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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碓井稔告白 如何把「績憂」企業變黃金愛普生改造有成 股價大漲七倍六年前接掌愛普生社長的碓井稔,對主管不留情面,半年內績效不佳就換人,對外則處分不具競爭力的事業部門,並強化核心技術的新應用,如今愛普生股價大漲七倍,成為日股中最受矚目的大明星。 撰文‧林宏文 你一定聽過「愛普生(Seiko EPSON)」這家日本公司,但你可能不知道,在穿戴式產品廣為人知的前幾年,它早已陸續推出穿戴式手錶、眼鏡等產品;在機器人產業受到重視之際,它已研發出下世代最先進的雙臂式機器人。 二○○八年,愛普生還是一年慘賠超過千億日圓的「績憂」企業,但改革工程又快又準,去年已大賺八三七億日圓,○八年以來,在一片低迷的日本科技業中,公司股價卻已大漲七倍,成為最受矚目的一家日本企業。 而○八年起帶領企業進行改造有成的,是愛普生歷來最年輕社長、有「微針點壓電技術之父」稱號的碓井稔。走進位於日本長野縣的東京總部,碓井稔開始分享他六年改革的心路歷程。 技術創新拓展領域 大學畢業就加入愛普生工作的碓井稔,從愛普生核心事業印表機的研發工程師做起,由他開發出的微針點壓電技術,正是愛普生印表機事業的技術核心。○八年,碓井稔五十三歲,正式成為愛普生的社長。不過,伴隨這項榮耀而來的,是一籮筐的挑戰。 其實早自○五年起,愛普生業務一路下滑,至○八年,也就是碓井稔接任社長那一年,公司甚至虧損超過千億日圓;這一年,不僅公司營運陷入谷底,同時也爆發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碓井稔沒有蜜月期。 「內外都是風暴,你必須先提出一個方向,走出困局的方向。」上任後,碓井稔積極與內外部溝通,並在○九年推出他的SE15(Seiko EPSON 2015),也就是到一五年前的六年長期發展目標。 為加緊改革腳步,碓井稔首先給主管下馬威。日本企業傳統上不會裁員,但在改造過程中,碓井稔不留任何情面給主管,若半年內看不出績效,他就迅速將主管調離原來職務,讓每位主管都繃緊神經做事。 台灣愛普生總經理李隆安就說,碓井稔外表看起來溫文儒雅,但內心堅毅無比,對於已決定的目標,更是貫徹到底,完全不打折。 愛普生淡出面板事業,就是一個好例子。愛普生曾是全球前三大手機面板供應商,「我上任後,發現韓國與台灣面板業發展迅速,於是努力說服內部,在二○一○年將面板事業賣給索尼。」他沒說的是,如今,索尼又不堪拖累,將此部門併入日本面板(Japan Display)公司。 此外,碓井稔非常強調聚焦策略的重要,如果部門無法創造出獨特的價值,就採取關掉或賣掉的策略,早期由於愛普生擁有很強的光機電等整合技術,在數位相機產業大起之際,也曾投入生產,但後來數位相機面臨智慧型手機內建相機的衝擊,愛普生也很快就撤出這個市場。 而在現有核心產品及技術上進行創新突破,更是碓井稔這幾年交出的最大成績。在核心印表機部門,愛普生將印表機技術運用到更多新領域,其中朝紡織品印製市場發展,就是一個重要方向。 「台灣電子業須提升價值」首先,愛普生與在義大利米蘭的設計師討論他們的需求,設計一台專為皇室、名媛打造的數位列印服飾機台,取名為蒙娜麗莎機台,這種一台動輒超過千萬元新台幣的設備,如今在義大利的數位列印市場市佔率達到六成。 至於在許多新產品領域上,例如可量測脈搏、GPS定位的穿戴式手錶,愛普生早在幾年前就已推出,如今已推出第二代及第三代產品;至於售價訂在六九九美元的眼鏡,也緊跟在Google眼鏡之後推出。 碓井稔說,從○八年至一三年,愛普生終於熬過五年調整期,去年除了營收突破一兆日圓外,淨利也達到八三七億日圓,且許多研發成功的新產品將一一推出,未來業績會更好。 對這六年來的改革有何心得,碓井稔淡淡地說:「重視研發,應該是所有科技公司最重要的競爭利器。」延續這個心得,經常走訪台灣的碓井稔,也對一些陷入低迷的台灣電子業提出他的建言,「日本人事成本高,很難與其他國家拚低價,我相信台灣也遇到類似情況,因此,一定要做能提升價值的事情,要想辦法提高價格,而非只是想著殺價。」一位愛普生主管透露,碓井稔已經不只一次,向主管描繪出愛普生二○三○年的發展願景。「到二○三○年時,我已經七十五歲,屆時,我會用到愛普生的穿戴式手錶及眼鏡,記錄我的健康情況;我會需要愛普生的機器人,來幫我做家事。更重要的是,我所有的東西,都會是愛普生印表機所印出來的。」這個簡單又有力道的願景,應該也是愛普生獲得市場重視的關鍵因素吧! 碓井稔(Minoru Usui) 現職:精工愛普生社長 經歷:1979年加入精工愛普生,曾任印表機、影像及資訊產 品等部門主管 家庭:已婚,育有2子 1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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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業教父徐重仁轉任全聯福利中心總裁,大展手腳推動業界二次革命,而他繳出的第一張成績單,靈感竟來自省道休息站。 七月二十六日,全聯二代店中最大、面積達二千三百坪的嘉義榮昌店開幕,徐重仁與全聯董事長林敏雄親自南下巡視。徐重仁踏進店裡的第一個動作,不是伸手寒暄,而是走向貨架,將標價牌從膝蓋位置移至胸部高度。注重細節,更能看出他對轉戰全聯後首件代表作的重視。 全聯二代店,七月於台南、嘉義、雲林率先開出九家,除拉高肉類、蔬菜、水果、鮮魚、熟食等生鮮商品的販售比率達五○%,更強打「農家直採區」,提供當地農民銷售平台、販賣產地直送農產品,至今已與超過五十家小農合作。而徐重仁的靈感來源,是日本的省道休息站「道之驛(道の)」。 「我以前就想做道之驛!」徐重仁說,日本的道之驛與台灣國道休息站不同,除提供停車、休息區域,因省道是當地聯外道路,也成為農產集散地,農民在此除可販售自家耕種、小產量的特色農作物與加工品如醃漬物外,經營者也會規畫「各站限定」商品,如特殊口味的霜淇淋、天婦羅炸物等,帶有振興當地產業意涵,「台灣休息站都太商業化,全是為觀光客設計的。」他說。 據瞭解,徐重仁每季定期赴日考察,從北至南至今已走訪不下數十個道之驛。那麼,自認是「台灣最瞭解日本的人」的徐重仁,為什麼不將道之驛引進國內?「台灣要做,還要政府招標、投標,太複雜,我直接來全聯做,比較快!」他笑說。 日本經驗:賣地方特色漁獲農作直送,年營收億 道之驛到底有多大魅力,讓徐重仁唸唸不忘,要在全台超過七百家的全聯全面推行? 如同台灣國道休息站,日本的道之驛亦為公設民營,由各省縣政府招標、尋找業者代為經營,再公開招募當地人才擔任站長,全日本至今已超過一千家立案在列。 不同的是,國道休息站是旅客的中繼站,道之驛則定位為到訪當地的第一站:除過路休息外,品嚐、購買當地土產美食,或想體驗在地特殊的經濟活動,都能「一站購足」;至今已成為年營收近新台幣一百二十億元的新業種,被《日經Business》譽為超商、購物中心外的「第三流通」勢力。 以徐重仁最推崇的福岡縣為例,位於宗像市的站點,提供鐘崎漁港每天捕獲的漁獲、現炸海鮮,與當地農家現採的番茄、高麗菜等近六百種商品,因不經過拍賣市場、直採直送,產品新鮮度凌駕鄰近超市,每天來客數平均可達五千人,年營收近新台幣六千萬元,在全日本道之驛中名列前茅。 熊本縣宇城市則靠當地特產生薑,製成生薑冰淇淋、生薑果凍、生薑黑糖漿等,於道之驛販賣,年營收也超過新台幣四千三百萬元。 更重要的是,如宗像市,合作的六百名當地漁夫中,有三十二人年收入因此增加新台幣三十萬到一百七十萬元,證明道之驛確實為當地帶來經濟效益,也使其發展更五花八門,有些還兼營溫泉、博物館、觀海台、動植物園、旅館與在地體驗館。 以佐賀縣鹿島市的道之驛為例,因鄰近有明海濱,站方還附設「干潟體驗區」,讓遊客體驗當地特殊的捕魚方式:身體趴在木板,於沙洲上匍匐前進,到定點後起身垂釣彈塗魚。站內也販賣當地盛產的串燒彈塗魚、現烤牡蠣,讓道之驛雖名為休息區,卻能確實把旅客留下來。 台灣做法:推小農特區農家定價,放照片人名宣傳 在台灣,全聯要轉變為台灣的道之驛,雖店址、業種定位都差距仍大,但二代店的小農特區,確實是個開始。 全聯總裁辦公室協理蔡曉逸說,全聯擷取道之驛「地產地銷」的概念,與車程一小時內的小農簽約,對方從產地直送、不經過第三方,因此能保證新鮮度,且不受市場價格影響。而全聯的角色是平台提供者,初期會提供包裝、行銷協助,收取七.五%管銷費用(業界平均為三○%),定價則由小農自訂,讓對方能透過市場反應,調整種植計畫或價格策略,增加收入。 也因此,比起其他區塊在標示上強調產品品名,全聯的農家直採區,宣傳標牌上則強調小農的全名、照片,主打個人品牌,「就像鄉下,村裡都知道誰種的芒果最好吃;如果消費者吃了想回購,他就能認名字、支持對方,這是最理想的正面循環。」蔡曉逸說。 都會型店面較吃香在地訴求,鄉鎮客群不埋單 不過,全聯總經理蔡篤昌也坦承,就其他已經開幕三週的二代店銷售成績看來,小農特區僅在都會型店面反應較佳,與鄉鎮型店面銷售額差距達一倍以上,顯示道之驛的成功模式,是建立在外來客或非農業工作者,對當地物產產生的「物以稀為貴」心理,而這與全聯最核心的在地家庭客群仍不盡相同。 不論全聯能否成功移植道之驛來台,或必須經調整才能找出更好的商業模式,不可否認的,如同道之驛,超市龍頭全聯也已逐漸成為台灣的「第三流通」勢力;透過全聯,徐重仁還會投下哪些震撼彈?他的每一次出手,都將是業界焦點。 【延伸閱讀】二代店賣生鮮貨,佔比高達5成——全聯新舊店型比較 一代店店數:705產品配比:1.全乾貨(約100店、2. 80%乾貨+20%生鮮(約600店)內部擺設:1.追求坪效,商品多放置在走道上、2.不裝潢、色調昏暗生鮮陳列方式:1.斜口式貨架、2.袋裝商品特殊商品:無 二代店店數:9產品配比:50%乾貨+50%生鮮(包含肉類、鮮魚、蔬果、熟食等)內部擺設:1.走道上禁止陳列,保留基本130㎝寬度、2.以黃色油漆牆面,增加店內亮度生鮮陳列方式:1.平台式貨架、2.不包裝「裸賣」,讓消費者自行挑選,貼近傳統市場氛圍特殊商品:現煮咖啡、現做披薩、農家直採區 整理:郭子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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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本土公司,又一直賺錢,還有多少改造空間?葡萄王生技創辦人曾水照小兒子曾盛麟,導入西方管理系統,花三年多活化組織,如今,已繳出營收和股價皆亮眼的成績單。 撰文‧鄧麗萍 「這是一家上市公司,讓我有點shock(驚訝)。」保健食品大廠葡萄王生技執行副總曾盛麟發現,成立四十五年的葡萄王,即使在業務上不斷成長,但這家老公司彷彿被時間凝結了,內部運作顯得停滯不前。 二○一○年九月,葡萄王生技曾家第二代的曾盛麟回台,進入父親曾水照創立的葡萄王生技時,察覺公司電腦還停留在使用磁碟片的年代,只有三分之一的員工使用電郵,而且,並非公司電郵。 不僅如此,員工平均年齡高達四十五歲,人才流動率極低,甚至有一半的員工一輩子只待過葡萄王這家公司。 從英國回台灣接家族事業,曾盛麟才開始意識到,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場艱辛的挑戰。 曾盛麟是家中老么,上面還有比他大十歲的哥哥、大八歲的姊姊,原本自忖「接班應該輪不到我」,於是唸完博士後,繼續留在英國發展,旅居英國長達十五年。直到一○年,他才和父親達成共識,回台加入葡萄王生技,擔任董事長特助,當務之急就是組織再造,讓老公司翻新除舊。 組織改造的第一步,是企業年輕化。 由於葡萄王董事長曾水照將每位員工當家庭成員般照顧,流動率比一般企業來得低,公司裡擁有二、三十年的資歷者比比皆是。 大舉招募新血 員工年齡層降七歲 高齡化是傳統老企業的常態之一,未來五年,葡萄王將陸續有員工屆齡退休,而且要力拚轉型,重塑品牌形象,擺脫傳統與本土味,同時朝向國際化佈局。為因應企業轉型和人才接班需求,招募新血、活化組織,成了曾盛麟的首要任務。 三年多來,曾盛麟積極招兵買馬,添生力軍,員工從一七○人增加至二五○多人,年齡層也從一○年平均約四十五歲,降至目前的三十八歲。 曾盛麟指出,剛開始時,新人也會有融入葡萄王企業文化的困擾,讓他煞費苦心,經常安撫新人說:「在文化磨合上,大家要能轉念、多加溝通。」此外,在組織改造上,曾盛麟積極推動電腦化和導入電子化作業流程,同時引進績效獎金制度,以提高企業經營效率。回顧這三年多的企業組織創新,念企管的曾盛麟坦承,過程中不免遭遇公司長輩和資深員工的壓力和抗拒,因為對他們來說,即使是小改變,也像顆大石頭,難以搬動。 在進行組織再造時,面對資深員工的反彈,「十多年來都是這麼做的,為什麼要改?而且我們一直都賺錢。」曾盛麟選擇壓低姿態,不斷地溝通,代替強硬指派,逐步改變了一度停留在過去的老牌公司。 和外資打交道 股價三年漲二倍 改造葡萄王的第二步是,開始和外資法人打交道。 在曾盛麟進入公司之前,當時一七○位員工,僅一人能講流利英文,而且是研發部人員,每當外國客戶前來拜訪時,全公司都靠他救火,直到曾盛麟回台,才注入國際化基因。 許多老一輩的企業家對外資戒慎恐懼,生怕市場派「會吃掉公司」,不願和法人往來;從英國回來、說得一口流利外語的曾盛麟,卻積極和外資法人打交道。去年六月,葡萄王生技第一次有了英文版的財務報告書,曾盛麟也經常應金融機構之邀,到國外參加法人說明會,把葡萄王生技介紹給國際投資人。 三年多前,曾盛麟給自己許下三項目標和願景,首先,三年內營收要成長到五十億元,再下一個五年要上看百億元;其次是提高外資法人的持股比重;第三則是成為集團化公司,加快海外事業拓展和佈局。 如今,這些目標逐一落實,葡萄王一三年營收達到五十六.五億元,外資持股比重也從一○年的不到一%,提高到近二成;股價更是節節高昇,從他接任時約五十元,最高漲到一百五十元,三年內大漲了二倍。 「現在,組織健全了,人才到位了。」先安內、再攘外,今年,曾盛麟開始把心力投注在海外版圖,最近陸續開花結果,七月宣佈與中國大廠雲南白藥合作,共同研發保健食品,同時朝東南亞、韓國市場邁進。 以經理人自居 在公司稱爸爸「董事長」 經過三年多的努力,葡萄王的組織改造和國際化佈局,已見成效。去年十一月,曾盛麟獲得第九屆安永企業家獎之「轉型標竿企業家獎」,得獎原因是「以創新思惟,致力品牌再造、軟硬體升級與通路創新,展現老幹新枝的生命力。」同時,他也獲《經理人月刊》評選為第六屆一百大MVP經理人。 雖然曾盛麟一再強調,父親曾水照仍未把公司交給他,目前,哥哥曾盛陽督軍葡萄王的中國業務,姊姊曾美菁職掌傳銷通路葡眾,坐鎮總公司輔佐父親的他,一直以專業經理人自居,在公司也稱呼父親曾水照「董事長」,但在葡萄王二代接班明朗化之前,曾盛麟已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曾盛麟 出生:1973年 現職:葡萄王生技執行副總、代理發言人經歷:英國Proxima顧問資深行銷經理、精英電腦泛歐區行銷總監學歷:英國史崔克萊大學商業行銷博士、企業管理碩士 | ||||||
i黑馬註:餐飲業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傳統行業。傳統企業不會和你玩互聯網概念,你必須給它們看到真正的利潤空間。最大的困難還是商家對互聯網的理解能力,它們對這個市場的理解還需要一個過程。這些商戶有點像淘寶剛開始的那些小商戶,對互聯網只是有點懵懂的意識。但現在,動作要更快。
與此同時,連接了線上外賣平臺的電腦還在不斷發出來單提醒。
趙彥熟練地點擊“接單”和“處理”兩個按鈕,兩秒鐘,訂單打印完成。之後她需要把這張單子送到後廚,等菜品出來之後再打包好給送餐員進行配送。時間對外賣配送來說至關重要,她不想在門店備餐的環節上浪費掉太多時間。
到了12點的午飯時間,打包臺上便已經堆滿了等待配送的餐盒。店里的送餐員跑進店里掃一眼地址便拿起餐盒又向外跑去。
這家叫大杜滿腹的日式快餐店的絕大多數顧客是附近北大與清華的學生。兩張校園地圖被貼在配送臺上,上面用記號筆明顯標記出了宿舍樓號。
高校是外賣需求量最集中的地方。每到午飯時間,穿著各種印有外賣平臺或自家小店Logo的送餐員,都會騎著一輛配備了保溫箱的電動車穿梭在高校校園里。
但更激烈的競爭其實在線上已經展開。
大杜滿腹的訂餐電腦上安裝了3套不同的外賣訂餐系統:包括起步較早的外賣平臺“餓了麽”,阿里巴巴旗下的“淘點點”及美團網的“美團外賣”—這只是一家經營面積不超過100平方米的小店。
大杜滿腹店每天能夠處理來自不同平臺的訂單70至100張。但如果與一個外賣平臺的總量對比,這個數字顯得有些微不足道。光是餓了麽每天的成交量至少就有30萬單。
資本也開始湧入外賣市場。2013年11月,餓了麽完成了2500萬美元C輪融資。5月28日,大眾點評以8000萬美元領投餓了麽,使得這家公司的估值達到了5億美元。而以家庭餐及中高端餐廳外賣為主的“到家美食會”,於2013年8月獲得京東、晨興領投的C輪融資,但沒有透露具體金額。
團購網站也在憑借自己的商戶資源涉足外賣業務。2013年12月19日,美團外賣在美團北京主站測試上線。不到一個月,2014年1月初,大眾點評首頁就出現了外賣頻道。
“感覺一下子,資本都在進入這個市場,大家都開始做外賣了。”淘點點總經理王磊對《第一財經周刊》說。
淘點點於2013年9月成立,並成為阿里巴巴一個獨立事業部。整個團隊當時只有100人,員工都是從阿里本地生活、阿里無線等其他團隊臨時調配的。對於阿里巴巴這個體量龐大的公司來說,生活服務市場能夠給它帶來的收入其實很少。
“這件事情對阿里來說,最大的意義在於生活服務本身。”王磊說,“移動互聯網發展到這個階段,生活服務線下場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需要挖掘及深耕的領域。反複判斷之後,我們覺得餐飲的消費頻次很高,決定先從它入手。”
基本上,其他後來進入外賣市場的外賣平臺,也都想要把它作為一個“移動互聯網入口”—這是當時最為熱門的一個概念。
這些公司需要對整個外賣鏈條進行“改造”。同時它們發現,這個過程複雜而漫長。線下餐飲商家、傳統外賣配送與用戶電話訂外賣的消費習慣,這個領域上的每一個關鍵環節,都顯得與互聯網距離甚遠。
從團購開始,高校學生及公司人就已經接受了互聯網與餐飲的結合。而這群人正好也是外賣服務的核心用戶。將這些習慣了打電話叫外賣的年輕人轉移到線上來相對簡單,只需要在高校和寫字樓發放廣告單,並配合線上一些促銷,在短時間內便能達到較為理想的轉化率。
線下商家則成了線上外賣平臺需要搶奪的資源。
2011年餓了麽找到杜官談合作的時候,他甚至還沒有想過可以在互聯網上出售外賣。
那年8月,餓了麽的CEO張旭豪在北大附近找到大杜滿腹,並向老板杜官介紹了線上外賣的思路,譬如如何對接系統,如何下單等等。杜官當時聽得恍惚,但張旭豪話中的“免費”兩個字讓杜官決定嘗試一下。
也是在同一年,這個在上海交通大學內創建出來的學生創業團隊拿到了A輪投資,並依靠這100萬美元開始在北京、上海與杭州進行第一次擴張。
張旭豪從上海交大所在的閔行校區開始與商戶建立關系,但當時這些低端餐廳連電腦都沒有。張旭豪與創業團隊初期的幾個人,只好將餓了麽平臺上面的訂單用手機短信的方式發給餐廳老板。當他們看到直接的訂單量之後,才開始學習使用電腦與互聯網。
“我們面對的中低端餐廳以及商戶老板,相對來說文化層次偏低,互聯網接受程度也不高,所以需要教育市場和培養他們的習慣。”餓了麽COO陳強對《第一財經周刊》說。
餓了麽免費給這些商戶的電腦安裝一個叫Napos的系統,並派地推人員親手指導他們如何操作。它給商戶的承諾是,在餓了麽上的訂單實現一定數額的盈利之後,再收取一年5000元左右的Napos使用費。商戶可以通過Napos接單、發布菜品、獲得用戶信息及消費數據。
“如果要將餐飲業數字化和信息化,後臺系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服務環節。”陳強說。
但是這樣一個系統出現在沒有任何IT基礎的餐廳商戶面前時,他們只希望操作足夠簡單與快速。
例如對杜官來說,線上銷售讓他能夠及時做出調整減少損失。
他最討厭下雨天。每到雨天餐廳的訂單量通常會瞬間翻倍。配送人員不能夠臨時增加,導致送餐時間也達到平時的兩倍。後廚也無法在很短的時間內制作出大量菜品。於是每到下雨天杜官會關掉所有對接外賣平臺上的菜品,只保留“日式牛肉飯”和“日式蛋包飯”。“因為這兩道比較容易制作的菜品出餐速度最快。”杜官對《第一財經周刊》說。
這些後臺系統還能夠給商戶一些之前無法計算的數據。比如哪些菜品比較受歡迎,在準備原料庫存時可以相應增加儲備。線上還能隨時開展促銷活動—在過去,小店的促銷宣傳只能依賴發傳單。
而要讓餐飲商戶們接受這些新鮮事物,需要大量地推人員。
淘點點的做法是引入第三方代理來負責地推。它沿襲阿里推出淘寶時的思路,將整個鏈條上的環節悉數開放給第三方,包括地推與物流,讓整個模式盡可能扁平。
自己組建地推團隊的餓了麽則付出了大量的人力成本。目前,餓了麽的全部雇員超過700人,其中超過一半為地面推廣人員,負責指導商戶和推廣系統。這支約為500人的地推團隊,需要負責餓了麽現在所覆蓋的42個城市的線下工作。
地推是一項繁雜且費力的工作。地推人員需要對這個區域的潛在用戶、商戶數量有大致了解。並且逐戶上門進行推廣容易與其他地推人員重複,效率極低。而這一區域需要投入多少地推人員及推廣費用,也很難量化。
從2009年開始,餓了麽的地推人員在進入一個陌生區域時會使用一個叫Walle的系統。根據餓了麽的累積數據及算法,地推人員在輸入區域大致居住人數之後,系統就會估算出這個區域能產生的訂單交易額,需要合作的商家數量以及預算。
“Walle系統起到的作用就是把地推過程標準化,”陳強說,“它更具目標性。預計交易額能夠讓我們知道在新市場的不同發展階段的投入規模和目標。”
這種標準化與輕模式有利於餓了麽的擴張,它計劃今年年底前覆蓋全國至少100個城市。但是對於到家美食會來說,這個速度明顯太快了。
目前到家美食會只進入了北京、上海、杭州與蘇州4個城市,包括物流在內的地面團隊有近1000人,其中600人隸屬於北京總部。市場下沈速度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到家美食會堅持自建物流。
不是任何人都敢做出這樣的決定的。張旭豪在創業初期,建立過配送體系“飯急送”,但不到1年便放棄了。餓了麽的每單均價在20至30元,盈利無法支撐其自建的物流體系。
“整個外賣的服務中,配送占70%,”到家美食會創始人孫浩對《第一財經周刊》說,“你可以線上非常地流暢,手機端也可以做得非常好,但如果配送沒做好,就仍然沒有做到70%。”
他曾經以職業經理人的身份在麗華快餐任職。這家傳統快餐企業給了他諸多參考,譬如對送餐時間的節奏把控。孫浩明白在外賣物流服務的所有體驗上,速度是最為重要的衡量標準。
1個小時是到家美食會向用戶保證的送餐時間。
到家美食會送餐員祝保同走出北京東四環的嘉里一里小區一單元的時候,接到了新的單子。這天是6月28日,一個普通的周六。訂單發到他手機上的時間是中午11點40分,而承諾顧客的送達時間為12點20分。
這是祝保同那天的第二張訂單。他需要跑到距離這個小區3.5公里的川菜店“江上漁火”拿到用戶需要的水煮魚,然後再趕到1.7公里之外的角門東里小區。這段距離正常行駛時間是25至30分鐘。現在留給他的時間有40分鐘。
這張單子是同事趙誌鋒發給他的。趙誌鋒是到家美食會草橋站的調度員,這個職位最大的任務就是保證每張訂單在1個小時之內送到用戶手中。
這對調度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需要對服務站周圍的小區與餐廳的距離、餐廳不同時段後廚的出菜速度都有大致的預估。最為理想的節奏是送餐員到達餐廳之後,所有的菜品正好從後廚出來,將送餐員的等待時間盡可能縮短。
如果還原用戶的下單流程,祝保同這張水煮魚的單子,11點30分左右便在後臺系統上出現,隨後被總部後臺發配到草橋站。草房站接單員趙誌鋒估算了配送過程每個環節所需要的時間之後,在11點40分的時候才給祝保同派了這張單子。按照趙誌鋒的預計,送餐員提著水煮魚敲開用戶家門的時候,還能提前10分鐘。
他的估算沒有太大出入。祝保同那天將這一單收付完成時,離預定的送達時間還有8分鐘。
實際上,承諾顧客1個小時的時間遠大於實際配送所需的時間,而這也能夠給送餐員足夠大的空間去銜接兩張訂單的配送。但在這個需要踩著時間節點的短途配送流程當中,有諸多地方沒有實現最理想的狀態。
到家美食會在每個送餐員的智能手機上都安裝了一個用於調度的App。送餐員接到訂單、到達餐廳拿到菜品以及送到用戶家里時都需要在App上點擊確認,這樣後臺調度員能夠知道每張訂單的配送狀態。但這些所謂的調度系統只能夠顯示送餐員正在派送的訂單,對時間的把控與人員調度還是需要趙誌鋒這樣的調度員來進行人工調配。
到家美食會目前誤餐率在1%左右。這種憑借人工經驗的做法提高了同行模仿的壁壘,但是不夠標準與智能的方式,給自建物流的模式進入其他城市增加了難度。
除了到家美食會,餓了麽內部團隊也在重新研究配送。“配送的難點還是在於如何用互聯網來重建傳統短途物流。目前外賣物流整個流程更多還是人工完成的。”陳強對《第一財經周刊》說,“這需要結合智能手機實現智能化。系統要知道哪些外送員是無單狀態,通過GPS知道他的位置,再根據時間節奏和訂單的位置發送訂單。”
與時間把控相比,配送環節上的其他細節則更容易解決。
最初諸如“沸騰魚鄉”這樣以水煮魚為主打的餐廳都不願意做外賣,原因就在於配送。“液體很多且分量較大。整個過程都需要小心翼翼,特別是路過減速帶的時候。”祝保同說。
孫浩和到家美食會的團隊花了近兩年的時間和沸騰魚鄉磨合,嘗試不同的餐盒及運送方式。最後測試發現樂扣樂扣的一款玻璃(1003, -5.00, -0.50%)餐盒能夠承受水煮魚的高溫油料。它們還特別定制了一個外包裝袋,讓送餐員和用戶在拿到餐盒時不被燙傷。在這些細節全都落實之後,沸騰魚鄉才出現在到家美食會的頁面上。
而送餐員用的電動車和保溫盒,也都經過了冬天與夏天不同室外溫度的測試和調整,才最終定下了具體標準。
同樣的事情規模較小的餐飲小店則無法做到。小店配送員帶來的人力成本已經不低,商戶通常不會願意在送餐細節上再花費精力。杜官的大杜滿腹通常會雇傭4名送餐員,1名送餐員每個月的工資為3500元左右,這已經占據了店鋪每月利潤的約20%。
在配送上,淘點點依舊堅持選擇第三方。
王磊發現市場上已經有不少專業的短途配送公司。淘點點設置了一個“送餐市場”的功能,商戶能夠在上面自行選擇需要配送的物流公司。
杭州短途配送創業公司“風先生”就是這個“送餐市場”的嘗試者。它需要支付給淘點點一定數額的保證金,如果送餐超時,淘點點將會使用保證金向用戶進行賠付。
這符合阿里和其他互聯網巨頭的一貫思路—搭建平臺,模式盡可能扁平。它們往往不會親自去進行地推、配送等工作。有時甚至會直接用資金運作的方式,選擇市場上比較成熟的外賣平臺進行並購,來實現布局。
但完全參照阿里的習慣做法也會出現偏差。它所擁有的流量和資金,到了線上外賣的市場上似乎失去了在其他領域所擁有的魔力。
淘點點曾經模仿淘寶銷售爆點及天貓“雙十一”來進行高強度的返現促銷。這種方式給淘點點的外賣業務帶來了巨大流量,但是返現活動停止之後訂單便會驟減。“淘點點就是有錢,”一位不願具名的餐廳商戶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它們一砸錢我們就忙不過來,它們一不砸錢基本上每天就幾個單。淘點點的基本功似乎還不太紮實。”
線上外賣確實是一件需要深耕細作的事情。“它的本地屬性太強了,”孫浩說,“在北京做得不錯,到上海還要重頭開始做。”
到家美食會於2010年成立,但到目前還沒有實現凈盈利。除了一單6元的配送費,它還會與餐廳進行利潤分成。這也是目前大多數外賣平臺的盈利方式。
而餓了麽除了向餐廳收取一年5000元左右的Napos系統費用,還會對一些區域進行商戶競價排名收費。
在這些公司對外賣這個領域改造的過程中,物流配送、線下商戶資源及更智能的後臺系統是它們都需要攻克的問題。而現在看來,短時間內也沒有哪一家平臺能夠獨自將各個環節都實現互聯網化。
餐飲業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傳統行業。“傳統企業不會和你玩互聯網概念,你必須給它們看到真正的利潤空間。”孫浩說。孫浩曾經在與商戶溝通時看到,對方前臺的抽屜里裝著4至5臺平板電腦,全都是互聯網公司來推介自己產品時留給餐廳的試用機。而目前諸如沸騰魚鄉和西貝西北菜這樣的中端餐廳,外賣收入占比在營收中也只占到個位數。
“最大的困難還是商家對互聯網的理解能力,”王磊對《第一財經周刊》說,“它們對這個市場的理解還需要一個過程。這些商戶有點像淘寶剛開始的那些小商戶,對互聯網只是有點懵懂的意識。但現在,我們動作要更快。”
誰都不敢慢下來。
餓了麽在大眾點評入股之後,會在自己較為式微的工作餐領域及中高端餐廳上下功夫。張旭豪的目標是在一年內日均訂單量達到100萬單,實現100億元的年交易額。到家美食會也正在計劃進入成都、長沙這樣的新一線城市。
而王磊現在每天都會和第三方代理或者配送方見面交談。連續幾個月,他的午餐和晚餐都通過淘點點來解決。王磊總感覺和淘寶一開始的時候一樣,線上外賣這個市場有著各種各樣的機會。
1、代駕從“業務”變為“行業”
楊家軍坦言在進入代駕行業時曾預計北京的代駕市場僅有日均2000單的規模,彼時沒人能說清這一行業到底能產生多大的市場。e代駕給出的數據顯示,目前,僅該平臺上註冊活躍的代駕司機就已達到4萬人,而這一數字的基礎是e代駕對於司機70%的淘汰率,僅北京的訂單量也已上漲了十幾倍。
隨著消費水平的逐漸升高和駕駛人群的正不斷擴大,更多消費人群從不敢開車去喝酒變為開車去喝酒然後找代駕。楊家軍表示,未來,e代駕在穩固目前102個城市的基礎之上,將開始拓展縣級市業務進一步擴大產品範圍。
2、酒後代駕市場正在催生“代駕”市場
這是楊家軍眼中未來e代駕的發展方向之一,消費人群目前提起代駕的第一反應是“酒後代駕”,而事實上,代駕市場正在逐步擴大,在平臺中已出現了長途代駕、代駕接送等需求,未來e代駕將嘗試滿足這些消費需求,而第一步將是實現在代駕時間上的全覆蓋,從目前主要推廣集中在晚間的酒後代駕,延伸至全天候代駕服務。
3、移動互聯正重構線下勞務市場
有人曾擔心一旦滴滴、快的等體量較大的產品進入到代駕市場,勢必會沖擊到e代駕的地位。楊家軍表示,事實上,e代駕的核心工作是用移動互聯網重構線下勞務市場,而非與“出行”領域產品競爭。
巴人頗為認同楊家軍的觀點,包括e代駕、e家潔等產品本質上都是對線下勞務市場的整合,在“去中介化”的基礎上對線下勞動力進行直接整合,未來,相信這類產品將逐漸延伸至各個勞務領域。而這類產品往往會創造某些“自由職業”市場,楊表示,其定位自身產品便是給予“自由職業”的概念,雖然不排除有用戶將代駕當作全職工作看待,但對用戶碎片化時間的利用仍將是產品未來的方向。
其次,投資背後反應了O2O線下門檻飆升
1、雙方曾欲砸錢競爭。
在被曝出雙方資本融合之前,兩家都曾“攢錢”開啟線下大戰,楊家軍坦言當時的e代駕已籌集一筆資金準備對抗58同城的競爭。而兩家也由此經歷了從合作到競爭再到合作的過程。此前,e代駕曾接入58同城的代駕平臺,這造成了58同城代駕業務量的飆升,而此後58看準市場機會欲甩開e代駕獨立進入該領域,兩家也險些爆發線下燒錢大戰,重演打車app悲劇。
2、地推成了O2O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無論從一開始的團購還是後來的打車App,再到後來的家政、代駕、外賣等市場,地推都是各家企業不得不重視的問題,擁有一支可靠的線下地推團隊已經成了當下O2O產品的核心競爭力之一。此前巴人曾撰文認為巨頭做O2O的問題正式極度缺乏落地能力,所以出現了將O2O業務“逐級分發”的情況。從市場上看,擁有一支百人規模的地推團隊已是全國級O2O產品的標準配置。
楊家軍表示,e代駕的地推同時也借助的技術的力量,引入了一套“智能地推系統”,楊對巴人表示,該系統主要為了提升地推效率,該系統可用來在地推人員對店面推廣後記錄已經被推廣的店面相關信息,未來,該系統或將成為分發地推任務的平臺。
最後,巴人想說,隨著O2O逐漸出現垂直巨頭產品,線下能力將成O2O平臺產品創業的最大門檻,甚至可以說這類機會已基本消失。從代駕領域的爆發不難看出,O2O產品在挖掘消費者需求的同時也在逐漸整合人們碎片化的時間,並由此創造行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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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效能政府》 過去兩年,沉寂已久的台灣社運聲勢再創高峰,民眾對政府已忍無可忍。其實,制度缺陷與選民意識不彰,才是台灣政治總是讓人失望的根源。 撰文‧郭淑媛 某位行政院前院長曾告訴《今周刊》記者,有一次他去立法院遊說立委一項政策,立委問他:「你有票嗎?」他答:「我的老闆(指總統)有六八九萬票。」立委立刻說:「那叫你老闆來!」這段對話,具體反映出台灣憲政體制的問題,行政院長沒有民意基礎,權力來源是總統,卻須向立法院負責,總統反而不受任何監督制衡,形成「總統有權無責,閣揆有責無權」的憲政困境。 今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就是當總統的民意支持度只剩九%,卻仍要硬推一個政策支持度不到三成的《兩岸服貿協議》所引爆。英國《經濟學人》五月初報導:「街頭示威反映著對台灣脆弱政治體制的幻滅,馬英九未來兩年會是跛鴨狀態,台灣的未來可能會在街頭決定。」為什麼會演變成街頭決定?答案就是我們的政治體制設計出問題。 同樣的爭端若發生在日本,首相可以解散國會,訴諸民意,讓新選出的國會來決定政策走向。十一月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解散國會、眾議院改選,就是要將「安倍經濟學」的存廢交由選民決定。 但台灣做不到這點,以至於民眾只好上街頭施壓。如果壓力夠大,夾在黨意與民意間的立法委員頂多「不處理」問題,並不是真的決定政策的方向。像台灣今年兩起重大抗爭行動,太陽花學運以及反核大將林義雄反核四禁食行動,只是讓《服貿協議》被凍在立法院、行政院宣布核四停工。但這是否代表服貿就此不簽了,核四以後都不運轉了?大家也不清楚。 這幾年,台灣政治就是這樣空轉。例如:核四問題沒有清楚做出結論,台灣就沒有能量與魄力,去討論下一階段的能源政策。 要解決這樣的問題,讓類似的事情不再發生,台灣勢必要面對憲政體制改革。台灣的憲政體制,無論是總統、行政院或立法院的運作機制設計,處處是地雷,彼此不斷互相拉扯牽制,隨時都會引爆爭議。 問題一,總統有權無責,人民直選產生的總統,握有很大的權力,卻不必向任何權力制衡機構(如立法院)負責。造成民調支持度只有九%的總統,可以推動爭議政策。 問題二,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行政院部會首長都不是民選產生,也沒有經過立法院同意,全部沒有民意基礎,權力來源來自總統,施政重點自然不會以民意為優先考量,而是實踐總統的意旨。馬政府復徵證所稅政策爭議,即為例證。 問題三,立法權箝制行政權,立法院議事效率不彰,往往為反對而反對,使得政府無法有效運作。前總統陳水扁任期內,因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少數,施政窒礙難行;馬英九出任總統至今,國民黨在立法院雖擁有絕對多數或相對多數席次,但他的重要政策如年金改革,也是動彈不得。具有政策急迫性的重大法案,常常經年累月地拖延。國家,就這樣被卡住了。 為何會產生這三大問題?研究憲改的前立委林濁水指出,讓內閣和民意基礎銜接,是民主國家的普遍原則,內閣制國家,閣員由國會議員兼任;總統制的美國,政務官都要經過國會聽證行使同意權;法國的半總統制,閣揆上任前往往先主動要求國會信任投票,閣員主要由國會議員停止議員職權後上任;但台灣在一九九七年修憲,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少了這道銜接民意的機制。 再者,目前的憲政制度設計,也造成行政院院長有責無權,行政院院長卻必須向立法院負責,但決策權卻在總統手上,行政院院長往往成為「替死鬼」,不少卸任閣揆私下即有此感嘆。 弔詭的是,決定國家政策的行政院院會或部長級會議,擁有最高權力的總統不能主持,而由沒有真正決策權的行政院院長主持;導致在政策形成的程序中,總統的權力變成空白,往往出現政策執行的落差,使得決策品質不佳,總統反而做不了事。 再加上,行政、立法關係失衡,立委動輒議事杯葛,與功能不彰的總質詢制度,往往對行政系統形成掣肘;而朝野惡鬥、立院黨團密室協商,以及缺乏國會調查權,也讓立法院議事能力低落、立法品質粗糙,成為現在政府難以運作的原因之一。 台灣一九九七年修憲雖然賦予總統解散國會權力,但這個權力卻是被動的,必須在立法院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當不信任案成立、倒閣成功時,總統必須撤換行政院院長或解散國會。 這項制度設計,讓行政、立法兩權相互牽制,十幾年來從未運作,因為,立委只要不提倒閣,就不會有被解散的風險。 歷任總統多以兼任黨主席方式,循政黨決策機制解決爭議,但這項作法常被批評為「違章建築」。林濁水就質疑,國會是人民選出來的,總統透過黨主席身分指揮國會,違背權力分立的憲政精神,在美國絕對行不通。 目前的憲政體制已成為國家亂源,這也是近年來群眾運動接連不斷的主因。要解決國家陷入空轉的危機,惟有朝野努力克服超高的修憲門檻,進行憲政改革,才能正本清源。 中央政府體制無論要朝內閣制或總統制,皆可透過修憲會議尋求共識,最重要的是,透過修改中央政府體制和配套的選舉制度,以建立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是台灣社會的當務之急。 師法他國 台灣亂源或可有解──主要國家解決重大爭端作法 國家 憲政 體制 解決爭端的機制 日本 內閣制 首相可直接解散眾議院(相當於立法院),進行眾議院改選,並於新國會產生後再重新票選新首相。 眾議院可以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投票,若通過,首相必須接受,或解散國會。 英國 內閣制 首相有權解散下議院(相當於立法院),下議院也可以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投票。 自2011年選制改革公投開始,公投具法律效力,2014年9月即舉行蘇格蘭獨立公投。 德國 內閣制 總理在信任案遭國會否決時,有權向總統提出解散聯邦議會的請求,或提請總統宣布立法緊急狀態,暫時將立法權移交參議院。但當聯邦議會提出「建設性不信任案」(註)並選出新總理時,不得要求解散國會。 法國 半總統制 總統有權直接解散國民議會,進行國會改選;也可主動交付公投。 美國 總統制 沒有解散國會機制,總統要靠遊說方式爭取國會議員支持,所以曾發生白宮發不出薪水的僵局。 註:由於德國是多黨政治,國會新的多數聯盟組成,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之後,必須以過半數的議員選出新任總理候選人才能成立,以確保不會因為倒閣造成國家空轉。 資料來源:台大政治系教授王業立 整理:郭淑媛 行動方案 朝野應努力克服超高的修憲門檻,進行憲政改革,修改中央政府體制,以及配套的選舉制度,以建立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是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