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505個樣本城市的競爭力年度排名中,香港、上海、北京進入全球前10名。這意味著歐洲、美洲、亞洲先進城市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該排名結果由中國社科院(財經院)、聯合國人居署聯合課題組共同完成。
課題組介紹,隨著全球範圍競爭的日趨激烈以及世界經濟重心的逐漸東移,全球城市競爭力(潛在競爭力)的格局繼續發生著重要的變化。在全球505個樣本城市的競爭力年度排名中,前10名城市依次為:倫敦、紐約、東京、巴黎、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悉尼和法蘭克福。
進入全球前10名的亞洲城市數量已超過歐洲、北美洲城市的數量,顯示出亞洲的先進城市不斷崛起,與歐美的先進城市處於同一競爭力水平行列中。
課題組稱,從洲際比較來看,亞洲的少數城市位居世界前列,大多數城市競爭力水平較低;歐洲的各國先進城市間差距較小,俄羅斯城市相對落後;北美洲的先進城市顯著領先,區域內總體差距不大;在其他區域中,大洋洲領跑南半球,南美洲城市略強於非洲城市。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在全球城市競爭力百強城市中,歐洲、北美洲和亞洲的城市分別占據37個、38個和19個數席位,其余6個席位被大洋洲城市摘得,南美洲和非洲沒有城市進入全球百強行列。在亞洲最具有競爭力的前20名城市中,中國和日本入圍的城市數量最多,分別有7個和6個,剩余的7個城市分別來自於新加坡、韓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泰國、馬來西亞等7個國家。
研究發現,中國城市的競爭力總體上處於全球中等水平,少數城市躋身全球競爭力前列,多數城市的競爭力水平不高,國家內部城市間競爭力差距較大。
數據顯示,中國的69個樣本城市競爭力指數得分均值(0.310)略高於全球均值(0.304),有7個城市排名位於全球前100。前200城市中國僅17個,競爭力變異系數為0.3774,低於許多發達國家。
研究發現,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相比,盡管中國的部分頂尖城市已經躋身全球頂尖競爭力的城市行列,但中國城市的全球競爭力水平總體上與美國城市存在差距。中國城市競爭力指數得分均值(0.31)明顯低於美國城市的均值(0.46)。中國城市間的競爭力均衡程度明顯低於美國。中等偏上競爭力水平城市的數量及發展不足是中國城市全球競爭力水平總體不及美國的主要原因。
在企業本體方面,倫敦、紐約、東京、新加坡、上海等重點城市遙遙領先,多數城市低於世界均值,全球範圍內城市間在跨國公司集聚、產業結構合理化及高級化上的差異較大。
研究發現,城市競爭力的軟件因素已經在經濟和企業選址決策中占據主導地位。在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內直接投資網絡中,中國的表現突出的城市在地理上呈現出集聚模式。中國國內投資網絡包含的是一個相對固定並內聚的大型子群。與國內其他地區相比,長江三角洲地區更加內聚且均衡。
兩個細節足以說明一切。
本文由龔進輝(微信 ID:gongjinhui2)授權i黑馬發布。
日前,一個名為《你看到我們跟大陸的對比,你不會害怕嗎?》的視頻在社交平臺瘋轉。盡管臺灣名嘴描述大陸移動互聯網驚人成就略顯誇張,但不可否認,曾錯過PC時代的臺灣,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已被大陸猛甩N條街,而且不可逆轉,使習慣貶低大陸落後的臺灣人錯愕不已。
兩個細節足以說明一切。細節一:臺灣享有最好的硬件和4G網絡,卻用著最基礎的互聯網服務,甚至沒有一個好用的第三方支付工具,最受臺灣年輕人追捧的前20大App,竟然沒有一個本土應用,難怪有人感慨“臺灣人在手機上被殖民了”。
細節二:大陸互聯網行業呈現梯隊式發展,BAT的成功不僅使其掌門人躍升為炙手可熱的互聯網行業領袖,而且引發互聯網創業熱潮,TMD(今日頭條、新美大、滴滴)的快速崛起就是最好的證明。反觀臺灣,郭臺銘、施振榮、張忠謀等上一代硬件和代工行業大佬成功後並未起到傳幫帶作用,使IT產業出現青黃不接的怪象,沒有培養起互聯網行業新生代領袖,目前他們仍繼續奮戰在一線。
那麽問題來了,臺灣為何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表現不盡如人意,甚至已經掉隊?未來出路在哪?
臺灣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掉隊的4個原因
事實上,臺灣互聯網行業起步早於大陸,現在卻遠遠落後於大陸,這種發展差距的產生並非偶然。在我看來,主要由4個原因所致:
一、制造業成為臺灣IT產業轉型羈絆
20世紀60年代,臺灣在短短10年內實現經濟騰飛,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幕後功臣是其強悍的硬件創新實力,硬件、芯片和代工是代表高新技術的三個關鍵詞,湧現HTC、富士康、宏碁、華碩、臺積電等一大批明星企業。臺灣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臺灣非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大量外資和技術,快速發展成為發達地區。
宏碁創始人施振榮曾表示,臺灣教育發達,硬件研發能力很強,加上又是貿易港口地區,做硬件很容易實現國際化。不難看出,臺灣制造業擁有搶占國際市場的先天優勢,不僅有利於企業做大做強,也成為經濟騰飛的中堅力量。不過,讓臺灣人倍感驕傲的制造業,也為臺灣科技企業轉型埋下兩大隱患。
一是年輕人喪失狼性,施振榮、郭臺銘等老一輩企業家幾乎養活了一個時代的人,使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生存壓力,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自然不願去互聯網領域闖蕩,與60、70年代年輕人樂於追求形成鮮明對比。同時,小確幸的生活觀深刻影響臺灣年輕人,久而久之使其逐漸喪失冒險精神,大學畢業後往往順從家人意誌去宏碁、HTC、富士康等大公司,其軟件編程能力在硬件公司只起到幫襯作用。
更嚴峻的是,臺灣年輕人就業情況不容樂觀,失業率正不斷上升,20歲至24歲年輕人失業率為整體失業率的3倍多,他們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寧願去服務生也不願做實業,更別提去創業,更有甚者一畢業就當啃老族,臨近30歲還向爸媽要生活費。不難看出,享受安逸生活的臺灣年輕人幾乎與狼性絕緣,戰鬥力可想而知。
二是投資視野變窄。制造業的大獲成功,無形中影響著企業家和創投機構的行為習慣和思維方式,他們更熱衷於投資自己熟悉的領域,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為主,比如工廠、硬件等固定資產,而對以賣商業模式和用戶體驗的互聯網公司則不感冒。
同時,大陸創業者拿著商業計劃書說服投資人拿到一筆啟動資金,然後迅速招人、做出產品,並根據市場反饋改變策略,錢燒完之前再融下一筆資金,這在臺灣幾乎無法想象,折射出臺灣創業風險投資普及程度不高,與制造業大佬沒有形成天使投資的風氣密切相關,而且即便其投資,也更青睞獲利較快的企業級產品,而不看好大眾級產品,資本不待見互聯網行業為創業者發展蒙上一層陰影。
二、臺灣當局對互聯網感到憂慮和警惕
政府態度無疑在互聯網行業的變遷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陸互聯網從細分行業進化為主流行業,離不開政府政策的支持。2015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出臺一系列措施、方案促進互聯網行業的發展。反觀臺灣當局不僅陷入無休止藍綠惡鬥無暇顧及,而且未能及時轉變思維、加緊變革以跟上互聯網時代的潮流。
比如,第三方支付是電商行業的重要基礎設施,直到2015年初才在臺灣“立法院”三讀通過,比支付寶整整晚了11年。獵豹移動在臺灣的合作夥伴吳德威曾直言,支付寶絕對不可能在臺灣出現,臺灣當局對第三方支付的審批極為嚴格,大陸流行的網上銀行直到近幾年才在臺灣鋪開,而且功能有限,只能用於查詢余額。
同時,臺灣《公司法》也對互聯網創業投資設置重重障礙。其中,對本地創業團隊出境創業征收高額的境外稅,一定程度上導致臺灣互聯網創業規模不大,只能偏安臺灣一隅。“如果把眼光放在臺灣,你的價值是1;如果放在全球,就是100倍的價值。”施振榮曾表示。
不難看出,與大陸積極鼓勵互聯網行業發展,更有戰略規劃和目標不同,臺灣當局對互聯網帶來的一系列改變,更多抱持憂慮、警惕的態度。當大陸已在嘗試互聯網+的經濟新形態,臺灣當局仍在擔心網購是否會造成稅收流失、實體商業是否會遭受沖擊等問題。一個政策松綁,一個政策束縛,發展水平高下立見。
三、小小的臺灣沒有誕生BAT級企業
無論是人口數量和市場規模,臺灣與大陸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直接導致臺灣互聯網企業的商業模式難以正常運轉。要知道,互聯網行業三大商業模式——廣告、電商、遊戲,本質上都是流量變現的生意,從而限制企業規模,欠缺類似BAT的標桿企業。
臺灣人口約為2300萬,與北京相差無幾,一個App用戶突破10萬已屬不易,而且天花板效應明顯。缺乏龐大用戶量和市場,使臺灣無法出現大陸動輒上億的超級App,阻礙臺灣互聯網企業實現規模化發展,盈利模式自然無法豐富起來,這是其與大陸玩家對比之下的先天短板。
除了市場規模受限,臺灣營造的重制造業、輕互聯網的社會氛圍,使誕生BAT級企業的機會更加渺茫,地位不高的互聯網企業往往被視為“反叛軍”、“邊緣人”。沒有BAT級企業帶來的示範效應,臺灣難以形成全行業廣泛性的創業創新浪潮,相關技術、思維和人才的積累顯得不足,創業生態的建設自然推進不順。
四、臺灣互聯網創業者目光短淺
固然臺灣當局出臺的政策和人口基數較小不利於擴大規模,但創業者自我設限才是臺灣互聯網企業無法做大做強的根本原因。毫不客氣地講,他們普遍存在目光短淺的劣勢,即小農思想,不少臺灣年輕人將創業與開雞排店劃上等號,讓人大跌眼鏡。
事實上,臺灣在移動互聯網領域創業成功的人寥寥無幾,絕大多數創業者局限於本地思維,很難脫離臺灣當地環境去思考問題,創業項目帶有深深的本土烙印,鮮少考慮國際化,即便國際化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並非遙不可及。比如,大部分和App有關的校園論文課題,臺灣年輕人都是圍繞自己的城市而展開,“如何幫你找到花蓮夜市最好吃的東西”便是其中之一。
臺灣掉隊移動互聯網時代後出路在哪
曾有業內人士將臺灣比作互聯網創業的荒漠,甚至認為臺灣移動互聯網已死,我並不認同,臺灣可以借助移動互聯網全球化浪潮迎頭趕上,以人才資源輔助大陸互聯網企業國際化,並依托制造業資源發力智能家居。
高素質人才、完備而龐大的供應鏈背景等條件,使大陸互聯網公司對臺灣趨之若鶩,將其視為全球化的重要橋頭堡。相比大陸,臺灣互聯網行業無論是在語言技能、人文底蘊還是文化習慣都更深地融入全球互聯網,可以作為大陸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最佳跳板。
獵豹移動CEO傅盛曾表示,如果去美國建立全球化團隊,發現文化有隔閡,團隊融合需要很長時間,在臺灣則更容易推進,而且他認為臺灣好機會實在太多。2015年1月,獵豹移動成立1億新臺幣(約合1900萬元人民幣)創業基金,希望帶來全新的思考模式,擺脫平臺思維,使臺灣本土擁有有活力的創業團隊。
小米掌門人雷軍曾直言智能家居將成為臺灣未來5—10年最重要的方向,未來個人設備、工作設備、家庭設備都會智能化,而且與手機連接。“臺灣有工業基礎、軟硬件工程師,現在關鍵是怎麽把互聯網融進來,實現軟硬結合。”目前,這波浪潮已經開始,但鮮少有臺灣創業公司深耕智能家居。
在施振榮看來,搭上移動浪潮並不難,但要如何長青才最難,“飛的時候靠風,但要飛得久還是要看豬本身,要學會如何做一只智慧的豬。”不可否認,在多方努力下,近兩三年臺灣創業熱情有所回溫,但想要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重現硬件時代的輝煌,仍存在較大難度,除了上述4大因素,留給臺灣補齊短板的時間也所剩不多。
3月9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邀請5位全國政協委員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點任務,就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提高醫療公共服務水平、以創業帶動就業、推進養老服務、持續加強節能環保和生態建設等回答記者提問。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百度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就“人工智能”相關問題答記者時說,以後每個行業幾乎都會產生顛覆性的變化,人工智能的革命會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改變,而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上,中國並不落後。
北京電視臺記者:請問李彥宏委員,據我所知,您今年上會帶了三個提案都是人工智能,而且“人工智能”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您認為如何通過技術創新來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如何讓更多民眾感受到互聯網帶來的獲得感?謝謝。
李彥宏:我註意到,政府工作報告在2017年的工作重點當中,用創新引領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這里面講的對象基本上都是我熟悉的東西,比如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我看了之後,感覺責任蠻大的。整個實體經濟要依靠這些技術的幫助,來實現轉型升級。其實大家也知道,中國的互聯網滲透率已經超過了50%,有7億多的網民,以後網民增長的速度不會有那麽快了,過去大家看到的互聯網公司有這麽快的業績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口紅利,但是未來人口紅利沒有了。
國家發展轉型升級要靠互聯網,而互聯網自身的這種發展將來靠什麽?當人口紅利沒有之後靠什麽?其實我自己的結論,就是要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這場革命很有可能是超越互聯網意義上的一個革命。“互聯網”這個詞出現的時候,我自己有多興奮。因為在這之前,政府工作報告經常提的是電信改革、信息化,而我們覺得互聯網會比電信改革意義大得多。但是,一直沒有提。直到有一天“互聯網”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我註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第一次提到“人工智能”這個詞,我覺得它的意義也堪比“互聯網”這個詞首次進入政府工作報告。
為什麽是這樣?因為,人工智能革命的的確確會影響到社會、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對於實體經濟將來會有巨大的影響。包括大家看到“物聯網”這個詞,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也很早就提過,但是這些年說實話,物聯網沒有發展起來,為什麽?因為我們當初認為,所謂物聯網,就是任何一個物品只要有一個IP地址,連上網就變成智能了,其實不是這樣的,僅僅連上網,數據可以回傳,這沒有智能可言,怎麽樣才能智能,怎樣才能跟過去的東西不一樣呢?就必須得讓這些物能夠跟人進行自由交流,換句話說要讓這些物和工具聽懂人話,這就要有人工智能的技術。我們講自然語言理解,你說什麽,他得懂,人類和動物最大的區別是什麽?人類會使用工具,但是過去這麽多年,人類發明出來的工具同時都要給你一個使用說明書,告訴你怎麽用,電腦要學會打鍵盤,而且ABCD不是放在一起的,冰箱也好、彩電也好,拿著遙控器要換臺,對人類也是很大的負擔,以後是要說話,我要你幹什麽就幹什麽。以後每個行業幾乎都會產生顛覆性的變化,我也非常樂觀人工智能的革命會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改變,而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上,中國並不落後,我不敢說數一,但是數二是肯定的,這方面我們有好的機制,我們有大數據,我們有很多優秀的人才,我覺得將來的中國一定可以從中獲得非常大的收益。謝謝。
我國的財富管理才剛剛起步,市場尚處在快速發展期。事實證明,傳統金融機構的創新需要外部科技公司來驅動。
近年來,隨著高凈值人群不斷增長,如何管理資產、實現保值增值成為了人們關註的重點。
細數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崛起的互聯網金融,無論是P2P信貸,還是支付、征信,絕大部分是渠道/商業模式的創新,產業從銀行轉向了眾多創業公司,渠道由線下走到線上,再走到手機端。普惠金融已經在中國深入人心,遍地開花。高凈值人群不斷增長,市場規模越來越大,然而在金融機構內部這不僅僅只是簡單的數據排列或統計而已。
舉例來說,(超)高凈值人士通常同時展開多種投資,資產分布方廣泛,如股票、債券、結構與非結構性產品、資產證券化產品、私募與風投產品等,多個賬戶建在不同托管機構也是慣例。對應的香港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私人銀行和家族辦公室業務發達,相關監管法規完善,但其軟件系統仍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水平。已不能適應如今即時呈現給用戶的需求,(除非你雇傭很多的人工,不停統計)。
那麽問題就來了?
一方面是客戶端的複雜數據的即時呈現、綜合分析,另一方面則是金融機構老的管理系統,包括手工錄入和Excel建模。
妙盈科技正是看中這一點,由財富管理機構為切入口打造科技為本的智能財富管理操作系統。
瞄準這個數據整合管理和輸出分析的市場痛點,妙盈MPro財富管理平臺整合客戶分散的海量資產信息及外部市場數據,以圖表和報告形式綜合呈現,讓理財顧問和客戶得以多維度檢視資產明細。系統可以根據客戶的風險偏好和產品的風險屬性,分析產品的匹配程度,無縫連接業務雙方。
在此基礎上,妙盈系統支持一鍵實時分析金融參數和金融場景,並依靠大數據洞察市場對客戶資產的影響。理財顧問將從繁重而低效的Excel建模分析中解放出來,有更多時間拓展客戶關系和留意投資機會。此外,系統集成了從前臺到後臺的完整解決方案,可以自動推進並精簡理財顧問的工作流程。
我們知道,我國的財富管理才剛剛起步,市場尚處在快速發展期。但相較於全球個人財富的增長,中國市場的潛力是巨大的。
而傳統商業銀行、私人銀行等機構在智能化發展中存在著創新周期長的問題,開發、部署過程繁瑣,軟件系統的改動常常要經過漫長的討論和需求收集。即便是開發出來,也往往會落後於科技潮流。事實證明,傳統金融機構的創新需要外部科技公司來驅動。
妙盈科技CEO塗鑒彧表示,香港金融行業發展更加成熟,也是妙盈科技優先開發的市場,預計2017年年中將進入內地市場。
近日,一篇題為《中國的非現金社會飛速發展已超乎想象》的文章在日本著名論壇2ch受到頗多日本網友關註。
這篇文章其實就是總結了日本人驚嘆的中國手機支付普及程度。
比如,中國的便利店支付手段,現金支付只占11%。
又比如,雲南昆明的KFC在推進手機點單,現金點單只有一列。不會用智能機飯都沒得吃。
還有路邊簡陋的流動攤子,支付二維碼卻是標配。
更令人震驚的是,沒有智能手機,要飯也要不了了……
這篇文章有841個人評論,而朝鮮導彈發射這種大新聞都只有22個人評論。
評論里的日本人態度有些卑微。有人回複:會不會中國人在來日本旅行之前,會被提醒「日本很落後,所以要帶現金以免碰到麻煩」?
還有人擔心:感覺中國人會說用現金又臟又不方便,從而看不起野蠻的日本人。
這篇爆炸文在不久之後就被刪除了,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知道的是,中國的移動支付市場,的確在全球都處於領先地位。根據Forrester Research的數據,去年中國移動支付市場已經達到5.5萬億美元。
在如此巨大的市場中,又數支付寶和微信占據龍頭地位。截止2016年底,支付寶已經擁有54%的市場份額,以微信為代表的騰訊的市場份額達37%。剩下不到10%的市場份額被其他多家機構分割,而去年初在中國推出的Apple Pay並沒有擠入前十。中國的移動支付市場形成了寡頭格局。
再來看看日本,日本一方面受限於法律法規等因素,尚未出現像支付寶、微信這樣能實時直接從銀行賬戶劃賬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另一方面,日本的“卡文化”根深蒂固。日本的交通卡(suica)已經遠遠超過了交通卡的概念,在交通、零售、服務、商超等各個領域基本上都可以用,基本覆蓋全境。有了這張卡,好像也沒有移動支付什麽事了。
不僅僅是日本,美國的移動支付市場也遠遠落後於中國,規模為1120億美元,僅僅是中國的五十分之一。
在金融和科技領域都是全球領頭羊的美國,為什麽在Fintech方面,尤其也是移動支付方面落後於中國?其實,美國早已習慣刷卡生活,他們信用卡的普及程度遠遠高於中國,也高於日本。與刷信用卡相比,以Apple Pay為例,它在線下場景中的使用體驗並沒有太大提升,這就是從錢包里掏出一張卡來刷(信用卡無需輸密碼)與從口袋里掏出一個手機來刷的區別而已。再加上美國人使用信用卡的習慣很難短期改變,還有很多用戶對手機支付的安全問題會有擔心。即使Apple Pay在美國市場已經慢慢普及,美國的移動支付市場還是遠遠落後於中國。
而且當Apple Pay剛開始在美國上線時,即使在大城市紐約,也只有極個別的商店支持Apple Pay支付。一年後,Apple Pay的使用還是比較有限,雖然大型連鎖商店已經全線支持,但更多的商家,尤其是線下餐飲店仍然不支持這種移動支付。比起掃一掃二維碼這種移動支付方式,美國以Apple Pay為代表的移動支付,一方面需要匹配的手機硬件,比如iPhone用戶且iPhone 6以上的手機才能夠支持;另一方面,POS機的改造成本高,一部新的POS機的價格約為600元人民幣,改造需要大概300元人民幣,而二維碼的成本幾乎為“零”。這也是美國移動支付的覆蓋率遠遠落後的原因。
同時,美國的“國情”也很難讓這種低成本的移動支付滲透到每一個角落。眾所周知,美國治安不好,出門總要帶個20刀美金防身,以免遇到流浪漢打劫。不像乞丐的乞討可以用二維碼掃一掃,如果流浪漢拿著手機去打劫,對著你說:“Hey Baby!來掃一下二維碼吧!”這麽“溫柔”的搶劫,應該也沒有多少人會得逞吧。既然隨時隨地都要帶著現金,移動支付所推崇的完全“無現金”社會在美國也就沒有了意義。當然,這也只是個玩笑話。
市場研究機構eMarketer在一份研究報告中稱,中國迅速推開近端支付,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後發優勢,中國沒有牢固的信用卡文化,所以直接從現金支付階段跳躍至移動支付階段。而改變消費者根深蒂固的消費習慣就成了日本、美國這些發達國家發展移動支付的最大挑戰之一。
造車新勢力紛紛湧入電動車領域,然而,要實現盈利將是較漫長的過程。已先行逾十年的特斯拉和比亞迪(002594.SZ),現狀並不容樂觀,特斯拉依然深陷虧損的泥沼,比亞迪的新能源車銷量雖然實現快速增長,但受補貼退坡等因素影響,凈利潤大幅下跌。不過,比亞迪對未來的汽車業務依然看好。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今日指出,該公司汽車業務將迎來新一輪成長周期,下半年新能源汽車盈利能力將得到提升。
深受補貼退坡沖擊
8月29日,比亞迪對外披露2018年半年度報告,該公司上半年實現營收541.51億元,同比增20.23%,凈利潤4.79億元,同比降72.19%,扣非後虧損6.73億元,去年同期盈利11億元。雖然今年上半年凈利潤的跌幅比第一季度有所收窄,但並沒有明顯改善。
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統計,2018 年上半年,全國汽車累計產銷量分別達 1405.8 萬輛和 1406.6 萬輛,同比分 別增長 4.2%和 5.6%。其中,新能源汽車發展勢頭持續強勁, 產銷均呈快速增長,分別達 41.3 萬輛和 41.2 萬輛,同比分別增加 94.9%和 111.5%,市場滲透率持續提升。
比亞迪財報顯示,其汽車業務上半年銷售收入同比上升24.93%至280.26億元。其中,新能源汽車營收達181.73億元,占比亞迪總營收的比例為34.84%,繼續成為比亞迪重要的收入和利潤來源。
比亞迪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市場份額為18.3%,在新能源乘用車領域的市場份額為20.3%。 王傳福表示,在上半年汽車行業增速大幅放緩的背景下,比亞迪多個新車型贏得市場熱烈反響,累積大量在手訂單,該企業新能源汽車銷量同比增長121%至約7.58萬輛,繼續保持全球銷量冠軍地位。
今年上半年,自主車企的業績分化明顯,吉利等少數自主品牌保持快速增長。作為自主品牌銷量冠軍,吉利今年上半年凈利潤超66.7億元,比去年增長54%。雖然比亞迪今年上半年汽車銷量保持穩定增長,但凈利潤卻大幅下滑,被認為與新能源補貼政策調整密不可分。比亞迪在2016年凈利潤達到最高值,為50.52億元,而2017年,比亞迪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40.66億元,同比下降19.51%,而今年上半凈利潤繼續下滑,明顯進一步受補貼退坡的沖擊。
新能源汽車補貼退坡是趨勢,2017年國家新補貼標準對於乘用車的補貼按照2016年的補貼標準退坡20%,對於客車的補貼標準普遍在2016年的標準上退坡了40%,快充類純電動客車甚至降低60%。而進入2018年,新能源補貼政策進一步調整。比亞迪方面今日也指出,今年2 月,四部委發布《關於調整完善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從 2018 年 6 月 12 日起實施新的補貼標準,降低或取消對低續駛里程、低技術指標的新能源汽車補貼水平,對擁有更長續駛里程和更高能量密度的新能源汽車則給予更高補貼,通過扶優扶強促進行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補貼資金使用效率的提升,有利於新能源汽車行業的長期健康成長,但由於 2018 年 2 月 12 日至 2018 年 6 月 11 日的過渡期內,新能源汽車補貼統一按照原補貼政策對應標準的 0.7 倍執行,給新能源汽車廠商的短期盈利帶來較大沖擊。
多方發力冀望提升盈利能力
面對凈利潤下跌,比亞迪正在采取相應措施,加快推出新車型擴大銷售規模。比亞迪全新一代唐、元EV360等多款車型正帶動銷量增長。比亞迪透露,下半年將有多款王朝系列重磅車型陸續上市,包括全新一代宋(燃油版、插混版和純電版)、秦Pro(燃油版、插混版和純電版)、全新一代唐(純電版)等。這些車型均采用“Dragon Face”家族設計語言,並搭載DiLink智能網聯系統,或將帶動比亞迪汽車銷量大幅攀升。
在新能源商用車領域,比亞迪表示,“獲得汕頭、武漢、廣州等多個城市的大額訂單(今年6、7月,比亞迪在廣州的兩次中標共計獲得4473輛、55.2億元純電動客車訂單),並開拓雄安新區等新市場。海外市場方面,比亞迪接獲來自西班牙、韓國、印度、智利、挪威等全球各地的批量訂單。同時,在“7+4”戰略布局下,比亞迪在卡車領域相繼獲得深圳500輛純電動泥頭車訂單和巴西200輛純電動卡車訂單,且正積極開拓物流、環衛、港口、機場等多個領域的市場。”
7月,在整體車市銷量下滑的情況下,比亞迪的新能源汽車逆勢增長,當月新能源車銷量為1.88萬輛,燃油車銷量為1.85萬輛,這也是首次比亞迪新能源車銷量超過了燃油汽車。 王傳福表示,隨著多款重磅車型的上市,比亞迪汽車業務將迎來新一輪成長周期。“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發展超出預期,發展空間十分廣闊,預計比亞迪新能源汽車業務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在新車型的帶動下實現銷量的快速增長和品牌影響力的持續提升。同時,預計下半年比亞迪新能源汽車盈利能力將得到顯著提升。在燃油車領域,比亞迪將繼續通過不斷提升產品力,提高燃油車業務的市場份額,在有效控制成本的同時,推動業務實現快速增長。”王傳福如是說。
此外,比亞迪接獲智能手機品牌廠商的高端旗艦機型訂單,帶動金屬部件及玻璃機殼業務收入持續增長。今年上半年,比亞迪手機部件及組裝業務收入約199.76億元,同比上升約11.21%。比亞迪表示,隨著金屬部件在移動智能終端的市場滲透率持續上升,實現金屬部件業務的持續發展,玻璃業務成為比亞迪電子板塊的另一增長點。
還有,比亞迪電池“開放”獲實質進展,今年7月5日,比亞迪與長安汽車在深圳簽署戰略合作協議,聯合設立動力電池合資公司,產能為10GWh。與長安汽車的合作,邁出了比亞迪動力電池對外供應的第一步。王傳福說:“本次戰略合作,是比亞迪開放供銷體系的重要進展,對動力電池業務乃至集團的長期發展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同時,比亞迪預計未來還將加快開放步伐,引入更多國內外主機廠,實現包括動力電池銷售、設立合資公司、引入戰略投資在內的一系列戰略舉措,加速動力電池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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