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我們已經暫停了配資業務。”牛牛bank運營總監黃宗源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既然國家定性場外配資是違法行為，我們就不做了。”團貸網CEO唐軍對也本報記者如此表示，其公司的配資業務目前只維持存量，不再新增增量。

7月12日，證監會緊急發布《關於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2015]19號)(下稱“19號文”)，對開立虛擬證券賬戶，借用他人證券賬戶、出借本人證券賬戶，代理客戶買賣證券等行為進行清理。

從7月13日起，配資平臺開始陸續暫停了配資業務，而一些仍在開展配資業務的平臺也選擇將股票配資的字眼從網上主頁上隱去，或改以“投資”的名號。同時，也有一些線下的配資公司選擇繼續觀望。

緊急叫停

7月9日，A股市場上演大幅反彈，上證綜指開盤跌至3373.54點後探底回升，午後強勢爆發，一度大漲近7%站穩3700點，前續爆倉的投資客“賭徒心理”再次爆發，瘋一般回歸配資行列。

“上周四、周五好多人電話我們要求加倉，其實還是之前爆倉的那些人，當然這樣的客戶經歷一輪洗禮以後，本錢都沒有以前多了，只能期望通過更高的杠桿挽回之前的損失。”深圳一家配資公司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說。

“最近確實好多人打電話給我們要求配資，但我們考慮到之前的風險，同時也收緊了風控措施，比如我們以前的警告線一般是配資額的1.06倍或1.07倍，現在基本在1.09倍以上，以前平倉線是1.1倍，現在是1.3倍以上。”黃宗源說。

此前從事配資業務的P2P平臺PPmoney已經從網站上撤掉了股票配資的標識，PPmoney總經理胡新昨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證監會對股票配資業務的新規出臺後，我們的業務會調整為維護存量客戶，暫停新配資業務。”

胡新透露，上周末，隨著抄底行情的火爆，主動咨詢、提交配資申請的新增客戶數量明顯增加，而公司也在此前剛剛調整了杠桿，有1~5倍不等，借款利率從過去的每月1.4%~2%調整為每月1.2%~1.7%。

“配資公司目前大體分為傳統的線下配資業務和新興的線上配資業務，近來股市單邊下挫給不少配資平臺帶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我們配資業務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公司自有資金和平臺上‘股票寶’產品。”胡新說。

唐軍也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只維持存量，不再新增增量，“存量大約4億元左右。”他說。

同時，也有些配資平臺表示，先觀望監管層有無後續動作，再考慮是否叫停該業務。“我們配資的規模不大，目前還在做，沒有暫停，但利息提高了。”廣州一配資公司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說。

而福建一家配資規模在5000萬~6000萬元的配資公司老板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要看看後續情況。據了解，該配資公司的借款利息達到每月1.8%。“不能說停就停啊，有些客戶的配資帳戶里面股票還在停牌，有的按照停牌價計算，股票總市值甚至超過警告線，進不去出不來。”他抱怨道。

創新可納入監管

對於證監會日前出臺的清理場外配資業務新規，一位從事配資業務多年的人士認為：“配資業務本身是市場一種自發性的創新，監管層可以規範其運作，將其納入監管體系，比如HOMS虛擬子賬戶全部實名制，分倉單位交易留痕等。”他說。

他認為，由於場外配資的杠桿較高，前期通常達到1:4，甚至1:5，所以，自6月15日以來兩三個跌停幾乎把場外配資都震出來了，而此後的下跌則是觸發了場內配資的平倉線、公募私募續而踩踏性拋售，以及惡意做空力量的煽風點火。

“今年5月初和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市場有過兩三次較大的跌幅，不少配資賬戶也爆倉了，後續市場又開始繼續上漲，不能把所有的罪名都按在場外配資的頭上。”他說。

近日，華泰證券一份研報估計：前期場外配資規模峰值預計在1.2萬億~1.5萬億元左右，隨著前期市場調整和平倉逐漸爆發，中性假設下預計配資規模回落至8000億元左右，從結構來看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券商與信托對接的配資，以HOMS和券商資管結構化產品為代表，預計目前存量規模在1500億元左右；第二是商業銀行對私募等機構進行的配資，同樣走信托通道，杠桿比例1:3左右，目前規模預計在5000億元左右；第三是信托自身發行結構化產品進行的配資，預計1500億元左右。

《第一財經日報》7月21日關於全面二孩政策可能年內開始實施的報道引起社會高度關註。到底生育政策變化會對出生人口數量帶來多大影響，是有關方面在全面二孩政策調研決策時審慎考慮的核心要點。雖然研究方法相異，采用的數學模型不同，但是多位人口學者的研究和預測表明，全面二孩政策放開之後年新增人口最高在600萬人左右，遠低於此前有關方面年新增人口峰值達到兩三千萬人的預測。

人口增量將低於預期

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7月例行發布會上回應全面二孩問題時稱，生育政策的調整事關全局、事關長遠，事關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必須權衡利弊，審慎決策。

據《第一財經日報》了解，在政策調研期間，有關部門最關註的問題就是全面放開二孩到底會帶來多大的人口增量。生育政策調整踟躕的關鍵原因正是在人口增量上沒有形成共識。

到底全面二孩會帶來多大的人口增量?北京大學人口所學者喬曉春認為，全面二孩並不會像此前有關部門擔心的那樣，不會帶來每年數千萬的人口增量。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最高估計只有600-700萬，加上目前1600萬左右的年出生人口，年出生人口峰值在2200萬左右，峰值總和生育率也只有2.2到2.3。而且值得關註的是，如此水平的總和生育率預計只會持續一兩年，很快就會一路走低，一直低到目前1.5左右的水平。

2014年，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曾經發文預測，全面二孩會導致每年出生人口最高增加三千多萬人，一度引起業內震驚，也使得決策部門對政策調整望而卻步。

喬曉春分析，要決定全面二孩帶來多大的人口增量，關鍵取決於兩個數據。一是目標人群數量，也就是說，到底全面二孩政策會使多少原本不符合生育二孩條件的人可以生育二孩;二是生育意願，這些符合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人，到底有多少人願意生二孩。

喬曉春認為，此前之所以會計算出每年數千萬的人口增量，一方面是由於沒有刨去雙獨、單獨等已經符合二孩生育條件的人群，確定的目標人群總量超過1.5億人，遠遠高於實際的9600多萬人;另一方面，采取的生育意願指標高達70%，遠遠高於實際的生育意願。

楊文莊在衛計委7月發布會上公布，2014年國家統計局人口變動抽樣調查顯示，單獨二孩政策目標人群中43%有再生育的打算。今年初，國家衛計委開展的專項調查顯示，目標人群39.6%有再生育打算，與2013年的調查相比有所下降。

人口預測專家、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多年來一直專註於生育政策調整對人口增量的影響。根據他今年發表的題為《生育政策調整中存在的問題與反思》，假定在2015年全國統一放開二孩，2016年新增出生人口為565.8萬人。2017年達到增量最高峰，為583.2萬人。此後逐年降低。

基於王廣州的研究，假定2015年全國統一放開單獨二孩或全面二孩，政策新增出生人口規模估計。

如果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分批放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數量將會低於王廣州上述預測。

人口學者、生物統計學博士黃文政認為，全面放開二孩後每年新增人口最高峰不會超過500萬。而從單獨二孩在全國的實踐看，全面二孩後的新增人口可能會大大低於預期。

根據衛計委統計，截止到五月底，全國申請單獨二孩總量為145萬，僅占目標人群的13%，遠遠低於衛計委公布的生育意願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在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之間，還存在一個明顯的落差。

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認為，從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意願看，全面放開二孩後，總和生育率也不可能達到2，依然低於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大國空巢》作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口學者易富賢表示，要看到在目標人群中有大量育齡婦女已經超過40歲，即使有強烈的再生育意願，也不一定就能成功再生育。

易富賢稱，不同年齡階層的女性都會出現生育障礙現象，即無法懷孕或者懷上了但是保不住胎。其中15～29歲婦女生育障礙率為11.0%，30～34歲為14.2%，35～39歲為39.3%，40～44歲為47.1%。

有生育反彈很正常

單獨二孩政策放開前後，相關部門的官員和部分學者曾經提出，要註意避免可能的出生堆積和生育反彈。喬曉春認為，從單獨二孩過去一年多的實踐看，這樣的擔心是多余的。

“我們應該擔心的是政策放開後生育反彈太小。我倒是希望生育反彈能高一些，如果反彈很低，並且很快就開始降低，說明政策調整晚了。”喬曉春說。

2014年12月舉行的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討會上，多位人口學者圍繞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後的出生堆積展開激烈的爭論。絕大部分學者認為，要用科學的態度看待出生堆積。全面放開二孩並不會引起此前擔憂的巨大出生堆積，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數將會大大低於預期。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認為，生育政策調整本來的意圖就是希望出生人口多一些。有出生堆積是正常的。生育政策調整越往後面推，政策的成本越高。

在南京大學人口學者陳友華看來，生育政策調整中出現的出生堆積，是大海在退潮中的回潮。回潮雖然不能改變退潮的大局，但總比沒有回潮好，它可以延緩退潮的速度。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口學者郭誌剛認為，以前一直認為只要放松生育政策，生育率會必然上升，這是一個人口政策彈簧理論。但事實上，中國目前的低生育率並不僅僅是出於政策壓制，而是存在著很多其他社會經濟及至人口因素的重大影響。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口學者李建新告訴《第一財經日報》，關於出生堆積的種種擔心其實源自於對人口生產認識的誤區。斤斤計較於數字，忽視了人的權利和需求，忽視了人口結構和形勢的新變化，將會繼續扭曲人口自身再生產，導致人口年齡、性別結構失衡，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現在不少人認為全面二孩政策一放開就萬事大吉了，中國人口問題就解決了，其實並非如此。如果人口不能實現均衡發展，到出生堆積釋放了之後生育率會繼續下降，中國人口會面臨更大的挑戰。”黃文政說。

環境保護部加大了對環境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攝影/章軻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10月28日從環境保護部獲悉，環保部已決定對京津冀等多地新增主要水汙染物排放建設項目環評審批。

“直至其所在省份通過下一年度流域考核後解除限批。”環保部有關負責人說。

環保部介紹，此前會同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水利部、三峽辦、南水北調辦等國務院有關部門組成考核組，對松花江、淮河(含南水北調東線)、海河、遼河、黃河中上遊、巢湖、滇池、三峽庫區及其上遊、長江中下遊重點流域25個省(區、市)政府2014年度實施《重點流域水汙染防治規劃(2011-2015年)》和《長江中下遊流域水汙染防治規劃(2011-2015年)》(下合並稱《規劃》)情況進行了考核。

截至2014年底，《規劃》治汙工程項目已完成55.3%，77.2%的考核斷面達到考核要求。淮河流域山東、安徽、江蘇，海河流域山東，遼河流域遼寧、內蒙古，松花江流域內蒙古、黑龍江，三峽庫區及其上遊貴州、四川、重慶，黃河中上遊河南、青海，長江中下遊廣西、河南、上海、江蘇、湖南、江西、安徽考核結果為好。

但海河流域北京、天津、河南、河北，三峽庫區及其上遊湖北省考核結果為差。

上述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對流域考核不及格省份中水質得分最低、不及格控制單元覆蓋全行政區的北京市朝陽區、天津市靜海縣、河北省廊坊市、河南省新鄉市、湖北省宜昌市，環境保護部將暫停其新增主要水汙染物排放建設項目環評審批，直至其所在省份通過下一年度流域考核後解除限批。

環保部表示，將加快推進水汙染防治領域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拓寬融資渠道，加快項目實施，加強總磷控制。按照《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要求，研究將總磷納入流域、區域汙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約束性指標體系。

上述負責人介紹，環保部將開展“十三五”重點流域、重金屬汙染防治專項規劃編制，並組織地方做好規劃項目篩選，納入“十三五”規劃。嚴格環境監管，進一步加大環境執法監管力度，依法嚴肅查處違法排汙行為。

28日下午，環保部還通報了後督察未整改到位環境案件情況。環保部環境監察局局長鄒首民介紹，為督促重點案件處理處罰執行到位和整改到位，環保部組織相關省級環保部門對2014年督辦的重點環境案件開展了後督察。

他介紹，246起後督察案件中，211起案件已執行處理處罰決定並整改到位，占85.8%;35起案件尚在整改中，占14.2%。

35起未整改到位的案件中，江蘇省、河南省各6起，安徽省4起，廣東省3起，黑龍江省、山東省、湖北省、雲南省各2起，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江西省、湖南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各1起。未整改到位案件涉及的主要環境問題有違反環評制度和“三同時”制度、汙染治理設施不配套、危險廢物處置不規範、衛生防護距離未落實等。

鄒首民說，環保部近日已將未整改到位案件通報相關省級政府，督促地方政府切實負起環保責任，分類處理違法違規建設項目，組織有關部門嚴格執法，督促相關單位盡快完成整改;並按照政府信息公開要求，及時公開相關案件整改情況。

假如2015年11月1日全國同時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估計明年政策新增出生人口在230萬左右，超過360萬的可能性不大。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預測專家王廣州今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之後，到底會增加多少新出生人口？這是最值得關註的一個問題，正是對這個問題的爭議，導致政策出臺過程一波三折。

據《第一財經日報》了解，兩年前，正是擔心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可能會帶來過大的生育堆積，才采取漸進的方法，先放開單獨二孩。單獨二孩放開後，2014年全年僅增加出生人口47萬，這說明民眾整體生育意願低下讓人口學者都感到意外。這也在客觀上加速了全面二孩政策的放開。

據王廣州的測算，全面二孩的受益人群總數在8000萬~9000萬左右。目前已婚一孩育齡婦女中，約有40%超過40歲，已經接近生育期的末端。

王廣州認為，全面二孩政策放開肯定會帶來一些政策新增出生人口，但估計明年政策新增人口不會特別顯著。比較大的影響可能在2017年，新增出生人口達到430萬人左右。

但此前有多位人口學者測算認為，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後將帶來較大的生育堆積。比如，2014年，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曾發文預測，全面二孩會導致每年出生人口最高增加3000多萬，一度引起業內震驚。

根據王廣州今年發表的題為《生育政策調整中存在的問題與反思》，假定在2015年全國統一放開二孩，2016年新增出生人口為565.8萬人。2017年達到增量最高峰，為583.2萬人。此後逐年降低。

王廣州介紹，他根據最新的調查、單獨二孩的實施情況和現有可獲得數據做出的新的推測，與2011年的研究有一些差別，主要是政策實施的時點、單獨二孩已經實施和生育意願方面的差別。他認為，即使實際情況遠遠超出目前的判斷，但比較有把握的判斷是明年不太可能出現超過1000萬的政策新增出生人口。

人口學者、生物統計學博士黃文政認為，全面放開二孩後每年新增人口可能在300萬到800萬之間。而從單獨二孩在全國的實踐看，全面二孩後的新增人口可能會大大低於預期。

2014年12月舉行的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討會上，多位人口學者圍繞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後的出生堆積展開激烈的爭論。絕大部分學者認為，要用科學的態度看待出生堆積。全面放開二孩並不會引起此前擔憂的巨大出生堆積，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數將會大大低於預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口學者郭誌剛認為，壓低生育率的原因除了生育限制之外，還包括城鎮化、生育年齡推遲等。這些因素的作用很強，不會因為生育政策放開就消失。

“全面二孩政策放開並不意味著萬事大吉了，如果政府沒有采取積極的鼓勵倡導措施，到出生堆積釋放完了之後生育率會繼續下降，中國將會面臨人口衰減、老齡化嚴峻的挑戰。”黃文政說。

有媒體11日稱，中國財政部計劃再次增加今年地方置換債券額度。今年額度將從現在的3.2萬億元人民幣增至3.8萬~4萬億元，增幅最高達25%。最終額度還可能調整，且需要國務院批準。

財政部目前尚未證實這一消息。

一位不願具名的地方財政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目前並不清楚上述消息的口徑。但今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後續融資規模約為7000億元，這與上述消息中透露的新增額度（6000 ~8000億元）接近，可能上述消息提供的新增置換債券額度是在建項目後續融資額度。

今年5月，財政部、人民銀行、銀監會三部委發布《關於妥善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後續融資問題意見的通知》，支持在建項目的存量融資需求，確保在建項目有序推進。

其中，對於在2014年12月31日前已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借款合同並已放款，但合同尚未到期的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貸款，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在全面把控風險、落實信貸條件的前提下，繼續按照合同約定發放貸款，不得盲目抽貸、壓貸、停貸。而對2014年12月31日前已簽訂借款合同且合同到期的，如果項目自身運營收入不足以還本付息，銀行業金融機構可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協商，在後續借款與前期借款合同約定的責任一致、合同金額不增加的前提下，重新修訂借款合同。

上述財政人士表示，目前計算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時包括三部分，分別是截至2014年底的政府債務余額，2015年新增債務余額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後續融資。

根據《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批準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的議案》，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鎖定16萬億元，其中截至2014年底的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15.4萬億元，2015年新增地方政府債券額度為6000億元。

另外，8月底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今年以來預算執行情況報告時透露，經全國人大、國務院批準，今年下達3.2萬億元置換債券額度。

所謂置換債券是指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今年財政部下達了3批總計3.2萬億元的置換債券額度，置換範圍為財政部清理甄別的截至2014年底的到期債務。置換的目的是延長地方政府到期債務期限，從而優化債務結構，並降低融資成本，降低利息負擔。

據財政部測算，1萬億元的置換債券能讓地方政府一年減輕利息負擔400億~500億元。若按此估算，3.2萬億元的置換債券能讓地方政府減輕利息負擔超千億元。

民生固收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11月11日，地方政府債券共發行3.34萬億元，其中新增債券為5381億元，置換債券為2.77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券發行接近尾聲。

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地方財政收入快速下滑，償債壓力陡增。此前也有市場人士預計未來置換債券額度會進一步提高。

中債資信評級業務總部研究員宋偉健曾表示，2014年底15.4萬億元的債務預計將不斷通過地方政府債券的形式進行置換，到目前為止已經批準發行3.2萬億元置換債券，占全部15.4萬億元的20.80%，預計可以覆蓋今年到期債務，未來5~7年預計剩余的12.2萬億元的債務也將不斷置換完成。

雙十一臨近，各大品牌也都摩拳擦掌，預熱期間已經火光四濺。

對2015年雙十一有新期待的服裝類淘品牌韓都衣舍，也正按照既定的節奏在預熱期間逐一引爆其的“營銷爆點”。去年雙十一，韓都衣舍以單店近2億元銷售額，成為女裝類目第一。從一個年銷售額300萬的淘品牌，飛速增長到2014年的年銷售額達到15億，韓都衣舍只用了6年的時間。而由於服裝行業的高度分散化和對個性化要求的不斷提升，韓都衣舍這樣的領先淘品牌，還在不斷吸收或打造新的子品牌以滿足消費者個性化差異化需求。

在互聯網品牌化的浪潮中，盡管所有類型品牌都在飛速增長，但貝恩公司與阿里巴巴研究院聯合開展的2015年度中國電商報告《互聯網品牌化和品牌互聯網化》顯示，目前暫時領先的是包括韓都衣舍這樣的中小品牌(包括區域品牌、淘品牌和非知名品牌)，在阿里巴巴商品交易總額中的份額在過去3年提升了10%。過去3年，區域品牌和淘品牌的複合年增長率為74%，非知名品牌達到69%，市場占有率分別增加了6%和4%。

中小品牌往往通過更靈活而貼切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和服務獲得青睞。這為那些大品牌敲響了警鐘，因為他們曾經借助大量投資建立競爭壁壘的做法在數字化世界中並不奏效。

“長尾品牌”的崛起與高增長

為什麽大品牌在線上幹不過中小“長尾品牌”?

上述研究顯示，代表中國80%互聯網零售額的阿里巴巴零售平臺上，品牌化率達到65%，在過去3年里提高了7個百分點，形成了1萬億人民幣的新增品牌銷售額，相當於中國零售市場規模的4%，也意味著人均新增約750元品牌支出。這說明，“互聯網品牌化”的轉變趨勢，即消費者追求優質品牌和產品的意識逐步增強。

其中，大品牌是指在全國範圍有分銷網絡，具有較高知名度的國際品牌和國內品牌，例如優衣庫、諾優能;區域品牌是指在特定省份內有分銷網絡和知名度的品牌，例如百草味、丹姿;淘品牌是指誕生於互聯網，並且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純線上品牌，例如韓都衣舍、三只松鼠;非知名品牌是指有註冊商標，分銷網絡和知名度通常僅限於特定原產地城市範圍內，品牌建設投入較少，例如可媚;無品牌是指無註冊商標，或品牌屬性不強(如圖書音像、農產品、收藏品、創意禮品、手工藝品、DIY產品、寵物用品、宗教用品、定制家具、五金工具、二手物品等)，或根據當前品牌庫尚無法識別的新品牌。

“電子商務在中國曾經魚龍混雜，眾多線下大品牌一度固守實體渠道，遲遲不願加入電商行列。”貝恩公司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零售和消費品業務領導兼報告作者丁傑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而如今，中國的電子商務已然發展成了一個品牌化、品質化的公平競爭舞臺，一方面支持品牌在平臺上發現和滿足分散在各地、形態各異的細分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物流和交易的複雜性，使品牌能將觸角涉及包括三四線城市在內的全國大市場。”

“長尾品牌”獲得更快增長，丁傑認為，究其原因，主要由於線下品牌靠大量資本投入打造營銷推廣、渠道布局、以及終端。大品牌借資本規模建立壁壘，而互聯網則營造相對低成本和高效的公平競爭舞臺。

首先，線上提供了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的營銷推廣。在線下世界，大品牌依靠高成本的市場營銷建立支配性優勢。但是在互聯網時代，品牌逐漸被信用評價、信息披露、店鋪評分、社交網絡評價等解構，形成多元化的商品標識機制，從而讓小而美的長尾品牌也獲得與大品牌一樣的均等機會。線上提供了品牌與消費者直接互動的機會，品牌可以通過互動社區增加消費者粘性，並且從線上實時高效的評價體系中收集反饋， 大大提升營銷效率。

其次，線上分銷輻射範圍廣，層級少，可以更高效地鎖定分散的客戶，不再依賴於線下複雜且高成本的渠道布局。使得長尾品牌也能與大品牌一樣，直接面向全國13億人的大市場。

第三，在線上建立品牌終端的門檻大大降低了。例如，在一線城市開設一家服裝店，門店的設立和人員費用通常占銷售額的20-35%，而相應的線上店只需付出相當於銷售額5-10%的平臺費用以及5-7%的物流費用，相較於設立線下店節省了約一半的費用。

互聯網渠道變為“品牌孵化器”

如果還將互聯網單一作為分銷渠道，貝恩公司的研究發現，品牌將無法適應這一全新的環境，並很可能在數字化轉型的道路上被先驅者們遠遠甩在身後。

傳統工業化時代，品牌打造由品牌驅動，是通過渠道單向傳播至消費者的。具體表現在產品開發中只能通過抽樣調研，預測大眾需求;產品生產時通常運用大規模生產工藝，生產標準品滿足大眾需求;營銷通過大規模、高成本地單向廣告傳播模式;而銷售通過分銷網絡和加盟商，利用零售空間進行銷售服務。這種模式是低效率和高能耗的，造成品牌和消費者間的供需不匹配、信息不對稱，也造成“渠道為王”帶來高成本的渠道投入。

而互聯網時代的新一代消費者，更希望通過消費獲得參與感，成就感和精神歸屬感。他們一方面積極主動地參與評論並瀏覽其他消費者的反饋。據艾瑞咨詢公布一份網絡調研顯示，超過70%的消費者在網購後有留言或評分習慣，而高達90%的消費在購買前會閱讀評論。

另一方面區別於線下，消費者的購買過程不再是匿名和不可溯的。網絡將他們的研究、瀏覽、點擊、評論、選擇和購買全過程一一記錄，並且可以追蹤到消費者跨品類、時間以及平臺的購物全程行為，描繪出每個個體消費者的全景，提供更深層次而個性化的消費者洞察機會。

同時，新一代的互聯網平臺也不再一味扮演單一銷售渠道的角色，而是提供更多創新數字化增值服務和更多觸點，從產品研發到供應鏈以及營銷，更好地幫助品牌與消費者共創。

例如天貓通過對線上服裝銷售的大數據分析，幫助平臺上的領先快時尚品牌規劃線下門店選址。再比如京東預售功能幫助品牌獲得更準確的需求信息，其中最成功的一次預售活動幫助某品牌通過消費者投票獲得準確的產品功能需求，並募集高達7000萬的預付款項。

營銷方面，阿里巴巴的達摩盤服務幫助一系列快消品企業圈定與其現有消費群特征一致的潛在客戶，並通過紅包或消息服務進行品牌推廣。渠道管理方面，阿里巴巴的滿天星計劃通過單品單碼的二維碼，幫助消費者甄別真假貨，同時品牌可以利用消費者的掃碼過程，開展二次營銷並推廣忠誠客戶積分計劃，還能管理渠道竄貨以及記錄終端動銷率。

“在這兩股東風下，傳統品牌單向驅動的模式正被逐漸更替”，貝恩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零售和消費品業務領導兼本報告作者韓微文表示，消費者成為品牌的寶貴資源，被積極納入品牌的誕生和傳播過程中，化身為免費的設計者、測試員、市場推廣者。產品品質成為另一要素，是激發消費者持續互動、形成口碑的利器。而互聯網渠道由外掛系統變為品牌孵化器。

韓微文認為，“在這場轉型中，僅僅渴望成為一個數字化品牌是不夠的。企業還需要制定出數字化的運營模式，厘清數字化對於研發和供應鏈、營銷和客戶關系管理以及渠道的影響，確保部署好正確的組織結構和基礎設施。”

在11月12日網易發布的最新財報(截止到2015年9月30日的第三季度未經審計財務業績)中，除了其“看家本領”遊戲業務的快速增長外，電商作為一股新增長動力的勢頭越來越明顯。

據財報顯示，網易公司該財季的凈營收被劃分成三塊，一個是最主要的收入貢獻者在線遊戲，一個是廣告服務，還有一個被歸為“郵箱、電商及其他”。其中，遊戲的營收是52.13億元，在總營收中占比達到78%;廣告的同比增速只有10.48%，收入4.55億元，是三者中最少的;而“郵箱、電商及其他”業務貢獻了10.04億營收，同比增速高達162.16%，就連環比增速也超過了100%。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致電網易方面，對方並未透露電商業務在總營收占比的具體數字，財報中也未進一步披露。但丁磊在分析師會議上說，網易的跨境電商平臺考拉在該季度繼續保持著快速增長勢頭，看到了公司在電子商務領域的持續發展動力。

單看“郵箱、電商及其他”這個業務線，其中郵箱是網易歷史最久的業務，多年來已經呈現穩定的局面，同比增速應該不會太大;而“其他”包括像網易雲音樂、雲課堂等等一系列小的業務單元，這部分的營收占比太小;所以這樣看，電商業務的增長對營收的拉動效果非常明顯。

再來分析一下網易的電商業務，目前主要包括考拉和秀品兩個平臺，考拉做的是B2C的跨境電商，且商品類目集中在高端百貨，其體量比專註於買手推薦的秀品要大得多，考拉已經成為網易電商中最重頭的單元。

在回答分析師關於“考拉與其他跨境電商有何不同”這個問題時，丁磊說，“網易考拉海購與其他電商平臺的最大區別在於，考拉上銷售的幾乎所有的產品都由公司自己在海外進行采購，能夠更好地把控品質和定價權。其他平臺目前都存在第三方售賣的情況，容易出現假貨和價格欺詐的問題。”

自采VS平臺，兩個模式之爭天然地會引發口水戰，自營的優勢能對貨品進行更好把控，但商品SKU的拓展速度和豐富度勢必不如平臺模式的公司。目前，在國內跨境電商這股東風下，大量企業在爭相搶奪線上消費者。其中，平臺模式的是天貓國際最為知名，它承載著阿里巴巴未來國際化戰略方向的重任;而像京東海外購、網易考拉海購等屬於自營模式，此外還包括聚美急速免稅店、洋碼頭、一號海購、唯品會全球特賣、亞馬遜直郵、順豐海淘、小紅書、蜜芽寶貝等競爭者。

本報記者從網易方面了解到，考拉海購自今年1月推出以來，憑借網易的大量優質資源投入以及在品質把控和強大的供應鏈優勢，已經成長成為國內發展最為迅猛的跨境電商之一。經過10個多月的積累，網易考拉海購已經與全球數百一線品牌和頂級供應商達成了深度合作關系，其中不乏松下、LG、美贊臣、日本三井物產、韓國Emart、比利時Delhaize等全球巨頭級企業。並且在跨境電商的核心資源——保稅倉儲的爭奪上占據明顯優勢，有超過15萬平米的保稅倉規模。

為突出差異化競爭和塑造自身品牌認識，丁磊將考拉定位在精品化，突出品質，一舉引進以雅詩蘭黛、倩碧、希思黎、PRADA、VALENTINO、GIVENCHY為首的數百個一線大牌。事實上，這也是出於提升電商的毛利率考慮。因為相比於更賺錢的遊戲業務，電商的毛利率比較低，高端品牌的引入對提升毛利率效果明顯。

隨著12月11日美國投資移民EB-5法案改革臨近，風傳已久的提價方案將最先影響近年來已成為這一項目主力軍的中國投資者。

來自多家移民機構的消息顯示，美國參議院已通過投資移民EB5漲價法案並且送達到眾議院，隨後眾議院也將很快通過該法案並公布，一經公布即生效——這意味著目標就業區投資額由現在的50萬美元漲至最少80萬。

由於現有市面上大多數紐約市中心的項目所在地目標就業區，將可能不符合新法案關於目標就業區的要求，相應項目投資額將可能漲至100萬，對中國投資者而言，50萬美元的平價綠卡時代將正式終結。

然而，盡管赴美移民門檻提高，但中國依然多年成為全球移民市場的主力軍，而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擴大，這一新興人群成為新移民環境下的“新增長點”。

“在國際資產配置的領域里，高凈值人士曾是不二之選，他們的國際資產配置不僅逐年上升，而且增速可觀，資產總量與國際資產配置一向互成正比，但近年來中產階層在這一領域表現得非常活躍。”福布斯一項自2010年起的國際資產配置研究顯示。

該研究指出，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最近數年，中國大眾富裕階層成為國際資產配置的生力軍，他們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在2011年幾乎為零，2012年卻增長到26%，這一龐大的大眾富裕群體還在進一步增長。

“由於中產階層與大眾富裕階層僅一線之隔或互為重疊，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中國的中產階層已經將國際資產配置放入視野，而非仰望與隔膜。特別是國際投資機會中與理想居留地結合的項目，與子女教育有關的投入，成為中國中產階層的熱議話題。”該研究指出。

在福布斯聯合出國移民機構外聯出國出版的《國際資產配置趨勢報告》中，對中國投資者這一新的國際資產配置傾向分析指出，中國投資者在考慮國際資產配置時的首要思路是區別動產和不動產。

而在具體投資方向上，美元依然受到中國投資者追捧，歐元以其流動性也開始受到重視；此外，該人群開始主動進行多種金融產品的配置，海外保險以及一些國家的國債成為許多投資者資產配置的第一步，而且近年來信托產品日漸受到歡迎，其中關於財富傳承的信托產品尤其受到重視；而受海外永久產權的吸引以及子女教育和養老醫療等目驅動，房產投資成為很多投資者國際資產配置的重要一環。

盡管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一般中國投資者都依然將焦點集中在金融投資和房地產投資上，在商業機會和全球商業拓展上的數量較少，但與早年移民以生活享受為目的比較起來，現在開始規劃投資移民或資產配置的人士，會在初期就關註當地的商業機會和資產布局。

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左小蕾就這一趨勢預測指出，中國對外的投資在“十三五”期間可能會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而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速，海外資產配置的現實條件也在不斷完善。

針對李克強總理上周五親自修正“克強指數”，市場歸納出新版“克強指數”新增三指標：就業、居民收入和單位能耗等環保指標，並解讀這意味著未來中央對地方政府在GDP上的考核亦會有轉型。

新版克強指數 增三項指標

李克強總理上周五為《經濟學人》年刊撰文，提到“克強指數”三個指標“用電量”、“鐵路貨運量”和“新增銀行貸款”，與經濟運行狀況的關聯系數已經發生變化。強調未來會更加關註就業、居民收入和生態環境的持續改善。也就是說，就業、居民收入和單位能耗等環保指標的加入構成了新版“克強指數”。

“克強指數”是《經濟學人》在 2010 年推出的用於評估中國 GDP 增長量的指標，源於李克強總理 2007 年任職遼寧省委書記時提出的可以通過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貸款發放量三個指標分析當時遼寧省經濟狀況。這次李克強總理雖然沒有直接用“克強指數”一詞，但實際上已經指出經濟結構真正發生變化，“新三項”才是政策更為關心的指標。

方正證券昨日發布報告稱，李克強首次對“克強指數”三個指標提出修正，意味著未來中央對地方政府在 GDP 上的考核亦會有轉型。

消費被寄予厚望

李克強總理文章指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 60%，消費升級也伴隨著強勁增長。以出境遊為例，去年中國公民出境達1 億人次，今年上半年又同比增長 10%。簡而言之，盡管增速有所放緩，中國經濟正在朝著我們期待的方向，朝著更多立足內需和創新拉動的方向發展。”

11 月 22 日，國務院發布《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促進消費結構升級》，進一步提示在居民和家庭服務、健康服務、養老服務、旅遊服務、體育服務、文化服務、法律服務、批發零售服務、住宿餐飲服務、教育培訓服務等重點領域要加快發展。

“中國發揮制造業性價比尋求全球經濟再平衡”具備理論合理性

李克強總理在文章中指出“生活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數十億人民還沒有享受到大規模工業化和良好基礎設施的便利。他們的需求是巨大的，但由於缺乏資金和負擔得起的裝備和技術，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了”，而“中國正在推動的‘一帶一路’建設，通過國際產能合作，將中國制造業的性價比優勢同發達經濟體的高端技術相結合，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優質優價”的裝備，幫助他們加速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以供給創新推動強勁增長。”

對此，方正證券評價稱，中國提出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上的計劃——發揮制造業性價比，上聯發達經濟體，下聯第三世界——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

全球經濟的上一輪蜜月期，本質上是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發揮自身勞動力紅利，向全球特別是發達經濟體源源不斷提供低價產品，從而使自身能夠維持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發達經濟體能夠維持高消費和高杠桿，全球經濟能夠維持高增長和低通脹。而新一輪的全球再平衡，按照李克強總理的設想，主要是由中國提供制造業的性價比優勢(註意，“性價比”是在技術替代和成本替代之間的第三條路線)，發達經濟體提供高端技術，發展中國家提供基建和工業化領域的需求。這一設想確實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和較高的務實性，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中長期機遇。

解讀“我們沒有量化寬松，也沒有采取競爭性貶值”

在關於貨幣問題態度上，李克強總理提到兩點：“本屆政府沒有推行量化寬松，也沒有采取競爭性貨幣貶值的措施”。

雖然市場普遍認為央行過去兩年一直在“放水”，但方正證券認為，雖然央行一直在降息降準，但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並沒有出現 2009和2012 年那樣的擴張，甚至略有收縮。此外，長端流動性投放一直相對收斂，央行僅僅是在對曾經過快下行的外匯占款做出對沖。

而關於“不貶值”，他們的理解是，“811”匯率波動之後，對人民幣概念資產的做空潮讓決策層心有余悸。政策層關於匯率的態度有變，維護中國資產的預期穩定性成為共識，標誌性事件就是 8 月 28 日國務院異常少見的那次專題會議。預計未來政策將不尋求主動以貶值釋放貿易比價(即使有貶值也會是階梯式貶值+區間內求穩)，而是會盡力維護匯率穩定，以帶動中國資產的預期穩定，為改革和新一輪增長創造一個平衡和低風險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