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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培訓暗含退費陷阱？

立於深圳街頭的韋博英語廣告牌。（馮佳雯/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4月13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繳學費不過分秒，退尾款耗時數月 英語培訓暗含退費陷阱？》)

英語培訓對提升個人能力有一定幫助。這個行業也存在良莠不齊的現象。如果將銷售課程比作釣魚，那麽從營銷專員公開派發英語培訓傳單的那一刻，漁夫就已經甩出了魚鉤。

從廣州地鐵3號線市橋地鐵站C出口出來，再走三百多米，就能看到華爾街英語（以下簡稱“華爾街”）的巨大招牌坐落在鉆匯珠寶廣場一樓，相較於它的財大氣粗，一街之隔的韋博國際英語（以下簡稱“韋博”）的店面擠在一堆快餐店和便利店之間，顯得不甚起眼。

19年前，還是華爾街員工的高衛宇出走，一手創辦韋博。19年後，華爾街英語成為了英國出版業龍頭培生集團的旗下品牌，和朗文、柯林斯並肩而立，韋博則是非學歷民辦英語培訓機構的翹楚。華爾街、韋博、英孚、美聯、新東方等兩萬家培訓機構共同蠶分中國英語培訓市場每年超過300億元的大蛋糕。現在，東自上海西至新疆，南自廣東北至黑龍江，英語培訓機構幾乎已成為省會城市的標配。然而，這塊迅速膨脹的市場蛋糕背後，有一套屢遭詬病但難以解決的退費規則。

選課容易退課難

半年前的一次“沖動”，讓樂小梅至今懊悔。2016年10月29日，是她到深圳的第二天。在深圳市南海大道上，一名英語推銷員突然攔住了樂小梅，拉她進了南山區韋博國際英語培訓中心。

當時，一位名叫Olivia的課程顧問接待了樂小梅。推銷課程的套路跟各英語培訓機構類似，從籍貫、教育水平、工作狀況、為什麽學英語開始發問，探清學員的經濟能力和學習意願，以評估對方能夠承受的價碼，Olivia開始投出餌料——“她說學了課程後，去做外貿，工資可以達到四千。”據樂小梅回憶，當時Olivia給了她一個學費金額：30600元，這是她一年半的課程費用。

當天，樂小梅留下了兩百塊註冊金。隨後的一周內，Olivia不斷通過微信同她聯系。一周後，雙方達成上課協議，選擇百度錢包的分期貸款。

在這家培訓中心，比樂小梅早兩個月報名的池靜也選擇了分期貸款交付學費的方式，她選擇了建行信用卡分期貸款。而申請信用卡也異常簡單：複印身份證，再填一張申請表格，其余的操作，都由工作人員完成。不到十天時間，池靜就收到了信用卡，開始了每期償還1154元，為期24個月的漫長旅途。

2017年春節後，樂小梅向韋博提出退款。2月17日，她見到了課程顧問CC。CC稱，韋博方面不同意退還課程全款，但可以將小梅原定4個等級的課程改為1個等級價值16400元的課程，小梅只需繼續支付6個月的貸款，6個月後韋博會向百度錢包申請取消小梅的培訓貸款。CC說：“按照合同上看，超過一個月退學，是沒法操作的。我們除了一個月的學費，就是一個級別、兩個級別、三個級別（的退費方式）。”在等待韋博回應的日子里，樂小梅又多交了兩個月的貸款。

動輒三四萬的學費在被月貸分解成更小單元後，似乎變得可以承受。樂小梅說，但學員在涉及超過萬元的合同上簽字的那一刻，卻很少考慮到退款的問題。

2017年3月23日，國家工商總局等部委與社會機構在北京聯合舉辦的社會教育培訓行業與消費者權益保護論壇上公布了一個數據：68.61%，這是消費者對英語教育培訓行業的滿意度。換一種說法是，30%多的英語培訓者對課程產品感到不滿意。退款、服務和合同是最令消費者頭疼的三類問題。

在合同與法律之間

退款難，並非只有韋博。

在一個名為“英孚退款新長征”的QQ群，趙璐是管理員，也是英孚退款問題的受害者。一年多來，他一直通過這個群幫助學員申請退款。在這個群成員超過七百人的群里，每天都有學員討論該如何退課。

實在退課不了，就鬧場，這是趙璐他們看來最有效的解決方法。“他們做不了生意，有直接損失。你走法律程序，他們有法務部門，你就沒有理由再去中心鬧，再鬧對打官司只有不好的影響。”

據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份判決文書顯示，2014年10月，西城區英孚語言培訓中心一名學員前後三次通過到培訓中心靜坐、穿標語T恤、拉橫幅鬧場要求退課。隨後雙方對簿公堂。在一審敗訴後，該學員向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盡管該學員已經上了近一年的課程，但法院仍然判學員勝訴，並獲得23000的退課費用。

英孚《退費管理辦法及退費流程》上寫明，協議生效30天內才可申請退款。30天之後怎麽退課，卻未在合同上寫明。行業默認的規則是，超過合同期限退費，需要繳納違約金。

“退課違約金一般占學費20%，”趙璐說，“你再僵持，他就把錢降到15%，10%。雁過拔毛唄，你不能全身而退。”

韋博《學生入學註冊合同》註明三十天內的退款手續費高達6800元。三十天後的退款，“按照韋博中心公示的收費標準協商處理”。

2005年國家發改委印發的《民辦教育收費管理暫行辦法》中，對退費辦法僅以寥寥數語帶過：“民辦學校學生退（轉）學，學校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退還學生一定費用。具體辦法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制定。”

雖然目前各省市已發布了相應的退費管理辦法，但管理辦法不統一，消費者能夠索回的費用也不盡相同。北京市教委在《北京市民辦學校退費指導意見》中規定，上課未過半，培訓機構應向消費者退還余下課程費用。寧波市發改委下發的《寧波市培訓機構收費退費管理暫行辦法》則規定，自行退學的學員，學時未滿三分之一才可申請退費，也只能退原課程費用的50%。廣東省教育廳則把退課劃分成了五個階段——超過五分之三的課時，不予退費。

2013年，華爾街英語率先承諾將退款合同時限從原先的30天延長到合同有效期全程，但網上仍不斷爆出投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第三方投訴平臺21CN聚投訴上檢索到，從2016年1月至今，在該平臺上以“華爾街英語”為標簽的投訴量高達114起，投訴完成率為67%。《中國經營報》《北京晨報》《深圳晚報》等媒體都先後報道過關於華爾街投訴的新聞案例。

一個名為“華爾街英語退款聯盟”的豆瓣小組成員已經超過1200名，在QQ群上檢索“華爾街退款”，能搜索到四十多個相關QQ群。在南方周末記者加入的一個名為“華爾街英語退款專群”的QQ群里，群成員近500名，群文件里有大量學員退費案例、法律文件和新聞片段。這些QQ群大都由退款學員所建，以便於退款無門的學員交流退費經驗。

北京盈科（合肥）律師事務所律師郭波認為，退費管理辦法雖然對消費者權益進行了一定保護，但對培訓機構的約束相對比較寬松，消費者的權益保護仍主要依賴雙方的合同約定，但目前尚未有法律就此問題有明確規定。

趙璐說：“有的學員不知道有途徑可以退，有拖了一年、兩年，甚至有的課程都結束了，但合同也結束了。”

野蠻生長的提成法則

“你想要更好的服務，當然就要更貴的價格。”韋博廣州某中心的一名課程顧問說，“這就像高手過招，如果你的基礎很好，老師不用再去督促你。”隨後她列舉了該中心一個成功的學生案例——三個月時間，托福從67分考到109分（托福滿分120分）。

該中心的一名市場專員對想退費的學生表示了不理解：“我們第一個有課程老師，第二個有英語教練老師，還有一個任課老師。難道有這三個老師都沒辦法幫助你提升英語學習嗎？”

“只有那些學得不好的，或者不想學的，才想退費。”她補充道。

在與該中心一街之隔的華爾街英語顧問華小姐那里，英語成為了可變現的語言工具。“教育就是投資。”她明確表示。隨後她描繪出了一幅高收入的未來圖景，不過，一切都建立在購買了培訓機構課程的基礎上。

華小姐在一張白紙上畫出一幅橫縱坐標，在四個象限內標註了華爾街、英孚、韋博、美聯四大英語培訓巨頭的名字，熟練地為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業界情況。

“華爾街和英孚是外企，剩下兩家是民營企業。韋博的模式和華爾街相似；英孚定位在12至18歲的青少年，品牌主打重大賽事誌願者英語培訓；華爾街的合作單位是南方電網、上海世博；美聯偏向於傳統教學。”

有沒有便宜的？當然有，華小姐介紹，以補習班形式存在的新東方、智慧樹、藍天英語等，費用在幾千左右。

“為什麽價格這麽高還有人來學習呢？因為有這個市場的需求，更多人需要這個增值，這個課是值得投資的。”

這套邏輯自洽的成功學思維內嵌於一套完整成熟的商業模式之中，支撐它運轉的是英語培訓機構經過多年發展而演化出的各個角色。如果將銷售課程比作釣魚，那麽從市場專員在各大商圈或地鐵口派發傳單的那一刻，漁夫就已經拋出了魚鉤。

一份來自華爾街內部培訓的資料圖顯示，市場專員在派發傳單時的黃金客戶是25-35歲，打扮年輕時尚的人群，70%為女性，30%為男性。

探知學員消費訴求的課程顧問是主力軍，他們的推銷能力直接決定了會有多少條魚上鉤。

一位了解華爾街銷售模式的英語培訓行業內部人士稱，每月，課程顧問都有銷售指標，從10萬到20萬元不等，每年銷售指標都在漲。銷售指標的漲幅最直接體現在課程售價的波動上。華小姐透露，自她入職的十一個月以來，華爾街已經漲過四次價，每次漲幅均在兩三千。

該名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教育培訓行業有淡旺季之說，例如寒暑假就是旺季，客戶越多，銷售指標自然水漲船高。從十萬、十五萬到二十萬，每完成一個指標，都有不同的提成點。底薪、個人指標，再加上團隊指標，就是一名課程顧問最後能拿到的工資。

南方周末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檢索到一份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於2015年公布的民事判決書。該判決書為英域成語言培訓（上海）有限公司（系英孚在滬註冊名稱）與英孚大寧中心一員工的勞動合同糾紛。

“如果有人退款，我們就會收到警告信，然後我們就被開除掉。”判決書里，一名員工這樣對律師說道。

談話筆錄顯示，根據獎金計劃，中心凈收入達標率80%以上，員工可獲季度獎金。季度獎金有一套計算公式，其中，中心凈收入是重要因子。中心凈收入則為當期總收入減去總退款。

課程顧問如果沒有完成指標，很可能面臨無法接待咨詢客戶，甚至無法休假的局面。如此巨大的業績壓力下，如何創造出更多的指標？創造需求、制造幻境、刺激消費，和一切推銷沒有任何區別。

英孚教育中國區CEO費比然（Bill Fisher）2012年12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們所銷售的產品是一個無形的產品，它的實現需要情感力量的支撐。我們做出承諾幫助學員達成學習英語的目標或夢想，但是有些人並沒有完成……我們因此要承受他們對於產品的抱怨和批評。如何激發學員在情感領域的學習動力，這是很大的挑戰。”

法律主體不明帶來監管難題

2016年11月，池靜被公司調到廣州工作，母親做了子宮肌瘤手術，手術費加上醫療費，一共超過三萬元。經濟壓力，加之上課質量難如人意，11月末，池靜決定向南山區韋博國際英語培訓中心申請退款。此時，距離她的課程結束，還有一年零九個月。

在見了課程總監、銷售總監、中心校長後，對方以池靜缺少銀行分期貸款收據為理由拒絕退款，隨後又改口稱可以用其他學員的收據來抵，但一拖再拖仍未給池靜答複。

在漫長的退款拉鋸戰中，池靜不得不每月償還貸款。

國家工商總局消費者權益保護局12315處長張道陽2017年3月曾公開表示：“主體法規的不明確給行政部門的監管帶來了難題。”他透露，目前正在制定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中第35條對社會教育培訓企業的經營行為進行了框架式的規定。

深圳市教育局職業與終身教育處專門負責深圳市非學歷教育機構的監管工作。2014年3月起，該部門就設立了投訴熱線，每年受理三十多起投訴。其中涉及最高的金額為3.5萬。

該部門相關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作為消費者，要求退費的英語培訓學員向該部門提交書面材料翌日，教育局就會立即聯系區域內的培訓機構核實情況，調解糾紛。若調解不成，則根據《廣東省民辦非學歷教育機構退費管理辦法》進行退費處理，最終途徑是走消委會或法院進行後續處理。

2017年2月，樂小梅辭掉工作，跟姐姐回到了貴陽農村。但她和韋博方面的退款談判還在僵持：原價格30600元的課程，她只上了三節課，幾經溝通，對方答應只扣除4200元的違約金。雖然相比早前的9200元違約金少了一半，但對方還是沒有給她簽訂退課合同，還得繼續償還百度錢包的貸款——每月1540元。

池靜的母親做完手術後，在廣州調養，池靜照顧她。每月的7日，是她的還款日。向深圳市教育局成功投訴後，她終於趕在2017年4月7日到來之前，結束了還要繼續償還貸款的夢魘。

（應受訪者要求，樂小梅、池靜為化名）

“培訓貸”調查：受騙者先被洗腦 維權或困難重重

記者　趙麗 實習生　戴夢嵐

“求職少年李文星之死”引起社會各界對打擊傳銷的重視。近日,四部門聯合發文要求專項整治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的傳銷活動。

然而,《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在“招聘、介紹工作”背後,不只有傳銷騙局,還有一類專為大學生挖好的陷阱——“培訓貸”。

所謂“培訓貸”,就是培訓企業與信貸機構合作,由剛畢業的大學生以個人名義向信貸機構貸款作為“培訓費”,“培訓費”直接打入企業賬戶,大學生無需出錢就能接受“培訓”。部分信貸機構為了牟取高額利潤,可能存在放寬對貸款人資質、身份的核實,進而誘導大學生進行分期貸款。

信貸機構將“培訓費”打給企業,這一過程雖然標明了利息,但貸款過程中還有高額的“咨詢費”“服務費”等,這些錢都由大學生個人承擔。此外,一旦大學生接受“培訓”,信貸機構放了款,這些大學生剛剛畢業尚未就業就已背負了貸款。

招聘機構積極推銷“培訓貸”

8月15日,《法制日報》記者在某大型信息平臺App上搜索“計算機”領域的招聘職位,發現中青才智教育投資(北京)有限公司招聘多個IT技術崗位,記者與其招聘人員互加了微信。

這家公司招聘人員的微信名稱顯示為“中關村軟件園杜老師”。

據“杜老師”介紹,這家公司是“國家事業單位,政府主辦,是軟件園的管理單位”,並且“是全國獨一無二的國家級的大學生就業實訓平臺,由國家發改委投資建設,是中關村軟件園重要的配套工程,為國家級工程教育實踐中心”。

記者質疑說:“公司名稱看起來不是國家的事業單位。”“杜老師”隨即改口:“我們公司的全稱叫做北京中青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我們是園區的管理單位。”“杜老師”繼續對記者說:“我們實訓完繼續在園區內企業就職。”

記者隨後在“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平臺網站”上找到一份《關於以中關村軟件園名義發布的實習生、實訓生招聘信息的說明》,文中提到“未以任何名義或授權其他機構在互聯網上發布‘實習生’‘實訓生’‘就業實訓生’等招聘”。

記者將這份“說明”發給“中關村軟件園杜老師”,“杜老師”隨後答複:“我們原單位名稱叫北京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2010年人才基地擴大了規模,現在的人才基地叫中青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現在的中青中關村軟件人才基地、辦公地點仍在原來園區的九號樓(人才基地原址),工作人員80%以上還是原來的班底,承接了中關村軟件園人才基地之前的所有工作。”

記者隨後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查詢“中青才智教育投資(北京)有限公司”,發現該公司被工商部門列入“經營異常名錄”,且許可經營範圍中並沒有“教育培訓”這一項。

至於“杜老師”所說該公司是軟件園的管理單位,記者進一步核實發現,中關村軟件園由北京中關村軟件園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設立和管理,中青才智教育投資(北京)有限公司並不是園區的管理單位。

即使質疑不斷,但“杜老師”仍然給《法制日報》記者發來一份宣傳材料,上面顯示培訓需要交“實訓費用”,分為兩種方式,可任選一種付款方式。一種付款方式為一次性付費17800元,第二種則是就業後付費19800元,也就是正式工作兩個月後在一年內分期支付,工作之前不用支付任何費用,同時實訓期間享受1500元的現金生活補助。不過,在培訓期間要交住宿費每月300元至450元,生活費自理。

記者表示培訓費用太高,一下拿不出這麽多錢。“杜老師”說:“這是屬於就業貸款,無需任何抵押和擔保,這個費用是由國家正規的銀行先為你支付的。”

記者表示1500元補貼交完三個月房租就沒有了,“杜老師”說:“如果實訓期間生活費仍有困難,可以申請生活費貸款。”記者詢問生活費怎麽貸款,學員是自己去銀行網點貸款還是公司幫忙貸款?“杜老師”表示這是軟件園幫忙辦的。

記者問辦貸款需要提交哪些材料,“杜老師”稱自己也不清楚,“好像只要身份證就可以”。

記者了解到,去銀行貸款一般都需要貸款人本人前往。

隨後,“杜老師”要求記者將畢業證、學位證、學信網的照片發給他,他審核通過了才可通知前往辦公地點。

“洗腦”後推出貸款培訓建議

“去年,我畢業找工作時就遇到一個‘培訓貸’騙局。打著名企的幌子,實際上是個培訓機構,有專人一對一洗腦,不斷貶低你的專業、貶低你的職業規劃,在你心灰意冷的時候開始吹捧他們的培訓,兜售他們的職業規劃,讓你參加他們的所謂量身打造的職業培訓,當然還有不菲的培訓費。如果你說沒有錢交培訓費,他們就說可以簽個協議,培訓結束當你工作時從工資里扣除。”來自河南,目前在北京從事快遞行業的周小泉說,“我現在幹快遞就是為了多掙錢快點還錢。這些人非常可惡,他們就是利用一些家境貧困的畢業生急於找工作補貼家用的心理實施詐騙。”

據周小泉介紹,培訓公司想方設法進入大學校園,或通過問卷調查,或開設講座,或以招聘為由,用嚴厲的詞語攻破學生的心理防線,讓學生懷疑自己的能力,並順勢建議參加培訓。在這個過程中,培訓機構甚至會提前雇傭好“水軍”,在貼吧、問答平臺上刷好感,以防大學生一時懷疑上網搜索。有的培訓機構甚至在公司顯眼位置粘貼某些知名企業的標識,讓參與面試、培訓的人產生聯想,並借此“營造”公司的良好形象。

當學生想參加培訓卻因資金不足而猶豫不決時,培訓機構就會順勢提議通過貸款平臺貸款交培訓費用,或者用各種虛假條件誘騙大學生申請貸款。十多名被騙大學生告訴記者,在貸款過程中,幾乎全部是培訓機構一手包辦,沒有貸款平臺的工作人員在場,只需一通電話或簡單簽字就完成了貸款過程。針對五花八門的崗位要求,培訓課程的價格也參差不齊,學費通常是1萬至兩萬元,而貸款利率普遍在10%以上。

此外,有被騙的大學生告訴記者,如果想要中途退出培訓,還需要向培訓公司交學費20%的“違約金”,有的“違約金”甚至高達培訓費用的40%。

一名受騙大學生告訴記者,被告知中途退出需交“違約金”後,他算了一下賬,由於自己已經學了大半,退出培訓交的“違約金”比培訓費還要多,“退的時候,培訓費按天算,但是還要算上5000元‘違約金’,有的學員以曝光企業為條件才獲得了退款,但仍交了一筆‘違約金’。然而,即便退出培訓,學員仍背負著每月向貸款機構還錢的負擔”。

受騙者維權或困難重重

那麽,受騙的學員是否可以起訴?

北京律師周雲表示,學員與借貸機構的借貸條款是合法有效的,學生的貸款需要依約償還；至於學生交給培訓機構的學費,可以以違約為由起訴,比如,有的培訓機構並無辦學資質、承諾的畢業後薪金水準未達到等。

“這種‘培訓貸’可能涉及合同詐騙行為。單從民事角度看,這是典型的教育培訓合同糾紛,參加培訓者要想取回已交納的培訓費,要麽解除合同,要麽撤銷合同。根據合同法規定,可撤銷合同主要有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訂立時顯失公平的合同。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合同的解除,主要涉及約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周雲向記者介紹說,申請解除合同需要註意幾點,“在簽訂合同過程中,培訓提供方是否有欺詐行為；其次,在合同簽訂階段,培訓提供方是否有誇大宣傳,構成重大誤解”。

在周雲看來,申請確認合同無效的主要焦點在於,“就設立培訓的架構而言,是否取得培訓教學資格、是否有辦學許可證”。“但是,參加培訓者是不是沒有一點責任呢?不是的。‘培訓貸’主要涉及的是剛畢業的學生,他們在簽約時已成年,屬於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若不存在導致合同無效的條件,則應按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

不過,在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看來,此類維權困難重重。

“騙取消費貸款方法,通常是騙貸人和商家、服務提供商串通分成,比如曾經有媒體曝光過的‘醫美貸’,或者商家欺騙申請人貸款,後者不知道自己貸款了。‘培訓貸’的流程看起來似乎很正常,申請人也知道自己申請貸款,不少學生也確實完成了課程。”上述業內人士對記者說,目前所說的培訓行業騙貸主要是招轉環節的加入讓很多原本並不想去培訓的人選擇參加培訓,讓這些人有被欺騙的感覺,尤其是在最後的培訓結果不滿意時,這種欺騙感尤其強烈。

為什麽陷入“培訓貸”不好維權?《法制日報》記者調查多日發現,“培訓貸”幾乎都發生在IT業培訓,而非其他行業領域。上述業內人士解釋說,IT“培訓貸”不同於其他的貸款,在各個流程上是沒有問題的,也就是在法律上幾乎是沒有什麽可以起訴的點,因此在貸款之後沒有很好的辦法進行維權。最近騙貸風波不斷在網絡上出現,就是因為很多人沒有辦法訴諸法律。

“即便是急需資金周轉,大學生本身也不具備貸款的資格。從自身的經濟基礎到抵抗風險的能力,大學生都不符合借貸的條件。所以,倘若有培訓機構或借貸平臺要求或允許大學生借貸,這個機構平臺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問題,不符合正常的工作程序和要求。”在江蘇銀行從事貸款業務的江雪對《法制日報》記者說,貸款不是想貸就能貸的。就個人而言,只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具備還款能力,在遇上一定的資金壓力時,才能考慮可承擔範圍之內的貸款,以緩解當前困境。所以,對於沒有穩定收入來源、缺乏風險管控能力的大學生而言,除助學貸這一類貸款外,應該遠離消費性貸款。

線下語言培訓沒必要存在，線上1對1也將被替代

火柴盒觀察 2018-01-30 11:24

作者✎ 張乘輔

2016年底，金磊有了創業的想法。

不久後，金磊從猿輔導市場副總裁卸任，創辦在線少兒英語培訓魔力耳朵，專註1對4小班課，面向5-12歲學生。

金磊曾在新浪科技負責科技媒體，在獵豹負責全球市場。媒體人的經歷讓他看慣了創業企業的沈浮，全球市場的搭建則讓他身臨全球化的第一線。他預測，未來溝通的底層氣候正悄然變化，而少兒英語便是第一個入口。

“我們認為少兒英語是未來的趨勢，然後我們也進行了調研試聽，發現這個市場確實還有機會”，金磊表示。

一方面，當時行業里並沒有好的產品。金磊進入在線少兒英語培訓市場時，幾乎都是1對1模式，沒有人願意做1對多。“因為1對1有很好的現金流，做1對多有點費力不討好，但我們認為1對1明顯缺失了語言所需要的溝通交流”。

另一方面，“銷售導向”的1對1讓教育企業樂此不疲，給小班課留下比較大的空間。1對1是銷售導向，並不是產品導向，“跟家長解釋1對1相當於提供VIP服務，家長一聽專門輔導自己的孩子，認為效果應該很好，1對1就是這樣占領家長心智的”。

看到問題和機遇後，金磊和趙莎莎、馬俊如等人一拍即合，決定組團幹上一票。

就是1對4了

2017年3月初，主打少兒英語小班課的魔力耳朵正式推出。

在這之前，團隊先研究開發了學生分級系統和預約排課系統，“只有通過分級才能將學習水平相近的安排在一起上課，排課系統更為重要，它關系著滿班率以及這個生意能不能算過來賬”。

當時行業里也有玩家把目光從1對1轉向了1對多，但卻在1對2到1對6之間的模式上猶豫不定、爭論不休。

“就是1對4了”，金磊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首先，1對5和1對6的問題在於時間不夠。一堂課三十分鐘，5、6個孩子上課，很難保證每個孩子的開口次數和互動效果。

其次，1對2也是有很大問題，一旦有學生請假，就會變成1對1。而在線小班課的教材和課程都是為一對多設計的。

最後，選擇就落到了1對3和1對4上。“其實1對3和1對4都沒有太大問題，我們選擇1對4是考慮到互動環節中涉及兩兩分組進行PK”。

從教學效果來看，1對4更符合少兒語言教育產品的特性。前面也提到1對1屬於“銷售導向”，而1對4則是“產品導向”，1對4可以讓學生之間互動交流。“不少家長對一對多存在誤解，認為雖然收費低，但學生數量多，平均到自己孩子身上的學習時間必然減少”，金磊表示，“經過在測評課中反複試驗，我們最終將上課人數設定為4個人，既保證了學生之間的互動，又可以保證每位學生的開口次數，我們還設計了標準化上課流程，具體到每一分鐘的教學任務，從而能夠保證學習效果”。

商業模式上，1對4解決了1對1規模不經濟的問題。“現在1對1模式里，效率低，成本高。提高平臺利潤率，只通過提高學生客單價或降低教師成本兩種方法，前者會增加家長的負擔，後者會降低課程的質量”，魔力耳朵將一節課的成本分攤到4個學生，在保證教學效果的前提下，還能提升企業利潤，降低家長負擔。“來自二三線城市的家庭也能負擔得起，這也擴大了魔力耳朵的潛在市場”。

現在，有教未來、VIPKID、51Talk都選擇進軍在線小班課業務，並且也都選擇了1對4。

砸錢砸不出教育效果

“當行業里的巨頭殺入1對4，你不擔心？”我問道。

首先，教育不是平臺，即使是平臺性的企業也無法壟斷。“2002年，新浪、搜狐、網易三大門戶霸占著整個互聯網的流量。但後來百度、阿里、騰訊依然能顛覆門戶，成為新的超級流量入口”。平臺性的企業都無法壟斷，教育產品就更不可能壟斷了。

其次，在線教育的滲透率特別低。雖然VIPKID稱年盈收五十億，但相對於整個教育盤子，所占的份額還是很少。據艾媒咨詢發布的《2017年中國在線教育行業白皮書》統計，2018年市場規模將達到3480億元，整體市場潛力巨大。而目前在線一對一少兒英語在一線城市的滲透率也不高，北京達到12.8%，上海是9.9%，廣州占3.6%。

最後，產品力是最核心的競爭。“在做科技頻道時，我看過太多企業的起起伏伏，2007年那會，所有人都認為諾基亞就是手機的巔峰，一年出五十多款機型，滿足人們方方面面的需求。但最終呢？喬布斯發布了iphone，用一款機器就刺破整個市場，顛覆了整個的格局”，金磊說道，“我發現產品才是最核心的，所以做魔力耳朵的時候，我更重視這個產品能不能把孩子教會，能不能讓孩子喜歡，這是最重要的。”

面對當前在線教育企業都在燒錢獲客，金磊認為任何時候獲客都有紅利期，但紅利期遲早會消失，砸錢是砸不出好的教育效果的，最終拼的還是產品力。

金磊稱，獲客的問題不僅是在線教育行業突出，其實在各行各業都是很普遍的。比如手機行業，小米憑借線上新媒體的紅利爆發，oppo、vivo依靠線下店的渠道紅利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即使小米和ov吃到了一定階段的紅利，華為最終也還是追上來了，說到底，最終拼的還是產品力。

並且，教育產品本身的積累特別重要，不像單車可以通過資本瘋狂擴張。所以，就教育行業而言，有錢可能使不上勁兒。家長很看重教育的質量，一個教育產品如果續費率做不到80%以上，轉介紹率達不到50%，這個產品本身就存在問題。

在教育行業中，產品力主要體現在三個部分：教研、師訓、自有平臺建設。

具體到魔力耳朵上。魔力耳朵強調界面和課件的設計，整體輕松活潑，讓孩子學習沒有壓迫感。互動方面更強調孩子們在一起互動交流，為此也設計了很多互動環節。同時還設計了課前預習和課後跟讀，兼具實際性和趣味性。“我們的外教每天會結合課程內容，錄一段美國正在發生的小視頻，家長就可以帶著孩子一起跟讀練習”，金磊稱。

線下語培沒有存在的必要

自2013年開始，在線教育便喊出了“用互聯網顛覆傳統教育的口號”。

當下，在線教育和傳統教育正在角逐。

金磊認為，像擊劍、賽馬等重實踐的項目，必須還得選擇線下的傳統教育。但對於語言類培訓類的教育，線下培訓機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就語言培訓而言，線下能實現的線上都能實現，並且在線教育還有很多優勢。比如，通過統計學生開口次數，老師就能及時采取措施，保證學生學習效果。而且在線教育還能解決優質師資分布不均的問題，外教資源更是能便捷地服務全國各地的學生。當然，線下的托管需求仍然存在，但其本質上也不屬於教育了。

此外，線下教育天然存在“缺陷”，用戶除了要負擔教育費用還要負擔地租等成本。並且，線下教育的固定地址限制了它的獲客半徑。隨著機構成本的不斷提升，消費者也需要付出更多的費用，從而導致惡性循環。

於是，在線教育就乘著互聯網的風扶搖而上，最突出的便是少兒英語培訓。從菲律賓外教教成人口語，發展到歐美外教教少兒英語。從VIPKID在8月完成2億美元D輪融資，到瑞思學科英語在10月敲開納斯達克IPO的大門。我們能夠發現，少兒英語早已風起雲湧，整個產業持續沸騰。

在線教育超過線下教育遲早會發生，但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畢竟教育本身是一個比較慢的產業，金磊表示。

*本文由火柴盒原創，作者張乘輔（微信：18710037601），審核韋龑。如需轉載或尋求報道，可聯系作者及火柴盒（ID:huochaihejia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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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歡它，但不得不把錢交給它” 培訓班如何占領學校“減負”後的地盤

只要重點大學和重點高中的入學機會是稀缺的，家長給孩子“增負”的需求就難以降低。

“教育的本意是‘教養’，但是現在社會的教育焦慮不是為了教養，而是為了獲得進入更高社會的門檻和更多的機會。”要改變這點，社會要給普通人提供更多階層流動通道。

“如果需求側不發生改變，供給側的調整就無法治本，甚至會導致教育培訓市場在大規模清理整頓之後，被少數幾家壟斷的現象。”

93%的中國內地父母，都正在或曾經為子女支付私人補習費用，高出63%的全球平均水平。這是匯豐銀行發布的2017年全球調查報告《教育的價值》中的調查結果。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誌文的觀察，10年前，一線城市上輔導班的家庭還不到30%，現在，北京、上海的家庭年度輔導班開支超過10萬元的比比皆是。十年時間，校外輔導從“可選項”變為“必選項”，幾乎成了學齡孩子家庭的常態。

“減負”政策也隨之從校內延展到了校外。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總局等四部門印發了《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

該通知最為人們關註的有三點：要求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開展“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堅決查處將校外培訓機構培訓結果與中小學校招生入學掛鉤的行為；堅決查處中小學教師課上不講課後到校外培訓機構講，並誘導或逼迫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機構培訓等行為。

南方周末記者多方采訪家長、老師和校外機構，發現校外培訓的癥結在校內。因為優質教育資源有限，為了考上更好的學校，家長在“減負”的校內學習之外給孩子“自主增負”。因為家長的需求旺盛，校外輔導機構的市場就格外火爆。

對於校外輔導機構，一位家長說，憎惡談不上，主要是焦慮和無奈，孩子累、收費高，“我肯定也不喜歡它，但不得不把錢交給它”。

重點大學名額有限，補不補？

葉非是一名上海三年級女生的父親。從幼兒園中班開始，他們家就走上了校外培訓之路，一開始是興趣班，“小主持人”、武術之類。也報了“看圖說話”課，其實是語文輔導，因為家長群里在傳播一種焦慮，如果不補拼音和寫字，一年級完全跟不上。

進入小學，他們開始讀校外機構“學而思”的奧數班，早先還因為入學名額緊張，需要早早排隊。三年級，他發現女兒英語落後了，於是加上了英語課。“語文沒報，實在是沒有檔期了。”他說。

他家的校外輔導主要安排在周末，占掉一天半時間。大人需要陪讀，基本是坐在教室外面刷手機。每個月的校外輔導花銷在3000元以上，算是少的。

葉非的女兒說，“班級里很多都補”。數學語文應該補，英語是必然補，因為家長會上老師說了“如果你小孩真的要學會英語，必須要在外面補”。

因為公立學校的英語教學要求太低，遠遠達不到升學選拔的要求。比如葉非女兒現在三年級，剛把字母學完、開始學打招呼，但在校外輔導班已經教“祈使句”了。而一些來自名校的學生已經學過了祈使句、過去時這些知識。

為什麽要趕上他們的進度？主要是為了小升初的選拔。對於目前滬上炙手可熱的民辦名校來說，面試就是為了擇優，並不以“綱”為限，英語面試“超綱”就是很自然的。雖然相關部門也給了各種限制，比如小升初的面試不允許選拔類的測試、不能帶紙筆進去，但是葉非了解到，有的現場會一人發一個iPad作答。

只要名額有限，學生就會競爭。“並不是我們家長神經病，一定要把孩子逼死。孩子是自己的，教委怎麽可能比家長更愛我們的孩子呢？如果學校里教的和選拔機制匹配了，我們就不補。”葉非說。

一位在廣州兩所校外輔導機構教語文的老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與考試內容相比，現在校內的教材太簡單了，更像是活動大綱，沒有豐富的習題和講解。“教材不講，但考試都會考”。學生們只好去上輔導班、買參考書，因此也活躍了教輔書市場。

“在重點大學入學名額有限的情況下，誰敢放松課業？學校減負，減少教學時間和作業，那正好被課外培訓機構接手。”他說。

校外的應試教育“幹貨”

在校外輔導機構的教學中，讓葉非最不滿意的，是過於應試。從前他寄期望於激發孩子興趣的地方，卻承擔起了從前學校的角色——填鴨式教學。

比如最近，他三年級的女兒用了兩個小時，就在校外輔導機構學完了數學的“分數”，用一些朗朗上口的口訣解出了題，但是對於這個概念到底什麽含義，“孩子是懵的”。

校外機構會把知識點細化成一個個關卡，孩子學完了就會在“成長樹”上打個鉤，解鎖新成就。葉非說，這讓家長看到花錢的效果，但是知識的積累和“吃透”很難衡量，“成長樹”的方式更直觀，雖然孩子可能不是“學會”，只是“記住”。

在一家著名校外輔導機構教書多年的老師王強也對南方周末記者坦陳了這種功利性。

按照正常的教學順序，英語是“課文－單詞－語法”三步，數理化是先有問題導向，再引出理論和分析。但是在輔導機構，會直接砍掉“課文”和“問題導向”的部分，直接進入“幹貨”，背單詞、記解法。他說，其實這符合不少學生和家長的願望，他們不覺得積累和循序漸進有什麽用，認為是在浪費時間，看不到效果。

對於學生來說，應試習慣甚至已經阻礙了正常交流。比如在語文作文中，學生不關心文章怎麽寫得好，只關心得分點，看到“記敘文寫作註意情節的抑揚起伏”這樣的要求，會問：“是不是有句子交代‘抑揚起伏’就給分？”

“應試教育是真不分校內、校外的。”王強感慨，要“素質教育”肯定要淡化考試，但有選拔、有考試最終攔在那兒，就要分出高低優劣來，家長的焦慮總會爆發出來。

關於是誰在要求“應試”，一家培訓機構的創始人也委婉地說，在這個市場里，輔導機構是被動的一方，家長才是主動的。需求決定供給。

王強也說，確實存在“提前教學”的情況。對於學生來說，比別人學得早、別人不會時他會了、別人課堂測試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他已經做熟了……這些是很有誘惑力的，而且一個“早學”就會帶動一片，很容易形成攀比。

此次四部委發布的專項治理通知，要求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的“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在王強看來，考慮到孩子不同年齡的接受能力、對思維成長的培養，這幾點確實應該規範、糾正，但是從具體實施來說，前兩者好辦，“強化應試”這一點較難界定。

以數理化而言，做題是不是應試？但是不做題就沒法講課了。以語文來說，很多人分不清應試和理論研究的區別，比如老師說“來，我教你考場作文框架”，這顯然是應試，但如果說，“來，我教你用‘思維導圖’構思文章”，聽起來就很“素質教育”，但在教學中其實二者差別不大。

此外，四部委的治理通知中有更細化的要求，“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學科類培訓的班次、內容、招生對象、上課時間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門進行審核備案並向社會公布。”

對此，一位培訓機構創始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些信息進行審核備案並向社會公布是可行的。但是具體到上課內容，其實監督會比較困

難，因為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比如你上報涉及了某個考點，具體的講課過程中，給學生拓展一下行不行？

2018年3月3日，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全國兩會上，回應“課後三點半”現象、補課亂象。（東方IC/圖）

火爆的培訓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吳國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根據中國教育學會公布的報告，2016年中國中小學課外輔導產業的產值高達8000億元，相當於全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江蘇省全年的財政收入。

以單個企業的增長，也能看出來這個行業迅速的攀升曲線。

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的公司“好未來”，前身就是中小學教育機構“學而思”。2018年2月末，好未來市值超過184億美元，大幅超越曾以出國留學為主業的教育龍頭公司新東方（144億美元）。

根據其年報，好未來在2010年上市後營收快速增長，2017財年營收達到68億元，較2016年增長68.3%，2012至2017財年營收增長646%。

在培訓人次上，好未來從2013年的82萬人次增長到2017年的393萬人次，2017同比增長高達163萬人次，急速擴張。

據2017年11月發布的《2017胡潤80後富豪榜》，37歲的第一大股東、董事長兼CEO張邦鑫以400億成為“80後白手起家首富”。

不僅是好未來如此，新東方集團2017財年總營收增長22%，其中，直接與好未來競爭的優能中學增長40%，泡泡少兒收入增長率超過55%。這兩項總營收已經占據新東方總營收的55%，新東方已經從一家出國留學培訓機構逐漸蛻變成針對學齡孩子的校外培訓機構。

一位曾任大型連鎖教育機構高管，而後出來創業的教育機構創始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從2000年起整個行業就開始變化了，越來越火，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加，小家庭有了剩余的財富可以放在培養下一代身上。

一般從一個家庭有了孩子開始，這個支出就產生了。在小學以前，有種類繁多的早教班、興趣班，上了學以後，仍然有興趣班、競賽班，還有學習輔導班。三年級以前，一般以興趣為主，三年級以後應試需求更多。

“現在，學生教育經費已經基本上成為了一個家庭除了房子以外的第二大支出了。”他說。

校外輔導的普遍費用是一節課200-300元，每節課兩小時。此外也有昂貴的培訓，比如音樂學院老師教鋼琴、與美國教育接軌的自然興趣班，一套課程全年花費數萬元。

王強說，“單獨看一套課程可能價格還好，關鍵是報五六門課的大有人在，這樣一年下來大幾萬就沒了。”

就教師收入而言，他透露，普通教師一般是一小時150-200元，專家更多。一位培訓機構的老師，如果每周安排16小時的課，加基本工資，稅後收入也能上萬，而且時間自由。在學校的老師每天去上班，收入也不一定高過這個水平，但是在校老師的好處是戶口、宿舍、固定假期，“在學校和培訓機構當老師，說白了就是體制內外的差別”。

求解三點半現象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讓校外輔導機構成為一些家庭“標準配置”的一個客觀原因是，小學生放學太早，一般在三點半左右，被稱為“三點半現象”。

一位曾擔任上海市教育部門領導的采訪對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的外孫也在上小學，此前三點半左右放學是常態。放學以後沒地方去，他指著家對面的馬路，“這里面就有很多培訓機構，好多大樓里都有，有的在教育部門登記了，有的沒有”。

在他的印象中，“減負”之後，每節課的時間縮短了，從前一節課45分鐘、50分鐘，後來縮短到35分鐘或40分鐘。而且孩子們在校吃完午飯就上課了。上課時間壓縮了，放學時間就提前了。

葉非也說，自己的孩子一、二年級是下午三點半放學，現在是四點多，下午在學校是自修課和活動課，如果不想參加，家長兩點半就可以把孩子接出來，在外面再排一節課。

目前，在一線城市上班的家長，罕有能在下午五點半之前到家的。這樣的現實下，校外培訓機構實際上承擔了“托管”的責任，讓孩子在父母下班前去那里學習、寫作業。

2018年3月3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開幕會結束後，教育部部長陳寶生現身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的“部長通道”，記者向他提出了“三點半放學”的問題，他表示已有25個省份發布了符合各自實踐的政策措施，並列舉了北京、上海、南京、廣西探索的四種模式，對於校外托管班亂象，則將加強相關立法予以治理和解決。

自2000年以來，國家教育相關部門先後發過不同版本的“減負令”。在上海，先後規定小學不留書面家庭作業，中小學作業控制在1小時以內，學校不得占用學生休息時間集體補課，不得隨意增減課程門類、難度和課時等等。2017年，上海奧數“四大杯賽”中的三個或停辦，或更名。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一份《上海市基礎教育“減負”問題反思報告》，這是里瑟琦智庫基礎教育委員會在調研三十余位基礎教育教師和百余位學齡段家長的基礎上形成的報告。

報告顯示，針對2017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將減負的著力點定在整頓規範教育培訓市場這件事，老百姓多數表示“不買賬”。很多人認為，學生負擔過重的背後是家長“自增負擔”，是家長為優質教育資源配置失衡“埋單”，“無奈”但“無悔”。

只要重點大學和重點高中的入學機會是稀缺的、優質民辦初中和廣大公辦初中之間存在培養標準的顯著差異，家長對孩子的自主增負就不會停止。

在一些教師看來，公辦學校教學大綱的要求已經非常低了，甚至可以說已經“無負可減”。減得越多，留給私立學校和培訓機構的空間越大。

在複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的文章《日本教育減負30年反思》中寫道，1976年開始，日本實行了一系列減負政策，包括降低教學大綱標準、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寬松教育”產生了兩大現象：私立學校一票難求，以及課外補習成為家庭必備。

當“減負”約束公立學校後，想要受到更有競爭力的教育的學生都轉投私立學校。補習方面，根據日本文部省調查，全日本中學生校外補習比例從1976年的38%上升到1993年的60%，小學生補習比例從12%上升到24%。

幾十年來，課外補習產業蓬勃發展，經過一番市場競爭兼並，構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機構把持補習產業。且不說高昂的學費，許多家長發現，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預習準備，連較好的補習學校都進不去。

上述里瑟琦智庫的報告中說，“如果需求側不發生改變，那供給側的調整僅能治標而無法治本，甚至可能會導致教育培訓市場在大規模清理整頓之後被少數幾家‘存留’機構壟斷。”

在市場需求火熱的現實下，課外培訓市場上會不會形成日本這樣的壟斷型課外教育機構，已引起不少人士的擔心。

吳國平教授在意的則是整個社會流動的通道：“教育的本意是‘教養’，但是現在全社會的教育焦慮不是為了教養，而是為了獲得更高進入社會的門檻和更多的機會。如果社會不給普通人以通道、提供更多流動性機會的話，談‘減負’和‘素質教育’沒有意義。”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葉非、王強為化名）

國常會：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加大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激勵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4月1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的政策措施，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高質量發展；決定對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獲得的現金獎勵實行個人所得稅優惠，使創新成果更好服務發展和民生。

會議指出，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既要有先進裝備作基礎，又要有勞動者素質和技能提升作支撐。按照黨的十九大精神，建立並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以促進就業創業為目標，面向城鄉全體勞動者提供普惠性、均等化、貫穿學習和職業生涯全過程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並將工匠精神、質量意識融入其中，有利於緩解技能人才短缺的結構性矛盾、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邁上中高端。

會議確定，一是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適應產業升級需求，采取政府補貼培訓、企業自主培訓、市場化培訓等方式，支持企業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全面推行新型學徒制度，對企業新招用和轉崗人員開展技能培訓。二是著力培養高技能人才，重點強化高級技師等培訓。教育部、財政部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要抓緊研究支持企業開展技能培訓、加快培養高技能人才的措施。三是對高校畢業生、新生代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廣泛開展就業創業技能培訓。促進職業技能培訓與學歷教育相互銜接。四是健全以職業能力為導向的人才評價、技能等級等制度，制定企業技術工人按技能要素和創新成果貢獻參與分配的辦法，鼓勵憑技能創造財富、增加收入。五是大力發展民辦職業技能培訓，鼓勵企業興辦職業培訓機構。六是加大職業技能培訓經費保障，建立政府、企業、社會多元投入機制。政府補貼的職業技能培訓項目全部向具備資質的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開放。七是強化培訓質量監管，對職業技能培訓公共服務項目實施目錄清單管理，完善培訓績效評估體系。用更加優質高效的職業技能培訓，打造素質高、創新力強的產業工人隊伍。

會議指出，加大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激勵，有利於更大激發創新活力，提升經濟競爭力，促進民生改善。會議決定，在落實好科技人員股權獎勵遞延納稅優惠政策的同時，對因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獲得的現金獎勵給予稅收優惠。具體是：對依法批準設立的非營利性科研機構、高校等單位的科技人員，通過科研與技術開發所創造的專利技術、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生物醫藥新品種等職務創新成果，采取轉讓、許可方式進行成果轉化的，在相關單位取得轉化收入後三年內發放的現金獎勵，減半計入科技人員當月個人工資薪金所得計征個人所得稅，減輕稅收負擔，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提速。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政策與以往有何不同？人社部這麽回應

4月23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湯濤表示，這次推出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政策跟以往職業培訓政策有七個方面不同：一是政策目標上；二是在重點群體上；三是在培訓類型上；四是在培訓供給上；五是在人才的評價上；六是在機制的創新上；七是在經費的保障上。

國務院新聞辦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湯濤介紹《關於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的意見》有關情況。

湯濤表示，職業技能培訓是全面提升勞動者就業創業能力、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提高就業質量的根本舉措，是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要求。

他指出，在下一步實施中，人社部將著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配套政策。二是發揮企業主體作用。三是狠抓工作落實。四是加大宣傳力度。

文字實錄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以往國家政策提出的是對勞動者開展各類職業培訓，這次強調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請問湯部長，終身職業技能培訓與以往職業培訓政策相比，有哪些新變化？

湯濤：謝謝，我剛才還說新聞媒體需要多關註一下職業技能培訓工作，恰好你關註的就是政策變化的問題，我們以前有職業培訓政策，不是沒有，這次推出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政策跟以往有什麽不同，我想主要有七個方面：

一是政策目標上。這次要擴展到建立覆蓋、貫穿、適應勞動者需求這樣一個職業培訓制度，政策拓展設計更加完善。

二是在重點群體上。對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群體等等，分別實施專項職業技能培訓，同時也突出強調了職工培訓和高技能人才培訓。我希望各位記者關註兩個點，就這次研究政策的過程當中，特別強調企業職工培訓，發揮企業主體作用。還有，我們現在技能人才的結構，除了人才結構本身以外，比如現在有六支人才隊伍，技能人才在整個人才當中是比較短缺的，而從技能人才內部的結構看，高技能人才又比較缺。所以我們現在關註兩個點，一個是企業，一個是高技能人才。

三是在培訓類型上。在就業技能培訓、崗位技能提升培訓和創業培訓這三大培訓類型的基礎上，這次的變化是增加了工匠精神培育和職業素質培養，還有把創業培訓跟創新培訓結合。所以我也希望各位記者關註這些變化。比如說剛才說三大類型培訓，一個是就業前，一個是崗位技能提升培訓，還有一個是創業的培訓，但這次特別強化了工匠精神的培育、職業素養的培養，還有創業培訓當中，把創業創新融合結合得更緊。

四是在培訓供給上，強化企業主體作用的發揮，要求采取政府補貼培訓、企業自主培訓和市場化培訓，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實現大規模的職業技能培訓。因為我們一直強調大規模、高質量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在研究這個政策過程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企業的培訓針對性更強，而且效果更好，所以特別強化培訓的供給。

五是在人才的評價上，我前面點到了，人才評價制度的改革是很重要的改革，這樣來激發勞動者更多地往成長成才的路上走。

六是在機制的創新上。提出了要建立職業技能培訓市場化、社會化的發展機制，包括人才評價機制、質量評估機制和技能提升的激勵機制。

七是在經費的保障上。將資金的渠道擴大為建立政府、企業、社會多元投入，通過就業補助資金、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社會捐助、個人繳費等多種渠道，來籌集培訓的資金。

目前失業保險基金也開使用於參加失業保險職工的技能提升培訓，可能有記者也關註到了，這項政策是從去年開始的，實施效果非常好，有些地方還將地方教育附加，用於職工技能培訓，比較典型的是上海。經濟發展程度越好的地方，越是用這部分經費比較多。我們說的各項工作內容最後都離不開一項保障，就是資金的投入。所以這次的制度跟以往比較，在這樣七個方面有一些新的變化。

中消協：社會類培訓領域“卷包跑路”風險正在累積

中國消費者協會投訴與咨詢系統分析顯示，今年第一季度，社會類培訓投訴同比去年增長80.12%，在各類投訴中增幅明顯，達到3579件。有關社會類培訓投訴主要集中在語言、藝術、幼教等領域。

4月26日，中國消費者協會發布社會培訓投訴情況專題報告，提出上述數據。中消協特別警示，社會類培訓領域“卷包跑路”風險正在累積，消費者群體權益受損可能性增大。

報告顯示，為了擴大培訓規模，有培訓機構通過編造教師學歷、誇大培訓內容和培訓效果等方式虛假宣傳，誤導消費者。比如虛構一線授課名師、通過率百分百、押題命中率百分百等。當消費者付費後才發現培訓機構存在誇大宣傳，進而產生糾紛。

此外，培訓行業市場準入門檻低，經營者管理水平不一，師資力量千差萬別，培訓質量參差不齊，不僅嚴重影響消費者消費品質，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引發消費者投訴，而且影響培訓行業的整體形象，使消費者對培訓消費心存顧慮。

值得關註的是，培訓行業普遍采用預付的方式收費，消費者接受培訓前購買充值卡、會員或者預付全款，部分培訓機構為了促銷課程更是推出了各種預付費算法，模式複雜，甚至跟“消費貸”等金融產品掛鉤。我國預付式消費整體監管有限，培訓機構經常以破產、轉讓為借口一走了之，損害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大多數消費者都是事後 “維權無果”、“自認倒黴”。

根據新華社報道, 2016年，僅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浙江、湖南等地被曝光的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卷款跑路案件就有十余起，涉案金額達十幾億元。見諸媒體的教育培訓機構“跑路”事件大概分為三類：一是惡性故意，以教育平臺為名頭圈錢；二是經營不善資金鏈斷裂；三是挪用預付款投資失敗。

在法院判決的社會培訓案件情況中，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21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了414件社會培訓類消費糾紛判決書，同比增長33.55%，其中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判決的案件占比分別為85.27%和14.73%。

從判決文書內容看，關於社會培訓糾紛的案件中，主要集中於三類：一是由於培訓機構資質不全、或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導致合同無效的案件；二是承諾保過培訓案件；三是由於經營不善，公司倒閉引起糾紛的案件。其中，有部分案件性質惡劣，涉嫌合同詐騙。

中國消費者協會建議，消費者在參加各類培訓時，一定要結合自身實際，首先應評估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參加培訓，避免沖動消費；其次，要考慮自身經濟實力，不要盲目趕時髦。在選擇培訓機構時，從培訓機構的資質、口碑、服務、管理等多方面綜合考慮，同時簽訂正規合同，尤其是對培訓範圍、培訓費用、退費程序、培訓時間、培訓地點等重要條款要特別留意。

如果遇到消費糾紛時，建議消費者首先應與培訓機構協商，如不能解決，應當收集好發票、合同等有關證據，向行政主管部門投訴舉報，或者向消費者協會尋求幫助。

中公擬借殼A股、華圖轉戰H股，兩大公考培訓巨頭競爭升級

在公職類考試培訓領域，華圖教育與中公教育是不折不扣的對手，眼下，兩家公司的競爭再度升級。

距離華圖教育3月份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未滿兩個月，中公教育近日也吹起了沖刺上市的號角，公司擬通過借殼亞夏汽車（002607.SZ）的方式、作價185億元登陸A股市場上市。

“一個行業一定要有競爭對手，我們希望行業有很多競爭機構來一起競爭，通過各自的智慧，給學生提供差異化服務，以此滿足學生的需求。我們希望有對手，沒有對手，就沒有壓力。”在5月16日的重組說明會上，中公教育的實際控制人李永新這樣對第一財經等在內的記者說。

伴隨著兩家公司的上市計劃相繼亮相，各自的“家底”也走向透明化。從目前來看，中公教育的營業收入規模、盈利能力等要比華圖教育略勝一籌。不過，不管是華圖教育、還是中公教育，目前最關鍵的還是誰能領先拿到上市門票。

值得註意的是，在華圖教育決定赴港上市前，曾有兩次借殼A股上市失敗的經歷。因此，有華圖教育的“前車之鑒”，中公教育此番能否沖刺A股成功，仍有待觀察。目前兩家公司不同的資本戰略選擇，究竟會不會影響到未來它們在行業的競爭格局，也依舊值得關註。

雙方實力PK

早年在步入公職類考試培訓這個市場，中公教育搶先一步。身為中公教育的創始人李永新，由於自身專業的特性以及個人有輔導學生公務員考試成功的經驗，便將創業的方向聚焦在了公務員考試培訓行業。

華圖教育的創始人易定宏則是等到2004年才開始試水公務員培訓領域。在嗅到公務員考試培訓商機前，易定宏從事的職業是圖書出版。

彼時的公務員考試培訓行業剛剛起步，但無疑，兩人都踩對了行業的風口。不過，這兩大巨頭，到底誰的實力更勝一籌？

亞夏汽車近期披露的重組公告顯示，2015年、2016年、2017年，中公教育實現營業收入分別為20.76億元、25.84億元、40.31億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1.61億元、3.27億元、5.25億元。

華圖教育在港交所披露的招股書則顯示，2015年、2016年、2017年，公司收入分別為13.17億元、18.93億元、22.41億元；年內利潤分別為2.11億元、3.40億元、3.75億元。

從業務形態分布看，兩家公司類似，收入主要依靠公務員招錄培訓、事業單位招錄培訓及教師資格及招錄培訓服務。以中公教育為例，2015年、2016年和2017年，這三項培訓收入合計占公司主營業務收入均超過 80%。

從成立至今，兩家公司不停地在市場中跑馬圈地。截至 2017年12月31日，中公教育擁有覆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319個地級行政區的582個直營分支機構。而華圖教育披露的數據則顯示，其培訓中心數量從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212家增至2017年12月31日的393家。

競爭升級

不管雙方競爭實力如何，目前最關鍵的，還是誰能領先拿到上市門票。

為了這次的上市，中公教育方面是下了“血本”的，這體現在它的業績承諾上。根據亞夏汽車與李永新等 8 名業績補償義務人簽署的《盈利預測補償協議》，本次交易的業績補償期為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業績補償義務人承諾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實施完畢後，中公教育在 2018 年度、 2019年度和 2020 年度合並報表範圍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數分別不低於9.3億元、13億元和 16.5億元。換言之，三年加起來的凈利潤累計要達到不低於38.8億元。

在李永新看來，整個公職類考試培訓市場潛力可期待。“公務員每年考試人數 400 萬人，事業單位則大概在 700-1000 萬人，數量龐大的背後，參培率卻很低，僅有百分之十幾，與之相反的是，考研去年參加人數已達到200萬人，但參培率則高達85%。” 李永新說。

值得註意的是，中公教育此番決定闖關借殼A股上市，並非沒有風險。在2017年9月之前，由於教育企業民辦非企業法人的自然屬性、非營利性的定位等政策因素，教育企業A股IPO一直是難題。同時，A股市場也鮮見有教育企業借殼上市成功的。在華圖教育決定改道港股上市前，其已歷經兩次借殼A股上市失敗的無奈。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熊丙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相比A股市場，境外上市的條件比較寬松，這也是目前很多教育企業遠赴境外上市的原因之一。

中公教育借殼上市的法律顧問北京市天元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吳冠雄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中公教育的借殼上市的計劃，在現階段法律層面已經沒有障礙。”

吳冠雄指出，2016年之前，2003年生效的“老民辦教育促進法”第66條規定，在工商部門登記註冊的經營性培訓機構由國務院另行制定管理辦法。但到2016年修法也沒有新的管理辦法出臺。這說明老民促法不適用中公教育這種培訓機構。因此在歷史經驗中，中公的經營不存在法律障礙。“這次重組，我們也走訪了中公教育相關的教育主管部門，他們對這種經營方式也予以認可。”吳冠雄表示。

2017年9月生效的新民促法，明確民辦學校要按照營利性和非營利性進行分類管理。4月20日教育部發布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如果征求意見稿出來，需要辦學許可證，我們會按照各地配套法規去申請。但很大概率不需要了。”吳冠雄說。

目前華圖教育的港股上市處於排隊等候中。有市場人士也在觀望，華圖教育和中公教育兩家公司不同的上市路徑選擇，後續會不會影響到未來雙方的行業競爭格局。

網約車平臺和駕駛員將納入信譽考核 低於3分接受培訓

6月1日起，出租汽車企業（含巡遊出租汽車企業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者）、駕駛員（含巡遊出租汽車駕駛員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將被納入服務質量信譽考核。

這項考核由交通運輸部負責指導，各省、自治區政府交通運輸主管部門負責組織領導本行政區域內出租汽車服務質量信譽考核。

交通運輸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訂的《出租汽車服務質量信譽考核辦法》（簡稱《辦法》）。交通運輸部運輸服務司副司長王繡春在今天（24日）上午舉行的5月份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辦法》調整完善了與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的頂層設計不相適應的內容，充分滿足網約車與巡遊車業態的不同管理需要，完善事中事後監管機制。

王繡春介紹，《辦法》進一步優化完善了巡遊車企業和駕駛員服務質量信譽考核指標，並將網約車平臺公司和駕駛員納入考核體系，全面提升出租汽車行業服務水平。

《辦法》將網約車新業態納入考核，明確網約車和巡遊車，均須要開展服務質量信譽考核。指標設置上，既考慮了網約車和巡遊車的共性要求，促進新老業態良性競爭、逐步融合發展；又根據網約車獨有的經營服務特征，量身定制設置了數據接入、運營服務信息公開等指標。

出租汽車行業是城市重要的窗口服務行業。攝影/章軻

《辦法》細化了出租汽車企業考核等級，對出租汽車企業考核在原有的B級、A、AA、AAA級等4個等級基礎，增加了AAAA、AAAAA等級，對駕駛員根據考核分數設定了AAA級、AA級、A級、B級4個等級。對出租汽車企業考核分值的分布設定進行了調整，加大了對為乘客提供運營服務等事項的考核分值，鼓勵企業加強內部管理，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引導駕駛員主動提高服務質量。

王繡春介紹，《辦法》對巡遊車企業從企業管理、安全運營、運營服務、社會責任和加分項目等5類共19個項目設計相應考核指標；對網約車平臺公司從企業管理、信息數據、安全運營、運營服務、社會責任和加分項目等6類共19個項目設計相應考核指標。

對駕駛員遵守法規、安全生產、經營行為、運營服務等方面實施考核，出租汽車駕駛員在考核周期內得分低於3分的，按要求接受培訓。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出租汽車企業分別建立出租汽車駕駛員服務質量信譽檔案。

根據《辦法》，出租汽車駕駛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將其列入不良記錄駕駛員名單：在考核周期內服務質量信譽考核綜合得分為0分，且未按照規定參加培訓的；連續兩個考核周期服務質量信譽考核等級均為Ｂ級的；在一個考核周期內累計綜合得分有兩次以上被計至3分及以下的；無正當理由超過規定時間，未簽註服務質量信譽考核等級的；發生其他嚴重違法行為或服務質量事故的。

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建立不良記錄駕駛員名單數據庫，為出租汽車企業提供查詢服務，並加強對不良記錄駕駛員的培訓教育和管理。

《辦法》還提出，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在巡遊車服務監督卡上標註巡遊車駕駛員服務質量信譽考核等級。鼓勵通過車載智能終端或電子監督卡等形式標註巡遊車駕駛員服務質量信譽考核等級。網約車駕駛員服務質量信譽考核等級由網約車平臺公司在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客戶端上標註。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有13萬家出租車企業，約260萬出租車從業人員。網約車統計數據不在其中。到今年2月底，各地共發放網約車車輛運輸證14萬多本，網約車駕駛員證23萬多本。

36省市國地稅領導集中培訓，王軍要求確保順利掛牌

省級國家稅務局（下稱“國稅”）和地方稅務局（下稱“地稅”）合並在即。這將直接影響80多萬國地稅系統在職人員，更間接影響億萬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

6月1日，在北京召開的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對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進行動員部署。

6月2日至6月4日，稅務總局舉辦各省局主要負責人暨聯絡督導組成員機構改革培訓班，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主要負責同誌全部參會，重點學習了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和工作要求等內容。

第一財經記者從多位稅務人員處了解到，6月份省級層面國稅地稅會正式合並。

國家稅務總局黨組書記、局長王軍在上述培訓班上要求，各省級稅務部門要切實擔起責任，樹好改革樣板，確保平穩順利掛牌，確保稅務隊伍穩定和稅收收入平穩增長，不斷增強納稅人獲得感。各省局主要負責同誌要秉持公心、躬身作為、擔當奉獻，努力營造人心得聚、人心思進、人心向上向善的生動活潑氛圍。

今年3月，《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明確省級和省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並，這將宣告分設了24年的國稅地稅將成為歷史。但由於這次國地稅合並涉及了中國十分之一的公務員，並且直接涉及地方政府直接利益，因此改革難度較大。比如，機構合並後機構合並後龐大人事財務如何平穩過渡？國地稅合並對地方財力有何影響？稅務總局與地方雙重領導機制如何建立協調？

在上述會上，稅務總局黨組成員、副局長於春生強調，各省局有關負責同誌要進一步加強學習，增強改革本領和破解改革難題的能力；要壓實責任、強化擔當作為，堅決貫徹落實各項改革要求。

為了確保《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各項改革任務落地，稅務總局加強了聯絡督導工作。

王軍要求，各聯絡督導組要扮演好聯絡員和督導員“雙重角色”，發揮好上傳下達外聯、調研協調督進、保時提質增效等“多重作用”，確保改革平穩有序高效開展。

於春生表示，各聯絡督導組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持之以恒勤學習、履職盡責做工作、嚴明紀律守規矩，積極推動省局改革任務落地見效。

上述培訓班上，稅務總局總會計師王陸進就聯絡督導工作進行了培訓輔導，詳細解讀了聯絡督導工作機制的組織架構、工作職責和近期重點任務等內容，並就做好相關工作提出明確要求，用強有力的聯絡督導確保改革任務圓滿完成。稅務機構改革綜合、人事、財務等8個工作組有關負責同誌分別就機構改革有關內容進行了培訓講解。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範子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有些地方在國地稅合並之前，突擊提拔一批地稅幹部。一位稅務人士告訴記者，國地稅合並後本來人員就較多，但有些地方在合並前拼命往地稅局里調人。

前述培訓班上，中央紀委駐稅務總局紀檢組組長、稅務總局黨組成員張敏強調，要從講政治高度充分認識嚴明機構改革紀律的重要性，認真組織學習、進一步細化紀律要求，嚴格執行機構改革紀律。要把加強對機構改革紀律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作為履行主體責任的重要內容，充分發揮紀檢監察機構作用，加大監督力度，堅決查處機構改革中的違紀行為，嚴肅問責。