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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達股份否認實際控制人參與萬達商業私有化

泰達股份8月29日晚間發布澄清公告稱，否認公司實際控制人泰達控股及其所屬參股企業渤海產業基金參與大連萬達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萬達商業”)的私有化。

據悉，公司近期發現有媒體報道稱，公司實際控制人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簡稱“泰達控股”)出資10億元，通過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簡稱“渤海產業基金”)參與萬達商業私有化。

對此公司稱，上述報道與事實不符。公司再次致函實際控制人泰達控股進行征詢，並根據其回複說明：泰達控股未參與萬達商業的私有化。同時，泰達控股詢問其所屬參股企業渤海產業基金(泰達控股持股22%)，渤海產業基金回複稱未參與萬達商業的私有化。

香梨股份6日起停牌 實際控制人或變更

香梨股份9月5日晚間公告，公司於9月5日接到公司控股股東新疆融盛投資有限公司(簡稱“融盛投資”)間接控股股東中國水務投資有限公司(簡稱“中國水務”)的函件通知，中國水務正籌劃與融盛投資控股股東新疆昌源水務集團有限公司相關的重大事項，該事項可能導致公司實際控制人發生變更，且存在不確定性。

為保證公平信息披露，維護投資者利益，避免股價異常波動，根據有關規定，經公司向上海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自9月6日起停牌。公司表示，將盡快落實上述事項，並於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個交易日內(含停牌當日)公告並複牌。

商務部：1-8月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5.7%

9月13日據商務部消息，中國8月份實際使用外資(FDI)報人民幣573.2億元，同比增長5.7%，預期4.5%，前值-1.6%。2016年1-8月，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488.3億元人民幣(折858.8億美元)，同比增長4.5%。

商務部外資司負責人指出，1-8月全國吸收外資呈現以下特點：

一、全國吸收外資總體繼續保持增長

2016年1-8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8538家，同比增長10.2%;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488.3億元人民幣(折858.8億美元)，同比增長4.5%(未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數據)。8月當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736家，同比增長13.2%;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73.2億元人民幣(折87.6億美元)，同比增長5.7%。

二、服務業吸收外資保持增長，高技術服務業等服務領域增幅顯著

2016年1-8月，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387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在全國總量中的比重為70.7%。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租賃和商業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分別為272.6億元人民幣、398.9億元人民幣和648億元人民幣，增幅分別為105.5%、198%和73.4%。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671億人民幣，同比增長98.2%。在高技術服務業中，信息技術服務、數字內容及相關服務、研發與設計服務、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實際使用外資漲幅較高，同比分別增長322.7%、46.7%、40.5%和39.7%。

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專用設備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分別為184.2億元人民幣和117.8億元人民幣，分別增長16%和5.2%。

三、主要來源地投資保持增長勢頭

2016年1-8月，前十位國家/地區(以實際投入外資金額計)實際投入外資總額5201.2億元人民幣，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94.8%，同比增長5.9%。其中，美國、德國、英國和瑞典，增幅分別為79.7%、79.2%、96.6%和48.1%，增長較快的主要為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以及制造業等行業。同期，東盟對華實際投入外資金額295.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1%，歐盟28國對華實際投入外資金額425.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4.9%。“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華實際投入外資金額307.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8%。

(上述國家/地區投資數據包括這些國家/地區通過自由港的投資。)

四、西部地區吸收外資增幅較高，東部地區保持穩定，中部地區降幅較大

2016年1-8月，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393.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0.5%;東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4818.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5%。中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275.9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41.1%。長江經濟帶區域實際使用外資2508.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5%。

五、通過外資並購方式實際使用外資繼續增長

2016年1-8月，以並購方式設立外商投資企業919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072億元人民幣，同比分別增長5.5%和20.4%，占比分別為5%和19.5%。

多地追捧會展經濟 實際效果待觀察

國內“會展熱”持續發酵，但看似風光的會展業，實則存在諸多隱憂。

日前，在廣州市商務委的推動下，廣州國企越秀集團與法國智奧會展公司簽署合資經營企業合同，共同開發運營廣州越秀國際會議中心項目。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該項目市場定位以“會”帶“展”的會展類綜合場館，可舉辦活動類型主要有：會議及活動、小型展覽、宴會等，場館面積約五萬平方米，預計2019年底正式投入使用。

此外，這個項目還承擔著另一個重要的任務，那就是借助全球第一大會議公司的優勢積極開拓全球會展市場，將廣州打造成為輻射亞洲的“會議目的地”城市。

根據商務部公布的《中國展覽數據統計報告(2015年)》城市展覽業發展綜合指數排名，廣州位列全國第二(189.21)，領先於北京(184.40)、深圳(69.87)等城市，僅次於上海(335.65)。但根據2015年國際大會及會議協會(ICCA)發布的全球會議城市排名，廣州在上海、北京、杭州之後，位列全國第四。

因此今年以來，廣州市在舉辦高端會議方面頻頻發力。比如，已經承辦了G20峰會第二次協調人會議、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自貿區第七輪談判會議、亞歐互聯互通媒體對話會、第二屆對非投資論壇等國際性會議，又讓2017年財富全球論壇、2018年世界航線發展大會落戶廣州。

廣州市副市長蔡朝林曾坦言，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廣州國際交往城市的地位有所削弱，因而希望在會展方面發力以重塑國際交往中心城市的形象。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秘書長萬慶濤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廣州需要根據自己的優勢，創造新的會展增長點，才有可能保住和提高會展地位。“廣州在會展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廣交會也一度獨占鰲頭，但隨著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沿邊、沿海甚至中部地區都可以直接對外貿易，不必經由廣交會進行，廣交會的地位已經遠遠不如從前了，連廣交會成交額都不敢提及，就是例證。”

在廣州市商務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中，明確提出了建設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國際展、會、獎目的地城市的目標。該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直言，目前廣州會展業發展面臨著諸多挑戰。

“會展設施及服務配套尚未滿足高層次發展需求;天津等城市新建的國家會展中心發展勢頭迅猛，對廣州會展業形成強大的競爭壓力;熟悉國際會展運作模式和規則的會展高級項目人才、會展策劃師、會展設計師相對缺乏等等，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該負責人說。

據透露，廣州將加大培育、引進一批國際一流品牌展會、會展企業和會展人才，同時有計劃分步驟吸引國內外知名會展集團來穗設立區域總部、辦展機構。

許多城市都在瞄準會展業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會展”概念逐漸在國內普及，會展經濟也被認為是高收入、高贏利的行業而逐步發展成為新的增長點。

會展經濟不僅本身能夠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而且還可以帶動交通、旅遊、餐飲、住宿、通信、廣告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據專家測算，國際上展覽業的產業帶動系數大約為1：9，即展覽場館的收入如果是1，相關的產業收入則為9。

也正因如此，除了北上廣，國內許多城市都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會展經濟，並將其寫進當地的“十三五”規劃。

比如，海口已將會展作為“十三五”期間的重點產業進行培育和扶持;今年召開G20峰會的杭州提出，要以加快旅遊會展業發展為重點，大力發展峰會經濟;青島要加快高端會展項目的發展，並於2014年下半年出臺國內首個以高端會展為重點指導和扶持的意見文本;濰坊提出要打造會展名城的要求;成都也在奮力打造國際會展名城，助推國際化大都市建設。

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並非易事。從前述商務部和ICCA的評分就可以看出，目前國內的會展業上海遙遙領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區域與企業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道，上海的優勢體現在城市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優越的金融環境有利於引進世界知名國際性展會、吸引外資展覽企業投資發展，“就是歐美國家比較喜歡到上海去”。

據上海市商務委統計，2015年上海展覽總面積展覽總面積1513萬平方米，其中，國際性展覽292個，展覽總面積1124萬平方米，占到上海展覽總規模的四分之三。

而在會議方面，北京的優勢明顯。作為我國的政治中心，北京一直是中國接待符合國際大會與會議協會標準的國際會議數量最多的城市。更為重要的是，近十年來，通過一系列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會展賽事活動的舉辦，北京市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重大會展服務保障模式。

專家建議發展會展經濟要結合當地特色

“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搞會展經濟，也不是什麽地方都能搞得好會展經濟，要看這個地方有沒有這個傳統，有沒有這個可能，有沒有這個實力。一哄而上的結果從來沒有好的，一定是一哄而散”，萬慶濤說。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發布的《中國展覽經濟發展報告2015》顯示，許多地方政府盲目跟隨熱點，大力建設展館，但實際效果是，展館利用率低，存在較為嚴重的過剩現象。2015年仍有多達約一半的展覽館全年展覽會總面積在 20 萬平方米以下，44%的展覽館租館率低10%。

展館的大量建設，不僅利用率低，且經營虧損。商務部《2015中國會展行業發展報告》指出，被調查場館費用支出增長幅度高於經營收入增長，企業經營虧損幅度提升。

配套設施跟不上也是硬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現在國內城市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建設展館時缺乏科學統一的規劃，周邊配套交通、餐飲、住宿等基礎設施也不夠完善，難以承接高質量國際展會。

“而且，現在一般是多個部門分頭管理、各自為政，缺乏一個能統一協調的機構，使得會展公司在開展工作時十分受限。打個最簡單的比方，一個世界500強的企業把會議地點放在你這里，希望機場在他們到達時打出歡迎的橫幅，這在國外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在中國就十分艱難。對於政府來說可能是一句話的事情，但對於會展公司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該人士說。

此外，政府的過度介入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萬慶濤認為，會展不僅僅要發揮政府的作用，更需要發揮市場對會展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引進來固然重要，創造條件讓本土的會展企業做大做強才是根本”。

中國貿促會副會長王錦珍認為，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會展業相對成熟，政府部門應更多放手讓市場發揮作用，形成適度競爭共同發展的良性局面，而中西部地區會展業相對發育程度不足、基礎比較薄弱，政府部門可對展覽業保持關註，在吸引人才等方面出臺一定扶持政策是必要的。

萬慶濤建議，各地要根據自己的區位優勢、會展傳統、產業實力，有重點的發展會展經濟。“要充分利用會展經濟對於當地經濟優勢的推動作用，發展有當地特色的會展經濟，要專而精，不要大而全。只有這樣才能發揮會展業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會展業才有可能可持續發展。”

恒大地產：目前未實際控制廊坊​發展 未來將推薦董監高

廊坊發展10月31日晚間發布公告稱，公司收到恒大地產發來的說明，表示因並未向廊坊發展委派任何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未對公司形成實際控制，不存在取得公司控制權的明確計劃。未來12個月內，恒大地產將根據增持計劃的具體實施情況，再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同時，目前沒有在未來12個月對上市公司主營業務的調整計劃。本次權益變動後，恒大地產將向公司推薦合格的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候選人。廊坊發展股票明日複牌。

恒大地產於2016年10月28日以自有資金合計557,791,346.46元，通過上交所集中競價交易系統在二級市場合計增持公司19,007,498.00 股股票，約占公司總股本的 5.00%。截至 2016年10月28日，恒大地產持有廊坊發展的股份數量為76,032,050股，約占其總股本的 20.00%。

部分收藏品實際價值與購買價格嚴重不符 買賀歲紀念幣等需謹慎

年末將至，近期部分收藏品投資公司通過舉行收藏品鑒賞會、拍賣會等形式，向消費者推銷賀歲紀念幣等物品。據新華社報道，工商部門提示，部分收藏品實際價值與花費金額嚴重不符，消費者不要盲目跟風，防止上當受騙。

據濟寧市工商局介紹，近期“12315”消費者投訴舉報熱線接到不少消費者咨詢投訴，反映購買了賀歲紀念幣、猴年專屬紀念幣、玉器等收藏品後，懷疑自身權益受到損害。

工商部門表示，部分收藏品投資公司主要針對中老年人，利用一些消費者求財心切、貪圖便宜的心理，誇大宣傳收藏品價值，導致消費者買到的收藏品實際價值與所花費金額嚴重不符，甚至購買價格遠高於市場價格。

工商部門提醒，任何投資都有風險，消費者在購買收藏品之前，要深入調查了解，購買時要與家人溝通協商，不要頭腦發熱盲目跟風，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雪松控股52億要約收購齊翔騰達 張勁成公司新實際控制人

齊翔騰達11月13日晚間發布公告稱，11日接到實際控制人車成聚通知，君華集團於當日與車成聚等48名自然人簽訂股權轉讓協議。車成聚等48名自然人將持有的齊翔集團80%股權轉讓給君華集團。交易完成後，君華集團因持有齊翔集團80%股權，間接持有公司41.90%股份。張勁成公司實際控制人。本次股權轉讓總價48.18億元，折算為上市公司股價為6.4781元/股。齊翔騰達最新收盤價為6.69元/股。

公告顯示，該項股權轉讓觸發的要約收購金額高達52億，創近期A股要約收購紀錄。

本次協議收購前，齊翔集團持有齊翔騰達已發行股份929,704,640股，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52.37%，為齊翔騰達控股股東。齊翔集團股東由48名自然人股東組成，擬轉讓其持有的齊翔集團股權。11月11日，雪松控股通過控股子公司與上述48名自然人股東正式簽訂《股權轉讓協議》，雪松將以48.18億元人民幣的代價，受讓其所持有的齊翔集團80%股權，從而間接持有齊翔騰達已發行股份的41.90%，並實現控股。

公告顯示，該項股權轉讓協議觸發了對除齊翔集團及車成聚所持有的股份以外的齊翔騰達其他全部已上市流通股的全面收購要約。基於要約價格為6.48元/股的前提，本次要約收購所需最高資金總額不超過5,210,619,348元。當然，本次要約收購並不以終止齊翔騰達上市地位為目的。

本次並購以及要約收購所需資金均來源於收購方的自有資金。

大咖談：聚焦人口總和生育率真相 1.047到底離實際有多遠

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到底多少?從1991年開始，各界為此便爭論不休，今年10月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1%人口抽查結果時，這一持續了20多年的爭論達到高潮。1.047的超低生育率，如巨石入水，激起大浪。

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平均每位育齡婦女(15到49歲)的生育子女數。人口學一般將總和生育率2.1界定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保持人口總量不增不減的水平。2010年世界平均總和生育率為2.5。同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通稱“六普”)顯示，總和生育率為1.18。圍繞這個數據，也跟今天的1.047一樣，存在“到底有多準”的質疑。

第一財經記者為此專訪了三位知名人口學者，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室主任王廣州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但反映了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持續走低的真實趨勢。他呼籲國家統計局開放更多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使總和生育率的測算更加準確。

在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看來，1.047的總和生育率是抽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跟實際相比嚴重偏低，他認為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在1.5到1.6之間。

統計學博士、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黃文政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去年實際總和生育率不超過1.4。這已經屬於超低生育水平，值得警醒。

三位學者一致認可的是，中國確實已經處於低生育階段(具體多低觀點各異)，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不會改變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王廣州：生育政策調整無法改變人口減少大勢

推遲生育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測量失真

第一財經：國家統計局去年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總和生育率僅有1.047。你怎麽看這個結果?

王廣州：因為國家統計局目前沒有提供更多原始數據，所以也不太好判斷。從現有數據來看，去年1%抽查的整個人口分布跟六普是差不多的，只是峰值低得多。

1%人口抽樣調查過去都是用的紙質問卷，這次用了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個人數字助手,即掌上電腦)，這是人口調查方式的一個變化，是不是會影響到調查質量，值得考慮和進一步核查。

從抽樣調查結果當中的一孩生育率，我估計去年總和生育率1.047這個數據有些偏低，主要是一孩生育率低造成的。在去年抽樣調查數據沒有出來的時候，我就預計到一孩生育率會比較低，但是沒有想到會如此低，竟然不到0.6，這從經驗邏輯上判斷令人懷疑並需要高度重視。當然因為我沒有拿到原始數據，也只能是猜測。

去年總和生育率的抽樣調查結果偏低，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推遲生育的影響。過去二十年，中國女性的初育年齡不斷推遲，已經從22歲推遲到26歲，這就會導致調查出來的總和生育率會出現失真。因為那些推遲了生育的女性也許以後還會再生育，但反映在這次抽樣調查中有可能會被誤以為她們的一孩終身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根據我們的研究，初育年齡每推遲一個月，大概會影響總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

第一財經：1.047的總和生育率報出來之後，有不少人質疑，認為去年的1%抽樣不準，出生人口存在大量漏報。你怎麽看這種說法?

王廣州：在判斷抽樣準確率時，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關註。首先樣本量是不是足夠大，2015年是1%抽樣調查，這個樣本量足夠大，就不太可能是抽樣誤差造成的。那就可能是第二個問題——非抽樣誤差。非抽樣誤差一般來說有兩種，一種是無回應，你問了，他沒有回答，你沒得到他的數據。另一種是瞞報漏報。這兩種應該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具體有多少，還很難說。

我們把這個數據跟每年的住院分娩數量相比，去年的住院分娩數是1400多萬，可以發現，漏的確是會漏一些的，但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漏那麽多。目前住院分娩數據也不是直報系統，是一級級報上去的。有些地方可能因為要領住院補貼會有多報，但這個水分不會很大。

原始數據需要進一步開放

第一財經：你認為去年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呢?

王廣州：首先我覺得對於2015年1.047的總和生育率，現在不太容易判斷它的準確度有多高。因為統計局目前所給出的匯總數據還不足以做一個科學的、準確的判斷。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無論它的漏報率有多少，至少它反映出的趨勢是真實的，生育率持續走低的趨勢，出生人數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反彈。

這個判斷比較容易做出，你可以把去年的抽樣調查數據跟前幾年的數據做比較，無論去年漏報是什麽情況，它跟前幾年的漏報情況應該基本一致的。沒有理由說去年一定比前幾年漏報的更多。

就我個人的研究和觀察，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既不會有1.047這麽低，也不會有1.6那麽高，在兩者之間，具體是多少，需要把所有的原始數據掰開揉碎，仔細分析它的年齡隊列、孩次結構等等，才能最後做出判斷。

第一財經：過去很多年，圍繞著總和生育率可以說爭論非常多，一直持續到今天。到底是什麽原因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是得出準確的總和生育率太困難還是別的什麽原因?

王廣州：其實，從技術上來說，要得到相對準確的總和生育率並不困難。只要知道各個年齡組育齡婦女的數量，以及她們在某一個年度生育孩子的數量，就可以計算出這一年總和生育率。因為人口數據有非常嚴格的對應關系，不是你想說多少就有多少。比如你要確定全面兩孩後有多少目標人群，其實很容易確定，獨生子女數量，母親的數量，生過孩子的育齡婦女數量等等，都有很強的內部邏輯關系，雖然會有一個區間，但是不會有非常大的偏差。

同時人口數據又確實是比較複雜的，因為考慮到不同年齡、不同的生育狀況，所以特別需要詳盡的原始數據，做細致的核查、比對、計算和推算。但是中國有一個情況，歷次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開放不夠，這就導致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希望統計局能夠將原始數據更多開放給人口學者，通過對原始數據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相對符合實際的總和生育率。

不要迷信總和生育率

第一財經：對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有學者認為是1.4，也有學者認為是1.5或者1.6，這會影響對人口大勢的判斷嗎?

王廣州：不管是1.4還是1.6，都是比較低的生育率了。尤其是去年在單獨二孩放開之後，生育率還是這樣的形勢，而且一孩生育率顯著降低，這都表明，中國的低生育現實毋庸置疑，低生育率趨勢難以改變。對這個人口大勢的判斷應該沒有什麽爭議。

根據我們的研究，每0.1的總和生育率，對應90到100萬的出生人口。總和生育率確實是人口統計學一個重要的概念，但是它是個比較粗糙的測量，有可能會失真，比如生育推遲和生育間隔拉大都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降低。反之，生育的集中或提前會導致總和生育率上升。

相比較而言，遞進生育率是一個更加複雜更加精細的概念。我們不要過於迷信某一個指標，相信它是萬能的，這是非常危險的。其實我個人認為，強調總和生育率高或者低沒有什麽意義。在政策調整期間，我認為更應該關心出生人數的實際變化。

第一財經：現在每年的出生人數似乎也很難確定了。比如去年，按照1%抽樣調查計算出來的出生人數是1100多萬，衛計委的住院分娩數據是1454萬，但是統計局公布的是1655萬。這個差距也是很大的。

王廣州：你提的這個問題很關鍵，如果說抽樣調查結果不準確，那麽怎麽調整才是準確的?調整到多少?調整的理由是什麽?這個都需要做慎重科學的研究，大量的數據分析。

我們剛剛啟動一個研究課題——《人口統計調查國際前沿理論及在中國應用》，希望通過深入研究能夠有助於提升中國的人口統計質量。就目前而言，我認為要提高統計數據的質量，一方面可以通過提高人口統計的技術裝備，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多部門聯動，把登記系統、調查系統、報告系統的數據整合起來，包括身份證信息、手機信息、公安戶籍信息、住院分娩信息等等。我們專門研究過，對於一個具體的人，兩到三個系統都不出現的可能性極小。通過這些工作，人口統計數據的質量是可以得到明顯提升的。

另外我想強調一點，過去對人口問題的判斷，有些是錯誤的，偏離實際的。部分是因為，我們研究的其實是過去的數據，你用過去的數據去推斷未來，錯誤的可能性很大。但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大數據信息化時代，有很多實時監控的大數據可用，對現在的把握有可能更加準確，在此基礎上，才能對未來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第一財經：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後，到底會對中國人口有什麽樣的影響?

王廣州：因為還沒有最新的數據，我基本還維持此前的測算。全面兩孩後每年新增加出生人口最高不超過500萬，出生人口總數在2100萬左右，最高年份應該是在2017年。此後，年出生人口就開始逐步下降。總的來說，全面兩孩對於緩解老齡化作用十分有限，未來少子化和快速老齡化並存的人口結構繼續存在。

綜合考慮生育推遲、生育意願低迷、育齡婦女數量減少等多種因素，從大的趨勢來說，未來確實面臨人口可能迅速減少的風險，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改變不了這個大的趨勢。

翟振武：2018年會是出生人口最高峰

1.047的總和生育率未經任何修正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1%人口抽查結果，2015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047，你怎麽看這個數據?

翟振武：對這個數據我並不感到很驚訝，因為過去多年來，從統計局各年調查的原始數據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一直都比較低，從1.1到1.25左右，六普是1.18。但這些數據是調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沒有經過任何修正和調整，漏報什麽都沒有考慮，它跟中國實際的總和生育率有很大差距。

第一財經：你認為實際上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

翟振武：總和生育率跟出生的人數有密切的關系。在育齡婦女年齡結構和生育模式確定的情況下，出生人數與總和生育率有著一一對應的關系。出生人數多，總和生育率就高，出生人數少，總和生育率就低。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1%抽樣調查結果，推算全國2015年出生人口總數是1100多萬。但統計局正式公布的2015年出生人數是1655萬人。這兩個有很大的差距。這是因為，考慮到漏報重報，對原始數據進行了事後數據質量檢查、檢驗和校對，最後統計局將2015年出生人口修正為1655萬。

大家都知道，人口抽樣調查的原始數據漏了大量的出生人數，只不過漏的程度是多還是少，大家仍在討論，但這個數一定是漏了。為什麽這麽說呢?我有幾個證據。

首先，2010年，按照六普結果總和生育率是1.18，當年出生人數1379萬。根據統計局千分之一調查結果，2011年1歲的人口1441萬，2012年2歲的是1555萬，2013年3歲的是1684萬，2014年4歲的是1721萬。那麽你看，2011年1歲的人其實就是2010年零歲的人，2012年2歲的也是2010年零歲的。這個數據一直在穩定的增加，原因很簡單，零歲的人口當年去調查沒有調查到，第二年和以後的年份去的時候可能就調查到了，年齡越大，調查到的越多，越完整。。

第二，我們來看戶籍數據。根據戶籍數據，2015年5歲的孩子有1700萬。這些孩子其實就是2010年出生的，這個數據是比較真實的。產生的孩子在戶口本上登記時需要有名有姓，有父母的完整信息，有醫院開具的出生醫學證明。基本上戶口系統登記上來的人都是真實存在的。現實當中還有一部分人是存在，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登上戶口，即所謂的“黑戶”。因此，戶口系統中已經登記的低年齡人口數量應該只比現實中的人口少，而不會多。2015年戶口登記系統中5歲、6歲和7歲的人口都超過1700萬，這個事實事實說明，2008年~2010年中國至少每年出生了1700 萬人。

還有一組數據也可以佐證，從2010年以後，全國每年住院分娩的嬰兒數量都大於1600萬，現在住院分娩率能達到99%。這個數據應該是比較準確的，因為住院分娩的記錄和信息更完整。所以，過去幾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數量至少都超過1600萬基本沒有什麽可以質疑的。

按小學生入學數量，我們也反推過入學7年前的生育率。我們利用2007年的小學生人數，反推過2000年的生育率，結果表明2000年總和生育率大概在1.7左右。

每年出生人數高於1600萬的事實完全可以證明，最近幾年總和生育率基本在1.5~1.6左右。我們判斷和估計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5-1.6是有很好的數據和證據支撐的。

低年齡組人口漏報現象比較嚴重

第一財經：從統計局原始數據顯示的1.047到你認為的1.5到1.6，這個差距如此巨大，到底是什麽原因?

翟振武： 零歲組人數調查不準確，這是人口調查的一個通病，各國都有漏報，只是漏的程度大小不同。所以在人口學上，國際上有很多方法，關於零歲組人數怎麽調整、嬰兒死亡率怎麽調整有好多種方法。

零歲組不容易調查，小孩子不會說話，在家里邊養著，漏報是很正常的。另外，中國的流動人口規模太大了，也容易造成漏報。還有就是中國有計劃生育政策，你多生了孩子要罰款，所以就更傾向於瞞報。這三個原因就使得中國的人口調查中零歲組的漏報率特別高。

在單獨兩孩政策實施之前，中國的政策生育率是1.46，也就是說全國老百姓都按政策生育，沒有一個超生的，我們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在1.47。但是你到農村會發現有不少超生的，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也有不想生的。但總體超生的還是比不想生的要多，中國的全國生育率恐怕不會低於1. 46。

全面兩孩後總和生育率最高可達2.1左右

第一財經：全面兩孩放開，你認為到底能增加多少出生人口?

翟振武：根據我們的測算，全面兩孩放開之後，出生人口每年可以增加三四百萬，加上原來的大約1600萬，每年出生人口最多兩千萬。這樣算來，全面兩孩政策之後，2018年是年出生人口的最高峰，總和生育率會上升到2.1左右，此後四五年會逐步下降，到1.8、1.7左右。

第一財經：你曾經發表過論文說全面放開二孩之後年出生人口可能最高到4995萬，跟現在每年出生人口最高2000萬差距好大。怎麽會有這樣大的差距呢?

翟振武：那個研究假設是2012年放開全面兩孩，而且是沒有單獨兩孩的過渡，一步放開。沒有過渡與人口年齡結構這兩個條件的變化對於出生人口數量的影響是巨大的。單獨和雙獨夫婦有近三千萬對，有了單雙獨二孩的實施和過渡，會使2016年全面二孩目標人群大幅下降。

另外，中國的人口從5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是一個出生高峰，是中國人口的大頭，政策每推遲一年，這個大頭就往上移，36歲的變成37歲，49歲的變成50歲，尤其是對35歲以上的女性，年齡越大再生育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2016年放開二孩政策跟2012年放開的假設相比，目標人群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同時，生育意願也在隨年代不斷發生變化。

全面放開生育對生育率影響非常小

第一財經：根據你的研究，什麽時候全面放開生育比較合適?

翟振武：現在全面兩孩剛實施不到一年，我覺得還應該穩定一段時間。至於將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生育率從累計釋放的高峰上回落後，可能還會繼續降低，會逐步走向歐洲的水平。那時候，全面放開生育，包括鼓勵生育的政策可能都會實施。

事實上，我認為政策繼續放開，對生育率的影響非常小了。因為現在放開全面兩孩，基本可以滿足絕大部分人的生育意願，即使再放開，很多人也不可能生三個四個，畢竟影響生育率的不光是政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子女照料、女性就業、城鎮化等等。

第一財經：既然放開不會對生育率有很大影響，那為何不現在就放開呢?

翟振武：現在不放開是因為中國各地情況還不一樣，有的地方生育意願還是比較高的。而且，從總體上看，中國的人口規模最高會達到14.5億，這是個很大的數字，要充分考慮到人口跟資源環境各方面的緊張關系，穩妥推進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

第一財經：未來會不會出現生育率持續走低，鼓勵無效的結果?比如說像韓國那樣?

翟振武：有可能出現那種情況，像韓國，怎麽鼓勵生育率也上不來。但也可能出現生育率重新走高的情況，現在國際上這種例子很多。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現在恢複到1.4，俄羅斯恢複到1.7，法國恢複到1.8，北歐大概是2.0。

我相信人類發展自我繁衍的能力，不像馬爾薩斯那麽憂慮地球上站滿了人，也不擔心人類會因為低生育率而走向滅亡。至於所謂的低生育率陷阱，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陷阱，是不是真的進去就爬不出來，還在討論當中，並不是像有些學者說的那麽悲觀和可怕。

黃文政：1.047敲響低生育危機警鐘

三因素導致總和生育率偏低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人口抽樣調查，2015年總和生育率為1.047，你認為這個數據可信嗎?

黃文政：中國陷入極低生育率無法否認，而1.047的數據比料想的還要低，這可能有三個原因。

一是進度效應。 2015年女性平均生育年齡比2014年高了近1歲。這可能部分是因為大學擴招、城市化和單獨二孩政策推遲平均生育年齡。如果只是推遲而非放棄生育，那生育率的降幅在未來會得到補償。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設所有的女性推遲生育一年，那今年的生育率為0，下一年的生育率則會翻倍。

二是抽樣誤差。從2000到2014年，國家統計局抽樣的生育率分別為1.18、1.04、1.26、1.24、1.28;上下波動0.1左右。這種波動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抽樣誤差。另外，屬相對生育率的影響也有一點，但不大。

三是漏報。這個現象在普查年份甚至更嚴重一些。但無論是從小樣本的核查還是人口普查數據回測來看，漏報率有限。

上述問題在其他國家生育率調查中也存在，最多只是漏報率可能要低些。 因為其他國家很少像中國這樣大幅調整生育率，中國1.047的原始數據與其他國家的生育率基本可比。 而且，由於中國出生男女性別比高出正常水平約10%，就維持繁衍來說，中國的1.047只相當於其他國家的1.0。

但即使不下調5%，中國的1.047的生育率也低於於世界銀行最新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個國家和地區。這個現象與其他證據是相符的。實際上，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區，這些地方大都在鼓勵生育，更沒有像中國大陸這樣一孩當成默認生育狀態。根據各種生育意願調查，中國農村家庭的生育意願都要低於韓國。

第一財經：你認為中國2015年實際生育率會是多少?

黃文政：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回測得到的2000年到2010年的生育率，只比對應的抽樣調查生育率平均高出3%，最高也不超過10%。這說明在2000年到2010年各年的抽樣調查中，漏報率應該低於10%。由於計劃生育在不斷放松，很難相信現在的漏報率會比之前還高。

但即使把2015年漏報率放寬到15%，再假設2015年的抽樣恰好往低偏差了0.1，那麽2015年的生育率也不到1.3。如果確實存在生育年齡普遍延遲的現象，這個進度效應也會壓低當年的生育率，但很難想象進度效應所降低的幅度會達到0.1。因此，即使去除進度效應，生育率也難以超過1.4。

盡管我認為實際生育率大大低於1.4，我在所有預測和論述中都會將生育率數據至少上調15%，以確保結論更加可靠，但不表示上調15%會跟接近事實。

年出生人口數據上調過高

第一財經：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當年出生人口為1655萬，去年抽查的結果推算出年出生人口只有1100多萬，為什麽會出現這麽大的差距?

黃文政：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統計局將年出生人口向上調整得過高了。

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的目的就是了解人口和生育狀態。之所以花費大量人力財力這樣做，就是因為其他數據源本身不系統、不準確。如果因為調查數據不符合某種需要，就用其他數據來大幅調整，那就相當於否定人口普查及其調查的意義。在這方面有非常深刻的教訓。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為1.22，但最後卻借用教育數據調整到1.8， 上調了整整47%。從2000到2010年，這個被調整到1.8的生育率數據一直被當成官方數據，嚴重誤導了我國人口政策。實際上，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回測得到2000年的生育率僅為1.34，雖然高於1.22，但遠低於調整後的1.8。這種大錯不應該一而再再而三得重複。

而且，從歷史數據來看，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數據存在高估傾向;2000到2010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要比2010年人口普查中對應的人口高出幾十萬到幾百萬不等，這個幅度遠遠超過了夭折帶來的影響。比如，2002年公布的出生人口為1647萬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的8歲人口(生於2002年)僅1367萬，相差280萬。

由於不同數據源都有系統性偏差，可靠的做法是比較同類的數據：抽樣數據應與抽樣數據對比，出生數據與出生數據對比，戶籍數據應該與戶籍數據相比。只要按這一原則來分析，就可以看到，2015年之前各種證據都在顯示生育率在不斷走低，現在更是處於極低水平。

比如，根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數據，2010到2014年的平均生育率為1.20，比2005到2009年平均生育率的1.38、下降超過10%。又如，從2010年到2014年，處於24-28歲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女性數量增長了18%左右，而出生人口僅增長了6%，這反過來說明生育率(大致為平均每個女性生育數量)下降了約10%。而根據衛生統計年鑒，2012到2014年各年戶籍活產數分別為1544、1511、1518、1454萬，也印證了生育率的走低。再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從00後比80後少了33%。假設25歲為一代人，由此可大致估算2000年代的生育率為1.33左右(2.2*(1-0.33)^(25/20))。這種估算非常粗糙，但反映了常識，誤差一般不會超過0.1。

由於各種數據源都存在一定偏差，而調整方法又需要各種假設，如果挑選那些符合自己需要的數據，又在每一步都做出最有利的假設， 那幾乎可以把生育率調整到任何需要的水平。這種做法是在制造而非消除偏差，更是誤導決策。

在社會科學中，人口統計和預測都相對簡單。所謂人口統計就是數人頭，收集年齡、性別、生育等基本信息;而預測方法也非常清晰：只要確定未來年齡別生育率和出生性別比，以及年齡別死亡率就可以確定未來任何一年的人口及其結構。因此，只要沒有外部幹擾，人口統計和預測可以做得很準確。但遺憾的是，在中國就連最基本的總和生育率都一直撲朔迷離，這個現象值得反思。

2018年後出生人口開始快速下降

第一財經：你認為當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到1.4，有學者認為是1.6，這種判斷上的不同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對未來人口趨勢的判斷?

黃文政：退一萬步說，即使1.6的生育率也是很低水平。如果生育水平一直維持在1.6，那麽未來經過兩代人(大約55年)，總人口就將減少了48%，這根本不是一個可持續的生育水平。現在人口還沒有萎縮，只是因為過去的生育率高於更替水平。但長期的低生育率已經決定了未來幾十乃至上百年人口會急劇衰減。這種人口趨勢對中國的發展將是釜底抽薪。實際上，過去幾十年來，生育率較低地區的人均GDP增長也更慢。

第一財經：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全面兩孩政策之後，出生人口會有什麽變化呢?

黃文政：2017年將是生育高峰，但出生人口很難超過2000萬。從2018年開始，出生人口將快速減少。一是因為堆積生育效應逐步弱化，二是育齡高峰期的婦女數量在未來十年會銳減40%以上。要維持我國人口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就應該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

今年中國實際財政赤字率將破3%？統計口徑存爭議

財政赤字率既是財政風險的風向標，也反映政府刺激經濟力度，因此備受市場關註。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今年中國的財政赤字率名義上是3%，這只是一個預算赤字，決算的時候會突破3%。

赤字率，是指財政赤字(即政府支出超過收入的部分)與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

根據《關於201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2015年中國赤字規模為16200億元(赤字率為2.4%)，2016年這一規模擬擴大至21800億元，赤字率為3%，為歷史最高。

由於比官方統計範圍(僅一般公共預算)更廣，機構統計財政赤字率往往更高。

比如，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測算今年財政赤字率超過3.8%。摩根士丹利預測今年中國財政赤字率將達到4%。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審計研究室主任汪德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以往歷史來看，中國會通過動用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等方法來使得赤字率的預算數和決算數保持一致，因此今年官方口徑的赤字率仍會維持在3%。不過中國實際赤字率會高於這一數字。

對官方口徑的赤字率專家有不同看法。丁爽建議，有必要進一步改進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界定，使財政赤字準確反映財政政策的走向，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實際赤字率已超過3%

財政赤字是最重要的宏觀政策變量之一，其變化反映財政政策的動向，直接影響實體經濟。在我國去杠桿的大背景下，貨幣政策的空間正在縮小，財政政策在穩增長中的作用更加凸顯，預算赤字的設定和財政赤字的執行情況越來越受關註。

雖然2016年擬安排超過2萬億的赤字規模創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紀錄，3%的赤字率也創歷史新高，但在全球範圍比較來看，仍在合理水平。中國財政赤字率和政府負債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相對較低，當前安排3%的赤字率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是安全的。

針對近期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中國3%財政赤字率還遠遠不夠，可以進一步擴大，甚至可以達到10%的說法，高培勇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對中國實際赤字率現狀的不了解。

高培勇解釋，目前官方口徑的財政赤字率3%僅指一般公共預算的赤字率，並未考慮4000億元政府性基金赤字。

丁爽根據官方預算基礎數據測算的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的合計財政赤字為GDP的3.8%，高於官方公布的3%。

他解釋，造成差異的主要項目是從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調入的資金(1000億元)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務收入(4000億元)，官方視作收入，我們則視作彌補赤字的融資項目。從上半年的預算執行來看，財政政策的確變得更加積極，前六個月一般公共預算出現了二十年來的首次半年期逆差(3650億元)。按照這種勢頭，並且考慮到盤活政府存量資金的可能性，按照國際通行方法計算的全年赤字率會超過3.8%。

丁爽認為，我國每年的財政決算赤字數都恰好等於財政預算赤字數，這是會計處理的結果，並不說明預算執行精準。以2015年為例，一般公共預算的當期收入低於預算數，而支出則超出預算數，財政赤字超預算，最後通過動用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和地方政府的結轉結余資金，使得決算赤字和預算赤字毫厘不差(1.62萬億元)。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官方的財政赤字強調的是會計平衡，並不真實反映財政政策的態勢。

汪德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財政赤字安排都是全國人大安排，如果年終決算時赤字率突破年初預算數，財政部需要對全國人大解釋。而從以往的情況來看，年終決算時赤字率都與年初預算的赤字率保持一致，因此今年也不例外。

赤字率口徑之爭

赤字率口徑不同的本質，在於赤字口徑不同，即對政府收入和支出定義不同。

其實，官方並不避諱不同口徑間的赤字率之差。早在2015年，時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當年按照預算收支口徑，全國財政赤字率為2.3%，而按照當年實際收支差額口徑來看，全國財政赤字率約為2.7%。

財政部新聞發言人事後解釋，中國並不存在赤字率“兩筆賬”。而出現實際收支差額主要體現在在結轉結余資金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即實際支出中，2015年中央財政動用以前年度結轉資金1124億元，並增加安排1000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但是按照現有官方口徑，動用以前年度結轉結余資金，不能再列收列支，不計入赤字。而1000億元專項債券不同於一般債券，不列入一般公共預算，也不計入赤字。因此赤字率仍是2.3%。

丁爽對官方口徑和自己得出今年財政赤字率3.8%計算口徑之差給出了比較完整的解釋。

他認為，目前官方和他計算的赤字差異主要來自對動用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和往年沈澱財政資金的不同處理方法，以及是否將地方政府發行專項債券籌集的資金算作收入。

官方的做法是，從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調入的資金(2015年為1000億元)算作收入，補充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的資金(2015年為828億元)算作支出。

丁爽認為，從宏觀角度看，從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調入資金和給其補充資金只是把資金從國家的一個口袋調入另一個口袋，不應算作廣義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如果全年實際凈調入資金用於政府開支，該數額應歸入彌補赤字的融資項目。

關於地方政府使用往年遺留的結轉結余資金(2015年為7236億元)，也就是盤活的存量資金，官方也算作收入。丁爽認為結轉結余資金是過去年份累積下來的，從廣義政府角度看並不是當期財政收入，將這些存量資金用於政府開支，應歸入彌補赤字的融資項目。

官方在政府性基金預算中將地方政府發行專項債券籌集的資金(2015年為1000億元)算作收入，而把發行其他政府債券獲得的資金算作彌補赤字的融資項目。丁爽則認為對兩者應該一視同仁，政府債券發行所得都應歸入彌補赤字的融資項目。

丁爽認為，目前官方對收入和支出的處理方法不符合國際通行做法。有必要進一步改進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界定，使財政赤字準確反映財政政策的走向，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汪德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赤字率統計口徑比較複雜，既表明政府刺激經濟意圖，也體現了政府財政風險。目前應該在公布官方口徑的赤字率同時，應該同步公布今年盤活使用財政存量資金、置換債券規模、專項建設基金規模等數據，讓市場充分了解財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從而有效地影響市場預期和行為。

財科院實地調研：東北財政收入實際降幅沒有那麽“可怕”

前三季度，東北地區經濟運行情況有所回暖，財政運行企穩向好。

中國財政科學院(下稱“財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趙全厚在財科院“地方財政經濟運行”調研成果發布會上表示，從東北地區的調研情況看，東北財政收入實際降幅逐步收窄，已趨穩並出現恢複跡象。東北地區2015年財政收入實際降幅並不如統計數字上表現的“可怕”，對地方財政運行的影響也不如想象中的大。

2016年10月下旬至11月，財科院先後派出四個調研組，分赴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4個地區8個省、16個市、16個縣進行“地方財政經濟運行”大型調研。財科院院長劉尚希在調研成果發布會上表示，目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同時上升，區域之間協調發展的難度越來越大，所以要拓展政策的空間，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完善地方財政運行。

東北企業稅費負擔重

趙全厚表示，調研東北地區的政府部門和企業，反映出一些稅費負擔和稅收政策等方面的問題。如遼寧省城鎮土地使用稅三次大規模調高(由2.2元/平方米提高到30元/平方米)，黑龍江也達到15元/平方米，已成為企業的沈重負擔。企業認為殘疾人保障金的負擔較重，且存在繳費基準不公平的問題。遼寧省在2014年緩征了河道維護費，2016年又開始恢複征收。

此外，調研的政府部門和企業也反映了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問題，部分優惠政策的優惠面偏窄，稅收調控目標難以實現。部分稅收優惠政策的目錄遲遲不能調整。現行科技企業孵化器的資格是由國務院科技和教育行政部門認定，地方缺乏權限。

東北調研組的報告顯示，經濟下行和減稅等政策性因素是影響財政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經濟增長放緩和企業生產經營效益下滑制約財政收入增長。資源價格下降嚴重影響資源型城市的財政收入。房地產市場低迷帶來土地出讓收入和稅收收入的大幅下降。

此外，近年來國家出臺的營改增等一系列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等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財政的減收。為了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16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實施的企業“降成本”政策，包括小微企業減稅和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和降低收費標準等措施，同樣造成一定程度的財政收入減收。

支出領域矛盾突出

報告顯示，東北地方財政支出剛性更突出，重點民生支出在公共預算支出“盤子”中的占比除個別小幅下降或持平外，都有不同程度上升。交通基礎設施等重點建設項目地方配套投資壓力大。近年來，無論是國家和省級重點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還是農村修建建制村硬化路面都需要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資金，加大了地方財政壓力。

體制改革和政策性增支負擔沈重。清理整頓行政事業性收費後原有單位的財政供養需求加大。據測算，僅2015年一年，遼寧省某縣級市就因此增加縣級財政負擔3.5億元，涉及100多個預算單位，在職、離退休人員9000多人，而上級財政將其中大部分支出責任都下壓給了縣級。在理順政府與國有企業關系改革中，地方承接央企分離辦社會職能經費補助缺少必要的穩定增長機制。

趙全厚分析，東北支出壓力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收入減少，地方財政不得不適度收縮支出規模，以減小收支缺口對預算平衡的壓力。改革成本下移到市縣政府承擔，在改革過程中一些事權變動後縣級政府成為改革成本的承擔主體。

東北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正處於高峰時期，這體現在政府投資需求大，老工業基地人口老齡化也加大了企業養老保險的支出壓力。

地方債風險高企

報告認為，從調研了解的情況看，東北地區通過近年來的債務置換和新增債務規模的有效管控，債務的增長情況得到明顯遏制，政府付息成本大幅度下降，但依然存在政府債務規模較大，相對指標高企的問題。

趙全厚認為，東北地區政府債務風險較高，經濟下行和“擠水分”因素造成相對指數偏高。政府間投融資事權高度集中於市本級，造成市本級債務相對指標明顯高於全域的相應指標。

財科院副院長王朝才在發布會上表示，東北地區國有企業轉制艱難，剝離企業辦社會包袱重。國有企業轉制剝離企業辦社會、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地方財政，牽制了很大一部分財力。

報告提出了完善東北地區地方財政運行的相關建議。報告建議，要做實財政收入，正確應對財政減收，推動地方政府財政跨年度收支平衡改革。基於新一輪振興東北的需要，適當下放稅權進行改革試點。一是適度下放部分稅收政策的管理權限，提升惠及面。二是出臺針對東北地區特有問題的稅收政策。

在統籌解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收支缺口問題方面，盡快推動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省級統籌改革到位，完善一次性補繳後續政策，建立與繳費水平相適應的養老金待遇調整機制和務實的收支缺口分擔機制。

趙全厚表示，在完善政府債務管控方面，國家要加強對東北棚戶區改造、剝離企業辦社會和社會保障的資金支持力度。地方政府要註重投資管理，謹慎投資決策，切實防範債務風險。不斷創新投融資機制體制，適度加強股權融資的力度。進一步強化債務管理，提高債務資金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