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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訴訟，10億賠償，中國維生素C企業敗訴美國政府—行業協會—企業的協調出口模式此路不通◎ 本刊記者 羅潔琪 何春梅 特派紐約記者 倪偉峰 文美國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一聲法槌脆響，1.53億美元。

中國維生素 C 生產藥企八年反壟斷訴訟完敗。

作為原告律師，Boise，Schiller& Flexner 律師事務所的威廉· A · 艾薩克森（William A. Isaacson）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官司源於多年前一個老客戶打來的電話。1999年，他曾代理這個客戶向歐洲和日本的維生素製造商提起反壟斷訴訟。最後官司贏了，對方賠了近10 億美元。這位畢業于弗吉尼亞法學院的律師因此聲名鵲起。2012年，他被評為 紐約州反壟斷法領域的“最佳律師” 。

來自中國生產的維生素 C，在美國市場長期占據80% 以上的份額。這個電話之後， 威廉牽頭的五名律師團隊開始調查取證，一場反壟斷訴訟已在醞釀之中。此時，不知情的中國制藥企業還在享受著聯合定價引發的維生素C 價格上漲。從2001年之後，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組織企業開會，商談聯合定價、限制產量” ， 類似內容毫不忌諱地出現在國內的公開報道中。

根據美國的反壟斷法，企業對於有競爭優勢的產品進行協議定價和限制產量是非法的。這些行為會傷害自由和開放的商業競爭。

2005年，美國動物科學產品公司（Animal Science Products） 、拉尼公司（Ranis company）和四位個人陸續向法院提起反壟斷訴訟，稱中國四家維生素製造商聯合操縱到美國的出口價格，限產抬價，導致美國購貨方遭受嚴重損失。

四名被告是河北維爾康藥業有限公司、石家莊制藥集團維生藥業公司、華源集團江山制藥公司及東北制藥公司。

兩年後，河北維爾康藥業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國華北制藥集團被追加為被告。

指控漂洋過海來到中國。2005年6月，石藥集團董事長蔡東晨曾就此發表聲明稱，指控“毫無根據、輕率和無理取鬧” 。2005年6月4日，上市公司華北制藥（600812.SH）也發表了類似公告。

案子一打八年，前任法官期間去世。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判決風險，其中兩名被告石家莊制藥集團維生藥業公司、華源集團江山制藥公司與原告達成“庭前和解” ，前者支付2250萬美元，後者1050萬美元 ；另一被告東北制藥公司與美方的購銷合同約定了仲裁條款，得以逃離法院管轄，原告撤銷了對它的指控。

最終，當地時間2013年3月14日，美國紐約州東區法院作出初審判決 ：中國維生素製造商河北維爾康藥業有限公司（下稱維爾康公司）及其母公司華北制藥集團，連帶賠償美國購貨方1.5323 億美元，約合10億元人民幣。

中國商務部迅速發表聲明，稱判罰是不公正的。

這一判決是20年來全球維生素C製造商第二次被指違反美國反壟斷法。華北制藥四天之後公告了判決結果，當日公司股價開盤跌停。根據美國法律，若初審判決得到上訴法院支持，兩公司必須支付約10億元的賠償。兩公司已表示將啓動上訴程序。

在美國起訴中國企業涉嫌壟斷的多起訴訟案當中，這是第一個產生判決的。

更多的判決將接踵而來。

歷時八年，這場官司猶如一部律政大片，最終判罰是政府通過行業協會干預企業決策帶來的惡果，政府、行業協會、企業對國際規則的無知亦令人瞠目。

在此案中，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下稱中國醫保商會）維生素C 分會難辭其咎。這個協會隸屬於中國商務部。八年的訴訟中，中國商務部力挺中國維生素 C 生產商，曾三次以“法庭之友”身份提交書面聲明，說明被指控中國企業的行為是根據政府要求實施，試圖使被告企業依據“外國主權強制”原則免于法律責任，也試圖使美國人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複雜性。

這恰恰為中國維生素C 生產商此次反壟斷訴訟失敗釘上了棺釘。這些中方認為合理合法的行為，在美方看來卻明確違反了反壟斷法。美國德傑律師事務所亞洲業務執行合伙人陶景洲律師認 為，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習以為常的所謂“調控” ，正是上述企業被判支付天價賠償金的主因。

聯合定價的由來

“關於行業自律的要求，滲透在中

國的空氣里”

“關於行業自律的要求，滲透在中國的空氣里，從權力的塔尖（指政府） ，瀰漫到商會，然後到維爾康公司所在的石家莊。 ”這是中方律師查爾斯·霍德華·克里 什 洛（Charles Howard Cirthlow） ，在2013年3月13日庭審辯論中的觀點。

他力圖證明，中國維生素 C 企業聯合定價，是因為政府強制性要求。如果這得到認可，聯合定價可視做國家行為，適用國家豁免的原則，免受法院審判。

這名有近30年經驗的資深律師讓維 爾康公司一位員工出庭作證。這家公司在河北省會石家莊，距離北京三個小時的車程。只要接到中國醫保商會維生素C 分會秘書長喬海利的通知，他就必須要出差，去參加商會的協調會議。

中國維生素 C 生產商曾在美國呼風喚雨。2004年，維生素 C 全球產能12 萬噸，其中68％產能在中國，集中在華北制藥、東北制藥等四家企業。美國逾85%的維生素C市場由中國企業占據。

中國維生素 C 企業的繁榮得益于上一次反壟斷訴訟。當時，全球最大維生素C 製造企業羅氏公司和日本武田公司等因為價格聯盟在美國被訴。所有涉及企業被罰近10億美元，羅氏公司占近一半，元氣大傷。中國公司迅速以低價佔領市場，美國商務部一度還曾試圖發起針對中國維生素C企業的反傾銷訴訟。

但低價加狂擴產能，負面效應迅即顯現。2000年到2001年間， “維生素 C 的出口價格從每公斤5.2美元一路狂跌到2.8美元以下。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公司企業發展部總經理吳彬說。

聯合定價的想法油然而生。

2001年11月16日，由中國醫保商會牽頭，包括“四大家族” （華藥、石藥、江山制藥和東北制藥）在內的國內六家維生素C 企業召開了一次行業會議，達成了維生素 C 出口價格方面的協議，決定限制產量，統一上調價格。

“當價格往下跌的時候，中國政府說，等一等，伙計，你們需要開會，否則價格會下跌。那是聯合定價的背景。 ”2013年3月13日的庭審辯論中，中方律師查爾斯如是說。

這次行業會議的會議記錄，被美方原告律師掌握，成為這場反壟斷訴訟中的關鍵證據。記錄顯示，參會企業一致通過了維生素C出口的 “最低定價” 3.35 美元，並約定限制出口數量。

中方律師還舉證說，2001年12月25 日開了第二次會議，商會領導發言， “你必須聽我們的，否則就失去出口配額。 ”中國醫保商會的“協調會議”很快奏效。從2002年到2003年底，維生素C 出口單價迅速自3美元以下回升到6美元以上，最高報價曾高達15.82美元。2002年一季度，國內維生素 C生產廠家的利潤翻倍。競爭對手羅氏和日本武田公司相繼停產，也是刺激維生素C 價格上漲的一個因素。

此後，中國醫保商會組織的“協調 會議”定期化，一年一次。

2002年7月，維爾康公司、維生公司等同意定價為3.8美元。

2003年4月，參會企業同意，最低出口定價是11美元。

2004年3月15日，參會企業簽署協議，最低定價9美元，約定關停生產線，限制供貨。只是這次聯合行動並不成功，2004年12月，中國維生素Ｃ的出口報價又跌到4美元╱公斤以下。

2005年的協調會還來不及開，來自美國的反壟斷起訴書就送達了四大維生素C企業。

死循環

如果出口企業並沒有通過中國醫保商會受到政府的強制性約束，那麼要為聯合定價行為承擔責任；如果說受到了強制性約束，就等於說中

國違反“入世”承諾

喬海利，中國醫保商會西藥部主任兼維生素C 分會秘書長，曾是軍人，轉業後到商會工作。從商會退休後又被涉案企業返聘。在中國企業被訴後，他頻繁飛往美國，為應訴事宜奔波。

中國醫保商會成立于1989年5月22 日，是商務部下屬的六大進出口商會之一，使命是“組織和推動企業開展行業自律，改善和維護出口經營秩序” 。

1997年，商會創立維生素C分會，要求只有加入該分會，企業才能獲得維生素C 出口配額。2002年，它還規定，維生素 C出口必須經過商會的預審蓋章。

法庭記錄顯示，喬海利的上司、中國醫保商會負責人曾在訪問維爾康公司時說，為了國家利益，企業必須互相咨詢，互相協調。國內企業間的競爭將傷 害企業和員工，企業必須要有行業自律。

為了證明企業的行為受制于政府，中方律師查爾斯稱，商會是一個官僚體系，喬海利則代表了“政府之手” 。從2002年開始，維生素 C 需要經過商會的預審蓋章才能出口，這項權力的直接行使人就是喬海利。商會通告企業，如果不遵守最低定價和限定的出口數量，作為懲罰，將把超額出口的部分乘以5，從其出口配額中扣除。

喬海利曾在法庭上作證說，他有權力決定企業的最低出口價格、出口數量，要求企業降低產能和庫存數量。他也有權力不在出口合同上蓋章批准。中方律師稱，行政監管滲透在中國商業生態環 境的每個環節。

2013年3月13日，喬海利最後一次出庭作證。這一次，他推翻了上述證言，否認對預審蓋章擁有權力。他說，企業家們在會議上熱烈討論， “開完會後，出于禮貌，就在聯合定價的協議上簽署了” 。作為商會的負責人之一，他並沒有對企業施加強制性影響。如果企業不願意簽署協議，商會也不會懲罰他們。

喬海利說，那些行業的規則都是由公司制定的，商會是組織者而已 ；並沒有法律要求企業行業自律。

美方律師問： “你是否曾經針對具體定價給企業發出命令？”喬海利回答說， “沒有，我只是請他們分享市場信息。 ”喬海利還說， “聯合定價的協議只是形式上的，只有老實人才會遵從。 ”喬海利的反複代表的並不是個人。一位不願具名的反壟斷法專家稱，這說 明商會和中國政府在美國法庭上很尷尬，陷入22條軍規式的死循環。一方面，它們意欲引導陪審團認定，企業聯合定價是政府要求的，應適用國家豁免原則；另一方面，它們又不能徹底挑明此事。

美國採用普通法，判例會成為將來援引的依據。如果這次把行業協會的行為定義為政府行為，未來有無窮後患，很多經濟糾紛會上升到國家貿易層面，可能引發WTO 訴訟，也可能影響對於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中國一直在多方游說，力圖讓WTO 成員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對中國企業頻繁遭遇的反傾銷訴訟意義很大，中國企業提供的成本數據將得到認可，無須拿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的數據來作參照。

但這種兩頭佔便宜的策略，在美國法庭上是站不住的。

美方律師追問： 2002年前，商務部是否沒討論過為維生素C定出口價格？

喬海利 ： “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美方律師繼續追問 ： “2002年之後，商務部是否曾與你討論為維生素 C 的出

口設定價格？”

喬海利難以招架，以“沒有”作答。

律師再問， “商務部是否曾與你討論把出口價格設定為每公斤3.35美元？”喬海利： “他們沒有和我商量。 ”美方律師據此陳辭稱 ： “中國商會的維生素 C 分會是自願的社會組織。在參會和簽署聯合定價協議時，企業並非被政府所迫， 是自願的， 應該為此負責。 ”一位國內反壟斷法專家說， “中國的部分商會至今還在做這些事。如果是市場經濟，商會聽從于企業和律師。現在商會是‘二政府’ ，由政府官員主導，而且有級別。這是體制的弊病。 ”除醫保商會外，中國商務部也在該案中力挺中國維生素C 生產商，曾三次以“法庭之友”身份向美國政府提交書面聲明，說明被指控中國企業的行為是根據政府要求實施，試圖使被告企業依據“外國主權強制”原則免于法律責任。

美國德傑律師事務所亞洲業務執行合伙人陶景洲律師認為，商務部提交這一證明很尷尬。為了保護維生素C 生產商，它需要證明中國醫保商會是中國政府的代理人，代表政府對出口企業施加強制性約束。但是，一旦主張對維生素C 價格調控是政府行為，就等於說中國政府違反“入世”承諾，未能做到基本取消對維生素C 的出口限制。商務部的書面聲明只能模棱兩可，而看重證據的美國法院根本不買賬。

“但願這不會為未來西方政府和企業指控中國非市場經濟及政府干預經濟等留下口實，並因此開啓下一輪的反壟斷調查。 ”陶景洲表示。

“讓事情表面上看起來是自

願的”

“他們（企業）不是被命令一定要遵照政府和喬海利的意志，但他們知道，事實上必須這麼做”喬海利等商會和企業的負責人作為關鍵 證人出庭，幫助外界瞭解中國各類商會組織運作的細節，以及政府“調控”的具體實施過程。這是維生素C 反壟斷訴 訟引人關注之處。

“喬海利可以說代表了政府之手。他對這個案子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 ”中方律師查爾斯堅持認為，行業自律、聯合定價限產，是政府的強制性要求，並非企業自願。

他認為，應揭開所謂“行業自律”的面紗， “我的客戶每天都面對那樣的境況——不得不參加商會召集的會議，不得不簽署協議。這就是所謂的行業自律。 ”這些行政指令不會都以書面文件呈現。行政監管滲透到每個角落——這是中國企業生存和呼吸的環境。

2013年3月13日，最後一次庭審。

美方律師 ： “我想，如果政府要有指令，他們並不會羞于發出書面文件。 ”中方律師 ： “假如你是中國官員，你會把強制性的命令都寫下來嗎？當然不會。你當然想讓事情表面上看起來是自願的。 ”當中國企業湧入國際市場時，政府到底是什麼角色？這是庭審爭辯的焦點，也是本案的關鍵。

“每天清晨醒來，中國的企業家不會對自己說，我生活在中國，國家今天要命令我幹什麼？每天晚上，他們也無需在日記本上寫，親愛的日記本，中國商會的喬海利先生今天要求我幹了些什麼。 ”中方律師在3月13日的庭審上力圖描述中國企業的生產狀況和企業領導人的決策過程， “他們不是被命令一定要遵照政府和喬海利的意志，但他們知道，事實上必須這麼做。 ”“這就是我的客戶所處的環境，政府具有廣泛權力。在那裡，政府命令企業參加行業自律。 ”中方律師強調。

他舉例稱，在喬海利的證言中出現了一個原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官員的名字。該官員對喬海利說，應該召集一個會議， 因為 “維生素C的出口價太低了” 。

律師解釋說，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是中國商務部的前身，而中國商務部目前的職能之一就包括反壟斷。在他看來，這一例子說明連中國反壟斷部門官員，都認為需要召集企業協調價格。

所以， “所謂的企業共謀，其實是由政府授意的。這種政府的管理策略自始至終都存在。甚至這個官司發生之後，仍在繼續。 ”中方律師稱，商會是商務部的下屬機構，商會有一大堆的協調會議，企業有匯報的義務，然後成百上千個出口合同需要喬海利這樣的人蓋章。

“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國家，政府和行業協會實施著滲透性的監管。 ”

商會權力

“這就像海浪沖過來，你伸開雙手，

卻無法托住一朵浪花”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中國企業的出口的確受政府以及隸屬於政府部門的商會組織管理（詳見輔文“商會回歸民間” ） 。

以中國醫保商會為例，其章程中明確規定業務包括“加強與政府有關部門的聯繫，發揮政府與企業的橋樑作用……參與本行業有關法律法規、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的研究、制定；組織或參與制訂、修訂行業發展規劃、行業准入條件；參與行業資質認證等相關工作” ；此外，還“根據政府授權或會員企業的共同要求和同行協議，對醫藥保健品貿易與投資等進行協調”等。商會會長、專職副會長、秘書長人選均由本會業務主管單位（即商務部）推薦。

1997年， 根據商務部和藥監局通知，中國醫保商會下屬的維生素 C 分會負責 確定維生素 C 出口協調價格，出口企業如果拒絕執行，可能被取消出口經營權。

2002年，商務部根據“入世”承諾廢止了這一通知，取消對維生素 C 的出口限制，但很快又針對包括維生素 C 在內的36種特定商品建立了出口預核簽章制度，要求出口企業申請出口報關前將合同送達相關商會加蓋預核簽章。

中國官方對行業的“協調”至今存在。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將維生素 C 年度生產計劃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進行“宏觀調控” ，並確定10家合規生產企業名單及其年度生產計劃。

《2011年維生素 C 生產計劃等事項的通知》要求，當年全國安排維生素 C 生產計劃10萬噸，較上年同期壓縮30%。藥企據官方文件獲得計劃產量，如以東北制藥為主要生產廠家的遼寧省獲得生產計劃為1.84萬噸，石藥、華北制藥所在的河北省獲得3.36萬噸等。

2011年4月12日，中國醫保商會維生素 C 分會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通報了國家有關部委加強對維生素 C 生產和出口管理的思路。

中國醫保商會這些維護行業和企業利益之舉，終於在美國碰壁。

反壟斷法被譽為美國自由企業的大憲章， 其主要規定包括1890年生效的 《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生效的《克萊頓法》 《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等。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曉曄曾在一篇論文中介紹說，美國最高法院布萊克法官在一個判決中曾指出， “謝爾曼法依據的前提是，不受限制的競爭將產生最經濟的資源配置、最低的價格、最高的質量和最大的物質進步，同時創造一個有助于維護我們民主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的環境。 ” “三倍損害賠償”是美國反壟斷法訴訟的一個重要制度。此外，執法機構還可以對違反反壟斷法的人實施刑事制裁。近年來，美國反壟斷當局越來越注重調查和制裁國際卡特爾。

其實，中國政府部門干預價格和市場的努力並不總是有效，終究抵擋不過市場自身的力量。

中方律師查爾斯請了一名中國經濟學家作為專家證人，稱2003年維生素 C 價格大漲，是因為當時 SARS 爆發，導致了對維生素 C 的需求爆漲，價格迅速高漲至原價的3倍，疫情最嚴重時恰恰是價格最高點。但是，SARS消退之後，價格就開始跌落。在這種時候，商會能否成功協調，要求企業遵守定價協議？

喬海利說，做不到，因為市場的力量是難以對付的。 “這就像海浪沖過來，你伸開雙手，卻無法托住一朵浪花。 ”喬海利作證，商會會議當時設定的價格為9.2美元，但維生素 C 價格仍然下跌，後來不得不取消了最低定價。

在法庭上，主審法官柯根向陪審團解釋，任何一種協議或者共謀，如果限制了貿易或者商業，就是非法的。即使聯合定價的共謀失敗，不管聯合定價是高了，還是低了，哪怕沒有實際損害存在，都違反了《反壟斷法》 。

最終，中國應訴企業潰不成軍。美方律師威廉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如果判決生效，中國被罰企業不執行，將可能被禁止出口至美國。盡管中美沒有承認和執行民事判決的雙邊協議，但是，只要被罰企業出口商品至與美國有國際公約或者雙邊協議的其他國家，其禁令都可能被執行。

中國還有其他被控涉嫌壟斷行為的訴訟。

在維生素C反壟斷訴訟之後，2005 年9月，針對中國企業的第二起反壟斷 訴訟，將中國五礦化工進出口商會和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等17家中國鎂砂企業一起列為被告，其案情結構與維生素C案非常相似。

這起訴訟的原告方也是狀告中國維生素C 壟斷的兩家美國公司之一，承辦該案的律所正是威廉律師所在的律師事務所——Boise，Schiller& Flexner。

2006年2月22日，上述鎂砂反托拉斯案的原告之一，又在同一家律所的幫助下，在美國賓夕法尼亞西區的地區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指控重慶南川有色集團公司、天津澤西礦產加工有限公司、米納克（天津）礦業有限公司以及數家外國企業形成卡特爾，控制礬土的出口價格，違反了美國反托拉斯法。被告中國企業也是五礦化工進出口商會成員。

教訓已很慘重，然而才剛剛開始。

大陸惟一民間骨髓庫十年艱難生存，價值何在◎ 本刊記者 藍方 文lanfang.blog.caixin.com 從北京志願者司南體內抽出的造血幹細胞，緩緩注入山東一名白血病患者的血管。

主治醫生觀察著手術室里正在輸血的患者，撥通了陽光骨髓庫主管蔡元斌的電話。 “她（患者）一邊回輸一邊放聲大哭，感謝捐贈者，感謝你們，給了她第二次生命。 ”這是2013年3月25日，陽光骨髓庫十年間第六例成功移植的案例，也是蔡元斌接手骨髓庫工作後的第一個成功案例。但他仍憂心忡忡，經費拮据已讓陽光骨髓庫的運營和發展陷入困境。 “現在是最困難的時候。 ”蔡元斌說。

陽光骨髓庫是中國大陸惟一民間骨髓庫，其所有經費依靠自籌。每增加一例志願者，就需480元檢測費。它曾發起“陽光天使”行動，希望志願者在捐贈造血幹細胞的同時，也能負擔部分捐贈費用。但“捐髓又捐錢”的倡導，只得到不到五分之一志願者的響應。

2012年，陽光骨髓庫僅增加169份檢測數據。運營十年，總共也只有2760 份捐獻者數據。相對比的是，有國家財政和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官方骨髓庫——中國紅十字會舉辦的中華骨髓庫——至2013年2月底，已有166萬捐贈者數據， 成功捐贈了3309例造血幹細胞。

不斷有人向陽光骨髓庫發問：其存在是否多餘？是否造成社會資源的分散和浪費？甚至中華骨髓庫也向蔡元斌發出過邀約 ：放棄陽光骨髓庫的工作，中國紅十字會為其提供同樣性質的工作崗位。但無論是蔡元斌，還是陽光骨髓庫的發起人劉正琛，依然相信民間行動的價值：打破壟斷，為中國的白血病人和醫生提供更多的選擇。

他們能堅持多久？

陽光骨髓庫起步

劉正琛和他發起的陽光骨髓庫，是一個被媒體反複講述的故事。

2001年，正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讀研究生的劉正琛，被查出患有白血病。醫生給出的最佳治療方案，是骨髓移植。但他發現大陸的骨髓庫從1992年便開始運作，到了2001年，對外公佈的監測數據量卻只有2萬余份，直到2001 年8月，才出現第一例非親屬骨髓移植。

台灣的骨髓庫比大陸還晚一年起步，卻已有20多萬名骨髓捐贈者的資料，完成了400多例骨髓移植。他沒能在北京骨髓庫僅有的兩三百個捐贈者中找到合適的配型。和他一樣等待合適配型的，還有另外400萬血液病患者。多年後，劉正琛從中華骨髓庫一負責人處得知，此人在2001年接手骨髓庫時，拿到的只有一堆磁盤。中國紅十字會在對外宣傳中也不避諱這一段失敗的歷史，認為“資金、技術、觀念”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骨髓庫工作的停滯。

劉正琛有了自己做一個骨髓庫的想法，並取名為“陽光” ，象徵生命和希望。家人5萬元的贊助，成為這個純粹草根骨髓庫的動資金。

他提起父親第一次和北京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接觸，希望其提供一些數據、技術上的支持時，對方惟一的反應是 ：“你們家還有一個腦子清楚的人嗎？”這個讓絕大多數人吃驚的想法，在劉正琛家人和同學的支持下，一步步成為現實。劉正琛動員了100個志願者進行血樣檢測，隨後，借助北大平台，發起“陽光志願者協會” ，通過各種義演、宣傳、演講活動，籌募“陽光500”的經費。2004年，當“陽光1000”行動完成後， “陽光10000”又宣佈動——而這也意味著更大的資金和運營壓力。

從 “地下” 到 “地上”陽光骨髓庫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合法性的挑戰。剛成立一個月，就有媒體朋友直截了當問劉正琛 ：做骨髓庫到底有沒有法律依據，是否有權利接受公捐款。

身份陰影很快變成了現實阻礙。

2002年， “陽光志願者協會”以學生社團身份掛靠于北大，學校方面收到過相關機構的傳真，稱陽光骨髓庫不合法。

2005年，衛生部血液處將劉正琛請到了辦公室，要“瞭解”他們的工作情況。在領導 的辦公桌上，劉正琛看到了一份義正辭嚴的公函，稱陽光骨髓庫擾亂了骨髓捐贈秩序，建議衛生部予以取締。衛生部駁回了“取締”的要求。答複稱，根據國務院412號令（即《國務院對確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設定行政許可的決定》 ） ，衛生部只對“設立造血幹細胞資料庫組織配型實驗室和骨髓移植醫院”有審批權限。而陽光骨髓庫既非實驗室，又非醫院，衛生部無權審批，也無權取締。

這一態度只是暫時平息了業務合法性爭議。為尋得公募權，“陽光”又與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合作，掛靠成立了陽光計劃專項基金，便於接收社會公捐贈。

2006年，劉正琛從北大畢業，陽光骨髓庫也需擴大社會影響力，這個學生社團必須轉型。要成立獨立的 NGO，必須先找到業務主管單位。2006年，時任北京團市委書記的關成華同意掛靠，但未及手續辦理下來，關成華調離崗位；2007年， “陽光”又爭取到了在北京志願者協會下註冊二級協會的機會，同樣是領導人調換，註冊一事擱淺。

直到2008年，劉正琛被選為奧運火炬手，與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同行迎接火炬，終於在旅途中找到機會，與劉淇談起註冊的坎坷。即便有市委書記引薦，前後也花了一年多，方才正式成立了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性質依然是只能向特定群體募款的非公募基金會。骨髓庫則成為基金會的一個業務部門。

資金匱乏

數據庫的大小事關骨髓庫的成敗。骨髓庫的基本工作，是動員志願者，聯繫專業機構為志願者進行 HLA（人類白細胞表面抗原）檢測，結果錄入數據庫，患者可登錄查詢與其 HLA 匹配的捐贈者，再由骨髓庫出面協調，進行 HLA 複檢、供者體檢和最終的捐獻移植。

其中最大支出是檢測費用。檢測機構每人收費480元。費用究竟由誰來出，成為大問題。一概由骨髓庫出面募捐，成本高昂、壓力巨大。劉正琛在與美國骨髓庫的同行交流時發現，美國的捐贈者都會承擔一部分檢測經費。否則，以骨髓庫一己的資金，檢測量只有現在的20%。而在中國，要捐贈人“捐髓又捐錢” ，一時還難以被公接受。無論陽光骨髓庫還是中華骨髓庫，主要都由骨髓庫來負擔這筆開銷。一系列的宣傳動員、組織協調也需要行政成本。僅僅依靠志願者開展工作，顯然也不可持續。中國傳統的捐贈文化是“捐物不捐錢” ，有關捐款可否提取管理費用的討論延續至今，仍未被公廣泛接受。

由於沒有專門的項目經費，工作人員的工資也只能從基金會的原始資金和其他項目中協調。蔡元斌介紹，一個骨髓庫至少需要三個工作人員，分別負責宣傳推廣、配型查詢、捐獻者服務。而目前陽光骨髓庫只能聘請兩個人，工作量頗大。

這也是中國紅十字會骨髓

庫曾面臨的問題。而2001年中華骨髓庫重新動， “吸取前一階段的經驗教訓” ，中國紅十字會首先向財政部求援，要求資金支持。2003年，中央彩票公益金開始支持中華骨髓庫建設，2003年至2005年，財政部調撥 彩票公益金1.78億元用于中華骨髓庫擴 容項目，此後每五年進行一次規劃。

中華骨髓庫發展迅速， 到2011年底，已經建立了31家省級分庫。最新的數據顯示，到2013年2月底，中華骨髓庫已有166萬捐贈者數據，成功捐贈了3309 例造血幹細胞。

相形之下，沒有任何行政資源的陽光骨髓庫力量微弱。發展至今，骨髓庫中僅有2760份檢測數據。支持檢測的捐贈主要來自一些企業家的捐款。近三年來，每年新增的檢測人數都不到200人。

如今距離2004年發起的“陽光10000”的目標仍有漫漫長路。

“病人多了一個選擇”

2004年10月，一位中華骨髓庫的志願者在網上連續發帖，質疑陽光骨髓庫存在的意義。核心觀點是，國家已建立中華骨髓庫，樣本量很小的陽光骨髓庫是多餘的，應併入並共同來壯大中華骨髓庫。

頗具戲劇性的是，此番論戰後不久，陽光骨髓庫第一例骨髓移植成功。患者曉敏首先在中華骨髓庫尋找配型，並未找到與之相合的捐贈者。無意中她打開陽光骨髓庫的網站，竟查詢到了合適的配型。在劉正琛看來，這樣的案例，本身就說明瞭陽光骨髓庫存在的必要性。

“ ‘陽光’讓病人多了一個選擇。 ”剛主持了陽光骨髓庫第六例骨髓移植的方醫生說。她介紹，山東這位患者在中華骨髓庫和陽光骨髓庫都查詢了。初步在陽光骨髓庫配上了三個捐贈者，中華骨髓庫配上了四個。但陽光骨髓庫僅用一天時間便反饋了查詢結果，中華骨髓庫卻用了三四天。對比兩庫志願者的基本條件，方醫生優先選擇了“陽光” 。

談及與“陽光”的初次合作，方醫生感受頗深， “往常都是我們去催著中華骨髓庫，現在是陽光骨髓庫天天催著我們，整個態度是不一樣的。 ”正如2004年劉正琛對網友質疑的回應，在他看來，兩個骨髓庫的數據互為補充，為患者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而骨髓庫的壟斷地位會導致服務質量的下降和效率低下，陽光骨髓庫的存在無疑有助于行業服務水平的提高。

最明顯的案例，是對悔捐率的控制。

所謂悔捐，是指患者通過骨髓庫配型後的各個階段，捐贈者撤銷捐贈的情況。

中華骨髓庫的悔捐率達到20% 左右，甚至每年還會出現幾例術前悔捐——患者已為移植進行大劑量的放療和化療，喪失了造血能力，此時悔捐，根本無法臨時再找其他匹配者，大多數患者最終只能使用親屬不完全匹配的造血幹細胞。

悔捐乃是各國骨髓庫普遍面臨的難題。為了加大擴容速度，中華骨髓庫曾一度採取現場報名、現場登記入庫的方式，但志願者流失率很高。中華骨髓庫有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隨後骨髓庫改進工作方式，完善捐贈確認環節，分離了登記和檢驗。

檢測經費拮据的陽光骨髓庫則對志願者的篩選和動員更為慎重。2005年左右，陽光骨髓庫發現約四分之三的人報名志願者是出于社會壓力或衝動。由是，陽光骨髓庫在報名登記到檢測入庫之間設置了兩個星期的“冷卻期” ，要求志願者在此期間仔細閱讀所有材料，並徵得家人的同意和簽字。而在過去，這一過程是放在捐贈者初分配對後進行。 “若不做調整，可能四分之三的數據都是無效的，也浪費了我們的檢測費用。 ”劉正琛相信，陽光骨髓庫的民間性，督促他們不斷改進工作流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而這反過來也必然會對“競爭對手”——中華骨髓庫有所促進。

讓競爭升級

事實上，中華骨髓庫也尊重陽光骨髓庫存在的價值。 “盡管他們量比較小，但幾年來一直有成功的案例。 ”中華骨髓庫有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陽光骨髓庫的成立有一定的“歷史必要性” ，尤其在兩個骨髓庫發展的早期，陽光骨髓庫的很多工作手法，對他們頗有啟發。

不過，畢竟“中國只支持一個官方的骨髓庫” ，上述負責人表示，民間的骨髓庫，必然會有一些困難，陽光骨髓庫近年來的庫容增加就非常慢。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考慮到社會資源的配置，避免浪費，而工作重心有所轉移。 ”中華骨髓庫曾多次向陽光骨髓庫發出“合作”的邀約，由前者整合資源，統一負責志願者的檢測和數據工作 ；後者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的長處，充分宣傳、發動志願者。劉正琛將此建議形容成“要想合作，必先自宮。 ”盡管劉正琛堅持陽光骨髓庫的獨立性和民間性，但骨髓庫在新陽光慈善基金會中的位置，確實發生了微妙變化。

就劉正琛本人來說，早期醫生將造血幹細胞移植作為他的最佳治療方案。但2002年，他開始服用名叫“格列衛”的特效藥，並被納入贈藥項目，移植不再是首選方案。他逐漸意識到例如大部分兒童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並不需要造血幹細胞移植。2012年起，新陽光慈善基金會進行戰略調整，將更多精力轉向經濟資助、信息服務及公認知與預防。

2012年基金會獲得的1200萬元的捐助，就有967萬元用于對患者的經濟資助。

與此相關，另一個讓同事們歡欣鼓舞的好消息也令蔡元斌高興不起來。多年來一直尋求公募地位的新陽光慈善基金會，近日終於走上正式的申請登記程序，有望成為北京市第一家民辦公募基金會。這樣的變化讓蔡元斌擔心 ：最終的公募款項究竟能有多少用到骨髓庫項 目上——救助類項目直觀且已見成效，更易獲得公捐款 ；而骨髓庫所需資金量大，長期方見成效，募款並不容易。

對於陽光骨髓庫的下一步，蔡元斌有明確的答案：由政府購買服務。他介紹，美國也有兩個骨髓庫，其中美國骨髓庫有600多萬份數據，另一家規模較小的猶太人骨髓庫gift of life foundation 也有60余萬份數據。兩個骨髓庫數據共享，憑借自己的服務競爭公捐款資源。

而現在，陽光骨髓庫與中華骨髓庫已在世界骨髓庫平台上實現部分數據共享。在蔡元斌看來最為理想的模式，即雙方在志願者的質量、悔捐率和工作效率方面進行競爭，平等地從政府或福彩基金獲得購買服務和項目資助。 “這將 是陽光骨髓庫生存下去的惟一路徑。 ”

□ 本刊實習記者 霍冰一 文壟斷國企一直是腐敗的滋生地。9月1日，新華網發佈消息稱，國務院國資委主任、黨委副書記蔣潔敏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在今年“兩會”後出任現職前，蔣潔敏曾任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至此，蔣潔敏為中石油系列窩案中被捕獲的最大一頭“老虎”。此前，中石油集團副總經理兼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王永春、副總經理李華林、副總裁兼長慶油田分公司總經理冉新權、總地質師兼勘探開發研究院院長王道富等4人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近年來發生在中石油、中石化及中海油系統的高官落馬事件頻發。此前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是原中石化集團總經理陳同海，他于2009 年7月因巨額受賄2億元被判處死緩。

同樣坐擁移動通信壟

斷優勢的中國移動集團，自2009年末就一直密集爆發腐敗案件。2009年12月，中國移動原黨組書記、副總經理張春江接受紀委調查。其後，中國移動集團人力資源部總經理施萬中，數據部原副總經理馬力，數據部原部長、卓望控股CEO葉兵以及集團原副總經理魯向東等人先後被調查。其中張春江和施萬中均已被判死緩。2012年2月，原中國移動副總經理魯向東被查。

2013年始，廣東移動重量級高管接連落馬。4月末，廣州移動總經理李欣澤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7月，廣東移動計劃規劃部總經理孫煉被 “雙規”。8月20日，中國移動廣東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徐龍涉嫌嚴重違紀問 題被廣東紀委調查。

同樣被抖出系列腐敗窩

案的，還有“大部制”改革前政企合一的鐵道部。

2012年12月24日，原中鐵集裝箱運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黨委副書記羅 金保受賄和非法持有槍支彈藥案一審開庭。羅金保成為自2010年10月以來落馬的鐵道部高官中受審的第一人。

2011年6月，原哈大鐵路客運專線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杜厚智，因涉嫌在哈大線基建工程和物資投標方面存在違紀行為被免職接受調查。同月，原呼和浩特鐵路局局長林奮強、副局長馬俊飛被中紀委調查。8月，原昆明鐵路局局長聞清良，涉嫌在任太原鐵路局副局長期間存在違紀行為，被免職接受調查。2012年7月，原鐵道部運輸局副局長劉瑞揚，因天價宣傳片而牽出嚴重違紀問題接受調查。

2011年2月，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被免職並接受調查，其後不久，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也被停職審查。2013年7月8日，劉志軍因受賄、濫用職權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劉

志軍“窩案”中落馬的原

鐵道部運輸局副局長蘇順虎和張曙光也于近日被提起公訴。9月4日，法院審理了蘇順虎涉嫌受賄案，蘇被控在2003年至2011年間利用職務便利受賄2400萬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