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消息,貴州茅臺發布公告,公布2016年度主要經營數據及2017年度生產銷售計劃。公告稱2016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166.5億元,同比增7.4%。同時,2017年公司茅臺酒基酒產量計劃4萬噸以上;茅臺酒和系列產品計劃銷量5萬噸左右,其中茅臺酒2.6萬噸左右。
在主要經營數據方面,營業總收入約為398.56億元,同比增長19.16%。營業利潤約為241.16億元,同比增長8.83%。利潤總額約為238.5億元,同比增長8.40%。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166.5億元,同比增7.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為13.25同比增長7.4%。
日前, 在貴州茅臺集團2016年度全國經銷商聯誼大會上, 茅臺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李保芳在講話中提出了到十三五末實現千億營收的目標。
有關“健康中國”的最新調研結果顯示,總體上看,在醫療條件、人均投入和預期壽命等方面,呈現的是“東高西低”的局面,即東南沿海城市水平較高,西部內陸城市水平較低,而在空氣質量、健康環境等自然因素方面,呈現的是“南優北劣”的局面,即南方城市生態環境較優,而北方城市生態環境較劣。
“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呈現了一種矛盾和對峙的關系。”27日,教育部重點學科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孫遜教授說。
今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對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做出了具體部署,並強調:“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基礎,是全面提升中華民族健康素質、實現人民健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國家戰略。”
27日下午,由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華夏社會發展研究院合作完成的“健康中國指數2015”和“中國健康城市指數2016”在京發布。
排序結果顯示,在預期壽命上,上海、北京、天津名列前三,在空氣質量排序方面,三亞、海口、玉溪分獲前三。
2015年中國31省市自治區健康中國指數
上海華夏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鮑宗豪告訴記者,研究人員圍繞健康設施、健康服務、健康管理、健康環境等幾個維度,通過對每萬人口醫療衛生機構數和床位數、人均衛生費用、病床使用率、老年人口養老床位數、死亡率、空氣質量、預期壽命等數十個核心指標的收集與分析,分別排出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4個直轄市、31個省會和計劃單列市、43個地級城市的健康指數排序。
其中,2015年,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健康中國建設指數得分排在前五位的是:上海88.20分、北京87.26分、浙江84.68分、江蘇83.88分、山東80.62分。排在第一位的上海與最低的貴州69.68分相差18.52分。
在預期壽命上,前五位分別是:上海(80.26歲)、北京(80.18歲)、天津(78.89歲)、浙江(77.73歲)、江蘇(76.63歲)。
74個地級以上城市(包括省會和計劃單列市在內)空氣質量排序,前五名是三亞、海口、玉溪、福州、泉州,最後五名是荊州、宜昌、淄博、唐山、石家莊;每萬人口醫院床位數排序,前五名為九江、曲靖、遵義、玉溪、桂林,最後五名是廈門、克拉瑪依、銅川、三亞、汕頭。
27日下午,“健康中國指數2015”和“中國健康城市指數2016”在京發布。攝影/章軻
鮑宗豪表示,考察健康建設指數排名第一的上海,會發現不僅要重視健康資源數量,更要關心利用效率。如上海的“每萬人口醫療衛生機構數”排在全國最後一位,“每萬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也僅排名全國第17位。盡管如此,由於上海“公立和民營醫院病床使用率”排名全國第一位,顯示出上海在醫療衛生資源方面具有較高的資源利用率。
鮑宗豪說,在直接表征健康水平的指標上,如“預期壽命”上海排在全國第一位,“肺結核發病率”上海排名全國第二位,這與上海醫療資源的整體優勢相關,也反映了上海的健康資源向健康成果的轉化效率高。
“真實數據的采集是保證研究科學性的重要前提。”孫遜對記者說,目前,很多城市沒有及時統計和公布數據,國家層面也缺少一個權威部門每年負責數據上報和核實其真實性的工作,因此這次研究報告中有很多城市空缺。
貴州茅臺4日創上市以來最高收盤價,盤中最高觸及352.17元,突破2016年12月8日盤中創下的每股340元高點。截至收盤,報351.91元,上漲5.19%,領漲白酒板塊。
日前貴州茅臺發布公告,公布2016年度主要經營數據及2017年度生產銷售計劃。公告稱2016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166.5億元,同比增7.4%。同時,2017年公司茅臺酒基酒產量計劃4萬噸以上;茅臺酒和系列產品計劃銷量5萬噸左右,其中茅臺酒2.6萬噸左右。
據貴州人大官網消息,1月5日,貴州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過任免決定,任命袁仁國為貴州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資料顯示,袁仁國,1956年生,高級經濟師,中國釀酒大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2011年10月,任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副書記、總經理,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據貴州茅臺官網資料,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部位於貴州省北部赤水河畔茅臺鎮,平均海拔423米,員工3萬多人,占地面積10,653畝,建築面積350萬平方米。公司擁有全資子公司、控股公司30家,並參股21家公司,涉足產業領域包括白酒、葡萄酒、證券、銀行、保險、物業、科研、旅遊、房地產開發等。2015年,公司營業收入(含稅)419億元,利稅311億元,企業總資產1057億元,出口創匯2億美元。稅金、人均創利稅、人均上繳稅金、股票總市值、品牌價值和主導產品的營業收入、利稅、利潤等指標穩居我國白酒行業榜首。
袁仁國簡歷
袁仁國,男,漢族,1956年10月生,貴州仁懷人,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高級經濟師,中國釀酒大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1974年4月參加工作,先後當選為貴州省政協第八、十屆委員會委員,貴州省第九屆、第十屆黨代會代表,貴州省第十屆人大代表,中共貴州省第十、十一屆委員會委員,第十、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75年—1991年3月,貴州茅臺酒廠參加工作,歷任辦公室秘書、辦公室副主任、車間主任、支部書記、廠長助理等職務;
1991年3月—1997年1月,貴州茅臺酒廠副廠長、黨委委員;
1997年1月—1998年4月,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黨委委員;
1998年4月—2000年12月,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000年12月—2011年10月,中國貴州茅臺酒廠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黨委副書記、總經理,兼任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貴州茅臺酒銷售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1年10月,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副書記、總經理,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據貴州人大官網消息,1月5日,貴州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過任免決定,任命袁仁國為貴州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資料顯示,袁仁國,1956年生,高級經濟師,中國釀酒大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2011年10月,任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副書記、總經理,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據貴州茅臺官網資料,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部位於貴州省北部赤水河畔茅臺鎮,平均海拔423米,員工3萬多人,占地面積10,653畝,建築面積350萬平方米。公司擁有全資子公司、控股公司30家,並參股21家公司,涉足產業領域包括白酒、葡萄酒、證券、銀行、保險、物業、科研、旅遊、房地產開發等。2015年,公司營業收入(含稅)419億元,利稅311億元,企業總資產1057億元,出口創匯2億美元。稅金、人均創利稅、人均上繳稅金、股票總市值、品牌價值和主導產品的營業收入、利稅、利潤等指標穩居我國白酒行業榜首。
袁仁國簡歷
袁仁國,男,漢族,1956年10月生,貴州仁懷人,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高級經濟師,中國釀酒大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1974年4月參加工作,先後當選為貴州省政協第八、十屆委員會委員,貴州省第九屆、第十屆黨代會代表,貴州省第十屆人大代表,中共貴州省第十、十一屆委員會委員,第十、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75年—1991年3月,貴州茅臺酒廠參加工作,歷任辦公室秘書、辦公室副主任、車間主任、支部書記、廠長助理等職務;
1991年3月—1997年1月,貴州茅臺酒廠副廠長、黨委委員;
1997年1月—1998年4月,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黨委委員;
1998年4月—2000年12月,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000年12月—2011年10月,中國貴州茅臺酒廠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黨委副書記、總經理,兼任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貴州茅臺酒銷售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1年10月,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副書記、總經理,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A股
深圳地鐵接盤華潤持股,“誰的萬科”仍有待觀察
在當了萬科(000002)第一大股東15年之後,華潤集團先是在2016年被寶能超越,最終又出售股份給予深圳地鐵集團(下稱“深圳地鐵”),套現370億徹底離場,成為萬科股權之爭收官前的最大意外。
1月12日,萬科發布公告稱,深圳地鐵與華潤集團簽訂萬科股份受讓協議,深圳地鐵擬受讓華潤集團所屬華潤股份有限公司、中潤國內貿易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萬科A股股份168959.98萬股,約占萬科總股本的15.31%,以22元/股的價格轉讓,總價為371.7億元。
在萬科1月12日的公告中,並未提及華潤退出的原因,而深圳地鐵將以何種方式接盤,現金還是資產交易,均未提及。
對比之前深圳地鐵與萬科的重組方案,深圳地鐵入股萬科作價456.13億元,發行價格為15.88元/股,而華潤此次給予深圳地鐵的價格是22.00元/股。雖然深圳地鐵付出了更大的代價,卻也為萬科股權僵局打開了新的局面,萬科將迎來公司歷史上第二個明確支持管理層的重要股東;如果將視野拉回股權之爭初期,管理層反對寶能入局,這亦可看作是王石、郁亮等管理層抗爭並主動選擇的結果。
不過,對於萬科來說,股權之爭只是曙光初現,萬科管理層並非高枕無憂。寶能、恒大目前依然是萬科第一、三大股東,兩者持股近40%。在深圳地鐵取代華潤之後,寶能和恒大後續的態度和動作,值得關註。
萬科目前的股權結構中,寶能系持有25.4%,深圳地鐵即將取得15.31%,恒大持股14.07%,萬科管理層的金鵬計劃持股4.14%,萬科企業股中心的德贏計劃持有3.66%,萬科工會持股0.61%,萬科第一大自然人股東劉元生持股1.21%。安邦持股比例較原先的6.18%略有上浮;證金公司持股2.89%。
曙光股份控股權高價轉讓,華泰汽車入主成新東家
停牌1個月後,曙光股份(600303)控股權變更方案終於曝光。
1月12日晚間,曙光股份公告,其大股東曙光集團當日與華泰汽車集團簽署了相關《股份轉讓框架協議書》。股份轉讓將分兩步完成:曙光集團擬以23.21元/股的價格將其所持9789.5萬股(占總股本的14.49%)出售給華泰汽車,並將其持有的4581.83萬股(占總股本的6.78%)的投票權委托給華泰汽車;待持股限售期滿後,曙光集團再將其中約3567.2萬股(占總股本的5.28%)轉讓給華泰汽車。
此次轉讓前,曙光集團及其一致行動人合計持有曙光股份21.32%股權,其中曙光集團持有21.27%,實際控制人李進巔、李海陽合計持有0.05%。交易完成後,華泰汽車集團將擁有曙光股份21.27%股權,成為其控股股東,其中直接持股19.77%,擁有投票權委托股份1.5%,曙光股份實際控制人將變更為張秀根、張宏亮父子。
此次上位的華泰汽車集團是國內自主品牌車企,成立於2000年,現有總資產420億元,目前主業以新能源汽車業務為核心,覆蓋整車和動力總成研發、設計、制造、銷售及汽車金融等。華泰汽車集團為張秀根、張宏亮父子控制的企業,註冊資本3億元。其中,張宏亮持有76%股權,張秀根持有24%股權。
值得註意的是,在框架協議書中還明確,曙光集團所持首批14.49%股份的轉讓初步定價每股23.21元,尚在限售期待轉讓的5.28%股份每股轉讓價格將不低於首次轉讓定價。按此估算,華泰汽車集團此次入主曙光股份成本至少高達31億元。而每股23.21元的轉讓價格相比停牌前曙光股份9.02元的收盤價,溢價率高達157.3%。
6高管集體辭職,寧波港人事巨變引遐想
1月12日,寧波港(601018)發布了一紙人事變動通知,6名高管同時辭職。公告顯示,收到公司副董事長、總裁蔡申康,公司董事、副總裁、財務總監王崢,公司董事孫大慶,公司副總裁宮黎明,公司副總裁向堅剛,公司總經濟師童孟達的書面辭職報告。
在上述6名高管辭職前,寧波港董事長宋越舜於2016年11月24提交書面辭職報告,宋越舜因工作變動原因申請辭去公司董事、董事長職務,同時亦辭去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委員、主席、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委員職務。
身為國企的寧波港,同一天收到6名高管遞交辭呈,不得不引人遐想。
任期內經營不善,往往會導致高管被迫辭職。但寧波港近年來的經營較為正常。自2009年成為全球第一大海港以來,寧波舟山港已經保持了“八連冠”。數據顯示,2016年度,寧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預計完成集裝箱吞吐量2330萬標準箱,同比增長5%;預計完成貨物吞吐量67436萬噸,同比增長3%。
6名高管同日辭職,顯然不是偶然,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寧波港當前的最大使命——寧波港與舟山港吸收合並。
2015年8月,浙江省整合省級和沿海地市有關資產,成立了浙江省海港投資運營集團有限公司。一個月後,原寧波港集團和舟山港集團整合為寧波舟山港集團,隨後註入浙江省海港集團,成為其全資子公司,主要負責港口運營板塊。寧波港通過定向增發,吸收舟山港的資產,完成舟山港股份全部資產置換。收購完成後,浙江省海港集團成為寧波港的間接控股股東,浙江省國資委為寧波港的實際控制人。
大股東的變化,自然涉及到寧波港人事問題的合規性。根據《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其中第23條指出:上市公司人員應獨立於控股股東。上市公司的經理人員、財務負責人、營銷負責人和董事會秘書在控股股東單位不得擔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職務。也許,寧波港上述高管的辭職,是為了規範上市公司治理。
資本圈
李迅雷出任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
中泰證券近日宣布:李迅雷出任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
1996年7月,李迅雷加盟君安證券(國泰君安證券前身)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98年至2011年,先後任君安證券研究所副所長、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所長。其中,2005年起,李迅雷兼任國泰君安銷售交易總部總經理、總裁助理;隨後任職國泰君安總經濟師、首席經濟學家。
2011年10月,李迅雷從國泰君安離職,赴任海通證券(16.140, 0.03, 0.19%),任首席經濟學家,享受副總裁待遇。2012年起,李迅雷任職海通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加盟的同時,姜超一路跟隨任職海通證券,現任首席宏觀分析師、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師。
今日輿情
根據新財富輿情小夥伴們的監測,從1月11日21時到1月12日11時,共有37條負面新聞登上今天的“上市公司負面新聞榜”,涉及38家上市公司。登上今日負面新聞榜首的是萬科A。新聞熱度緊隨其後的則是貴州茅臺。
日前,貴州茅臺集團官網上掛出一則《關於部分產品標識標註相關事宜的聲明》,稱公司部分產品標註有“國宴”“專用”“專供”“特供”等字樣,與國家有關機關的文件精神及相關管理規定相悖,公司已在監管部門指導下著手進行清理整頓。
對於茅臺此舉,在業內人士看來,此前茅臺自冠國酒之稱遭到了國內其他大型知名白酒企業的集體抵制,也形成了對茅臺集團的壓力,此次清理相關產品主要是為了改善茅臺集團在市場中的形象。
公司負面新聞熱度TOP10
整合自證券時報、Wind、彭博環球財經、和訊股票、新浪財經、中國證券報、新財富輿情中心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僅供受眾參考,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任何參考本文所作的投資決策皆為受眾自行獨立作出,造成的經濟、財務或其他風險均由受眾自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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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大數據體現在對大數據的深度挖掘應用。
3月1日,一場圍繞數據挖掘的全球賽事——2017中國國際大數據挖掘大賽在貴州宣布啟動。數年前就開始布局大數據的貴州,如今是全國第一個大數據綜合試驗區,政府數據開放是其重要的試驗內容。
大賽組委會一位負責人稱,相對於采集、儲存,數據挖掘是大數據走向應用,創造價值的關鍵。貴州在拼命開放數據的同時,也在全力進行數據挖掘,就是要盡快“逼出”大數據的價值,讓大數據戰略釋放出大紅利。
同時,在此次大賽啟動會上,來自貴陽、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等17個國內政府數據開放先行城市的代表,共同發布了《共同促進數據開放及應用行動宣言》。作為大量數據的擁有者、管理者,政府及相關機構應該成為數據開放的推動者、先行者。宣言倡議,厘清義務和權利,做好標準和對接,保障安全和隱私,謹慎試驗,堅定探索,共促政府數據開放,引領數字經濟的嶄新未來。
數據價值輸出新時代
一位曾參與國家大數據行動計劃綱要起草的專家表示,如果把大數據比作石油,那麽挖掘就是勘探、鉆井、提煉、加工。核心是把數據資源變現成商用價值。數據資源已經成為國家戰略性資源,當前,我國必須盡快在大數據挖掘這個關鍵點有所突破。
目前國際主流的做法是把大數據鏈條分為數據獲取、預處理、存儲、挖掘或分析、可視化五個關鍵環節,挖掘被認為是核心。
上述專家分析稱,以前對於數據資源的利用更多是信息的獲取,例如企業通過經營數據的分析統計,總結過去的經營活動。而現在不再局限於信息獲取,同時實施對數據資源的挖掘,可以優化業務模塊,可以催生新的業務模塊,這是顛覆性的。
咨詢公司德勤發布的《2016分析趨勢報告》提到,數據挖掘的威力和價值正在凸顯出,它幫助人們作出更明智的決策,優化企業和社會運轉。“商界正在積極尋找可以讓他們贏得優勢的科學方法。”
業內認為,在數據價值輸出的時代,大數據依靠挖掘而呈現的巨大商業價值,正在成為推動經濟變革的新引擎。
挖掘需要更多的數據
豐富的數據源是進行大數據挖掘的前提。德勤最新發布的報告《2017德勤技術趨勢》指出,數據資源正在指數級的增長,到2020年,全球的數字預計將達到44澤字節(zetta bytes)。”
盡管如此,但是數據資源的開放和共享程度卻亟待提升。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師楊筱敏認為,“從國際上看,政府數據開放還處於初期階段,主要通過制定戰略或政策文件形式指導開放。”
楊筱敏說,2015年,我國密集發布了多個相關文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國務院《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該《綱要》對相關政策進行了梳理,提出在開放前提下加強安全和隱私保護,在數據開放的思路上增量先行,提出在2018年底前建成國家統一的數據開放平臺。
2016年5月舉行的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盡快實現政府數據開放。他提到,“目前我國信息數據資源80%以上掌握在各級政府部門手里,‘深藏閨中’是極大浪費。”
近幾年,貴州就開始了大數據行動,第一步就是打造一個數據開放共享的“聚通用”雲上貴州平臺。2016年下半年,貴州加大了推進力度,啟動“數據‘聚通用’攻堅會戰”。2017年元旦前夕,貴州省法人單位、人口、空間地理、宏觀經濟四大基礎數據庫數據匯入共享平臺,貴州率先實現50%以上政府數據“雲上”開放共享。
據悉,3年內,貴州省、市、縣三級政府應用系統和主要數據將全部遷往“雲上貴州”,實現公共系統互聯互通、公共數據共享開放。
今年伊始,貴州省印發了《貴州省數字經濟發展規劃(2017-2020年)》,成為全國首個發布的省級數字經濟發展專項規劃。《規劃》提出,到2020年,數字經濟增加值占地區GDP的比重達30%以上。
根據公開報道,北京、上海、浙江、青島、武漢等已建立了專門的政府數據開放平臺。河北省和安徽省均表示要在2018年底前初步建成政府數據開放平臺。
大數據出臺地方法規
盡管貴州大數據發展勢頭迅猛,但中國大數據產業卻面臨法律法規缺位等因素下的“野蠻生長”困境。
去年1月15日,貴州省通過《貴州省大數據發展應用促進條例》,這是中國首部大數據地方法規。中關村大數據產業聯盟秘書長、北京大數據研究院副院長趙國棟稱,《條例》的出臺不僅是貴州作為大數據綜合試驗區邁出的堅實一步,對大數據產業的健康發展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更為重要的是,《條例》填補了中國大數據立法的空白。
趙國棟說,大數據一直處在“灰色地帶”,其使用權屬一直以來缺乏明確界定,通過立法確定大數據的使用權屬推動數據的開放利用,有利於保證大數據產業的健康發展。
國家信息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寧家駿也對媒體表示,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環境的不夠完善,導致政府和有關部門信息共享和開放程度不夠,眾多“信息孤島”造成大數據產業的數據資源不夠豐富,企業擁有的大數據技術和計算能力無用武之地。
面對大數據的開放,政府又該如何保障大數據的安全呢?
貴州省大數據局副局長景亞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表示,一方面省政府出臺地方法規會采取相應保護舉措,另一方面大賽也會對數據進行分級,建立相應標準,判斷哪些數據可以共享,哪些需要脫敏,這是今年工作的一項重點。當然還會跟參賽團隊簽訂相應保密協議,從而兼顧到數據的安全性與開放性。
“新礦工”掘金大數據
隨著數據資源越來越多,數據形態越來越豐富。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副局長康克巖在分享貴州數據開放經驗時表示,在進行海量數據匯集過程中,有一個難題就是數據格式不統一、標準不統一。
大數據的顯著特征是形態各異。《2017德勤技術趨勢》將這種非結構化的數據稱之為“暗數據”,比如,海量的圖片、聲音和視頻甚至互聯網上的閑言碎語。這些“暗數據”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價值的數據源,當然,對挖掘技術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不過這並沒有阻擋市場挖掘“暗數據”的熱情。移動信息化研究中心2月10日發布的《2016中國大數據市場研究報告》(下稱《報告》)顯示,國內大數據企業此前主要聚焦在技術壁壘較低的應用、可視化等環節,而在存儲和挖掘等環節,極少有企業切入。但是到了2016年,看到了利好消息。《報告》顯示,從2013年到2016年,數據挖掘在大數據產業鏈中的分布情況從4.1%上升到9.2%。
《報告》顯示,從大數據主要產業鏈市場份額占比上看,數據庫約占12.5%,存儲14.7%,應用7.9%,挖掘占比最高,為17.3%。《報告》認為產業鏈縱向各環節均屬藍海市場,而挖掘高風險與高收益並存。
對於大數據挖掘,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發布報告稱,到2025年,物聯網11.1萬億美元的年產值中60%將來自於對數據的整合和挖掘。
事實上,國內資本看好大數據挖掘這片市場,多數大數據創新企業在A輪或Pre-A輪都可以融到數千萬的啟動資金。在資本的熱逐下,人工智能(AI)、深度學習等大數據挖掘技術和工具的概念也備受重視。時代呼喚新的“礦工”,尋找新的挖掘技術和工具,搶占大數據風口的制高點。
貴州貧困戶李正營今年62歲了,他在畢節市大方縣住了大半輩子,心里一直覺得最對不起大兒子。因為窮,孩子高一只上了一學期,就輟學去廣東打工了,走時身上只揣了3000元,連這都是借的。
轉機發生在2015年底。這一年,恒大集團扶貧工作隊蹚著泥濘的小路來到家里,圍著破舊的土房拍照片,詢問李正營會什麽手藝……那會兒,他不會想到,大半年後,他將得到一棟免費的兩層小樓並在養牛場找到一份工作。
改變他命運的,是精準扶貧,是一批飲水思源、回報社會的企業的積極參與。
在大方縣,像李正營這樣的貧困戶不少。畢節是我國西部貧困地區典型,而大方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截至2015年底,全縣110萬人口中,貧困人口還有18萬,其中94.8%處於烏蒙山連片特困區。
2015年11月底,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召開。12月1日,恒大集團響應中央號召,結對幫扶大方縣,計劃3年無償投入30億元,通過一攬子綜合措施,到2018年底助力大方縣18萬貧困人口全部穩定脫貧。
企業力量進入大方,新農村建起來了。500戶住在深山區,水不通、電不通的貧困戶搬進了首批建成的10個新農村。嶄新的二層小樓,配有簡單的家具家電,拎包入住。今年6月30日,還有40個新農村將迎來新主人。
企業帶來了產業。往年過完年,貧困戶郭光華的一雙女兒總要哭鬧著阻止他出去打工。今年不會了。自從搬進幸福二村,他開始在村里配套的蔬菜大棚里務工,每天70元工錢,自家分到的兩個蔬菜大棚還入股了合作社,年底有三七開(農民占七)的分紅收入。只要勤快點,把3146元的貧困線甩在身後不成問題。
到2018年底,1000個以合作社形式運營的農牧業產業基地將在大方建成。目前已建設蔬菜、肉牛、中藥材和經果林基地284個,引進了27家上下遊龍頭企業。政府負責協調土地流轉,貧困戶提供勞動力,地利集團負責生產指導,在蔬菜成熟後,到田間地頭收購並供給全國各地。這種供產銷一體的扶貧模式,解決了農民“種什麽、種多少、怎麽種、賣給誰”的問題。
王家利是雨沖鄉油用牡丹基地合作社的負責人,他介紹,合作社對改善生活幫助很大,有的用土地入股,有的用資金入股,“300名左右社員,年前臘月二十八共發了99萬元工資。”
大方縣素有養牛傳統,以農戶散養為主,養牛產業卻長期在低水平徘徊。在多家企業的幫扶下,目前大方全縣已建設154個肉牛基地,引進基礎母牛5609頭,從加拿大引進安格斯、西門塔爾種牛凍精9萬支,改良當地土種牛1.5萬頭。
扶貧牛超市,第一次在大方亮相。以每頭1萬元(低於市場價3000元)的價格,由貧困戶全額無息貸款購買優質基礎母牛,企業及縣政府3年內全額擔保、全額貼息、全額保險,每繁殖成活一頭犢牛3個月以上,企業再獎勵貧困戶一兩千元。這種“買牛不愁錢,養牛沒風險,產牛有獎勵,賣牛有保障”的一條龍扶貧模式,深受貧困戶歡迎。
“我們貧困戶以前沒辦法,現在有人幫我們,我們一定要拼命往上爬,才會有出路。”李正營動情地說,現在年人均收入可以超過4000元。
當地的教育資源短板正加快補齊。在民企的幫扶下,預算5億元,11所小學、13所幼兒園、1所完全中學和1所職業技術學院都將在6月30日前交付。
而在三元鄉幸福五村,27歲的楊躍誌終於夢想成真,開起了自己的盲人按摩店。3億元貧困家庭創業基金,就這樣播撒出去,變成一家家農家樂、小超市,現已扶持貧困戶10976戶。
不僅出資金,還出人才。為了幫大方,恒大專門成立了集團扶貧辦公室,專門設立了大方扶貧公司,全集團300多名“誌願軍”主動請纓,帶領4000多人的扶貧隊伍紮進大方。地方全力支持,畢節市委、市政府每年抽調100名優秀幹部到扶貧公司辦掛職,一起辦公,共同參與扶貧攻堅。
“張正英,鳳山鄉銀川村村民,80歲,家有4口人,每年家庭收入不足1000元,願意種植大棚蔬菜……”一進入扶貧公司,上百本入戶調查情況表擺放整齊,匯成精準扶貧的大數據中心。
2014年,大方縣開始對貧困戶建檔立卡。企業結對幫扶後,先後分了二三十個工作組,與縣鎮村工作人員一起,挨家挨戶,訪談核查。“很多貧困戶住在深山老林里,下了車還要走三四個小時,有時候一天也跑不了幾家。”扶貧公司入戶調查人員深有體會,“精準不是嘴上說說,而是要用雙腳去丈量。”
“在充分調查的基礎上,我們堅持精準扶貧,因戶施策、因人施策。”恒大集團副總裁兼扶貧辦主任姚東介紹。
2月末,貴州大地上春寒料峭,雨沖鄉的油用牡丹基地里已經忙碌了起來。
“這片牡丹基地有4500畝,綿延44公里,開車半個小時都繞不完一圈。”畢節市林業局林場科科長洪林介紹,他是畢節市第一批選派到企業掛職的幹部。有件小事洪林一直記憶深刻,常讓他感慨企業扶貧之務實。2016年8月,牡丹基地開始建設,種苗一車一車從河南運過來。一般情況下,買主卸貨後看看就算驗苗了,而扶貧公司的員工竟拿著遊標卡尺一株一株量,只有根莖粗度、根長、側根數量、地上枝條長度4項同時達標,才算合格。這讓供貨商傻了眼,種苗合格率第一期只有76%,從第二期開始都達到95%以上。
“既然花了錢,就得讓錢實實在在能生根。”洪林說,“否則,三年後扶貧企業撤出了,種苗半死不活,一方百姓怎麽弄?”
“企業參與扶貧有兩大優勢。第一是市場敏銳性強,按照市場思維來布局扶貧,用經濟手段激發貧困戶的內生動力。如果沒有產供銷的渠道,扶貧就會大起大落。”姚東認為,“第二則是執行力強,這是企業能夠發展壯大的秘方,獎罰分明。”誠然,在大方各個幫扶現場,都可以看到“決戰630”的標語,時刻提醒著效率。
自2015年12月進駐大方,截至目前,恒大幫扶大方的20億已經到賬,助力大方縣8.05萬人初步脫貧,占總脫貧人口的45%,103個重點援建項目今年6月30日全部交付。
精準扶貧,政企如何分工?以已經入住的10個幸福新村和特色小鎮奢香古鎮為例,爭取到國家易地扶貧專項資金的大方縣負責“三通一平”等基礎建設,企業則用援建資金負責房屋建設、裝修和簡易家具置辦;企業負責慈善醫院、兒童福利院、養老院的前期修建,當地負責後期運營。在姚東看來,當地政府是最了解主戰場的人,是總指揮部。企業來幫扶,一方面要給新鮮的建議,不要被動適應;另一方面,要充分溝通、彼此尊重。
“從市場競爭中磨煉出來的企業速度,有力地帶動了大方進步。”大方縣委書記張瀚時觀察,大方人的精氣神也在變,激勵全縣人民“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致富”。
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常常感慨,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無不得益於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和全社會的理解、幫助與支持。飲水思源、回報社會,是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姚東透露,近日集團董事局決定,在大方縣之後再幫扶一個縣,把精準扶貧經驗推廣出去。
榜樣的力量,召喚出更多參與者。截至目前,大方縣305名企業家自願擔任298個村的名譽村主任,積極參與社會扶貧。據不完全統計,貴州共有1772家民營企業、148家商會參與結對幫扶2014個貧困村,投資120.24億元,實施項目447個,帶動4萬人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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