。
長年過度施用農藥化肥造成土壤板結化嚴重,村里主要種植的砂糖橘沒了收成。因為身處流溪河水源地,村民不能大規模養殖牲畜,本已為水源保護做出了犧牲。如果理由僅僅是“愛護水源、保護環境”,張誌強自己都覺得開不了口。即便開口,也沒有人理會——對於樂明村而言,他只是一個外來者。
“沒有人天然地會為環保埋單。如果你提供的替代方法不經濟,他們為什麽要選擇更生態環保的生產生活方式?”張誌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是他入駐樂明村後,時時思考的問題。
另一個公益組織阿拉善SEE珠江項目中心也投身於這場鄉村試驗,中心主席顏俊經常張羅會員企業家們到村里看一看,感受鄉土風光的同時,為其發展出謀劃策。張誌強則組織部分村民成立了一個合作社,幫助他們銷售自制的青梅精、青梅醬等加工農產品。
樂明村開始慢慢接受這些外來者。2015年8月,張誌強抓住每一位相熟的村民,去聽一位臺灣來的專家講解生態農業。隱藏來意駐村近一年後,這場鄉村試驗終於破題。
20個村民來聽生態農業培訓,第二天跟著臺灣專家走訪果林的只剩6人。而專家給出建議,要用益生菌堆肥改良土壤,停止使用農藥化肥,同意參與的只有1人。張誌強當時感覺很迷茫。
村民趙銀玲就是“吃螃蟹”的人。“大家覺得用了農藥化肥才有效益,堆肥萬一不成功白費力氣。”趙銀玲以前在城市打工時聽說過“生態農業”,既然有專家指導和誌願者幫忙,她決定試一試。
還有一個本土企業廣汽本田也加入到這場農村試驗。2015年末,廣汽本田把目光放在了流溪河水源保護上。該車企的環保公益項目負責人來到村里調研時,正看見趙銀玲利用廢棄的舊屋子,將雜草、樹枝、牲畜糞便等堆集起來,把益生菌擴繁後,開始堆肥。看到保護水源的方法可以這樣落到實處,廣汽本田開始籌劃擴展這場鄉村試驗。
到2015年末,有機堆肥開始成為合作社的一項集體活動。張誌強和加入合作社的村民們共同制定章程,逐條討論通過。“其中一條是,如果不使用生態的方法,一旦被發現就要退出合作社。”合作社還在摸索其他生態農業方案,如稻田養殖龍蝦,水稻生長過程中產生的微生物為龍蝦提供餌料,龍蝦的排泄物為水稻提供生物肥。如果成功,每畝稻田能增收3500元-4000元。
合作社也借助公益組織的社會資源,幫助村民們分擔風險。有企業家出資替村民買果苗,等到收獲時節,村民再回饋以等值的水果。村民們還給合作社取了個好聽的名字——良源物予,寓意是在流溪河水源地做良心農產品,分享給社會,以謀求當地長遠發展。
既要促進鄉村發展建設,又要保住碩果僅存的流溪河水源地。面對這樣的難題,試圖給出答案的樂明村試驗吸引了眾多關註。
8月10日的一場啟動儀式,成為多方共治流溪河的一個縮影。會上有廣州市環保局、廣汽本田、綠芽基金會及阿拉善珠江中心相關負責人,恰好代表了政府、企業、民間的三方力量。
作為廣州本土企業,廣汽本田執行副總經理鄭衡希望為流溪河保護做點事,該公司決定參與並延續這場試驗。廣汽本田和綠芽共同策劃了流溪河水源地保護行動,第一期項目為期3年,將建立三個生態基地——益生菌堆肥基地、生物防治基地、生態養殖基地。
“環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我們推動村民自組織,在社區發展和社會治理中實現河流保護。”除了樂明村,還有許多村莊處在流溪河水源地,顏俊正在思考怎麽讓這個鄉村試驗在更多地方紮根。
而廣州市環保局的現身似乎預示著官方對民間試驗的認可。啟動儀式前,市環保局長楊柳在留言簿上寫下祝辭:“心中的流溪,夢中的河。”
27年前的一個秋夜,剛參加工作不到半年的楊柳第一次來到流溪河,在上遊的流溪河水庫做水質監測。“當時被流溪河的水、流溪河的氣質、流溪河的風光深深震撼。”
27年後的流溪河,氣質不似當年。它和中國每一條流經城市的河流有著相似的命運。“由於廣州城市建設的發展,流溪河下遊特別是白雲、花都境內河段,水質很不理想。但是上遊,特別是大壩(李溪壩)以上還保持著良好的狀況。”楊柳在啟動儀式致辭中說。
對於流溪河的生態保護,廣州市政府不可謂不重視。近二十年內,有四部關於流溪河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出臺,流溪河專項整治行動也進行了十多次。2013年12月,廣州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廣州市流溪河流域保護條例》,以地方法規的形式對流溪河實施全流域專門保護。2015年10月,廣州在全市河湧整治的背景下公布51條河湧“河長”名單,作為唯一一條廣州市內河,流溪河市級層面的“河長”由時任市長陳建華本人擔任。
環保部門無疑壓力很大。2013年7月,楊柳做客廣州市政府糾風辦主辦的《行風面對面》電視欄目,主持人詢問他能否理解市民們對流溪河汙染嚴重的焦急時,楊柳回答:“為什麽不能理解,我也是廣州市民。”
如今,面對聚集在一起的各界人士,楊柳一再請大家多幫忙:“剛才有人說感謝我們(政府),其實相反,應該是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和政府感謝社會力量支持。政府只能做主導,出臺政策和方案,真正有效的保護來自社會方方面面。”
聽說張誌強讀大學時學的是社會工作,楊柳很欣慰:“你這個專業好!河流保護不只是技術問題,終歸是社會管理問題。”他似有無限感慨要發,停半晌後說,等到10月假期他再來樂明村,自掏腰包買點小龍蝦。
張立凡也在廣州環保部門工作過,但在廣州市飲用水源地區劃調整及流溪河下遊保護區削減一事上,張立凡有不同看法。
“我們在‘負隅頑抗’。”這位流溪生態保護中心主任笑稱。2015年3月,他成立了NGO廣州市海珠區流溪生態保護中心。幾乎同時,流溪河因廣州市飲用水源地區劃調整,成了本土NGO關註對象。
2010年西江引水工程建成之前,以珠江西航道和流溪河為水源的西村水廠、石門水廠、江村水廠的水源水質狀況處於劣五類,而這3個水廠的所供水量占全市用水量的60%-70%。最近10年,廣州市中心城區飲用水源地完成了三大遠距離取水工程,形成東、南、西北三足鼎立的水源格局,同時以流溪河、珠江西航道等作為廣州備用水源。
2015年上半年,廣州市水務局發布《廣州市城市供水水源規劃(修編)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信息公示》,其中提到擬取消流溪河下遊水源功能。
經過多年的治理,流溪河下遊水質未見好轉。當時,廣州多家環保組織聯合在網絡上發起“1人1元為流溪河建汙水處理廠”的活動,號召市民在規劃公示期間用行動保護流溪河。
民間有反對調整的聲音,官方有必須優化的理由。
“下遊汙染已經非常嚴重了,你把取水口設在那里也取不到好水。保護水資源是毫無疑問的,但不代表不考慮現實。”中山大學水資源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陳曉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水源地調整方案論證時,包括環保局在內的相關政府部門及9位評審專家最終全部表示贊成。
到2016年6月,水源地調整聽證會前夕,環保組織陸續表達自己的聲音。
NGO創綠中心成員官俊峰曾寫過《廣州市飲用水源地現狀民間觀察報告》,他頻頻向媒體投書;流溪生態保護中心征集了697位廣州市民給市長留言,還起草了一封給市長的公開信。“水汙染問題專家、城市規劃專家、社會活動家、外交家……為了保護流溪河,我們什麽都要懂,什麽都要做。”
聽證會後,廣州市環保局認為,政府不會減小對流溪河的保護力度:“盡管西村水廠、石門水廠、江村水廠等已停止從珠江西航道、流溪河下遊、白坭河取水,按照有關技術規範,上述河段本可以不再劃定飲用水源保護區,但為了更好地保護和改善上述河段的水環境,調整方案仍然保留珠江西航道、流溪河李溪壩以下河段和白坭河的部分水域及其濱江帶作為飲用水源保護區,以實施比一般水汙染防治更為嚴格的保護措施。”
“政府不要嫌(民間)鬧騰。有他們鬧騰,大家會看清楚流溪河汙染的本質和治理的難度,否則這些就被掩蓋了。”陳曉宏早在2003年前後提出西江引水的設想時,就已經預見到今日流溪河汙染積重難返的局面。
陳曉宏認為,流溪河汙染最嚴重是21世紀初。這十多年,流域內人口和汙染源都在增加。“水質當然本來就很糟糕,但至少沒有惡化,尤其近三年處於基本穩定、略有好轉的狀態。對政府治水還是要有信心。”
在張立凡眼中,重要的不是信心。他更關心,當政府治理流溪河力有不逮時,社會力量能夠填補多少。甚至,“流溪河應該成為社會治理的一個樣本”。
深入調研流溪河後,他有許多新發現:
並沒有一個“大國企或世界500強”在向流溪河排汙,影響流溪河的,是兩岸居民。在流溪河下遊的太和鎮,有無數做印染或食品加工的小作坊,往往是三兩個外地人租房,搬幾件工具進去就能開工。“居民希望流溪河變清,但也會保護租客,希望地價起來。他們構成利益共同體。”流溪河流經廣州的城中村,要想將汙水管道修進去,先要面對征地拆遷問題。流溪河兩岸開著許多農家樂,每當政府開展整治行動時突擊關停一批,風頭過了,炊煙又會升起。
流溪生態保護中心成員陸誌堅以前在自來水廠工作,當時,他會將這些排汙的小作坊、農家樂都視作汙染源,向政府舉報。而現在他清楚當地環保執法人員人手不足,更重要的理由是:“舉報太簡單了。”
現在,他選擇去和汙染了流溪河的人們聊聊天,了解他們的生活史,問他們為什麽來到這里、每月能掙多少錢。“政府可以上工程、搞環保執法,但流域環境問題是多元的,流溪河的背後是多種社會關系。”
廣汽本田在樂明村舉辦流溪河源環保親子公益營,邀請父母與孩子一同在流溪河水源地起居生活、接受自然教育,在村民導師的帶領下體驗生態農業。他們希望以孩子帶動家庭,再以家庭帶動社會,不斷傳遞環境保護的價值。
“保護流溪河不是發起一場campaign(戰役),認準一個敵人,打倒它就好。你不知道你的對手在哪里,有的‘對手’可能比你還小。”河流與人,構成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張立凡希望能解答兩個問題:誰造成了流溪河汙染現狀?社會力量能為流溪河做什麽?
趁著暑假,流溪生態保護中心組織了一場田野調查夏令營,駐地在太和鎮白山村,流溪河支流邊。13個晝夜,17個擁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年輕人用社會學的視角觀察流溪河,有時候,他們調研的主題甚至和環境保護沒有一點關系。
8月5日,夏令營結營。仍然沒有人能解答上面提到的兩個問題,但他們收獲了同樣的責任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