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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客機全面停飛,波音一方面須配合調查,一方面又有訂單交付壓力。爛攤子怎麼擺平,在在考驗執行長麥納尼的領導能力。 有些執行長自視為夢想家,力圖大刀闊斧改造企業。波音的麥納尼(James McNerney)不是這種執行長,因為他二○○五年加入這家飛機製造大廠時,藍圖早已定案。 擅長控制成本 被波音相中當時的波音已砸下數十億美元,計畫打造機身以複合材料為主的七八七夢幻客機,技術大幅領先對手,且幫航空公司省下最多兩成燃料成本。各航空公司很領情,目前訂單數約八百架,為波音帶來一七五○億美元營收。 波音看上麥納尼,是因為他擔任奇異(GE)執行長時,以精準控制成本與製程著稱,希望藉其長才實現夢幻客機。「七八七是我們首要之務。」剛進波音的麥納尼說:「做得好,商機無限;做不好,風險也無限。」結果,麥納尼一路卻是跌跌撞撞。滿手訂單雖然證實波音有遠見,但造飛機卻成了麥納尼的夢魘。交機日期○七到一一年七度延後,主因在於,前幾任執行長決定將設計與製造委外,機身有六五%由國外供應商負責。委外雖然節省成本,但飛機涉及先進技術,環節錯綜複雜,導致麥納尼無法有效管理。 波音總算在一一年交機,比原訂時間晚了三年,無奈最近又頻頻出現機械問題。先是有一架起火,而後另一架鋰電池故障,必須緊急降落,波音不得不把五十架夢幻客機全部停飛,營運跌至谷底。波音、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美日雙方的事故調查機關,展開聯合調查,希望找出電池問題的癥結。 夢幻客機停飛 波音陷風暴此次出事,讓人不禁質疑起波音與麥納尼的未來。投資人原本預期夢幻客機今明兩年進入交機高峰,公司現金流量攀升可期。但如果停飛時間太久,或須花大錢重新設計,暢旺業績不過是空想。飛機交不出去,波音可能面臨庫存增加、營收下跌的窘境,還得支付供應商與航空公司的違約金,使得麥納尼撙節成本的努力大打折扣。 在他任內,波音股價表現不如歐洲航太防衛公司(European Aeronautic Defence & Space,亦即空中巴士Airbus的母公司),也落後史坦普五百指數,此次停飛對股票更是雪上加霜。 波音落難,競爭者可能因此受惠。年中即將推出A350噴射客機的空中巴士,執行長布雷傑(Fabrice Brégier)一月十七日指出,他們對這架機種採低風險策略,會比波音保守。雖然A350採用的一些技術(包括鋰電池)正是波音目前接受調查的項目,但版本差異極大,例如採「較傳統」的電子系統。 即使波音七八七的電子系統只需小幅修改,停飛令很快就撤除,但乘客未必敢搭乘。「最近的事故雖然沒人受傷,但有誰想搭可能著火的飛機?」德拉瓦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溫伯格公司治理研究中心(John L. Weinberg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所長艾森(Charles Elson)說:「核心產品被人質疑,對企業絕非好事。麥納尼要設法向客戶及投資人證明,夢幻客機沒有問題。」危機處理結果 左右波音未來回顧當年,麥納尼似乎就是當波音執行長的料。他在奇異工作十八年,主導飛機引擎業務,在奇異文化的薰陶下,重視業績指標,也奉行有助降低生產瑕疵、增加生產力的「六個標準差」法則。加入波音前,他亦曾擔任3M執行長五年,控制支出得宜,且成功統合數千個產品線,贏得不少掌聲。 如今,六十三歲的麥納尼如何化險為夷,市場都等著看。他一方面如履薄冰,配合檢調單位,一方面為了避免夢幻客機留下臭名,又得迅速克服問題。「波音會積極配合聯邦航空總署,盡早找到問題所在。」麥納尼在十六日聲明:「我們正全天候與客戶及檢調單位合作。」自夢幻客機停飛以來,麥納尼每天至少兩次與六名負責的高階主管會談。其中一名是康納(Ray Conner),亦即麥納尼任職以來第四位民航事業部總裁。此外,光是負責七八七業務的經理人就換了四名。 溫伯格中心的艾森認為,波音管理層來來去去,麥納尼不能把夢幻客機的問題歸咎給別人。波音通訊部門資深副總裁道尼(Tom Downey)說,麥納尼一月七日得知日航的七八七客機在波士頓起火後,便要技術長從其他相關主管補充資料,「希望即時掌握情況。」紐約Jefferies集團分析師魯波(Howard Rubel)指出,波音的財務風險包括:支付客戶的賠償金、設計與製造支出,與出貨衝擊等,總成本可能增至五.五億美元左右。麥納尼昔日做事有魄力的名聲,也可能受損。 「如果問題在未來一年、一年半解決,這次停飛只是一個小瑕疵。」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的Center for Leadership and Change Management主任巫信(Michael Useem)說;反之,麥納尼最該擔心的就不是電池了。 (By Carol Hymowitz, with Thomas Black) |
在美國,這樣的的論調頗有市場——華爾街上的哪些大亨們只是一群小偷和騙子,而整個華爾街只是一個巨大的賭場。
這一次,MarketWatch的專欄作家Paul B. Farrell將他的怒火燒向了華爾街。他認為最近10年,華爾街和被僱傭的神經科學家們通過共謀,成功地利用了普通投資者的非理性來控制他們的行為並從中牟利。
以下是他的專欄《華爾街,一群缺乏道德良知的賭徒》原文:
華爾街沒有道德良知。沒有公眾價值。什麼都沒有。永遠不會改變。為什麼?因為華爾街人士只有一個目標:為自己賺錢。
怎麼賺呢?華爾街的財富是從美國9500萬大眾投資者那裡偷來的。沒錯,他們偷你的錢、揩你的油、連誆帶騙、敲骨吸髓,利用了十年前看似能給投資者一個公平競爭舞台的神經系統科學。而如今,情況變得更糟糕了。
話說得有點過?一點也不。先鋒集團(Vanguard)創始人傑克•博格爾(Jack Bogle)幾十年來一直把華爾街比作拉斯維加斯。他認為華爾街就是一個大賭場,在那裡,一週七天每天24小時,有一百萬名「賭檯管理者」全天候操縱著賭檯,從人們的回報中拿走三分之一的抽頭。
你不可能贏。那些人通過與操勞終日的美國普通大眾對賭而將數百萬美元收入囊中,為自己賺得財富。沒錯,這場遊戲的結局從一開始就已經注定。這些人毫無道義可言。華爾街永遠佔上風。永遠如此。
我們應該對華爾街寬容一些?絕不。他們是騙子,竊取你畢生的積蓄,壓榨你、剝削你、欺騙你。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神經經濟學與腦科學經典著作《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也做過類似的比喻:「歷時50年的研究調查」證實,基金經理們的選股技巧「更像是擲骰子而非打撲克牌」。大多數人的業績表現都弱於大盤。少有的一些勝出也往往只是曇花一現。
更糟糕的是,華爾街上那些從事腦力科學研究的人們──所有那些神經經濟學家、定量分析和行為金融學專家──都認為自己做出的是「合理且有充分依據的猜測」。然而,卡內曼說,他們「並不比盲目的瞎猜更準確。幾乎所有那些選股投資的人都是如此,不管他們自己是否清楚這一點……而大多數人對此並不清楚」。
明白了嗎?華爾街人士甚至並不知道他們沒能戰勝市場。他們在否認現實、欺騙自己,也在欺騙你。
腦科學助長了華爾街的虛妄痴迷,謀殺了那裡的道德良知。
上百萬的華爾街人士痴迷於為自己賺錢,以至被矇蔽了雙眼,丟掉了他們的基本道德判斷。他們在對現實的否認之中陷得如此之深,能虛妄至此──即便在自己未能戰勝市場的時候也自以為取得了輝煌的戰績,他們大腦陰暗的深處一定埋下了謊言的種子。
正因為如此,他們必須去操縱數據,向外界隱瞞事實,沒完沒了地發佈公關稿,來向9500萬名將自己辛辛苦苦掙得的養老錢交給那些操縱賭檯的人任由他們去冒險(並賺走其中的三分之一)的美國投資者說謊。
夥計們,行為科學並不複雜。DNA控制下的華爾街大腦很簡單,所關注的就是:市場漲,市場跌。他們的DNA喜歡這樣的變化。他們也知道如何利用市場的漲跌為自己賺錢。是的,賭場是靠三分之一的抽頭來賺錢的……無論市場在漲還是在跌。華爾街永遠是贏家。他們從美國普通大眾的荷包裡揩出三分之一,就這樣將數百萬美元斂入自己的囊中。問問博格爾你就知道了。
不過你早就知道這些了是不是?錯。你已經忘記了。你的腦子裡裝了太多的東西。華爾街知道你的弱點,他們會趁虛而入。沒錯,如今所有這些「聰明的技術」都不過是給投資者一個假象,讓你們以為自己比以前聰明了。
你錯了。華爾街向我們說謊,把我們變成史上最笨的投資者。你甚至都忘記了自己正在被欺騙。博格爾和卡內曼說得沒錯:華爾街正在偷走你三分之一的財產。
華爾街這一長達十年的腦科學「革命」實際上在為投資者最糟糕的噩夢推波助瀾,這裡充斥著未兌現的承諾、謊言和背叛。這一「關於非理性的新科學」是一場連環騙局、一種掩飾、一場假象。
自2002年以來,華爾街這些新的神經科學工具通過以下六種方式辜負了這個國家,帶來了道德方面可怕的後果:
1. 華爾街利用腦科學進一步控制投資者
早在卡內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2002年,我們寄希望於出現一個更為公正的市場環境。而今情況卻變得更糟。卡內曼揭穿了華爾街講述了幾個世紀的「理性投資者」的謊言。這樣的謊言給我們以希望,希望投資者可以改變,希望腦科學可以讓投資者獲得新的工具、新的技術、學會新的行為方式,而華爾街甚至會提供幫助。
現實恰恰相反。賭場的擁有者和那些利益均霑者是神經科學最新進展的「最初適應者」,諸如高頻交易算法和用以營銷推廣的投資者分析之類的工具便是一例。而且,從事神經科學研究的專家們被華爾街銀行、美國大企業、政客等等高薪聘來為自己工作,幫助他們操縱投資者、消費者、儲戶、選民和納稅人。
2. 腦科學研究者讓投資者對華爾街保持一種可預測的非理性態度
卡內曼證明投資者總是非理性的。不過要注意,他還證明,投資者的大腦也總是非理性的。總是如此。因此華爾街能夠用他們高科技的神經經濟學數據、策略和算法來控制我們非理性的大腦。
正如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在他的著作《行為金融學發展II》(Advances in Behavioral Finance II)中所寫的那樣:華爾街「需要那些非理性、信息不足到可憐的程度、且有各種奇怪偏好的投資者」。
為什麼?華爾街是一部賺錢機器,開足馬力為華爾街人士賺取著上千億美元的手續費、佣金、獎金和期權。他們在賭局中總是先你一步,監視你的所作所為,用各種算法跟蹤你、操縱你,確保你的頭腦永遠處於非理性狀態,讓你永遠無法戰勝市場。
3. 腦科學研究者永遠無法使卡內曼在2002年所提出的願景成為現實
當卡內曼這位心理學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這其中暗含著一種希望,即投資者、納稅人和選民只需遵循這門新興的腦科學所給出的建議,他們便可變得富有起來,因為行為經濟學家讓人們相信,這門新學科將讓你「不那麼非理性」,能夠控制自己的行為,成為一名成功的投資者。
明白了嗎?沒錯,腦科學本應該能夠讓所有投資者得到適當的工具,幫助他們變得「不那麼非理性」,變成更成功的投資者……但這樣一來,會損害華爾街的利益。
抱歉,這樣的事可絕對不能發生。永遠不行。神經經濟學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前提之上:那些「非理性的投資者」能夠進行自我教育,讓自己變得「不那麼非理性」。絕不可能,人類的大腦現在是──而且永遠將是──非理性的,與生俱來就是如此,不可能有所改變。沒有人做得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對自己非理性的頭腦瞭解得越多,我們(在華爾街那些神經學專家的幫助下)越容易欺騙自己,讓自己相信我們能夠自我控制,做出理智的行為。我們是做不到的。
別忘了,我們88%的行為是由潛意識控制的,潛意識這東西我們掌控不了,但定量研究專家們可以用他們的算法對之加以控制。因此他們可以操縱你,讓你做出非理性的決定。很驚人是不是:你的大腦的確是你最大的敵人。
4. 腦科學研究者誤導投資者,只會讓超級富豪們變得更為富有
幾年前,美聯儲(Fed)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一次國會聽證會上承認,他的資本主義觀唸給美國造成了挫敗:「我做出了一個錯誤的假設,我以為那些為自身利益負責的機構,特別是銀行等機構,其本身的性質決定了他們擁有最強的能力,能夠保護自己的股東和他們的資產。」不過這裡面存在一個巨大的「模型上的缺陷……這一模型界定了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的」。然而時至今日,一切都依然照舊。
格林斯潘面對國會議員時承認說:「包括我本人在內,我們中間那些曾指望放貸機構能夠出於自我利益的考慮而保護股東權益的人,都處於一種驚疑的狀態。」缺乏約束的市場「橫行了數十年,」然後「整個理論體系卻坍塌了」。
資本主義失敗了,因為這其中缺乏道德準繩,美國貨幣政策長久以來的掌門人承認他犯下了錯誤。不幸的是,今天的局面更加糟糕了。
5. 腦科學研究者是帶有政治偏見的黨派僱傭兵
按照《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說法:所有經濟學家,包括神經經濟學家,都是政治動物,他們明碼標價販售自己的觀點:「均衡學派主要傾向於共和黨,而主張干預的一派似乎總與民主黨派站在一條戰線上,這些都不是什麼新聞。」
簡而言之,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僱傭兵,只要有人出錢,他們可以「證實」任何理論。這樣的現實促使《黑天鵝》(Black Swan)一書的作者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做出這樣的預期,2008年的崩盤還會再度重演,除非我們「構建起一個無需依賴那些笨蛋經濟學家們所做出預期的社會」。我們是做不到的。
6. 腦科學著作所提供的自助式流行心理學解決辦法根本毫無用處
不過,投資者還是不斷地問:他們所出版的一些書不是可以幫助投資者變得「不那麼非理性」嗎?沒錯,神經科學的承諾全都在他們的那些書裡。而且這些書都是行業之翹楚所寫。但是別被這些書名誤導了:《盲點:為什麼聰明人也犯傻》(Blind Spots: Why Smart People Do Dumb Things)、《聰明人為什麼幹傻事》(Blunder: Why Smart People Make Bad Decisions)、《搖擺: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Sway: The Irresistible Pull of Irrational Behavior)、《醉漢晃悠悠:隨機性如何決定我們的生活》(Drunkard's Walk: How Randomness Rules Our Lives)、《生命的邏輯:非理性世界的理性經濟學》(The Logic of Life: Rational Economics in an Irrational World)、《助推:事關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最佳選擇》(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還有《可預見的非理性:影響決策的隱藏力量》(Predictably Irrational: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不幸的是,從來沒有哪本書可以教會投資者如何讓他們的頭腦變得「不那麼非理性」。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華爾街的腦科學研究者永遠都比這種幻象提早行動一步……總能發明出新技術、新算法和市場營銷工具,將美國9500萬「可預見的非理性」投資者圈在圈套裡。
因此你不可能有所改變。只有華爾街能夠變……但是他們不願意這麼做。他們沒有道德良知。你永遠不要指望華爾街會放棄他們從別人身上賺錢為自己謀利的癮頭……至少在下一次市場大崩盤──一次比1929年、2000年和2008年的市場大跌加在一起還要嚴重的超級大崩盤──到來之前都不可能。
所以忘掉讓自己的頭腦變得「不那麼非理性」這件事吧。正如泰勒所說,華爾街「需要那些非理性、信息不足到可憐的程度……的投資者」,而這個人就是你。
(綜合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報導)
黑客有可能控制99%的Android設備
該公司的CEO 傑夫·佛利斯托(Jeff Forristal)表示,該缺陷自打安卓 1.6版本之後就存在了,並且存在於過去四年內所發佈的所有手機身上,即市面上99%的手機都如待宰的羔羊一般門戶大開。下面簡單說下該缺陷具體指的是什麼。
安卓的程序員準則中要求,所安裝的程序必須攜帶認證進行註冊,憑此認證,就能判定一個程序的代碼或者APK文件是否被動過手腳,任何沒有簽名認證的軟件都不會安裝或者運行在用戶的手機上。
該簽名認證系統同時也意味著,任何在程序上存儲的敏感數據,只開放於具有原始程序開發員簽名的軟件。 但是現在問題就在於,黑客可以在不更改簽名的前提下,改變程序的代碼,同時欺騙安卓,讓它誤以為被修改後的程序是正常的。
更要命的是,如果黑客把設備廠商預裝的那些軟件也給更改了,讓其修改後的軟件擁有了某些系統權限的話,那就更加可怕了。
佛利斯托這麼說道:「把電子設備製造商的程序給改為木馬程序後,那麼就使得這些木馬程序能夠完全擁有安卓系統權限以及掌控所有已裝程序的能力。」
這意味著黑客不僅能夠接觸到程序上所存儲的私人信息,比如電子郵件或者文本信息,更可以拿到存儲的私人密碼。他們同時還可以打電話,發短信,或者遠程錄音或者遠程操控攝像頭拍照。
Bluebox在今年2月就將該缺陷提交給Google公司,並且說了要消除這一風險,得看手持設備的製造商們是否有意願發佈更新補丁。Google公司對此尚未發表看法。
分析人士認為,這個漏洞在亞洲情況可以會造成更大的破壞,因為該地區有500多個獨立的Android應用商店,這些應用商店很少或沒有對應用上架進行鑑權驗證的過程。
安卓用戶應該確保驗證安裝應用的發行商是否合法安全。此外,用戶最好能從安卓官方應用上帶你GooglePlay安裝應用,當然這對於中國用戶來說很難辦到。
安卓系統成惡意攻擊重災區
安卓系統的快速發展和秉持的開源精神,似乎是注定了它會成為惡意攻擊的眾矢之的,因此安卓本身的風險漏洞會顯得更觸目驚心。
據國家計算機網絡應急技術處理協調中心7月4日發佈的《2012年中國互聯網網絡安全報告》稱,2012年監測到和網絡安全企業通報的移動互聯網惡意程序樣本有162981個,較2011年增長25倍,其中約有82.5%的樣本針對安卓平台。安卓平台已成為惡意程序的重災區,這主要是緣於安卓平台的用戶數量快速增長和安卓平台的開放性。
去年7月份,瑞星發佈過一份報告顯示,安卓手機操作系統已經成為黑客攻擊的主要目標,僅去年上半年瑞星截獲的Android病毒樣本就有4252個。報告認為,由於安卓系統開放程度較高,因此與iOS和塞班相比,更易成為黑客攻擊的對象。此外,移動互聯網的黑客攻擊正在向複雜化、智能化演變,不僅會造成手機損害,還能借此盜取用戶的財產信息來進行詐騙。例如,一款名為「功夫熊貓」的病毒能夠控制手機上所有軟件和系統分區,成為上半年流傳最廣、威脅性最高的安卓病毒。
報告顯示,上半年瑞星「云安全」系統共截獲傳統互聯網新增病毒樣本335萬個,其中木馬佔比達83.9%。釣魚網站為314萬個,為去年同期的1.3倍。可見,與傳統互聯網病毒數量相比,移動互聯網的病毒數目數量上還非常小。不過,包括邁克菲、趨勢科技在內的安全廠商都曾在今年的相關數據中強調移動互聯網病毒的新趨勢。
誰在控制中國的電影院線?
《小時代》在20個城市的首日排片45.01%,打破中國影史全項紀錄,雖然影片褒貶不一,但是如此高的排片還是帶來了穩定的票房收入,上映三天即破兩億元;同樣「負口碑」影片《天機·富春山居圖》(以下簡稱《富春山居圖》)上映時達到35.6%的排片份額,票房2.9億元也算「完美收官」。
相比之下,同期上映的影片如《光輝歲月》《逆光飛翔》等影片卻票房慘淡,《光輝歲月》在上映後三天票房不足百萬元,而對此《光輝歲月》劇組也公開與光線傳媒掐架,斥責對方不作為。
從《富春山居圖》到《小時代》的高排片率可以發現,中國電影院線和發行方有力掌控影片的生殺大權,而觀眾則是陷入從「被選擇」到「無從選擇」的怪圈。市場化調節的電影產業在中國發展畸形,營銷本無可厚非,然而「爛片大排檔」集體拉低觀眾口味,而「好片」也會因為市場的「不選擇」而慢慢銷聲匿跡。
制發方利益早綁定
如今,幾乎所有的電影營銷技術總和都比不上「排片率」一個數字,特別是首日高排片量已然成為片方宣傳手段之一。
6月27日《小時代》全線上映,第二天片方微博即曬出一組數據彰顯其野心:如果從《阿凡達》到《北京遇上西雅圖》等近年20部賣座片的首日排片量進行對比,不難發現在最近半年賣座片中,《泰囧》首日排片約34%、《西遊:降魔篇》約40%、《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約35%、《中國合夥人》約36%,這些影片最終累計票房均超5億元……
據瞭解,《小時代》首日排片量即達到45%,壓倒前人的數據將《小時代》以及背後的樂視影業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上映三天導演賈章柯即在微博上暗諷《小時代》無約束排片擾亂市場經濟秩序。
排片率懸殊直接導致影片票房收入巨大差異,而票房收入則關係著製作方和發行方在分賬中獲得的實際利益,其中再加上黃牛等因素的爆炒加碼,院線排片成敗是決定影片生死的致命因素。而背後利益的操縱者還是發行方和院線。
記者觀察到,電影《小時代》開演即列出背後投資方有十餘家,其中包括北京大盛國際和樂視,而這兩家也在發行方之列,其中樂視影業則在後期發行中佔據絕對份量,其CEO張昭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現在沒有一個片子不做市場會有好結果,而等片子出來了再到處求人發行絕對為時已晚,樂視對《小時代》從投資到製作到發行,早就有自己的想法,這幾方面是相互配合的。」
而同時擔任出品方、製片方和發行方的大盛國際則因為成功投資發行電影《錦衣衛》和《葉問2》而聲名鵲起。在電影的宣傳發行期間直接加入其他投資方則是大盛國際創始人安曉芬和張昭的共識。
「電影進入發行階段而投資方多得根本擠不進來。」安曉芬表示,「具備優勢資源。再有實力的公司也不可能一家做,不僅是為了分散風險,而且是為了資源組合。你看很多電影出品單位一串,都是因為資源整合的需要,院線、電視台、廣告商這些資源都是錢買不來的。」
事實上,與其說發行院線「珠胎暗結」,不如說院線排片量的多少最終是發行方內部資源整合的外化體現,合力迫使院線「投降」。
「一部電影的上映檔期和排片率,製片人和導演往往沒有太多的話語權,是由發行方來決定。發行的軟實力和電影本身硬實力的總和才是影片最終成功的保證。好比像《小時代》投資和發行高度重合一體化,首先上映的檔期都可以由總裁自己決定,另外除了利益驅動也有關係因素,《小時代》投資方的資源太豐富了,而且一些直接參與發行,這其中資源充分調動也能促使院線、影院必須給這個面子。」電影營銷專家王大勇表示。
發行方的話語權
製片方、發行方與院線和影院的票房分成比例之爭由來已久。分賬制是現在電影產業票房利益分配最主要的一種形式。一般而言,每部影片在電影院上映的收入,除去5%的國家電影發展專項基金和3%的營業稅兩項固定支出以外,剩下部分的實際分成比例為:製片方和發行方佔43%~45%,院線和影院佔55%~57%(部分強勢影片有浮動)。而製片方在43%~45%中間再進一步協商分賬,一般而言發行方需要先收一個發行代理費(發行佣金),約佔發行票房可分配收入的5%~15%。再在發行總的可分配收入中逐項收回發行佣金,導演或主創明星獎勵,代為墊付的發行成本(拷貝費+宣傳費等)以及稅金等。
因此,承擔風險最大的製片方分賬最少,一直以來分賬制度向院線傾斜引起製片方的不滿,而在調整比例無果的情況下只有依靠發行方將蛋糕整體做大,才有可能確保賺錢。而在整個發行環節中,和院線確定具體的排片數量又是最關鍵的一環。發行方與製片方的命運綁在一起,而發行方又和院線之間相互博弈。
事實上,在製作、發行以及院線三方中,只有發行幾乎是旱澇保收的,這也就決定了其可以在兩方中間調節利益關係。一般而言,為了取得良好的排片率,發行方小投入而換取高票房則是圈內不言自明的潛規則,比如,電影人朱三衛抨擊《小時代》砸錢包場造聲勢,還根據排片率的高低給影院返點,影院排片達到40%給影院一個點,45%給影院兩個點。對此樂視影業並沒有給予否認。首都電影院總經理邱鴻濤表示,這種以排片率返點的做法也不是《小時代》獨有。「當然沒有高額票房預期的影片,哪怕片方說不分成,影院也不可能接受。」
在中國電影市場明顯畸型的利益分配格局中,看似市場化而實際壟斷性的院線投資,製片公司、發行公司、院線公司等諸方之間看似清晰又異常模糊的職能界限,最終反映到排片率上,呈現飆高失控狀態。
「進口大片的發行基本上不叫『發行』。海外片方給了什麼素材,製作完了給影院上映就行了。如果這部電影份量很重,院線、影院都知道能賺錢,就會把檔期調給這部電影,這根本就不叫『發行』。發行實際上包含了更多的層面,包括宣傳、策劃和排映。排映實際上最能反映發行方的水準。」王大勇對記者表示。
相對於廣義上的「發行」,每個發行公司又有自己的定義。光線影業發行總經理陳紅莉認為任何一部電影若委託光線擔當發行方,公司的職責是將承載影片整體的宣傳規劃,包括宣傳階段活動的設計安排,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需要藝人積極配合,藝人的配合對宣發任務而言,其重要性屬策略級別。
食物鏈底端的掙扎
在任何範疇下,市場制度和規則的不公正,最直接、最必然的結果都是處於食物鏈最末端、最弱勢的群體被更慘烈地蠶食和犧牲掉,去年有《銅雀台》,現在有《光輝歲月》《逆風飛翔》。然而即便《富春山居圖》《小時代》的爛口碑,但是由於類型片和觀眾心理接近,投資金額多,有品牌植入,並且有大明星支持,相反最符合如今市場的要求。
一般而言,一部電影上映之後,院線會根據其口碑、上座率等因素決定是否增加排片場次。此前增加排片場次都是由影院經理來完成,但是一些院線為防止院線經理權利過大將萬達院線和大地院線主動權從影院經理手中回收到院線方。
然而,這種看似由市場調節的機制卻由院線方親手打破。由於上映時排片比例懸殊導致那些擁有高排片比例的影片即便再爛也能夠通過口碑營銷,或者進行映後營銷從而將排片率在第二周之後穩定在20%~30%的水平。而那些一開始排片率就超不過10%的影片則幾乎不可能在後期使影片排片率陡增。由於這種機制的自動運行,因此處於食物鏈最底端的製片方其實非常被動,如何化被動選擇到主動成為製片方必須考慮的問題。
近來影片《光輝歲月》和光線的罵仗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道理。
「這絕對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光輝歲月》導演熊欣欣在6月的海峽影視季上直指宣發方(光線傳媒)沒有做好分內事而導致票房慘淡。該劇組隨後在公開信中吐槽光線傳媒「宣傳物料投放不到位,電影同行觀影活動不組織、安排的場次很尷尬。」並稱與光線傳媒停止合作。
同樣遭到類似「不公」待遇的還有小清新影片《逆光飛翔》等,因為排片率只有個位數,製片方通常把矛頭直指發行方,令《光輝歲月》劇組氣憤的正是光線傳媒拿人錢財卻沒替人辦事。
對此,光線影業發行總經理陳紅莉對記者表示:「對於一部投資超過7000萬元的電影,而且宣發費用都不需要自己去墊付,大家覺得宣發費多少合適?事實上,雙方商議宣發預算不超過1000萬元,實際給了我們700萬元,目前花掉的費用不超過400萬元。其中還包括應該出現在製作費裡面的費用:主題曲製作和後期製作。而在看完粗剪版之後認為不值得為其發行。」
事實上,在發行方擁有話語權的大形勢下,宣傳發行成了「良心活兒」。「光線只負責發行,無投資。如果沒有光線的發行,《光輝歲月》只能更慘,影院已經很買賬了,上映權在影院一方,影院要賺錢,不可能上不賺錢的片子。」陳紅莉表示。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打嘴仗的同時,《光輝歲月》在院線的排片率居然微微回升,即便製片方賭氣說:「不玩了,下線吧。」一些影院仍舊排片的原因在於《光輝歲月》利用微博大戰有意無意完成了上映以來最有效的一次營銷。
7月下旬,金螳螂的實際控制人朱興良被帶走。之後,檢察機關表示,7月27日起,對朱興良執行監視居住。
同時,金螳螂發佈了上半年業績快報,報告期內,金螳螂實現營業總收入67.6億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6億元,分別同比增長31%和44%。
因「個人原因」被調查
金螳螂在蘇州有不一般的名氣。它是建設中的蘇州第一高樓——「秋褲樓」東方之門的「裁縫」,該項目的幕牆工程也成為金螳螂承接的高度最高、單體工程量最大、技術難度最複雜的項目。
在朱興良「被帶走」後,金螳螂看起來一切如常。《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本週到金螳螂蘇州總部採訪時,正好遇到午飯時間,許多工人從電梯、樓梯走下來,邊走邊說笑,辦公室的氣氛看上去都還正常。
朱興良的聲名大噪始於兩年前,因個人財富備受關注。
《新財富》雜誌2013年500位富人榜顯示,金螳螂的朱興良家族,以189億元的身家榮登江蘇首富,列全國第22位。2012年,同一份榜單,朱興良家族財富為100.6億元。
朱興良出身草根,1976年高中畢業,然後學了油漆、木工手藝。1993年,朱興良和他的團隊在蘇州成立了金螳螂,誰也沒想到,在財富的道路上,會走得這麼遠。
一個關於金螳螂上市的小故事鮮為人知。據說當初朱興良去和證監會溝通上市時,被笑話:「搞裝修的,也要上市?」
2006年11月20日,金螳螂登陸深市中小板,募集資金2.6億元,是國內建築裝飾行業首家上市公司。
他的命運從上市這一刻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他是因個人原因被調查。」一位消息人士向記者透露。
各種原因,眾多猜測。金螳螂公司發表聲明稱,公司會及時發佈相關公告,並強調公司經營情況一切正常。
作為裝修界的龍頭,金螳螂2012年淨利潤增幅達到五成,公司董事長倪林在2012年業績說明會上表示,公司計劃2015年行業總產值規模將達到約3.6萬億。
大行業小公司
倪林說,他們是典型的「大行業、小企業」,對裝修行業,他們最多的一個比喻是「林大,鳥多」。
從2003年開始,朱興良就徹底放權,退出了管理層。金螳螂的董事長由倪林擔任,楊震為金螳螂的總經理,王瓊為總設計師,這三人都是設計師出身,這是業內有名的「三劍客」。
王瓊還有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主要承接國際連鎖五星級酒店的裝修設計。
他們都在金螳螂擁有不少股份。朱興良有一種「有福同享」的魄力。2009年,金螳螂集團與倪林等43人簽訂《股份轉讓協議》,倪林等43人以協議轉讓方式受讓金螳螂集團持有的金螳螂有限售條件的流通股(發起人股份)2200萬股,佔金螳螂總股本的10.34%,轉讓價格為每股1.00元。
這只是金螳螂股權激勵的一個開端。金螳螂一位中層向記者透露,公司80%的高層都是從基層做起的,大部分都是從設計師開始做起,所以在行業中的離職率比較低。
高管激勵,然後開始減持,儘管市場對此做法一直頗有質疑。
此前,他們有高管對媒體表示,公司沒辦法要求高管不賣股票。
何止高管減持,朱興良本人也有「表率」作用。從今年1月1日開始,金螳螂高管減持合計16.4351億元。
其中,從5月29日到現在,朱興良家族通過旗下兩個公司減持套現12.5557億元,朱興良家族減持了大約10%的個人股份。
作為金螳螂的實際控制人,朱興良這一舉動,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比現實中來得更大。
「影子控制人」
並不是每一個員工都認識朱興良,但每一個入職的新人,必定認識楊震或者倪林。
朱興良出現在金螳螂的時間比任何一個員工都少,消息人士表示,他徹底退居幕後,只有一些重大場合,才會出現。朱興良與云峰基金的許多人認識,就是在一次蘇商大會上。
在政府的眼裡,他代表的是金螳螂,在投資者或者員工眼裡,楊震、倪林才負責具體運營。
朱興良更像是一個「影子控制人」,不負責公司的正常運作,儘管他長袖善舞,富有個人魅力。
這或許是朱興良為公司長遠發展考慮而做的決定。他為自己打造了一道很強的「防火牆」,把他和這家企業隔開了安全距離。
一位券商分析師向記者透露,這些創業團隊跟著朱興良有20年的時間,現在更不可能因為公司臨時的一些變故發生變化。
據說,最困難的時候,倪林從設計師轉做施工人員的第一年,他們是向公司借錢回家過年的。
他們都是一起從無到有,慢慢過來的。
金螳螂的團隊裡,有3000多名全球最大的室內設計師團隊,一些重大項目,中方和外方的設計師可以團隊作戰。
金螳螂的半年度快報還顯示,公司營業總收入、營業利潤、利潤總額、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增幅均超過30%。
不得不說,金螳螂對待市場十分謹慎,此前的投資者關係活動中,包括云鋒基金在內的37家機構參加了會議,公司大部分核心管理人員也都參加。
朱興良此前一直想在當地建個酒店,他們的供貨商客戶實在太多了。
他要把金螳螂打造成「競爭對手尊敬的公司,客戶首選和信賴的公司,社會認可、股民追捧的公司,員工值得依託、實現自我價值的公司」。
這些願望,和他們獲得的「魯班獎」都刻在金螳螂的大堂裡,每一個走進金螳螂的人都可以看到。
這家公司看上去運作正常,儘管,他們的老闆——實際控制人「被帶走」了。
騰訊科技訊(樂天)8月5日消息,京東已成B2C行業巨頭之一,正在上市道路上狂奔。京東CEO劉強東近日在內部一次培訓會上表示,從來不求做中國首富,或擁有多大財富、多大股份,但要控制權,有一天退休時依然要控制京東,不讓別人來染指。
劉強東指出,這並非是因為貪念京東的職位,而是要承擔一種社會責任。當前京東擁有超過2萬員工,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物流配送人員,來自農村。很多工作滿5年的員工,通過在京東奮鬥買了車子,在當地縣城買房子,實現了人生夢想。京東要一直堅持下去,幫助更多配送員兄弟實現夢想。
「能讓我們這麼多配送員在縣城買房子,讓他爸他媽不再去種地,讓他孩子去上小學。我雖然出來了,但我是個例,我太幸福了。」劉強東感嘆說,這樣的員工不能折騰,幾個月一折騰不好好工作,一年基本錢就花光了。「為什麼剛滿5年就能買房子,就能買車,因為他穩定,工資從來一分錢不花。」
劉強東稱,這也是自己做京東的一種社會責任。京東從來沒拖欠過員工任何一天的錢,員工只要穩定,踏踏實實在京東干,給客戶服務好,只要不被公司開掉,夠5年就能在老家買一個房子,能讓他的孩子享受城裡人的教育,能讓他孩子接受到公平的教育。
「任何在京東干滿10年的,不管你做倉庫打包,不用升職加薪,不可能10年買不起房子,不可能。」劉強東說,管理層的生命能力比配送員工強,可選擇的多,但京東不能失敗,一定要做成功,給每個人尊嚴的工作,改變家庭命運的機會,讓員工相信社會有溫暖,相信社會有關愛,相信孩子可翻身。將京東做好是管理層的核心責任。
「老實說你們大部分離開京東公司,工資一定會漲,你們接到無數的電話,哪個不是翻倍的,IBM公司失敗,IBM的員工受到傷害嗎?瘋搶,因為有很好的團隊,所以你們很好找工作,但是不要忘了,如果有一天京東做失敗了,會有很多員工會失業,他們沒有你們這樣的條件找到好的工作,我希望我們高管一定會拚死把公司做成功。」
劉強東說,這麼多配送員兄弟們找工作不容易,老配送拿7000,8000元一個月,但工作非常艱苦。京東內部經常討論,颳風了,下雨了配送員兄弟們怎麼辦,下大雪了東北兄弟們怎麼辦,南方下暴雨了倉儲的兄弟們怎麼辦。
「我們把這家公司做成功,讓我有一天離開事業的時候不會後悔,這個生命歷程是充滿著驕傲,離開這個世界,而不是充滿遺憾和後悔。有一天讓我們孩子為我們感到驕傲,知道我們的父親,母親是正直的,善良的,合法的,從來沒有坑蒙拐騙過,每天都在努力的工作,為家庭,為社會創造價值。」
劉強東還對京東管培生提出要求,要求管陪生不貪錢,不貪物,京東的許諾是,保證大家活得越來越尊嚴,通過合法途徑讓員工變得富有。劉強東說,只要大家合法經營,不要貪污,公司會有很好的報酬。「京東現在每年發的股票,真的比我多,我願意拿出我的股票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大家跟著自己一起一心一意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